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箭,啊,那个

就是那个关于刘备仁的问题。我以为鲁迅先生说的是“演义想要写好刘备的仁,结果呢写得有点过头了,所以显得有点虚伪。”如果是这样,那么鲁先生本来是认可刘备的“仁”的,只是认为演义没写好。当然鲁先生也可能认为刘备并不“仁”,而他的这句名言只是就事论事认为小说没写好。无论怎么说,我这里不妄评鲁大师。据说李卓吾在厚黑学中把刘备的一生看成是厚黑学的典型,我没看过这本书,所以不乱讲,我只表达一下我在这方面的看法。还有文鸯,他的点评罗本是我所知道的现在网上最精到的三国研究了,甚至,我觉得比那许多的专家品三国都好,但我也不认可他在某些地方的切入点,感觉有点偏激。还是来说“仁。”箭箭发的两段话自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我在看待刘备的问题上,一向都是把刘备绑在曹操身上一起看的,甚至我们可以把刘备和许多号称英雄的帝王绑在一起看。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如果觉得用政客或者政治家来称呼他们不确切的话,我建议直接把它们归为帝王类。帝王是干什么的?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首要的问题。我想帝王就是要打天下、坐江山的,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消灭一个又一个的对手,然后成为天下(中国)共主。也不知道我的说法准确不。刘备是一个帝王,也就是说,刘备这一辈子,一定要去消灭一些人,这是他的身份决定的,如果他不这么干,那么他就不配混迹于诸帝王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备一生的奋斗,无论是夺了某人土地也好,背离了某个势力也好,这都是他该做而且必须做的,比如要攻打西川,无论西川有多委屈,多无奈。如果刘备一辈子不打西川,他甚至不抢荆州,再往前说,不脱离曹操,历史上少了刘备这么一股势力,也就少了这样一个帝王,我们也就不用讨论刘备“仁”与“不仁”的问题了。所以,刘备的“仁”,还必须建立在他一生的征战与夺取之上。从这点上看,我认为李卓吾的厚黑学,所切入刘备干的那点事情的角度,还真有点无聊(PS:我没看过任何一本厚黑学的书,为什么老扯上厚黑学呢,因为好像在一些评论当中看到别人引用,也不知是真的引用呢还是杜撰,先晕一下)。三国时代的那些君主,每一个人都要去和别人争斗,去抢地盘,不去抢地盘的君主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抢地盘抢不过别人的也不是合格的君主,刘备到了新野过后如果不再动手抢地盘,将来写书他最多就能等于一个陈登或者臧霸或者张绣或者太史慈,从这个层面上讲,君主之间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我们还是把曹刘孙上升到帝王高度,那么帝王之间难道就不分好坏了么?显然不是的,虽然要分清楚一个帝王是否好坏很困难,特别是在一些有争议的帝王身上,特别困难,但人总是有好坏之分的。这时候,最重要的可能是立场又或者角度,站在了不同立场之上,分析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对同一个人的分析也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有人说曹操是三国时代最大英雄,也有人说刘备是著名枭雄。人总是有立场的,也总是有看问题的角度的,这,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统一。但知道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刘备的“仁”是有用的。无论是毛本还是罗本,演义都在写刘备的“仁”,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想罗贯中把刘备的种种手腕隐藏不到文鸯说的那么深,那太深了,深到几百年来几乎都没人看得出来。中国的文艺是善于抽象的,所以我们会有京剧脸谱、会有山水花鸟画,会有书法,文学上也一样存在着抽象的问题,大家从张飞看到牛皋看到李逵看到程咬金,总觉得有某个人的影子。三国演义的人物,抽象得还不严重,生活气息相对较浓,但也存在一个抽象的问题,结果就是把刘备抽象为了“仁”、关羽抽象为了“义”、曹操抽象为了“奸”、诸葛亮抽象为了“智”,既然是抽象,那就不是问题的全部,而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当然这方面肯定是比较突出的。如果我们还认可罗贯中大师的地位,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罗大师在这方面的判断,在众多历史人物中,罗大师为什么会给刘备带上光环,而偏偏要去诬蔑曹操呢?(其实罗大师还算客气的,在儒家思想被解构之前的一段时间,曹操是越来越不堪的。)回到历史上,也回到本篇的开头,即说刘备是帝王那个开头。箭箭所引用的两段话,假设我们看到的都是刘备的内心世界,那么这个内心世界说明了什么?第一条,刘备把“仁”作为和曹操对抗的手段。第二条,刘备在攻打四川的时候斥责了庞统。矛盾么?或许感觉刘备的形象有点前后矛盾,但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人的情绪也是复杂的,有的时候可能很理智,也有些时候表现的比较放肆,从这点上说,也不矛盾,再往后看,刘备也没把庞统咋的。刘备把曹操一统北方的行动归纳为“暴”,而把自己满世界逃亡的行动归纳为“仁”,说明他是认识到了他和曹操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当然,这也可能有粉饰自己的原因。携十万百姓渡江,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这至少显示了刘备在“仁”上面下的功夫,而且这功夫显示了效力。当刘备南逃的时候,一路上都有人加入到跟随的行列,当曹操北退的时候,荆州人纷纷归附刘备,这都说明了刘备的“仁”并不仅仅是字眼上的粉饰,是展示了力量的。我这里不讲曹操的“暴”,刚才说了,人是复杂的,帝王也是人,也是复杂的,曹操能一统北方,自然有他的优势与优点,往小了说是他个人的能力很强,往大了说是历史对他的选择。但这不是推翻刘备“仁”与“不仁”的重点,因为刘备也“暴”,他也要打仗,也要杀政敌,曹操也“仁”,也要搞建设,也要进人才。那重点在哪?重点在于施“仁”与施“暴”的比例。我们有时候是很好忽悠的,百分比刚刚往“仁”字方向挪动那么一点,我们就感激涕零,不辨东西了。刘备就是把“仁”字拨得比曹操多了那么一点,他忽悠罗贯中,罗贯中忽悠我们,于是刘备就成了“仁”的化身。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为表象所迷惑,穿越了历史与文学的重重迷雾,发现了刘备一辈子干的那许多“暴”的破事,这就麻烦了。如果论成功与否,曹操也许比刘备和孙权成功一点,因为他控制了最广大与最富庶的土地与最多的人口。如果论“仁”,我以为把刘备放在曹孙俩人身边,刘备是当得起的,或许把中国的帝王们都搬到一起比较一下,刘备也当得起那个“仁”字。再来看重点,可能怎么理解“仁”才是最重要的,按照箭箭在《轻议刘备》中的观点:“综上,本人的愚见是刘备和当时所有政客乃至古今中外所有人一样,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中之重。人心无疑是他的一件利器。就像刘备自己说的那样:“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他的仁义,只是争取人心乃至争取胜利的一种手段,其中包含了巨大的功利性。在蝇头小利和能够帮助自己争得更大利益的人心两者选一,刘备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当利益非取不可,仁义非背弃不可之时,刘备则巧妙地把恶人之名让自己的属下背上,自己依然做自己的仁君。”仁君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讨论的“仁”这个字或者“仁君”这个词,根本就不会有存在的必要。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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