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水浒》：试论《水浒》的隐退思想                           灿烂海滩《水浒》是一部思想内容异常丰富复杂的古典长篇小说，它一方面深刻地暴露了宋代社会腐败黑暗现实，揭示产生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歌颂了农民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另一方面，却又把这种反抗和斗争局限在不推翻赵宋封建王朝的框子之内，而对敢于造反，企图改年建号的其他农民起义军深恶痛绝。它一面以赞美的调子描写了梁山义军的招安；另一方面，对接受招安的后果写得十分悲惨，客观上形成了对招安的一种批判。正因为如此，作品本身存在着复杂纷纭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所以后世研究者对很多问题看法不一，争论不休。例如对其主题思想的看法就有多种分歧意见：文革前，普遍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是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四人帮”横行时，却又恰恰相反，斥责它是一部“歌颂投降主义路线、瓦解农民起义的小说”。近几年来，后一种观点的论者虽不多，但依然存在。此外，有人认为忠奸斗争是《水浒》的主题，有人认为《水浒》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也有人认为《水浒》的思想是“官逼民反”等等。这些看法都各有自己的充分根据，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他们都忽视了《水浒》的另一重要思想一一隐退思想。《水浒》里的隐退思想是贯穿作品始终的，在后半部尤为突出、明显。特别是结尾，作品的隐退思想更是达到了高潮，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泾渭分明。“结尾一一是问题中最难的一个”﹙阿•托尔斯泰语﹚。这“最难”就难在，不但要收束好作品中所展开的矛盾，使作品结构完整、统一，更重要的是要表明作者的态度，深刻地显示作品的思想意义，激发读者深思。《水浒》的结尾完成了这个“最难”的问题。作者不迎合国人所喜欢的富贵荣华、光宗耀祖的大团圆结局的习惯，而是呕心沥血，精心设计，另辟蹊径，制造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让人深思。这个悲剧的结局，不只表面在英雄们死的死了上，而且表现在走的走了上。这一死一走，告诉了人们：“招安”并不能使“招安”者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只能是被杀的悲剧结局；而隐退者，轻视功名富贵，退居山野，却自由自在，善终天年，作者的态度，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不是明显不过了吗。《水浒》中的隐退思想，作者又是怎样精心安排的呢？ 首先是残酷现实的逼使。水浒英雄们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两败童贯、三败高俅，大有席卷天下之势，如果按照李逵的奋斗目标，“打倒东京，夺了鸟位”，这在当时，真不失为良机，但是，以宋江为首的一大帮义军将领不去考虑如何领导起义军进一步推翻赵宋王朝，却加紧准备接受招安的活动，结果使得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夭折。接受朝廷招安，本是梁山义军大多数头领盼望已久的、能“去边上一刀一枪”、“保国安民”、“封妻荫子”的愿望，但招安后的残酷现实表明，他们这些美好的愿望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招安后，义军头领们一腔报国的热血，既不被统治者理解，加上奸佞的谗言，反倍受怀疑、仇视和排挤。招安伊始，梁山的宿敌童贯就启奏皇上“这厮们虽降，其心不改，终贻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传旨，赚入京城，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然后分散他的军马，以绝国家之患”，企图将这支军队消灭干净。征辽战斗打响后，梁山义军的确在“边上一刀一枪”“保国安民”，眼看辽邦将要倾覆，蔡、童、高、杨四大奸贼因接受了辽邦重金贿赂，战争很快停止而议和，梁山义军获得的功劳化为乌有。在平定田虎、王庆之后，背信弃义的统治者，不但一再违背“早奏凯歌”“必将重用”的诺言，反而纷纷具本上奏“新降之人”，“不可辄便加爵”，给义军“顺天”“护国”当头一棒。非但如此，还对义军行动处处禁约：“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如违，定依军令拟罪施行”。可见，招安后的义军，不管你如何忠心耿耿，在统治者眼里，仍不过是投降了的“反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就是梁山义军，以死伤病残“十损其八”的惨重代价，为统治者立下奇功大勋之时，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残害义军：阮小七因围剿方腊时，在邦源洞穿过方腊的“衮龙袍”戏耍，朝廷大将王禀、赵潭“怀狭邦源洞辱骂旧恨”，妄奏阮小七“必致造反”，于是昏君竟下旨“追夺阮小七的官诰，变为庶民”，卢俊义被骗至京师，天子当面将放有水银的“御膳”赐与他致死，宋江则被天子所谓安抚赏赐的“御酒”所毒死。这残酷的现实，血的教训，使梁山众兄弟看清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认识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只能是一中幻想。明智之士急流勇退，纷纷主动纳还官诰，以免“受玩辱”，求闲去了。其次是借用历史的教训。其实，这样一个“熬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的结局并不是偶然的。在我国历史上，历代都有排挤残杀功臣良将的事发生。封建统治阶级在争夺政权时，他们需要忠臣良将为之卖命；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又必然以种种借口残杀功臣。早在春秋战国时，吴国的范蠡就以“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论断，对功臣在成功之后，遭受残害的必然性作了概括，深刻到指出，功臣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的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的关系，并向文种提出功成隐退的忠告。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千方百计残杀功臣，这是统治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水浒》作者深知这一点。故在作品中，作者多次借用历史的教训来宣传他这隐退思想。如《水浒》第九十回“双林镇燕青遇故”中，当燕青劝许贯忠到京师讨个出生时，作者借许贯忠之口说出“今奸邪当道， 贤嫉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带；忠直良正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宜寻个退步。自古道：‘雕鸟尽，良弓藏’”的话来，使燕青心领神会，铭记在心。所以，征讨方腊成功之后，燕青拒绝还朝受封，还对卢俊义讲出“韩信立下十大功劳，只落得未央宫里斩首；彭越醢为肉酱；英布弓弦药酒”三个历史故事，劝告卢俊义功成身退，不然“祸到临头难走”。燕青的转变是有典型性的。燕青在争取“招安”的活动中是立过汗马功劳的，是他去李师师处打通关节，向天子面述梁山好汉盼望招安之心思，得到圣上“恩准”的；招安后，他也积极效命于赵宋王朝，又恰恰是他，在成功之后，不愿还朝受封，并借古喻今劝告卢俊义，燕青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说明他已清醒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又如《水浒》第一百十四回混江龙李俊太湖小结义后，李俊曾劝费保得到朝廷做官，费保回复李俊的一席话也是如此，费保说：“小弟虽是个愚鲁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到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大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弟兄。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既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以终天年……”。李俊听罢，先是感谢“重蒙教导，指引愚迷”，次是肯定费保一席话是“十分全美”，最后表示收伏方腊之后，一定偕童威童猛来相投，“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李俊的思想能与费保的忠告一拍即合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作者认为：隐退是梁山好汉唯一的、最好的出路。再次是局外人的暗示。《水浒》作者还安排了不少局外人，精到地对义军前途的凶险作了暗示，使梁山义军不少头领“点头玩味”，为功成后的隐退埋下伏笔。早在《水浒》开篇不久，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智真长老在鲁智深临别之际，就赠给他“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上”四句偈言，供他终身享用，为鲁智深安排了一个功成身退的完满结局。第五十四回戴宗奉令去二仙山请公孙胜出山归营前，罗真人也送给公孙胜“逢幽而上，遇汴而还”八个字，要他“记取，休得临期有误”。与其说这是提醒鲁智深、公孙胜等不要迷恋功名，功成名退，不如说是作者早早就在作品中为其宣扬隐退思想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第八十五回宋江等拜见罗真人时，罗真人也送给了宋江八句法语“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始逢东墓，鸿雁分飞。吴头赵尾，官禄同归”。虽说是天机不可泄漏，无非是借神仙之口，暗示义军前途凶多吉少，鼓吹隐退。还有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时，也有三五千人辞去不愿为朝廷效力。这是这个“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交情浑似股 ，义气真同骨肉”的第一次分裂，这辞去的三五千人，就是清醒的功成名退者。如果说二位活神仙及辞去的三五千梁山兄弟的言行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征辽时，辽国使臣欧阳侍郎的一席话：“……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沉埋，不得升赏。……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授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将军纵使赤心报国，建立功勋，回到朝廷，反坐罪犯”。打王庆荆南城时，城中高士肖嘉穗的话：“方今谗人高张，贤士无名，虽材隋怀，行若由夷也，终不能达九重。肖某见若干有抱负的英雄，不计生死，越公家之难者，倘举事一有不当，那些全躯保妻子的，随而某孽其短，身家性命，都在权奸掌握之中。象肖某今日，无官守之责，却似闲云野鹤，何天之不可飞耶！”这些忠言暗示，分析得再明显、透彻不过，故宋江以下“无不磋叹”，静思默想，为前途懊丧，为命运担忧。再次是宋江悲剧的陪衬。在《水浒》里，宋江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丰富的艺术形象。他的一生是由不愿意革命到走向革命以至背叛革命的三部曲组成。他既有起义领袖的英雄气概，组织指挥才能，又有农民阶级的弱点和动摇性；既有对朝廷（皇帝）的“忠”，又有叛逆的“义”。其性格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忠”和“义”的矛盾，但最后又统一于“忠：的前提下。他力排众议，执意招安并获得成功，对朝廷一片忠心；在征辽过程中，他明知辽使欧阳侍郎言之有理，也“忠心不负宋朝”；南征北战，功劳卓著，朝廷不但不加封进爵，反而“禁约”重重，弟兄们都有反意，而他却“垂泪设誓”，使众弟兄与之同心报国，最后被朝廷“御酒”毒死，死前还喊出“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就是这样一个不存半点异心，忠心耿耿的忠臣，封建统治者也不放过，这不分明用宋江被害惨死的教训来陪衬作者所要宣扬的隐退思想吗？最后，作者在《水浒》中多次运用诗句，表达自己功成身退的明确主张。如一百十九回宋江衣锦还乡后写到“衣锦还乡实可夸，承恩又复入京华。戴宗指点迷途破，身退名全遍海涯”；燕青劝卢俊义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后，诗曰“时人若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全书结束诗中写道“熬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 夷泛钩船”等等。即流露出功成身退的赞扬，又对迷恋功名者于怜惜、哀痛之中包含着针 之意。历史的教训使得英雄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再加上一些局外人的暗示，更重要的是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义军将领。所以当宋江招安后，眼见得步步走向“成功”，众多兄弟却在天天走向隐退。早在处决王庆时，公孙胜就辞别宋江，归于山林。在擒住方腊后，鲁智深也对宋江说：“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随后在六和寺“圆寂”了。武松是“不愿赴京朝觐”，要作“清闲道人”。燕青更“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不但自己“隐迹埋名，寻个僻净去处”，而且还告诫卢俊义，“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宋江军至苏州城外，只见混江龙李俊诈中风疾，倒在床上，“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这三人后来都作了化外之人。当义军太平回朝时，“东京百姓看了，只剩得这几个回来，众皆嗟叹不已。”那不愿为官的已退隐山林了，就是那跟着宋江朝觐，封官授职了的心领，虽然他们暂得“光宗耀祖”，但是，残酷的现实仍然让他们步隐退者的后尘，纷纷纳还了官诰。在统治阶层的暗夜中，闪耀出第一道清冷光辉的是戴宗，官场的实践教育了他，他终于“陪堂术闲”而去。接着，柴进在朝廷杀了阮小七官诰后，亦“求闲为农”。柴进的隐退，刮起了一阵隐退的小旋风，李应、宋清、杜兴、邹润、裴宣、杨林、蒋敬、朱武、樊瑞、穆春等都随风隐退了。作者所热情歌颂的这众多隐退的兄弟中，有自幼受苦，命运多艰的，也有生长在富贵之家的；有的一向学得百伶百俐，也有的是粗鲁汉子。虽禀性各异，却殊途同归。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们都有这样的认识：“今奸邪当道”，功成身退是明智的做法，功成不退，祸到临头就难走了。所以在平方腊后，活着的三十九位头领中，就有二十一人先后隐身了。由于《水浒》作者独具匠心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出，《水浒》中英雄人物的隐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既然《水浒》中英雄人物的隐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那么，《水浒》的隐退思想又有何进步意义呢？首先，《水浒》中的隐退是义军唯一较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段科学的分析，他认为：“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和革命后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水浒》的现实主义描写，是不自觉地反映了这种历史的客观规律的。梁山的英雄事业虽说有两败童贯、三败高俅、杀的赵宋王朝官兵“梦里也怕”的鼎盛时期，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推翻赵宋王朝的打算，他们所盼望的是“替天行道”，说具体点就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地“保国保民”，最后达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目的。为达到目的，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朝廷不要把他们当作“强盗”看，能够“招安”，而统治者武装又镇压无方，不管吧，又怕后患无穷，便使出了他们安抚、招安的一手。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很快被朝廷利用去征辽、平“寇”，利用去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结果招安也不是义军的真正归宿，许多英雄不是为统治者战死沙场，就是死于统治者的阴谋之中，最后“陷于失败”，只有功成身退者，才保身善终。其次，《水浒》中的隐退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反抗。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反抗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是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条件下的唯一能做到的一种理智的反抗。他与那种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的隐退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笼统视为消极遁世，逃避现实。招安后，权奸对义军的诽谤、陷害，使英雄们每每再萌异心，也在所不辞，招安后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使他们的头脑越来越清醒，许多头领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残酷的现实，李逵多次喊要造反；平王庆后，李俊、张顺兄弟及阮家三昆仲也要反，无用等人也“都有怨心”；平方腊后，情同手足的兄弟，伤的伤，亡的亡，许多兄弟再也不顾与宋江的情义有多么深厚，宋江的“忠义”说教也不能再约束他们的反抗思想了。他们不愿做奴才，不能任封建统治者宰割，更重要的是在这奸邪当道的社会，他们怎能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呢？他们藐视功名富贵，他们退还朝廷的官诰，一个个离别自己所敬爱的宋大哥而去，因此，说《水浒》中的隐退是“小丈夫自完之计”（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是很片面的。这不与统治者为伍，这藐视功名利禄，不受封诰，或退还官诰的行为，在封建社会不能不说是种理智的反抗。试想，义军所有的头领如果都执迷不悟，功成不退，那不被统治者残杀殆尽吗？卢俊义原先曾认为：“我闻韩信三齐擅自称王，教陈豨造反；彭越杀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谋汉帝江山。以此汉高帝诈游云梦，令吕后斩之。我虽不曾受这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过。”可是结果怎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凡作者安排的有善终的水浒英雄，其善终都是隐退的结果。再次，《水浒》中的隐退，也是对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揭露和控诉。招安后的水浒英雄，他们抗辽国、征田虎、擒方腊，出生入死，为统治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样“不计生死，赴公家之难”的英雄为什么就“不能达九重”，而不得不隐退呢？为什么“全躯保妻子的”尽可残害忠良而逍遥法外呢？招安前，统治阶级对义军残酷镇压，当然表现了统治者的残暴。招安后，统治者采用了更为阴险毒辣的手段来残杀义军。他们或是怀私狠，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剥夺官诰，或者下水银、慢药等毒药来残杀义军头领，很明显，作者这样处理，是对至高无上的封建朝廷的深刻揭露和鞭挞，是对统治阶级暴行的有力控诉。最后，《水浒》中的隐退，还寄托了作者对义军东山再起的愿望。早在太湖榆柳庄上结义时，费保就寻思，今后与李俊一起到江海内“聚集几多水手”，干一番事业。李俊在费保的劝说下，也决定“别立化外之基”。这就是显示出义军东山再起的端倪。这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陈忱在《水浒后传》中，将隐退的英雄又组织起来，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们的又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然，在今天看来，在这些隐退了的英雄身上，进取与退却，聪明与糊涂等性质相反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造成了《水浒》中隐退思想一定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缺陷不能抹杀《水浒》隐退思想的积极意义。《水浒》的隐退思想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才能做出科学的评价。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评价历史活动家是这样，评论古代作家、作品当然也不能例外。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水浒》作者对隐退的描写是《水浒》中的又一民主精华。是《水浒》的又一重大思想内容，他告诉我们：残酷的现实教育了英雄们，对统治者暴行的强烈愤懑和对宋江的招安极为不满，促使他们断然走向隐退的道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正是作者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高明之处，说明作者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