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吕思勉先生所著之通史（《吕著通史》），曾记得先生讲过一个观点，认为王允与吕布合谋诛董卓后，没有能够安抚李傕等属董卓旧部的凉州兵将，而置其于不得不反的地步，遂致京师（长安）变乱，朝廷失去其仅存的一点基础与威望。山东各路诸侯才有了割据的可能，并导致以后社会政治长时间失序。而王允在其中，虽诛董卓有功，而不能根据情势采取果断措施，而导致变乱发生，过亦大矣。笛子兹援引史实，引申这一论述。《后汉书·王允传》载：允初议赦卓部曲，吕布亦数劝之。既而疑曰：“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吕布又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而素轻布，以□客遇之。布亦负其功劳，多自夸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关东)*，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觽，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更相谓曰：“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并尚从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卓部曲将李傕、郭汜等先将兵在关东，因不自安，遂合谋为乱，攻围长安。董卓率凉州兵进京，他自然是有政治野心的，但其时基本上还没有产生要推翻汉朝或削弱中央政权的念头。其属下兵将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但西凉之地，由于远离中原而与羌族等民族杂居，凉州兵受中原礼法观念影响较小，兵将对汉朝没有多少忠义的观念，他们的行动主要受求生及物质方面的动机影响。再加上，东汉后期，对西北的羌族在经济政治上剥削压制，羌人对汉朝有相当的不满，而凉州兵中有不少羌人。而这样一批对朝廷并不十分忠诚的军队进入京师，对朝廷绝对是非常危险的。此时，董卓被诛，凉州兵不会象中原士大夫那样去想董卓是否是汉贼该杀，他们只会因为自己的统帅被杀而惴惴不安，担心朝廷也会拿他们问罪，因为他们不太了解那个代表中原汉人的朝廷会如何对待他们，因此，这时他们是急需安抚的。而此时王允不仅没有在政治上拿出安抚他们的措施，还提出罢兵的建议。本来如果实行安抚，很快就可以收服这些凉州兵的，朝廷力量可以得到增强。由于凉州兵并不完全忠于朝廷，从长远讲，解散他们也是可行之策。但即使一个正确的做法，如果时机不对，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此时凉州兵本来心里就不安，罢兵意味着解除他们的武装，他们当然会认为这是朝廷要解决他们的第一个步骤，自然会加深他们的恐惧和不安。被置于死地的凉州兵必然选择反叛。而此时董卓刚刚把朝廷从洛阳迁到长安，朝廷在长安根基不牢，有没有多少可依恃的军队，凉州兵的反叛便取得成功。凉州兵在长安反叛造成了两个恶果：从长安的情况讲，凉州兵将文化素质低，取得政权后根本不从长远考虑。本来如果是有政治头脑的人，可能会尽力维持并利用东汉朝廷；但现在这些没有政治野心的凉州兵将只会图眼前享乐，并且还由于分赃不均互相攻杀，使关中百姓蒙难。但更重要的恶果是导致长安的中央朝廷失去了仅有的威望，因为朝廷现在被不忠于也并不想维持这个朝廷的凉州兵控制，其他诸侯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可以不再理会朝廷而去追逐自己的利益。曹操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如果没有我的话，不知会有多少人想要做皇帝。本来若有一个合法的皇帝在，很少有人会产生做皇帝的想法，但当皇权失去合法性，每个人的欲望也便被点燃了，这是天下进入动 乱的一个最重要的心理因素。而王允的言行正体现和代表了当时典型的士大夫心理及形象。《后汉书·王允传》载：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髃下不甚附之。……城陷，吕布奔走。布驻马青琐门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王允这样的士大夫对待凉州兵将基本是欺软怕硬，董卓兵势盛时，“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消灭董卓以后，轻视凉州兵，不愿费心招抚他们，这不是王允能力或个性上有什么不足，而是反映了当时士大夫普遍的心理。及至最后局面不可收拾，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宁愿以死相徇，而决不苟且偷生。王允个人值得悲叹，因为这代表了东汉士大夫政治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