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削足适履还是量体裁衣 ——论毛本《三国》对嘉靖本《三国》的修订[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而流传至今的两种版本在内容和文字上却不尽相同,世人对这两种版本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从建国初乃至“文革”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氏父子所修订的版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甚至到了现在,学术的主流思想还是认为毛本《三国》为追求作品的艺术效果而加重了作品思想上的封建主义糟粕是不足取的,无异于削足适履。但也有学者认为,毛本《三国》是本着原著的思想精髓而进行艺术再加工的,应该比作量体裁衣。到底是削足适履还是量体裁衣?本文试着从作品本身,人物塑造以及作品的发展过程几个方面来加以论述。[关键词]:毛本 嘉靖本 “体”“用”关系 中国的小说起步较晚,但当这种文体刚刚形成雏形的时候就出现了几部令世人赞叹的不朽巨著,如四大名著,《金瓶梅》,《儒林外史》,《镜花缘》等等,这其中最早,也是影响较大的当属《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生卒年不详,这就导致了文学界乃至史学界对于成书年代的争论。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成书于元末明初,有人根据书中的地名和俗语推断出这是元代的作品,还有人根椐全书结构风格推断它是明中叶的,更有甚者仅根椐书中“圣朝”一词就认定罗贯中生活在宋朝。但不管怎么说,罗贯中在成书之后并没有立即将其排版发行,而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在民间。已知最早的《三国演义》刊印版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的版本,又称“嘉靖本”,由于是最早的版本,所以嘉靖本是最接近罗贯中原著的。之后一直到清初,又出现了大大小小十多种版本,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李卓吾评点的《三国志演义》,但它与其它版本一样,都是以嘉靖本作为底本的,最多不过改正几个错别字,加上一两条序言和批注。因此,在明代嘉靖本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版本。到了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主要是毛宗岗)对嘉靖本进行了大手术,并且一方面假称是根据“古本”(即罗贯中手稿或手抄本)进行修订,另一方面又把死去多年的金圣叹拉出来,伪称《三国演义》是其点评的“第一才子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迨清康熙时,茂苑毛宗岗字序始师金人瑞改《水浒传》及《西厢记》成法,即旧本遍如改窜,自云得古本,评刻之,亦称‘圣叹外书’,而一切旧本不复行。”①这样,后人就把毛氏父子评定的版本称作“毛本”。自从毛本发行以来,人民群众非常愿意接受,而其它版本大多销声匿迹,这其中包括嘉靖本。久而久之,人们渐渐把毛本里的思想内容,故事情节以至历史观点与罗贯中的混同。如:嘉靖本一开头便是:“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在开篇并没有引入作者的历史观;而毛本却加入了“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在全书结尾写道:“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紧紧联系开头。于是许多读者便把这种“分合论”当成罗贯中创作的主题思想,这当然是一种误解。鉴于这种情况,建国后的许多《三国演义》研究者都开始着意比较两种版本的不同之处,然而,由于极“左”的思想的干扰,以及对某些名家的盲目崇信,研究者过多地把当前政治需要夹杂在文学之中,得出了毛本大大降低了嘉靖本的思想性,使其反封建主义思想倾向荡然无存,全面堕落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教科书的结论。这种观点一直到“文革”之后才有所改变,但也认为毛本《三国》为追求作品的艺术效果而加重了作品思想上的封建主义糟粕是不足取的,无异于削足适履。也有的说在艺术上,毛本要高于嘉靖本,但在思想上,毛本不如嘉靖本。果真是这样吗?如果把思想性比喻成人的身体的话,即“体”,那么围绕思想性展开的艺术加工就可以比喻成身上穿的衣服,用一个和“体”相对的词来说,就是“用”。“体”和“用”的关系本来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单说作品的思想性,也不能单说作品的艺术性,否则便会掉入机械主义,形而上学的泥淖。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以联系的眼光讨论二者之间的“体”“用”关系。就此而言,我认为与其说毛本对嘉靖本的改造是“削足适履”,不如说它是“量体裁衣”更恰当一些。一 “体”“用”关系在作品修改中的体现毛宗岗在修订嘉靖本时,为自己的修订标准作了十点说明如下:一,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龃龉不通。又词语冗长,每多复杳处,今悉依古本改正,颇觉直捷痛快。二,俗本纪事多讹,如昭烈闻雷失箸,及马腾入京遇害,关公封汉寿亭侯之类,皆与古本不合……今悉依古本辩定。三,事有不可阙者,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俗本皆删而不录,今悉以古本存之,使读者得窥全豹。四,《三国》文字之佳其录于《文选》中者,如孔融荐祢衡表,陈琳讨曹操檄,实可与前、后《出师表》平传,俗本后阙而不载。今悉依古本增入,以备好古者之览观焉。五,俗本提纲,参差不对,杂乱无章,又于一回之中,分上下两截。今悉体作者之意而联贯之,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以快阅者之目。六,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批阅,而窨不知自何人之手。其中多有唐突昭烈、谩骂武侯之语,今俱削去,而以新评校正之。七,俗本之尤可笑者,与事之是者,则圈点之,与事之非者,则涂抹之……今斯编评阅处,有圈点而无涂抹,一洗从前之陋。八,叙事之中,平带诗词,本是文章极妙之处。而俗本每至“后人有诗叹曰”,便处处是周静轩先生,而其诗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编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实之,与俗本大不相同。九,七言律诗,起于唐人,若汉则未闻有七言律也。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屋壁,皆伪作七言律体,殊为识者所笑。今悉依古本削去,以存其真。十,后人捏造之事,有俗本演义所无,而今日传奇所有者,如关公斩貂婵,张飞捉周瑜之类,此其诬也,则今人之所知也。有古本《三国志》所无,而俗本演义所有者,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此其诬也,则非今人之所知也。不知其诬,毋乃冤古人太甚,今皆削去,使读者不为齐东所误。②以上文字中所谓“俗本”即是嘉靖本及以后的其它版本,而“古本”则是毛氏父子所伪托的所谓罗贯中的底稿。细分一下,其中属于思想内容方面的修改有第二、三、六、十条,而其它如修改字词,增加美文,分章标题,删诗改句等等都是属于艺术加工上的。但纵观全文,毛氏父子并不是机械地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分裂开来,而是将二者紧密结合,加入每一处对作品的修改之中。如著名的“煮酒论英雄”片断中,刘备列举了天下英雄,然而曹操都不同意,最后指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嘉靖本写道:言未毕,玄德以手中匙箸尽落于地。霹雳雷声,大雨骤至。操见玄德失箸,便问曰:“为何失箸?”玄德答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曰:“雷乃天地阴阳击搏之声,何为惊怕?”玄德曰:“备自幼惧雷声,恨无地而可避。”操乃冷笑,以玄德为无用之人也。曹操虽奸雄,又被玄德瞒过。这样写实在是拖沓冗长,而且在全文中被称作枭雄、奸雄的刘备和曹操显得婆婆妈妈,与二人的性格完全不相吻合。刘备的推辞显得幼稚,慌乱,而曹操当场冷笑也不符合他深藏城府的心理。于是毛本中改道: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大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这样一改,不仅在语言的流畅性,逻辑性上得以加强,而且在人物性格的完善,故事情节的发展上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里表面上看是对原文词语,段落的修改,是属于“用”的范围,但是不是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两个主要人物的思想活动来表现主题,深化“体”的形象了呢?这是不言自明的。评论家大多是由于毛本加重了对曹操的批判,而掩饰了嘉靖本对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过失的评论而认定毛本在思想上不如嘉靖本。但我们仔细想一想,难道嘉靖本,乃至罗贯中是为了赞扬曹操的丰功伟绩才写《三国演义》的吗?如果说毛本《三国》在思想上有问题,那这个问题也应该是罗贯中及嘉靖本所表现出来的,毛氏父子只不过把它扩大了,明显化了。那为什么毛氏父子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还是其对嘉靖本所做的艺术上的修订而产生的。二 “体”“用”关系在拥刘反曹思想上的体现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就是将曹操作为一个反面角色来描写的,而做为他对立面的刘备、关羽、诸葛亮之类,则是作为旗帜树立起来的。这当然不是说坏人就不能有好的地方,好人就不会犯错误一样,但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小说来说,用西方摸索了几百年的文艺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小说表现人物,安排情节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正面人物的反面材料在当时的小说创作者来说是不会用,而且用不好的。如关羽提起昔日欲杀曹操而为刘备所阻之事时,刘备回答道:“此时亦为国家惜耳,若天道辅正,安知不为福也!”在嘉靖本中,引用了裴松之的话,指出刘备的回答并非是真话。这就让读者茫然了。鲁迅先生说:“欲状玄德之厚而近伪。”但如果连作者都有指出来的话,那么“玄德之厚”就不是“近伪”,而是“真伪”了。于是毛本在这里便将此处删去,保留刘备一个平面的完美形象。达到“体”“用”一致。同样,对曹操的批判也是为了保持曹操奸雄的形象,这么做,无疑是为了贯穿作品拥刘反曹的思想。但书中描写得最坏的却不是曹操这个奸雄,而是董卓、李儒、华歆、贾充、蔡瑁等毫无忠义道德之人.对曹操的批判也是针对其欺君罔上,滥杀无辜等等所谓违反封建道德之处,而对曹操重视人才,统一北方等功绩,无论嘉靖本还是毛本,都是持肯定态度。毛氏父子在点评时对曹操所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评语是: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教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固不失为心中如一之小人。而此辈之口是心非,反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③这说明在毛本里,曹操的形象只是为了给所谓的仁义道德做一个反面教材,而毛氏父子对曹操这个“真小人”的评价要明显高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家。然而这一个观点却没有写入毛本《三国》,我们不妨可以看作是毛氏父子对曹操的一点个人看法,好像一件牛仔裤,虽然好看,但不适合“拥刘反曹”这个“体”,所以不得不舍去了。三 “体”“用”关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体现前面提到了,关于罗贯中生卒年和《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不确定,给我们研究《三国演义》带来了不少难度。同样,作为研究背景重要一环的作者籍贯也是众说纷纭。一说他是山西太原人,一说他是山东东原(今山东东平)人,一说他是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还有一说,说他是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在这里我不想浪费过多的笔墨去讨论他的籍贯问题,只是想说明一点,无论他是以上哪个地方的人,都可以肯定的是他与元末的农民战争有着很重要的关系。明代王圻的《稗史汇编》提到:“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遭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如此看来,罗贯中不仅参与了战争,而且志向不小,只是遇到象朱元璋这样的“明主”,才致力于小说,这就有点像唐传奇里的虬髯客了。但不管这是否真实,但却能表明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之前,是经过农民战争的洗礼的。因此,在描写战争的宏观场面,以及战前战后的详细情况显得得心应手。而由此推断,其写书目的之一是描写乱世战争以及抒发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于是罗贯中的“体”就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由此看来,对曹操的赞扬应是对其所立功业的肯定。到了明嘉靖年间由于生活安定,建功立业的主题被反映乱世百姓疾苦,反映历史的真实的主题所取代。如在嘉靖本的前面有署名修髯子的一篇引言,其中提到:“欲知三国苍生苦,请听《通俗演义》篇。”庸愚子④的序言也说:“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春秋》,鲁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 说明在嘉靖本的主题偏向于以现实的笔法反映三国时期的人民生活的疾苦。由于这一点与建功立业的主题并不矛盾,所以二者可以相安无事。但由于读者的欣赏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嘉靖本中主要人物的塑造越来越不满。于是出现了李卓吾点评的版本中对刘备,诸葛亮形象的批评,也就是毛宗岗所说的“多有唐突昭烈、谩骂武侯之语”,虽有偏激之处,却表明人们对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是可以接受的,但开始认为它的文字,情节与主题有相违的地方了。毛氏父子表面上对李卓吾评本的指责进行反击,实际上却是在解决李卓吾提出来的问题,于是他们从作品的形式上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改造。毛本在开头加入一个类似于“楔子”的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里提到的几个意象如:“是非成败”、“空”、“依旧在”、“惯看”、“都付笑谈中”都是士大夫阶层在国破家亡后看穿一切,厌倦现实,旷达归隐的思想很符合毛氏父子的思想。因为当时正值明末清初,汉人在战争上失败,而汉文化也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氏父子无意于反清复明,却愁怅于汉文化的失势。于是毛氏父子发扬了《三国演义》中显示汉文化博大精深的部分,作品中除了淡淡的隐逸思想外,就是打着以“汉”家为正统的观点,来鼓励汉文化继续发扬光大。从这一点来说,加入美文佳赋,多题名言绝句,把每一回的题目改成对偶句,细致刻画人物,详细描写细节等手段都成了为发扬汉文化这一主题而服务。这样,毛氏父子就为《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维护正统”主题披上了华丽的时装,在当时看来,这样做无疑是符合人心的。这与俞万春之流干脆换掉《水浒传》的主干,而披着其被众人熟悉的衣服而写成的《荡寇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然而再华丽的衣服也经不起岁月的变换,对于现在来说,毛本《三国》的确有很多不适合当代思想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强求三百年前的东西就具有现代的属性,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把新的思想,新的形式融汇在传统的《三国演义》之中,来反映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则是一个新的课题和任务,可喜的是,在评书,电影,电视等领域已经开始了这种尝试。只要我们把握好“体”与“用”的关系,少一些“削足适履”,多一些“量体裁衣”,才能让我们优秀的文化继续发扬光大。[注释]: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②毛宗岗:《三国志小说凡例》③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回评》第五回④原名蒋大器[参考文献]:①《三国志通俗演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4月第1版②《三国演义》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年8月第1版③《三国演义资料汇编》 白花文艺出版社 1983年10月第1版④《三国演义创作论》 叶维泗 冒炘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年9月第1版⑤《三国演义学刊2》 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年8月第1版⑥《<三国演义>新论》 刘知渐 著 1985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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