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见各位在讨论五虎将谁强谁弱，俺认为《三国演义》里的主要武力将领除了吕布以外并没有武力的绝对高下之分，作者也没有为那些人物设定参数给读者去辨别。但是由于行文的需要，情节会有很多跌宕变化，给我们一种错觉而已。比如五虎将其实不过是各有特色，在不同的条件下作者给了他们发挥自己特色的环境罢了。有的还因为要深化情节而被牺牲掉了。　　这里说说赵云这个角色。　　五虎里面，关、张早年便跟刘备结为义兄弟出生入死，在不停的血与火的战斗中把同床共枕的江湖义气炼成了伟*大*的革*命友谊。《演义》中大书特书也是无可非议的。马超，黄忠虽然都有很出色的表现，相对来说篇幅就要少得多了。而赵云这个白脸的加入，完全是中途半端的，甚至有点第三者的嫌疑。然而他确实是仅次于关、张的重要角色。　　然而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关羽和张飞即使完成了那种粗线条似的形象转变，这二位万人敌身上依然还是有很多污点。但是赵云不同，作者给了他绝世的武功，坚韧的意志，还有高尚的品格。和其他人物比较起来，《平话》到《演义》人物形象转化最厉害最干净的非赵云莫数。　　这形象反映了身处士大夫文化末端的罗贯中心目中的完人。从误跟公孙到血战长坂，从汉水一身是胆到北伐独斩五将，从怒打赵范到谢绝封赏。各个侧面都在反映一种潜在的美意识。关羽对强敌，读者根本见不到过程，张飞，黄忠差不多就是一样的“大怒”，“**回合”，“不分胜负”，“一**下马来”了事，就连马超裸衣战许褚，挑灯战张飞这样的大战也没什么新奇。　　大家再看看“一身是胆”的赵云，“大喝一声，挺枪骤马，杀入重围，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这不是赵云的专利，也就罢了。但接下来“那枪浑身上下，若舞梨花；遍体纷纷，如飘瑞雪。”这样的比喻，全书仅此一人。据说，宋代时我国就有一种“梨花”枪，是在枪头加上火药后引发火花的。明代的作者这样描写赵云不仅是要突出他的孤胆雄心，更是暗示其武艺的高超，不仅枪枪必杀，更具有他人没有的美感。想想吧，具有德国的意志，荷兰的攻势，意大利的防守，还有巴西的脚法，这样的队伍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　　张郃、徐晃那么多人可以围住猛将黄忠，面对这样与众不同的武将却也“心惊胆战，不敢迎敌。”其后赵云“所到之处，无人敢阻。”见了天神般的关羽，曹兵也不过是惊骇而已，张飞要大吼一声，才可以吓退曹兵。可“但见“常山赵云”四字旗号，曾在当阳长坂知其勇者，互相传说，尽皆逃窜。”嘿嘿，这待遇又是他独有的。　　在桂阳，面对赵范的色诱，在成都面对上司的利与，赵云都表现的是公私分明的大义。不似关羽，张飞多表现出个人的感情至上。被姜维击败以后，对孔明“夸奖姜维枪法，与他人大不同”。作者对赵云的描写，可以说是完成了“谨严实直”的同时，还极力向读者暗示，这是一个“没有缺陷”的人物。他正是士大夫追求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美学意识的完美体现。说白了，赵云是罗贯中心底的一碗水。通过他，其他人的优缺点都一目了然了。

　　最近又见各位在讨论五虎将谁强谁弱，俺认为《三国演义》里的主要武力将领除了吕布以外并没有武力的绝对高下之分，作者也没有为那些人物设定参数给读者去辨别。但是由于行文的需要，情节会有很多跌宕变化，给我们一种错觉而已。比如五虎将其实不过是各有特色，在不同的条件下作者给了他们发挥自己特色的环境罢了。有的还因为要深化情节而被牺牲掉了。　　这里说说赵云这个角色。　　五虎里面，关、张早年便跟刘备结为义兄弟出生入死，在不停的血与火的战斗中把同床共枕的江湖义气炼成了伟*大*的革*命友谊。《演义》中大书特书也是无可非议的。马超，黄忠虽然都有很出色的表现，相对来说篇幅就要少得多了。而赵云这个白脸的加入，完全是中途半端的，甚至有点第三者的嫌疑。然而他确实是仅次于关、张的重要角色。　　然而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关羽和张飞即使完成了那种粗线条似的形象转变，这二位万人敌身上依然还是有很多污点。但是赵云不同，作者给了他绝世的武功，坚韧的意志，还有高尚的品格。和其他人物比较起来，《平话》到《演义》人物形象转化最厉害最干净的非赵云莫数。　　这形象反映了身处士大夫文化末端的罗贯中心目中的完人。从误跟公孙到血战长坂，从汉水一身是胆到北伐独斩五将，从怒打赵范到谢绝封赏。各个侧面都在反映一种潜在的美意识。关羽对强敌，读者根本见不到过程，张飞，黄忠差不多就是一样的“大怒”，“**回合”，“不分胜负”，“一**下马来”了事，就连马超裸衣战许褚，挑灯战张飞这样的大战也没什么新奇。　　大家再看看“一身是胆”的赵云，“大喝一声，挺枪骤马，杀入重围，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这不是赵云的专利，也就罢了。但接下来“那枪浑身上下，若舞梨花；遍体纷纷，如飘瑞雪。”这样的比喻，全书仅此一人。据说，宋代时我国就有一种“梨花”枪，是在枪头加上火药后引发火花的。明代的作者这样描写赵云不仅是要突出他的孤胆雄心，更是暗示其武艺的高超，不仅枪枪必杀，更具有他人没有的美感。想想吧，具有德国的意志，荷兰的攻势，意大利的防守，还有巴西的脚法，这样的队伍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　　张郃、徐晃那么多人可以围住猛将黄忠，面对这样与众不同的武将却也“心惊胆战，不敢迎敌。”其后赵云“所到之处，无人敢阻。”见了天神般的关羽，曹兵也不过是惊骇而已，张飞要大吼一声，才可以吓退曹兵。可“但见“常山赵云”四字旗号，曾在当阳长坂知其勇者，互相传说，尽皆逃窜。”嘿嘿，这待遇又是他独有的。　　在桂阳，面对赵范的色诱，在成都面对上司的利与，赵云都表现的是公私分明的大义。不似关羽，张飞多表现出个人的感情至上。被姜维击败以后，对孔明“夸奖姜维枪法，与他人大不同”。作者对赵云的描写，可以说是完成了“谨严实直”的同时，还极力向读者暗示，这是一个“没有缺陷”的人物。他正是士大夫追求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美学意识的完美体现。说白了，赵云是罗贯中心底的一碗水。通过他，其他人的优缺点都一目了然了。

1．        关于诸葛亮的思想定位今宵兄提出的任何思想现实当中都不可能是纯净的这个说法显然是正确的。我们之所以产生争论，是我前面没有说明白一点：诸葛亮的修正和回归路线，对秦的过酷的一种修正，对韩•申学的原理回归。诸葛亮的“法”从根本原理上来说是为了保证公信力的“法”，讲究为政者“言出法随”，所以自身就更要要时时自省，保持清白之身。至于他有没有“儒”的一面，这个我认为如兄所言肯定有。而且我认为诸葛亮还是一个有着“复眼性思考”的人物，他的成长过程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变化。简单说就是儒学入门黄老出世韩申入世。汉代是儒学等通国教的时代，但除了董仲舒等少数人以外，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了经学的要义，结果搞成了形式主义。但也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风气，荆州在当时更是流亡学者的基地，形成了独自的荆州学派，尹默这样的人物甚至专门从四川跑到荆州交流学习。诸葛亮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中成长的，自然难免甚至可以说主要收到来自儒学的影响。但是他看经书只看大概，却得到了名儒司马徽高度评价说是“识时务”的人。《魏略》记载孔明对石广元，孟公威，徐元直说你们可以混到太守一级云云，人家反问他自己却笑而不答。后来孟公威北归，他也不以为然，认为北方士大夫众多，跑回去反而失去竞争优势。这些都证明青年孔明和其他同时代的儒学者不一样。他对书物重视对大局的把握，而不是精读，这自身是后汉末逐渐开始显著的学术界新动向---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学术界的先行者的一员。同时他的出世观放在了比当时一般人的刺史，州牧远的多的位置。但他欲擒故纵的选择了出世作了一段时间半隐者，他自比达成霸业的管乐实际上就是他披着黄老外衣开始向韩•申法学倾斜的思想变化的标志。因为孟子主张的王道是用仁德行仁政，不需要什么大国。而管乐代表的是霸道的实践者，以武力纠合诸侯的霸王为尊，必然要建立在大国基础上。这中间的区别是显然的。霸是本质，仁是外衣，这个今宵兄也说的很具体了。另外目前还没发现有记载说孔明曾经特别从师于谁，从他后来在军事，机械，城防，建筑，政治的表现来看，他应当对诸子百家都有涉猎。实际上我相信当时比他出色的人只有一个---曹操。然后，我们从他入世以后的作为看他的思想。先说他的代表作《隆中对》，那是争霸天下的构想，和儒显然是不沾边的。然后我们看他开始实际运用的表现。刘备夺取四川以后孔明立即和法正，伊籍等4人（《伊籍传》）开始着手制定《蜀科》，另外还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让臣下们严格遵守，《武侯兵法》更是制定了《七禁》，违者斩首。这些和曹操的严厉军法相比如何呢？刘备本人打仗可不是靠这些赢得胜利的。这些严格的法律不仅是入蜀之初才执行的一时之策，诸葛亮的严厉也不是仅在对待李严，马谡身上可以看到的局部现象。相反，正因为他普遍的实施重典，所以这些特定事件才会更深入人心，难以忘记。很多朋友会说，严明没什么不好，但请注意，这里不加入任何评价，只确认了一个事实---诸葛亮是不折不扣的法家。最后，对于刘封事件和今宵兄商量一下。如果因为不救关羽；刘封该罚，但是孔明的意见是害怕今后难以控制。也就是没有事实下的猜疑，和“莫须有”有什么区别？他的目的是为了蜀汉政权可以正当化，但手段呢？除非证明这段史料是有人故意捏造的，不然孔明的这个行为是难以被断定没有违背道德的。因为是政治家，所以这些是正常的，那么有人批评孔明也就该是正常的。这样的看法本身并没有威胁孔明是贤臣，个人清廉等积极的一面。所以我认为没必要看着批评诸葛亮的文章就群起而攻之。至于他个人动机的真实，谁也不知道，我们只能通过其言行去分析·解释,所以产生分歧是很正常的。再次感谢酒鬼认真的回帖。：）至于诸葛亮有没有变通和他为什么客观上要走这条路，下周末抽时间回复今宵兄。

两代人之间的较量今天我们说说赤壁之战的另一个侧面----两代人之间的较量。涉及赤壁之战有曹、孙、刘三家，参与人数众多。综观全局，对时局做出了机动反映，提出了自己对策，并影响到后来局势发展的主要核心人物有曹操、孙权、刘备、周瑜、鲁肃、张昭等人。在赤壁之战的前因后果中，他们的行动带有明显的世代特征。曹操大军南下，气势汹汹。那年他五十四岁，仍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而孙权年仅二十六岁，对于是战是降拿不定主意，下属们也人心惶惶。这时候以张昭为首的元老级人物都主张孙权放弃抵抗，因为曹操新灭刘表，气势正旺，而且兵多将广，东吴恐难以与之抗衡。这年张昭五十三岁，和曹操一样是一个世代的“老江湖”了，阅历惊人，说话很有分量，自然有不少附和者。与此相对，鲁肃直截了当的对孙权说：“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很实际，也和尖锐的提问。那年鲁肃三十七岁。恰好在孙权和曹操、张昭两代人之间。在孙权听从了鲁肃的建议后，坚定孙权信心、继而在军事上实际对抗曹操的周瑜那年三十四岁，和鲁肃同代。刘备自己四十八岁，在东吴舌战群儒的诸葛亮二十八岁。也是黄毛小子对上辈名士。回头看去，赤壁之战实际上在当阳鲁肃与刘备见面时就已经开始了，但是鲁肃熟知曹操，而曹操不知有鲁肃，周瑜晓曹操老辣，而曹操不知周瑜沉着。两代人的斗争一开始就在默默的主宰着战局的进程。在柴桑，年轻的毛头小子鲁肃、周瑜、诸葛亮联手在文的一面收拾了张昭，接下来在赤壁战场上，又在武力上解决了曹操。假使当年的孙权和张昭一样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年轻的鲁肃的那句话恐怕难以打动他的心弦。历史也许在那一瞬间将走向另一面。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年轻有无阅历的莽撞，也有令人生怖的激动。千古苍桑赤壁，当有万世青春之魂。

第一，丞相提出，当时有可能有人提出了警告，但于禁一意孤行，没有采纳。客观的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情况我不是没有考虑到，但综合了其他情况推测后，认为这将不影响我的主张。比如你说的航天飞机事件，那位工程师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我不清楚，不好评论。但是翻看我的文中所提到的“诸将”显然是指史书上明确留名的几位指挥官----曹仁、于禁、满宠、吕常等人，下级军官提出警告，于禁不听有可能，史书不记载也有可能。但是，如果曹仁他们几位要提出了，于禁听了会记载，不听更要记载。为什么？这场战争的损失和影响如此的大，如果这几位高级将领曾提出警告，于禁没听，突出于禁罪责的反面，就该对提出警告者做成正面评价。因为是在作传，纵观正史《三国志》，如此能体现人物优秀的材料很难有不采用的。没有证据表明史官有专门为于禁开脱的动机。如果曹仁曾警告了，反而有为其他将领免责的材料。如果提出警告的是小人物，一般会用“或曰”。就算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记载，我们也可以从当时曹操以及其下属对于禁的宽容态度上看出来。即使是刻薄的曹丕后来画图羞于禁也仅仅是看不起他投降这一节（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怀疑于禁有诈降的可能），而没有人对他的用兵说三道四（只有演义才有暗示）。裴注引用广泛，其中也未见对于禁驻军有只言片语提到丞相的推测，而且敌国蜀、吴两国，包括后来的《晋书》里面也未见提及。丞相可以看到，涉及到这次水淹七军的人物有不少，但没有一个人的传里提到说有人曾劝告过于禁。所以说当时有人提过警告的可能性很有限。如果有人警告过那么上面的几位主要将领任由于禁一意孤行，也可以说是庸才了。因此反过来我相信当时没人料到这场水的规模。非要因被水淹就说于禁是庸才的话，也该带上曹仁他们数人，而不是仅仅责怪一个于禁。丞相说不能因为史书没有记载就说没有发生过历史事实，同理，我们也可以说不能因为自己的推测看起来比较容易理解就说曾发生过那样的历史事实。用聂卫平来比喻恰不恰当不提（他的鼎盛期非常的短，可于禁的表现却很稳定，要犯晕也该有前兆），不仅于禁，任何人都有犯晕的可能。但抛开襄、樊城里两军不谈，单城外七军，如果七军有一将领预见到了这场大水的话，会甘心陪着于禁被淹么？除非都犯晕了，也许有人会说于禁职权很大，下面其他将领不敢反抗。但是徐晃救兵到时，他恐不敌关羽，最初屯兵不动等待其余救兵到来，也遭到周围“诸将呵责晃促救”。这样的事都记载了，还别说事关自身安危的驻兵地点，预见到如此大水的将领会不抗命？即使抗命不成，史书中会连“诸将”这样的字眼都不见么？涉及到此次战争的《三国志》人物不下十人，可是没有一个人的传里有支持“于禁驻兵错误”这一说法的证据。

也说香蕉皮 智勇张飞 兄言： 假定太师踩到香蕉皮摔倒。我们当然要寻求太师自身的原因，这个责任不在于太师没有预测到香蕉皮的出现，而在于他走路不小心不看路。太师摔倒当然不能怪香蕉皮，只能怪自己不小心，这正是我们追究于禁责任的原因所在，而以你方的观点就是摔跤当怪香蕉皮。初看起来很有道理，但细推敲也有不妥之处。此处，假定太师即于禁，香蕉皮即洪水是也。然于禁久经战争，经验丰富当比太师久行，熟知道路。然北军南下，环境有些生疏，当比太师此行乃走阴湿易滑之路。虽几多小心，然不幸太师踩到香蕉皮而跌倒，张飞兄认为“太师摔倒当然不能怪香蕉皮，只能怪自己不小心”。吾以为其实不然，太师久行，当知路途有碍，自当知小心从事。然其脑海中意识里之“小心”必然来自其亲身经验，如注意坑洼、狗屎之类异物。或有来自当地人之提醒，即香蕉皮很滑，踩上了容易摔倒乃是本地常识云云。然当地人和太师都没见过香蕉为何物，惟有一般常识经验云：“踩上橘子皮，搞不好会摔一跤，所以要小心。”此处橘子皮当比一般常识性秋雨及水位上涨。更不曾体验过踩上香蕉皮摔倒的滋味，是以不备。又，太师急行中，忽一筐香蕉皮从天而降，当比于禁救曹仁之急，霖雨之大是如。此时太师一脚踩上一片，跌甚重。而有仇家看见，当立即上来寻仇，且其手持棍棒，脚履钉鞋，此时太师起立亦难，更何言与仇家争斗乎？此时责太师有“不小心之罪”与叹其有“不运之灾”，which更唯心欤？盖从天而降之大量香蕉皮非太师所料，亦不为路人所料，故难责太师之“不备”之过。于禁之遇霖雨亦同然也。而今太师与张飞兄言“我所不备，何仇家脚履钉鞋以备之？”盖因此仇家若不履钉鞋便不能攀越光滑城墙而上此路寻仇。此说，不知张飞兄以为比关羽有舟船之利如何？

马甲岁月（六）最早最成功的模仿马甲是飞l0l4，这个马甲最大的优点是我看见飞这个字脑海里就有一幅画面：一只挺着胸脯昂着头努力飞翔的鸽子，很有朝气。注册这个是因为看到他有一次在演义和三国论坛开玩笑发帖说：“我来了”，打开帖子却写了三个字“又走了”，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模仿他也发这样的帖。但是他吓坏了，以为马甲被盗了，很生气。老友们都出来说不象话，而且我把他惹火了，他说T_M_D。一看风声紧，我想这个事总的有个着落，于是我回了他一句N_M_D后，悄悄把他加上MSN了，结果发现他是个爱学习的好青年。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去泡妞哈。：）克队q号也是差不多，不过这个马甲是我同学注册的，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学生宿舍里，他当时很厌恶这样的玩笑，因为飞被我骚扰。可是用了几次后他就没说啥了。有天凌晨，他起的很早，我第一次用这个马甲开他玩笑，他回了一个帖说“哼哼，我知道你是谁了”，当时我知道他是说来吓人的，就没理睬。哪知道煮酒这家伙由于时差还在下面回帖，他刚回完，9号就在我下面说知道q好是谁，搞的煮酒兄赶紧屁颠屁颠跑上来上来说一句“兄弟你究竟是谁啊？”：）不过最得意的马甲是“菁菁篷篷”，哈哈，她是个老江湖了，看见我这个马甲的时候，很紧张了一阵，警告我要继续用的话，她就不再用正马甲了，嘻嘻，结果我还趁机“教育”了她一阵，反正她当时也爱捣乱嘛：）最让我意外的马甲是“狂妄的免子”，我意外的是，本以为大家都适应了马甲，不会再骗到人，注册他只是用来和兔子玩的。没想到钓到了本坛的大鱼---张一剑。他还回帖跟我叙旧呢，末了还不忘带上他独有的“：）”，幸好我是“男的猛火”，唉，，，也不知道有多少妹妹被他的“：）”骗了。：）这样的被骗的还有孔门弟子，他还认真的找我加入他的晋国呢，哈哈。不过我马上用“孔门第子”提醒他，搞的他四处对人说：“啊，出现假冒”，“太像了”什么的。希望他打起精神早点回来。

再说水淹七军谁之过？很多网友坚持认为七军被淹乃是于禁不知天文，不懂地理之失，谓其庸才。然纵观《三国志》并无任何记述支持这一观点。“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张乐于张徐，以及曹、夏侯诸多大将军功显赫，皆当时名将。然未见有善用天文之军功，岂有独责于禁一人之理乎？曹孟德兄言“于禁应该了解荆州的气侯，在那里河湖密布，水道纵横，雨量充足。他不应以北方人的习惯来扎营”，“偏偏扎营于易灌之处”云云。然孟德兄何以知于禁不知襄樊气候地理？又何以知于禁以“北方人的习惯来扎营”？城者，必择高而筑，常识也。然其时樊下水深五、六丈，几近及乎樊城高墙。此等大水可料乎？既荆襄湖泊纵横，樊城在汉末建成多年，王睿、刘表在时，可有此等大水漫过大堤，倒灌樊城？于禁驻军近月，庞德在北不过十里，关羽不曾围樊城密不透风，大雨10日有余方有水漫大地，其间曹仁，吕常，满宠可有警讯乎？若如兄言，于禁因此而庸，曹仁、庞德、满宠，吕常皆不可免矣。孟德兄台何以独责于禁耶？丞相又云：“因为于禁事实上是被灌失利的”。愚以为此丞相狡辩尔。：）被灌和易灌如何等同？百年洪灾，岂可以易灌一言而避之？庞德在北10里，先于于禁屯扎，乃曹仁所使。于禁军到，必不在樊城东南，当是依相对高度据北，西北而驻，与庞德同成犄角，是以关羽不得围樊城。洪水自汉江而来，于禁如此驻兵当有护堤之虑，是以关羽不得上溯决堤。可知于禁用兵当不负名将之资。又观乎魏、蜀、吴三家史书，皆言于禁败于霖雨致水涨，可知当时皆以为此战非全因人力而为。故有“非战之罪”之说。不然当有关羽决堤或截江堵水之文。

败家子的远见《三国志》里的鲁肃，年青时基本上是个“败家子”。他生而失父，和祖母一起居住。家里算是财主级别的，他好于施舍本无可厚非，但当时天下已乱，他却“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摽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大财主们为了如何在军阀混战，兵灾连绵中保存实力可以说是劳心费力，弄得不好就丢了性命。这个鲁少爷全然不顾这些，一个劲儿散财。以至于『父老咸曰：“鲁氏世衰，乃生此狂兒！”』不过显然这家伙不是那种相信散财可以免灾的那种谁见了都可以捏的软柿子。在他带众迁徙的时候，州兵追至，他的过人武功遂有显示，鲁肃“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贯”，以至于州兵“自度不能制”而还。这个败家子有这样的武功其实也不奇怪，吴书就说他『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由此可以看出，鲁肃的放荡不是天性的败家，而是年轻的他看到了时局的变化，并有预见的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农业文化是讲求顺应天时地利人和的，在根底有对安稳过渡渴望的潜意识。天下大乱的时代的到来反而更加刺激了大众的这种愿望，讲求安定---农业即使在今天也是受到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极大制约的，能够忍受天公的善变，还不能忍受人世的沧桑么？但是，鲁肃不一样。他也有时代英雄的特质---应时而动。天下大乱，名哲保身的儒学理念早演变成逆来顺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寻求生机。后来，天下局势的发展，充分说明了了他的远见，年少的败家子，有机会成为一代名臣，依靠的是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和准确的判断能力。在赤壁之战前的表现，更是把这一点表现的淋漓尽致。在他身上，你完全看不到演义里的那种优柔的老好人形象。[待续]

【读志偶见】之四孙周两家接近的渊源（１）《吴书九•周瑜传》裴松之引《江表传》说孙策自称和周瑜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还有『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历来《江表传》的可信度都遭到广泛的怀疑，但是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孙策和周瑜也许真有远亲的可能。但是笔者认为最终导致两家走近的原因还是乱世多样政治势力的抬头。根据《后汉书》、《三国志》的记载，周瑜的家庭背景非同寻常。其祖周荣是章帝•和帝时的尚书令，从祖父周景历任司空（163年），太尉（166年）等要职，而且和陈蕃等清流派人物有很深的渊源。周景儿子周忠，也历任光禄大夫等要职，并在193年被任命为太尉，而且周瑜父亲周异还是洛阳令，也是后汉末政*治的上层人物之一。这样的家柄远远不是孙家可比的。三国志里面刘备和曹操的介绍都有明确父辈的社会地位，但是孙坚传里只来了一句很可疑的“盖孙武之后”作敷衍。所以孙坚自身和周家有血缘关系是说大不通的。那么周瑜和孙策自小的强固关系是确立的呢？笔者认为视线应该很自然的转到孙策的母亲吴夫人身上去。吴家虽不是江东四大名族，但是也应该不是一般家庭。吴夫人亲戚当初“嫌坚轻狡”反对孙坚求婚，就说明即使孙坚当时也不是泛泛之辈，但吴家还是有拒绝他的足够底气。孙坚自身家柄不好，但是在会稽、吴和当地豪族的交流只能说明吴家在当地一定有与此相符的地位，不然做过合浦太守的王晟是不会理睬孙坚的，因为孙坚呆在吴郡是184年前的事，那时他不过是无数下级军官中的一名。击退海贼的声誉远不足以和太守级别的人物来往。所以要是孙策和周瑜真有血缘关系的话，多半会是因为吴夫人家的关系。不过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孙坚讨董时必然需要迁家至舒。［待续］

【三国随笔】演义的精彩（二）◆隼舞空/文【二】华容道　　演义从虚构温酒斩华雄一段开始，移花接木花心思刻画关羽，比起前人的《平话》在文学表现上有了很大的飞跃。从小说后来的发展来说，这段在《演义》的整体构造上也有着一定意义，在小说中这是关羽和曹操一生剪不断理还乱的因缘发端。“温酒斩华雄”的超人表现是为曹操对关羽“一见钟情”作的铺垫而已，后来故事的发展就如滚滚洪流，奔流千里，演义独创的“华容道”一节更是早已超出了“义绝”与“奸绝”[1]的对照这一古来的“定说”。　　演义早在第5回就为第24、25回斩颜良•诛文丑，27回千里走单骑埋下伏笔。曹操“素爱云长武艺人材”，张辽两边奔走，曹操对关羽的关照可以说是极尽能事，最高的礼遇也没有留住关羽，这些情节被很多人认为是“对忠、义等伦理价值的宣扬”过分夸张。不过也有人注意到这些情节也不过是些铺垫。到了赤壁大战，故事的奔流终于到了高潮---“华容道”。　　曹操走投无路，『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短短的一段，实际上把二人自“温酒斩华雄”以来的“因缘”给理了一条线，作者绵密的思路安排一览无遗。二人长期以来复杂纠葛的因缘在这里爆发，曹操抬出春秋时“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2]佐说，“从感情和知识两面刺激关羽[3]”，关羽近乎同时间的反应把场面的紧迫和人心理状态的冲突、矛盾凸现的淋漓尽致。曹操的旧恩，军士的哀号，和张辽的故旧之情，瞬间的画面汇集了演义从第5回就绵绵描绘的所有人心交汇（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实际上也可以理解成作者自身创作源流的体现）。　　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在战前布置周到，甚至逼关羽立下军令状，故意给关羽做人情的机会。这种先知全能被鲁迅先生批为“近妖”。的确，“在关羽的“义勇之概”面前，对诸葛亮的描写给人画蛇添足之感”[3]。与此相对，关羽的表现可以说是最最人性化的。一代大家王国维就评价说：“《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观壮缪之矫矫者乎？若此者，岂真如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4]　　是不是真有“实践理性”和“宇宙人生”的高度我不知道，不过华容道上关羽在两难境地做出的选择显然是超越了人类社会普遍具有的功利思想的。所以王国维这么辛辣的大学者也称赞其“非大文学家不办”。在我想罗贯中这种情节安排，远不是局限于“对忠、义等伦理价值的宣扬”。也许作者是在对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英雄人物们，潜意识里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意向。笔者也不大同意把他这种人性化的表现归结成“人情”文化的体现。现实社会始终面临一个“规则or裁量”的选择问题，人们总在依法办事和重视人情之间争论显然就是这样一个表现。实际上，恰恰因为对立面的存在，才有一方的存在，一面的重要性往往需要另一面来凸现。在演义里，关羽的一生有很强的悲剧色彩，和曹操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关系的复杂和起伏体现出作者内心也不是绝对的主张“封建正统、拥刘反曹”。[待续][1]毛宗冈云演义有三绝：“孔明智绝”；“关羽义绝”；“曹操奸绝”[2]语见《孟子•离娄下》。『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不为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3]语见日本当代著名中国文学者井波律子著《三国志演义》[4]语见《文学小言》之十六

关于上邽割麦　　首先，纠正自己一下：关于进入陇右的时间，以兄所言2月为准。因为祁山虽在陇南，也属陇右。另外燕张飞翼德兄在地名上有一个小笔误：蜀军是在“上邽”而不是“下邽”抢割麦子的。这次北伐也没有进入关中。第二，三国时期中国北方的冬小麦在农历3月成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认为可以排除。因此，三将军一直主张的论点：　　“三月正是麦子成熟的季节”　　“从上面四个例子可以看出，蜀军如果没有在当地获得补充的话，　　只能支持1个半月多的粮草，就只有退兵了。三月份在当地收获　　一次麦子后，则可以支持到7月初。”得不到充分有力的支持。而这个论点的倒塌将会对你接下来的论点带来不利。下面对“三月麦熟”这个说法以及由其引发的围绕蜀军割麦的一些论点一一进行质疑。（一）质疑“三月正是麦子成熟的季节”　　首先，我们讨论的麦子显然是冬小麦。冬小麦在秋季播种，次年夏季收获，由于地理气候条件不尽相同，而且生育期较长，且不同地区生长期差异较大。在现代：　　“中国南方冬麦区为120天，北方冬麦区为270天以上，西南部的　　高海拔地区可达330.天以上。春小麦生育期短，通常为80-120天　　春季播种，当年夏、秋收获。”根据大兄自己提供的资料，陕西关中平原，山西西南以及甘肃天水地区属于“黄淮冬麦区”，那么其播种期通常为阳历10月上旬，麦子成熟在阳历6月底前后。经查证今天的“甘肃天水地区川地在阳历10月10日左右播种”，收获在什么时候呢？请看甘肃省政府的通知：　　2002年6月25日18时发布的跨区机收工作动态：今年，甘肃省　　联合收割机跨区机收小麦工作…….在庆阳、平凉、陇南、天水等　　冬小麦区陆续开始，拉开了全省跨区机收序幕。显然当地是在农历的4月末到5月初开始收割的，不然不会到了6月底才说是刚“拉开序幕”。现代的冬小麦在某些地方是可以成熟的早一些，可陇右地区到现在也不具备提前1个月成熟的条件。而诸葛亮那年北伐的3月（农历）时期，现代天水地区的冬小麦还在生育中期阶段（阳历4月上旬开始到5月中旬）。公元231年的阴历3月30是阳历5月17号，麦子才开花不久呢。三国气候再好，也难以好到可以比现代提前一个多月就收到麦子吧。　　除非兄能证明三国时代的麦子比现代早1个月成熟，那么蜀军要抢到完全成熟的小麦至少得到农历4月末。所以蜀军在上邽抢麦子至少是进入农历4月以后的事，这在时间上接近现代的成熟期。诸葛亮2月出兵，到4月末麦熟就已经坚持2个多月了。大兄总结的“蜀军如果没有在当地获得补充的话，只能支持1个半月多的粮草”云云是难以成立的。　　在没有证据表明三国时代陇右地区有栽种春小麦的可能性（我对此表示极大的怀疑）之前，姑且假设三国时期可以播种春小麦是事实。那么其播种和冬小麦的收割有什么直接连系呢？难道三将军认为三国时期天水一带为了种春小麦就提前在农历3月份就把还没有成熟的冬小麦给割了？而且三国时期就算有春小麦了，在农历3月播种，7月收割。那么按兄的说法3月就把冬小麦收割了，马上扔地里去能长出春小麦来？别告诉我说春小麦和冬小麦是同一个品种。冬麦不能春播而春麦也不能秋播，到今天在春天播种的冬小麦也很难结实，别说三国时期了。所以你说诸葛亮在3月收麦子，马上播种到7月就可以收另一茬麦子是行不通的，除非是另外带了种子。所以大兄所言蜀军在3月割麦，同时在陇右前线用军队屯田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小时候就看《水浒》，到现在却也没有从头到尾看完过。记得还算清楚的人物也不多，但是有两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深---林冲和鲁智深。一直不怎么喜欢林冲这个人物，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怎么这么窝囊？人生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被“逼”出来的，被逼到没有退路，没有希望。而人家老鲁那性格，“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比红楼还突出，“无拘无束”比西游还真实一分。　　后来看金庸的小说，看到杨过在极度辛酸中成长，终有襄阳扬威之时，又把他寄人篱下，屡受委屈的那些片段翻来看，因为好多以前都跳过去了。然后知道自己不喜欢林冲也许是因为他的压抑在《水浒》里没有得到那样的释放，更没有得到升华，最后的结局是那么粗糙和不完整。有人说没有林冲这个人物，《水浒》早就湮没在众多演义类说书和评话中。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水浒》作为四大名著的文学价值也许正是体现在这样彻底的悲剧对社会的揭露上，这也是引起后人反思的一面镜子。遗憾的是这种艺术价值被后来的故事展开给严重的削弱了。　　纵观《水浒》，林冲的遭遇最典型，最具有“逼上梁山”这个特点了。这个和猛张飞拥有一样外形，一样武器的京师“杰出青年”被该死的腐朽社会给毁掉了前途，家庭，婚姻，还有一辈子的幸福。张飞在当阳可以有一声怒喝退敌，同样有万夫不当之勇的林冲却只有忍气吞声，为的只是天经地义的夫妻重聚。然而他只有面对爱妻的逝去黯然神伤，陪伴他一生的是落胆凄清。虽然他依旧武艺高强，可是他的心都在听到爱妻逝去那一刻就已经死掉了。林冲对命运的反抗是被动的，让人看的扼腕。他只有张飞的外壳。　　鲁智深的豪迈来自于天性，疾恶如仇，从善如流，没有一丝拖泥带水。他的“义”更多的是正义，而不是江湖义气。老鲁没有林冲那分牵挂和那丝柔情似水，这在武艺上也看得出来。林冲风姿翩翩，活捉一丈青那一刻把性格的细腻和武艺的美感表现的淋漓尽致。倒拔杨柳的老鲁让人感到的是豪气和直率，却没有李逵那般杀人如麻的妖气。他对弱小人物的态度也比其他水浒形象多了许多人情味，即使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比其他人更符合和具有社会性的一面。　　林冲的遭遇体现了他对命运的无奈，他在病患中逝去。被逼出世的他，却身不由己的重新入世，回到自己人生悲剧的原点，命运对他是如此的不公。他对那个万恶的黑暗世界留下的一定是诅咒。而鲁智深的行侠仗义是对不公的积极反抗。抗争了一辈子的他，看破红尘后不再有丝毫牵挂，进了佛庙。他不是逃避现实的人，只是经历了太多生死悲欢，也许他感到个人和曾经的方式是如此的无力。他没有像林冲那样彻底的“忍”过一次，选择信奉“轮回”的佛庙也许是要在下一生中去寻求自己的理想。但他也一定没有后悔自己的这一生的选择。

说到黄忠，大家一定会想起《战长沙》和《定军山》吧。这两战是黄忠入围“五虎上将”的重要依据。定军山一战在《三国演义》里只有很简单一段的文字，但把法正的判断能力和黄忠的迅捷勇猛表现的很传神，甚至传统戏曲里多年来也保留了这出戏。和《战长沙》不一样的是，定军山黄忠斩夏候渊一战在正史里也有记载。不过分析以后发现，此战不是法正预先设谋诱使曹军出战后黄忠突袭夏候渊那麽机械，黄忠更有可能是在战术运动中斩杀夏候渊的，其中可能有些偶然因素。下面简单推测一下经过。建安24年正月（这里按公元219年算）的某夜，刘备遣军烧毁魏军本营外围的鹿角等障碍物。刘备安排晚上烧毁魏军鹿角，估计有几个好处。一可以避免魏军立刻大举反扑，二可以骚扰魏军的休息使其不得安宁，三可以使第二天白天的持续进攻少很多障碍。从《夏侯渊传》来看，当时魏军的首领夏侯渊和张郃分别驻守南围和东围。刘备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曹军东围，因为在东围的是他一直忌惮的张郃而不是夏侯渊。他也许在指挥前锋和后继军队轮换着对曹军进行了波状攻击，魏延这时候说不定就在第一线得到成长的机会。而刘备身边的护卫大将就是黄忠。因为南围和东围应该都是大营的构成部分，鹿角到本营也只有15里路，所以他和张郃也应该在这个范围左右。兵力占优的蜀军在攻打东围中占据了优势，夏候渊分了手下一半兵去支援张郃。他所在的南围应该没有受到蜀军大举进攻，因为他仅仅带了400人就敢去灭火，修补鹿角。这也许是他的一种自信，他觉得蜀国主力都在东围死磕张郃。小股蜀军他根本不怕。估计当时他手下的“轻兵”多半是骑兵，因为他喜欢奔袭，马军有机动能力。他们巡鹿角奔忙，一边留意着四周可能出现的敌情。因为他们离开了本营一段距离---要命的15里。这时候，也许还是凌晨，天光浮白。虽然还是寒冬，刘备，法正，黄忠，夏侯渊和张郃在紧急的军情中一定感到一种燥热。密切注视东围军情的蜀军指挥部发现了这股行动飙悍的曹军精锐。刘备从烧鹿角开始就是在给魏军制造麻烦，引起动荡然后在战场穿插中寻找战机以消灭魏军有生力量，他不怕魏军攻出来，就怕他们龟缩在大营里。这时候的刘备也许正从猛攻东围第一线退出来，在回军，或者转到南围寻找战机的途中及时的占据了制高点，也许是刘备本身就一直在高处观察魏军的动向，黄忠的部队只是在山谷中待命换班的。这时候的刘备是一有机会就要消灭任何可能消灭的曹军有生力量，曹军主将是谁已经不重要。他恨不得立马吞下这些魏军，在阳平关他已经和曹军“相持经年”，讨厌的张郃屡屡破坏了自己的攻势，他感到恼怒……法正分析了曹军的动向后，短时间内作出了判断，及时向刘备发出了袭击的建议。大股蜀军从山谷中突然涌出拦住了这股魏军，夏侯渊麾下精兵骁勇善战，蜀军一时也奈何不了他们，他们利用机动能力开始撤退，可是有大股军力的蜀军绕到他们背后包围他们，夏侯渊的手下开始集中到后面突围，他自己和少数人反而被断开，因为遇到了骁将黄忠。身先士卒的黄忠极大的鼓舞了蜀军的士气，一时间山谷中金鼓齐鸣，大军的呐喊响彻云霄，黄忠和夏侯渊同时发现了对方，因为彼此的勇猛在短兵相接中都太显眼了。黄忠一定很兴奋，他遇到了敌军的主将，狭路相逢勇者胜，他们的相遇注定是一方的最期，另一方的功勋……这一战不仅体现了法正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黄忠的勇猛善战，因为这是刘备亲自指挥的战役。也许他前半生屡屡失败仅仅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条件和群雄争锋，就像1个60公斤级的举重选手难以对付100公斤级的重量一样。他的战术经验和把握战机的指挥能力也是促成这次胜利的前提条件。而夏侯渊的性格加上过去骄人的战绩使他没有听从曹操平时的告诫，恃勇出战，终于身死兵败，倒是刘备后来全面夺取汉中创造了良好条件。他那个天才儿子夏候荣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死于乱军之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参考：先主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於定军、兴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渊军，渊等授首。——《法正传》建安二十四年，於汉中定军山击夏侯渊。渊众甚精，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渊军大败。——《黄忠传》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於定军山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先主传》二十四年正月，备夜烧围鹿角。渊使张郃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备挑郃战，郃军不利。渊分所将兵半助郃，为备所袭，渊遂战死。——《夏侯渊传》其后备於走马谷烧都围，渊救火，从他道与备相遇，交战，短兵接刃。渊遂没，郃还阳平——《张郃传》 夏侯渊今月贼烧却鹿角。鹿角去本营十五里，渊将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补之。贼山上望见，从谷中卒出，渊使兵与斗，贼遂绕出其后，兵退而渊未至，甚可伤。——《军策令》常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 ——《夏侯渊传》

　　按照我们的默认假设,当地有4万百姓生活，就算一年3季，每季产量一样，按绯衣青锋提供（贴别鸣谢新盟主）的陶元珍的《三国食货志》里的记载，亩产10斛就是良田了。为了有利于张老三，这里都算良田吧，那么所需土地是12万斛/10斛等于1.2万亩。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实际应该大大超过这一数字。这是从今天的耕地面积推出来的，根据今天当地政府的资料，今天的天水市仅清水县就有96万亩耕地。就算三国时期不一样，人少耕地也少，但这和《三国志》的记载也有矛盾。“陇右无谷”所以魏军要“议从关中大运”，这说明要是有谷子，魏军是可以就地取粮的，魏国有用谷和布交税的制度。而且我们前面算的只是假设当地百姓有4万人，为了维持基本生活的所需粮食。而魏军数量至少和蜀军持平即5万，3个月也要和蜀军同样多地粮食（按邓艾传的说法应该比我们的最低标准多出3倍）。也就是说陇右的生产能力是可以容纳这5万军队一定的消耗的，但是这不是说可以支持魏军5万人，我推测魏军只是缺粮，而不是断粮,原因是因为突然的大雨对漕运带来了极大干扰,魏军的运输出现了严重问题。　　无论如何，三国时期2-4万百姓的粮食生产要要养5万人军队是不可能的。陇右人口数量和生产能力要恰好符合张老三的说法的可能性非常的低。就算有屯田兵在当地猛屯，也不能解释“陇右无谷”这一记载，更不能支持老三说的40万魏军云云。　　陆逊少年时那篇文章的漏洞不在于张老三说的蜀军抢到了全部麦子，而在于他认为抢麦之战是关乎双方的生死。实际上那些麦子没有那么严重的影响。至于他文中的其他错误，很多网友都在批判，这里就不说了。

刘备死后三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无疑是孔明。其作用应该比引起千里之外飓风的那只蝴蝶要来的更容易让人接受。首先，没有孔明的存在，至少司马懿发家的机会就要少得多，司马家靠军功专权的可能性就要大打折扣。因为没有外患的曹家宗族也许会更多的内斗，从这个角度说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和政治价值是孔明成就的也不为过。司马家不能专权，那么三国的形势发展就要走上另一条路。晋的建立也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后来刘渊崛起的时机也就是个很不确定的变数了。其次，司马家靠“禅让”夺取时。为曹家说话的人不占优势，难道只是因为司马家握有重兵所以敢怒不敢言？曹操屠城的旧事不提，单说明帝曹睿见到孔明逝去，就放下心来，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过起奢侈生活。用现代经济学观点来看，虽说扩大财/政/支出有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过那时候没有国债，没有银行，也就没有可供国家操作的具有一定安定性的信用手段，皇帝的奢侈的直接结果就是财政受到压迫。受害者当然不会是官家，最终受到盘剥的一定是老百姓。本来因为孔明北伐的压力，魏国不得不用重兵防范，其财政和行政本来一直就有不少负担，孔明死了的消息在民间来看是个喜讯，因为边境的压力减缓，老百姓会认为兵役，赋税都会因此而轻减，结果呢，皇帝开始享乐了，失望之余埋怨的人一定不少。第三，蜀国国内的影响就更大了。先是魏延，杨仪的死亡，孔明在的时候他们都是栋梁之材，一旦孔明去世，就都成罪臣了。可笑的是偏偏现在还有人倒过来把魏延作为例子要证明孔明嫉贤妒才云云。廖立，李平听说孔明辞世，绝望和悲伤导致一个自暴自弃，一个发病而亡。要说影响仅限于这几个罪臣是不太合理的，比如杨仪就是因为不满在姜琬之下胡乱说话的，他就算比较孤立，但是他的言行一定影响到很多同僚。孔明在的时候大家知道有人管他可能会比较放心，随他去，大而化之的了了。孔明一旦不在，当时蜀国的政治气氛在一段时间内一定不太好。还有麻雀在下面的帖子谈到蜀国灭亡的时候官僚结构臃肿，有4万之众，估计孔明在世时不会有那么多。因为孔明在时，“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嘛，呵呵。孔明不大可能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就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雇用人员搞服务业（那时候物质文明还不够发达，也许宫中的服务业需要密集型劳动？怀疑ing~）。那些重复的岗位和人员估计通过merger wave全lay off掉了，说不定还搞过share-working呢。另外，因为魏，杨事件还成就了另一位武将的名留青史，他就是马岱。演义里他是员不错的将军，可是在正史《三国志》里他只出场两次，任务呢？呵呵，到算是要事和大事件，可惜不是在对敌的战场上。总之，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上看，孔明的死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三国在军事上的balance，其更深远的意义是在政治上直接或间接的波及到三国后期的力量构造。

关于孔明北伐的目的，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其中有一点经常被人提起到的是，诸葛亮的北伐是穷兵黩武，对蜀国的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得不偿失，所以不应该北伐。北伐的效果好不好，看法不一，但是讨论已经很多，所以这里不谈。关于孔明北伐的目的也有不少看法，谈论得最多是军事和政治目的。下面试着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孔明北伐的目的。1，        益州疲弊孔明在225年平定南方以后，修整了一段时间，于227年上书请求北伐，这就是流芳百世的《出师表》。在这个表里，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谈到北伐理由---“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对照《隆中对》里孔明对刘备说的：“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有人认为是孔明前后说话不一致，明明先说是益州“民殷国福”，到了要北伐就改口说“益州疲弊”，而且还是“危急存亡之秋”，是不是在为北伐找借口？但是仔细想想，孔明的话是有背景的。刘璋在川的时候，基本上曹操在忙稳定北方的事，诸侯依然割据，战乱也没断过，但是全国还是有大商贾在活动，经济交流肯定少不了。因为即使在对立更为严重，战争更为激烈频繁，交通条件更为落后的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也没有中断过，何况诸侯要频繁打仗的话，某些军需物资不可能做到自给自足。董卓以后，钱币不再流通，“以物易物”交易盛行的时代，商贾的流动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益州凭着独有的蜀锦是可能换到本身缺少的战略物质，如盐（好像当时四川也产盐，忘了四川井盐是宋代开始有的还是早就有了，哪位帮忙查一下）和铁的，在和张鲁没有全面交恶的时候甚至可能换到战马。所以粮食不缺的情况下，“民殷国福”是可能的。可是“三分”局面基本形成以后，三国边界开始明确化进程，特别是荆州丢失，刘备东征失败以后，蜀国一下失去了荆州这个“对外开放的窗口”，险恶的自然地理条件，加上严重的军事对立，商贾的来往一下就减少了，蜀国的经济不能做到和外界的交流，自然不可能仅靠农业生产就能强大。财政收入也不可能只靠农业，汉武帝开始设官对盐和铁交易实行“专卖”以后，这两样物资对当时的财政来说就是支柱了。武帝就是靠它才能建起古时20倍以上的国库。刘备入川以后，蜀国也有专管盐铁的“盐府校尉”，他叫王连，字文仪。他同时还兼任屯骑校尉和丞相长史，是个很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他在任时，蜀国的国家收入比以前增长很多。值得注意的是孔明南征，他是反对派。而且孔明南征确实是在他死了以后才进行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他的政治影响力，不过他死后，丞相长史是向朗，盐府校尉好像是岑述,,,把他的职务分管了。这从一个侧面来说，他实际上有可能让孔明感受到，肥缺不能一任独专，才会作出这样得后继人事吧。那么他有什么理由来说服诸葛亮呢？我猜测是他怕南征会中断经“南中”通往缅甸的“南方丝绸之路”，从而使蜀国的经济遭到打击。南征结束，三国的边界更加明确，刘备的失败使蜀国没有剩下多少积蓄，汉中前线依然有魏国重兵把守，某些战略物资的流入开始变得困难。“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量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身居军政要职，事必亲躬的孔明对此自然危机感比谁都深，意识到长期下去必然影响到蜀的立国。所以他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是不无道理的。

小说《三国演义》第六十二回，刘备帮刘璋去打张鲁的时候，象刘璋要兵粮的时候。除了黄权死谏之外，[一人出曰：“刘备枭雄，久留于蜀而不遣，是纵虎入室矣。今更助之以军马钱粮，何异与虎添翼乎？”]。这个人就是刘巴。他是零陵烝阳人，字子初。和那个积极反对刘备的黄权一样，刘璋投降后他也躲在家里不出来，还是刘备去把他请出来的。还受到刘备的赏识和重用。正史《三国志》刘巴传裴注里说他的确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物，早在刘表时代他就很出名了[1]。十八岁就作了“郡署户曹史主记主簿”，刘备还曾经想让那个被曹操忌惮的神童周不疑跟他学习，他却不为所动。而且他对刘表的认识也很清晰，对刘表搞的招贤运动根本不感冒，曹操南征，荆襄名士多有跟刘备逃奔的，他却北上去见曹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为流行所惑，很有主见。可惜那时候还没有股票这样的东东，不然依他这样的性格，“股神”这一称号估计也落不倒那个巴菲特名下。曹操利用他的“本地人”优势“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后来刘备占了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远适交阯，先主深以为恨”。后来他辗转到刘璋那里去了。可惜冤家路窄，“备攻成都，令军中曰：‘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最后他还是在刘备手下做事。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他还作为中参军随军参战。《蜀志》刘巴传里引用《零陵先贤传》说刘备对他的才能大为称赞，这个刘巴的确是个屈指可数的人物，那个“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张飞还被他侮辱的够呛。“张飞尝就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搞的诸葛亮还去劝他说：“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他居然回答：“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刘备知道了以后勃然大怒。大家可以想想那个“骄于士大夫”的关羽在曹操的地盘上也没有刘巴那么猖狂啊，曹操“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使张辽问之，还“义之”。对比起来似乎刘备还比较小气，对人说：“孤欲定天下，而子初专乱之。其欲还北，假道於此，岂欲成孤事邪？”还好刘备毕竟还是有容人之量，又对人说“子初才智绝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难独任也”。我看就是找了个台阶给自己下罢了。诸葛亮也曾说刘巴都说：“运筹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枹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这个刘巴究竟有什么本事呢？很巧的是他为刘备做的第一件事是解决刘备入川后的第一次财政危机。原来刘备是带荆州兵如川的，而且战事前后搞了4年，为了维持士气，他曾“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呵呵，老耍赖皮的刘备这个时候也拉不下脸来收回成命啊。刘备正烦恼的时候，刘巴献策说：“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好厉害的家伙！中华历史渊源流长，原来格林斯潘之辈中国早就有了。在没有中央银行制度的情况下，使用财政手段，利用国家信用套取民间硬通货，稳定物价。历史上因物价动荡，财政不稳，多有政权倒台。这家伙居然还是淡淡而言“易耳”。他对经济政策想必是有独到研究的。有意思的是曾经有人考证说四川出现的“交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纸币。不过，《零陵先贤传》一直被认为不大可信。裴松之就考证说，关于刘巴老爸举荐刘焉孝廉一事纯属无稽之谈。尽管如此，作《零陵先贤传》的人有那样的经济知识说明在古代我国的经济结构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刘巴基本上是以“清廉高洁”闻名的，《三国志》刘巴传就说他“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又自以归附非素，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在他死后，“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称曰刘君子初，甚敬重焉。”上面曾经提到他拒绝张飞的事，那件事还引起过张昭和孙权的辩论。张昭说刘巴太狭隘，不该对张飞那样。孙权到是显出了君主应有的眼光，说：“若令子初随世沈浮，容悦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称为高士乎？”总之，无论这些故事是否是虚构的，不随波逐流，坚持主见的风格还是值得称道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1] 父祥，江夏太守、荡寇将军。时孙坚举兵讨董卓，以南阳太守张咨不给军粮，杀之。祥与同心，南阳士民由此怨祥，举兵攻之，与战，败亡。刘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杀之，数遣祥故所亲信人密诈谓巴曰：“刘牧欲相危害，可相随逃之。”如此再三，巴辄不应。具以报表，表乃不杀巴。

裴松之在【三国志】的注里曾经引用《神仙传》，提到过一个叫介象的人。这个介象，字元则，会稽人。很有学问，写得一手好文章。他曾经为了寻找修炼神丹的“九丹之经”，跑到山里期望遇到神仙。后来真在山里遇到仙女，他辟谷3年亿后给他讲了一番仙道。他就开始自己修炼，有短时间他住他表弟家里，听到隔壁几个书生在争论问题。他一时没有忍住就跑去跟他们讲道理，帮他们解决了问题。那些书生觉得他很有学问，就他的事密告给孙权，他听说后怕被俗务缠身，就想离开。但他表弟怕孙权怪罪，不让他走。孙权果然把他招到武昌，对他非常礼遇。还跟他学习隐身术，试着溜回后宫，居然真没有被任何人发觉云云。更精彩的是他和孙权又一次讨论哪种鱼好吃，他说是“鯔”[1]。孙权说，那是海里的鱼，这附近哪里找得到呢？他就叫人在院子里挖个坑，灌上水，挂上饵真给孙权钓上来“鯔”。这个故事是不是跟左慈给献上松江鲈鱼的事[2]很像？说不定就其原型呢。孙权又说：“听蜀国使臣说益州的姜很好吃” 介象就交给一个类似于孙权秘书的公人买姜的钱，叫他闭上眼睛，坐在贴有他的符咒的竹竿上去买姜。果然不一会就从成都把姜买来了。当时恰好张温出使在成都，他在街头看到那个买姜的差人，大为惊讶，马上写信回家追问这个事。但是，介象还是渴望自由，不愿留恋孙权给他修的大宅院。他给孙权说他病了，孙权赶快派人送去一筐梨，他吃了以后就死掉了。孙权厚葬了他，可是他在正午死的，下午就在建业出现，把梨交给御苑公人，把梨籽种下了。听到消息后，孙权叫开棺验尸，打开一看果然是空的，只有一张符。后来有人在山中见到他，发现他比以前还年轻。我估计他有可能是个喜欢搞怪的民间艺人。你看他那套和现代魔术象不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有的资料说这鱼是鲨鱼，但是我查了一下，发现是误解。这个“鯔”的学名叫Mugil Cephalus，又叫乌鱼。民间又叫“乌仔”或“乌鱼仔”，是一种会随季节洄游的鱼。我国早在明代，就对其有很详细的记载。有记载说“鯔鱼，头扁而骨软惟喜食泥，色鯔黑故名”。《本草纲目》也记载：“生东海，状如青鱼，长者尺余，其满腹有黄脂，味美…”[2]《后汉书 范晔传》

贾逵还善于随机应变，而且非常果断。这里有两个例子。第1，高干造反时，张琰要举兵配合，贾逵不知情跑去见他，听说发生叛变以后，想回去，又怕被绑架，就假装给张琰出谋划策，得到了其信任。当时“县寄治蠡城，城堑不固，逵从琰求兵修城”，那些要叛乱的人都不再隐瞒其想法，贾逵果断的把这些人“尽诛之”，城修好以后他正好反过来抵御张琰。他能在短时间里修缮完毕，而且成功防御了敌军进攻，除了在坚定民心上很成功以外，他在土木工程上的知道能力也应该不错。第2，曹操西征刘备，先派他先到斜谷侦查，在途中他“逢水衡”，载有囚徒数十车，他以军情紧急为由把囚徒全放了，只留一个重犯。曹操知道以后很满意他的应变能力和下决定的果断。前面谈到贾逵在地方上很受百姓爱戴，他能有这样名声，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怀柔，相反他以律令严格闻名，不知道他是否受到法家影响比较深哈。曹操征伐马超，到了弘农，因为其地处要冲，就委派贾逵作太守。他在任上的时候怀疑屯田都尉私藏流亡民众，那个都尉因为屯田系统直属军队，不属地方上管辖，言语上很傲慢。贾逵大怒，把他关押起来，列举他的罪状，还把脚都打折了。史书原文是这样说的：“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我认为最后那个“坐免”可以解释为免去了“连坐”。请大家看看是否是误译。联系到贾逵在百姓中的地位，我们可以这么说：第1，他办事条理很清晰，“数以罪”后才“挝折脚”，有理有据，刑法严厉，不畏强权（打仗时期，军队对于地方来说…），给旁观者的震撼效果是强烈的，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第2，不采取连坐的做法，让人感到其公正不滥用权威。老实的百姓看到以后，遵纪守法的风气很容易树立起来。难怪曹操回来后考察了其政绩，召见他说：“天下的两千石（注：指太守）们要都像贾逵，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曹操很欣赏其能力，不但没有怪罪他还把他调到身边作谏议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