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三国志·曹操传》：“四年春二月，公还至昌邑。张杨将杨丑杀杨，眭固又杀丑，以其众属袁绍，屯射犬。夏四月，进军临河，使史涣、曹仁渡河击之。。。。。。。以魏种为河内太守，属以河北事。”————————————————    近日看了“辽东管宁”兄的作品《四年四月、北渡黄河》使在下受益菲浅，文中的很多观点使人耳目一新，看起来也确实合情合理。    这个话题使我联想到在下的拙作《官渡之战纵横论》曾经提到的一个论点：“从白马延津直到官渡前沿，再到官渡主营，层层防御。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十九章 ·战区防御》中提道到‘逐次抵抗’这个概念，曹操基本是这样一步步‘牵着袁绍鼻子走’的。”    当时提出这个论点仅仅是从战役进程说的，并没有联系到战前部署对这个问题的影响，而“辽东管宁”兄的观点给了我一个提示：曹操老早把决战地点安排在官渡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这其中有三个方面迫使袁绍要在官渡与曹操对峙。    第一：派臧霸率精兵入青州（见〈三国志·曹操传〉），解除袁军对东线的威胁。    第二：在黄河中线，曹操在建安四年九月就把主力指向黎阳（见〈三国志·曹操传〉），给袁绍“下了个套”，“牵着”袁绍把主力也安排在黎阳、白马附近，为日后进一步牵引袁绍进官渡埋下伏笔。    而有以上两点还不够，因为在黄河西线，从“敖仓到杜氏津”一线袁绍同样可以南下渡河，于是第三点就十分醒目了：敖仓到杜氏津属于司隶、河内地区，曹操要想避免出现“黄河延岸处处设防”的尴尬境地，必须控制河内郡，控制敖仓到杜氏津。       如果曹操不能控制河内地区，那么就面临黄河延线处处遭受打击，司隶、兖州完全暴露出来，那时侯恐怕真要象田丰计划的那样：“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当时的形式已经不允许袁绍这样做了，因为河内已经在曹操控制之下。       河内地区在张杨控制时算是安定富庶的，所以张杨生存在各个势力交错混杂的司隶地区，多年来竟然没人能动他。曹操和袁绍要开战，谁控制河内谁就掌控了黄河西线的优势，但由于张杨的存在，双方各自忌惮潜在对手的威胁，都没有先动手取河内。       形式开始是对袁绍有利的。       无论看〈三国志·曹操传〉还是看〈三国志·张杨传〉，都说为张杨报仇的眭固“北合袁绍”，张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想法，只知道他与吕布关系不错，吕布败后他被部下杨丑杀死，〈三国志·张杨传〉说：“其将杨丑，杀杨以应太祖”，后来“杨将眭固杀丑，将其众，欲北合袁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河内势力内部已经在为“袁曹两大势力中求生存”的问题打翻了天，要想生存下去，独立是不可能的，唯有选择袁曹其中之一去投靠。       而实际上张杨与袁绍和曹操都有交往，也都有矛盾，从〈三国志·张杨传〉记载看，杨丑杀张杨是为了“应太祖”，那么也就是说张杨起码是不会倾向曹操的，而眭固杀杨丑更明确的说是“北合袁绍”。既然张杨不可能选择投靠曹操，那么无论他独立还是投靠袁绍，曹操都是无机可趁的，河内迟早是袁绍的囊中物。但世间的事情就怕一个“巧”字，张杨死于建安三年十一月，杨丑是“倾向于曹操”，那么曹操在四年二月还军昌邑之前则杨丑还应该没有死，所以他暂时没有必要理会河内，而正是眭固在一到二月时杀杨丑才导致曹操在四年二月还军昌邑。      再看看曹操“三让事件”的发生时间-----四年二月，与还军昌邑的时间基本相当，恐怕不是什么巧合。      如果单凭“眭固是黑山贼的一分子”来判定杨丑不可能投奔袁绍就没有依据了。以前的出身并不影响现实利益，比如朱灵曾为袁绍将，但他偏偏就可以在“袁曹同盟”时公然投靠曹操，也就是说当政治和这些“乱世流氓”联系在一起时，还真的不能常理来衡量他们。      更何况此“眭固”是不是彼“眭固”还是个未知数，《后汉纪卷五十二》记载有“黑山、于毒、白绕、眭固等十馀万众人略东郡，王肱不能御。曹操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同时《曹瞒传》记载：在乌巢战斗时“斩督将眭元进、骑督韩莒子、吕威璜、赵叡等首，割得将军淳于仲简鼻”，这里的“眭元进”在《后汉书·校勘记〉里有注释：《後漢書卷七十四上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上》二四〇一頁七行　斬督將眭元進等　《集解》引惠棟說，謂「睢」當作「眭」，即眭固也。今據改。      这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眭固”，又或“前者为是，后者为非”，又或反之，我们都无从考证。      所以，在没有确凿证据推翻“北合袁绍”的记载时，我们还是姑且相信记载吧。      而在曹操进攻河内时，袁绍为什么不去救援？其实不是袁绍不想救，而是曹操事先派曹仁、史涣包抄到河内后方的犬城，击杀眭固，再包围河内，派董昭招降薛洪、繆尚。      （见《三国志·张杨传》：太祖遣史涣邀击，破之於犬城，斩固，尽收其众也。又见《三国志·董昭传》：杨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城守待绍救。太祖令昭单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举众降。以昭为冀州牧。”）      这次行动前后时间一月而已，此时袁绍主力在易京，根本来不及救援。而同时曹操也有更大的胃口---冀州，但他也没有想到袁绍会这么快回来。      如果我们认为“北合袁绍”的记载并不是为尊者讳，而是实事求是的记载，那对于官渡之战的一系列问题就顺理成章了。      建安四年四月，曹操奇袭控制河内后，与袁绍已经反脸，于是就出现那句“兼四州之地，众十馀万，将进军攻许”，而曹操回军敖仓，掌握了黄河西线，于是八月进黎阳，迫使袁绍将战斗地点放在黄河中线白马到官渡一线，九月留于禁屯白马，亲自回官渡，同时派臧霸率精兵入青州。      袁绍从黎阳进军白马，再屯原武，逼至官渡。如果从地地理上讲，杜氏津更适合做袁绍的补给站，袁绍也很想占有这个隶属于河内的地区，但是曹操根本没有给他机会。      见《三国志·于禁传》：“复与乐进等将步骑五千，击绍别营，从延津西南缘河至汲、获嘉二县，焚烧保聚三十馀屯，斩首获生各数千，降绍将何茂、王摩等二十馀人。太祖复使禁别将屯原武，击绍别营於杜氏津，破之。迁裨将军，后从还官渡。”      又见《三国志·乐进传》：“渡河攻获嘉，还，从击袁绍於官渡”。          而在此期间，曹操竟然主动出击袁绍于官渡之前。      见《三国志·曹操传》：“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      又见《三国志·袁绍传》：“太祖还官渡。......（袁绍）连营稍前，逼官渡，合战，太祖军不利，复壁”。      为什么曹操要在兵力处于劣势时，主动“合战”，原因就是为了吸引袁军主力到官渡，不让袁绍有机会占据背后的杜氏津，所以“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应该是说这个“合战”期间的事情，并不是曹操在官渡的全部兵力。所以《于禁传》说“后从还官渡”，正是“合战”之后，成功吸引袁军到官渡的前提下才有的。      已经很明显，整个官渡战役时，河内地区控制在曹操手中，曹操留魏种屯河内只是一个地方官，在魏种的协助下，真正保卫河内的还是屯敖仓的夏侯敦和战杜氏津的于禁，以及曹操主力的吸引。      另外，在官渡败后，之所以袁军大多数人没有逃走，正是因为袁绍仅仅控制了白马，没有控制背后的河内各渡口，所以当大败之后，大多数袁军来不及逃跑做了俘虏，最后被杀。      其实袁绍也有机会在黄河一线做文章，可惜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自己会失败，比如《三国志·程昱传》记载：“袁绍在黎阳，将南渡。时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闻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兵少，必轻易不来攻。若益昱兵，过则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两损其势。原公无疑！’太祖从之。绍闻昱兵少，果不往。”            综上所述，再联系曹操在白马和官渡地区早早的准备工作，就可以看出，控制河内地区是曹操“预谋已久”的，他在建安四年四月的渡河行动有两个目的：1。控制河内，掌握黄河西线防御；2。在占据河内后，偷袭冀州，所以曹操在曹仁等没有击杀眭固之前没有渡河（见《三国志·曹操传》：“交战，大破之，斩固。公遂济河，围射犬。”）只是由于公孙瓒的速败，导致第二个目的没有实现。      另外可以看出，袁曹双方率先动手翻脸的是曹操。各类史书记载中出现的那句：“兼四州之地，众十馀万，将进军攻许”还应该有个导火线：曹操四年四月渡河攻占河内之后意图偷袭冀州。————————————————      曹操之所以选择官渡作为决战地点是因为此地“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昌北、东之屏障”，曹操选择此地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凭借汴水作为依托抵挡袁绍。     而袁绍为什么把主力投入在这里不去别处？首先是袁绍本身好大喜功，骄傲轻敌，看看程昱的情况，看看沮授的劝谏就可以明白（太祖还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战，北利在於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    其次就是曹操的外因，曹操控制河内，袁绍根本不夺取河内根本不可能从西线全面进攻司隶，又因为臧霸在青州的牵制，曹操主力集结在官渡到白马一线，以袁绍的实力和性格自然而然的会选择寻求与曹操主力决战，所以说曹操是在牵着袁绍的鼻子走。    虽然根本原因出在袁绍身上，但曹操的战略战术的作用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