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品三国》：“刘表让荆州”的是与非               灿烂海滩《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中曾经记载了刘表让荆州的一个情节：却说荆州刘表病重，使人请玄德来托孤。玄德引关、张至荆州见刘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托孤于贤弟。我子无才，恐不能承父业，我死之后，贤弟可自领荆州。”玄德泣拜曰：“备当竭力以辅贤侄，安敢有他意乎？”正说间，人报曹操自统大兵至。玄德急辞刘表，星夜回新野。这段情节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通过小说中第十二回陶谦“三让徐州”和此回的“刘表托国”，刘备的仁厚之君的形象跃然纸上。不过，这个情节到底是真是假？翻看不同的历史记载，结论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看以下各种正史、野史的记载。先看看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曹公南征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从陈寿的《三国志》看，似乎所谓的“刘表托国”不是真的。再来看看范晔的《后汉书》。《后汉书•刘表传》：“六年，刘备自袁绍奔荆州，表厚相待结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表，未至。八月，表疽发背卒。”从范晔的《后汉书》看，似乎“刘表托国”也不是真的。不过在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记载。《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魏书》：“表病笃，托国於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从这两段记载分析，“刘表托国”仿佛又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的真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刘表和刘备究竟是什么关系。根据《三国志》、《后汉书》的记载，献帝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曹操挥军徐州进攻刘备。无奈之下刘备只好前往荆州投靠刘表。“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对于刘备的到来刘表是欢迎的，不但以“上宾礼待之”，而且还给刘备提供了部分兵力，镇守荆州的北大门---新野。也就是说在事实上，刘表允许刘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实体在荆州生存。起初刘备对刘表临危扶持还是非常感激的，表现也是非常买力。献帝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刘备还在博望打了一个漂亮仗，既为自己的生存也为刘表荆州的稳定立了一大功。不过，处在四战之地的荆州，刘备也一直没有忘记替自己打算。引起了刘表的警觉。“表疑其心，阴御之。” 原因何在呢？大概有三个：第一是“刘表礼焉，惮其（刘备）为人，不甚信用”。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还是在刘备身上。之前刘备虽然以“弘毅宽厚”著称，但是一路坎坷，依吕布、投曹操、奔袁绍，给人的感觉就象“三姓家奴”吕布一样，为人不被信任。程昱就曾经对曹操说过：“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 郭嘉也说过：“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嘉观之，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想必刘备的这种印象也给刘表造成了影响，再加上刘表本人“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对刘备产生怀疑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郭嘉所言：“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正是刘表心态的真实体现。第二是“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来到荆州以后，刘备利用各种方法迅速扩充自己的实力。这其中包括了“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招揽了徐庶等在野名士，同时还争取极力荆州本地官员。象伊籍之类的荆州官员也成为了刘备拉拢的对象；另外，刘备还采纳了诸葛亮的主张，用清查“无籍”的名义迅速扩充了自己的军队数量。显然，刘备的举动是想从一个军事实体变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打算另立中央，这当然是刘表所不能容忍的。综合以上两种记载，《三国志》和《后汉书》中都提到的“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及“刘备自袁绍奔荆州，表厚相待结而不能用也”应该是历史的真实。既然如此，刘表就不可能会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中提到的“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不是象刘表这样的政治人物做出来的。也就是说：《英雄记》中的记载是错误的，不可能发生的。          二． 刘备和刘表部下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史料中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但是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世语》中倒是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刘表）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所乘马名的卢，骑的卢走，堕襄阳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曰：“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乃一踊三丈，遂得过，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谢之，曰：“何去之速乎！”    这个故事的戏剧色彩太浓，很难说清楚是真是假，但是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刘备和刘表部下的关系的确不怎么样。究其缘由，主要和双方在对待曹操的态度大相径庭有关。刘备对曹操，那真是不共戴天，刘备的一生基本上都在和曹操对抗。而荆州这一班刘表的手下对待曹操，基本上可说是推崇倍至。《三国志•魏书•刘表传》中记载了两个例子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说表曰：“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称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故为将军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表大将蒯越亦劝表，表狐疑，乃遣嵩诣太祖以观虚实。嵩还，深陈太祖威德，说表遣子入质。表疑嵩反为太祖说，大怒，欲杀嵩，考杀随嵩行者，知嵩无他意，乃止。作为刘表手下的主要谋士---韩嵩、刘先，对曹操都是赞赏有加，极力规劝刘表归顺曹操，只是因为与刘表“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的原则相冲突，所以未能如愿。初，表及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众遂奉琮为嗣。琦与琮遂为雠隙。越、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归太祖，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巽对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嵩，大鸿胪；羲，侍中；先，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从这段记载中分析，基本上刘表的主要部属都极力劝刘琮降曹。这其中也包括了刘表的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等刘表的家族力量，所以刘琮才迅速投降曹操。以上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就算刘表有心让荆州，也过不了部下和家族这一关，很可况刘表自己也对刘备很不信任，所以这也可以证明：《英雄记》中的记载是错误的。三．刘备与刘琦、刘琮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在立嗣的问题上，荆州内部大小官员和各种政治势力产生了分歧。包括刘表的后妻、刘表的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荆州的主要谋士蒯越等主要部下都是支持刘琮的。刘表本人的态度如何呢？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后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侄，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而琦不自宁。（见《后汉书•刘表传》）既然从内到外都是选择刘琮，那么刘琦的支持者又是谁呢？笔者推测，在刘琦的背后极有可能是刘备势力的支持。史料上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刘琦）尝与琅邪人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初不对。后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同上）。很明显，刘备和诸葛亮参与了刘表立嗣之争。为什么他们要参与刘表的家事呢？是不是刘琦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史料没有记载。倒是曹操对刘表的两个儿子有一个评价：“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兒子若豚犬耳！”一句话，都不怎么样！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刘备和诸葛亮一早就商量好了，准备让后刘表时代的荆州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所以才积极参与此事。现代亦有学者对诸葛亮献策的动机表示怀疑：如果刘琦确实是听了诸葛亮的意见自求外任的，那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这就象袁绍的长子袁谭被外任青州刺史一样，一旦离开，便失去了与其弟弟争夺州牧的机会和可能。这一点，以诸葛亮之智应当是非常清楚的。这会不会是诸葛亮、刘备别有用心，有意促成刘琦外出，加速激化刘氏兄弟二人之间的矛盾，最终分裂荆州势力？笔者认为这番分析十分有理。刘琦外出担任江夏太守，虽然失去了与弟弟争夺州牧的机会和可能，但是却变成了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势力自然提高不少，这反而给了刘表及其一班手下的担心，因此才会出现《典略》中的一段故事：表疾病，琦还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见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谓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为国东藩，其任至重；今释众而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之前的刘琦是求自安而离去，而现在却是不顾危险主动省疾，反而让蔡瑁、张允等人不得安宁。从最终的结果看，刘琦也的确站在了刘备、诸葛亮的一边来对抗曹操。显然刘琦外任后最大的受益者是刘备和诸葛亮。刘备、诸葛亮与刘琮的关系如何呢？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通过上面的分析得知：既然刘备和刘琦处于同一阵线，自然刘备、诸葛亮与刘琮的关系也就是对立面。《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时刘备屯樊，琮不敢告备。备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官属宋忠诣备宣旨。时曹操已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议，或劝备攻琮，荆州可得。刘表去世，刘琮都不敢告诉刘备。着说明什么？刘琮对刘备有戒心。刘琮担心什么？无外乎是政治立场不同，双方处于不同阵营。四．荆州的外部形势当时曹操已经挥兵南下，荆州北部面临强大的军事压力。而在北部抵御曹操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是刘备集团。荆州南部的主要防御力量就是刘琦（这也就是蔡瑁、张允等人所说的“抚临江夏，为国东藩，其任至重“），江东孙权因为同刘表有杀父之仇，所以一直以来就同刘表进行了常年的战争。此时的荆州可谓是内忧外患，险象重重。可是由于刘表在立嗣的问题上的失误。造成了内部的不稳定，加上刘备或明或暗支持刘琦，随时都有发生整个荆州形势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为了保证刘备能够全力应付曹操，同时避免出现二人联手对付刘琮的局面，刘表必须作出某种姿态来安抚刘备。那么，刘表采用了什么办法来解决内部矛盾，从而达到稳定内部局势的目的呢？            五．刘表让荆州的真假《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魏书》曰：“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按照这个记载，刘表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托国。但是，这个记载是真是假呢？裴松之在为此传作注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臣松之以为表夫妻素爱琮，舍适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此亦不然之言。”笔者认为：裴松之的评论只说对了一半。所谓“表夫妻素爱琮，舍适立庶，情计久定”的确是事实，但是刘表“临终举荆州以授备”之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这是刘表所玩弄的一个政治托辞。前面提到的刘备与刘琦、刘琮的关系，刘表不会看不出来。所以，为了避免自己死后出现骨肉相残，刘表特意在病重期间召见刘备，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警告刘备。荆州严峻的的外部形势也是促使刘表托孤的原因。为了保证刘备能够全力应付曹操，避免出现二人联手对付刘琮，刘表必须作出某种姿态来安抚刘备。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刘表让荆州”的故事。但是其主要的意图并不是让刘备领荆州牧，而是让刘备照顾自己的两个儿子。这一点，宋人司马光经过对史料的认真甄别，在《资治通鉴》中采用了裴注《汉魏春秋》中的记载，让“刘表托孤”的故事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或劝备攻琮，荆州可得。备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备将其众去，过襄阳，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备过辞表墓，涕泣而去。《资治通鉴》中所指的“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意思是：刘表在临死的时后，把孤儿刘琮托付给我，请我代为照顾。笔者认为：这个记载应该更加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刘表真实的内心世界。刘表的确没有打算让荆州给刘备，但是又不得不找出一个话题来吸引刘备确保荆州及自己两个儿子的平安。综上所述，笔者对所谓“刘表让荆州“的看法是：《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中“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的记载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因为这其中的漏洞、疑问太多；而“刘表托孤”的可能性很大，虽然动机不同，但却与刘备的“白帝城托孤”的意思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儿子能够平稳的继承自己的位置，同时寄希望于被托孤者能够理解自己的一番苦心。而所谓的“临终举荆州以授备”只不过是玩弄的一个政治托辞而已。

《细说水浒》：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                          -----兼与曲家源先生商榷                   灿烂海滩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也摆脱不了等级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权利再分配更是起义领袖们棘手的问题，他们往往因权利分配不当致使艰苦奋斗夺得的江山一朝失落，1856年太平天国的杨韦事件就是一例。梁山好汉也是生活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等级观念在他们头脑中也必然有所反映。晁盖、吴用上梁山之初，在谈及林冲座次时，吴用不是认为“理合王伦让这第一头领坐，此合天下之公认”，对梁山王伦座次排定不当的不满吗？而林冲自己不也表示过，王伦“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的愤慨及自己“因犯下大罪”，投奔他处无门，“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的抱怨吗？然而，这些出身、职业各异，性格、才智有别的好汉们，在晁盖、宋江入主梁山后，多次排座次，虽座次有先后之别、尊卑之异，但居然没有一人对此有异议，这的确是少有之事，也足以说明梁山排座次是大有学问的。梁山众好汉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目标，他们聚居梁山，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才的群体。如何使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目标一致、同心同德、紧密团结、互相激励、各展其能，这必然是梁山寨大头领所必须即使考虑的问题。梁山寨中多次排座次，正是大头领们根据这人才群体的不断壮大，所进行的人才重新组合，借此来调整这个群体结构内部的矛盾，使之有序化、合理化。正因为调整的及时、合理，所以在梁山事业发展中，从未因权力分配、人才任用产生矛盾，反而促进了内部的团结。那么，梁山寨是怎样排座次的呢？它所依据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就值得我们去研究。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结合原著，对几次排座次进行简要分析，才能了解其轮廓。水泊梁山第一次座次是王伦排定的，时值林冲上山后，他自己为尊、杜迁第二、宋万第三、林冲第四、朱贵第五。王伦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呢？《水浒》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里，王伦一段内心独白交待得很清楚：这就是以上山先后为序，其余不予考虑。由于王伦心胸狭窄、嫉能妒贤、忘恩负义，又实行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这对人才的聚集，事业的发展必然不利，理所当然地被反对。晁盖等新人到来，很快就引发了火并王伦，进行了梁山寨第二次排座次。这次座次是众好汉互相磋商、民主排定的，我们只要读读“梁山泊义士尊晁盖”一回书便可知：晁盖、吴用、公孙胜的座次是林冲提名，大家商量同意排定的。林冲提名时，对每个人都有句评语，总括起来，原则是两条：本领及声望。其他人的座次大体也依照这两条，加上资历、年龄而定。曲家源同志说：“是用协商、谦让的方法排定的，并没有严格的、确定的条件。”这就错了。第三次排座次是在打无为军、宋江等上山聚义之后，此时新老头领已增至四十人。这次座次实际上并未排定，只是让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这是晁盖、吴用等七人的意见，依据是：“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这就是贡献或功劳。吴用、公孙胜座次依旧，其他新老头领座次根据宋江意见定：“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的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宋江这个意见实质是两条原则：资历，贡献大小。然而宋江又是把贡献大小放在首位。宋江的这个原则，在文革期间评《水浒》时，被说成是“为他提拔投降派和组织黑班底敞开了方便之门”，这显然是不对的。宋江的这个意见恰恰显示出其非凡的组织才能，他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农民起义军内部权力和地位再分配这一甚为麻烦的问题，无形中堵住了许多分裂、火并的根源，既摆正了新老头领的主次位置，又激发了新老头领为梁山事业建功立业的积极性，既突出了贡献、本领在排座次中的重要地位，又保持了新老头领的团结，故此深得众英雄赞同。第四次排座次是在打了东平、东昌府之后，此时梁山已有一百零八位头领。这次排座次是天意，是小说中神道观念和宿命论迷信思想的反映，但不是人为，而是天随人意。我们既不能象“四人帮”评《水浒》时，脱离原著，硬说“石碣天书”是宋江、吴用等精心策划、事先埋好、装神弄鬼来束缚梁山英雄手脚，使之服服帖贴听从自己摆布去搞招安投降的把戏，也不能用今人的观点，认为有什么体系。这次座次的排定，可说是集前几次排座次原则之大成，原则依然是按贡献﹙或功劳﹚大小、本领高下、名声高低、年龄及资历这几条来定。但又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全面综合考虑排定的。特别是这次排座次后，宋江、吴用又对一百单八将进行了全面分工，各负其责。这样既弥补了排座次中的失误，又使每个好汉各得其所、各随其志、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献其功，使众英雄感到座次合理、任用得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能做得如此完美的确不易，也表示出梁山大头领使用人才的本领。纵观水泊梁山这四次排座次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王伦的论资排辈原则，是一种安排人才的短视观点。它是人才群体结构合理化的障碍，既调动不了人才的积极性，又妨碍资历浅的真正人才脱颖而出。而晁盖、特别是宋江，他们顺应潮流而动，在排座次问题上随势应变、多方考虑，克服工作中的种种弊端。他们依据衡量人才的贡献、本领、名声、年龄及资历等五条基本原则，灵活运用，但又始终把前三条作为主要条件。这在当时可说是最优选择，就是今天，它也不无意义。水泊梁山众好汉由于出身、教养、能力、性格各有差异，他们的德、才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然有长有短，宋江正是根据这差异来排定众好汉间的座次前后。所以，我认为梁山英雄排座次正是以德、才为原则，采取因材施用、择优任用的办法来排定的，这是一种“任人唯贤”的做法，值得研究。八十年代曲家源先生发表《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座次是怎样排定的》一文，全国十余家报刊或全文转载，或摘录刊登，可见其影响之大。然而其观点大多不能成立，虽说事过多年，我还是要与之商榷。曲文开宗明义，认为梁山“这种排法是分贵贱、问亲疏的，哪些人在‘天罡星’队里，哪些人在‘地煞星’队里，谁在前，谁在后，大致都有线索可寻，这些安排正体现了梁山领导核心一一宋江一一吴用体系的思想和意志。”然后从六个方面加以说明。曲文认为：宋江的座次表依据的标准，“名望高低被作为第一应重视的条件”。无疑，名望高低是属于德的范畴，而德正是人才的灵魂、是统帅、是根本，是才、学、识、体的发展动力。排座次时把它作为应重视的条件是没有错的。但梁山并没有把它当作“第一应重视的条件”。曲文在论及此问题时，以卢俊义为例说：“卢俊义对梁山几乎毫无功劳可言”，只因“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是河北三绝”，“就坐了第二把交椅”。曲文此说不符合实际。卢俊义对梁山寨不是“毫无功劳可言”而应是功劳卓著。宋公明夜打曾头市时领兵22500余众，战将31员，既有吴用使计，又有公孙胜作法，结果败在史文恭手下，还让史文恭突出重围。而卢俊义主仆二人，领兵500，却活捉了史文恭，为晁天王报仇血恨，怎能说功劳毫无呢？再者，在调兵遣将攻打曾头市时，吴用执意不让卢俊义打先锋，就是怕“卢俊义捉得使文恭，宋江不负晁盖之遣言，让位与他”，吴用为何有此一怕呢？无非是卢俊义“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久闻员外大名，如雷灌耳”﹙宋江语﹚ 。这就是本领强、名声大，再者年龄又略长于宋江。卢俊义就是凭功劳大、本领强、名声大、年龄长等条件，坐上第二把交椅的﹙如宋江真要按晁盖遗言办事的话，卢俊义坐第二把交椅还亏待了他﹚，怎能说“名望高低被作为第一应重视的条件”呢？还有吴用、公孙胜有什么名望？他们能坐做第三、第四位，完全是凭他们的贡献和本领；李逵、武松、鲁智深、阮氏三兄弟等又有什么名望？他们排在天罡星，也完全是靠他们为梁山事业出生入死，建立的功勋；就是宋江本人坐第一把交椅，也不是凭他在江湖上享有名望，而是凭他胆略，救得晁盖、吴用等七人性命，凭他那站在斗争最前列，分化瓦解敌人，打击封建统治集团，凭他那宽宏大度，知人善任，团结众好汉，不断壮大义军的巨大贡献。名望高低只能说是梁山排座次的主要原则之一，而不是曲文说的“第一应重视的条件”。“世系显赫符合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自然受到推崇”，这是曲文的第二个看法。并举例说：“关胜论功劳他不如林冲，论职位他不如呼延灼，但因他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就跃居第五把交椅。”依曲文说，世系显赫也成了梁山排座次一条重要的原则。我看也不见得。柴进乃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杨志乃“五侯杨令公之孙”，呼延灼乃开国之初，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这三人祖上都是北宋开国元勋重臣 ，远比关胜显赫，又为何座次都安排在关胜之后呢？此无他，而是他们本领都不如关胜。柴进的本领无须多说，杨志在梁山下与林冲交过手，四十回合不分胜负，呼延灼与林冲也交过手，五十回合以上仍不分高下，而关胜在围攻梁山时，力战秦明、林冲两人，可见武艺高强。如果说“世系显赫”，座次就能往前排的话，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世系并不显赫；却排在前四位，林冲、秦明却排在呼延灼之前，花荣却排在柴进之前，李应、朱全、鲁志深、武松、董平、张清却排在杨志前，这又作何解释呢？曲文谈到宋江排座次依据的标准还有两条：即“看上山前职位尊卑”及“宋江的个人好恶，与宋江的亲近程度。”我看就更难站住脚。曲文认为朝廷降将有二十一人，，在天罡星中的就有十一人，故此说明“看上山前职位尊卑”。那么，我们要问：“林冲上山前的职位仅是个禁军教头，然而他的座次仅次于关胜，名列秦明、呼延灼、花荣、柴进等朝廷显贵之前。丑郡马宣赞、镇三山黄信上山前职位并不卑，可况关胜是宣赞属下，黄信是花荣上司，上山前职位比关胜、花荣尊，结果，不但排在关胜、花荣之后，”还比不上渔民出身的三阮、农民出身的李逵、猎户出身的二解、樵夫出身的石秀、列入地煞之列，是否与宋江有何私怨呢？书中找不到线索。曲文所言“看上山前职位尊卑”这条，其是非如何就无须多言了。梁山寨排座次与“宋江个人好恶，与宋江的亲敬程度”也是毫无关系的。船火儿张横在浔阳江上谋财害命，险些置宋江于死地，穆弘在揭阳岑上逼的宋江走投无路，衣食无着，排座次时，照旧列入天罡星。吕方、郭盛深得宋江喜爱与宋江十分亲近，成为宋江的保镖，排座次时也只能在地煞，仅坐了五十四、五十五位。还有宋江的亲兄弟宋清，不但只排在地煞星里，而且只能坐在七十六位，谁叫他只会算帐，别无他术呢？安道全是宋江的救命恩人，也只能排在郭盛之后，至于亲疏，我想是有的。宋江、卢俊义分兵打东平、东昌府时，吴用分在卢俊义帐下，他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反而暗中往返于宋江营中，为宋江出谋划策，这就有亲疏。李逵执行将令杀死沧州知府的儿子，朱仝欺人太甚，宋江却要李逵与之赔罪，这就有亲疏，但这并未影响排座次。最后还想说说曲文中提到的青州一伙上梁山的问题。曲文认为：宋江把“清风山和江州结识和网罗的人员（除石勇、李立等个别人外）也都排在较前的位置，而梁山的原有人员如刘唐、三阮等人却普遍向后推移。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宋江为首的、以宋江的亲信和投降的军官为骨干的稳固的领导集团，为以后巩固梁山根据地和争取朝廷招安做好了组织准备”，并认为“在对待花荣一伙的态度上最能看出宋江是有意拉拢亲信帮派力量的”。对曲文的这段话，我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宋江在清风山和江州结识的好汉位置不是“都排在较前”，而应是有前有后。石勇、李立也是从清风山和江州来的，就排的很后，如果象曲文那样，把排在较后的人除外的话，就不好谈问题了。其次是刘唐、三阮等人的位置普遍后排，不是宋江的责任，而是晁盖干的，怪就怪晁盖好了，不能迁怒于宋江。再次是如果青州一伙如曲文所说，是 宋江的亲信帮派力量的话，那么，为什么只有花荣、秦明进入天罡星？为什么黄信的位置由三阮之前，打入地煞星？为什么石勇的位置又排的那么后？最后请注意：在三十六员天罡星中，反对宋江招安投降的就有吴用、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史进、穆弘、李俊、三阮、张横、张顺等十四人，而这些人大多是曲文所说的，是宋江“网罗”来的“亲信帮派力量”。有这么多反对派怎能形成一个稳固的投降班子呢？吴用又是反对派中的领头人，又怎能与宋江结成一个思想和意志相同的体系呢？梁山英雄排座次，正反映出小说作者对封建社会权力再分配的构想，它提出了人才科学中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作为领导，当人才群体不断壮大时，就应该注意随势应变，及时调整班子及人才任用，使之各得其所，各显神通；班子如何调整，人才如何任用？其原则作者在四次排座次中又逐步完善，这就是：贡献、本领、声望、年龄及资历等；对待人才，如像王伦，必然为历史所淘汰，如象宋江，事业必然兴旺；作为领导个人，必须智勇兼备、宽宏大量、知人善任。作为人才，除有德、智、才、学、体等基本素质外，还有很重要一条就是为事业出力，即多做贡献。这些问题对今天来说，无疑也是很有参考、借鉴价值的。

《细说水浒》：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                      ----评郑公盾先生对金圣叹的评价                          灿烂海滩郑振铎先生曾经说过：三百年来“《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了一个名词。”因此，谈《水浒》，总离不开金圣叹，而对金圣叹的评价，也就成了评价《水浒》的关键。近几年来，对金圣叹的研究和评价虽说有很大进展，但分歧依然存在。分歧集中在对金圣叹思想的评价，对金评价《水浒》的立场﹑动机﹑目的的分析，金批改《水浒》的功过，对宋江形象的改造等等问题上。论者见仁见智，一分为二，中肯公允。最近，拜读了郑公盾先生上下两部头的《水浒传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颇感愕然。郑先生在卷七“有关《水浒》的评价和争论中”，用了二百余页，写下了《不要美化金圣叹》﹑《不应该赞扬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关于金圣叹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及《金圣叹对“水浒传”有贡献吗？》等一系列文章，阐述了自己全盘否定金圣叹的观点。《水浒传论文集》是郑先生旧作结集出版，虽然“后记”中作者说：“对金圣叹全盘否定或一笔抹煞，认为他的一生及其著作都无可取之处，当然也不对。他对《水浒传》的评点文字，按他的艺术观点，从整体来说，是不值得过分颂扬的，但在个别地方则仍有可取的独到之处。同时金圣叹对《水浒传》的传播，也有他的功绩，是不能一笔抹煞的”之类的话，但纵观全书洋洋五十万言，对金圣叹全盘否定的基本观点，郑先生丝毫没变，这就不能使笔者要与之商榷。郑先生在《水浒传论文集》中对金圣叹评述的面较广，而《不要美化金圣叹》一文是群文之首，是郑先生全盘否定金圣叹的力作。本文就《不要美化金圣叹》一文中的基本观点，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郑先生及读者赐教。              一﹑封建社会的进步文人郑先生在《不要美化金圣叹》中给金圣叹所作的结论是：封建反动文人。其论据之一是，《春感八首》“深刻和淋漓尽致的暴露了金圣叹对清廷统治者卑躬屈膝的思想感情”。《春感八首》是金圣叹年过半百，科场失意后，得知清顺治皇帝很赏识他批的“才子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他因此“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千里归来尘未洗，一天欢喜泪无端”，“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岁晚鬓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这些诗句里有他感激明主知遇之恩的感情，反映出他对清朝统治者有过幻想，但更多的是他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之情。如果仅因这几首诗，就说他“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同清朝统治者有亲密无间的思想感情”，未免言过之。《春感八首》仅是金圣叹留下三百八十四首诗中的极少部分，就是这些诗，也还保持了一定的身份，依然狂傲如故，牢骚满腹，毫无“一副标准奴才文人的嘴脸”。仅凭这八首诗就全盘否定金圣叹，实在没什么坚实的证据。翻开历代封建文人的作品，那一个没有几句歌功颂德之作；岳飞还镇压过农民起义，刘鹗在他的名著《老残游记》中骂过义和团是“疫鼠”“害马”，骂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制犬”“毒龙”等等，但是，我们从不据此来否定他们的作品，更不否定其人。自然也不能因《春感八首》说过一些感恩之类的话，就说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何况在金圣叹留下的诗作中，还有像《甲申秋兴》﹑《塞北今朝》之类愤懑之词﹑亡国之痛的作品，有《外甥七日﹑《兵战》之类控诉清兵屠杀无辜百姓的作品，有表示对投降仕清者的鄙视的《湘夫人》，有对清朝统治者猛烈抨击的《临刑诗》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说金圣叹是民族志士﹑反清英雄，但至少是可以称其为封建社会的进步文人。郑先生说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的第二条证据是关于“哭庙案”。郑先生在评论这个问题时，所用的最有力论据是鲁迅先生的一段话：“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升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谈金圣叹》﹚。对于鲁迅先生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谈金圣叹》是篇杂文，杂文所及，意在现实，是拿金圣叹作话题，借故喻今，冷嘲热讽三十年代那些置国难不顾﹑而积极配合其主子对国统区进步文艺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反动御用文人的；并不是一篇评价金圣叹的科学论文。杂文与一般科学论文是有不可忽视的区别的；拿杂文中的话当作论文的论据，进而征用，引以为据，偏见也是难以避免的。“哭庙案”是怎么回事呢？辛丑年﹙1661年﹚二月，金圣叹等人借哀悼顺治皇帝为名组织苏州生员去哭临场所控告吴县知县任维初搜刮民财，贪赃枉法的罪行，并揭露使指县官贪污的巡抚朱国治，朱国治恼羞成怒，逮捕了请愿的秀才五人。金圣叹等人遂于次日组织者之一，又是哭庙文的起草者。事前由参与策划，当场有他鸣钟击鼓，鼓动群众，最后，朝庭以“聚众倡乱”为由，将金圣叹等八人刑斩，家产籍没，妻子充军，其余十人也处斩刑，平息了这场震惊全国的“哭庙案”。“哭庙案”的性质，我同意郭松义的说法：“它表面上还是为了揭发县令任维初的贪赃行为，但实质上，斗争的锋芒是针对清统治者，是对于清朝政府严行摧征粮的一种反抗”﹙《江南地主阶级与清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哭庙案”发生于清顺治十八年，那是清人入主中原掌握统治的初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拥有强大力量的南明王朝的遗民在作最后的反抗。顺治十六年发生了响应郑成功进军南京的“通海案”，顺治十八年又发生了“哭庙案”，这都是南明王朝遗民的义举，说明清廷的统治并不稳定。为了巩固其统治，清廷常以血腥镇压为手段。在这种形势下，金圣叹还敢于带头聚众抗暴，怎么能说他是“反动文人”呢？“作为文人的金圣叹等，他们参与了人民的反清斗争，遭到了清政府残酷镇压，正是同情人民的最高表现，正是值得肯定的正义行为“﹙易名《从“哭庙案”看金圣叹》﹚。  二﹑批改《水浒》功大于过“完完全全是站在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立场观点来批改《水浒》的”，是郑先生给金圣叹结论为“封建反动文人”的论据之三。关于这个论据郑先生是从“金圣叹严重歪曲了《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硬把这部以鲜明立场观点来歌颂我国封建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丑化梁山泊首领宋江”，“大力宣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道德观念，散布了封建没落阶级的虚无思想”和“金圣叹生活在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震撼明朝江山的时代，他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反动用意”等四个方面来说明。除第三点外，我对其他的三点都有不同的看法。关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的主题思想，鲁迅先生说的很清楚：“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同志对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也作了精辟的论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0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鲁迅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都揭示了百二十回本《水浒》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封建时代金圣叹也看清了这一点，他恰恰删去了“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之类的后五十回内容，使作品的反抗性﹑斗争性和官逼民反的主题更加突出﹑鲜明，成为了一部纯粹反抗封建统治，歌颂农民起义的作品，应该说不是歪曲，而是加强了《水浒》的主题思想。而郑先生却正恰恰相反，把鲁迅﹑毛泽东等否认的百二十回本《水浒》说成是“歌颂我国封建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把金圣叹砍去投降内容的七十回本硬说成是“反对农民起义的作品”，这就是非不分﹑大错特错了。郑先生说金圣叹丑化梁山泊首领宋江，是因“他﹙指金圣叹﹚把许多骂人的字眼，都安在宋江头上。”金圣叹之所以这样做，正如张国光先生所言：“金圣叹正是为了避免朱明特务专制王朝及多如过江之鲫的封建卫道文人是很容易发现他歌颂斗争，向往农民起义的真实意图，而不得不煞费苦心地为七十回本《水浒》涂上﹑‘保护色’的”﹙《张国光先生《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一一关于金圣叹批改《水浒》不得已而用“保护色”的问题》。作者是小骂大帮忙，不是丑化，而是净化﹑突出了宋江形象。金圣叹在《水浒》第三十五回总评中说：“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这段话不仅是提醒读者要注意宋江这个人物，同时还要注意评述。《水浒》里的宋江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既仗义﹑扶危，有善用权术﹑奸诈；既对封建制度不满，又忠君孝亲，这些毛病当然引起读者的不满。对这些，金圣叹是在真骂。但是对宋江造反﹑反抗朝廷，金圣叹没骂。宋江谈忠说义，排斥晁盖，常怀野心，但表面上，又处处装着不介意，对这些金圣叹骂得及时，骂的狠，毫不放过。这种骂不是丑化，正是对起义领袖的爱护。另外在金圣叹的批语中，也有不少赞扬宋江处：如称宋江是“人中俊杰”﹙十七回﹚，甚至把宋江抬到侯王之列，“一百八人中，独于宋江用此大书者，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在茶馆与何涛交谈时，宋江是“肚里寻思”如何就晁盖，口里却大骂晁盖，金圣叹却多次赞道：“宋江权术可爱”！第四十回在黄门山对欧鹏一席话后，金圣叹批道：“不刚不柔，又悲又响，辞令至此无人不哭！”这正是对宋江以牺牲自我﹑保护他人的崇高品质的赞赏，第三十八回赞宋江是“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等等，正是这些批语，使我们认识了宋江的好处。而这些赞语，郑先生只字未提，却抓住“骂”字大做文章，是否有点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了？至于说“金圣叹生活在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震撼明朝江山的时代，他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的反动用意的”，更是不能自圆其说。郑先生在写上这个看法后，接着写道：“金圣叹之所以重视水浒传这部 官野史，这是因为金圣叹一方面看得清楚，《水浒传》这部小说歌颂的是‘造反’了的‘强盗’，‘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这部小说在民间已广泛流传，甚至‘贩夫皂 都看’，而且《水浒传》所宣传的农民起义斗争的方式，在明末各地掀起的农民起义中已发生了较为广泛深远的影响”，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的反动用意的”呢？郑先生最后总结道：“由此可见，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基本上是适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口味’的，说它是适于﹙一般﹚读者口味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结论不符合事实。也不知道郑先生没看过史料，还是看过了史料故意不谈。事实上，自《水浒传》问世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视之为禁书：明崇祯十五年六月圣旨严禁《水浒传》，命令各地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 ；清人入关后，从顺治九年起，以后几乎年年禁《水浒传》﹙历史质料详见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一书﹚。怎能说反“适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口味”呢？更何况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一出，风靡一世，一向刊行的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便销声 迹，几乎全部退出市场。七十回本《水浒传》风行三百余年，成为流传最广，妇孺皆知的“定本”，又怎能说“适于﹙一般﹚读者口味的看法是错误的”呢？金圣叹，这样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下层的穷儒，敢于带头抗暴，以至被杀；敢于批注评点为士大夫文人不屑的通俗小说，以至被列为禁书，难道他会是“封建反动文人”么？否也！金圣叹生活在封建社会，在他身上也必然打着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烙印，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在评点《水浒》中，也难免存在着消极落后的东西。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文人都免不了带着他那个时代的局限，任何时代同情革命的作家，也只能进步到他那个时代允许的高度。对金圣叹也只能如此。就他一生遭遇及批改的功过看，应该说金圣叹在封建时代还是一位难得的进步文人。

　　《煮酒侃三国》之：名士田畴　　灿烂海滩　　后汉末年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名士，随着时局的变化，这批名士们也开始逐渐的分化。有的积极参与到群雄逐鹿之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并成为后汉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纵横家，这其中以诸葛亮最为突出；有的则是抱啸山林、不问世事、潜心治学，彻底成为山野之士，这其中又以大名鼎鼎的庞德公为首；还有一种，虽然无心政治，但却时刻关注时局的发展，并偶露峥嵘，虽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了重重的一笔。燕赵名士田畴就是这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田畴的一生，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思索。　　（一）　　田畴（169年---214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今天津蓟县）人。自幼好读书击剑，在当地的名声很大。《三国志•田畴传》中说“田畴虽年少，多称其奇。”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幽州牧刘虞打算派遣使者到长安晋见汉献帝，以表达自己对东汉朝廷的忠诚，但由于当时路途遥远、盗匪横行，需要一位有胆有识而且又能随机应变的壮士来完成使命。刘虞的部下推荐了当时年仅二十二岁的田畴。刘虞便亲自向田畴发出了邀请。见面交谈之后刘虞对田畴非常赞赏，并任命田畴为从事，为他准备好车马。等到出使前，田畴对刘虞说：“目前道路阻隔，盗匪横行，若是公开打着官差的名义出使，反而会碍事。因此我想便装出发，抵达长安可能更容易些。得到刘虞的同意以后，田畴回到乡里，挑选门客等共二十多人共同赶赴长安。不过就连田畴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来一去竟然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田畴出发以后，历尽艰险，《三国志•田畴传》中说“畴乃更上西关，出塞，傍北方，直趣朔方，循间径去，遂至长安致命。”可见一路的艰辛。到达长安以后，献帝非常欣赏田畴的仁义，诏拜骑都尉，三公官府也是同时召用田畴。但是田畴都是坚决辞让，不肯接受。在得到朝廷回复刘虞的诏书后，田畴立即赶回幽州复命。但还没到达幽州，刘虞已经在同公孙瓒的冲突中被杀害。田畴悲愤之下，回到幽州后立刻去拜谒刘虞之墓，在墓前宣读朝廷回给刘虞的诏书，然后哭泣而去。公孙瓒得知消息后大怒，立即派人重金悬赏并抓住田畴，责问田畴为什么不把朝廷的诏书交给自己而是拿到了刘虞的墓前宣读。田畴说：　　“汉室衰落，人怀异心，只有州牧刘公不失忠臣气节。朝廷诏书上对将军没有什么好话，这恐怕是你不愿意听到的，所以也就不交给你。何况将军你现在的行为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既杀害了无罪的君子，又敌视忠义的臣子，这样的行为，必将让燕赵有识之士皆投东海而死，谁还会愿意跟随将军！”　　田畴的义正词严，终于让一向以残暴著称的公孙瓒哑口无言，最后只能将田畴释放。公孙瓒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田畴义士，君弗能礼，而又囚之，恐失众心。”由此也可以看出年轻的田畴在幽州的威望。　　如何看待这个时期的田畴呢？年轻有为，血气方刚，不畏强权，不怕死亡。书生意气跃然纸上！这时候的田畴大概和所有的青年学子一样满怀报国之志，故而有三年坎坷为一诺的壮举。刘虞治幽，政绩卓著（见拙作“《煮酒侃三国》之刘虞—三国前期杰出的政治家”），深受幽州士民爱戴，在田畴的心目中，刘虞是正义的象征，因此他对公孙瓒的暴行义愤填膺，冒险在其墓前哭泣，并在公孙瓒面前指责其劣行，体现出的是一种鲜明的书生正气。不过，从刘虞之死中，田畴已经对东汉末年混乱的形势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时候的他有点心灰意冷，对政治失去了信心。不过，田畴仍然有着自己的理想，接下来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二）　　田畴在公孙瓒手中侥幸逃过一死后，回到了家乡---无终。他没有消极避世，而是创造出了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国度，并且获得了初步成功。　　田畴先是招集宗族“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田畴又通过选举的方式成为领袖。然后按照自己的理想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　　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袁绍数遣使招命，又即授将军印，因安辑所统，畴皆拒不当。绍死，其子尚又辟焉，畴终不行。　　按照现在的说法，田畴制订了明确的刑法、婚姻法、教育法条例。从田畴开始招集说的“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於世！”，说明田畴事先就已经提出了一个政纲：为刘虞报仇。作为团结部属的口号。另外，从“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来分析，很可能田畴还成立了自己的军队。　　如何理解田畴的这番举动呢？笔者认为：这是田畴为实现自己理想的一次实践。古今读书人都对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有个美好的憧憬，大都仅仅止步于空谈之中，而象田畴这样付诸于行动者寥寥无几。从“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的效果来看，虽然史料中没有具体的描述，看不出田畴是否有一整套完整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体系，但很明显，田畴的尝试是成功的。在当时政局混乱的局面下，田畴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一个“世外桃源”，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这种作为不能认为是一种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追求，它比庞德公之类的名士终日抱啸田间、不问世事最后老死山林更加令后世思索和仿效。　　这也给后世的读书人一个启示：如何在理想不能实现的政局下去探索和实现自己的理想。著书立说固然可取，但是勇于实践进行探索则更加令人钦佩。如果仅仅止步于空谈之中，终将一事无成。　　（三）　　田畴的理想社会大概维持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为了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北征乌桓。由于田畴声名远播又熟悉当地情况，曹操事先便派人征召田畴。田畴立刻收拾行装赶赴曹营，并被曹操任命他为司空户曹掾。但是经过一番交谈之后，曹操对田畴亦是赞赏有加，“即举茂才，拜为蓨令”。但是田畴推辞不就，跟随军队驻扎在无终。　　当曹军因气候及道路的影响，行军困难时，田畴向曹操提出：“沿海的这条道路在夏秋时节经常涨水，不利于行军。过去从卢龙口到达柳城有过一条路，虽然已经毁坏了有二百年，但是还是有小路可行。从卢龙越过白檀，出其不意，可以一举消灭蹋顿。”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了曹操的采纳并立刻实施。也就是因为田畴的这个正确的意见，曹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北征乌桓的胜利，完成了同意中国北方的事业，从而结束了中原地区长期混战的局面。田畴在这场战争中立下了大功，所以后来曹操论功行赏，决定封田畴为亭侯，邑五百户。但是田畴还是固让不受。曹操也只能作罢。　　如何理解这个时期田畴的心态呢？我们可以从两段史料进行分析。首先是在《三国志•邢颙传》中记载了一段对话：　　颙谓畴曰：“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今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田畴曰：“邢颙，民之先觉也。”　　由此不难发现：当年还在尝试自己理想的时候，田畴就已经对曹操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评价很高。这也是后来田畴帮助曹操的原因之一。　　二是《三国志•田畴传》中的记载。当得到曹操的邀请时，田畴显得毫不犹豫这种现象来进行初步的分析。当时有其门客问他：“昔袁公慕君，礼命五至，君义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袁绍请了你五次，你都不去，怎么曹操的使者一来，你就迫不及待要走呢？田畴的回答很简单：“此非君所识也。”笔者认为：这是田畴内心思想的一次转变。乌桓入侵已有百年，这种矛盾使得田畴暂时放弃了自己继续完成实现理想社会的探索，加入到民族战争的行列之中。曹操北征乌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灭袁氏的残余势力，而田畴的加入，则完全是为了民族大义。（《三国志•田畴传》中说：“畴常忿乌丸昔多贼杀其郡冠盖，有欲讨之意而力未能。”就充分证明这一点。）。在民族大义面前，田畴显示出一个读书人的民族气节。　　田畴此时的思想似乎也发生了转变。或许这个时期的田畴对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建立一个“世外桃源”，仅仅能保全自己宗族和幽州部分百姓的安全，但是根本不能改变后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局面。所以，田畴不但加入了曹操的阵营，还把自己的家属和同族三百余人全部迁居到鄴城。看来是把希望寄托到曹操的身上了。　　（四）　　田畴加入曹操阵营后，跟随曹操参加了南征刘表的荆州之战和赤壁之战。战后曹操回忆起当年田畴在自己北征乌桓之战中的功勋，后悔当初答应了田畴的固让不受，所以又再次将以前赐封给田畴的爵位授予田畴。田畴依然是“上疏陈诚，以死自誓”，坚决不受，以至于曹操“欲引拜之，至于数四，终不受”。后来曹操很不高兴，派亲信夏侯惇前往劝说。田畴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我田畴只是一个负义逃窜之人，承蒙曹公的恩典得以安全地活到今天，已经是够幸运了。难道还要拿进军卢龙作为资本，来换取封赏和俸禄吗？纵使国家庇护我，我田畴还是感到非常惭愧。将军你是了解我的苦心的。如果你回去无法交代，那么我也就只有自刎在你的面前，以死明志了。　　夏侯惇后来把田畴的话转给了曹操，曹操长叹一声，知道无法强求田畴，最后给了田畴一个议郎的虚衔。田畴终于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一直生活到四十六岁病故。　　如何看待田畴不愿为官呢？这个疑问在当时就引起了一番争论。有官员针对此事弹劾田畴，说田畴是想成全自己的小节而违背国家赏罚的标准。对此曹操也犹豫了很久，让太子曹丕和大臣们进行讨论。曹丕认为田畴此举与子文辞禄，申胥逃赏一样，都不应该强夺本人的志愿而要宽容其节义；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锺繇都非常赞同曹丕的看法。其实田畴不愿为官的理由很简单：田畴认为自己没有能够亲手为故主刘虞报仇，违背节义之气，属于“志义不立、负义逃窜”之士，不应该得到朝廷的封赏。（和田畴有同样遭遇的还有邢颙。邢颙也是因为老上级去世辞官而遭到弹劾。当时曹操的态度是：“颙笃於旧君，有一致之节”，最后并没有追究）。这里我们不去深究田畴不愿为官的具体原因，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田畴没有利用自己的功劳替自己捞好处，言行一致；也不会利用自己的节气换取政治资本，表里如一。这比起同样是名士的许攸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五）　　对于田畴一生，陶渊明在自己的《拟古九首》诗之二中做了一个准确的评价：“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陶渊明对田畴这样的高尚节义之士深表敬仰，对世间不顾节义而趋炎附势、争名逐利之人表示了自己的厌恶。陈寿在《三国志•田畴传》中对田畴的评价是：“田畴抗节，王脩忠贞，足以矫俗”，对田畴持守大节也是非常的赞赏。在笔者看来，田畴避世不消极，为人不虚伪，处世求心安，不愧为一代名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勇于尝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为抵御外族的入侵，放弃“世外桃源”，投入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之中并取得胜利；重诺言三年坎坷；守节气不趋炎附势；立大功不求高官厚禄。如此风范世间几人可及？　　

《煮酒侃三国》之：“小人物”张扬                    灿烂海滩    后汉末年群雄逐鹿，形势非常混乱。这其中既出现了曹操、刘备、孙氏兄弟等天下豪杰，又有董卓、袁术这样的乱臣贼子，同时还有一些为人忽略和遗忘的“小人物”。本文所介绍的张杨就是其中之一。陈寿在《三国志•张杨传》中有了几百字来记述这位“小人物”的一生，最后给他的评语是：“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显然对张杨不屑一顾。但是通过对张杨一生的了解，却不但可以了解这个“小人物”的心态，更可以从他的身上也可以折射出东汉末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诸如张杨之类地方实力派们的处境。                               （一）    张杨（？---198年），字稚叔，云中（今山西省原平西南）人。早年因为骁勇闻名并州，成为当时并州刺史丁原的部下，任职从事一职。（《三国志•张杨传》中说是武猛从事，据卢弼《三国志集解》中考证：这个职务就向《三国志•张燕传》中的将兵从事一样属于汉末的临时所置）。虽然史料中没有关于张杨在并州期间的表现的记载，不过可以从吕布、张辽这时期的职务看出张杨的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张辽的职务和张杨一样同是从事，勇冠三军的吕布比他们还要低一级，仅仅是个主薄。估计张杨在军事方面还是一点水平的，属于并州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灵帝为了加强京城洛阳的军事力量，应付日益混乱的局势，组建了一支以宦官蹇硕为首的西园军，当时的袁绍和曹操分别在军中担任中军校尉和典军校尉。丁原派张杨带兵在西园军中担任代理司马，其目的大概有两个：一是显示对朝廷的忠诚，充实军队的力量；二来利用张杨了解朝廷的动向，加强自己和朝中各大势力的联系。从这一点来看，张杨在丁原的心目中的地位应该不低。    蹇硕被杀后，大将军何进取得了对西园军的控制权。为进一步补充力量，何进派张杨回并州招兵。张杨招募了一千多人后，就奉命驻守上党，协助当地的官兵进攻在此活动的“白波军”。也正因为如此，张杨错过了后来在洛阳发生的何进遇刺、袁绍诛宦、董卓乱政等一系列汉末重大政治事件。也许就是这个阴差阳错，为张杨的悲剧埋下了一个伏笔：老首长丁原被杀了，好朋友吕布投靠董卓了。自己该何去何从呢？这时候的张杨成为了一个“政治孤儿”。这时候的他在干些什么呢？陈寿的交代也是含含糊糊的。《三国志•张杨传》中的记载是：“进败，董卓作乱。杨遂以所将攻上党太守于壶关，不下，略诸县，众至数千人。”究竟是张杨沦为盗匪去进攻官军还是政见不合而去平叛？从《三国志•张杨传》中难以分辨。以当初张杨是奉命在上党剿匪的记载分析，估计沦为盗匪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和上党太守政见不合。不过，从张杨“略诸县”的行经的看出：张杨其实也干上了偷鸡摸狗的勾当，和做土匪也没有什么分别了。而且张杨还不仅仅是在上党做了一回土匪，在河内也是如此。《三国志•常林传》中记载过“张杨利其妇女，贪其资货。林率其宗族，为之策谋。见围六十余日，卒全堡壁。” 张杨的并州同乡吕布后来也是“将士钞掠”（见《三国志•吕布传》），说明并州部队的纪律是很差的。虽然不能因此断定张杨变成了“贼”，但是也证明张杨这时候的日子过的的确不怎么样，已经是在到处流窜了。    张杨在与上党太守的交战中没有讨得什么便宜，于是张杨又到河内投靠了袁绍，加入了关东联军，总算是名正言顺地归队了。官兵---土匪---官兵，张杨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完成了自身角色的三次转变。     不过张杨归队后的日子没有好过对久。袁绍分配给他的任务实在是不怎么样。没过多久，张杨又由一名官兵变成了人质，而且是匈奴的人质。    袁绍讨董之时，除了联合各大割据势力以外，还借用了匈奴的力量。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初，于扶罗和张杨一起投靠了袁绍，屯兵漳水。后来，于扶罗又叛离袁绍，劫持张杨出走，在邺城南被袁绍部将麴义击败，于扶罗打败黎阳的度辽将军耿祉。从时间上计算，张杨沦为人质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这段经历对张杨来说也未必是件坏事。理由如下：    第一，于扶罗并没有加害于他，说明他与于扶罗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也说明他对匈奴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第二，沦为人质而不投降，无形之中也成为一个英雄，对提升个人形象有好处。    张杨的这一段经历似乎给他又带来了一个变化：当他回归后，接受了董卓的委任，当上了建义将军、河内太守。从河内的地理位置判断，张杨也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加上原并州集团的大部分人员都随吕布投靠了董卓，此时董卓提拔张杨，虽有些拉拢的意思，但是估计和张杨的旧交们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二）    张杨接受董卓的委任担任河内太守，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立场有了一个微妙的转变。同时他的转变也随着时局的变幻而不断变化。这种政治立场的不断改变而伴随了张杨的一生。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自领兖州牧后，为表示自己对朝廷的效忠，派遣使者到长安上书。据《三国志•钟繇传》记载：“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领兗州牧，始遣使上书。”但是当曹操的使者王必途经河内时却被张杨扣留。最终王必能够得以平安过境，全赖张杨的手下董昭的斡旋。董昭对张杨说：“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见《三国志•董昭传》，下同）    张杨的举动实在有些令人费解。不过最终张杨还是接受了董昭的建议，不但给王必放行，还上表推荐曹操。同时，“杨亦遣使诣太祖。太祖遗杨犬马金帛，遂与西方往来。”这可以看出张杨对于时局的看法似乎又有了一些变化，这回，张杨又出人意料的和曹操拉上了关系。       献帝在河东之时，张杨在安邑护驾有功，拜安国将军，封晋阳侯。这时候的张杨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迎取献帝返回故都洛阳。不过这个设想在部下的阻挠下最终未能实现。这回张杨又成为后汉王朝的忠臣孝子了。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被杨奉、董承、韩暹劫持返回故都洛阳。途中出现粮食供应不济的情况，张杨主动带着粮食在路上迎接，并和献帝一起来到洛阳，而且还派人重新修缮了部分残败不堪的洛阳宫殿。正当人们以为张杨就此可以在朝中担任要职的时候，张杨却表示：“天子当与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杨当捍外难，何事京都？”（见《三国志•张杨传》）。    张杨放弃在朝中为官的机会，要回去继续去做自己的太守，朝廷无奈之下，也只好由的张杨了，授予了他一个大司马的虚职，算是对张杨的一种奖励。    张杨为什么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呢？显然张杨的举动有自己的打算。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认为：“张杨与王邑这两位深明大义，具有实力的太守，却又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均回了他们职责所在的郡（河内郡与河东郡）。”笔者认为不尽然。其证据有二：《三国志•董昭传》中记载：“建安元年，太祖定黄巾于许，遣使诣河东。会天子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杨各违戾不和。”《资治通鉴》第六十二卷亦云：“（曹操）既至，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帝以暹、杨有翼车驾之功，诏一切勿问。”    从第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张杨同其他三人之间有矛盾，并且很可能发生过直接的冲突；从第二条资料中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出在到达洛阳以后，张杨和其他三人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曹操率部进京的一个借口，足见张杨的离去的原因和他自己所说的不太一样。因此黎东方先生所说的“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未必站的住脚。笔者认为：或许避乱自保的成分更多一些。                                 （三）    张杨对待吕布，的确很够朋友。吕布先后投靠张杨两次，张杨都是没有二话。这里两种不同的记载：《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杨及部曲诸将，皆受傕、汜购募，共图布。布闻之，谓杨曰：“布，卿州里也。卿杀布，于卿弱。不如卖布，可极得汜、傕爵宠。”杨于是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颍川太守。《后汉书•吕布传》：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杀卓，有德袁氏，遂恣兵抄掠。术患之。布不安，复去从张杨于河内。时李傕等购募求布急，杨下诸将皆欲图之。布惧，谓杨曰：“与卿州里，今见杀，其功未必多。不如生卖布，可大得傕等爵宠。”杨以为然。有顷，布得走投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资治通鉴》：初平三年（壬申，公元一九二年）吕布自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于袁氏，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自安，去从张杨于河内。李傕等购求布急，布又逃归袁绍。    哪一种更象张杨呢？这里笔者采信《英雄记》的说法。张杨和吕布原本就是旧交，张杨能够当上河内太守和吕布似乎有点关系。加上吕布说的话也有些道理，张杨应该会采纳。而且从后来吕布危难之时，张杨明知不敌曹操还要派兵策应吕布，都证明二人的交情的确不浅。吕布最终选择了离开张杨投奔袁绍，估计与“李傕等购募求布急，杨下诸将皆欲图之”有点关系。吕布似乎是主动离开的。    吕布在袁绍处遭遇危险再次投靠张杨时，张杨又一次收留了吕布。这回张杨可真的成了一个扶危救难的朋友了。不过这一次的时间也不长，很快吕布接受了张邈和陈宫的邀请去兖州做上了州牧。最后吕布在徐州被曹操消灭。而张杨则是在吕布危难的时候，“杨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遥为之势。”也算是尽了做朋友的一份义务。不过张杨很快又被打算投靠曹操的部下杨丑杀死。而杨丑也没有落的什么好下场，“杨将眭固杀丑，将其众，欲北合袁绍。太祖遣史涣邀击，破之于犬城，斩固，尽收其众也”。张杨和他的河内地方势力从此从后汉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四）    如何看待象张杨这样的小人物呢？笔者认为：象张杨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本身并不具备争夺天下的雄心和实力，在后汉末年纷乱的政治格局下，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何去何从难以定夺，成为纷乱格局下的政治迷途者，所以其政治立场也随着时局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从一开始的官兵---土匪---官兵，到后来一会儿成为董卓的帮凶，一会儿又变成了朝廷的忠实子民，就说明张杨在乱世之中的应变能力和政治眼光比较差。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张杨显得力不从心，四处化缘投机。对待正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的曹操，张杨缺乏足够的分析判断能力，虽然在之前有过和曹操通好的经历，但是后来又因为自己的政治判断出现问题而与之为敌，招致杀身之祸；对待吕布，张杨虽然很够义气，但是却没有站在一个战略的角度加以分析，之前张杨的收留多少还显得有点眼光，但之后的策应实在是非常不理智：此时的吕布势力已经是奄奄一息、苟延残喘，而曹操却是如东升之日，迅速崛起，这也反衬出张杨拙劣的政治眼光，缺乏一个政治人物应有的敏锐。加上张杨性格上的懦弱（《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曰：“杨性仁和，无威刑。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对部下的管束水平低劣，部下对其多有不服，最终难逃“授首于臣下”的下场。象张杨这样的例子，在乱世之中显得比较多见，这种小人物的下场通常也和张杨一样不得善终。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在笔者看来，英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却是象张杨这样的乱世迷途者，也许就是这些小人物们的迷茫和不知所措才成就了英雄们的辉煌吧。 。

　　《煮酒侃三国》之：论刘焉　　灿烂海滩　　益州牧刘焉，是一个在后汉末年时期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和平共处，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的是热火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勾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亲王剧。这一切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本文根据陈寿《三国志》及其它相关史料来对刘焉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　　刘焉（？—公元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通过《三国志•刘焉传》的这段记载，我们发现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和评价，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据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可以体现出刘焉对自己所指的“清名重臣”还是很有自信的，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刘焉在此之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具有一定能力的。《续汉书》中说的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的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三国志•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一个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裂，实在有点牵强。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放逐，如果他一开始就象史料记载的“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象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他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才逐渐产生的。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特别召见了刘焉。《汉灵帝纪》称：“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郤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象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员的有三个：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董）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会）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另据《三国志•二主妃子传》记载：后来在刘备蜀汉政权做过车骑将军的吴壹全家也随同刘焉一同入蜀；另外，《三国志•吕乂传》中提到：吕乂的父亲吕常原本是为刘焉送行的，但由于“王路隔塞”，后来也就留在益州为刘焉效命。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的路上，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见《汉灵帝纪》）。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记载：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自称黄巾，迅速攻占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并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郤俭也杀了。起义军“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楯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官僚地主武装纠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原本刘焉还打算一到益州就有一番血战，不曾想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顺手拣了一个大便宜。于是，刘焉把州治定在绵竹，一方面奖赏平叛有功的贾龙等地方官僚、地主势力，并任命贾龙为校尉；另一方面，采用了宽大仁厚的政策进行统治，安抚接纳离散叛乱的民众，《后汉书•刘焉传》中提到的记载：“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笔者认为应该就在这段时期，“焉悉收以为觽，名曰‘东州兵’。”这样一来，刘焉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充。《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中都说这时期的刘焉“阴图异计”，笔者认为可能说的太早了一点。当时摆在刘焉面前有三大难题急待解决，他未必转变的有那么快。　　首先是内部各大势力的协调。前面提到，在平定益州马相起义立有大功的贾龙等人，代表了益州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而刘焉从洛阳带来的董扶、赵韪等人也是益州人，刘焉又接收了几万南阳﹑三辅民众。如何平衡这几大势力的关系是刘焉急需处理的问题。以前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和刘焉带来的外来势力也就是所谓东州士的冲突上，而忽略了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另一种地方势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董扶。董扶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的很少，而且语焉不详，难以了解。但是在陈寿的另一部已经失传但被裴松之引用而有幸残留的《益部耆旧传》片段中有稍微详细的记载（《后汉书•方术传》中关于董扶的记载基本上是照抄《益部耆旧传》的）。董扶，汉末广汉人，早年就非常有名气。“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在朝称为儒宗，甚见器重”。在随刘焉入川时就已经是蜀郡属国都尉，再加上有本地人的身份，又向刘焉说出了“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这个大逆不道的言语，刘焉岂能不重用他？以董扶在益州“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的名望，岂会不被刘焉利用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集团；至于赵韪，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虽然史料上找不到他的生平，但从刘焉死后，“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有能力左右益州政局的情况看，估计在这段时间里或主动或刘焉指使，也在努力发展属于自己的当地势力。因此，笔者推测，后来刘焉对贾龙下手，很可能是因为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势力与贾龙的势力发生冲突，刘焉看到无法协调，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因为按照刘焉多年的政坛经验，似乎不可能为了立威而去得罪能够代表益州广大豪强地主利益的贾龙势力，这样对刘焉在益州的管理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当时已经出现了另外一股能与贾龙势力不相上下的地方势力，刘焉不用顾及会产生较大的后遗症，才会放手一博。从以上的分析看，笔者进一步认为：贾龙所代表的仅仅是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其影响力远没有达到后来赵韪的地步，而且在贾龙势力崛起的过程之中，极有可能同另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董扶、赵韪才能乘虚而入，迅速团结这一部分的势力与贾龙对抗。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刘焉集团的主体是南阳等地而来的东州士，而刘焉又是利用东州士与当地势力的矛盾发难的说法，笔者认为似乎不妥。因为这批人从几个地区移民而来，刘焉也需要时间来进行整合，同时这批东州士在史料记载中也没有出现什么有名的人物，单纯把矛盾全部推到这些人身上的说服力不够。笔者认为：刘焉是利用了董扶、赵韪所代表一派地方势力与贾龙所代表的另一方的矛盾，为加强自己在益州的统治对益州的各大派系进行了一次有预谋的洗牌，借机铲除异己。而所谓的东州士只是后来事件中的配角而已。　　灵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刘焉发动突然袭击，找了个借口杀掉了贾龙势力中的王咸、李权等十余人，逼的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起兵对抗，引起益州局势的再度动荡。不过，显然这次以贾龙、犍为太守任岐为首的一派势力很微弱，根本不是早有准备而且已经做好精心布置的刘焉的对手。虽然这时的董卓也在暗中支持贾龙等人，但此时的刘焉已经是羽翼丰满，刘焉还特意“出青羌与战”，连外族的力量都动用上了。很快，贾龙、任岐兵败被杀，刘焉得以解决了内部问题。不过他做的不够彻底，留下了很多隐患（这个最后将会谈到，暂且不表）。　　第二，周边势力关系的处理。益州道路崎岖，刘焉基本上不用担心来自其它地区各大势力的威胁。唯一让刘焉不放心的是汉中的张鲁集团。张鲁，和黄巾起义的张角一样，同属中国早期道教的领袖，只不过是不同分支，叫做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其宗教性质和张角的太平道基本相似。黄巾起义爆发的时候，五斗米道的第二代领袖张衡也在汉中率众起义，与黄巾起义遥相呼应，被东汉政权称之为“米贼”，同属于朝廷征剿之列。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刘焉此去益州有没有协助征剿五斗米道的任务，不过刘焉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协助打击五斗米道的第三代领袖张鲁及其势力，保障东汉政权的利益。但是刘焉却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做法，并没有派兵镇压，反而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暗中进行勾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刘焉派遣张鲁和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杀到别人管辖的底盘去了，这就等于把张鲁送上了汉中王的宝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都有一个有趣的记载，说张鲁的母亲看上去年轻而又漂亮，又经常往刘焉家里跑，所以刘焉才会有如此举动。似乎刘焉同张鲁的母亲发生了某种暧昧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不公平。从当时张鲁的势力和刘焉的一生看，提拔张鲁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情。刘焉利用张鲁切断了通往中原的最便利的通道，张鲁则利用刘焉取得了汉中的控制权。不过，不管是什么方式都好，刘焉总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解决了外部也就是和张鲁的关系。　　第三，同朝廷关系的处理。刘焉利用张鲁控制汉中以后，便让张鲁“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切断了同东汉朝廷联系的通道。同时，刘焉还假惺惺地上书朝廷“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卖了一回乖。不过，后来他在益州“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的事情还是传到了荆州牧刘表的耳朵里，刘表马上上书告状，说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刘焉就象当年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教书时一样，被人当作圣人孔子了，实际上就是指刘焉图谋不轨。当时的献帝接到刘表的上书后，立刻派刘焉的儿子刘璋前往益州规劝，刘焉一见儿子的到来，干脆就把刘璋留在了益州，不再回长安复命（也有资料说刘焉“讬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还”，此处以《三国志•刘焉传》为准）。这样一来，刘焉虽然被皇帝给教训了一顿，但远在长安的儿子却回来了一个，也算是有得有失。　　尽管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但是东汉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董卓专权时期，董卓曾经数次“征发，（刘焉）皆不至”，气的董卓“收（刘）范兄弟三人，锁械於郿坞，为阴狱以系之。”最后也没敢把刘焉的儿子怎么样。　　经过几年的奋斗，刘焉已经完全控制了益州，山高皇帝远，谁也奈何不了他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刘焉做了三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让后世者产生了一些疑问。　　（三）　　第一件就是上面提到的“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这个事情前面已经提到，造成的影响很大，也牵涉了几个著名人物，事情应该假不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从前面的分析看，随着刘焉自己在益州地位的巩固，东汉政权境内诸侯割据愈演愈烈、东汉已经是政府朝不保夕，根本无力理会刘焉的所作所为。刘焉此时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虽然他没有向袁术那样公开称帝，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示对东汉政权的不屑一顾，以行称帝之实；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第二件是《三国志•二主妃子传》记载的“而闻善相者相后当大贵。焉时将子瑁自随，遂为瑁纳后”，因为听了相面的说吴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刘备的穆皇后）有大贵之相而让自己的儿子刘瑁娶之过门。这件事情后来也成为陈寿职责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的罪证之一。严格的说，陈寿的评价虽不算太离谱，但有点牵强。这个评价有点不可全信，只能说是有可能。吴壹一家原本就是随刘焉入川，也可能是吴壹在巩固刘焉地位的诸多斗争中立场坚定而受到刘焉的赏识，加上吴壹的妹妹也的确长的是国色天香（要不然刘备怎么会后来娶这么个寡妇做皇后呢？），所以刘焉才让自己的儿子娶其过门。陈寿的这个评价有株连之嫌。　　第三件事情就比较离奇。一向被后人认为是想当土皇帝、阴谋自立的刘焉，在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居然同留在长安的儿子刘范一起暗中和屯兵于郿的凉州集团的马腾联合起来，企图进攻长安，诛杀李傕、郭汜。这一招相当的冒险，因为如果不成功，留在长安的两个儿子刘范、刘诞肯定会丢掉性命。结果刘范、刘诞也确实因为马腾的兵败而丧命（见《三国志•刘焉传》）。前面两件事情还算是比较好解释，而这第三件事却好象和后世对他的评价有点不相符。进攻长安，诛杀李傕、郭汜，属于勤王的义举，难道陈寿对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的评价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史料上来寻找答案。　　据《三国志•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记载：“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从这段记载看，刘焉和马腾、韩遂一直就有联系，关系应当不错，因此刘焉和马腾联合进攻长安是有可能的；《后汉书•刘焉传》中也记载：“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把时间也交代清楚了；那马腾当时去进攻长安是什么身份呢？据《三国志•马超传》记载：“汉朝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遣屯郿。后腾袭长安，败走，退还凉州。司隶校尉锺繇镇关中，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腾遣超随繇讨郭援、高幹於平阳，超将庞德亲斩援首。”从这一段记载看，马腾虽然是朝廷任命的征西将军，但此时还要锺繇“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说明马腾与韩遂之间出了点问题。到底马腾与韩遂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呢？据《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记载：“会三辅乱，不复来东，而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雠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建安之初，国家纲纪殆弛，乃使司隶校尉锺繇、凉州牧韦端和解之。”马腾被韩遂打的连妻子都被杀了，可见力量削弱的严重程度。把史料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马腾有心勤王，但力量明显不足，所以向刘焉求助。而刘焉派出的仅仅是“叟兵”，根本就没打算真心帮忙。那还是派兵又是什么意思呢？联系到李傕、郭汜对待汉献帝的态度，笔者认为可能性有这么几个：　　首先，刘焉是希望马腾与李傕、郭汜血战一场，拼个你死我活。一方面进一步削弱马腾的力量，以免其势力壮大，影响自己的发展，同时又担心马腾的力量太弱，不堪一击，达不到让其两败俱伤的目的，就派出几千人马来助威，让李傕、郭汜有所顾及，也好让马腾全力以赴，而自己的损失又不会太大；　　其次，刘焉是想让李傕、郭汜觉得汉献帝始终是个累赘，与其让汉献帝留在身边听任天下诸侯勤王而不断削弱自己，还不如一刀将其结果以初后患；　　第三，万一马腾要是打赢了，自己也可以捞个勤王有功的美誉，对于巩固自己的地位，“阴图异计”创造更好的条件。一举数得，其用心非常的阴险。　　显然，刘焉没有顾及到儿子的生命。可惜，最后的结果令刘焉非常的失望，马腾战败，儿子也搭上了性命。这时益州也出现了一件离奇的事情，一场无情的“天火”把刘焉精心制作的车具全部烧毁，同时大火殃及全城，不少老百姓的房子在这场火灾中毁于一旦。刘焉不得已把州治迁到了成都。刘焉觉得非常的不吉利，也许在这个时候，刘焉的头脑才逐渐清醒，感到自己的失策，“既痛其子，又感祅灾，兴平元年，痈疽发背而卒。”终于是一命呜呼。　　（四）　　陈寿对刘焉的评价是：“昔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于室，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于不免其身，而庆钟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刘焉一生，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以达到自己割据一方，图谋称帝的野心，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他给刘璋留下的益州也是问题多多，难以收拾。一方面在打击贾龙势力的同时，没有很好地控制赵韪势力的过度扩张，也没有处理好赵韪势力与东州士之间的关系，导致后来赵韪势力的叛乱，削弱了刘璋统治益州的主要力量；没有处理好张鲁与儿子刘璋的关系，使得双方在自己死后最终反目成仇，导致刘璋引狼入室，将益州拱手相让送给了刘备。　　从刘焉一生的情况看，他是一个阴险的野心家，同时却也具备一定的能力，但终究不属于如曹操、刘备、孙权之类的天下豪杰，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出现了致命的失误，显得志大才疏，难逃失败的命运。　　

　　《煮酒侃三国》之：两个千里走单骑两个结局　　灿烂海滩　　“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在中国留传了几百年，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广泛流传是因为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水分其实很大。所谓“千里走单骑”，虽然路没有那么远，但是还说的过去，在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西晋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关羽传》中有明确记载：“及（关）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但至于说到“过五关斩六将”，却是名不副实，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而已。《三国志•关羽传》中说：关羽走后，曹操的大部分手下都主张派兵追击，但被曹操拒绝。曹操当时说：“每个人的志向都不一样，各为其主，就不要难为关羽了。”（后世对曹操的话多有感慨，赞扬曹操的大度。南北朝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针对这件事就评论到“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得到了曹操的命令的部下也就放弃了追杀关羽的打算，关羽也得以非常安全的回到刘备身边，中途没有遇到丝毫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关羽的“忠、义”精神非常可嘉，罗贯中把这个故事写到小说之中，并进行了加工和改造，使之成为千古美谈。　　如果把关羽的这一段短途旅行说成是“千里走单骑”的话，那在三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也可以称之为“千里走单骑”的故事，虽然同样路途不算远，但比关羽的“千里走单骑”难度更大，体现出来的内涵也比关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人，就是被后人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来形容的无用之人---廖化。　　据《三国志•廖化传》记载：公元219年，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后，关羽兵败而亡。当时作为关羽手下的廖化兵败被俘，不得已投降了东吴孙权，虽然史书上没有说明廖化为什么投降，但从后面发生的情况看，廖化的投降可能是不想自己的母亲受到伤害（其实历史上关羽投降也不象小说中说的“土山约三事”，而是无条件投降的，当然应该也有刘备的两个夫人的原因吧）。不过此时的廖化却是“身在吴营心在汉”，心系旧主刘备，在长达两年的岁月里矢志不渝。终于，廖化想出了一个难以令人想象的主意：诈死。经过廖化的精心准备和布置，居然还被大家相信了。廖化借此机会，在公元221年出发向刘备所在的益州赶去。临行前还不忍心抛下自己的母亲，母子二人“昼夜西行”，一路上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在历尽艰辛以后，廖化终于在秭归同刘备会合。　　比之于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廖化的“千里走单骑”不仅表现出与关羽所共有的“忠、义”精神，还多出了中华民族一向提倡的“孝”的传统美德。实在是难能可贵。　　不过，两种“千里走单骑”到最后的结局却是完全不同的。关羽，因为这件事情别后世者缅怀颂扬，大书特书，被称为“关忠义”，而廖化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虽为史料所载，却为后人所遗忘，不仅如此，他还被说成是一个无能之辈，并送给他一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成语（尽管廖化在历史上根本就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是一个儒将）。所谓“造化弄人”，但却又偏偏落在了廖化的身上，实在是有些冤枉。　　

《煮酒侃三国》之：三种打督邮 三种意境                   灿烂海滩    说到三国里的这个督邮，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不过，打督邮的故事在一千年来却有着三种不同的版本。而从这三种不同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类型作品中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的构思和想法，也能够从中区分出历史面貌、民间面貌和文学面貌这三种对于历史事件描述方式的区别和延续性。    打督邮的故事最早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先主传》：“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这也就是打督邮的原始版本。为什么被打呢？陈寿没有写。而当时的另一部历史著作—三国魏人鱼豢的《典略》中却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鱼豢的《典略》，不过以陈寿在西晋官居著作郎的身份，也是极有可能接触到相关的资料和记载的，但对于刘备打督邮这一历史事件，在自己尚未弄清刘备打督邮的来龙去脉之前，陈寿只是简单的将其记录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而没有指出缘由。作为严谨的史学家的态度略见一斑。（当然，也就因为陈寿的严谨，对于一些似是而非资料的弃之不用，以至《三国志》的记载太过简单，给后世进行研究和分析造成了诸多不便。裴松之对于陈寿“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    如果说陈寿对于打督邮的记载体现出的是严谨的话，这段历史材料到了后来的民间艺人手里，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充分展现出民间艺人们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独特思维。集三国民间传说之大成的元代《三国志平话》就体现出这一特点。首先，民间艺人们觉得打督邮的故事如果按照史实放在刘备身上的话，不符合作为以仁义著称的刘备形象，而放在已经被他们认定的莽汉张飞身上更加合适，所以干脆就来了一个张冠李戴。请看《三国志平话》的故事设计：    朝廷发下使命督邮，姓崔名廉，御史台走马，前至定州馆驿内安下。大小众官来见使命，问使命有何公事。督邮曰：“为杀了本处太守，以此差我来问您众官人每，这里有县尉么？”“县尉在门外，不敢便来见。”使命随叫县尉。    县尉引兵三百余人，内有关、张，左右随尉二十三人，来见使命。使命曰：“你是县尉？”刘备曰然。使命曰：“杀了太守是你么？”刘备曰：“太守在后堂中，明有灯烛，上宿者三五十人，杀太守二十余人，灯下走脱者，须认得是刘备。那不是刘备。”督邮怒曰：“往日段圭让被你弟张飞打了两个大牙，是你来！今日圣旨差我来问你杀太守之贼。前者参州违限，本合断罪，看众官面，不曾断你。因此挟仇，杀了太守。你休分说！”喝左右人拿下者。    傍有关、张大怒，各带刀走上厅来，唬众官各皆奔走，将使命拿住，剥了衣服。被张飞扶刘备交椅上坐，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有刘备、关、张众将军兵，都往太山落草。    痛快吧！整个一江湖好汉、草莽英雄！民间艺人可不管你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怎么痛快就怎么说。你也不能说它不好。估计当时在市井街坊讲述这个打督邮故事时，听众们一定是掌声雷动，叫好不止，已经全然忘记了历史上打督邮的故事发生在刘备的身上了，也就更不会去理会最后刘、关、张去落草为寇的结局又是不是符合刘备的性格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民间面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    不过，民间传说始终是民间传说，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它还需要文学家们进行合理的加工和改造方能流传于世，，文学家们也需要吸取历史和民间传说的养分，又要加以甄别和分析，进行再创造。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延续性。很明显，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就综合了史书《三国志》记载的故事和民间艺人们《三国志平话》的说法，创作出一个更加精彩而又合理的打督邮：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玄德惊问其故。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傍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督邮归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留匿在家不题。    在《三国演义》中，打督邮的还是张飞，但是没有了《三国志平话》中“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的血淋淋场面，又删除了落草为寇的不合理成分。从故事的编排到对人物的描述及合理性比《三国志平话》显然高出了一个档次。    我们仔细比较一下《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这三部作品关于这个故事描述的区别。《三国志》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史学家严谨和简略的历史面貌，《三国志平话》则体现出一种民间艺人对史料的延续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民间面貌，而《三国演义》却又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家那种取之于历史、改之于传说、用之于作品的文学面貌。三种描述，真是各显风采、各尽其妙，三种打督邮 ，体现出来了三种意境，可谓妙哉！

《煮酒侃三国》之：汉献帝刘协的悲剧人生                        灿烂海滩   提到后汉三国人物，大家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魏、蜀、吴三大势力的人物身上，因此关于这些人物的介绍及研究文章汗牛充栋。不过，当我们认真地阅读历史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一直被大家所忽略而又不能遗忘的人物—汉献帝刘协。如果没有这个人物的存在，那三国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就将重写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汉朝的末代皇帝的一生吧。在后汉三国时代，有一对同年出生又同年去世的著名人物：一个是后世称之为“古今第一贤相”的诸葛亮，而另一个就是本文的主角汉献帝刘协了。刘协，字伯和，是汉灵帝刘宏的第二个儿子，母亲为王美人，据《资治通鉴》、《后汉书》、《三国志》等相关史料记载：王美人生下儿子刘协后，因为担心被何皇后迫害，便将刘协交给董太后亲自抚养，不久，王美人果真被何皇后在药中下毒杀害，儿提时的刘协便失去了母亲。也许是出于对王美人的怀念吧，在后来群臣请求灵帝册封太子之时，灵帝想立刘协，认为长子刘辩为人轻佻，缺乏威仪，但到最后灵帝却又犹豫不决，没有下文了。不久，灵帝病重，把刘协托付给蹇硕。公元189年4月，灵帝于嘉德殿驾崩。这样一来，继承人的问题立刻引起了宦官和外戚两大集团的关注。宦官蹇硕当时在皇宫中，想先杀何进，然后立刘协为皇帝，不料消息被泄露，计划失败。经过一番争夺，刘协的同父异母兄弟刘辩得以登上皇位，史称少帝。在这场最高权力的角逐当中，刘协失败了。幸好当时的他只有九岁，尚且年幼，笔者揣测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应该说不大，也许他还更乐意于玩耍嬉戏，勤奋读书呢。不过此时他的那个同父异母兄弟刘辩的日子却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了。先是在同年刘辩的那位不争气的舅舅大将军何进优柔寡断，原本是想谋诛宦官，结果因行事不密，反被宦官张让、段圭抢先动手给杀了，引起都城洛阳一片混乱。接着是袁绍、袁术等人偕同何进部将吴匡、张璋在洛阳到处诛杀宦官，张让、段圭等人挟持刘辩、刘协兄弟逃跑，结果张、段二人在途中被杀。这两兄弟惊魂未定，在夜里追着萤火虫的微光徒步向南走，想回到洛阳，途中连板车、马都需要从当地农家索要，真可谓狼狈之极。直到董卓出现，两兄弟才算是摆脱困境。却又不曾想董卓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少帝刘辩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把个董卓听了个云山雾罩的，刘协却是一一回答，从始至终，毫无遗漏，这回少帝刘辩的好日子到头了，董卓相互一比较，觉得刘协贤能，而且又是由董太后养大的，他认为自己与董太后同族，于是心里有了废黜少帝，改立刘协为皇帝的念头。机缘巧合，回到洛阳以后，刘协终于在董卓的扶持下当上了皇帝。是年公元189年九月，，刘协八岁。董卓掌权以后，其暴行引起公愤。各路诸侯迅速起兵讨伐，董卓自知不敌，接受女婿李儒的建议，决定迁都长安。虽然文武大臣都不同意，但在董卓的威逼之下也只能随行。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一路上颠沛流离，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董早还下令火烧洛阳，二百里内，一片焦土，鸡犬不留。虽然在史料上找不到当时刘协的态度和举动，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一定会让他刻骨铭心。经过这样一番磨难，刘协应该得以迅速的成长和成熟起来。到达长安后，刘协在董卓专权的的日子里战战兢兢地生活了两年，这期间他目睹了董卓的种种暴行。直到初平三年（192年），司徒王允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原本汉献帝刘协可以开始过上好日子了，却不料好景不长，随着李、郭之乱，他又落到了李傕、郭汜的手中。这段日子应该说是他少年时期最痛苦的回忆了。作为国家最高权利象征的刘协，不但没有机会一展自己的治国之策，复兴汉室，两年来一直是危机重重，朝不保夕，随时都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在这种困境之中，汉献帝刘协逐渐成熟了，少年睿智的他开始学习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并利用一切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这个大汉天子的才华和个性，不甘心成为傀儡。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长安出现饥荒，一斛谷居然卖到５０万钱，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汉献帝刘协下令开仓赈济，并委任侍御史侯汶负责处理。但灾情却没有丝毫的改善，刘协怀疑侯汶贪污，竟然亲自于御前量试做糜，并证实发放中确有克扣现象，于是下诏杖责侯汶五十，重新派人进行赈灾工作，终于缓解了灾情，同时也给朝中大臣们留下深刻印象。年仅十四岁的刘协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自己的聪慧。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李傕、郭汜由于相互猜忌而兵戎相见，刘协又一次被挟持，并随之颠沛流离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不但毫无皇帝的威严可言，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随之一起的朝中大臣常常数日吃不到饭，自尚书郎以下的官员还要亲自出城去采野谷充饥，有的甚至因没有找到粮食而饿死，可谓处境凄惨。有一段时间，刘协就住在以荆棘为篱笆的房子中，连窗、门都无法关上，群臣议事，也只能借茅舍作为朝堂，士兵们执在篱笆上观看，相互拥挤取笑，根本谈不上什么帝王的威严；一次，刘协向李傕要五斗米、五具牛骨，竟遭到拒绝，最后李傕只派人送来了五具臭牛骨。如此大逆不道之举，引起了刘协的强烈不满，本欲与于之理论，在侍中杨琦的劝说下方肯作罢；李傕、郭汜停战以后，献帝欲驾幸弘农，郭汜偏偏不理睬，刘协悲愤得一整天不吃饭，以示抗议。所遭受的种种屈辱终于让这个少年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用绝食来表达心中的愤懑。面对残酷的现实，汉献帝刘协长大了。他在等待时机，摆脱目前的困境。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应有的尊严和权利。    终于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机会来了。曹操在这场争夺皇帝的角逐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目的，曹操先是不断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博得刘协和朝中大臣们的好感，在迎接刘协后不久，曹操就借口粮食匮乏，连哄带骗把刘协及一班朝中大臣转移到许昌，至此，汉献帝正式迁都于许昌，也许此时的刘协还以为再也不用经历童年、少年时候悲惨生活，从此走向安定。但结果却又是事与愿违，刘协又一次失败了，而且是彻底的失败了！     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刘协似乎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皇帝，就算是有名无实，但却始终是国家最高权利的象征，既然有那么多人在打自己的主意，那自己也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不再重蹈覆辙，完成作为一个皇帝所要完成的职责。因此，刘协看中了曹操，立即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准备借助曹操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愿望。在这其间，刘协少年睿智的名声，也逐渐为当时众人所公认。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孙策写给劝谏袁术的书信中就提到刘协“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虽说是溢美之词，但也证明刘协的确很是聪颖的。不过一代奸雄曹操所需要的却不是这些。老奸巨滑的曹操根本就没有想过如何帮助刘协光复汉室，只是想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随着曹操地盘的不断扩大、权力不断的稳定，曹操逐渐开始铲除异己，集权于一身。对此，刘协是有所察觉的，也是不甘心的，他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反抗行动。刘协曾气愤的对曹操说：“你若要辅助我，就要宽厚一些；否则，你就开恩把我抛开罢。”说得曹操大惊失色，匆匆告辞，从此不再朝见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刘协任命自己的岳父董承为车骑将军，借以牵制曹操；刘协又秘密写下衣带诏赐给董承，要董承联络终于汉室的大臣、诸侯，共同铲除曹操。刘协的这一次冒险，反映出他还是很有头脑和见地的。不幸的是，刘协的种种努力都因为计划泄露而告失败。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处死了参与计划的董承、吴子兰、种辑等人，并夷灭三族。刘协的贵人董氏也因为受到其父董承的牵连而被害。当时董贵人怀有身孕，刘协虽然极力保护，但最终未能幸免。刘协的失败，宣告了自己恢复皇权愿望的彻底破灭。曹操借此加强了对刘协的控制，“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这时的汉献帝刘协已经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傀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伏皇后又因早年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及曹操的残暴，要其父设法除掉曹操，被曹操发觉，结果伏皇后和其两个儿子及伏氏宗族一百多人被处死，曹操又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这样一来，刘协不但孩子没了，就连枕边人都没有保住。可以想象这时的刘协的心里一定是在滴血。难怪他在与伏皇后道别的时候悲痛地说出连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之类的话。巨痛之下，刘协绝望了。从此，他不再心存什么恢复皇权之类的空话了。幸好他与那位曹皇后的关系还算是融洽，这多少给了刘协一丝安慰。这位曹皇后虽然是曹操的女儿，但也算是嫁夫随夫，在曹丕篡汉时与刘协保持了高度一致，公然大骂其兄犯上作乱。气得在场的曹休表示：如果她不是先王之女，必一剑杀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故，曹丕袭爵魏王。这时的刘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这可能是刘协再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而做出的特别之举。也许他认为曹操一死，自己就有机会恢复皇权亲政了，所以特意改换年号。不过他这最后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同年，华歆、贾诩、王朗、李伏等众多曹魏的亲信大臣，在曹丕的授意下，直闯汉献帝的寝宫，威逼刘协逊位。刘协终于醒悟了，他担心了几十年一直害怕出现的厄运降临了。刘协不禁全然不顾皇帝的仪态，失声大哭，黯然退入后殿，闭门不出。曹皇后见此情景，按捺不住对丈夫的同情，挺身而出，痛责众人，才暂时给刘协解了围。但不久汉献帝刘协终于还是在曹丕的逼迫下于当年10月禅位于曹丕。不过，曹丕倒也象其父曹操一样，没有加害刘协，封其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使用汉天子礼乐，建汉宗庙以奉汉祀。随着汉献帝刘协的退位，在中国统治了近二百年的东汉王朝也随之结束了。      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献帝病故，终年54岁。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谥号为孝献皇帝。     终其一生，汉献帝刘协始终是个悲剧人物，虽少年睿智，但一生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无法施展；虽有心回天，但先人留给他的实在是个烂摊子，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阻挡历史的滚滚车轮。可悲！可叹！

《煮酒侃三国》之；基诺族与诸葛亮                       灿烂海滩    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山一带，居住着一个少数民族：基诺族。基诺族是中国于１９７９年最后确认的少数民族，人口不足3万人，被列为全国２２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基诺族自称“基诺”，意为“舅舅的后代”或“尊敬舅舅的民族”。 基诺族信仰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崇拜祖先。有趣的是，这个民族非常崇拜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基诺族的很多习俗都与诸葛亮有关。基诺人住的干栏型建筑，斜面屋顶上盖的是杉树皮或茅草，屋顶的形状是帽形，基诺人叫这种帽形屋顶为“孔明帽”。基诺族男子常穿一件无领对襟黑白花格小褂，背上都绣有六寸见方、形如日月或鸟兽的图案或花纹，基诺人称之为“孔明印”。还有很多的民族民间传说，也少不了提到诸葛亮。    为什么基诺族与诸葛亮有如此缘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基诺族的民间传说，基诺族的祖先是三国时期蜀汉军队的一支小部队。相传三国时，诸葛亮率军“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与雍闿、孟获的叛军激战。有一天，因为长途行军，连续作战，诸葛亮命令部队在一片树林中休息。由于太过疲劳，一部分军士竟然没能听到出发的号令，等他们醒来时，大部队早已出发。于是他们急忙追赶，前面出现一条大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而诸葛亮的大部队就在河流的对岸。为严明军纪，诸葛亮决定不派船接他们过河，同时留下一点茶种、棉籽和粮食，让他们就地安居。士兵们非常痛苦，为表达对自己行为的悔恨，他们就按诸葛亮帽子的样式在当地建起了房屋，并称之为“孔明帽”；后来基诺人在自己的衣背中刺绣上诸葛亮的八卦印，以示崇敬和怀念，称为“孔明印”。而这一部分的蜀汉军人就是基诺族的祖先。    按陈寿《三国志》及相关史料记载，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之时，足迹遍布今天的四川、贵州、云南大部地区，最远到达缅甸东北部。除了镇压叛乱以外，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了基诺族之外，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如佤族的祖先盖房子、编箩筐，相传就是诸葛亮教的，稻种也是诸葛亮给的。由此看来，诸葛亮南征之举，对于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之间的融合，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煮酒侃三国》之：窝囊的陈宫                  灿烂海滩地点：白门楼人物：胜利者甲 失败者乙对话：甲：以前你老兄总是说自己智计有余，怎么今天会落到如此田地呀？乙：都是吕布这个孬种没用，给他出了那么多好主意，他就是不听，要不然谁胜谁负还两说呢。如果吕布要能听我的，那现在没准我能把你活捉了甲：事已至此，你看我怎么处理你好呢？（看在大家这么多年的交情上，我看你干脆投降吧。）乙：好处理呀，我为人臣而不忠，为人子而不孝，你应该把我拉下去和吕布一样斩首。甲：如果我真的把你杀了，那你母亲怎么办？（给你一次机会）乙：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会杀害别人的父母，，我母亲能不能活下来，要看你的了。甲：那你的老婆孩子又该怎么办？（再给你一次机会）乙：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的人不会杀害别人的后代，她们能不能活，也要看你的。甲：。。。。。。（怎么你就不明白呢？又是孝又是仁的，别捧我，放了你是不可能的，你说投降就行了。）乙：老弟，你就别犹豫了，快点把我拉出去杀了，以明军法。以上场景发生在公元198年，主人公分别为曹操和陈宫。事情的起因还是在公元194年，张邈、陈宫联合吕布在兖州叛乱，曹操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才彻底消灭了吕布集团，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也才出现了上面提到的场景。要说陈宫这个人，还是有点能力的，也曾经帮过曹操的大忙。兖州刺史刘岱被杀后，陈宫为了让曹操能当上兖州牧可没少出力。又是找曹操提建议，又是说服兖州的大小官员。可见能力、名望都有。从上面白门楼的一幕看，曹操和陈宫以前的交情也是不错的。可曹操却怎么也没有想到陈宫会反叛，而且这一打还打了四年，可谓损失惨重。陈宫更是没捞着什么好，连脑袋都搬了家。总结起来，给他的评价只有两个字：窝囊。公元194年，名士边让被杀，引起兖州士族阶层的恐慌。边让之死，据说是因为“讥议”曹操，说的是什么？不知道。但可以肯定，说的很过分。以曹操占据兖州仅仅一年多时间，根基未稳，如非言语恶毒、流传甚广、影响极坏，曹操应该能忍住。不过不管是什么理由，曹操把边让给杀了，这事做的的确不怎么样，而且负面影响极大，“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惧”。后来张邈、陈宫反叛，“诸县皆应”，都是明证。不过这和陈宫的关系应该是不大的。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自疑”，怕有一天自己也落得个边让的下场，实在是没有道理。想那边让名声虽有，但也不过是一个乡绅，而陈宫此时却是曹操的部将，完全不是一个阵营的，边让出事和陈宫八杆子打不着。再者说，曹营里象边让这样的名士也有好几个，怎么就不见他们叛乱，偏偏是陈宫？我看问题还是出在陈宫自己身上。史书上说陈宫本来就是东郡人，年轻是就喜欢和知名人士交往，象边让这样鼎鼎大名又近在咫尺的名士，想必陈宫一定不会错过交往的机会。陈宫“自疑”的原因很可能是边让这种名士们在一起“讥议”曹操的时候，陈宫在场却事后没有向曹操打小报告。等到边让被杀之时，陈宫害怕受到株连，整天心神不定，所以乘着曹操东征陶谦挺而走险，伙同张邈等人其兵叛乱。这实在有点庸人自扰。曹操当时和陈宫的交情和派陈宫镇守东郡等情况看，曹操并没有怀疑陈宫，所以才会放心大胆的把陈宫和曹操视为心腹的张邈放在兖州而进行二次东征了。张邈、陈宫叛乱后，形势十分有利，陈宫对张邈说：“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应该说陈宫这次的选择也是用心良苦（有点类似后来的诸葛择主）。欲借助吕布的神勇和当时良好的局面迅速占据兖州，成为天下豪杰，所以等吕布到了兖州后被推为兖州牧。不过从事后看，陈宫的这次选择是失败的，实属有眼无珠，窝囊的很。吕布为人反复无常，在当时的名声就不好，加上既无纵横天下的抱负，又无识才用贤的头脑，对待陈宫显然没有象后来刘备对待诸葛亮那样的礼遇，使得陈宫不久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史载陈宫“为布画策，数谏于布，布每不从其计”，想象的出陈宫此时的心态。不仅如此，吕布对陈宫的忠诚有一定的怀疑（吕布最终败亡，由此可见一斑）。吕布手下郝萌反叛失败以后，吕布曾经追问郝萌的同谋者。郝萌的回答是：“陈宫同谋。”当时陈宫“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觉之。”脸色非常难看。虽然当时吕布没有深究，但对陈宫还是产生了一定戒心的。吕布被困下邳之时，陈宫曾献御敌之策：“曹公远来，势不能久。若将军以步骑出屯，为势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来攻城，将军为救于外。不过旬日，军食必尽，击之可破。”主意是不错，吕布表面上也答应了，但吕妻的一番话立刻就让吕布转变了：“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来。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说到底还是不相信陈宫，从这短短一席话，我们可以想象陈宫在吕布手下的窘境。这也注定了不久以后的白门楼兵败被杀的结局。郝萌反吕，陈宫会是同谋吗？我看不象。以陈宫“刚直烈壮”的性格、后来在白门楼对吕布的指责和慷慨赴死的态度来分析，显然有点“怒其不争”的意味。陈宫之死，非常悲壮。曹操对陈宫的大度是显而易见的。三番五次暗示陈宫投降，陈宫却是一心求死。不过，所谓“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和“将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这一席话，也隐约之间透露出陈宫对曹操的期望。之所以一心求死，可能是显示名士气节：与其摇尾乞怜而遭人唾骂，还不如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陈宫这样做也符合其“刚直烈壮”的性格。（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在当时的环境下，所谓名士、勇将投降变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值得唾骂的，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最后，陈宫自己迈向了刑场。估计此时的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会说出这样一句话：“真是窝囊！”

《煮酒侃三国》之：王朗的死法                    灿烂海滩    《三国演义》中展现诸葛亮口才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是“舌战群儒”，另外一个就要算“骂死王朗”。这一段文字写的很精彩，我们不妨再来欣赏一次：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诸葛亮的这段话，针锋相对、言辞犀利，把王朗骂了个体无完肤，难怪“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换谁谁也受不了，也真够绝的。    不过查阅史书《三国志》是找不到这段话的，这明显又是小说家的杜撰。原因有二：一是诸葛亮一出祁山的时候，王朗还在曹魏国都做司徒，没有前往前线；其二，王朗的确是死在公元228年（这一年正好是诸葛亮一出祁山），但从史料看，应该是死在许昌而不是祁山。这里面就产生出一个问题：罗贯中的这次杜撰仅仅就是因为情节发展的需要还是另有原因呢？    应该说罗贯中是特意安排的，不过原因还是出在王朗自己身上。理由有二：    其一，王朗在三国时期的名气很大，也是曹魏重臣。《三国志•王朗传》记载：王朗早年就以才华横溢、知识渊博著称，汉末割据时期的徐州牧陶谦就任命他为会稽太守。曹氏三代对王朗也是非常的赏识，从曹操时代的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到曹丕时期的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少府、奉常、大理、司徒，直至最后曹睿的司徒，位高权重，一帆风顺。陈寿对他的评价是：“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让一个这样的对手死在诸葛亮的手上，符合罗贯中“尊刘贬曹”的作品倾向，也对应了大将手下从来不斩无名小卒的传统写法。    其二，王朗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和诸葛亮有过口舌之争，却曾笔墨相斗。据《三国志•许靖传》记载：王朗和蜀汉大臣许靖是旧交，蜀汉政权建立后，王朗曾经多次写信规劝许靖等蜀汉大臣投降曹魏，但许靖则是不与理睬。王朗不死心，同时又向诸葛亮发起了挑战。《诸葛亮集》中说：建兴元年（公元223年），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等人分别致信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面对曹魏发动的舆论攻势，诸葛亮写了一篇名为”正议“的文章，文章中就有”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之类的文字，对王朗之流的言论进行严厉反击。显然，这一次笔墨之争被罗贯中注意并成为小说创作的一个素材。    对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加入“骂死王朗”的意图，清代毛宗岗一语道破：罗贯中是把这一段对话当作诸葛亮征讨曹魏的檄文，借诸葛亮之口为北伐中原寻找正义的理由：“人但知讨贼者当诛其首，而不知讨贼者当先诛其从。何也？无贾充、成济，则司马氏父子不能肆其凶；无华歆、王朗，则曹氏父子不能恣其恶。故骂曹操而不骂华歆，未足夺曹操之魄；骂曹丕、曹睿而不骂王朗，未足褫曹丕、曹睿之魂也。骂曹操者，有陈琳之檄矣，有衣带之诏也，有汉中王进位之疏矣，独于曹丕而缺焉。武侯虽有出师之表上告嗣君，恨无讨贼之文布告天下。今观骂王朗一篇，即以此当骂曹丕，即以此当布告之文可耳。”    罗贯中对王朗这个人物的设计，同其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蒋干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冤枉“了王朗一回，但让王朗死在诸葛亮手里，也算是“死得其所”吧。

　　《煮酒侃三国》之：论陶谦　　灿烂海滩　　陶谦这个人，也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的才能和伟略，人们对他的认识大都集中在“三让徐州”上。他在曹操为父复仇、血腥屠城的困难局面下，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田楷又同当时还是平原相的刘备同来协助。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陶谦对刘备赞赏有加，并在病故之前把徐州让给了刘备（让徐州的确有过，但“三让徐州”却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本文要讨论的是历史事件，因此不再赘述）。一下子把个之前还是默默无闻的大耳公推到了前台，刘备一夜成名，由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平原相跻身诸侯之列。要说陶谦此举也说明他还是很有些见地和头脑的，但偏偏史料上对他的评价却是相互矛盾的：一种是时人张昭，他认为陶谦“膺秉懿德，允武允文，体足刚直，守以温仁。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分明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好官，而另一种是陈寿，则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最后是“昏乱而忧死”，这又象是个昏官。那么历史上的陶谦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史料上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呢？让我们去伪存真，对各种历史记载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对比，从内政、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来做一个综合分析，看看这个陶谦的真面目吧。　　（一）　　历史上的陶谦本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势力之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发展、灭亡对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都有着一定作用，特别是对曹操、刘备两大势力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不过，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对他的记载基本相同，而且是语焉不详，对于我们了解陶谦帮助有限，尤其是对陶谦的内政管理能力的记载很少，所以陈寿所言的陶谦“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过我们可以综合其它的相关史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讨论。　　陶谦（公元132—194年），东汉末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人，字恭祖，父亲曾做过余姚长之类的小官，但在陶谦幼年亡故（见《吴书》）陶谦从政是没有什么背景可言的，他只能是从基层做起，综合《吴书》、《三国志•陶谦传》的记载，陶谦步入仕途之后，在任职徐州牧之前，先后担任过卢令、舒令、幽州刺史之类的地方行政官员。政绩如何呢？证据不多。《吴书》中引用张昭的话说是“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　　联想到张昭一生刚正不阿，从不溜须拍马，虽说此言有点过于赞誉，还是基本可信的；另外在《吴书》中还有一个有趣的记载，也可作为佐证：陶谦在担任舒县县令时，曾经得罪过上司，上司想伺机进行报复，但“谦在官清白，无以纠举”，这也可以说明陶谦这官做的应该不差。　　陈寿在《三国志•陶谦传》之中说陶谦在担任徐州牧的时候，“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而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也说“（陶谦）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而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别驾从事赵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见疏，出为广陵太守。曹宏等谗慝小人，谦甚亲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这两个记载基本是一致的，但都有个问题：按照陈寿和范晔的说法，徐州渐乱的时间，是在陶谦担任了徐州牧之后，也就是在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之后，而之前呢？这两本史书都说是“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那这个“是时”的时间谁是徐州的刺史呢？还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的记载：是陶谦！综合相关的很多史料，陶谦是在灵帝中平五年（188年）的时候出任徐州刺史的。也就是说是陶谦把徐州治理的“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陈、范二人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至于说到陶谦亲小人、远贤士，我们不妨从陶谦到徐州后由刺史到州牧这六年的在内政方面的所作所为来进行探讨。　　灵帝中平五年（188年），陶谦出任徐州刺史，首先迅速扑灭了境内的黄巾之乱，“境内晏然”，稳定了局势。当时整个中原广大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徐州也不例外。据《先贤行状》中记载：徐州当时是“世荒民饥”。针对这一情况，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陈登时年仅二十五岁，后来陈登在“广陵有威名”（《三国志•陈登传》）可以说是陶谦慧眼识英雄，使之名声大噪，证明陶谦用人有方。　　除了对待年轻的陈登，陶谦对于当时居住在徐州的士人也是多加任用和提拔的。后来的历任曹魏御史大夫、司空的王朗就在陶谦手下做过会稽太守。王朗在历史上以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经常不顾情面上书直谏著称，这样的人才对陶谦的帮助自然不小；刘备的小舅子、当时富甲一方的糜竺也被陶谦“辟为别驾从事”（见《三国志•糜竺传》），显然陶谦看中的是糜家的财力，委以重任，以便造福徐州；在《三国志•张昭传》中还有一个故事：“刺史陶谦举茂才，不应，谦以为轻己，遂见拘执。昱倾身营救，方以得免”。为了求得一个人才，不惜把他抓起来，逼其出仕，可谓方法独特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曹操为求司马懿也用了类似的一招，都可说是求贤若渴了。虽然史料上没有说明最后张昭有没有到陶谦手下为官，但从张昭对陶谦的悼念文章看，张昭对陶谦没有丝毫的怪罪，反而是大加称赞，这也可说明陶谦为官的能力应该是很好的。　　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都提到了赵昱。据谢承《汉书》中记载：“（赵）昱年十三，母尝病，经涉三月。昱惨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祷泣血，乡党称其孝。就处士东莞綦毌君受公羊传，兼该群业。至历年潜志，不窥园圃，亲簄希见其面。时入定省父母，须臾即还。高絜廉正，抱礼而立，清英俨恪，莫干其志；旌善以兴化，殚邪以矫俗。州郡请召，常称病不应。国相檀谟、陈遵共召，不起；或兴盛怒，终不回意。举孝廉，除莒长，宣扬五教，政为国表。••••••徐州牧陶谦初辟别驾从事，辞疾逊遁。谦重令扬州从事会稽吴范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罚，然后乃起。举茂才，迁广陵太守”。赵昱一代名士的确不假，而且很有个性，不肯出仕，是陶谦硬把他请出来做官的，而且还亲自提拔。《三国志•王朗传》中提到陶谦先是任命赵昱为别驾，后来又提拔赵昱为一方太守，应该说是重用赵昱，而赵昱对于陶谦也是很忠心的，在关键时刻还同王朗一起帮陶谦出过主意。据《三国志•王朗传》记载：“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兵起，朗为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说谦曰：‘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天子嘉其意，拜谦安东将军。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会稽太守”，显然是对从这一史料也可以说明陶谦对赵昱的建议不但是采纳，而且事后还对他进行了提拔和重用，显然是对赵昱的一种肯定，象这样的有用之士，又是自己培养的部下，陶谦怎么可能疏远呢？让人有点疑惑。至于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都提到的谗慝小人曹宏，他又身居何职，又如何“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笔者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不好妄加判断，不过从上面陶谦几个招揽、任用贤士的资料看，陶谦对于识人、用人都是很有一套的，就算陶谦一时失察，任用曹宏之类的谗慝小人，也翻不起多大的浪来，似乎应该不至于出现“良善多被其害“的现象。再加上陶谦本是文官出身，攘外必须先安内的道理他不会不知道，如果他没有把徐州内部管理好，又怎能放心去参加对外的战争呢？陈寿说陶谦“昏乱”似乎是不能成立的。　　（二）　　上面提到，陶谦是个文官出身，但他在军事方面倒也不是一窍不通，要说起来，陶谦还勉强算得上文武兼备呢。灵帝中平二年三月（185年），随皇甫嵩出征三辅，陶谦被任命为扬武校尉，作为统兵的将领参加了这场战争，“与嵩征羌，大破之”（见《吴书》，下同），立有战功；同年张温司空西讨韩遂、边章，“又请谦为参军事，接遇甚厚”，这也说明陶谦在军事上面还是有点本事的，要不然张温也不会请一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文人去参观学习了。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主力被镇压后，其他各地的黄巾军依然坚持斗争，其中以青州、徐州为甚。为了稳定局面，东汉政权想到了既有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履历、又有率军作战经验的陶谦，“以谦为徐州剌史，击黄巾，破走之”（见《三国志•陶谦传》），《三国志•臧霸传》中也提到：“黄巾起，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根据《三国志•朱治传》中的记载，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坚也特意“表（朱）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对于这次战争的结果，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还特意加上了一句：“境内晏然”，说明效果不错，这也为陶谦的军事能力做了一个正面的评价。　　董卓专权时期，各路诸侯合兵讨伐，而陶谦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去呢？下一节再谈）。等到董卓逃到长安、各路诸侯散伙后，陶谦却又推举朱儶反董。据《后汉书•朱儶传》记载：“卓后入关，留朱儶守洛阳，而儶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儶）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儶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儶。儶逆击，为傕、汜所破。儶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这是史料上记载的陶谦参与的第三次战争。这段战争的时间是在献帝初平二年（191年），这时候的陶谦已经是徐州牧了。　　董卓被杀后，各路军阀陷入混战，陶谦加入了袁术、公孙瓒的阵营，对抗袁绍、曹操。为什么陶谦会选择袁术、公孙瓒而与袁绍、曹操为敌呢？有人分析陶谦出任幽州刺史时，很可能与公孙瓒为了对抗北方少数民族而与其并肩作战，所以关系比较好；而袁术的部下孙坚又曾经帮助过陶谦共讨黄巾，加上曹操在兖州、青州大力发展势力，对陶谦构成威胁，所以当袁术、公孙瓒与袁绍、曹操混战时，陶谦选择了自己的盟友，这个分析还是有点道理的。此时的袁绍虽然势力较大，但还在与公孙瓒激战，又与袁术不和，受到两面夹击；曹操尚在青州剿灭黄巾，陶谦选择与此二人为敌，也有自己的道理。为了尽快消灭曹操，陶谦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式。《三国志•武帝纪》载：“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救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战斗的地点是在属于曹操势力的兖州东郡发干发生的，这场仗陶谦战败了，时间是在献帝初平三年（192年）。　　接下来还是陶谦主动进攻曹操。《三国志•武帝纪》载：“（初平三年）夏，太祖还军定陶。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关于这个阙宣，《三国志•陶谦传》中也说：“下邳阙宣自称天子，谦初与合从寇钞，后遂杀宣，并其众”。不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指出“按谦据有徐州，托义勤王，何籍宣数千之众，而与之合从？”。由于相关的史料一片空白，笔者无从判断历史的真相，不过笔者大胆猜测：鉴于徐州当时政通人和，阙宣不可能是个土匪；由于没有资料记载，阙宣也不太可能是个商贾巨富，最多也就一土财主，陶谦之所以会和他合作，最大的可能性是阙宣对兖州一带非常熟悉，甚至很有人脉，所以陶谦才会容忍他并让他做先锋去瓦解泰山华、费、任城的军民，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得手，陶谦立刻“遂杀宣，并其众”。不过，笔者没有任何证据，只是猜测，特此说明）。之后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这时是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夏。　　紧接着发生的就是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之战。起因是曹操的父亲曹嵩死在经过徐州、去往兖州途中，曹操迁怒于陶谦，发起屠城之战。关于曹嵩之死，史书上的记载不尽相同，主要有这么几种记载：　　一是《三国志•武帝纪》：“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二是《后汉书•应劭传》：“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劭畏操诛，弃郡奔冀州牧袁绍”。　　三是《世语》记载：“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　　四是《吴书》：“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　　五是《后汉书•陶谦传》：“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综合这几种不同说法，笔者的看法是：曹嵩是在陶、曹交战的初期打算移居兖州，去投靠曹操，中途被杀。因为如果曹嵩在等到曹操血腥屠城以后再去投靠，时机不对，曹嵩应该没有那么傻，而且曹操血腥屠城对徐州的震动非常大，以曹嵩“辎重百余两”这么庞大的队伍，想躲过徐州这么多与曹操有着血海深仇的徐州百姓的眼睛应该是不可能的，说不定哪个冲动的老百姓就会要了曹嵩的命，曹嵩不会那么的张扬，率领一支这么庞大的队伍招摇过市。再者，曹操听说父亲被害而血腥屠城，似乎更合情理，也就是说，曹嵩迁居的时间不会在兴平元年（194年），而应该是献帝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和陶谦交战一年后局面相对平静的时期，曹嵩看到局面相对平静后立即慌慌张张举家迁移。至于到底是不是陶谦杀了曹嵩，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陶谦所为。陶谦怨恨曹操与自己为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向曹操实施报复的机会。而在实施报复的过程中，陶谦的部下眼见曹嵩的富裕见财起意，同时进行了抢劫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夏，曹操为报父仇，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徐州。《三国志•武帝纪》载：“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三国志•陶谦传》中也说：“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郯”。《后汉书•陶谦传》中更是指出：“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就连当初为逃避董卓之乱而来到徐州避难的洛阳、长安一带的百姓也在这场战乱中丧生。这时的陶谦面对曹操的疯狂进攻无力抵抗，只得固守郯城，同时向公孙瓒委派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救。田楷便和刘备一起赶到徐州助战。陶谦“谦以丹杨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归谦。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见《三国志•先主传》）。由于曹操军粮的供应出现问题，一时无法补充，无奈之下，曹操只得收兵回兖。　　献帝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卷土重来，《三国志•陶谦传》中提到：“兴平元年，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恐，欲走归丹杨。会张邈叛迎吕布，太祖还击布”。由于在兖州境内发生张邈、陈宫的叛乱，曹操担心有失，不得不匆匆撤兵。徐州免于失陷。经过这两次的战争，陶谦的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同年病重而亡，临死前对别驾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见《三国志•先主传》）。　　从陶谦一生的几次战争情况来看，他在军事上还是有一定的才能，可惜是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最后导致自己的失败，陈寿说他“昏乱而忧死”，这“忧死”倒是名副其实的。　　（三）　　从以上两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陶谦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一方诸侯，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陶谦呢？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政治理想。这个话题在以往的文章中都很少谈及。而陶谦的政治理想对他的发展和灭亡都有着直接的关系。笔者想顺着陶谦的发迹史来进行分析，看看陶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封建官僚。　　应该说陶谦是一个没有什么雄心大志的诸侯。他的一生从未有过什么乱臣贼子之心。但通过对史料的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陶谦的的仕途之道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擅长投机。不客气的说：陶谦是一个政治投机商。　　在之前笔者曾经提到：董卓专权时期，各路诸侯合兵讨伐，而陶谦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参加呢？看到董卓和各路诸侯旗鼓相当，一时难以判断谁胜谁负，陶谦干脆躲在一旁静观其变。而后来等到董卓退到长安、各路诸侯也散了伙之后，陶谦一看形势，觉得董卓的实力大为削弱，而自己可能会因为之前没有参战而引起这些诸侯的不满，便开始采取行动来进行弥补。前面提到的《后汉书•朱儶传》记载，“卓后入关，留朱儶守洛阳，而儶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儶）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儶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儶。儶逆击，为傕、汜所破。儶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为什么当董卓尚在洛阳、诸侯群起而攻之的时候，陶谦不参战，而要到了董卓西去长安的时候，陶谦才出来响应呢？其动机让人怀疑陶谦所做的不是勤王，而是投机。果然董卓打败朱儶后不久，陶谦的做法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使人更加看清了这个政治投机商的面目。陶谦《三国志•陶谦传》记载：“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谦遣使闲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当时谁都知道是董卓当权，皇帝只是个傀儡。陶谦特意“遣使闲行致贡献”，看起来好象是关心皇帝，实际上是在向董卓示好，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投机行为。董卓西迁长安后，局面相对稳定，加上刚刚打败朱儶，陶谦觉得董卓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便故做姿态，通过这种方式巴结董卓。当然，他的投机行为最终也得到了回报。董卓一看陶谦这番举动，立刻也就明白了陶谦的用意，来了个投桃报李，“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不过这样一来，陶谦进行政治投机的真面目则完全让世人看的一清二楚了。这也就不难解释在董卓死后，李傕、郭汜当权时期，陶谦为什么又会联合前扬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去推举朱儶为太师，共讨李傕、郭汜了。说穿了，是为自己捞好处！　　不过，投机者不可能永远成功。陶谦在他的最后一次投机中，选错了同盟，两次主动去挑衅当时最伟大的军事家曹操，还把曹操的父亲给杀了，其结果自然是忧死于徐州了。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陶谦，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封建官僚，具备一定的内部管理和军事作战能力，但在宦海沉浮几十年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善于政治投机、时时刻刻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投机政客，最后是“偷鸡不着失把米”，以失败告终。若在和平年代，陶谦或许能成为能臣乃至权臣，而在群雄割据的后汉三国时代，象他这样的投机政客不能适应错综复杂的多变形势，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煮酒侃三国》之：刘虞公孙瓒这一对冤家                              灿烂海滩    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刘虞—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一文中提到：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刘虞虽然一心为国，政绩显著，但属于一个壮志未酬的悲剧人物，最后是被公孙瓒斩杀。而公孙瓒的一生和刘虞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发迹到灭亡都和刘虞息息相关，“成也刘虞、败也刘虞”，真可谓是一对冤家。    公孙瓒这个人，既不属于胸怀天下的英雄豪杰，又不是暗藏祸心的乱臣贼子，连奸诈小人都谈不上，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一介武夫。虽然早年他同后来的昭烈帝一起在汉末大儒卢植门下学习四书五经，但显然他的头脑比起刘备来要差的太远了。早年他被任命为辽东属国长史，作战勇猛，但在同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年的交锋中也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后来还是因为刘虞安抚政策的成功，才基本解除了问题，公孙瓒才跟着沾上了光，在刘虞升任为大司马的同时，公孙瓒也被提拔为奋武将军，封蓟侯。按说公孙瓒应该十分感谢刘虞这个好上司、大恩人，而结果却是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重大冲突，从一个战壕的战友逐渐发展到反目成仇，兵戎相见，最后先后丢了性命。    冲突一：民族问题。刘虞就任幽州牧后，对待北方各少数民族主张采用安抚的政策，而公孙瓒主张穷追猛打，武力解决。结果事实证明刘虞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公孙瓒和各少数民族交战几年，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战斗力是有一定了解的。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乌桓丘力居、张纯叛乱时期。公孙瓒与张纯、丘力居激战，公孙瓒追击过程中，由于被丘力居围困于辽西管子城(今辽宁锦州西北)二百余日，粮尽士溃，士卒死伤大半，到最后“力战不敌，乃与士卒辞诀，各分散还”，也就是分散突围，各自逃命，无疑这一仗是打败了。至少通过这次的战斗，公孙瓒应该明白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艰巨性。但当刘虞准备主张用安抚手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公孙瓒唱起了反调，他的理由是：“胡夷难御，当因不宾而讨之，今加财赏，必益轻汉，效一时之名，非久长深虑。”观点没错，但于当时的局势不合，我们联想一下到后来曹操北征乌桓，前前后后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可见刘虞在朝廷政局混乱的当时提出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可惜公孙瓒不但没有听从刘虞的命令，反而在刘虞安抚工作已有成效，乌桓丘力居等外族派遣使者前来沟通归附之时，公孙瓒竟然暗中派人在途中暗杀这些使者。对于刘虞为了增进同各少数民族的感情而送去的礼物，公孙瓒也是派人进行抢掠。至此刘、公孙二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为什么公孙瓒要与刘虞这位上司作对呢？史料上说是公孙瓒嫉妒刘虞，害怕刘虞立功对自己不利。这种看法似乎有些欠妥。不管怎么说，刘虞是自己的上司，上司立功，下属自然也跟着升职，这是一条定律，公孙瓒此时已是为官多年，应该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笔者认为这可能同公孙瓒幼年的经历有关。公孙瓒是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西）人，这一地区在汉朝一直饱受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之苦，公孙瓒可能是早年亲眼目睹外族的烧杀抢掠，对于家乡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深有感触，对这些少数民族怀有强烈的民族仇恨，所以才会被仇恨掩盖了理智，不顾一切地阻挠刘虞。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好，公孙瓒和刘虞这梁子开始接上了。    冲突二：政治眼光。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刘虞—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中曾经提过，汉献帝被迫迁都长安后，想东归洛阳，于是暗中派刘虞之子刘和逃出长安去找刘虞，让刘虞率兵前来相迎。刘和在途中经过袁术的地盘，告诉了袁术汉献帝的愿望。袁术大概是想抢功，便把刘和扣住，假意答应将一起行动，让刘和致信刘虞派遣几千骑兵前来，其实是打算拖延时间。刘虞接信后信以为真，果真派兵前去。公孙瓒看出了袁术的意图，曾经劝阻刘虞不要派兵，结果刘虞没有采纳。本来这是一番好意，就算没有被采用也没什么。但后面发生的情况却是匪夷所思：公孙瓒的一番好意被刘虞拒绝后，害怕袁术因为知道自己曾向刘虞提出建议会因此而怪罪，就偷偷派堂弟公孙越带领一千骑兵到袁术那里，以示友好，同时竟然暗中唆使袁术继续扣留刘和，抢夺刘虞派去的兵马。原本刘虞只是想勤王救驾，不料被公孙瓒给摆了一道，两人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这件事情，公孙瓒做的实在不光彩，对自己也没有多大的好处，还把刘虞得罪了，政治眼光的确不怎么样。    冲突三：相互关系。按照当时东汉政权的任命，刘虞是公孙瓒的上司，而从前面的几个冲突中可以看出二人的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上下级关系，反倒象是同级官员，各行其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现象的源头还是出在公孙瓒身上。当初刘虞重返幽州之时，有事情还是会找公孙瓒商量的，可公孙瓒却没有把刘虞放在眼里，经常是“称疾不往”，使刘虞也很是恼火，这样一来，双方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误会、矛盾就随之增加。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一片战火，而刘虞是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公孙瓒却是积极参与，奈不住寂寞，终于同袁绍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先是在界桥展开激战，公孙瓒大败而回，之后公孙瓒再次发兵进攻袁绍，在龙凑一带又被袁绍打败。两次作战令公孙瓒的实力大为削弱。在这一段时间里，刘虞作为公孙瓒的上司，不但没有派兵助战，反而是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公孙瓒的失利不闻不问，可以想象公孙瓒应该是异常愤怒的，要不然他也就不会在战败后干脆在幽州治所蓟县东南自筑一个小城，摆开架式让刘虞难堪；刘虞担任幽州牧后，“为政仁爱，念利民物”，而公孙瓒“但务会徒觽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这也让刘虞非常不满，矛盾越发加深。就是这种种矛盾造成了刘虞、公孙瓒的关系终于发展到敌对状态。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刘虞就想利用公孙瓒兵败之机干掉公孙瓒。为了慎重起见，刘虞向手下进行了咨询。东曹掾魏攸劝谏刘虞曰：“今天下引领，以公为归，谋臣爪牙，不可无也。瓒，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不能不说这是个馊主意，对公孙瓒缺乏本质的了解，可偏偏刘虞这时的心肠软了下来，实在是养虎为患。一年以后，也许是公孙瓒越来越不象话了，刘虞又与手下进行密谋，“密令众袭瓒”。率兵进攻公孙瓒。当时，公孙瓒的部属都散布在外地，身边军队很少。不得已，公孙瓒只能固守，伺机突围。而刘虞派出的士兵作战能力又太差了，加上刘虞又下令不准骚扰百姓，因此居然出现了久攻不下的局面。公孙瓒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于是招募精兵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不但成功突围，挫败了刘虞的企图，不久乘胜追击，攻破了居庸城，活捉刘虞及其一家，最后反倒把刘虞杀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作弄人，原本以为刘虞一死，公孙瓒和刘虞这一对冤家的恩怨应该就可以结束了，可偏偏公孙瓒自己又不争气，在他统治下的幽州民怨沸腾，乌烟瘴气。老百姓自然也就怀念以前政绩显著、勤政爱民的刘虞了。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刘虞的旧部鲜于辅、齐周、骑督尉鲜于银等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率兵为刘虞报仇。乌桓峭王也率其部落及鲜卑骑兵七千余骑为之复仇，最终大败公孙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袁绍乘机联合了鲜于辅及其它少数民族的队伍，率兵十万进攻公孙瓒。此时的公孙瓒众叛亲离，无法抵抗，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被袁绍斩杀。    这一对冤家的故事留给我们的思索是什么呢？妇人之仁，只会养虎为患，害民害己，而好勇斗狠，也只能是逞凶一时，终难成大事。公孙瓒和刘虞的争斗，都没有给幽州带来稳定，带来的只是一场浩劫，直到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以后，幽州百姓才开始逐渐安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曹操才是一位真正的治世能臣，是曹操完成了刘虞未竟的理想。

　　《煮酒侃三国》之：三顾茅庐与毛遂自荐辨析　　灿烂海滩　　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老少皆知，这可以算做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功劳。罗贯中用了洋洋洒洒6000多字的篇幅来描绘这段被后世誉为千古佳话的故事，写的是一波三折、精彩纷呈、意境深远，令人难以忘怀。　　罗贯中采用的这个“三顾茅庐”故事出自诸葛亮自己的说法。诸葛亮曾在出师北伐之前向后主刘禅上过一篇《出师表》，在其中诸葛亮提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写的是一清二楚，是刘备三顾茅庐才把自己给请出来的。很明显，西晋史学家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就采用了《出师表》中三顾茅庐的说法。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载：“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就是正史当中的记载，也就是三顾茅庐说。　　不过在比陈寿更早的史家著作之中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也叫做毛遂自荐说。据三国时期魏人鱼豢所撰《魏略》之中记载：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以后，荆州成为众矢之的，直接面临曹操、孙权这两方面的军事威胁，荆州牧刘表又缺乏应对之策。被曹操赶出中原地区的刘备此时驻扎在樊城，引起了诸葛亮的注意。为了使荆州免受战火的蹂躏，诸葛亮亲赴樊城去找刘备。见面的时候刘备正在会客，刘备见诸葛亮非常年轻，又素不相识，也没把诸葛亮放在眼里，把诸葛亮凉在一边。等到会客结束，只剩下诸葛亮一人的时候，刘备还是不理不睬。正好有人送来了一支髦牛尾，刘备只顾自己用髦牛尾结毦（也就是编织饰物）。诸葛亮见此情景，不禁正色而言道：“我以为将军必定胸怀大志，想不到原来却只知道结毦而已。”这才把刘备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上。经过一番交谈，刘备发现眼前的年轻人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便把诸葛亮留为己用。这就是最早的毛遂自荐的版本。除《魏略》一书之外，后来西晋司马彪在其著作《九州春秋》中也提到了这个大致内容差不多的故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最早提出意见的是南北朝的裴松之。裴松之把《魏略》和《九州春秋》中的这种说法放如自己为《三国志》做的注中。不过裴松之在完成了这个资料的收集后，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显然裴松之是赞同三顾茅庐说的。　　近几百年来，关于三顾茅庐和毛遂自荐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就这个问题争论的相关范围越来越广，说法也越来越多样化，有学者甚至认为三顾茅庐和毛遂自荐兼而有之。针对这些争论，笔者想结合毛遂自荐说的主要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1.毛遂自荐说认为《魏略》是一部良史，记载真实可信，因此毛遂自荐说是准确无误的，这种说法欠妥。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提法，部分原因是因为《魏略》已经失传了，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魏略》。我们现在了解的该书的片段都是出自裴松之为《三国志》做的注中，它是不是良史我们不得而知，也没有必要去争论这个问题，就算争出了一个结论也说明不了什么。要说良史，《三国志》的成就一直为后人所称赞。《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在我国二十多部纪传体史书中，“前四史”被公认为其中之冠冕，其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就这么一部史学名著，也还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失和遗漏，更何况《魏略》之类的野史。《三国志》流传以后，如《魏略》、《魏氏阳秋》、《江表传》、《吴录》之类著作就逐渐失传了，这不能不说与这些著作的弱点有关（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既然总体质量不能相提并论，就比比具体事件、人物记载的准确性。可以这样评价：无论是《三国志》也好，还是《魏略》也好，都对有记载对的和不对的地方，不能武断的说谁对谁错，因此也就没有了可比性。有人说陈寿是西晋人，鱼豢是三国时人，当然是鱼豢的记载比较准确，这种观点也有问题。且不说陈寿在蜀汉刘禅手下做过观阁令史，鱼豢对蜀汉的人物、事件的了解比之于陈寿有着天壤之别之外，鱼豢的毛遂自荐说资料是收集或者可能是道听途说来的，而陈寿的三顾茅庐说则出自诸葛亮。尽管鱼豢是三国时人，而诸葛亮则是当事人，谁更准确可信是可以明显区分的。至于说到西晋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反倒可以用上时人与后人的说法了。　　2.毛遂自荐说认为：以诸葛亮胸怀大志、积极进取的性格看，诸葛亮不可能躲在家里等着刘备一请、二请、三请，因此诸葛亮会主动去找刘备。这种说法应该说也不能作为否定三顾茅庐说的依据。就这个说法，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发表了大量文章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结果还是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不妨换一种方式来想想，有没有一种既不违反毛遂自荐说的诸葛亮的性格又按照三顾茅庐说的发生三顾茅庐事件的可能性。可能有两种：第一，刘备去了三次，但前两次去出了一点小问题。也许第一次去，因为有事情发生，中途回来了；第二次去诸葛亮不在；第三次才遇见。第二，诸葛亮的确想主动去投靠刘备，事前还利用司马徽、徐庶为自己做了做宣传。谁知道刘备一听司马徽、徐庶的介绍后，马上就急不可耐，立即去找人了。而诸葛亮此时又外出云游，没想到有这么快，所以出现了三顾茅庐的事情。至于有学者提出的既有毛遂自荐又有三顾茅庐的提法，这明显是个折中的提法，不合乎情理，似乎更加经不起推敲。　　3.毛遂自荐说认为诸葛亮《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的说法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而编造出来的。这种说法就很有问题了。首先，编故事要看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和什么人。诸葛亮上《出师表》的时候，虽然刘备已死，但很多同刘备、诸葛亮一起从荆州到西川的大臣都在，这个瞎话编出来是自取其辱，以诸葛亮的智慧，不会那么愚蠢；第二，在三国之后的一千多年里，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一直为后世所敬仰，虽然他在治国、用人、用兵等方面有着一些弱点和缺陷，但这丝毫不影响诸葛亮的形象。可以这么说，就算没有《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的渲染烘托，也无损于诸葛亮成为一代伟人而被后人所称颂、效仿的事实。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做出为了抬高身价而编造谎言的事情，怎么还会有后来那么崇高的声誉？　　三顾茅庐和毛遂自荐的争论，是针对历史事件的一种辨析，但经过种种分析以后，可以这么总结：想否定三顾茅庐的说法，还太早了一些。想通过否定三顾茅庐而贬低诸葛亮，还太幼稚了。　　

《煮酒侃三国》之：一分为二的吴国太                         灿烂海滩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一定还记得：刘备占据荆州后，孙权派鲁肃讨还荆州不遂，周瑜便利用刘备甘夫人新丧之机，向孙权献计：欲以结亲为名，将刘备骗至东吴，以换取荆州。不料这个美人计被诸葛亮识破，在诸葛亮的精心策划下，一出围绕招亲的轻喜剧正式展开。在这出戏中，有一个陪角：吴国太，她成了促成孙刘联姻的关键人物。就凭她的几句话，刘备才得以抱得美人归。虽说此举让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但从当时的大局来看，却不失为正确的决定，促使孙刘联盟的正式形成，曹操得知这一消息，吃惊得“手脚慌乱，投笔于地”。    那么，吴国太究竟何许人也？《三国演义》第七回中言道：“孙坚有四子，皆吴夫人所生••••••吴夫人之妹，即为孙坚次妻，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这个次妻，就是吴国太了。第三十八回中作者还做了一个补充说明，孙权之母吴夫人临终时，特地叮嘱孙权说：“吾妹与我共嫁汝父，则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后，事吾妹如事我。”第五十四回，吴国太也对孙权说：“你直如此将我看承得如无物！我姐姐临危之时，分付你甚么话来！”真可谓一清二楚，毫无问题。不想这事情后来却闹出了一个笑话：香港的白丁先生在他的《三国趣谈》中把这两个不同的吴夫人又混成了一个，该书“智哉吴国太”一文中提及吴国太时的介绍是；“（小说中的吴国太）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著名军阀之一孙坚的夫人、三国时代东吴首领孙权的生母••••••孙策去世前后，她出面稳定大局；甘露寺相女婿刘备，促进孙刘联盟；赤壁之战前提醒孙权召回周瑜决策”。明明《三国演义》中都出现过的两个不同人物却被白先生当成了一个。    不过，当你查遍陈寿《三国志》及其它相关资料的时候，你又会大吃一惊：原来根本找不到这个吴国太的存在。《三国志•嫔妃传》中记载：“孙破虏吴夫人，吴主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於是遂许为婚，生四男一女”。从这里面可以发现两个问题：历史上的吴夫人根本就没有小说中提到的吴国太这个妹妹，这个妹妹纯属子虚乌有，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吴夫人和吴国太应该是一个人；刘备娶的孙夫人也不是小说中孙权的同父异母妹妹，而是孙权的亲妹妹。对于这段历史，罗贯中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不然就不会在小说中做了前面提到的三次特别的交代。如此安排，应该说是特意而为的，是罗贯中来了个一分为二，其动机无从考究了。不过，罗贯中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把历史上真正存在的男性--孙仁当成了孙夫人嫁给了刘备（此话题本人另文介绍，不再赘述）。问题算是搞清楚了，现在再来谈谈历史上的这位真正的吴国太.说起来这位吴国太倒是三国前期的一位颇有见地的女人，称得上是一位巾帼英雄。据<<会嵇典录>>中载：一次，孙策因手下功曹魏腾的意见与自己不符，心中大怒，并“将杀之”，当时，他手下人无人敢替魏腾求情，“计无所出”。这时，吴国太，“乃倚大井”说：“你刚刚平定江南，人心尚且不稳，你应当礼贤下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望，如果你今天把他杀了，那过不了几天，将将有人叛乱。我不忍看到那一天，现在就投井而死。”这一席话，说得孙策大惊失色，“遂释腾。”孙策死后，十八岁的孙权当政。为帮助孙权治国，吴国太“助治军国，甚有补益。”（见<<三国志•嫔妃传>>）。一次，曹操要孙权送子作人质，孙权因部下意见不同，只好“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周瑜认为：一送人质，就要甘心听从曹操指挥，这样做的好处，仅不过封侯而已，不能称霸天下，他建议孙权看清形势再说。这个意见同吴国太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吴国太对周瑜大加赞赏，并要孙权向对待兄长一样对待周瑜。（见<<江表传>>）。    这里附带提一句：所谓“ 甘露寺吴国太招亲”也是实属虚构。因为吴国太在刘备结亲的前七年，就已经病死了。

《细说水浒》：试论《水浒》的隐退思想                           灿烂海滩《水浒》是一部思想内容异常丰富复杂的古典长篇小说，它一方面深刻地暴露了宋代社会腐败黑暗现实，揭示产生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歌颂了农民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另一方面，却又把这种反抗和斗争局限在不推翻赵宋封建王朝的框子之内，而对敢于造反，企图改年建号的其他农民起义军深恶痛绝。它一面以赞美的调子描写了梁山义军的招安；另一方面，对接受招安的后果写得十分悲惨，客观上形成了对招安的一种批判。正因为如此，作品本身存在着复杂纷纭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所以后世研究者对很多问题看法不一，争论不休。例如对其主题思想的看法就有多种分歧意见：文革前，普遍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是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四人帮”横行时，却又恰恰相反，斥责它是一部“歌颂投降主义路线、瓦解农民起义的小说”。近几年来，后一种观点的论者虽不多，但依然存在。此外，有人认为忠奸斗争是《水浒》的主题，有人认为《水浒》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也有人认为《水浒》的思想是“官逼民反”等等。这些看法都各有自己的充分根据，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他们都忽视了《水浒》的另一重要思想一一隐退思想。《水浒》里的隐退思想是贯穿作品始终的，在后半部尤为突出、明显。特别是结尾，作品的隐退思想更是达到了高潮，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泾渭分明。“结尾一一是问题中最难的一个”﹙阿•托尔斯泰语﹚。这“最难”就难在，不但要收束好作品中所展开的矛盾，使作品结构完整、统一，更重要的是要表明作者的态度，深刻地显示作品的思想意义，激发读者深思。《水浒》的结尾完成了这个“最难”的问题。作者不迎合国人所喜欢的富贵荣华、光宗耀祖的大团圆结局的习惯，而是呕心沥血，精心设计，另辟蹊径，制造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让人深思。这个悲剧的结局，不只表面在英雄们死的死了上，而且表现在走的走了上。这一死一走，告诉了人们：“招安”并不能使“招安”者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只能是被杀的悲剧结局；而隐退者，轻视功名富贵，退居山野，却自由自在，善终天年，作者的态度，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不是明显不过了吗。《水浒》中的隐退思想，作者又是怎样精心安排的呢？ 首先是残酷现实的逼使。水浒英雄们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两败童贯、三败高俅，大有席卷天下之势，如果按照李逵的奋斗目标，“打倒东京，夺了鸟位”，这在当时，真不失为良机，但是，以宋江为首的一大帮义军将领不去考虑如何领导起义军进一步推翻赵宋王朝，却加紧准备接受招安的活动，结果使得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夭折。接受朝廷招安，本是梁山义军大多数头领盼望已久的、能“去边上一刀一枪”、“保国安民”、“封妻荫子”的愿望，但招安后的残酷现实表明，他们这些美好的愿望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招安后，义军头领们一腔报国的热血，既不被统治者理解，加上奸佞的谗言，反倍受怀疑、仇视和排挤。招安伊始，梁山的宿敌童贯就启奏皇上“这厮们虽降，其心不改，终贻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传旨，赚入京城，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然后分散他的军马，以绝国家之患”，企图将这支军队消灭干净。征辽战斗打响后，梁山义军的确在“边上一刀一枪”“保国安民”，眼看辽邦将要倾覆，蔡、童、高、杨四大奸贼因接受了辽邦重金贿赂，战争很快停止而议和，梁山义军获得的功劳化为乌有。在平定田虎、王庆之后，背信弃义的统治者，不但一再违背“早奏凯歌”“必将重用”的诺言，反而纷纷具本上奏“新降之人”，“不可辄便加爵”，给义军“顺天”“护国”当头一棒。非但如此，还对义军行动处处禁约：“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如违，定依军令拟罪施行”。可见，招安后的义军，不管你如何忠心耿耿，在统治者眼里，仍不过是投降了的“反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就是梁山义军，以死伤病残“十损其八”的惨重代价，为统治者立下奇功大勋之时，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残害义军：阮小七因围剿方腊时，在邦源洞穿过方腊的“衮龙袍”戏耍，朝廷大将王禀、赵潭“怀狭邦源洞辱骂旧恨”，妄奏阮小七“必致造反”，于是昏君竟下旨“追夺阮小七的官诰，变为庶民”，卢俊义被骗至京师，天子当面将放有水银的“御膳”赐与他致死，宋江则被天子所谓安抚赏赐的“御酒”所毒死。这残酷的现实，血的教训，使梁山众兄弟看清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认识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只能是一中幻想。明智之士急流勇退，纷纷主动纳还官诰，以免“受玩辱”，求闲去了。其次是借用历史的教训。其实，这样一个“熬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的结局并不是偶然的。在我国历史上，历代都有排挤残杀功臣良将的事发生。封建统治阶级在争夺政权时，他们需要忠臣良将为之卖命；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又必然以种种借口残杀功臣。早在春秋战国时，吴国的范蠡就以“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论断，对功臣在成功之后，遭受残害的必然性作了概括，深刻到指出，功臣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的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的关系，并向文种提出功成隐退的忠告。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千方百计残杀功臣，这是统治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水浒》作者深知这一点。故在作品中，作者多次借用历史的教训来宣传他这隐退思想。如《水浒》第九十回“双林镇燕青遇故”中，当燕青劝许贯忠到京师讨个出生时，作者借许贯忠之口说出“今奸邪当道， 贤嫉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带；忠直良正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宜寻个退步。自古道：‘雕鸟尽，良弓藏’”的话来，使燕青心领神会，铭记在心。所以，征讨方腊成功之后，燕青拒绝还朝受封，还对卢俊义讲出“韩信立下十大功劳，只落得未央宫里斩首；彭越醢为肉酱；英布弓弦药酒”三个历史故事，劝告卢俊义功成身退，不然“祸到临头难走”。燕青的转变是有典型性的。燕青在争取“招安”的活动中是立过汗马功劳的，是他去李师师处打通关节，向天子面述梁山好汉盼望招安之心思，得到圣上“恩准”的；招安后，他也积极效命于赵宋王朝，又恰恰是他，在成功之后，不愿还朝受封，并借古喻今劝告卢俊义，燕青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说明他已清醒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又如《水浒》第一百十四回混江龙李俊太湖小结义后，李俊曾劝费保得到朝廷做官，费保回复李俊的一席话也是如此，费保说：“小弟虽是个愚鲁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到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大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弟兄。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既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以终天年……”。李俊听罢，先是感谢“重蒙教导，指引愚迷”，次是肯定费保一席话是“十分全美”，最后表示收伏方腊之后，一定偕童威童猛来相投，“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李俊的思想能与费保的忠告一拍即合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作者认为：隐退是梁山好汉唯一的、最好的出路。再次是局外人的暗示。《水浒》作者还安排了不少局外人，精到地对义军前途的凶险作了暗示，使梁山义军不少头领“点头玩味”，为功成后的隐退埋下伏笔。早在《水浒》开篇不久，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智真长老在鲁智深临别之际，就赠给他“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上”四句偈言，供他终身享用，为鲁智深安排了一个功成身退的完满结局。第五十四回戴宗奉令去二仙山请公孙胜出山归营前，罗真人也送给公孙胜“逢幽而上，遇汴而还”八个字，要他“记取，休得临期有误”。与其说这是提醒鲁智深、公孙胜等不要迷恋功名，功成名退，不如说是作者早早就在作品中为其宣扬隐退思想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第八十五回宋江等拜见罗真人时，罗真人也送给了宋江八句法语“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始逢东墓，鸿雁分飞。吴头赵尾，官禄同归”。虽说是天机不可泄漏，无非是借神仙之口，暗示义军前途凶多吉少，鼓吹隐退。还有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时，也有三五千人辞去不愿为朝廷效力。这是这个“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交情浑似股 ，义气真同骨肉”的第一次分裂，这辞去的三五千人，就是清醒的功成名退者。如果说二位活神仙及辞去的三五千梁山兄弟的言行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征辽时，辽国使臣欧阳侍郎的一席话：“……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沉埋，不得升赏。……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授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将军纵使赤心报国，建立功勋，回到朝廷，反坐罪犯”。打王庆荆南城时，城中高士肖嘉穗的话：“方今谗人高张，贤士无名，虽材隋怀，行若由夷也，终不能达九重。肖某见若干有抱负的英雄，不计生死，越公家之难者，倘举事一有不当，那些全躯保妻子的，随而某孽其短，身家性命，都在权奸掌握之中。象肖某今日，无官守之责，却似闲云野鹤，何天之不可飞耶！”这些忠言暗示，分析得再明显、透彻不过，故宋江以下“无不磋叹”，静思默想，为前途懊丧，为命运担忧。再次是宋江悲剧的陪衬。在《水浒》里，宋江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丰富的艺术形象。他的一生是由不愿意革命到走向革命以至背叛革命的三部曲组成。他既有起义领袖的英雄气概，组织指挥才能，又有农民阶级的弱点和动摇性；既有对朝廷（皇帝）的“忠”，又有叛逆的“义”。其性格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忠”和“义”的矛盾，但最后又统一于“忠：的前提下。他力排众议，执意招安并获得成功，对朝廷一片忠心；在征辽过程中，他明知辽使欧阳侍郎言之有理，也“忠心不负宋朝”；南征北战，功劳卓著，朝廷不但不加封进爵，反而“禁约”重重，弟兄们都有反意，而他却“垂泪设誓”，使众弟兄与之同心报国，最后被朝廷“御酒”毒死，死前还喊出“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就是这样一个不存半点异心，忠心耿耿的忠臣，封建统治者也不放过，这不分明用宋江被害惨死的教训来陪衬作者所要宣扬的隐退思想吗？最后，作者在《水浒》中多次运用诗句，表达自己功成身退的明确主张。如一百十九回宋江衣锦还乡后写到“衣锦还乡实可夸，承恩又复入京华。戴宗指点迷途破，身退名全遍海涯”；燕青劝卢俊义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后，诗曰“时人若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全书结束诗中写道“熬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 夷泛钩船”等等。即流露出功成身退的赞扬，又对迷恋功名者于怜惜、哀痛之中包含着针 之意。历史的教训使得英雄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再加上一些局外人的暗示，更重要的是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义军将领。所以当宋江招安后，眼见得步步走向“成功”，众多兄弟却在天天走向隐退。早在处决王庆时，公孙胜就辞别宋江，归于山林。在擒住方腊后，鲁智深也对宋江说：“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随后在六和寺“圆寂”了。武松是“不愿赴京朝觐”，要作“清闲道人”。燕青更“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不但自己“隐迹埋名，寻个僻净去处”，而且还告诫卢俊义，“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宋江军至苏州城外，只见混江龙李俊诈中风疾，倒在床上，“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这三人后来都作了化外之人。当义军太平回朝时，“东京百姓看了，只剩得这几个回来，众皆嗟叹不已。”那不愿为官的已退隐山林了，就是那跟着宋江朝觐，封官授职了的心领，虽然他们暂得“光宗耀祖”，但是，残酷的现实仍然让他们步隐退者的后尘，纷纷纳还了官诰。在统治阶层的暗夜中，闪耀出第一道清冷光辉的是戴宗，官场的实践教育了他，他终于“陪堂术闲”而去。接着，柴进在朝廷杀了阮小七官诰后，亦“求闲为农”。柴进的隐退，刮起了一阵隐退的小旋风，李应、宋清、杜兴、邹润、裴宣、杨林、蒋敬、朱武、樊瑞、穆春等都随风隐退了。作者所热情歌颂的这众多隐退的兄弟中，有自幼受苦，命运多艰的，也有生长在富贵之家的；有的一向学得百伶百俐，也有的是粗鲁汉子。虽禀性各异，却殊途同归。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们都有这样的认识：“今奸邪当道”，功成身退是明智的做法，功成不退，祸到临头就难走了。所以在平方腊后，活着的三十九位头领中，就有二十一人先后隐身了。由于《水浒》作者独具匠心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出，《水浒》中英雄人物的隐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既然《水浒》中英雄人物的隐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那么，《水浒》的隐退思想又有何进步意义呢？首先，《水浒》中的隐退是义军唯一较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段科学的分析，他认为：“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和革命后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水浒》的现实主义描写，是不自觉地反映了这种历史的客观规律的。梁山的英雄事业虽说有两败童贯、三败高俅、杀的赵宋王朝官兵“梦里也怕”的鼎盛时期，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推翻赵宋王朝的打算，他们所盼望的是“替天行道”，说具体点就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地“保国保民”，最后达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目的。为达到目的，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朝廷不要把他们当作“强盗”看，能够“招安”，而统治者武装又镇压无方，不管吧，又怕后患无穷，便使出了他们安抚、招安的一手。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很快被朝廷利用去征辽、平“寇”，利用去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结果招安也不是义军的真正归宿，许多英雄不是为统治者战死沙场，就是死于统治者的阴谋之中，最后“陷于失败”，只有功成身退者，才保身善终。其次，《水浒》中的隐退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反抗。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反抗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是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条件下的唯一能做到的一种理智的反抗。他与那种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的隐退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笼统视为消极遁世，逃避现实。招安后，权奸对义军的诽谤、陷害，使英雄们每每再萌异心，也在所不辞，招安后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使他们的头脑越来越清醒，许多头领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残酷的现实，李逵多次喊要造反；平王庆后，李俊、张顺兄弟及阮家三昆仲也要反，无用等人也“都有怨心”；平方腊后，情同手足的兄弟，伤的伤，亡的亡，许多兄弟再也不顾与宋江的情义有多么深厚，宋江的“忠义”说教也不能再约束他们的反抗思想了。他们不愿做奴才，不能任封建统治者宰割，更重要的是在这奸邪当道的社会，他们怎能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呢？他们藐视功名富贵，他们退还朝廷的官诰，一个个离别自己所敬爱的宋大哥而去，因此，说《水浒》中的隐退是“小丈夫自完之计”（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是很片面的。这不与统治者为伍，这藐视功名利禄，不受封诰，或退还官诰的行为，在封建社会不能不说是种理智的反抗。试想，义军所有的头领如果都执迷不悟，功成不退，那不被统治者残杀殆尽吗？卢俊义原先曾认为：“我闻韩信三齐擅自称王，教陈豨造反；彭越杀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谋汉帝江山。以此汉高帝诈游云梦，令吕后斩之。我虽不曾受这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过。”可是结果怎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凡作者安排的有善终的水浒英雄，其善终都是隐退的结果。再次，《水浒》中的隐退，也是对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揭露和控诉。招安后的水浒英雄，他们抗辽国、征田虎、擒方腊，出生入死，为统治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样“不计生死，赴公家之难”的英雄为什么就“不能达九重”，而不得不隐退呢？为什么“全躯保妻子的”尽可残害忠良而逍遥法外呢？招安前，统治阶级对义军残酷镇压，当然表现了统治者的残暴。招安后，统治者采用了更为阴险毒辣的手段来残杀义军。他们或是怀私狠，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剥夺官诰，或者下水银、慢药等毒药来残杀义军头领，很明显，作者这样处理，是对至高无上的封建朝廷的深刻揭露和鞭挞，是对统治阶级暴行的有力控诉。最后，《水浒》中的隐退，还寄托了作者对义军东山再起的愿望。早在太湖榆柳庄上结义时，费保就寻思，今后与李俊一起到江海内“聚集几多水手”，干一番事业。李俊在费保的劝说下，也决定“别立化外之基”。这就是显示出义军东山再起的端倪。这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陈忱在《水浒后传》中，将隐退的英雄又组织起来，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们的又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然，在今天看来，在这些隐退了的英雄身上，进取与退却，聪明与糊涂等性质相反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造成了《水浒》中隐退思想一定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缺陷不能抹杀《水浒》隐退思想的积极意义。《水浒》的隐退思想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才能做出科学的评价。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评价历史活动家是这样，评论古代作家、作品当然也不能例外。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水浒》作者对隐退的描写是《水浒》中的又一民主精华。是《水浒》的又一重大思想内容，他告诉我们：残酷的现实教育了英雄们，对统治者暴行的强烈愤懑和对宋江的招安极为不满，促使他们断然走向隐退的道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正是作者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高明之处，说明作者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

《细说水浒》：武松性格试议                          灿烂海滩提起武松，人们往往喜欢举出他景阳岗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精采的故事，来讴歌这位刚强﹑勇武﹑坚决﹑无畏﹑受人敬仰的英雄，也正是这些故事，使武松成为人民群众最为熟悉和喜爱的人物，成为民间传说中勇敢和力量的化身。但是，人们很少思索过，恰恰就是这些精彩故事的本身，又暴露了武松性格中的弱点。本文拟就武松性格中的弱点作些有益的探索。从武大买炊饼可知，武松大概出身于城市贫民，略有文化，并无职业，是一个凭一身本事飘泊江湖的无业游民。也正因此，既有江湖侠士的“义气”：秉性刚烈、机智沉着、好打不平；有有城市贫民的“恶习”：个人意识强、私人恩怨观念重、又甘当顺民。武松的生活道路、性格的转变，是以上二龙山落草为寇为分界线的。上二龙山落草之前，虽然演出了景阳岗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一幕幕英雄赞歌，但仍然掩盖不了他那城市贫民的恶习，而这些恶习又支配着整个前期的性格。景阳岗打虎为民除了一大害，可说是侠士行为的反映。但这并不是主动的为民除害，而是因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和怕“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所驱使。打虎之后，颇的阳谷知县的赏识，县太爷有心抬举他，提出：“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武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赐，受宠若惊，毫不思索，忙跪谢说：“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这一跪一谢，就反映出这位英雄也存在着与宋江一样的“荫子封妻，光宗耀祖”的封建正统思想。做了步兵都头，他结束了寄人篱下，受人冷遇的生活，为此心里也很得意：“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谁想到来了阳谷县都头。”行动上，他以知恩报恩的态度，忠心耿耿地统治阶级效劳，因此“上官见爱，乡里闻名”•可见他已成了封建衙门的有力的一员，也正因此，当知县让他把一担刮地皮得来的赃物送往东京时，他也满口应承，一心一意﹑诚诚恳恳去完成。他从东京归来后，发现其兄武大郎已死，他从潘金莲的答话中理出了调查的线索，于是顺藤摸瓜，从何九叔那里取得了物证，从郓哥口里问明了奸情，得知武大郎确系恶霸西门庆和潘金莲所害。按照他那嫉恶如仇的侠士性格，这杀兄之仇岂能慢慢来。但他却一反常态，循规蹈矩地按照封建法律办事。他满以为人证物证俱在，自己又得县太爷赏识，到县里告状，一定可以伸冤雪恨。谁知县官及衙役们都接受了西门庆的贿赂，狼狈为奸，告状不准，反要他休听外人挑拨，“不可一时造次”，还斥责武松“不省得法度，”说什么“但凡人命之事，需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这明明是贪官污吏贪赃枉法，可是武松还认识不清。既然官府不问，他就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办法来为哥哥复仇，借此来获得封建官府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他杀死了潘金莲及西门庆，居然提着两颗人头到衙门投案自首。这投案自首的行动，一方面反映了他敢作敢为，不愿连累他人的“侠士”性格，同时也表现出他遵循封建道德，尊重封建法律秩序，又甘当顺民的性格。最后他被脊杖四十，刺配孟州，他还认为“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不怨”，对官府与豪强勾结毫无抱怨之意。刺配孟州之后，牢中的十多个囚犯出于好心，向他诉说了管营﹑差拔们的狠毒，他们对发配来的囚犯，如无人情相送，稍有不逊，便拉进土牢里用“盆吊”﹑“土布袋”等办法害人致死，自己又亲眼目睹一批囚犯，六月炎天在日头里担水﹑劈柴﹑做杂工受罚之事。身为都头的武松对管营﹑差拔们都是些残忍的酷吏，应是知道的。为了酬报施恩父子免打一百杀威棒及优礼款待之恩，他那知恩必报的所谓江湖义气又在做崇。他看人不分阶级，视事不究是非，被施恩父子利用，还乐意充当他们的打手，深怕施恩父子信不过，又以举天王堂前石墩来卖弄自己的武艺。当施恩装模作样，好像有口难言时，武松反而迫不及待训斥施恩，又是赌咒发誓：“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若是有些谄佞的，非为人也！”就是这样，施恩父子还不放心，最后以与武松结拜兄弟，彻底完成了对武松的收买。而武松面对施恩父子对他的吹捧已昏昏然，与施恩结拜兄弟，更使他喜欢得大醉而回。报恩！报恩！武松再也按纳不住这种想法了，“巴不得天明”就去打蒋门神。终于为施恩父子夺回了快活林，帮施恩父子重霸了孟州道。为此武松也很得意，还说自己“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其实这不明道德的人，蒋门神虽是，施恩父子亦不例外。蒋门神与施恩父子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强豪与酷吏间的斗争，他们是一路货色，武松并未认识这一点。如果蒋门神也能像施恩父子那样待武松，武松未必会打蒋门神了。武松敢打“倚势豪强”的蒋门神，有一定的侠士气概，但他那被人利用，充当打手反不觉悟，引以自豪，也实在可悲。打了蒋门神，也正是暴露了武松的弱点：武松这样的人，在横暴无理的恶势力面前，不愧是敢于两助插刀﹑不胃生死的英雄；但在花言巧语，优待﹑赞许和抬举之时，他那个人恩怨﹑甘当顺民的飘飘然情绪，往往使他上当受骗，被人利用，充当 子手们的帮凶。蒋门神被打了，但是这场斗争并未结束。蒋门神的后台张团练不出面，张都监却出马请武松。初次见面，又是夸武松“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敢与人同死同生”，又是要武松“做亲随贴已人”，又是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张都监的这些小恩小惠，又蒙住了武松的眼睛。武松的官瘾又上来了，报恩思想又发作了。自从跟随了张都监，他是“寸步不离，又没工夫去快活林与施恩说话”。可见，为了死心塌地为张都监效力，他连朋友都不顾了。中秋节张都监家“闹贼，我如何不去救获。”因此，提起哨棒献忠心，结果中计被擒，直到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后，他才知道自己又上当了。有人说“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是武松性格的飞跃，真正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以及对封建道德和封建法律的蔑视。我认为，“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与杀嫂﹑斗杀西门庆的性质相同，完全是为了复仇。正如他逃出孟州所言：“这口鸟气，今日方才出得松 ”，是他“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的侠义行为的反映。如果没有这一点，他就不能成为受人喜爱的英雄。在鸳鸯楼白粉墙上， 血写下“杀人者大虎武松也”八个字，与斗杀西门庆后投案自首一样，反映了他那敢作敢为，不愿连累他人的品格，不同的是，他不再投案自首了。他很清楚知道，这意味着自取灭亡，于是只好亡命江湖。后来在张青的劝导下，他已决心投奔二龙山落草，似乎他已经清醒，有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自觉的仇恨，可是在孔家庄遇见宋江后，宋江要他同投清风寨花荣时，却是武松在《水浒》里第一个提出“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这又作何解释呢？武松此时还有心归顺朝廷，可见其并未觉悟，对封建统治者还寄予幻想，还想当顺民罢了。

《细说水浒》：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                            ---试论潘金莲                 灿烂海滩《水浒》里的潘金莲，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较坏的：她勾引武松，侮欺侮武大，与西门庆通奸，合谋鸩杀亲夫，真可谓心黑手毒。但是，仔细地思忖﹑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觉得潘金莲并非是个天生的坏人，她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我认为对潘金莲，要赞扬她的反抗精神，同情她的不幸遭遇，鞭挞她的轻率狠毒。对她全面否定，实在有欠公允。  潘金莲是在《水浒》第二十四回出场的。出场前，作者对她的经历有段简单介绍：“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唤做金莲；年方二十馀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於心，却倒陪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他倒无般不好，为头的爱偷汉子。”从这段文字看，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潘金莲是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年轻美貌，具有反抗精神，深受主人迫害，在浮浪子弟勾引下，逐渐变得爱偷汉子。除此外，作者也赞扬她：“这婆娘倒诸般好。”事实也是如此，潘金莲是具备有贫苦人家妇女的一切优点。在清河县，武大被一班奸诈的浪荡子弟薅恼得不安，搬到阳谷县， 她顺从夫意跟来了，而且在阳谷县她比较安分守己，可见她在清河县是被那些浪荡子弟薅恼﹑勾引的不安的情况下才偷人的；武大兄弟相会后，武大在武松面前从未说过她一句坏话，就连在清河县里住不牢被迫搬家，他也是把罪责推到那班浪荡子弟身上，毫无抱怨潘金莲之意，就连郓哥告诉他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事，他也是不信“真有这等事”？这就说明，婚后潘金莲对他还是较好，并没有水火不相容﹑无法过日子的迹象，武大对潘金莲还是比较信任﹑满意；捉奸被西门庆踢伤后，老婆偷人被证实，又明知老婆挑唆奸夫踢伤自己，自己伤后又“求生不生，求死不死”，就是这种情况下，武大还能原谅她，说出“你救得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起”这样的话来，当然这里一方面揭示出武大善良懦弱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武大对潘金莲的爱恋之情，这爱恋之情是平日生活较和睦的结晶，潘金莲假意拿药归来，武大还以“生受大嫂”表示谢意，这一切都说明，武大对潘金莲是很满意的。武大怎能对她不满意呢？她能干，料理得好家务，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她顺从，武松赴东京前叮嘱武大迟出早归，归来放帘闭门，免生是非口舌，武大照办了，虽说她为此骂了武大三四日，但并未违抗，几日过后，她还主动照武大样做；她老实又通情达理，从王婆家吃酒归来被武大发现后，她不隐瞒，如实向武大说明情况，武大告诉她，远亲不如近邻，不要失了人情，应买些酒食回礼，不要白食人家的，她照办了。这些都是她的优点。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多说几句的是，潘金莲还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在《水浒》妇女中是少有的。武松赴东京前，有几句话是专门说给潘金莲听的，武松是话中有话，潘金莲知道弦外有音，故“一点红从耳边起，紫涨了面皮”，说明她还知羞。但她并不示弱，针锋相对回复了武松：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甚麽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要着地！”这几句话，说得虽有点言过其实，但基本反映了潘金莲强烈的反抗性格。而这种强烈的反抗性格，是与忘恩负义﹑偷人通夫的阎婆惜、出身豪门，又有俊夫的卢俊义妻贾氏之类“淫妇”无法与之相比，就是作为梁山好汉的扈三娘也远远不及。潘金莲是个贫苦人家出生的使女，无依无靠，无权无势，主人家要缠她，她坚决不肯依从，用禀告主人婆来揭露主人的无耻，以示反抗。潘金莲的这种反抗精神，还表现在对待武松的态度上。武松作为一条硬汉，使许多人害怕。西门庆上与官府勾结，下与人放刀把滥，“满县人都饶让他些过”，又“使得些好拳脚”，可谓是阳谷一霸。当他听说武松是武大的亲兄弟时，心里却似提在冰窑里，连声叫苦，毫无主见，慌了手脚，而潘金莲面对武松的警告，却敢大发雷霆，与之争辩，指桑骂槐，以骂武大来骂武松，表示自己对武松极大的不满。 爱偷汉子，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上看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对潘金莲爱偷汉子，我们不能按常规而论，有她的特殊性。我认为，潘金莲爱偷汉子，是她对封建道德﹑封建礼教迫害的报复，是她对生活折磨的反抗，也是她强烈的反抗精神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她做使女时，并不是一个淫妇，也没有偷汉子的毛病。主人的勾引，她完全可以就范，象阎婆惜﹑金翠莲那样去享受“外宅”的富贵。但是她不甘心受人蹂躏，不屈从于主子的淫威，表明她有见识﹑有志气﹑有个性的追求。然而，她对封建社会必然缺乏认识，她以为禀告主人婆，揭露主人的无耻行径，就可以自身解脱。谁料主人婆并未因此欣赏她。在封建社会，男子是可以娶妻纳妾的。主人婆怕主人纳了潘金莲，自己遭受冷落，对丈夫 的恼怒就不能不转嫁给潘金莲，主人就更是怀恨在心，更加残酷﹑毒辣地迫害潘金莲，倒赔了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给这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被人称为“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封建时代，使女的一切是惟主人之命是从，绝对没有自由，婚姻上更无选择的权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潘金莲只得服从，也因此给潘金莲的爱情带来了悲剧。这个不幸难道不值得同情吗！这悲剧正是清河县这大户一手造成的，但是他却置身处外，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读者对他也无过多的谴责，而对潘金莲却说三道四，进行苛求，我看也是封建的伦理残余在作怪。潘金莲在武大郎那里，同样是得不到称心的爱情的，清河县那班浮浪子弟在武大门前叫喊“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这也是事实，面对事实，叫潘金莲不怒﹑不恨﹑不哭﹑不想是不可能的。潘金莲不满意这个“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 “三寸丁谷树皮”丈夫，心中苦闷是必然的，是可以理解的。叫她与之美满地生活在一起，是不太可能的。这怨恨，这不满本身就是反抗，是潘金莲的权利。然而她深知，她的不幸命运是人为的，是主人故意作弄﹑坑害，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任其自然，俯首任人摆布吗？不能。她要抗争。公开反对封建礼教，她还没那么高的觉悟，与主人硬斗，她还没那个能力，她只能以性解放为手段，企求比较满意的爱情，来反抗封建道德，来与主人的迫害斗争。可惜的是她分不清反抗的对象﹙她也不可能分清反抗的对象﹚，嫁给武大后，对武大这样本份﹑善良﹑ 弱的人，她同情得少，认为嫁给他，是自己“晦气”﹙但是也决不会是幸福，也不可能有幸福﹚。为了嫁给像武松这等汉子，不枉为人一世，她不分好歹，不分对象，不考虑后果，把武大也当作反抗对象，为追求“幸福的爱情”她不顾一切，正因此，她易于为人引诱，上当受害，造成悲剧的结局。潘金莲不满于命运的安排，企求比较满意的爱情，以性解放来反抗封建道德是应赞许的。但是她那轻率﹑狠毒的做法，又要受到鞭挞。她不顾公认的伦理道德，初见武松，便诅咒自己的丈夫“三分象人，七分似鬼”，认为嫁的象武松这样一个“也不枉为人一世！”想想倒也罢了，她偏偏要动心，认为“这段姻缘在却在这里”。接着轻率地作出勾引决定，精心的安排起来：以亲兄弟情份为由，以免得别人笑话为理，名正言顺地诓武松搬来家住；以关怀拉拢，步步进逼，以致雪天挑逗，结果碰了武松一个硬钉子。虽说她当时也羞红了脸，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相反地作出了第二个轻率举动，倒打一耙。武松搬出后，她并未死心，十数日以后，是武松拿了酒肉来辞行，她还余情不断，想继续勾引武松，这种轻率之举，是为世人所不容的。杀夫是潘金莲不可宽恕的罪过，是她成为千古罪人，为读者﹑论者所憎恨的原因所在。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也要作具体地分析，看看她是怎样犯罪的？她要承担的罪责有多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认识﹑评价潘金莲这个“淫妇”。潘金莲与西门庆相识，是在潘金莲放帘失手打了西门庆之后，当时初见西门庆这一表人材，潘金莲并没有产生初见武松时的那种心情，更无设计勾引之念头。只是陪了不是以后，“收了帘子叉竿归去，掩上大门，等武大归来”，连想想西门庆的行为都没有，而西门庆是一见她便嬉皮笑脸﹑油腔滑调，一双贼眼“在这妇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头”。如果说潘金莲本性是坏的，很放肆的话，这里便可以与西门庆一见钟情一触即合，何必还要借用王婆出面﹑费那么多手脚呢？正因为潘金莲毫不动情，西门庆才死叮住不放，整天泡在潘金莲门口，等候相见，多次向王婆打听。如果潘金莲陪不是后，西门庆也就此了结，不步步紧逼，杀夫之事也就不复存在。王婆与西门庆，一个要钱，一个贪色，很快拍板成交。于是他们  勾结在一起，暗地里精心设计圈套，迫使潘金莲落入陷井，难以自拔。而这一切，潘金莲事先是不知晓的。潘金莲同意为王婆缝衣，起初她是考虑了武松临行前的叮嘱的，故此她提出“将过来做不得”，待王婆按计行事，找出借口后，逼使她背违武松叮嘱，乐于到王婆家缝衣，不是为了去偷汉子，而是心地善良，替人着想，处理好邻里关系。这点武大也是赞同的。吃酒时，王婆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一唱一和，挑逗引诱，潘金莲并未搭腔，还是处于被动状态。当然潘金莲必竟“爱偷汉子”，面对西门庆这样的人，她不动心，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里有主次之分，主动被动之别，王婆西门庆是有意害人者，潘金莲是受害者。与西门庆勾搭上后，天天与西门庆厮混，乃王婆所逼。王婆现场“捉奸”后，她就是以“你从今日为始，瞒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约负了大官人，我便罢休；若是一日不来，我便对你武大说”要挟潘金莲的，当然，这里也有她甘心情愿的一面。因为西门庆此时对潘金莲还不错，潘金莲也认为西门庆中意。以后如何打算，鬼迷心窍，此时此刻不会过多考虑，潘金莲也不可能考虑，但此时潘金莲对武大并未生异心，更没有厌弃﹑陷害之意。虽说天天约会，一还是瞒着武大偷偷干的，二是放帘，闭门等规矩，她还是恪守。武大捉奸，她也慌做一团，至于唆使西门庆踢伤武大郎，的确是她狠毒之处。最后药杀武大郎，计乃王婆所出，药乃西门庆所供，如何鸩杀？方法乃王婆所教，下毒前后，她多次表示自己手软，狠中还有片刻犹豫。她一步步走向犯罪完完全全是王婆﹑西门庆所逼致。如果没有西门庆无耻的勾引，没有王婆做就圈套，她是决不会同谋杀人，也决不可能造成最后被杀的悲剧结局。再说潘金莲必竟是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弱女子，虽说她具有反抗精神，但在王婆﹑西门庆这样的邪恶势力面前，她是软弱无力的。西门庆为非作歹，独霸一方，连老于世故的团头何九叔都害怕，认为“惹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剔蝎”，所以在处理武大遗体问题上，处处提防他一手。而奸猾刁钻的王婆呢，更是手段毒辣，她善与察言观色，善于推测人们的心理，为了追求小利，不惜害人害已，连西门庆都被她算究，潘金莲就更不是她的对手了。他们正是利用潘金莲利于诱惑的弱点，使之成为罪人。从根本上来讲，武大之死，并不是死于潘金莲之手，而是死于西门庆﹑王婆这班邪恶势力的迫害，真正的害人者﹑杀人者是他们，而不是潘金莲。潘金莲的性命也是被他们断送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潘金莲的坠落﹑杀人﹑被杀，既应受鞭挞，又值得同情；既是罪人，又是可怜的人。《水浒》的作者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出身下层的潘金莲写得一步步往死路上走呢？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情节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武松杀嫂犯罪上梁山作准备；二是作者腐朽的封建观念在作怪。《水浒》作者们对妇女是轻视的，他们把妇女当作“祸害水”，不少英雄犯罪都因妇女而起。“不近女色”被当作是梁山好汉的美德。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有几个有老婆，大多是单身一人。宋江虽说讨了阎婆惜为“外宅”，但“只爱学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在清风山听说矮脚虎王英抢了一个妇女到山后房里，便对燕顺等说：“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公开借宋江之口宣传“禁欲主义”。在作者的笔下，妇女都是有毛病的：梁山上的三女将，不是温顺过头，就是丑化过分，不是外貌丑陋，就是性格凶残，其他妇女，如林冲娘子张氏，作者虽热情赞颂，又“节女贞妇”味重。潘金莲﹑潘巧云等等弱女子，试想冲破封建礼教的弥天罗网，向往美满幸福的爱情，作者又把她们写成“淫妇”而后至于死地，不得好终。特别是潘巧云只因得罪了石秀，最后硬是被石秀怂恿杨雄割腹碎尸，残忍以极。潘金莲最后也是被割胸断头而惨死。这一切说明：《水浒》作者的世界观，表现在妇女问题上是落后的封建的，是根据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来处理的。潘金莲为人所否定，也正是《水浒》作者定下的基调。

《闲品三国》：曹皇后---两种描述 一个主题                           灿烂海滩三国时期的末代皇后---曹节，在历史上原本是一个一笔带过的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中也只是简简单单提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秋七月，汉献帝聘迎曹操的三个女儿为贵人，其中年龄最小的留在曹家等待成年。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春正月，汉献帝立曹操的第二个女儿为皇后。除此之外，包括这个第二个女儿的姓名、生平、卒年，在《三国志》中都没有进一步交代。而在范晔的《后汉书•献穆皇后传》中则弥补了陈寿记载的缺陷。该传载：献穆曹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万匹，小者待年于国。十九年，并拜为贵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节为皇后。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人，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为山阳公夫人。自后四十一年，魏景元元年薨，合葬禅陵，车服礼仪皆依汉制。通过这个记载，我们终于得知曹操的这三个女儿分别叫做曹宪、曹节、曹华，这个曹皇后就是曹节。从这个记载中我们还可以了解这个末代皇后对于曹丕所谓“禅让”的态度，她是站在自己的丈夫一边而反对自己的哥哥的。除了以上这两本史书中加起来还不到200字的记载之外，再也不见关于曹皇后的踪迹。不过，就这么一位非常简单的历史人物，引起了后来的两代文学家的关注，纷纷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了改造。首先是罗贯中没有放过这个人物，在其《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罗贯中把关于曹皇后的故事做了一个改编，情节变成了这样：次日，官僚又集于大殿，令宦官入请献帝。帝怯惧，不敢出。曹皇后曰：“今百官请陛下设朝问政，何相推也？”帝泣曰：“汝兄欲篡汉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氏大怒曰：“汝言吾兄为篡国之贼，汝高祖只是丰沛一嗜酒匹夫，无籍小辈，况且夺秦朝天下。吾父扫清海内，吾兄累有大功，为何不可为帝？汝即位三十余年，若不得吾父兄，汝为齑粉矣！”言讫，便要上车出外。帝大惊，忙更衣出前殿。（见《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十六“废献帝曹丕篡汉”）罗贯中的修改，目的非常明显，借曹皇后的逼宫，体现了汉献帝的悲惨处境，揭露曹操进献女儿为后的目的。这种修改在经过几百年后又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做出这个改动的是毛纶、毛宗岗父子。在章回本的《三国演义》第八十回“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中，曹皇后又变成了这个样子：次日，官僚又集于大殿，令宦官入请献帝。帝忧惧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请陛下设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耶！”言未已，只见曹洪、曹休带剑而入，请帝出殿。曹后大骂曰：“俱是汝等乱贼，希图富贵，共造逆谋！吾父功盖寰区，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言罢，痛哭入宫。左右侍者，皆歔欷流涕。这个再修改实际上是把曹皇后的形象恢复到历史的真实之中。对于这个修改，毛纶、毛宗岗父子是非常满意的，并特意在该回总评中提到：吕雉王产、禄，而刘几化吕；武曌宠三思，而周几代唐。若曹后者，诚过之矣。曹后之骂曹丕，比之王后之骂王莽，庶几相似乎？然以后之贵而贵其族者，王后也；以族之贵而贵为后者，曹后也。族以后之故而得贵，则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之故而得立，则后之不党其族也难。推曹后之心，使其身非曹操之所出，我知其必与父兄同谋讨贼，如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完有女而曹操亦有女，董承有妹而曹丕亦有妹。曹后之贤，殆将与伏后、董妃并列为三云。其实这个改动的目的在于：突出曹丕篡汉不得人心，连篡汉者的亲妹妹都极力反对和阻止，从而达到作者“拥刘贬曹”的主题。这两种改动孰优孰劣，到了现代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宁希元先生在“毛本〈三国演义〉指谬”一文（见《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一书）中认为：对于献帝这样一个可怜虫，曹后自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好感。毛氏父子出于封建正统观念，硬要作翻案文章，让曹后大骂曹丕，实在无味的很。对于这种观点，张国光先生在“毛宗岗继承金圣叹小说理论评改《三国演义》的贡献”一文（见《三国演义论文集》一书）中指出：毛本……特别注意围绕尊刘贬曹的中心思想来删去小说旧本中某些与这一主题相矛盾的故事情节，而补充以能够从不同的侧面，表现这一主题的内容。例如《通俗演义》写曹后闻献帝骂其兄丕为“篡国之贼”，又怒曰：“汝高祖只是丰沛一嗜酒匹夫，无籍小辈，况且夺秦朝天下。”又斥献帝说：“若不得吾父兄，汝为齑粉矣！”殊不近情。毛本改为“曹后大怒”，骂曹洪等“希图富贵，共造逆谋！”毋庸讳言，毛宗岗删改或补充小说的某些内容，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更好地有效地鞭挞曹操这个大奸雄的形象。如何看待罗、毛的改动和现代关于这个改动的争论呢？笔者认为：如果从历史的真实来看，毛纶、毛宗岗父子的改动显然更加符合历史，宁希元先生所言的“对于献帝这样一个可怜虫，曹后自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好感”一说，显得证据不足，在历史上没有事实，在小说中也找不到其他的证据说明宁先生的推断，而张先生所谓“殊不近情”的判断似乎也没有什么必然性。应该说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因此，这问题并没有一个标准。其次，作为小说而言，对于文学形象的定型，作者可以根据作品的需要来进行塑造。无论是罗贯中还是毛纶、毛宗岗父子，都是在作品中体现“尊刘贬曹”这一主题思想。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两种描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体现的都是同一个主题，既无主题之争，这种分歧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