当年沮授对袁绍陈说争霸天下之计时曰：“将军……济河而北，勃海稽服。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埽；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现在我们撇开袁绍用人等方面的失误，来分析一下“据河北以争天下”的战略，分析一下这个战略所依恃的条件，和实践这一战略所需要的一些本质性因素。冀州处华北平原，土地肥沃，在东汉时期，这里是世家大族的聚居中心，是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地方之一。三国志云：“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冀部强实。”再从地理上讲，冀州西靠太行，南倚黄河，进取中原十分方便。且冀州北连燕代，有马匹可以组建骑兵。袁绍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从条件上讲，以冀州为争霸天下之资是没有问题的。当年光武帝刘秀就是以此为基地，扫平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天下的。但为什么光武帝成功了，袁绍却失败了呢？其实从冀州的地理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冀州地处大平原上，基本上是无险可守的。其西边的太行山和北边的燕山，都无法起到屏障作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或其他政权都可以跨越两山直冲而下。而南边的黄河因水量小，远远无法与长江相比，基本上不构成障碍。所以对于冀州的割据势力来讲，它必须凭借起经济、军事势力采取进攻策略，如果在战略上采取守势的话，最终一定会被其他割据势力灭掉。当年光武帝之所以成功，因为他从起兵开始，就志在天下，取河北做基地，是以其作为进攻其他地方的跳板，而不是想在河北割据自保。而袁绍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在起兵之初，是先做了割据的打算，并没有明确的统一天下的目标和战略。曹操与袁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就前途问题，曾作过对话，袁绍以为：“吾南据河(黄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而曹操则认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因为袁绍开始的目标是割据，所以他在进攻董卓时并不卖力。而一旦在冀州稍微立下脚跟，就迫不及待地分封他的三个儿子及女婿高干各占一州。分封的举措最鲜明地体现出袁绍的目标只是为了割据一方。袁绍所占据的冀州与曹操所占据的中原在地理特性上是一致的，都是利于进攻，不利于防守。曹操所谓“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正是深刻把握到自己所处位置的内在特性，而采取了正确的战略。也就是说，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你必须通过调动人的因素，有效地把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组织起来，在不断的进攻中才能生存和壮大。袁绍所提出的“南据河(黄河）”，而河不足据；“北阻燕、代”，而燕代无以为阻。如果是想据守而不进攻，“戎狄之众”只将成为威胁因素，而不是可利用因素。由于袁绍只想在河北割据自守，其兵将也对地理条件有依恃之心，所以在官渡之战时，当这些兵与将离开了其所守之地，便一下子失去了依恃，面对曹操习惯于流动作战的虎狼之师时，便难以摆脱溃败的命运了。   

    公元260年，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皇帝为捍卫自己的权 力、高贵与尊严的最惨烈的一幕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曹髦拔剑升辇，自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数百人击战鼓，出云龙门。行至东止车门，遇司马昭亲信贾充于南阙下，曹髦自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贾充一看急了，对帐下督成济兄弟说：“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有种乎？何不出击！”成济应声，“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刀锋穿透了曹髦的前胸后背，当即倒下。这位被称为“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年轻皇帝终以这种极为罕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20岁的年华。（注：高贵乡公之绝烈事迹，正史未载，主要见于《汉晋春秋》）    曹氏一族是有一些英灵之气的，从曹操的雄才伟略到曹植的才思横溢，他如曹丕之政略文才，彰之武勇，昂之忠孝，皆为一时之选。数传而至曹髦，就如同天际最后一抹斜阳，集数代之英气，辉煌壮丽。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鉨，德音宣朗。罢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才同陈思，武类太祖。”这实在是一种极高的评价。    我们来看一看曹髦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使钟会作出如此高的评价。　　继魏帝曹芳被司马师所废、“归藩于齐”后，曹丕嫡孙、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改年号正元。这一年，曹髦才十四岁。虽然正值少年，但王室的变故、宫廷的争斗以及曹氏势力的日趋衰微，已使曹髦过早地告别了天真烂漫而显得成熟和世故，史称他“才慧夙成”，“有大成之量”。曹髦初入洛阳时，群臣迎拜于西掖门南。曹髦见此阵容，赶紧下轿回拜还礼。礼宾官员从旁说：“按礼仪，君不拜臣。”曹髦应道：“我现在也是人臣啊。”进城至皇宫止车门，曹髦规矩地下轿步行，左右说：“你有资格坐轿进去。”他答道：“我受皇太后征召而来，还不知要做什么。”遂入至太极东堂，拜见太后。曹髦这些谨慎而得体、大方而稳重的举止，赢得满朝喝彩，“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但开局的告捷并不意味着坦途和顺利。曹髦深知自己登基于日薄之际，行事于危难之间，面对急欲纂 权的司马家族，他深感这只是宫廷政 治较量的开始。为了挽回颓势，重振曹氏声威，曹髦颇有心计地展开了一些拉拢人心的工作。即位不久，“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 枉失职者。”同时，他自己率先垂范，“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曹髦还多次下诏，对那些战死的将士和饱受战火创伤的地方，表达哀悼和安抚之情。 　　曹髦的这些动作自然瞒不过有心有识的人。一些忠于司马家族的大臣看出曹髦的“权道非常”，建议司马兄弟“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司马兄弟心知肚明，越发加快了篡魏步伐。在他们的威逼下，曹髦不得不先后赋予司马兄弟“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等特 权，以至“复进大将军司马文王位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司马兄弟政 治待遇几达顶点。    然而，处于守势的曹氏集团并未一味消极，也曾对处于攻势的司马氏集团发动反 击。如：正元二年春，忠于魏室的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 抗司马氏。在被司马师率兵镇 压下去后，曹髦又抓住司马师病逝于回师途中的时机，以“东南新定”为由，命奔丧的司马昭留镇许昌，而让尚书傅嘏“率六军还京师”。但这一企图也因司马昭“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而破灭。　　一方在狠逼，一方欲死保，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你死我活的斗 争关系终究要以激烈的形式爆发。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近臣商议：“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当时司马氏权重日久，且兵权在握，曹髦虽然贵为皇帝，却无兵无权，曹髦要讨司马昭纯粹是以卵击石，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尚书王经劝道：“权在司马，为日久矣；满朝文武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皇上宿卫空阙，兵甲寡弱，有何恃仗？不如放弃。”王经对于强弱之势的分析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但曹髦断然拒绝了这一明智的劝告，“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曹髦在采取这种激进的行动时也知道自己的本钱贫乏，唯一的资本就是“皇帝”这张牌。我们若进行分析的话，可以看出他心里可能还存有一点点侥幸，所以会说出“况不必死邪”的话。他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并非完全不可理喻，因为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中，虽然也发生过由于政 权旁落，年幼的皇帝被权臣废立的事情，但还没有权臣敢直接把皇帝杀死（春秋诸侯不算皇帝，皇帝是从秦始皇开始）。因为皇帝作为天子，对于百姓及兵士来讲，是赋有来自上天的神圣光环的。如果兵士不敢向皇帝动手，再厉害的权臣也是有可能失败的。但曹髦错误地判断了时代精神状况，没有料想到贾充、成济等爪 牙之士已经完全不再受汉代以来天命论的束缚，根本不再畏惧皇帝的天命权威，举起屠刀的手决不手软，于是，文章开头的壮烈一幕就这样上演了。    其实曹髦本人之所以做出这种绝烈的行动，也是与其背后时代精神的影响有关的。正始（魏齐王芳年号）前后，正是魏晋玄学的兴盛时期。魏晋玄学抛开汉代礼教思想的束缚，从《老子》尤其是《庄子》中吸收道家智慧，回归个人的自然本性，崇尚率性而为，标榜达观放旷。在这种向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过程中，礼教所依附的天命论也开始受到置疑。人们不在相信天定的命运，个人依其不愿受束缚的本性开始向天命提出挑战。曹髦的悲剧在于他只想到自己不愿接受傀儡皇帝的命运，要向那个不可能的天命提出挑战，他却没有想到其他人也已经不再受那个天命的光环的约束，他所凭借以作出赌注的唯一的底牌已根本没有效力，也便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也或许，曹髦已经清楚地看明白了自己必然失败的命运，他之所以选择这条必然失败的路，就是要用自己的死来找回一点生命的尊严，在他眼中，这种生命的尊严远远高于肉体生命本身的意义。因为在那样一种束缚中活下去，他会认为比死去还要痛苦。过去的史家曾批评曹髦“轻躁忿肆，自蹈大祸”。这是因为后来的史家已经无法理解曹髦那个时代的氛围与心境了。曹髦选择了一种壮美的玉碎，也不愿再忍受那种他本性无法接受的生命屈辱。注：本文部分史实论述参考尹韵公《曹髦的勇气与胆识》一文，摘自《光明日报》。

关于吕蒙袭占荆州对东吴之利弊及该事件对三国局势的影响，自古争论多矣。我想就东吴士人的精神倾向谈一下袭占荆州事件发生的必然性。 在魏蜀吴三方割据势力中，东吴从立国精神上是最具有地方性的。曹操与刘备都宣称自己代表或继承了汉之正统，其政权合法性基础便与统一之诉求密不可分。他们必须努力或至少表现出是在努力争取国家统一，才能显示他们对汉之正统地位的继承，进而才能以此赢得人民的认同和部下的效忠。“统一”便成了他们摆脱不掉的鞭子。正因为有这个鞭子，曹操即使不习水战也要进军赤壁，诸葛即使民困国乏也要六出岐山。 而对于东吴来讲，其政权基础主要来自于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对于江东世家大族来说，他们的最大利益是自保以求安定。东汉末年黄巾之乱，江东地区受到的破坏最小，其世家大族的势力也保存得最为完好。在黄巾之乱中，北方的世家大族势力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是行伍出身的下层军阀对政权的影响最大。但在江东，世家大族仍牢牢把持着地方权力。他们与孙吴政权之间是同构互保关系，而东吴军队很大程度上是世家大族的部曲性质。东吴朝廷必须小心维护他们与世家大族的合作关系，才能够有效调动军队，也才能够有效维护这个政权。 对于生活仍然安定的江东大族来说，他们不在乎忠诚于哪个朝廷，只要能给他们一份安定生活的保障他们就都会支持，所以当曹操凭借军威之盛而南下时，不少人认为归顺是最明知的选择；但同时他们对北方的军阀势力心存疑虑，尤其是看到曹操与诸葛亮皆以法家思想作为执政依据（本人在其他文章论述过），担心自己的利益有可能受到损害。因此，在北方战乱还有未定因素之时，他们最希望能够扶持一个体现自己利益的政权，并且使这个政权尽可能实现自保。而实现自保落实到国家战略上，就特别强调对地利优势因素的占据。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把安全感建立在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理天险上，而不愿意寄希望于他们认为难测其心的与刘备的联盟上。 因此，他们的国家战略必须是争取占有长江天险，“极长江之限而有之”。荆州位于东吴上游，是东吴防守上最大的软肋。并且荆州可以训练水军，而水军是东吴防守的另一大凭借。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吴统治集团必将会把攻占荆州作为国策，当出现他们认为稍纵即逝的机会时，他们也便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了。  

    诸葛亮和曹操在三国演义中，一个是大忠，一个是大奸，是对立的两极。但从史实而论，我认为，三国时期真正与诸葛亮具有可比性的就是曹操了。    从外在的因素讲，诸葛亮与曹操做的都是大汉的丞相，两人都有强烈的意愿要实现统 一，并都切实付出了努力和行动。两人都切实控制着其所在的朝廷的大权，都具备废掉皇帝自立为帝的条件，却都没有去做这一步，而是执臣节以终。从内在的因素讲，两人施政的主导思想都是法家思想，及峻法督责臣下。以下详论之。    一、统 一之意愿与努力。汉末从董卓之乱起，各军 阀势力割 据一方，有的是聚土以自保于乱世，如刘焉、刘表等；有的是乱世纵横，军 阀劫 掠，如吕布、李榷等；有的欲闯出一番功业，千古扬名，如孙坚、袁绍、刘备等。以上所说这些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混一宇内的念头，但即使有，那也不过是他们个人私欲的膨胀或作为个人功业的极至表现而已，他们并不把统一本身当作最高、最重要的目标去追求。只有曹操与诸葛亮是真正把统 一当作最高的目标去追求，并冒着巨大的危险和牺牲去努力了。    赤壁之战前，曹操不可能不明白自己的弱点，急于进兵正是因为他心目中把统 一看得很重要。而即使赤壁失败后，他也并没有放弃统 一的努力，那时侯他的权势已经没有人能够动摇，也就是说，如果他纯粹为个人考虑的话，他根本没有必要再冒险进兵。诸葛亮的情况同样如此，以蜀地之险要，他当然明白防守是最有利的。他之所以六出祁山，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为统 一大业尽上自己的一分力量。    二、权倾朝野而终执臣节。诸葛亮与曹操都深刻明白纲纪对政 权稳定性，进而对社会稳定性的重要作用。纲纪在汉魏之际最重要的维系便是君臣之节义。汉朝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只要汉皇帝依然是刘氏子孙，他就依然继承着汉王朝的政 权 合 法性基础，绝大多数老百姓就会认可一个中央朝廷，野心阴谋之势力若欲独 立割据，就没有名义，也就有所顾忌。如果汉帝被废，他姓称尊，必将导致割据蜂起，战乱不息（后来曹丕废汉帝时，之所以没有更多反叛割据，是因为这时一个新的政 权已经建设完成并控制北方主要地域，而不同于曹操时有那么多割 据力量）。刘备、刘禅政 权在名义上依然延续了汉王朝，诸葛亮所面临的问题与曹操类似。诸葛亮与曹操在这里所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顾全大局之心。    三、行法家之术以救汉之弊。汉政之弊，在于政宽而纲纪废弛。政宽而豪强大族霸占土地人口，土地兼并严重，朝廷不能制止；纲纪废弛而皇纲不立，外戚宦官弄权，党争迭起，政 治遂至于无可救药。当时欲救此弊，最要者为行法家督责之术（此观点参考吕思勉所著《秦汉史》）。魏武帝诸葛武侯皆深知此意。    任何社会都有一个官 僚系统，法家之意在于认为统治者要作为法的意志的体现者，要与整个官 僚系统站在对立面上，严行督责，不容其宽殆。曹操之行法家之术，不仅体现在他对孔融等恃才傲物的儒生坚决镇   压，也体现在他带兵时，即使是自己的亲信兵将，一旦违法，也严惩不迨。如《三国志·于禁传》云：初，黄巾降，号青州兵，太祖宽之。故敢因缘为掠。禁怒，令其众曰：“青州兵同属曹公，而还为贼乎!”乃讨之。后来曹操大大表扬了于禁的这次执法。关于诸葛亮之行法家之政，陈寿的评论已非常鲜明地点出了这一点，其云：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对以上三点，又分别要有补充说明：    就第一点和第二点来说，诸葛亮与曹操虽然都尽力欲实现统 一，并且终身对汉执臣节，但他们并不是抽象地忠于汉王朝。    对曹操而言，他不废汉献帝以自立，是因为这样（以丞相身份挟天子以令诸侯）对自己最有利，一来是本势力内部有很多人是因为忠于汉而才为他曹操作战的，如果曹操称帝，内部肯定会发生叛乱，自己力量被削弱不说，说不定还有生命危险（虽然可能性很小）。二来从对外讲，只要汉献帝还在，这个政权就比孙权和刘备的政权有更强的政权合法性，出兵讨伐就师出有名，还可以以汉献帝的名义分封对方令其听命（这一招曾经对吴用过）。如果这些有利因素失去，或变得不再必要，曹操完全有可能废汉称帝。所以我不认为曹操是汉的忠臣，虽然他在客观上对汉王朝功大于过。    对诸葛亮而言，他也不是忠诚于汉王朝，而是忠诚于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是忠诚于刘备的王朝。因为如果他是忠于汉的话，早年就应当积极为汉王朝解决问题，而不是隐居。当时曹操还绝对没有叛汉的迹象，诸葛亮不可能预见以后的历史。再说，刘备在到新野前，也是朝秦暮楚，其行动无法表明他就是汉王朝的忠臣，而最多是一个欲在乱世建立功业的枭雄。还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诸葛亮最初为刘备提出三分设想的隆中对，完全是为刘备个人所设计的谋略，而不是以汉王朝天下为出发点。后来诸葛亮控制朝政大权后，并不废掉刘禅，同样一来是因为蜀汉的许多将士所忠诚的对象是刘备，诸葛亮并没有把握使他们都忠于自己；二来是因为若废刘自立的话，对外出兵就完全没有任何名义了，将士也不会听命，自己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功业。    就第三点而言，行法家之术是需要有很高的政治智慧的，因为申韩之术要求密藏于心以驾驭臣下。诸葛亮和曹操本人都有非凡的才华，能够靠个人的才能平衡各方面的力量，把握好法令之度（中国法家的法是要靠统治者去行的法，特别讲究一个度，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他们的继承者都没有他们那种政治才能，这就出现了两种情况：    诸葛亮死后，费礻韦、蒋琬、杨仪、姜维之徒继续奉行法家之术治国，对外更是持续用兵，终至于“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薛羽向吴主孙休所述在蜀见闻）这并不是说法家申韩之术是错的，因为在诸葛亮在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三国志》）法家之术必须有相应的人才能行之，诸葛行而能使吏治、风化肃然，其继承者无其才而行其政，结果就是政治黑暗，国土凋敝。此称无可奈何之结果。    曹丕是聪明的，他知道自己没有父亲的才能，无法靠父亲那一套继续维持统治，所以他改弦更张，先废汉帝以自立，如此将导致的不良影响他是清楚的，这意味着对外将丧失对吴蜀的政权合法性优势，意味着对外不再可能有大的进取，同时对内要面临小股反叛。但称帝的好处也是巨大的，这意味着他不需要像曹操那样凭密藏于心的申韩之术来驾驭臣下（曹丕做不到），皇帝称号的本身便能赋予他绝对权威，使他能够控制这个政 权，而这一点又是最重要的。再说，经过父子两代的积累，魏政权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实力，而不再像当年曹操要面对那么多的割据势力。曹丕的另一项变革是采纳陈群的九品中正制，把自己的政权重新建立在世家大族支持的基础上，而不再像曹操那样对士族采取打 压的政策。内政措施上由曹操的严又回到汉朝的宽。    曹丕这些措施的结果，一方面使曹魏政 权得以延续，但另一方面是对内和对外都削弱了这个政 权的力量，对外不可能有大的进取和扩张还是次要的，对内施政之宽培养了司马氏这样的权势家族的力量，而禅让之行也同样为自己政 权的灭亡提供了范本。真不知是该为其幸还是该为其哀。

    关羽的一生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他的一次投降和一次不降，有意思的是，这两次截然不同的选择都被后人成为“义”，从这里可以探究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深奥之处。    读到一篇《关公：中国百姓最后的精神偶像——漫议关羽从人到神的嬗变》，作者孙昌宇（见大话三国网站之原创三国），洋洋洒洒三四千字，讲了老百姓需要一个精神偶像，讲了统治阶级对偶像的利用，但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讲明，为什么是关羽而不是别人成为了“武圣”这个偶像，百姓和文人想象力的最初根据是什么？    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关羽自身其实并不完美，他的目空一切，刚愎自用，目光短浅，心地褊狭。勋业也十分寻常，作为山西解良区区一介贩夫走卒，遭逢乱世，际会风云，与那个以”复兴汉室“为号召的刘备相识，在那群雄逐鹿之时，同甘共苦，南北转战，最终作了一个刘备自封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蜀汉“前将军”和“汉寿亭侯”；终其一生，除了与刘备一起经历了无数艰难困顿，颠沛流离之外，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蜀国主将，他平生的战绩也只有建安24年樊城之役降于禁擒庞德那一次最为辉煌，即便是这次胜利，某种意义上也得益于一场大水的帮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羽并未给人们留下什么深刻美好的印象，关羽头上开始亮出“神”的光环并被多数人多接受，大约发生在北宋时期，关于这一点，当时的《三国志平话》以及类似的民间传说野史之中可以寻到踪迹。孙昌宇的文章中提到，如果从史籍上去追根溯源，有一句话才是后来的人们神化关羽时借以生发和附会的重要史乘依据。北宋学者司马光在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里，赫然用了十分醒目的一段文字，他写道：“……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孙昌宇认为是“威震华夏”的评语使后来一些喜好穿凿附会借题发挥的人们便以此为依据，把关羽“树”成了顶天立地叱宅风云的大英雄。我认为，这最多是人们开始神化关羽的一个表现，而决非最初依据和原因。那北宋时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和背景使关羽被神化的呢？    北宋时期，伴随着欧阳修在文学上提出古文运动的同时，在思想界，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运动，这一时期的儒学被称为新儒学或宋明理学。关羽形象的主要塑造者罗贯中主要是受宋明理学影响的，宋明理学是儒家在特定时代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儒家观念中，“义”是由“仁”生发出的第二序的理念。仁的本义为通（训“麻木不仁”），理念意义为个人与他人、进而与天地万物通为一体，感同身受，由此而生发出爱人、恻隐诸涵义。“义”，孟子说，“义者，宜也”，义是仁的理念向个人责任之落实，是个人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根据具体情况来实践仁的一些相对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仁是通一不二的，义就分化出诸多道德条目，忠、孝皆是“义”的具体形式。    在“义”的层面，由于针对不同对象各有要求，便会产生道德冲突。当发生冲突时，便要根据仁来调适，这时才显示出“义”的本真涵义，仁在明代王阳明哲学中被训为良知，是更加个人化和切近化了。古人常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语，是讲，这时必须要个人作出抉择，本于真正的“仁”在发生道德冲突时作出抉择便是真正的“义”，大义。

   《后汉书》记载：“灵帝时，日数出东方，正赤如血，无光，高二丈余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其占曰，事天不谨，则日月赤。是时月出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数矣。”    区野鹤称，从文字上看，这颇有可能是一次对飞碟的目击实录。我认为得出这个结论是有点牵强的。我的意见是认为，这是 一次星体活动的天文现象，很可能是白矮星爆炸（我看过相关书，但现在记不清了），前两天凤凰卫视一个科学节目还讲到中国古代有白矮星爆炸的记录。再就是有可能只是一次大气层的不正常现象（解释见下）。    科学方面希望有专业人士指教一下。但仅就文字讲，老鹤的解释还有些问题。1、“日数出东方”。这里的“数”，是“数次”的意思呢还是“数个”？这里“数”读shuo，就是“数次”的意思。古人对巨大的星会称为“日”，但从来未把不明飞行物称为“日”，因为二者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距离感上也非常不同。因此，这里讲到的“日”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不明飞行物”显然不是同一个意思。2、“正赤如血，无光”。由于我们看到的星体都是通过大气层而看到的。我们有这样的体验，比如当发生沙尘暴时，太阳昏暗呈黄红色。大气层的非正常变化，就会使我们看到太阳“赤如血，无光”。不能直接说这就是飞碟的颜色。3、“高二丈余乃有景”。景就是影子。说的是“日”升起高二丈余，才能照出别的物体的影子。而不是说那个“日”本身的影子。4、“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且”是“将”的意思。并不是说“飞碟在飞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着相同的高度。”如之，是 说像它升起时那样（颜色及日影）。5、“是时月出入去地二三丈”。既然前面说的是“日”，这后面说的“月”跟前面所说，很可能不是指同一个东西。得出结论“说明这次飞碟的活动时间比较长，从白天一直延续到夜晚”，是不合适的。如果月亮也这样，要么是这次星体活动影响到了大气层，要么是大气层本身的不正常活动，使月亮看上去也这样了。

    首先声明，我不是历史考证家，我只依照我的知识体系做大体的分析，力求写出一点别人没写到的东西，在细节上不讲求面面俱到。    在中国历史各朝代中，东汉是一个社会自治程度非常高的朝代，这体现在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维系体系等多个方面。汉代虽然在宣传上推崇儒术，但对于历代皇帝，特别是很多参与执政的太后们讲，黄老之术一直被实际奉行着。黄老之术不主张君主过分作为，强调保留社会自然存在的习俗和关系。尤其到了东汉，豪强地主势力强大，这也意味着国家（政府）并不负担太多的社会责任。汉代推崇像汲黯这样无为而治的官吏，即所谓循吏——与酷吏相对。    国家的无为而治和社会的相对自治意味着在正常年份，老百姓因为负担较清，生活并不是很艰难；但这同时也便意味着整个社会对天灾的反应能力较弱，一旦某些地区发生灾害，很难及时组织调运救济。需要指出的是，东汉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庄园式的自己自足，商业极不发达，某地发生灾害时，也不可能依靠商业的流通来缓解灾情。所以东汉时的百姓生活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非常大。    汉代盛行的又是五行灾异天命论，把天灾主要看作政治行为的后果，而这里的政治行为又主要是看其合不合德行，因此朝廷和当政者们不是想办法去积极应对天灾，而是发生天灾时就检讨自己的德行，发个罪己诏或辞职谢罪。    我这里想论证的是，东汉政府对于自然灾害的不作为并不能一概认定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使然。    另外关于气候，从长时段看，中国历史有周期性的冷暖。相对暖的时期，气候变化不激烈，水旱灾害少；而相对冷的时期，水旱灾难较多。几个相对冷的长周期都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也就是说，相对冷的时期，游牧民族的草原游牧环境恶化，逼迫他们南下寻找新的牧场，导致他们一波一波侵入汉民族的农耕区。战国后期、东晋南北朝、南宋、明末，都是处于冷周期。    在西汉和东汉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气候条件是相对较好的，水旱灾害比其他朝代都少得多，汉代的无为自治方针对社会是有利的，人口在两汉时期有了较大增长，到东汉后期，人口大约有一亿（有待于更深入资料证实）。经过三国西晋的战乱，人口不足一千万，记录在册人口还更少，是因为迁移与隐瞒人口的因素。

    首先指出，我所谓士人不是指世家大族，而主要是精神意义上的，以秉持儒家思想为主，《论语》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章），所谓“仁”就是一种因体验到个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后自觉地承担起“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    我前文已经论述过曹操对待士人，并非以士人来对待他们，而主要是作为谋士在利用他们，若其中有人表现出士人的作风，对其政权挖苦讽刺，曹操一般都会将其除掉，如孔融、崔琰、弥衡（借刀），甚至曾立大功的荀文若最终也是被逼郁郁而死。    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士人的生存选择角度看。个人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孔子讲的“中庸”之中，应理解为四声“击中目标”的中，也就是说根据时代和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当的行为方式，但选择也不是无原则地纯依个人之好恶，“庸”是庸常，是指符合从整体利益出发的根本常道。    孔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旧的道德规范已经开始解体，新的道德规范尚未确立的时代，持国者皆以武力为尊，以权谋相尚，即使讲论道德者，也完全是利用道德教条为政权服务，如司马炎“以孝治天下”，钟会以有损名教为由杀害嵇康。    孔融是率直的，并且因为出身世家，难免有一点恃才傲物，他进入朝廷之言论议事从来不阿权贵，《后汉书》云：“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中官”就是宦官，十常侍为恶是朝廷最重要的问题，孔融议事直指问题核心。后来“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荅，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我认为孔融的行为主要不应当从个性和出身上的“恃才傲物”来理解，而应当主要从士人的在作出生存选择时，常常为承担自己“天下己任”的责任而不顾个人之荣辱安危的角度来理解。    任何人都必须在显示中作出选择，有时士人无法“最好的”，而只能选择“最不坏的”。“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袁﹑曹争胜之时，孔融明白他们都是在为了个人利益在争夺势力范围，虽然自身无力协扶汉室，只能选择中立，希望以自己有限的力量保存一片汉家土地。    及青州为袁谭攻破，而后献帝都许，虽然曹操擅权，毕竟名义上还是汉家正统所在，故来到许昌，“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朝廷提出正确的建议。    后来曹操不臣之心日益明显，孔融开始是提出劝戒，而并非像祢衡那样嘲弄曹操，甚至当祢衡弄出那些事之后，孔融还出来打圆场。在孔融心中，曹操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只要他的行为还能够在一定的规范范围之内，就应当尽力去匡正他，改善他。再到后来，当孔融明白那些劝戒已经没有用时，他也开始讽刺曹操，这种讽刺体现的是内心的一种绝望，也是一种表白，表白自己与这个内部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的政权决非同路人，更不可能再为这个政权服务。    所以，当“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时，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这已经是一种讽刺和义愤的直接表述了。孔融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这些，他也看不到任何其他（他所能做到的）改善的可能。作为一介文人，当他意识到，他所做的工作如果只能增强一个他认为是恶的政权的力量，他只能用他绝望的表白作最后的抗争。    孔融后来被曹操找了一个很小的理由杀掉，实际上是孔融自己“求仁得仁”。孔融在最后的日子里，还有一段清闲的时间，史载“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孔融对自己可能的结局已经非常清楚，聚友饮酒，是对时代的绝望，也是对生命的依恋。

    孔门弟子者，复姓孔门，名弟子，齐国北海郡人士，孔子二十世徒孙也。    孔门弟子幼有异才。年两岁，初学语，母负其赴庙会。于人多处辄曰：“人山人海，无规则何以成方圆？”于人少处辄曰：“人情冷淡，窥一牖可以见炎凉！”有许子将者，视该儿始而奇之，再而叹之，终而敛容曰：“此子治世三公不让，乱世头破南墙，终能名垂万方。”    孔门弟子出身没落贵族世家，其父因出身地主遭抄家，怀才不遇而愤世疾俗，弟子亦颇染家风。弟子七岁就村塾，在同辈学童中为翘楚，及考县学，五百学子中列第一，又三年，以县学状元入京师太学。    弟子于太学时，恰逢国学热，初识孔门大义，弟子推书而叹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此诚安身立命之学！”遂弃政治学而入哲学门，以接续千古绝学为己任，遍阅中西哲诸书，求解宇宙人生之奥秘。及入哲学门，又悟时代精神已变异，当文化精神分崩离解之时，人人以经济为务，学问退守书斋，空守旧文无裨政教变革，遂弃哲学而投身媒体，于新郎四年南下广州，欲打出一片新天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蜀汉政权因强调对汉的继承性，造成两个影响：一是从国策上使北伐成为必然（或说不得不然），因为以继承汉中央政权作为立国精神基础，必然不能局限于蜀地一隅，这样你就无法向人民交代，无以号召人民，无以向人民说明你凭什么统治这里，无以获得士人的支持。这里暂不考虑从军事角度讲北伐是以守为攻，或从个人道德讲北伐是诸葛亮“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个人奋斗，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两者都应统一到上面所论的时代精神和立国精神上去。    第二个影响是，蜀汉政权在吸纳蜀川本地人才方面终究不是十分成功。蜀汉人才可分为三部分：原从人马、荆州士人、蜀地士人。刘备时，以原从人马为主，诸葛亮执政的蜀汉，主要依靠荆州士人。蜀地士人一直没有成为政治主角，撇开个人因素及党争因素以外，蜀汉立国精神不以蜀地为根本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国时代为何英雄辈出    兼回应太师等人关于刘备、吕布品评的争论    任何历史的视野或观点都无法摆脱解释学的循环，即我们看到（或了解）的“历史”总是透过无数叙述者（带着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有色眼睛）解释得来的间接信息。即使是建立在无数重叠叙述得来的“基本事实”基础上作出的对历史人物个人的品评，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正反两方面的论调各有其道理。如刘备到底是虚伪的收买人心还是真正地关心人民，还是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单单根据有关于刘备的“史实”，我们是得不出结论的。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及历史时代整体性的把握之上。    三国是怎样一个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有人说，乱世出英雄。乱世就一定出英雄吗？五胡乱华，十六国纷争，乃至五代时期，为什么就没有留下多少千古传诵的英雄？    英雄是什么，怎样才算是英雄？人，（从哲学角度）分析地看，可分为三个层次，与肉身、现象界关联的感性层次；在抽象世界建立体系的知性层次；居于两者中间并起动力统摄作用的意志层次。感性层次属分疏的现象界，关联于作为个体的肉身；知性层次体现整体性（故知识可在个体之间交流与传播）；意志层次沟通整体与个体。    在精神演进的历程中，当代表整体性的知性在个体中逐渐成熟并外化形成为将个体组织为整体的制度体系时，人类进入历史（此义颇深，须体味）。落实于中国，即为夏商周。但此制度是未经反思的制度，制度现实化后必走向僵滞，当它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生命力的要求时，便为其所冲破。这是因为当制度现实化进而僵滞后，它便不再能够代表整体，这时整体便经由个体的意志来体现，个体依据其所把握的整体在现实中重建整体秩序。就这一点而言，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与三国时的英雄并无不同。只是先秦诸子是知性层面，而三国英雄是在意志层面。    三国时代是作为意志的个人第一次觉醒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东汉末，礼教已流于虚伪，那时的人都是意志的人，而非道德的人，知性降格为权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时代背景，我们才能够对人物作出判断。所以刚才太师《闲谈几句刘备的人格魅力》讲刘备意志坚定、待人宽和、胸怀大志、百折不挠，这些意志层次的论述是准确的，但他的一幅道德面孔完全是罗贯中等后来的叙述者的重构，在刘备本人，道德是作为一种权谋在运用的。同样，曹操、吕布等人也并不邪恶，只是英雄气的更本真体现罢了。

这里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从我在这个坛子发我在网络世界第一个帖子算起，四年多过去了，走过许多风景，经过几多风雨，昔日的同学少年如今已经磨平了棱角。现在浏览各论坛，轻易不发帖子了，也许是少了当年的热情，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无力，也许是看惯了纷纭盼望一份宁静。    在媒体圈子里摸爬滚打，如今到了自己要建设论坛的时候，才发现许多的灵感依然关联着这里，三国论坛如同我的初恋，为我以后的感情奠定了基调。怀念龙虎榜，怀念割据争雄图，于是禁不住又回来看看。看到当年的龙虎榜依然在那里，而熟悉的名字专门制作了专辑挂在边上，让我感动。    熟悉的名字已经不多了，马军卫队长、秦风，还又阿飞，似乎依然那么活跃，真让我羡慕，羡慕他们的热情，感动于他们的执着。三国论坛是从游戏开始的，但从来就没有停留在游戏，历史篇章、性情文字、三国小说，当日文采飞扬的我们，在一片本来贫瘠的土地上，经营了一个丰饶的家园。为了这片家园，邪恶董卓、张一剑、马队长，他们付出的心力是最多的，而中途退场的我一直觉得无言面对他们。旧日一起唇枪舌剑的战友，随着岁月的逝去，渐渐也在人群中流失。就如同流水冲刷的黄土高原上星星点点的植物，日渐稀少了。MQ、林木村、夜红雪、煮酒、绯衣、流影，偶尔还会在别的论坛上看到他们的名字，都会让我产生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知道远在天涯的他们，依然行走在自己的梦想中，为他们感动，为他们祝福。    论坛是一个以文字为媒、以文章走路的地方，自己的惭愧更多是因为自己的疏懒，兴趣的转移也许有一定的因素，但创作热情难以坚持，意志的沉迷，让我们早早为自己的青春筑起了坟墓。    就如同一个文化体系的创新需要回顾自己的源头，我在准备开始自己新的征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地方也是这里，这个记录自己梦想的地方。    如今的网络世界已经不再如当日的贫瘠，遍地花开，精彩纷呈，喧嚣吵闹，但真正有生命力的论坛却是靠网友用心来维护的，网友共同的心力营造了一个情感的共力场，吸引着曾经在这里感动过的人不时回来看看。    从今天起，重新燃起激情，开始写作，不再给自己懒惰的理由。我大概不会再写三国类的东西了，讨论过的问题不想再重新争论。而且，对现实社会的关切让我无法再停留于历史和游戏中的问题里，那些问题最多只能作为闲来放松的谈资。所以，我下一步将写的东西和建设的论坛也将以关于时事的评论和关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为主。愿以此与昔日旧友共勉。    也许我不会在这里长久驻足了，但偶尔回来向老朋友问声好总时必要的。所以有了这个帖子。    我参与建设的网站叫奥一网，预计下月上线，欢迎朋友们届时光临。    现在很少上Q了，有需要联系我的加MSN：kmdzkmdz@hotmail.com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国演义的这个开篇语给人的感觉象一个老人阅尽沧桑后的经验之谈，当我们以理性反省之，会发现这里面有问题。但当我们真正走进中国的智慧，又会慢慢理解这其中似乎不合逻辑的道理。先从理性分析上说，合久必分，基本符合历史的经验，它讲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会永远存在下去，不论中西，对传统的王朝政治来说，这是没有疑问的，任何一个帝国，不论它曾经如何辉煌，最后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崩溃瓦解。但这一点是否对现代国家使用呢？带有帝国性质的，都难以摆脱这一规律，但对于那些民主的共和国呢，至少我们迄今为止无法依据历史经验作出论断。而从理论上分析，由于现代民主制的共和国在性质上与传统的帝国已经根本不同，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了很多传统帝国无法克服的难题，比如王位继承问题，比如分省统治问题，比如阶级矛盾问题，等等，所以对合久必分的规律是否依然会在现代社会延伸，我们无法论断。那么分久必合呢？我们先把问题讨论限制在传统社会。但即使如此，我们首先也会发现，这一规律在西方并不适合。对于中国，从历史经验上讲，分久以后是合了，但其中是否有必然性呢？这个“必”字又是从哪个意义上说呢？又如何证明那长时间分裂之后的统一不是历史的偶然？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不知列位想过没有，这个论断似乎有些漏洞。合久了未必就分，合不久倒也可分。分久了未必就合，分不久倒也可合。（哈哈，象绕口令）    ——孟德兄从无问题处看出问题，这个观点我基本没有意见。问题是出在下面的论证上。        兄文中言：就拿三国时期做例子，分-裂了那么久，近百年啊，雄姿杰出的乱世群英们你争我夺，最终谁也没有战胜对方，在时间面前，他们都是失败者，终于难逃归天物故的命运。所以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把小乌龟称为任何武林高手都无法战胜的“独孤求败”，并借老顽童周伯通之口，说明时间是不可战胜的这一永恒真理。曹刘孙，谁也没有一统三国，最后是养尊处优的一代摘下了统一之果，而正是太子党江山到手的太容易，所以较之其前辈，他们缺乏忧患意识，一味埋头于腐化享乐中，终于弄到骨肉相残、祸起萧墙的地步，太平了不过二十年，又使中原陷于战火，导致长达三百年的南北朝分-裂。    造成西晋王朝羸弱的原因，也许恰恰就是因为三国时期分得太久的缘故。        ——首先，三国时期分得并不算长久。放到中国历史长河中，如果西晋算统-一王朝的话，三国时的分-裂时间不长。真正长时间的分-裂是春秋战国、南北朝和五代十国。    其次，西晋王朝羸弱与三国时期分得太久，没有任何逻辑的关联。长时间分-裂之后的统一王朝如秦和隋虽然没有长久，但都是很强大的。赵宋王朝武力虽稍弱，但经济繁荣，国祚长久。西晋王朝只迅速瓦解，主要原因并不能归结为“正是太子党江山到手的太容易，所以较之其前辈，他们缺乏忧患意识，一味埋头于腐化享乐中，终于弄到骨肉相残、祸起萧墙的地步”。司马氏是靠力战而统一三国的，迅速瓦解有多方面的原因，八王之乱不是因为他们埋头于腐化享乐（如果只埋头享乐的话，反而不会发生战乱）。    第三，事实上，长时间分-裂而后的统-一，都需要经过艰苦的战争。而恰恰是这些经过艰苦战争而统-一后的王朝，难以长久。相对于秦为统-一而付出的艰苦努力，汉朝的开国战争要容易得多，但汉朝持国长久。    第四，通过继承而得到江山的太子党并不一定必然会导致国-家灭亡。王朝都是世袭制，很多持国长久的王朝，在中期同样会出现不少好皇帝，而且即使皇帝昏庸，也并不一定导致王朝迅速灭亡。    兄文中言：两汉唐明之所以立国悠久，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统-一全国的过程短是一大原因。    每每在天下大乱、群雄角逐之后，大浪淘沙所筛选出的最后胜利者，其君臣的才智均较为杰出。他们在频繁的政-治军事活动中与对手斗智斗勇，不断丰富军政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其中弊端深有体会，这就使他们具备了丰富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能力。由于深知创业的艰难，在守业过程中，便减少了走错路的机率。        ——对相反的这一面作出归结同样有逻辑问题。 如果“每每在天下大乱、群雄角逐之后，大浪淘沙所筛选出的最后胜利者，其君臣的才智均较为杰出”这一点成立的话，分裂时间越长，考验越多，君臣应当更有才能。经受考验越多而后的王朝应当越长久，事实并非如此。而兄后来得出的结论也是“所以一般来说，分-裂时间较短的，之后建立的王朝大多比较稳固。”这与前面的逻辑分析正好南辕北辙。        兄文中言：而三国时期正是各朝代之间分-裂时间较长的，它直接带来的恶果就是大批精英的陨逝，造成统-一之后人材匮乏，这是其江山不稳的重要原因。    由于分得太久，人事推移，一些在汉末分-裂之初饱经忧患的、具有非凡才能的军事家、政治家全数死光，这样江山最终落到一些袭祖父余荫的纨绔子弟手里，令人痛惜。    ——分-裂太久，更应当有理由“饱经忧患”。如果有适当的环境锻炼与考验，“大批精-英陨逝”后，同样应该有大批精-英诞生，而不是“全数死光”。        总之，该文逻辑太为混乱。

论坛改进措施：立法权与执法权之完全分开  某个斑竹因为现实原因，有可能几天无法来论坛，这是很正常的。为了保证论坛事务的正常进行，提出以下改进措施：所谓立法，指制定规则。规则不能随便更改，即使规则中出现漏洞，规则之更改应当至少讨论3天，经多数玩家之同意，方可更改。任何一个玩家都可以提出更改规则之动议，但都要经过严格的讨论与审核。再次对K版凭自己一句话就更改规则之独-裁做法提出抗-议（指开发上限的更改）。所谓执法，指按照既定规则之操作。如对符合条件的玩家授予太守职位、按照规则购买武将等，甚至也包括加精和精品奖励，只要有既定之规则可以遵守，任何一位斑竹都可以代行职责，这样可以增进效率。对执法行为，任何一个玩家可以对斑竹不符合规则的行为提出抗-议或质疑，如果确认属实，相关斑竹必须立即改正并道歉。对有灵活性的执法行为，原相关负责斑竹有优先执法权与裁定权。如有斑竹因事不能来，其他斑竹应当代行其职责 。论坛所有玩家都享有对斑竹工作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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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书》载：（司马炎）爰至未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寝疾弥留，至于大渐，佐命元勋，皆已先没，群臣惶惑，计无所从。会帝小差，有诏以汝南王亮辅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数人佐之，杨骏秘而不宣。帝复寻至迷乱，杨后辄为诏以骏辅政，促亮进发。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意欲见之，有所付托。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笃。中朝之乱，实始于斯矣。        每一个王朝的开创之君一般都是雄才大略的，并且手下一大批开国勋臣由于多是在战-争磨练中成长起来，能力也都较强。但这两个对开创王朝有利的因素，对于二世帝王来说，却都构成巨大的压力和威-胁。    二世帝王权-力基础薄弱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一、威望不足。构成权-力的因素能力还在其次，威望常常是第一位的，当然能力可以转化为威望，但这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开国之君的威望一般是在长时间的战斗中树立起来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战斗中树立威望比在和平时期树立威望容易得多，二世君主往往缺乏赖以树立威望的波澜壮阔的事件。    二、不少开国功臣会凭借功绩摆老资格，难以驾御。开国君主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都包含为自己的继承者扫平障碍的意思。    司马炎大封亲族为王，一方面考虑到惠帝威望和能力不足，欲以亲族羽翼之，另一方面也可以抑制其他功臣的势力。但开国君主这样的举措有可能适得其反，比如朱元璋杀掉有能力的大臣，恰恰使建文帝面对燕王的进攻，无大将可带兵，终至失败。而司马炎所分封的同姓诸王后来同样成为祸-乱的根源。王朝制度下，任何一种制度设置如果不考虑具体的人的情况，结果通常都会不如人意。    再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在设置时往往是吸取前朝之教训，但又常常会因为简单地矫枉过正而导致更大的灾难。司马氏之同姓封王是借鉴了汉末诸侯割-据及曹魏灭亡的教训，汉末及曹魏都是诸侯或大臣权-力过大导致权-力旁落并致禅代。司马氏分封宗族以强帝室，是为了对治前朝弊端，简单地矫枉过正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作为极端的意义上讲，这两者的错误又是相通的，导致的结果也是相似的，分封的诸王比诸侯更有割-据争权的实力与资格，“八王之乱”便给西晋王朝带来毁灭性打击。    分析二世君主的权力危机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由于新王朝往往是在推翻旧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推翻一个旧王朝也意味着推翻一套相应的价值维系体系。而价值体系推翻以后，重建却很难，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开国君主可以凭借战争中树立的威望维持统-治，二世君主想要获得臣下的效忠，必须凭借制度和价值理念，而此时新的制度和价值理念都刚刚建立，对人心的维系能力还相当弱。所以后世君主较少面临臣下的威-胁，而二世君主受到的威-胁最大。

  进既秉朝政，袁绍劝进悉诛诸宦官。进对袁氏信而用之。复博征智谋之士何颙、荀攸及河南郑泰等二十馀人，以颙为北军中候，攸为黄门侍郎，泰为尚书，与同腹心。庚午，进使黄门令收硕，诛之，因悉领其屯兵。袁绍复说何进曰：“今将军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以垂名后世，不可失也！”进乃白太后，请尽罢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补其处。何进秉政，能够任用名士，何颙、荀攸等皆为一时之选，并能够听从袁绍的建议，准备大规模清理宦官。但对何进清理宦官的建议，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共对事乎！”这里涉及到太后摄政所具有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在王朝政-治中，经常会碰到君主年幼、太后摄政的情况。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太后首先一个女人，女性政-治一般来说比男性政-治更注重稳定，这一方面由于女性的本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女性总会感觉自己在政治中的地位不象男性君主那样稳固，时时担心自己施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或威胁，所以她们不希望看到因任何改-革而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太后秉政，很少会主动发起大的变革。二、女性政-治又具有天然的柔性。太后由于不具有男性君主那样天然的合法性，因此她们施政必须多依靠大臣们的支持，这同时也意味着她们需要经常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同时女性的柔性能够协调大臣们之间的分歧，保持一种平衡，并使政-治保持一定的清明，也因此很够获得多数大臣的支持。由于太后政-治的这两个根本特点，旧王朝一般不会在太后当政时灭亡，但也往往会在太后当政时延误应当进行的改-革，而使王朝最终无法摆脱灭亡的命运。而太后身边又少不了旧势力下的小人。太后母舞阳君及何苗数受诸宦官赂遣，知进欲诛之。数白太后为其障蔽；又言：“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太后疑以为然。再加上主持改革的何进和袁绍在关键时候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何进引兵入京城的错误决策最终导致了汉王朝权-力中心的崩溃。   

    那晚，当义父走上前来的时候，我是有点心不在焉的。    长安的夜总是这样静谧，此时此刻，不知道远方的他是否也在看到了天边正升起的新月？    是在洛水边，我第一次见到他。那天，我偷偷跑出义父的后院，仆人们告诉我洛水那边来了一些远方的将士，他们是要讨伐董卓。董卓是对是错，我不知道，总之，那是男人们的事情。我只是想看看，他们有没有踩坏我在洛水边种的花。    然后，我看到了他。    那是怎样一种动人的风采啊：白的袍，白的马，还有那杆银枪。那些刀刀枪枪，我原本都是讨厌的，但那杆枪，在他手里却便得那么温柔，让我着迷——因为那杆枪下面是一个襁褓，而襁褓里是一个熟睡的婴儿。    他向我打听往新野方向的路，我笑着摇了摇头，他有点失望，准备拨转马头。“别踩坏我的花！”我喊了一声。他向我微笑，然后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老百姓生命都难保，谁还会顾及这些花呢？”不过他还是小心地避开我的花圃。    “真的有很多人死去吗……”从小娇生惯养的我在他面前显得有点怯然。“是啊，天下战乱不息，人命如累卵。”他的黯然有另一种醉人的味道。他忽然抬起头，“大丈夫应当苦百姓之所苦，为国为民，舍身取义，才不负这一生。”    他的眼睛望向远方，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好象飘了起来，晕晕的，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就那么看着他。    我的眼神在问他：“我可以跟你走吗？”他朝我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我知道，他是在说，你一个富家小姐，又怎会为天下百姓而去受苦，不可能的。    虽然我心里下了百万次的决心，但我知道，我无法向他证明。看着他骑着白马的背影，我任由自己的眼泪在风中飘落，只是一千次一万次地对自己说，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    忽然，我想起了什么，“将军，能留下你的名字吗？”“我姓赵，单名一个云字。”人已远去。        当义父说出连环计几个字时，自己心中那个盼望已久的渴望燃烧了起来——是的，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让你知道，我虽然是个弱女子，也能为了天下百姓去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感到自己好象又要飞起来，似乎又回到了与他见面的时刻。   

    春秋大义首先是基于一种解释学理论。    孔子著的《春秋》，只是一些标题，一些纲要。后人（与孔子相隔时代不远）解释春秋的有三本书：《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严格说来，《左传》并不是解释春秋的书，它是一本独立的历史著作，只是因为所记述的时代与《春秋》基本重合，并且记述比较详细，某种意义上可以构成对《春秋》的注解。《公羊传》、《谷梁传》是专门解释《春秋》的，《谷梁传》影响较小，并且没有建立独立的思想体系。而《公羊传》是依托《春秋》阐释了一套系统的思想。    依照《公羊传》作者的说法，孔子当年修订《春秋》一书，字里行间褒善贬恶，拨乱反正，体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鲜明的政治色彩，这就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或曰“春秋大义”。《孟子》有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孔子所修订的《春秋》是否一定包含《公羊传》中所体现的那些政治思想，我们不能断定。但《春秋》中确实可以看到一些有规律性的“义例”，比如它称呼某个诸侯为“伯”或“子”有时前后并不一致，有时还与历史记载不相符，但本身却有一定的规律。在《公羊传》的解释中，这是孔子将自己的褒贬蕴涵在这些称号中，对行仁义的诸侯，他通过某些称号来赞扬，有恶行的诸侯，就贬低。    孔子的《春秋》很少有直接性的评论，多是一些事实性的记述。《公羊传》指出，孔子通过这些事实性记述，不仅表达了自己的褒贬，还通过褒贬建立了一套政治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素王、大一统及选举制（任官之制）等一套礼法制度。所谓素王，素为布衣之义，即是贤者为王。大一统中的“大”是“以……为大”。    公羊家认为，孔子通过春秋建立一套王道或说外王之道，但由于当时的历史现实，这一套思想无法直接表达出来，只能通过书写历史，在事实记述中通过褒贬体现出来。因为这套“王道”是要褒贬、规劝以皇权为代表的“政道”的。    当后世《春秋》被定为五经之一，《公羊传》一直为儒者所重视。春秋大义鼓舞着儒者在皇权“政道”面前坚持自己道德准则、坚持理想的“王道”。《三国演义》中说关羽读《春秋》，是表达罗贯中的一种思想，他认为刘关张三人在三国乱世中的努力，是不屈从于现实中的政治霸权，能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力图恢复“王道”，对抗“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