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诸葛亮》是这样记载的：    亮躬耕垄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於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唯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由此可见，诸葛亮时常吟诵着故乡的古老歌谣《梁父吟》。歌词说：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治子；    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大概意思为：走出城门，遥望南边的荡阴里；里中有三座坟，高高隆起，形状相似；要问这是谁家的坟？那是齐国勇士田开疆、古治子和公孙接的坟（由于五言句的限制，所以只举前两个豪杰的名字）；这三勇士有力拔南山、剑断地纪的本领；有一天，三勇士被谗言所惑，为争夺二桃而相互残杀至死；是谁策划这一阴谋？是齐国宰相晏子。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典故“二桃杀三士”。《晏子春秋》中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事情是这样的：    春秋时期，齐王景公手下有三位豪杰。他们是田开疆、古治子和公孙接。三人都是骁勇绝伦的好汉，平日旁若无人。宰相晏子担心三合力，有危齐国，便与景公合谋，在三人都在场时，下赐二个桃子。说：“你们当中，谁人认为自己有功劳，就吃这个桃子，不用客气！”三豪杰骄傲自负，晏子企图利用他们的这一弱点，挑动他们决斗。名闻遐迩的打虎英雄公孙接虽也意识到是晏子施的离间计，但为了顾全面子，就迅速地抢了其中一个。接着，统率三军、立过战功的田开疆夺走另一个。古治子什么也没得到,他见状，不田得怒从心中起，说：“我随主君渡黄河时，虽不会游泳，但还是潜入水中，捕杀大龟，人们都赞我为河伯（河神），我最有资格获得桃子，而你们却抢先夺取桃子，太不像话了，快快把桃子还与我！”说罢，拔剑出鞘。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先抢到桃子的两位豪杰听了古治子的话，自觉惭愧，他们责备自己：“我们勇不及古治子，却抢了桃子。现若不让出桃子，将被认为是贪欲。现若不死，是没有勇气的表现！”于是，二人归还桃子后，便自刃而死。古治子在一旁茫然望着这一情景，十分惭愧地说：“二子死之，治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死，无勇。”他没接桃子，也拔刀自尽。景公以士礼厚葬这三位豪杰。    对该事件的评价，诸葛亮吟诵的《梁父吟》与《晏子春秋》的记述之间，有明显的差别。《梁父吟》是站在与政治、国家命运无直接关系的民众立场上来叙述这一事件的。而《晏子春秋》则是掌管一国命运、对政治动向负有责任的宰相立场来看待这一事件的。换言之《梁父吟》反映了民众对晏子奸计、惨遭不幸的三勇士的无限的同情心。《晏子春秋》则相反，它写的是三勇士居功自傲，旁若无人。宰相晏子担心三人有朝一日将给齐国带来灾难，便设二桃计，迅速消除隐患，保证国家安泰。三豪杰不除国不安。    大多人都认为，诸葛亮好吟《梁父吟》，是与歌谣内容本身无关，而因为他十思念故乡，因而也就特别喜欢吟咏故乡的歌谣了。不过亦有可能是由于三豪杰的不幸遭遇，打动了诸葛亮的心。但除此外，还另有缘故。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司马迁的《史记》认为，晏子是刚直厚义的国士。这是有代表性的评价之一。记载晏子传记的《史记-晏子列传》说：    晏平仲，名婴，莱（今山东省）这夷维人。仕于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勤奋而为齐人景仰。身为宰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上朝时，君主下问，大胆直言，君主不问，主动谏言。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抗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传记的最后，司马迁加了一段“太史公曰”：“君主被杀，晏子当着逆贼的面，伏在齐庄公尸体上痛哭，葬礼结束后，便拂袖而去。这不正是‘见义不为无勇’吗？不看君主的眼色行事，大胆直谏言，这不正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表现吗？”司马迁甚至还说：“若晏子尚健在的话。我愿替他执马鞭。”《史记》中，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无数，但很少有象晏子那样，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司马迁言论很能代表当时知识分子对晏的看法。    东汉时期，《史记》已被世人广泛阅读，从东汉之后的三国六朝时代，《史记》成了知识分子必读之书，诸葛亮既然常常“自比管仲、乐毅”，那么他肯定读过《史记》，对于晏子如此名人不可能不了解，司马迁如此高度评价晏子，甚至愿作他的马车夫，无疑会给诸葛亮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可见，诸葛亮喜爱《梁父吟》，不仅是因为三这豪杰的不幸遭遇打动了诸葛亮的心，诸葛亮对监察院子策划“二桃杀三士”的高超智慧，肯定是深有感触。也更切身体会到在乱世中求生的艰难。   以上个人见解，不作实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