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6年四月，魏置崇文观，徵善属文者以充之。这个崇文观继两汉时的太学，差不多是后代国子监前身，即国立大学，是朝廷的中央教育机构。（说远一点，西晋时建国子学，教育五品以上官僚子弟的贵族学校。北齐改为“国子寺”，隋代改为“国子监”，并兼管教育行政。到唐代国子监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学。）曹魏国立中央大学的首任校长——祭酒——就是当今的儒道大学者散骑常侍王肃。当年42岁的王肃，已逐渐成为儒道经学的带头人，这次崇文观祭酒的兼任，更是朝廷对其经学研究的认可，同时王肃出任秘书监，史称“选秘书监，诏秘书驺吏以上三百余人，非但学问义理，当用有威严能检下者，诏王肃以常侍领之。”东汉末魏初流行的经学是36年前去世的郑玄的那套理论，即郑学。讲郑学之前要把两汉的儒学再介绍一遍。两汉的儒家经学分为两大系统：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今文学派算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古文学派算是先秦儒家现实派的继续。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提倡帝国大一统的董仲舒，而汉初的儒学大讨论中，有一部分人质疑董仲舒派神化的儒道先师孔子，即孔子不是神，也不是王，只是一个圣人。孔子既没有预知有汉，更没有为任何朝代制法。他不过继承了过去的伟大传统的文化遗产，使之具有新的精神，传之万世罢了。争论的论据，是两派开始考证所拥有的儒家经典互相攻击。董仲舒等人的今文学派，其得名是由于所用的经书是用汉朝通行的字体书写的。 而古文学派是因为其声称拥有秦始皇焚书之前密藏的经书，都是用古文字体书写的。古文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西汉末的扬雄和东汉初的王充。王充大家都很熟悉，朴素唯物主义的大思想家，而另外一位在科学方面更为有名的东汉大科学家张衡（同时也是很有名的文学家），他们都对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论”质疑。王充在《论衡》里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天道只是自然的行为，并不像董仲舒所说的上天的自然现象都是种启示，启示君主得道或失道。那些只是自然现象，和人的行为完全是两回事。王充等人在批判董仲舒理论的同时，都提到了老庄，比如扬雄的论文《太玄》思想接近老庄，这些为后来的道家复兴开辟了道路。但实际情况，受到汉武帝推崇的董仲舒学派，自西汉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这个意思好像是学术界有两种思潮在辩论，可是国家的教育系统，却分明是今文学派，不仅教材，还有更多的后生们在国家的大前提下学习这些大一统思想、阴阳五行灾异和春秋公羊学。而没有受到国家承认的古文学派则开始在各个方面同今文学派争论，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争论之一。到了西汉末，大学者刘歆全力支持古文学派，后来今文学派的人就攻击他一手伪造了全部古文经（刘歆有点‘杂家’的感觉，史称其“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他一方面批判今文学派烦琐说经，一方面对五行阴阳的兴趣依旧很大。只是在经学研究上，刘歆和他的父亲刘向属于两个对立的学派。这跟刘歆所处王莽篡汉的时代有很多联系，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东汉以后，越来越多的经学大家则是两方全通，古文经学上有成就，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从马融开始，其成就早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而东汉末年的郑玄更是集大成者。郑玄是北海人，祖上做过官，到郑玄时已变成农民，爱读书的郑玄却不愿出仕，为这事不知受过多少次父亲的责骂。郑玄先后求学于第五元先学今文经学，又在马融门下习古文经学，成名后依旧不愿出仕。200年郑玄74岁卒，这个时候综合今古文经学的郑学已经风靡天下二十年，世间的儒道学子们研习的几乎都是郑玄注解的五经。王肃的父亲王朗除了是魏的司徒，另一个身份也是著名的学者，史称“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据王肃自己说，他年幼立志求学时，也是以郑学为标准的。王肃18岁时求学于荆州学派的大儒宋忠，读扬雄《太玄》，作《太玄解》。荆州学派是汉末刘表建立官学笼络避乱荆州的儒道学者形成的学派，以綦毋闿、宋忠、王粲等人为代表。风靡一时的郑学并非全无漏洞，吴的虞翻就说“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还给孙权上疏指出“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而孙吴的官学也以郑玄为主，虞翻就说，“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宋忠的荆州学派对郑学也有驳斥。而学有所成的王肃则是反对郑玄经学的最力者，史称“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王肃在《孔子家语·自序》中明确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同虞翻的看法相同，王肃认为郑学中错误太多，使得“义理不安，致圣人之门方拥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而与虞翻不同的是，王肃深受魏皇帝曹睿的赏识，倘若虞翻不失宠孙权，不流放交州，在吴也可能有一场反对郑学的辩论。如今，王肃成为国立大学负责人，其反对郑学的观点必定传授于魏太学生。如同汉时的今古文之争，郑学与王学也必定有争论，王肃的对手就是中书侍郎王基，前文提到过那个被大家争相征辟的北海人（王肃的父亲王朗也曾征辟王基，见前文228年注23）。王基是郑学门人，在魏的高官，与王基算同门师兄弟的是崔琰、郗虑，但崔、郗二人早死，与王肃辩论的重任自然落在王基身上。曹魏作为新皇家在礼治上有许多欠缺，同时自汉末以来的乱世也使皇家众多典制丧失，王肃因此“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馀篇”，其中大部分建议得以实施。在这个过程中，王肃对郑玄旧说的改易，受到了王基的反对，这位郑学门徒“据持玄义，常与抗衡”，但这似乎并未阻止王肃在曹魏经学宗师地位的建立。结果是王肃出任崇文观祭酒，并领秘书监。不久王基出调中央为安平太守（不知原因——），而当时的郑学代表人东州大儒孙炎拒绝出任秘书监，只是在地方著文驳斥王肃的反郑玄论调，这使得郑学在曹魏中央的声音小了又小。*注三十五王肃的地位被确定之后，他的理论在曹魏影响很大，如果说郑玄结束了两汉古今文之争，那么王肃则开启了儒学向儒道合并的玄学发展的大门。同时期的何晏《论语集解》中有许多采用王肃之说的地方；时间靠后的钟会受王肃的影响曾撰《易无互体论》，而荆州学派代表人王粲之孙，玄学集大成者王弼的注解《易》也受到了王肃的很大影响。再啰嗦两句，汉灭亡也不过16年而已，儒家的那套天人理论有多少人还信还真是值得怀疑，头年前朝皇帝刘协病逝，王肃向曹睿上疏说，山阳公（刘协）承顺天命，允答民望，进禅大魏，退处宾位。（他这样顺应天意的行为）应该追谥为皇（就是汉皇帝刘协）。曹睿看了之后并未答应，另追谥汉孝献皇帝。更多的人开始相信所谓天道自然，就好像天地之间的人如同衣裳之内的蚤虱，不过是顺从衣裳形势，却哪有使衣裳穴隙气息变动的能力？本年魏、蜀、吴三国皆无大事，六月，曹睿下诏令廷尉及天下狱官放宽死刑。十月，曹睿返回洛阳，十二月，又返回许昌。而今年，魏的四个直臣，司徒董昭、卫尉辛毗、少府杨阜、司空陈群先后病逝。曹睿耳边的进谏之声少了许多，失落之余，再一次下诏令公卿举才德兼备者各一人。太尉司马懿举荐兗州刺史王昶应选。王昶是太原人，在曹丕做太子时出仕，曹丕登基后任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政绩突出。后来出为兗州刺史，虽在外任却心存朝廷，时常上书议政。这次王昶应选，还是任他的兗州刺史，但和前文提到的胡遵一样，他是在司马氏父子手下发挥能力的。曹魏的朝廷，正在一点一点的发生力量对比的转换。*注三十五王肃当时为了驳斥郑学，遍注群经，不分今文、古文，采会异同。他在《孔子家语·自序》还说“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慨然而叹曰：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拥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得不开而辟之哉？若无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但后来的学者尤其到清代，认定王肃“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为了驳斥郑学，不惜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简直和西汉末伪造大量文献的刘歆一样了。这大概是因为王肃和刘歆一样，虽然身为儒道宗师，刘歆身为皇族先仕刘汉，却又为王莽篡汉忙上忙下；王肃为魏名臣之后，却投靠司马政权。他们的行为与儒家标榜的恪守传统操守相去甚远，而后来晋国子学祭酒刘寔评论王肃的三反更成为许多人诟病王肃的理由“刘寔以为肃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此三反也。”清代学者对王肃的伪造怀疑，自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之后的研究已证明《孔子家语》等典籍不是伪书，王肃在经学上的贡献已经越来越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