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探讨的是诸葛亮执法是否严明，所以首先看这事的管辖范围，即作为一起涉嫌高官的刑事案件，是不是该由诸葛亮来执行受理、立案、调查、上报、处理等一系列执法活动。学生时代读过法制史，但是时间一长，很多还给老师了。不过这回利用与汗青兄探讨法正问题，结合实例温习一下倒是个不错的实践尝试。我们知道，自汉高祖入咸阳与关中父老约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约法三章以来，历经文景之治的休生养息怀柔治国，一直到后汉三国纲纪废驰的动荡时期，法律的形式内容及执法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汉朝（包括三国时期）的中央执法权力集中在皇帝、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处，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廷尉为中央司法长官，重大案件实行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高级官吏共同审理的“杂治”制度，朝中负责法律监督的长官为御史中丞。而郡守、县令同时是地方的司法长官（当然也是军政首脑）。到了法正“杀人”的时期，汉朝政府仍然存在，刘备是汉朝的左将军，法正是扬武将军兼蜀郡太守，诸葛亮是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法正的蜀郡太守有军、政两方面权利，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而诸葛亮的军师将军只不过是军中的职务，若单看职务，刘备、诸葛亮没有地方行政上的执法权利。这个时候，皇帝仍然是名义上的君主，没有迹象表明这个制度已经废止，虽然实际上由廷尉、有司、丞相、皇帝等查处法正事件不具备操作性，但是，也不能肯定就是由诸葛亮来处理，若由刘备本人自上而下直接插手倒还说得过去。说到执法，那么不能不问一个问题：什么叫法？从一个方面讲，法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要随着统治者意志的改变而变化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若法正违反的是东汉的法律，那么按照东汉的法律，象法正这样的要员犯法理应交付有司、廷尉调查问罪，不应由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诸葛亮处理。若违反的是统治者刘备的法律，那么这个法律还正在制订中。也不应由诸葛亮来处理。注意，此处我说的处理方式是对高级官员而不是对平民百姓，此二者在当时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刘备入川后，命诸葛亮、法正，伊籍等4人着手制定《蜀科》，何为科？科是汉朝的法律形式之一，汉时的法律分为：律（基本法律）、令（临时发面的诏令）、科（单行刑事条例）、比（决事比，可以比照的断案成例。律无正条规定时比照最接近的律令条文或同类型案件）等。刘备入川后才开始制订科律，那也就是说，法正涉嫌杀人的时候，蜀科作为地方单行刑事条例尚未建立完善。如何执行受理、立案、调查、举劾（即提起公诉）、定罪等等法律程序还是个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完备健全的法律规章可以操作依行，对于普通百姓犯法尚且能够依照旧法施行，但是对于高级官员，由于按照东汉旧法不具备可操作性，只能暂时凭借缺乏国家强制力保证的、旧有的行为规范权宜处理，很难谈及“执法”二字。因为毕竟，当时还不具备一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环境。蜀郡太守法正，作为地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按照汉朝的法律，从管辖上说完全有权力、有资格处理本郡的案件，那么说法正“擅杀”，就是说他没有依法杀人，其证据是什么？能否以此定罪？（若以《春秋》的“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其最重要的原则是“论心定罪”，以犯法者的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还不知道这件事究竟该由谁负责）这些都需要立案调查。而从法理义务上说，当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了刘备军中的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在蜀郡太守有违反东汉的法律法规的嫌疑时必须报告刘备，这就更谈不上执法不严了。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若有作奸犯科……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不宜偏私，使陛下异法也”。在刘备称帝蜀汉建国，各项法律规章和司法机构得已健全，诸葛亮作了丞相成为执法者一员以后，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执法，在蜀汉没建立之前，刘备没有权利建立丞相、有司，那么有人报称法正擅杀数人，调查此案的工作由谁来作？我以为，法正即便有失，受理、调查人也不能肯定是诸葛亮，不应该得出这件事理应由诸葛亮处理的结论。我们再回头看法正杀人这件事：《法正传》中记载：“（刘备）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这段说明法正的身份，法正既是首都的军政一把手，也是刘备总参谋长。所以我认为对这样的人物处理上应该慎重，理应由刘备本人负责处理。“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擅杀毁伤己者数人，这是一个事件，这件事情的真相如何？是否违法？如何定罪量刑？按照东汉的法律制度都需要由朝廷的司法机构而不是诸葛亮来处理，按照刘备蜀汉的法律制度没法处理，因为该制度还不存在。“或谓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诸葛亮未经调查取证，仅凭有人跟他说：“法正犯了事，您应该禀报主公，让他别太嚣张”就向领导汇报扎针，这样作妥当吗？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在领导面前说同僚的坏话，恶意中伤，这是什么行为？难道法律会规定必须要这么做？（“法正於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问这话的人，估计是跟诸葛亮关系较为密切的、跟随刘备、诸葛亮入川的人士）。至于学风的问题，这是您先提出来的问题，我只是顺着您的话说而已，不要见怪。

您说“荆州对于蜀汉，不过是一扇门……荆州对刘备得意义，不过是能直接威胁曹魏腹地的攻击前进基地。此时的蜀汉，新占蜀中，并不具备马上与曹魏对绝的资本。所谓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战争说到底打得是经济实力，刘备现在当务之急是经营蜀中根据地，而不是冒贸然发动另一场战争。既然并不马上具备发动全面战争的实力，那现在最要紧的就是保持与动物的关系好安心发展，而不是一块战争前进基地的得失。”对此，我非常同意后羿先生的看法：荆州民殷国富，长期以来战乱较少，多有各地逃难人口汇集，对于蜀汉，不仅是一扇门，也是粮草、物资的生产基地、人口兵源的补充中心，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兄台看重的仅是荆州的地理位置，把荆州仅仅看作是一个门户，未免有失偏颇。对于高筑墙、广积粮的方针，我以为：在群雄四起、烽火遍地的时代较为有效，当世界上只剩下两三个超级大国时，这个办法就不那么管用了。再者，若挨了打还要去讨好打你的人，特别是平时以威武自强，以伸大义于天下自居的刘备，若此时被人暗算之后，置被害者于不顾，竟然会卑躬请降，国人会怎么看这个政府？世人会怎么看这个国家的当权者？真到众叛亲离的那一天，这才真的是无法安身立命了呢。

铜雀兄的确是深明大义兄台为繁荣论坛，投身绝地，堪称我等楷模。兄求仁得仁，俺虽不才，愿成全明公。公所言谬矣。公言道：荆州对于东吴，乃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保障。是不是就是说江东没有荆州就不行？若是，则在下对此不能完全赞同。孙坚、孙策在日，据有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当时刘表占据荆楚之地，与江东积年攻战，互有胜负，直到刘琮投降曹操，刘备退守江夏，孙氏一直也没能占有荆州，不也存在了那么多年吗？直到曹兵南下，孙刘联合拒敌，终获赤壁之捷，此后荆州在关羽手里那么时日，孙权的东吴不也存在了那么多年吗？孙家那么长时间没有荆州，不也一样安身立命了吗？这怎么解释？您只希望刘备放弃荆州，换取东吴所谓“真正放心”的盟好，但是若东吴据荆州犹不知足，以此威胁川蜀，奈其如何？别忘了，刘璋任益州牧时，孙权曾向刘备提出过要借道攻蜀的要求。而且周瑜活着的时候，确实曾经计划与孙瑜溯江而上，兵取西川，只不过因周瑜病死巴丘没有成行罢了。所以孙权占有荆州，绝对也是蜀国的一个威胁啊。反过来我以您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个问题：让孙权为了保持吴蜀联盟，干脆放弃荆州，或者真等刘备取得凉州归还荆州，换取刘备“真正放心”的盟好，以使由刘备占有荆州为其东部屏障，抵御强敌，孙权自己向北方发展，不也很好吗？（您也说“动物对曹魏腹地觊觎已久”。）您曾有言：“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东吴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大好的机会再动曹魏的脑筋。东吴拖住东线曹魏一大陀兵力，蜀汉趁此时机占据西凉，则东西两分之势成矣。到那时，蜀汉南狭蜀中粮仓，兵陈西北高原，已成秦皇汉武一统天下之势，横扫中原，指日可待。”可是夷陵之战后，形势的确如您所说呀，东吴据有荆州，蜀汉向北、西北发展，怎么未见蜀汉呈秦皇汉武一统天下之势（甚至连凉州都未取得），反而最先遭受灭国之祸呢？而东吴即然已经如您所言，占有了荆州，有了这大好机会向北进击，却为何仍是连年动兵，未有所克呢？再者，您认为：“如果此时贸然动武，蜀汉必倾尽全力与动物对决，否则徒劳无功。蜀兵久战之师，又长途跋涉伐吴，如此劳兵伤财，已失一利。”请问：哪场仗不劳民伤财，有吗？若依公所言，所有的攻击方都是因为劳兵伤财不敢出征的话，人类历史将不会存在任何一场战争。又，您曾言：“蜀中兵力随好曰十万，然不过数万耳。而动物荆州一线兵力不下五万，蜀汉并无绝对优势可言。”请问：兵力多寡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吗？您又道：“蜀汉士卒远来疲惫，而东吴据险而守以逸待劳，此时开战对蜀军大大不利。”我认为：若据险死守，双方对峙，拖下去时间对东吴不利，只要蜀汉能经受得住东吴的反击，曹兵一出，吴军即刻腹背受敌，陷于绝境。当然事实上陆逊指挥得当以致蜀军被歼，战场上瞬息万变，这是用兵指挥方面的事，咱们今天只讨论应该不应该伐吴。您怀疑蜀军没有水军吗？那么黄权率领的水军又是什么的干活呢？因此，蜀汉不是只能由陆地进军和补给。所以，您所列举的几大不利因素俺深不以为然。至于曹魏为什么攻吴而不攻蜀，我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就不细说了，基于我原贴的理由，蜀汉对东吴战，曹魏的“西方面军”暂时只能干看着，蜀汉不会形成两面作战的局面。而东吴与蜀汉之间的战争虽然是东吴要面对的问题，但是曹魏方面的危险也必须要考虑，因为曹丕随时而且事实上已经进攻了东吴。蜀汉就是凭这些伐吴的。

铜雀兄曾持这样一种观点：“（夷陵之战造成蜀汉）伤筋动骨，积重难返，内忧外困。夷陵一战，蜀中精锐尽失，中青年战将损失殆尽，致有后来蜀中无大将一说。”对此，我是这么看。兵不在多，将不在广，在人调遣耳，我记得第一次北伐，在街亭，蜀军因为马谡败于张郃之后，《汉晋春秋》载：“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於将来。”这与兵法上说的兵不在多的要义也是一致的。而且后勤是军事行动的保障，行军打仗都要以粮草为其后盾。对此，我非常赞同后羿英雄的说法，诸葛亮北伐那么多次没有获得成功，不在兵少将微，而在粮草不继。除了第一次北伐以外，诸葛亮多少次都是因为粮尽而退军。所以到五丈原时诸葛亮不得不驻军种粮以为久计，不料竟然病死军中。向使诸葛亮北伐所率军马徒增五万，徒然增加吃粮的人，减少部队的作战天数，北伐也未必就能克成全功。所以夷陵战败所造成的兵马人材损失并不能构成蜀汉政权衰亡的决定因素，也不是造成蜀汉人才紧张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倒是荆州的失去，使大量荆楚地区的优秀人材、人口、军队从蜀汉流失，造成蜀汉仅剩益州一地、人材馈乏。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刘备更应该伐吴，趁东吴在荆州地区立足未稳、人心未定之时，一举而定，再次取得那里土地和人材方为上策。夫土地者万物之本，有了土地，自然会有一方水土养的一方人，才会有更多的人材。总之，荆州的失去才是蜀汉人材凋零的根本原因，所以更要夺回荆州。

这个第一点我是这么看的：孙策、孙权虽然没有机会、没有能力攻占荆州，可是仍然在江东安身多年，泰然无事，这个事实与您所持的观点“荆州对于东吴乃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保障”颇有矛盾啊。什么是东吴安身立命的根本？恐怕是人材兵将的多寡、士家大族和百姓民众的支持等等，而不是荆州吧。其二，您曾有明问：“刘备统领蜀中，已成气候，孙权凭什么入蜀啊？”回您的话：孙权可以凭西蜀与东吴“真正放心的盟好”关系啊。利用盟友关系，反戈一击，背后捅刀子，不正是孙权最拿手的吗？当初关羽统领荆州，照您的话讲也已成气候，而且与东吴是盟友关系，不是着了孙权的道了吗？关羽被害后，刘备还怎么能相信孙权能给予他“真正放心的盟好”关系呢？万一孙权占据了荆州又与刘备复盟之后，趁着刘备虚国远征曹魏，再来个白衣渡江怎么办？以前刘备还有个荆州作为与东吴之间屏障和缓冲，可是现在荆州也拱手相赠，再被人家端了益州老窝，就是想报仇也没有本钱了。至于您所提到的、刘备伐吴后不得不独自面对北方曹魏一说，我在前面的贴子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曹魏伐蜀的可能性不大，倒是伐吴大有可能，这从曹丕和刘晔君臣之间的对话可见端详，曹丕问刘晔：蜀吴相争，我们是攻蜀还是攻吴。刘晔回答要攻吴，理由是“蜀远而吴近”，这可是当时人的思想和言论，应该有说服力吧。而且在夷陵之战的尾声，在东吴向曹丕称臣之后，魏国事实上确实对东吴用兵了，这恰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而否定了您的说法，即“相交之下，曹魏自然会趁着东吴与蜀军主力对峙之时对付蜀汉，以二斗一”。我方辩手克兄之言非常有道理，他说“刘晔的话已经证明了魏国立场 蜀远吴近 不论魏国是与刘备联合而伐吴还是坐收鱼翁之利 都不会对蜀国带来什么打击 刘备不用担心魏国方面的事 而孙权急急忙忙的向魏称藩则证明吴国当时以处于很危险的境地”最后，跟您个小小的请求：请尽量少用些白字行吗？俺老眼昏花，实在看得累了。

我以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搞清楚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八月间的那场洪水的程度，也就是说咱们要探讨一下那场洪水是否很大，大到“今日之危，非人力所支”的程度。另外，还要看于禁在洪水前后的工作，其部署对策是否妥当。如果以当时的形势，无论于禁做什么都于事无补，那么可以肯定于禁是遭受到“不可抗力”。我们可以认为于禁之败，非战之罪，皆是天灾所致。反之，于禁等难辞其人祸之咎。那么当年的水势究竟如何呢？遍翻《三国志》，在不同人物的传记中对这场大水的描述却惊人的一致：“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武帝纪）“关羽攻樊，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曹仁传）“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于禁传）“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徐晃传）“会天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庞德传）“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关羽传）我们从以上文字描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建安二十四年秋八月，汉江因连日大雨而泛滥，洪水从堤坝上溃冲溢出，使平地水深达到十米以上。二、洪水淹没了于禁的军队。那么，于禁扎营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呢？遵照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军事的指挥官曹仁的命令，庞德扎营于樊城以北十里，于禁的部队应该离此不远。因为于禁传中说关羽乘大船攻打于禁，于禁登高望水，无所回避，便投降了，只有庞德不屈节而死。所以可以推测于禁的部队亦驻于樊城以北十里左右的地区。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 、山林蘙荟者，必谨复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我在这里再废话几句，翻译一下这段话：孙子说：凡是驻扎军队，将帅总是选择在干躁不潮湿的高地，士兵们厌恶潮湿的低洼地；要驻扎在向阳的地方，回避开背阴处。驻扎的地方要接近水草，这样能提供粮草；又要安营在高处，这样军中就没有各种疾病，也就有胜利的保证了。对于丘陵堤坝，应占领它向阳的一面，要把主要的侧冀和后方背靠着它。这些对于用兵打仗有利的地理位置，是利用地形作为战胜敌人的辅助条件的。河水上游下大雨，水浪冲来，要徒步涉河的，应等待水流疏缓、水位稳定再渡河。凡是地形有险峻的山涧，断绝了人路；四面陡峭，天然形成的大井；三面环绝，易进难出的天然牢狱；草木深密的天然罗网；地势低洼，道路泥泞的天然陷井；地多沟壑，又深又长的天然地隙，遇上这些不利的地理地形我们必须迅速离开，不要靠近它。我们应远离这种地形，而去让敌人靠近它。相信于禁作为一代名将，深受曹公教诲，一定也读到过《孙子兵法》的这一篇章。但是安营下寨时为什么没有从中汲取经验？我认为可能有其苦衷。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樊城在汉水北岸，于禁督帅重兵屯驻于樊城背后，与关羽的荆州军隔江对峙。欲以孤城突前，示以形弱，吸引关羽渡江攻城，待关羽形成半渡之势，或顿兵挫锐于大河坚城之下时，于禁便率领七军主力，以机动部队出奇兵袭之，荆州军必败无疑。这与当时曹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是相对应的，曹军打的是防守反击，不仅是消极防守，是一种寓攻于守的作战思路。于禁的作用相当于台儿战役中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这种部署从军事上看进可攻退可守，确有其利，但是却与地理形势大相违背。从地形图上看，樊城以北为大片的平原地带，这一地区今天是农田水利的灌溉区，海拔高度较低，地势低洼。一旦汉江洪水暴发，势必会遭受灭顶之灾。曹仁于禁以速胜论思想为指导，欲诱使关羽北上攻樊，乘隙寻歼荆州军主力，所以，不顾地理上的隐患，冒险扎营于易灌之地。事实上，这一招在初期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关羽在对樊城作了试探性进攻时受挫，庞德射中关羽前额，关羽的部队暂且退回。曹仁和于禁盼望着性情刚烈的关羽在遭受初期失利之后，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报复性的全面攻势，以便七军齐出，聚歼荆州军主力于樊城之下。然而，此后关羽的行动却完全出乎曹仁、于禁的判断，也许是由于伤势的关系，关羽勒兵河南，静观其变，并没有冒然发动新一轮的全面进攻。这便使得于禁的七军一时无用武之地，而且不得不久驻于险地。是否没有及时得到关羽受伤的消息，这个已不得而知。但是，此后樊城一连十几天连降大雨，河水持续上涨。我想这个时候，曹营中一定有人感觉到水患的危险，向于禁禀报过这件事。有的朋友问我：你如何能确定当时肯定有人通知于禁此时，难道当时还有人专门监测水情吗？对此，我的回答是：一连十几天的大雨，河水猛涨，不用象今天这样用专门的仪器详细监测，肉眼就可以看到，既然感觉到危险，将士们便一定会通知主帅的，我认为这是常理，无需求证。司马懿在远征辽东时，也同样遇上了连日大雨，“会霖雨，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帝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此后司马陈圭又向司马懿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实际上也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在劝告。他说：“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由此可见，在樊城，面对连续十数日的大雨，河水猛涨溢出的形势犹甚襄平许多，故此从情理上说，曹营中一定会有人通报于禁并劝其采取对应措施的。然而奇怪的是，此时于禁明知部队有倾覆之险，仍然迟迟不愿下达移营就高处屯扎的命令，为什么呢？我认为，此时于禁仍然有他的苦衷。《孙子兵法》曰：“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在军事上，部队的调动都是敌人进攻的良好时机。因为移动中的部队不再维持完整严密的攻防体系，拔营起寨、行军开进中容易顾此失彼，难以兼顾周围的敌情，采取有利的防卫措施。所以一般运动中的部队是较容易受到打击的。《三国志*王基传》中王基曾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又上书司马昭曰：“今与贼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所以，既然已经错了，就只能错下去，寄希望于洪水不发，否则移营中遭到敌军攻击，后果便不堪设想。虽然于禁也为是否移营犹豫过，但是他最终选择了要赌一把，赌什么？赌洪水不会灌没全军。这是个极其危险的赌局，然而令于禁沮丧的是：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司马懿曾说过：“如果诸葛亮勇猛果敢的话，便会率军出武功依山向东扎营，反之，若向西在五丈原扎营，那么我军无忧矣。” 五丈原虽然不利攻敌，但致少立足于自身的安危。假如于禁、曹仁能象诸葛亮一样稳扎稳打，而不轻动冒进，未必会遭此大难。例如：可以以襄阳而不是樊城为防守支点，将战线前移，跨江攻防。于禁可将七军主力驻扎于今天武当山、荆山北麓，凭高视下。遗憾的是襄阳位于汉江南岸，守将是吕常。正因为吕常不是曹仁，非至亲嫡系大将，所以襄阳的防守并不受重视，这也不能不说是曹魏的一个悲剧。因此，我认为从军事指导思想和具体部署上看，于禁和曹仁是有重大失误的，因为他们错误地估算了敌人的动向，而且在危险迫近时，由于主观判断有误，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规避风险，然而曹仁最后力保樊城不失，功过相抵，但是于禁临危屈节，曹仁的失误和他的失误便都算到了他的头上，这也不应为太过。战争就是赌博，赌军队的命运，赌国家的命运。于禁和曹仁把宝押在洪水不会暴发上，结果他们输了，这怨不得别人，只能怨他们自己不该这样赌。[upload=http://x.bbs.sina.com.cn/forum/show_fpic.php?apid=forum&uid=1458967995&fpid=3291914&postfix=0&ptp=0][/upload]

雨霖铃 白门楼苍原寒戟凤仪娇客虎关狂骑焚情奋怒诛逆飞熊撼阙折冲幽冀马踏十州四水羽发万军戏笑未已风唳人衰水绕孤城守绝地危楼困卧忽惊起恨匆匆梦断魂迢递谁怜率性阿弟巢破处碎红狼藉转世来生休教封侯再逞豪气莫恃力空使佳人陡对豺狼泣在评委老师们的指点下，小可已将原辞作了修改，感谢各位。

上回聊了聊单刀赴会，总感觉有些地方还没谈透，还需要再补充，修正。《三国志*鲁肃传》对单刀会的记述较为简略，在会谈中，鲁肃责问关羽：“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若按注解上韦昭《吴书》的记录，鲁肃是这么说的：“我第一次见到刘豫州，是在当阳长坂坡。当时他带的部队还不如一个“校”（几千人）；他本人想到远方逃难（指投奔苍梧太守吴巨）。我主孙权同情他无依无靠，就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让他有个安身之处。谁料到刘豫州竟然违背道德、抛弃盟好，现今有了益州的土地，仍想兼据荆州。这是普通人所不忍心做的，身为一方诸侯，怎么可以如此？”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关羽没有对鲁肃“借荆州”的说法进行反驳，因此小可从鲁肃的言语及上下文意思理解，刘备得到荆州，能够谈得上一个“借”字。鲁肃说完这番话后，《吴书》中讲“羽无以答”。而《三国志》中写道：语未究竟，关羽的一名部将插了句嘴： “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这话倒是说得不错，理是这么个理，但是说的场合不对。别说鲁肃了，换了我也会想，你什么意思？哦，你说刘备有德，所以应该占据荆州，那难道说我主孙权无德，就不该讨还荆州吗？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就是犯浑，容易使人理解成：“拳头大的是哥哥，谁的实力强谁就有资格占有土地（荆州？）。”鲁肃完全有理由在震怒中“厉声呵之，辞色甚切”。你的矛坚，难道我的剑不利？这不是在讲理，不是抱着盟友间解决问题的态度来谈判的，明摆着是挑衅，是公开要撕破面皮。要不是鲁肃深明大义，换了别人，听了这话马上就可以翻脸开战。关羽也认为此人所说不妥，于是操刀而起，假意恼怒，示意这员部将退下，不然东吴可能罗列罪名，要求严惩此人，那个时候关羽也难办。当然也有可能真象演义中所说，关羽是命此人回去通知部队，作好战斗准备。想想蜀汉谈判代表团说理说不过鲁肃，最后只能靠一句犯浑的话来解围，也够可悲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吴书》中说关羽一方无以答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再说韦昭的《吴书》，韦昭是吴人，其所著的《吴书》是不是就一定偏袒吴人呢？我以为也不能完全这么看，要是过份强调作者的因素，那就又有新问题了：是不是因为陈寿曾经是蜀汉之臣，就可以断定《三国志》必然要更偏向关羽呢？因此，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并不能断定《吴书》就一定有拥吴贬关的情结。

昨夜醉卧塌上，凉风习习，忽周公有召，便应檄而去。于太虚幻境之中，坠万丈黑渊，及至底，见一人身长五尺，相貌极其猥琐，极细观之，面如獬豸，手似铁铲，遍体黑毛，衣衫褴褛，自称乃常山赵子龙也。或问子龙雄异俊朗之人，何以至此？曰：因与紫霞仙子私订终身，横遭天遣，仙子拜求子龙解此危难，子龙乃侠义之士，慨然应之。须臾太一使者驾到，挥剑苍穹，海空翻倾，仙子幸赖子龙佑护，逃得此难，然子龙身遭霹雳，历尽痛楚，后状貌便至于此。吾闻听此言，太息不止，子龙邀吾共入一山洞，洞中极为广深，行不数步，有卫士数人，貌极凶恶，遮道于前。子龙前趋招呼，遂放行纳入。洞内极其龌龊，有草民百姓不知其数，不顾污浊，肩踵互踏，层叠而居，虽冥界幽狱不过如此。吾不堪其恶臭，掩鼻前行，忽不见子龙，而于一阴暗之所遇紫霞仙子，某前问子龙之事，不料仙子怒目而视，双眸耀华激射，暗黑之中，极其灿烂，摄人心魄，吾知此妖术也，可令某转瞬化为蒸气，故闭目待死。仙子正欲发功，忽收法而泣，精光渐逝，化为清泪，叹曰：知子龙为吾牺牲，必往救之，复其往日英姿，事毕，愿为其驱使，侍奉终生。正欲再问，忽小女夜啼，扰我清梦，再欲相寻，子龙、仙子俱已不知所踪。于是尽驱睡意，凝神默记梦中原委，在此相告诸位，唯愿有缘人将所述续成佳作，吾愿足矣。

各位，你们是否曾经有过一个梦想，那就是亲自率领着中原的战士，远征漠北或饮马东瀛，扬威海外？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这个梦想会在龙虎榜上得以实现。建议在龙虎榜新增的宝物中增加五牙大舰、山岳骑兵、连弩手、铁甲骑兵、游骑兵、车兵等等项目。这些宝物用来实现朋友们开疆扩土的宏伟蓝图。例如五牙大舰，每艘3000两黄金，需要您亲自到沿海城市，如乐浪、北海、吴郡、夷洲，向当地太守缴纳少量手续费，然后出资建造。当你有了这些海上巨无霸之后，你就可以向建设您的海上帝国了。征服每个国家所需要的战舰数是不同的，例如高句丽，在地图上有一座城，占领高句丽，需要一艘海上巨舰外加一支山岳骑兵部队；而倭国（即日本），则需要两舰海上巨舰，外加一支山岳骑兵和一支连弩手部队，置办齐这些后，发贴下达攻击指令，然后静侯一个月，这一个月是您路上行军所需要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一到，您的远征军就兵临敌国城下，此刻您还需要击败守军的抵抗。守军由斑竹扮演，将会提出三个与三国或三国论坛有关的问题（由斑竹或其委托人士出题），题目的难度根据您攻击的国家不同而各异，例如攻击高句丽，题目难度较低，相同于新盟入盟试题。而攻击罗马帝国，难度则相当于貂蝉杯比武大会的总决赛，难度达到最大。若你一时回答不上来，战事将拖延下去，你的人马会慢慢损失，直到你答出题目为止。题目答对后，守军投降，你便占领了梦中的国度，成为海外领地的新主人。当然，只要有钱，您还可以建设铁甲骑兵、战车兵等等，这些兵马战具用于北伐和西征；首先是征服鲜卑，这需要斥资2000两，到武威、云中、代县等北方边疆城池购买马匹，当然这也需要向当地太守支付少量的手续费，然后就可以做远征西域的准备了；鲜卑有一座城池，铁甲骑兵所到之处攻无不克，再答对守军相对较为简单的题目，即刻马到成功实施占领；同样，征服大宛国也可照此办理。如果征服了这两个国家，便可以继续挥师漠北，长驱直入，讨伐匈奴。征服匈奴需要再筹巨资建设车兵，以组建庞大的平戎万全阵，与铁甲骑兵配合使用。历时一个月的艰苦行军，铁骑绕龙城之际，你需要回答守军三个问题，答题一旦成功，您便成为匈奴之主，实现封狼居胥、建卫霍之功的梦想，为大汉帝国开疆扩土。只有征服了以上诸国，才可以建立游骑弓兵部队，当然这就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银。但你的努力会有丰厚的回报，你将可以远征大秦，从小亚细亚到北非，从色雷斯到不列颠岛，与罗马帝国的精锐的步兵方阵一较高下。每占领一个海外领地，您的官职就会得到相应升迁，例如征服鲜卑后，您就可以兼领戊己校尉，征服倭国，您便成为东瀛都护。建议由砖协出巨资，扩建龙虎榜地图；这个投资额度，若是真能覆盖全世界，初步估算大约需要黄金50000两；宝物中还有一个最为神秘有趣之物，那就是罗盘。有了此物，您可以将其安装到五牙大舰上，便可以向太平洋进军，寻找美洲，发现新大陆。另外这里顺便提其他几个建议，一是关于扶植新人；砖协从股市中收取了巨额税金，这批费用需要很好的利用。建议对每月精品数最多、质量最优的新人授予最佳新人奖（就象当初的镭少爷），奖金从优；例如可以每月设头奖200两、二等奖150两、三等奖100两，奖给新人，砖协还可以从论坛的宝物库中直接购买宝物，赠给新人。我想这比直接奖金子来得更实惠、更有趣，也更能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就想到这么多，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发在这里与各位共享。

话说董卓欺天罔地，人神共愤，王司徒巧设连环计，命貂蝉一女嫁二夫，使董卓、吕布父子成仇。这出好戏演到后来高潮之处，王允命李肃到郿坞颁诏给董卓，说皇上要禅位于太师，董卓接到假诏大喜过望，他对貂蝉说：“我成了天子，你就是贵妃了。”貂蝉“假作欢喜”，舞拜于前，送董卓踏上了黄泉路。读到这里，不由老夫一声轻叹。我们知道，貂蝉正值妙龄，许给董卓为妾之前是王允家的一个侍婢。如果是这样，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许配董卓之前，貂蝉已然是王允的侍妾，与王允有男女之情；二是她仍旧是待字闺中，守身如玉。从演义文中所写到王允将其认作女儿这层意思来看，第二种的可能较大，况且献给太师的女子若是有夫之妇，也是大大的不敬。因而可以得出结论：貂蝉与王允之间并无男女私情。这样看，董卓就是她第一个男人。如此说来，是为国除奸也好，是为主报恩也罢，毕竟貂蝉与人合谋，要杀害自己第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心底深处，第一个男人往往也是她一生中印象最深的、最重要的异性，无论这个男人是何等样人。这个道理古今皆然，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情结吧。那么貂蝉在 “假作欢喜”之后，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夫——董卓，走上不归之路，难道她心里真的会这么坦然、甚至以为大功告成而兴高采烈？老夫以为不会，原文在这里写得非常准确，当她听到董卓说要去长安受禅，貂蝉当时是“假作欢喜”。的确，也许她心里根本不欢喜，也许她心如刀割油煎，也许她真的爱上了董卓，也许她真的开始恨上了王允，也许她想王允的计划合盘托出，讲给董卓听……多么激烈的情绪波动，真难为一个弱女子，小小年纪却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心理狂涛，纵有千万种愁思，又与谁人诉说？这种感受，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此刻的她，必须忍受强烈的心理冲击，必须把泪水往肚子咽，必须强作笑颜。啊，经典的一刻——郿坞送夫，貂蝉的感受是最能抓住人心的，遗憾的是《三国演义》里在这方面并没有过多着墨，仅仅是简单地把人性生硬地泯灭于所谓的“投身大义”之中，不再有下文了。殴打罗贯中！

拿到三九后，本来只想玩一会，稍微放松一下自己即可，没想到一玩便不可收拾，直到茶饭不思、朝思夜想、昏天黑地、日月无光，最后竟到哀叹“人为什么要睡觉”的地步。小可不得不叹服，三国九确实有令人上瘾的地方。还和以前一样，选的是189年12月的曹操，上来便毫不犹豫地派小股部队占了汝南，打开了通往许昌的大门，然后利用讨董诸侯联军一年的结盟时间，招贤纳士，广聚钱粮，准备待短暂的合平一过，大张挞伐。在成功登用了董卓的张辽、荀攸之后，在一个号角铮鸣的七月，曹军盛装出击，兵锋直指许昌的孔由。看着描画细致的中原大地上，山川起伏，林木丛生，我的人马鼓行前进，领军之将不时下达着非常贴切的作战命令，觉得煞是有趣。特别是那种古香古色的卷轴画风格，更令人赏心悦目，恍惚间觉得自己真的历史长河中畅游。起初手有些生，面对如雨般的箭矢，坚固的城壁之上，兵士蚁附攀爬，损失惨重，出动六万大军灭一个孔由竟也费了九年二虎之力，然而到了后来，学会了使用冲车、投石车、井阑等攻城器后，灭这些自守之贼便易如反掌了。随着作战经验的积累，渐渐的仗打得越来越精，攻占许昌后，文有郭嘉、荀彧、程昱、陈群等智能之士运筹帏幄，武有张辽、李典、曹仁、夏侯等鸠虎之将奋武扬威，天下早晚必为掌中之物。我励行内政治理，尤其重视商业、民心、农业，时机一到，我便把张辽、李典、乐进编为一组，听说此三子，乃是威震逍遥津之最佳搭挡，故此命为组合。这样在中原的旷野上，便出现了一支王者之师，他们屡纵虎骑夹击鱼腩部队，这三个人组合在一起，兵法联动成功率极高，经常是张辽、乐进联动突击、突进，紧接着李典又以连射击贼，不几月，这支部队便成为威震天下的劲旅。不久，我在宛城一带搜索时发现了《太平要术》，便赏给荀攸，命其晓夜温习，逐步掌握了“幻术”兵法。又过了几个月，张郃归顺我军。于是我便把荀攸、张郃也编进这支英雄的部队，这样，张辽、张郃、乐进统率骑兵，李典指挥弓箭手，而荀攸负责出谋划策，真是配合得天衣无缝。张辽、张郃和乐进三人骑兵的熟练度很快便到了1000，由于熟练度已达最大值，实战中他们很轻易地就能使出最强兵法。李典则是隐藏于铁骑之后的“迅雷风矢阵”，好比是象棋中的“夹车炮”一般，其弓箭的威力锐不可当。而荀攸的谋略初始值一上来就是400，随着身经百战，荀先生的谋略熟练度很快到了最高值1000，便有了鬼神莫测之机，夺天地造化之法，直至呼风唤雨、随心所欲。这样一来，无论貌似多么强大的敌军，荀先生上来先给他来个幻术，煞时间黑气冲天，群魔狂舞，敌军完全陷于大乱，而此时，无坚不催的骁骑战士将铁血之力加于血肉之躯，骑兵兵法中最强之突击，由张辽、张郃、乐进联袂表演，那真是铁蹄铮铮，流血漂杵。紧接着，乌云中喷射出愤怒的冰焰，李典的弓箭手再给予残存之敌最后一击，我想就算孙武再世，也无力挽救一支遭受这样打击的部队。面对貌似强大的蛮族武装，我不齿于偷机取巧地攻城占领，而一定要以野蛮人最擅长的野战方式，与之一决雌雄，谁让我手中有这样一支彪悍的部队呢。我在蛮族城池的附近修建城塞，吸引敌兵前来攻打，然后出动这支部队，在野战中截击敌人，在无休止的血战中，这支光荣的部队历经反复锤练摔打，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所有人终于将所有兵系最强的兵法全部学会，而且所有步骑兵的熟练度均为最高1000，胜敌而益强，这支精锐的军团越战越勇，最终将四大蛮族的百万大军消灭得精光，真正意义上的传奇之师就这样在我手中诞生了。

何为道？在老子看来，道是所有一切的根源，是天地万物存在和变化的最终依据和法则。道极为玄妙，以至于一百个人对它会有一百种解释。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观点，并认为，道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得道之后，可以长生不老，登云升天。老庄之后，战国时期又有宋研、尹文、田骈、慎到等人，继承发展了老庄之说，把黄帝与老子相并称，继而出现了以清静养生、无为之治为主体，又汲取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部分思想，被称为黄老之术的新道家。到东汉时，人们开始立祠祭黄帝、老子，出现了以养生、修仙，以“求长生福”为教旨的黄老道。黄老道就是道教的前身，修道成仙思想是道教的核心。可见，道教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学思想派别。但是二者联系却又十分紧密，因为道教在创立伊始，就把老庄的著作奉为经典，尊奉老子为教主，所以可以认为道家思想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当然，儒家、墨家、神仙方术甚至于佛教思想对道教的理论也产生了影响，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是何人所创已无从可考，只知道是兴起于汉代民间，到了汉成帝年间，甘忠可等人编成《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一书，说是天帝派赤精子下凡，把书中的道理教授给了他。从宗教的角度看，这可以算是最早的道教经书了。也不知是不是受此书的启发，反正不久，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清领书》问世，该书传说是于吉在阳泉水上所得，书中自称是天师代天传言，授予于真人的天书。后来琅琊人宫崇把这部书献给汉顺帝，可却被认为是妖妄之作，把宫崇打入大牢，然后把《太平清领书》秘密收藏起来。到了汉桓帝时，大臣襄楷再次上书，要求皇帝重视此书，但这个的意见仍未被采纳。我们知道，汉朝书籍大多靠抄录，特别是象《太平清领书》这种长达七十卷的鸿篇巨著，能抄出来一套不知要费多少人力和时间，朝廷秘收此书，很可能是想彻底断绝书中思想的传播。但也不知怎么的，张角居然手里还有一部这样的书，并终于以书中所讲为理论指导，广收徒众，组织联络，建立武装，举事天下。《太平清领书》中描绘了“公平、大乐、无灾”的乌托邦世界，提出要建立太平世道的主张。张角等人广为传播这些思想，吸引不明内情的群众投身其中。这里我认为，不能光说是社会矛盾尖锐造成百姓自下而上实行变革或是聚众起义，因为无论再美好的生活也不比他人凭幻想描绘的仙界。正如有人对你说：来入道吧，入道了可以成仙。你就是生活再好，也总比不上神仙吧？所以这里有鼓惑煽动以欺骗民众的成份。书中说到天上众神以“天公”为最高，天地人三合相通，故张角举事后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张梁分称地公、人公将军。三公下辖众神，裁判人间的善恶，分毫不爽，故张角兄弟扮演起了替天行道的角色。书中又讲：善恶溯及前五代、泱及后五代，这对于家庭观念很强的古代中国人来说更有现实意义，故百姓群起响应张角，不光是因为走投无路，更有摄于张角法力作用于家人子孙的原因。书中又说：只要遵众天命，修练得法，就可以成仙成神，避开前后世的因果报应，并为子孙造福。于是教众因此被训练成了视死亡之旅如功德圆满的勇士，这才有MQ所说的几万人投河赴死之举。（令人联想起**功？）这些思想，都被张角充分利用，并灌输教化给了教众，使之成为强大的精神武器。不过要说这些算不算邪教？却无从说起，因为个人认为邪教的概念实在不好严格定义。但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人联想到某某功的世界末日说、光明未来说。三国时期的道教有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鲁的五斗米道两个主要派别。《太平清领书》一书作为三国时期的道教的指导纲领，不仅被张角的太平道奉若神训，而且是汉中五斗米道的教义经典，但是后者对教旨的实践方法与前者有明显不同。

范疆、张达蹑手蹑脚靠近中军大帐，不料刚走到帐门口，只听里面“啪——”的一声巨响，三爷手起掌落，拍在自己的脖梗子上，原来是在打蚊子。二人一惊，满头大汗，赶紧慌忙退出。眼看到了下半夜，二将侧耳倾听，大帐中没了动静，这才二次摸进帐中，两人高抬腿、轻落足，大气不敢出一声，见张飞躺在床上，鼾声如雷，大喜过望，以为正好下手。待到慢慢走到近前一看，啊——飞爷竟圆睁双眼，怒目而视。哈哈，他们俩个小子哪知道啊，三爷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夜里睡着了觉合不上眼残疾。二人一见，顿时是体似筛糠，吓得妈呀一声，是魂飞魄散，把手中钢刀一丢，腾腾腾连连后退了好几步，转身撒腿就跑。他们这一跑不要紧，范疆手中钢刀脱手，正好落在飞爷的脖子上，不过好在飞爷皮糙肉厚，连点皮都没擦破，刀就这样虚搭在三爷的脖子上。好翼德，这么大动静愣没把他惊醒，翻了身子，又接茬是呼呼大睡。时值盛夏，不一会，三爷觉得脖子上有个什么东西凉凉的、痒痒的，耳边又传来蚊虫的“嗡嗡”声，三爷以为脖子上盯了只蚊子，心中暗道：“嘿，这该死的蚊子啊，咬了俺一宿，适才让你跑掉，这回又来盯我，我看你往哪里跑。”便在黑暗中瞄准部位，抡圆了胳膊，使足了力起，“啪——”是一掌拍下，就只听“扑哧——咕辘”一声，三爷的脑袋就滚到地上了。三爷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心说我打只蚊子怎么天地都转了好几个个儿？睁眼一瞧，发觉自己脑袋已经在地上了，可身子在床上躺着，三爷使足了力起，把脑袋轱辘到床边，可头颅必竟没手没脚，上不了床啊，飞爷急得连喊“来人”，却夜深人静，无人应声。可怜飞爷，大叫一声，终于是一命归西了。后人评曰：飞爷英雄一世，竟死在自己掌下，呜呼哀哉，可悲可叹，可怜可笑。

有的朋友又认为射箭避矢就像平时打闹时一般，别人朝你扔东西，你“笑嘻嘻”躲开也就是了。完全凭反射神经将射来的箭让开而已，只需要看清了箭大概朝自己身上什么地方夫过来就能躲。又问这种看清箭朝自己哪飞的本事并不是射手专有吧？我说：错了，准确判断箭往哪飞，恰恰是射手专有的本领。为什么？因为扔东西和射箭是有区别的，扔东西人人都会，但未必人人都能做马弓手，箭术是需要在训练中培养形成的特殊本领，是一门技术，这可不同于扔东西。技术含量越高的武器，就越需要懂行的人来解。当真正的危险到来之时，如果你象躲避扔东西一样“笑嘻嘻”地随意应对，会以生命为代价。至于您所说的第二段：“姜郭一战，这一战只能说明姜维功夫全面能力了得吧？接箭这种手段并不是只有姜唯一个人秀果啊，而姜唯最出彩的部分也不是箭术。相比之下，那些公认的箭术高手太史慈、黄忠、吕部有秀果这种躲箭的本事么？”恕某愚钝，实在有些看不懂。姜维功夫全面能力了得，与咱们的主题“善射者有助于躲避弓箭有什么关系吗？还有什么叫秀果？你怎知太史慈黄忠等人就没有这种躲箭本事呢？不要跟我说他们中有人死于箭下哟，因为咱们要证明的并不是善射者能不能死于弓箭下，（游泳池淹死的都是会游的），而只是要证明：善射者对其躲箭有帮助，这与善射者可能死于箭下是两回事。至于你所说：如果有这种躲箭的充分条件存在的话，那么会有人躲不开么？当然会了，谁也不知保证万无一失，善射者有助于避箭，为什么不能百分百成功？因为从开始我就说的是一种机率，善射是对躲箭有帮助，但刀箭无眼，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偶然因素的作用下，也会有一时之失，这和善射善躲并无直接关系呀。所以嘛，会射得为什么就一定对躲箭有帮助。

当弓箭袭来时，躲避的方向一定要与弓箭来袭的相左，而如果不能清楚地判断箭的速度、轨迹和落点，措施不力，躲的方向不对、没有找好避箭的地方，则有可能正好被来箭射个正着，对于骑马运动中的武将更是要求如此，对方在射移动的物体，如果自己不能准确判断敌人射箭的时机和来箭的方向，会被伤及要害部位，而要清楚地明了这其中的门道，非是射箭高手不能为之。否则不就跟被猎杀的野兽一样了吗？虽然野兽们的神经反应及身体灵活度可能更高。再看姜维与郭淮之战，正是善射之人躲箭射箭的精彩表演。至于你所说的满天乱箭飞来之时，那要看箭的密度，如果是密度极大的情况，无论是谁肯定都躲不过去，咱们谈的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因为你要讨论的是在箭的密度足够大的时候武将对弓箭的防御力，那就不用讨论关羽了，换了任何人都只能是死路一条，大家都一样，所以就不存在关羽箭防低的问题。如果密度不是太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射箭经验的武将便有用武之地了，因为他懂得射箭的方式方法，更容易在极短时间内大致判断出几路来袭弓箭的角度方向，相比不会射箭之人，那么就有了一定的生存机率，因为他知道用何种方式躲避交织火力，防范保护要害部位，而你不懂得弓箭的使用，对弓箭的路数不清楚，紧急情况下容易引起慌乱，便易露出破绽从而被攻击得手。你同意了我所说的：如果时间条件允许，当然有可能发挥作用。太好了。你又问：“在战场上需要躲箭时，通常都不会有所谓条件允许你进行判断的机会吧？”那么我反问你：是不是在战场上，永远都不会有我所说的条件允许进行判断的机会呢？一个都不会有吗？如果有，哪怕只有一个，那你就不能说会射与会躲全无关系。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往更深一层说，战场上弩箭交织甚急的情况不是没有，但也未必每次都能碰上，即便碰上了，除非那种密不透风不可讨论的情况，射术精良的战士其躲闪能力也必然要强于不懂得弓箭使用的人，因为他更能了解对手，知道对手们会采取何种方式方法来攻击他，而自己应在来袭的几支箭的缝隙中采用何种方法规避更为恰当。正所谓熟能生巧，知彼知己，故此生存的机会便更大。反观不懂的箭的人，几支箭射过来，由于不清楚箭的走向、落点、速度，一时不知道倒底该躲哪支箭，慌乱中就有可能被射中。而再往更深一层上说，箭如雨下的情况在近战中几乎难以出现，因为存在误伤友军的可能，因此这时更多出现的是冷箭或一对一的情况，这个时候，射箭高手躲箭的余地就更大了。

在《三国志*武帝纪》张璠汉纪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初，天子败於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於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三国志*武帝纪》又载：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哈哈，怪绕嘴的，这都说的是些什么事情呀？要弄懂这些，有几个星星的名字和其在占星学中的含义必须要知道。第一个——太白，即金星。在古代占星学中，金星主管义、理和言论，如果义亏言失，则太白金星就会有异常，要么白天就能看到，要么侵犯、遮挡住其他的星。第二个——镇星，史记上称作“填星”，又名“岁星”、“太岁”、“地侯”、“黄星”，其实都是指土星。在古代（特别是三国时期），土星是天子之星，如果天下礼、德、义、杀、刑尽失，则土星就要失位、黯谈或出现其他异常情况了。《三国演义》里有一段，说孙坚进洛阳仰观夜空，看到帝星昏暗，长叹一声。这帝星指的就是土星。第三个——荧惑，即火星。主管兵戈，也对应天子的德行。如果天下战事将起、生灵涂炭，观察火星的变化会得到预兆，火星出，则兵戈将起，火星入，则战火将熄，周而复始；如果想探知天子的德行，发现明君之所在，也可以从火星的状态中窥得一二。如果金星和火星重合相交，即古书上所说的金火交会，则是大凶之兆，或者军队有覆亡之险，或者天下大乱、社稷易主、纲纪败坏、百姓流离。《汉书天文志》云：“荧惑从太白，军忧。”又云“荧惑与太白合则为丧，不可举事用兵。”又云：“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生，是为乱纪，人民流亡。”第四个——牛斗，即牵牛星和北斗星。第五个：天津，一个恒星的名字，主管河渠、计算、度量，所以发洪水的时候，观察天津星会有异常现象。第六个——天关：这是两个角星的名字，分别掌管刑罚和军事。好了，这下我们就可以较为准确地翻译上述段落了。第一段说的是：当初，圣上（和李傕、郭汜）作战不利，败于曹阳，想乘船东渡黄河避难，侍中太史令王立劝道：“自从去年春天，金星在牵牛星和北斗星所在的区域遮挡住土星（大义已亏，帝位不稳），后又经过天津星（不利于渡河），而火星逆向行进（兵革已起），守在银河以北（河北有动乱之象），所以最好不要这么做。”第二段说的是：当初，在桓帝时土星出现在湖北、湖南一带，辽东的殷馗善晓天文，他说五十年后会有真命天子在魏地兴起，锐不可挡。到现在整整五十年，而曹公击败袁绍，天下没有对手。（正应此言。）参考书目缪钺主编《三国志选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

我们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常看到里面曹军将士的盔铠衣着俱为黑色。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作者的杜撰，凭空想象而已，但阅读了有关资料之后，才忽然感觉，在曹操消灭二袁、平定北方以后，也许事实真的如此。我们从《三国志*武帝纪》中，可以读到曹操在南征荆州之前“作玄武池以习舟师”的记载。也就是引水灌低凹之地，蓄成人工湖，然后在里面训练水军。那么这个人工湖为什么要起名为玄武池？叫平虏池、殄寇湖不也很好吗？我是这样理解：“玄武”，又名“真武”，本为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后为黄老道教纳入其神灵系统，加以崇奉，与青龙、白虎、朱雀合称四方四神。（青龙是东方之神，白虎是西方之神，朱雀是南方之神。）玄者，黑也。玄武的形象为龟蛇合体，查阅有关文献可知：玄武像一般都是披发、黑衣、仗剑、踏龟蛇合体，其统领的部属则执黑旗、着黑衣、黑甲甚至黑马，这不正好与曹军将士的穿着相对应吗？再者，前面讲过：玄武神是北方之神，而曹操也是起兵于北方，旌麾南指，如果假号玄武之神的佑护，便可以达到坚定军心的目的。故此将训练水师的地方称之为“玄武池”，也就不足为怪了。关于军衣的颜色，秦汉的武士均着短衣大裤，短衣的颜色不得而知，裤子的颜色我查了一下，秦军用黑色（皂色），而汉军用红色（绛色）。而盔甲的颜色，则根据战场布阵指挥的需要，安排不同的颜色，如红色的盔甲称丹甲或赤甲，白色的称素甲，黑色的称玄甲等等，但是非战时的日常作训服，则一般保持同一种颜色为其主色调。到了三国时期，曹操统一北方后，他的部队中日常作训的战衣，则有可能重回到以黑色为主色调的情况。《三国志*武帝纪》载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时，其诏令中有这样的话：“赐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意为：“赐给你黑色的土穰，用白茅包裹，再烧灼龟壳占卜，来建立你的社稷。”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魏在北方，而北方以黑色为代表，故用白茅包裹黑土赐给曹操以立社。关于北方为什么是黑色，可以用五行说来解释，北方是水位，属黑，另外，《尚书》中有云：“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将封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为社。”这与玄武之说正好能对应上。如此看来，曹操用玄色为其军中盔甲的主色调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我们知道，董卓进洛阳的时间是在189年的8月，此后他在9月废掉了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到了12月，曹操起兵，190年1月，讨董诸侯联军成立，并基本完成集结，形成从东、北、南三方向洛阳包围进攻的态势。到了二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董卓竟做出了一系列丧心病狂的举动，他杀少帝、杀何太后、杀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火烧洛阳、迁都长安；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灭其族，奸淫公主、宫女，屠杀百姓……等等等等，我们注意到：这一系列暴行竟都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不由不使人对当时董卓的精神状态感到震惊。为什么？在这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致使董卓在一瞬间变成恶魔？喋血的二月，在古罗马是处决罪犯的时节。然而在190年2月以前，董卓辅政，所采取的基本上可以说是怀柔政策。除了废少帝立献帝以外，基本没有做过什么太有争议的事情。他放走跟他作对的袁绍，封其为渤海太守，他拜曹操为骁骑校尉，以为心腹；又起用大批士人，提拔蔡邕，擢用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邮为豫州刺史，拜荀爽为司空，杨彪为司徒、黄琬为太尉，表刘表为荆州剌史，遣使凭吊已故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为党锢之争中含冤受屈的吏士平反……可算是有一时之治。客观地说，这些举措多少有助于赢得天下士子及关外群雄。然而，令董卓没想到的是：他的投入和回报完全失衡，不管他对朝廷做过多少贡献，或自认为为大汉江山立过多大的功劳，也无论他对士人、朝臣如何如何的善待，这些人却总把他当做关外的野蛮人来看待，不愿承认他的领导地位，并且群起反对他，，令他大惑不解、大失所望、伤透了心。现在我们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其影响力不够，声望不足、文化水平低、缺乏世人认同的治国才干所致，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土包子进城，根本不够资格来主持废立之事，而他却非要逆众而行，这便更失人心。现在看来，董卓当时应该先把中央政府的各项政务理顺，低调行事，先稳定局势人心，致力于讨伐黄巾、赈济灾民、治水抗旱等，利用战争和灾情转移注意力，利用时间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样他肯定会做得很好，甚至有机会成为不亚于霍光的一代名相。等到地位稳固之后，倘若他看这个皇帝不顺眼，想行废立之事，再为不迟。遗憾的是他却偏偏急于一时，在自己立足未稳、人心浮动之事，废帝立威，这样就把事情搞砸了。关东诸侯联军起兵讨伐对董卓心理上的打击相当大，董卓亲手提拔、大见亲待的亲信，到头来却是反抗他最为坚决的人，这不能不令其寒心。他的怀柔政策彻底失败，他被全天下人所抛弃了，这是他精神趋于混乱、疯狂的主要原因。既然被所有人所抛弃，不如抛弃所有人。我待彼愈厚，彼待我愈薄。为什么人人都这样以怨报德？我要报复所有人，让他们在不测之威中发抖战栗！我曾经是那样信任他们，以为肱股，幻想能够共进退、同富贵，而如今这些人居然忘恩负义、反戈一击，真天理不容。人活于世，义字当先。我少年尝游羌中，恩信素著，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讲义气，而这些所谓知书达理之人，却当面吹捧奉承，背后加兵暗害，大失道义，我真是看错了人，如今竟受自己所犯错误的惩罚。假若我当初就以刑杀立威，未必有今日之祸。我好悔。我要让背叛我的人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让他们尝到厉害，甚至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在短短的一个月中，他的思想就是在这样极度的愤怒、悔恨中激烈动荡，以至陷于近乎疯狂的状态，这种疯狂最终唤醒了他人性中最凶暴的一面。他要以毁灭一切的方式触摸证实自我、报复整个世界，适逢早春二月，人们的情绪本容易波动。他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终于实施了一系列震动海内、惨绝人寰的暴行，在随心所欲地杀死第一个人之后，血腥味启动了嗜血的魔性，如同洪水猛兽一般不可扼止，兽性裹协着惯性，紧接着，他便杀死第二个、第三个……他更加快意于杀戮，践踏伦理纲常……我想他此时肯定料到自己早晚难逃败亡之祸，他为所欲为的疯狂举动只是一种破罐破摔、自暴自弃情绪的体现。当然，他也深知：杀人者最终也必死于刀下。复仇是一柄双刃剑，伤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会深受其害。

苻坚的部队成份很杂，对于谢石、谢玄来说，面对敌方这么庞大的一支军团，正好比曹操面对马超、韩遂增兵的感觉，俗话说：上下同欲者胜。秦军失之于上下不同心，指挥不灵，部队间缺乏协调和联系。这与吕布的部队不一样，吕布的部队是有统一指挥的、单一军阀所控制的部队，部队的构成也比较单一，所以不存在苻坚的那种情况，所以此二者不具备可比性，我认为不应该以此为据阐述曹吕之战中的以弱胜强关系。《三国志》裴注《魏书》：“明日复来，太祖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骑并进，大破之。”这就是第二天的战况了。我们可以看到，吕布显然对伏兵准备充足，为什么？请看其中的“布益进”三字，益字怎么讲？我的理解“逐步”。是这三个字翻译过来就是：吕布（命令部队）逐步推进。证明温侯对这一战准备充分，没有将部队完全投入进去。故此，如果遭到埋伏，应该还留有后手，以备后发至人。另外，部队跋涉而来，鞍马劳顿，故此先养精蓄锐，来日整兵再战，这与第一天到达战场并不矛盾。古云兵贵神速，我师虽已疲，但是，若及时赶到城下时发现敌人毫无防备，那此天所予之，不取是逆天也，这就是必须要先直趋敌城的意义所在。之所以后撤者，一则到达的时候发现敌方已经设防，二者周围敌情不明，如果强攻有可能会受到堤侧树林中伏兵夹击，稳妥一些，选择先扎营休息有何不可？总不能老驻在敌城之下绷着这根弦，让部队更加疲劳吧。“吕布虽然身经百战，但是，当他面对用兵如神的曹操时，感觉自己处处受制”，这我承认，但是不能因此就夸大曹操的战功，说几百个人能大破一万多人。另外淝水之战一线秦军的人数我说的没错吧？那个亚历山卓倒底是谁呀，我真没听说过此人，能否给宣传一下他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