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对方士态度之根源探讨    曹孟徳兄弟在《曹操是无神论者》一文中指出：    其实早在曹操入仕之初，就表现出其对鬼神的不屑。    曹操东征西讨，……降服了在当时影响力极大的五斗米教教主张鲁。一支支号称被所谓“神力”武装起来的强大力量，被“任天下之智力”的曹操逐个歼灭瓦解，可以说：早期道教的两大派别——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都臣服于曹操的脚下。而当时佛教尚未普及，全天下除了道教的这两支大的流派基本上没有其他信仰（影响小的这里忽略），所以，他做为天下信仰的主宰者，早已超脱于众神之上，自己肯定不会再信鬼神之事，也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些信神之人，这从曹植所言及的“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可见端倪。    那么他和这些方技之人的关系又如何呢？我觉得他和方士和道士之间的关系可以一语概括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曹操对道教以及在当时有名的道士、方士采取了清剿与利用，限制加改造相结合的政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泛招致网罗各种有社会影响的方士、道士，置于自己的身旁，以便于随时监视看管，以防作乱。曹操的目的，不在于利用这些方士道士为其延年益寿服务，并不相信神仙之说，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把他们招集起来“聚而禁止”，以防这些人聚众造反。其所采取的手法，即凡是俯首贴耳听其支配者，就加以优抚善待。对于敢于反抗他的人，则毫不留情。    太师对于相关史实之论述已颇详备，笛子基本赞成，并接着这一话题探讨一下曹操为何如此对待这些方士及相关问题。    首先，我们要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以西方“有神论”、“无神论”来辨析并不是十分准确。汉代盛行阴阳五行灾异之说，但并不是西方“有神论”，张角利用道教的变异形式发动黄巾起义，是借用了天命论与灾异说相结合的民间信仰。因此，太师说“全天下除了道教的这两支大的流派基本上没有其他信仰（影响小的这里忽略）”，是不准确的，并不是只有宗教才构成信仰，天师道不过是汉代民间信仰的一个变种而已。    由于天师道只是汉代民间信仰的一个变种，因此它在思想理论上并不是一种新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只是旧的思想体系内部固有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而在东汉末年，当时统治危机已经是全面危机，也就是说，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而且在人们内心深出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方面，原来董仲舒等人所构建的一套思想体系已无法维系人心，价值体系开始崩溃，时代呼唤一种新的思想出现。黄巾起义没有提出新的思想建设，所以相对于朝廷无法建立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这也是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所谓方士之流，基本都是汉代原有天命论-灾异说的遗留与变异。在正是在黄巾起义中，曹操看到了这一残留的民间信仰虽然无法作为新政权的基础，但其力量依然强大不可忽视。    曹操基本上施行的是法家刑名之术，并与道术结合，冲破汉朝的士大夫政治及礼法思想体系，欲“任天下之智力”，建立一个新政权。曹操在思想方面，并没有建立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但他自觉地摆脱已经腐朽的汉代原有思想体系，其立意与效果主要在“破”而不在“立”。后来的魏晋玄学承袭了曹操的方向，在思想史上完成了对汉代礼法体系的“破”。    正因为曹操看到了方士所代表的民间信仰的力量，所以他重视而不是放任他们，所以要广泛招致网罗各种有社会影响的方士、道士，置于自己的身旁，以便于随时监视看管，而将其任命为自己的官吏，也利于借用民间信仰收服人心；另一方面，曹操利用他们，却并不想倚靠他们，因此，方士们从未成为曹操的主要谋士，也未能实质参与新政权的建立工作。    曹操对方士恩威并施，就是要借用他们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力量，使民间力量纳入到自己建立新政权的方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