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TOP 2[p] 《三国志注》[p] 《三国志注》的作者裴松之,字世期,是南朝宋人,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其祖父裴昧曾官居光禄大夫,父亲裴圭做过正员外郎。[p] 裴松之从小就已熟知《论语》《诗经》等书,后然博览典籍,学识日进,年仅二十岁便当上殿中将军,后曾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尚书祠部郎等职[br] 宋武帝刘裕对他十分赏识,称其为“庙廊之才”。[p] 在宋文帝时期,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裴松之为之作补注。[p] 裴松之在其《上三国志注表》中就明确地指出因“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他肯定了《三国志》的成就:“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又指出其缺点:“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自己为其作注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p]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则指出,裴松之为补注所做的主要是六件事:“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p] 裴松之注释《三国志》,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到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之多,据沈家本的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p] 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p] 大体来说,裴注为《三国志》所增加的内容如下:[p] 一、补阙,使人物事件更为详细:[p] 曹操屯田事件,《三国志》中只有50多个字的记载,裴注却增补了180多字;[p] 诸葛亮七擒孟获事件,《三国志》只是一笔带过,而斐注却补充200多字;[p] 玄学大家王弼,《三国志》的记载只23个字,裴注广征博引,补其生平与学说,时人的评断,及家世;[p] 三国时代著名的发明家、科学家也只有在《裴注三国志》的《方技传》中才有详细的记载;[p] 还有很多的具有史料价值的而已不传的三国时代珍贵资料也只有在裴注中找到。[p] 二、备异惩妄,有些事,有很多种说法,又无法考证的,就全都摘录下来:[p] 三顾茅庐事件,《诸葛亮传》中有详细记载,给出了明确地说法,但魏人鱼豢《魏略》所记“刘备屯於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也相同,说是诸葛亮先拜访的刘备,这便是备异;裴松之对此事的评价引了《前出师表》中的诸葛亮“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说法,从而得出刘备先见的诸葛亮,这便是惩妄。[p] 《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三国志》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的定论。[p] 三、论辨,发表自己的看法,对 《三国志》中体例安排、叙事描写的评价:[p] 《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p] 《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p] 《三国志·魏书十·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陈寿是把贾诩和荀彧、荀攸列在一起,裴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魏氏如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p] 四、对地理、人名、音义等的注解,太多,故不举例。[p] 对《三国志注》的评价,也有好几派:[p] 捧场的认为,[p] “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p] ——侯康[p] 这是从保存史料方面去论证。[p] 不认可的认为,[p] “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p] ——刘知己[p] 这是从杂而纯的角度来论证。[p] 裴注的最大贡献应是,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发明了一种新的注释方式。(陈寅恪认为这是“合本子注之体”,是受了佛教典籍的影响。)[p] 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有很的论述:[p]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br] 总的来说,《三国志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p] 上榜理由:为三国而注。[p] 菊花评:注为三国,有志才有注。[p] TOP 1[p] 《三国志》[p] 《三国志》是一部讲述魏、蜀、吴三国正史的纪传体断化分国史,全书共有六十五卷,分别以国家为例,为魏、蜀、吴三书,《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的是魏文帝初元年(220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间魏、蜀、吴三国史事。[p] 《三国志》一书,创新了纪传体史书的写作形式,以魏、蜀、吴三国各写一书,这一先例一开,以后的《北史》《南史》,元朝所修的辽、宋、金三史,都是模仿其体例而稍微作些的改变。[p] 《三国志》史学价值极大,留下了许多保贵的史料,:如《魏书.张鲁传》、《蜀书.刘焉传》,保存了五斗米道的原始材料, 《魏书.华陀传》保存了古代医学的事迹, 《魏书.张燕传》保存了黄巾起事後,张角馀党继续叛乱的史实, 《魏书》的《外国传》,具体叙述了乌 ,鲜卑,高句丽及倭人之社会生活状况,此皆极其珍贵之史料。[p] 凡是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者,都有在《三国志》一书中有一定期的体现,实是后世人研究三国史事、人物不可或缺的典籍。 [br] 在古代纪传体正史中,《三国志》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p] 《三国志》成书年代已不能考,先前魏、吴两国就有自己的正史,主要有: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裴松之注也多引用了这几本史书,蜀国没有史,按《华阳国志》的记载,《三国志》陈寿本是蜀地人,曾写过与当地有关的《益部耆旧传》,他当是参考了上面几本书,然后再采集了有关蜀国的各种资料及自己的所得,编撰成了《三国志》。 [br] 《三国志》虽名字为志,但实际书中并没有志也没有表,除前四卷为纪外,后六十一卷都为传,有明显的曹魏倾向,魏书占去了全书几乎一半的篇幅,并列在全书的首位。[p] 《魏书》首四卷用四篇曹氏帝王纪的形式将三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一次回顾,然后不讲魏国众臣,而是以各路争霸群雄为传,以彰显魏国的创立始末,接下来才是魏国集团内部的各谋士、大臣、宗族、军将等等的传记,最后独列二卷,一卷将当时具有神奇色彩的人物,名为《方伎传》;一卷是讲周围各族的,其中有一篇讲的倭人,是研究古代日本的重要资料,其名为《乌丸鲜卑东夷传》。[p] 《蜀书》先立的是蜀汉帝国基业的源头拥有者——刘焉与刘璋父子的本传,然后才刘备及其儿子刘禅的传记,紧接着就是蜀汉重要人物诸葛亮的传记,余下来几卷,也就是各谋士、大臣、重要人物的事迹描述。[p] 《吴书》先记的是吴国政权创始人孙坚、孙策父子的传记,并列在一传内,然后继承父兄基业的孙权登场,接下来的几卷,以上面两书相同,也是国中各重要人物的传记。[p] 《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称曹操、曹丕为帝,吴、蜀君主即位,也记得是魏的年号,这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与陈寿所处的朝代不无关系,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所提到的“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p] 作为晋臣的陈寿不得不为君者讳,在作史时有所保留,因立场的不同,所看到、所写的也有所不同。如后然的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因当时晋朝已经南渡,偏安于一隅,就好似偏居于四川之地、承汉正统的蜀国,所以这才符合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p] 提《三国志》,当然不能不提它的作者陈寿。[p] 陈寿,字承祚,蜀国巴西安汉人,曾经是当时著名人物谯周的弟子。仕蜀时曾认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曾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p] 在蜀地之时,陈寿曾撰写了《益部耆旧传》,蜀平定之后,陈寿就撰写过《蜀相诸葛亮集》,晋灭吴后,四十八岁的陈寿开始著写《三国志》,又著有《古国志》五十篇,史称其“品藻典雅”,他的才华深受到当时的重臣、《博物志》的作者张华的赏识,并还说要将撰晋史重任托付给他。[p] 当时人对他的评价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p] 有一个小典故:[p] 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夏侯湛在编撰《魏书》的时候,看到了陈寿的所作的《三国志》,自叹不如,便把自己所作的《魏书》给毁了而就此结束了编撰工作。[p] 《晋书·陈寿传》中所记的有几则生活小故事对陈寿的品行提出了质疑:[p] 一、或云丁仪、丁暠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p] 二、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p] 第一点:《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中曾提到过这两人:“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脩、河内苟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p] 丁氏兄弟属曹植小集团内部人员,曹丕即王位后,被诛,实没有详细的传记,若说这两人实在是了不得,非得立传,也未必说得通,陈寿作传崇尚简洁,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比较审慎谨严,因而有人说他“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又因时势需求,所作史书,也定有取舍,不能就说事出由因。[p] 第二点:诸葛亮之才,众所公认,从他的平生事迹及行军布置来看,“将略非其所长,”当是公论,《三国志》上的所评实际为:“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对诸葛亮还是肯定的多,评论也较公允。[p] 对诸葛瞻的议论为:“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p] 名名说的是,蜀人因太崇拜诸葛亮,因而往往将不是诸葛瞻所做的事,都说成了是诸葛瞻的行为,因而他的名声有过其实,而不能武断地说,陈寿就有诋毁的意思,这就有些断章取义。[p] 陈寿作《三国志》最让人诟病的还是书中的曲笔,对曹魏及晋的诸多有回护。[p]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p] ——清人赵翼《廿二史答记》[p] 汉献帝到死之时,才被曹魏追谥为的献帝,陈寿隐去了曹丕篡汉封他为山阳公的事,在《魏书》中一直只称其为汉献帝。同样的,常道乡公逊位后,为陈留王,到死时才追谥为元帝,陈寿也做了春秋笔法的处理。[p] 曹芳明明是司马师的主意,却记为是太后这命,最离谱的是曹髦的被杀,当时曹髦实在忍受不了司马昭的专权,奋起反抗,而被司马昭的手下所杀,陈寿却短短地记为几字:“高贵乡公卒,年二十。”[p] 因而赵翼无不愤慨地说:“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p] 以陈寿所处的那个年代而言,这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封建时代产物之一的史书,大多为官家所修,当然会对时下的当权者多有回护,所谓“为尊者讳”是必然存在的问题,那些直隐不讳的史书,根本就没有生存空间,估计现在人也是不能看到的。[p] 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p] 一、史书很多是为政治而服务,晋是继承了魏的政权,也就是所谓的“禅让”,要想为晋维护,首先就得为魏维护,若说魏有诸多的缺点,怎样怎样的不好,那他的继承者晋也有逃不了的嫌疑;[p] 二、陈寿处在改朝换代之际,本身就有着诸多的忌讳,作者不可能不避讳;[p] 三、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特定的视觉角度,每个人的立场、思维,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影响,对事件、人物的观察、评论也就会因时而异;[p] 四、陈寿手头的资料有限,再则他对史实的选择又很慎重,多有争论的,往往都不用,历史的本来面目本就很难弄得一清二楚,谁能说我们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历史;[p] 五、陈寿所能找到的魏、晋资料,本来就是这样记载,他根本就也不敢妄加篡改,只好如实地记录了下来;[p] 很多人认为以曹魏为正统是很值得疑问,其实这个正统问题,历来都是很有争议的:[p] 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是以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仍以魏为正统;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则又以蜀汉为正式统;南宋肃常《续後汉书》也是以蜀汉为正统。[p] 还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的一针见血:[p] “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魏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犹宋太袓篡立近,於魏,而北汉,南唐迹近於蜀,故此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p] 上榜理由:三国正史。[p] 菊花评:三国史传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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