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其人并没有历史传记之类的文献记载，但是一部惶惶巨著《水浒传》已经足以让人们缅怀和寻找他的足迹了。        世纪五十年代的研究证明施耐庵确有其人，公元1296年生于生于苏州城外施家巷，名彦端，字子安，后来号耐庵。公元1331年，和著名的明朝功勋刘伯温同榜中了进士，而且两家友谊非同一般。公元1330年，途经梁山，在当地做了考察。        后来他避乱隐居，以便完成《水浒传》，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常遇春攻破了平江。朱元璋派人寻找施耐庵。施耐庵不就。施耐庵唯恐朱元璋再来征召，便到白驹场西边18里自己的庄田上，按苏州阊门外故居的格局，建了房院，迁来此地。《水浒传》成书后，一度遭禁，这都是后话。        书归正传，说水浒英雄的结局，主要是说征方腊之后，仍然留京的官员结局：        书中明文记载：        现在朝觐正偏将佐二十七员：　　　　正将一十二员：　　　　　　　宋江　　卢俊义　　吴用　　关胜　　呼廷灼　　　　　　　花荣　　柴进　　　李应　　朱仝　　戴宗　　　　　　　李逵　　阮小七　　　　偏将一十五员：　　　　　　　朱武　　黄信　　孙立　　樊瑞　　凌振　　　　　　　裴宣　　蒋敬　　杜兴　　宋清　　邹润　　　　　　　蔡庆　　杨林　　穆春　　孙新　　顾大嫂        这些人中，真正“为国效力”到最后的有关胜，呼延灼，象乐和等有“一技之长”的当然不愁皇家不要。盛下的不是大多也是辞官不做。那么，宋江受招安的初衷也就成了笑话，成了悲剧。因为剩下那几个都是被害死的。        宋江，军师吴用，副头领卢俊义，最忠实的走狗李逵，最亲密的飞鹰花荣，没有一个不玩完的。        这就是说，曾经为大将的，如关胜，呼延灼等，朝廷照用不误，而作为“根红苗正”的，如阮小七等，则大多受不了那窝囊气，弃官不做。而对“罪魁祸首”，统治阶级是丝毫不会手软的。        这就象黄巢起义要求投降一样，根本不会有好结果。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施耐庵是彻底看透了统治阶级的嘴脸。而在对人际关系的把握，对人物性格对生命的影响上，他都堪承大师级的人物。        这里说明一点，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作者在当时都很难算文化界的佼佼者，最多是小有名气，当时真正称“巨匠”的，不是入朝为官，就是在王府相府中工作，根本不会写这些违禁小说。而罗贯中和施耐庵是不是有师徒关系，则更是争议颇多。        那么也就是说，是乱世丰富的阅历和对人情世故的熟谙，才能写出类似“武松”，“李逵”“林冲”等鲜活形象。而在对故事框架的把握上，《水浒传》对比《三国演义》是要高出一筹。不可否认，罗贯中在对“计谋权变和宏观把握”上堪称大师，但是在对深入人性这一方面，他不如施耐庵。当然，这和故事时间跨度以及选材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我们仔细看四大名著，其实人物刻画最肤浅的就是《三国演义》，当然这是相对而言。        其实水浒传作为“贼”记述，已经比较成功了。施耐庵对于人与人关系的把握上，仅次于曹雪芹（大家表拍我，我其实没资格对大师们品头论足，只是我个人感受，我辜妄数之，您辜妄听之。），这决定他些这类作品肯定非同凡响。比如李逵与宋江，吴用与宋江的微妙关系。又比如卢俊义在梁山的地位等问题。燕青临走之前为什么单找卢俊义？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在梁山中其实也是有“小山头”的。        我个人感觉施耐庵更向往和推崇隐居的生活。燕青的潇洒，李俊的自在，这才是“贼”的归宿。        而最后一回对宋徽宗的袒护，不知道是理想，是曲笔，或者是局限？        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不过是南柯一梦，小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