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我所作的辩论都是围绕着子龙在桂阳事件上不受责任而发，并且引用了最具类比性的王瓒绪事件．至于这段：如果王逃的成功，错就大点，如果伟人们没有监视并上报，使有关部门及时监控相机行动的时间，那就是错误！如已上报其动向，已有有关单位接手就没错了。功是功，过是过，只不过那些伟人功很大而已，但如真的对老王动向不闻不问不上报，就是在某些能力上有问题！你李道兄分明就是托词，王瓒绪在受降后一直处于自由的状态，也不主动接受新政府的工作安排，所以才有机会从成都一路开溜到深圳，你说我们伟人某些能力也有问题，这样的定性怎么听也有些托大，无论你我都没这个资格定论．第二点“不要老说老调，关键要指出做为一郡守该不该控制住这种问题，老调最多腻人，但你总得说出点象样的东西来证赵的水平．”我所指的老调是指你坚持认为赵云有责任管住赵范，管不住就是政治能力有问题．这样的论调本身听来就是片面，政治能力是个很广泛的定义，从以后的谏分田、东征、分赏冬赐都可以看出赵的政治眼光，这也是能力的一种体现。再者，桂阳太守是赵的过渡职位，当年打下南京，军神也充过南京军管主任，你能强调他在南京的政绩如何如何？总之，桂阳事件不能作为赵云政治能力衡量的准绳，如果辩论也当围绕这个基本点而发，诸葛亮说蒋琬非百里之才，所以做不得地方官，而有些人胜任郡守，一入中央却未必有作为，客观上论这两种人都具备政治能力，只是体现方式不同。我无意将赵云在蜀群体里拔高位置，但对道兄的“桂阳论”无法认同，既然论证其不受责，牵扯政绩已经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