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呵呵，终于看到水月兄的回帖了，南飞有点热血沸腾呀。55555~~终于在学校里也找到历史爱好者了。不要和南飞客气啦，水月兄既然喜欢汉武，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汉朝事好了~呵呵，两汉之后就是三国了，南飞的主场哦。闲话少提，先回16楼。正文：南飞的主帖犯了一个错误：过分追求语言上的对仗，而没有把意思表达清楚。首先，混同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而且，没有把“形成的过程”交待清楚。致使水月兄有些误解了南飞的意思。南飞以为，要说清楚“中央集权的形成”这一个大问题要分成两部分走，先说第一部分吧。呵呵，水月兄将中央集权的形成归为汉武的功劳。南飞以为，虽然较成熟的中央集权体制确实是在汉武的时候形成，但其趋势早在春秋五霸时就看出苗头了。春秋战国时越演越烈的兼并战争，正是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帝国形成的前奏。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又称天下将被“不嗜杀人者定于一”，当时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可见一斑。相比于西方，春秋时期的贵族有个特点：权盛必擅，否则不得好死。这是田家篡齐，三家分鲁的根本原因。中国的传统哲学一直信守“天无二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人臣不能凌越君王，下级不能超过上级；而一旦功高盖主，就只有两条路走：第一，操纵朝纲或取而代之这条篡权路；第二，在适当时期还政于帝。一般来说，权臣多走第一条路。从结果上来看，这个选择也是比较明智的。因为五千年来走通第二条路的不过三人而已：伊尹，霍光，张居正。（摄政王死得莫名其妙，有宫廷政变之嫌）伊尹还政给太甲后立刻下野，不问政事。大概伊尹做个比较彻底吧，再加上当时国家还比较小，士大夫、贵族的权力与独立性相对来说还比较强。太甲最后还给了他一个“国葬”待遇，算是千古奇遇了。霍光和张居正的命运就不那么好，仅以身免：一个死后族灭；另一个抄家，家人或杀或流放。皇帝可不是能忍气的主，篡权有的时候就是出自于保命的目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思想，又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甚至可以说对统一大业有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出现人口压力后，社会各个阶层都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大帝国，来统一调度资源，管理民众。这促使大家都拼命发动兼并战争、扩大本国的领域面积，最后完成统一。西方的情况正好相反，直到火器革命，国王长期都没有实权；王朝之间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和大封建主的利益息息相关，而不是国家利益。国王在很多时候只能算一个精神领袖，他的实力甚至不及某一个强大的公爵。13世纪英国贵族向国王情愿的最后会议上，支持英王的骑士只有三个。但这并不妨碍英王继续坐在国王宝座上，贵族们的要求只是国王签署《大宪章》而已。正因为国王手上的权力不大，谁当权对贵族们的利益产生不了根本上的影响，所以西方的骑士道德体系才能发展到让王权具有了神圣性，才能产生深严的等级制度：权力再大的臣子，也只能做一辈子臣子。这也使得中世纪的长子继承制度非常严格、彻底——其余诸子什么也得不到，只能当一个骑士——这也是十字军东征的一个主要内在因素。所以中世纪西方的战争往往不求占领多少土地，打仗打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谈判了。而且，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或者说理由吧，简直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事实上有些理由很无聊。因为再大的土地也要分封下去，主帅自己其实得不了多少；而且欧洲的民族差别已经很大了，即使占领了也很难治理，还要随时准备平叛和迎敌。所以对于中世纪的骑士们来说，战争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决不是什么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重大事件。英法百年战争就是这样耗了一百年，其间英法两国的战术毫无进展：一个就只有守旧一个词可以概括，另一个只能用蛮干两个字来形容。这些在“兵不厌诈”、具有明确战争目的的东方来说，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水月兄提高到的“推恩令”，确实是汉武的一大创举。（ps：但仅仅解决了一朝的问题。东汉末年和西晋同样爆发了大规模的诸侯混战。真正完成瓦解了地方势力，形成彻底中央集权的改革还是科举制度的兴起。呵呵，这即是第二部分，有空南飞新开一帖讨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那么多年，西方有没有人想到改革封建制度呢？当然有，而且很多，几乎每一个学者都会提到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人的改革计划触动了欧洲的封建制度。直到法国大革命的怒火摧毁了巴士底狱，直到拿破仑这个划时代的伟人出现，欧洲才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贵族势力千年来盘结的庞大根基。但是，正如水月兄看到的，旧势力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秦始皇的大手笔其实已经让中国的制度提前千年达到宋朝的程度，但是秦王朝很快就灰飞烟灭了。拿破仑也一样。欧洲经过大航海时代的漫长过渡，实际上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调和了封建制度和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缓和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有着优良地方传统英国经过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女皇以及詹姆士一世这些英武君王的领导，中央的势力相比13世纪已经加强了太多，《大宪章》的约束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而查理一世一上台就开始紧锣密鼓的酝酿大改革。地方权益受到严重威胁。现在来看，教科书所谓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传统与潮流之争，是中央与地方之争；而不是什么封建与资本主义之争，更谈不上有多少阶级矛盾的成分。阶级矛盾一千多年来都是有的，只不过在这个时候被引导出来用来改朝换代。当时国王和所谓“新贵族”都相当商业化了，谁是资产阶级？光看标签往往得不出正解。从战争的结果来看，是地方战胜了中央；是传统击败了潮流——换句话来说，是“落后”战胜了“先进”。习惯的力量不可谓不大。然而，中央集权的潮流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地方势力终于也吐出一部分权益，和中央达成妥协。这就是《权力法案》的出台。相比《大宪章》来说，这个法案要合理的多，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达到了一个平衡点。而制造出这个平衡点的，正是英国议会——上院和下院——至今如此。欧洲议会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正是地方独立性和中央集权不断融合的产物，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不是千年来习惯中央集权的国家搬的来得；仓促间搬来的，自然也只能是“橡皮图章”。社会基础是如此的重要，中国的问题只能用中国式办法、顺着中国的古老传统来解决。而这，正是历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