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说正史。颜良、文丑是何人所杀?《三国志》有三处说明:一是指张辽、关羽出阵杀之;二是制徐晃跟从张辽、关羽去杀敌,颜良被杀;三是关羽所杀。《三国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一传有所载的,别传就不重复记录,避免了前后矛盾(出自浙江古籍出版社《三国志》一书序言)。也就是说,陈寿写《三国志》时,在尽量回避重复叙事的史书通病,因为中国的史书多是纪传体,而非编年体,因此,如果一个历史事件是由几个人参与完成的,那么这事件就会出现在几个人的传中,由于编史浩繁,因此难免出现矛盾之处,而编年体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是按年份叙事的,不在乎为某人单独立传。陈寿的《三国志》避免了这一问题,也是其被后人称为“良史之才”,而将《三国志》列为前四史的原因。颜良到底是谁杀的!当然是关羽。1、前文说的张辽、徐晃等都参与了,但惟独关羽的名字重复出现。2、张、徐、关出阵斩颜良和关羽斩颜良均出自陈寿笔下,而陈寿在关羽传时才大张旗鼓的描写了这一事件细节,可见他老人家心中有数,所以下笔有言。3、《资治通鉴*卷六三》也如实记录了关羽斩颜良的历史,和陈本《三国志》同。4、裴松之引《傅子》也说道: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5、历史公认,无论是流传在民间的传说、《三国志评话》还是最著名的《三国演义》都是如此,和历史记载无太大出入。因此,斩颜良确实是关羽一人所为,张辽、徐晃等是参与了整个白马战役的,而并非三人一齐上去砍死颜良。而从各种史书看,关羽斩颜良也确实是单枪匹马杀入十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这没有疑问!历史上的颜良是无用之辈吗?否!《三国志*魏书十》载:孔融谓(荀)彧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在这里,历史上著名的“臭嘴”孔融也是夸了颜良文丑一把。而接下来荀彧也肯定了颜良的武力水平,只不过是损了一把而已,他说:“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这二位一正一反,虽在争辩袁绍是否强大,不可战胜,但归到颜良身上,都不约而同的说出:“颜良是猛将”!因此正史载关羽杀颜良纯粹是单挑而胜,胜在气势,足可光耀史书。而《三国志》也肯定了颜良的“武士之死”《魏书十》曰:颜良、文丑临阵授首。我在抄录一遍史书来体会关羽杀颜良的气壮山河之势:《三国志*蜀书六》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於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关羽之所以为曹操派系的郭嘉、程昱称为“万人敌”,难道与此战无关乎?而张辽、徐晃二人未有此评也。说到《三国演义》,其实罗贯中为了增加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和矛盾冲突性,故意加了颜良想问话等情节,反倒弱化了关羽斩颜良的神勇表现,而罗老爷子是想美化关羽的,但实际是——实在是有点弄巧成拙。不过,即便如此,还是从侧面描写了关羽的神勇!看——战前,罗贯中老爷子拿宋宪、魏续的人头来为关羽的登场做铺垫,他老人家还幽默了一把,用曹操的乌鸦嘴来夸这二位赶去送死的倒霉蛋——曹操骇然,回顾吕布旧将宋宪曰:“吾闻汝乃吕布部下猛将,今可与颜良一战。”这说明了宋宪等不是菜鸟,可是宋宪享受阵前阳光不过三回合就送了命,魏续更惨。颜良能轻松杀二人在读者面前已然树立了高人的形象,而随后出场的关羽又杀了颜良则让读者惊叹关羽乃是高人中的高人,这是文学大匠的功力。宋宪领诺直出阵前时,颜良并未问其名姓,而是“见宋宪马至,良大喝一声,纵马来迎”。杀了宋宪后,曹操又夸颜良是“真勇将也!”,MQ窃以为,乌鸦嘴夸谁谁倒霉!夸了颜良,颜良利马完蛋!赤壁之战后,曹乌鸦也骂周瑜无谋、诸葛少智,夸如果是自己用兵,则这儿埋一支,那儿伏一队,让自己兵马统统完蛋等等,乌鸦还不停的笑,可结果夸一回出一回笑话,夸两回出一双,所以MQ说他是乌鸦嘴。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宋宪出马时,颜良不问姓名,魏续出马颜良“更不打话,交马一合,照头一刀,劈魏续于马下”。为何独独关羽出马,颜良的话就多了呢?盖因关羽气势通天,勾得颜良想了解这位爷是神是人。只见那——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山来,凤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彼阵。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河北兵将大惊,不战自乱。颜良想问什么?罗贯中没写,MQ想,无外乎三句:1、来将何人!(这是嘴硬的人说的,话多一点的主就加一句,某刀下不斩无名小辈!)2、您老贵庚?明日再战,可否?(这是被关羽冲下来的气势震住了的人说的)3、大爷您手段高,某投降,可以吗?(这是彻底放弃抵抗的人说的)但归根到底一句话,颜良此时,心理已经输了一阵。罗贯中没写,MQ瞎琢磨的。呵呵……。至于有网友会说,颜良是否会问:“你是关羽吗?你大哥现正在袁绍大人帐内,要不移步帐内一叙?!喝杯茶,吃点点心?”但不可能!因为此时袁绍处无一人知道关羽在曹操手下,即便是刘备也不知道,所以颜良根本不会问这傻问题,其后被斩,大伙怀疑是关羽所为,才稍微有点眉目,所以文丑上阵或许会问,但这与问题无关了。因此,颜良问不问话,都是死,因为古语说得好——狭路相逢勇者胜!颜良其实在心理上已经输了,至于马快等等,那是锦上添花,而非决定因素,若一味强调马快,则有点本末倒置了,马再快也快不过子弹,最终还是个畜生在跑啊。因此,MQ说关公斩颜良,胜在气势!气势就是——杀气!勇气!霸气!男人没这点精气神,那还是大老爷们儿吗?!您把武大郎扶上赤兔马,配上青龙刀,丫也是没啥气势可言的,颜良也不会想去问问题。所以说关羽胜在气势上,而这也是武将的必备素质!诸位江南子弟以为如何?呵呵……玩笑了。所以,以《三国演义》论,关羽实在是超一流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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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淮南三叛时军队数量问题。巴西马忠先生质疑此证据的论据是相对抽象的,因为先生没有拿出其它数据表明三叛时军队数量,而是用对比手法,即以二叛毌丘俭5、6万人对比三叛诸葛诞的10万得出反对意见,也很好啊!真心佩服巴西先生的能力。不过,在解释对比数差这一点的质疑上,MQ要从毌丘俭与诸葛诞的家族谈起。其实不能简单的看待这两个史料提供的表面数据,深层次看:跟随两人反叛的“义军”数量的差距实际是两人门阀高低以及叛军组成部分的差距。门阀制度的形成与完善,这是魏晋历史主要特征之一。所谓门阀是世袭士族地主的通称,史书记载的名称非常杂,有按门第命名的“高门”、“旧门”;有以其身份命名的“膏腴”、“华裔”、;……还有就是以家学为特征命名的“儒宗”、“士流”等等。而庶族地主则被称为“细族”、“寒门”,在乡里有权势和宗族势力的为“豪强”、“豪右”等等。由于地主特权阶级的产生,他们开始累世积攒家业,发展自身,并且拥有私人武装。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曾说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与罗马帝国最后阶段的情况很相似。他说:“大地主们也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与非法手段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以及政府税吏,寻求当地大地主的庇护,成为实际上的农奴。大的家族把庄园改变为要塞,实际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所以贸易相应地衰落,城市相应地缩小。”而M.洛伊纽约写的,普特南出版社1968年版的《中国早期帝国中的日常生活》也描述了魏晋时期豪强地主的生活,其中有描写是:富人们家住的高楼,房屋梁掾交错,雕刻精美……富人们还有许多娱乐……,演奏不再限于民间节日这样的特殊场合。富人家这时还拥有配备铃鼓的五人乐队和家庭歌唱队。……为了维护庄园的秩序,保证他们的财产不受侵犯,富人们还训练农奴,武装起来抵抗来自外面世界的威胁。这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他们是根据中华本土以及流失海外的历史资料翻译后编写出来的,再经过翻译国人读起来似乎有点不习惯,不过这只是称谓上的习惯问题,不妨碍问题实质,呵呵……。那么我们再以国人眼光看历史,把三国时期魏国境内的门阀大族一个个数,如袁氏、杨氏、孔氏、荀氏等大世家真是举不胜举,他们的生活情景何尝不是老外所写呢?而诸葛氏则也是当时大族之一。说来有趣,真正代表当时正宗诸葛世家的不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包括诸葛瑾、恪)那一支,而正是淮南三叛的诸葛诞。诸葛诞是西汉名臣诸葛丰的后人,而诸葛丰是以通达经学,刚直不阿闻名,从诸葛丰开始,以“布衣”而起,历代官宦之家,为山东琅邪望族。而毌丘俭的家底则远不能与诸葛诞相提并论,其值得夸耀的祖上仅上溯其父毌丘兴,起于曹操时的安定太守,治理西羌之地,曹丕篡汉后定为武威太守,后拜了高阳乡侯。毌丘俭是世袭父爵。在魏晋重视门阀的年代,祖上名望的差距导致了个人号召力的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可见二人战败后的遭遇。兵败后,毌丘俭“左右人兵稍弃俭去”最后只剩毌丘俭、小弟秀及孙子重三人藏在水边草丛中,最后还是被一个都尉的部民射杀。而诸葛诞则大大不同,为其而死的那300人是一个个过堂,砍一个问一个“降不降?”,结果杀光了,无一人降,而且都说:为诸葛公死,无憾!时人称诸葛诞为田横。这既表明两位“叛乱者”对待士卒部曲方面的好坏,也反映了两位声望上的优劣。既然号召力以及门阀高低决定了二者差异,自然响应他们叛乱的人数有不同,这是原因之一。其次还有,毌丘、诸葛两人当时的名望也有很大差距。诸葛诞在京都时与正始名流(注5)夏侯玄、何晏等相交甚厚,号称“四聪、八达”之一,声名天下闻。【注5】正始名士足可另开一篇,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都享有重名,曰正始文学或正始玄学,下启竹林七贤以及南北朝清谈、儒、道、释三教调和等,MQ曾做专文《正始悲歌》。而何晏等是一代学门宗师(抛开“成王败寇”的政治因素不谈),当时名声非常之大,详细可从夏侯玄之死窥得一二。而毌丘俭一直在北方幽州一带打仗,不能象正始名流那样名动天下,所以同为镇东将军,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这是毌丘俭叛乱前不能比的。贾充曾对司马昭说过:“诞在扬州,有威名,民望所归。”这是两人个人魅力的差距,是其二。接下来,就比两人准备工作上的差距。毌丘俭是河东人,做过幽州刺史,曾作为副将跟随司马懿平定辽东,还攻打过朝鲜。一直活跃在北方。当他反叛后,要挟的将士家属都在魏国境内郡县,并未跟到淮南。而他从豫州调到扬州,到安排起事的时间不过1年多,他在淮南的基础不算牢固。《魏书*卷13》记载,叛乱后,王肃以吕蒙袭关羽的战法献计司马师说:“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果然,战事一开,淮南将士因为家属都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只有淮南新附的农民为之所用,这就是人数差距所在。而诸葛诞在淮南叛乱的硬件环境要比毌丘俭高出许多。他进封高平侯,督扬州,在淮南“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这就是诸葛诞私自招收部曲,而且数量不少。他还上表请求保留10万兵马守寿春,又要求临淮河筑城来防备寇患,想拥兵自重。而且在毌丘俭叛乱前,诸葛诞便早已“久在淮南。”,种种叛乱工作要好于毌丘俭,所以他叛乱时,得4、5万不在话下。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数量差距是:诸葛诞征调了曹魏的屯田兵,而毌丘俭仅调动了本军和下辖别县的驻军。屯田推动了曹魏水利建设,反过来,水利设施的逐渐完善也拉动了屯田规模与产出。曹魏最著名的几大水利工程基本集中在江淮地区,曹操时刘馥在合肥一带兴建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等,正始四年(243年)又在淮水开凿淮阳、百尺二渠,于是有大量水稻种植于中国北方,恢复了遭破坏的农业生产,充实了曹魏军粮。之所以将江淮作为军屯重点,是因为其水稻田产量常三倍于其它屯田(《魏书*卷28》),所以朝廷在淮南驻扎有大量屯田兵,他们的任务就是生产军粮,“且佃且守”(注6)。因此史书说诸葛诞“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馀万官兵”是完全有可能的。【注6】《晋书·食货志》载正始四年淮南屯田,恰巧也是开凿淮阳渠等的时间,前面说过水利设施的完善和屯田规模的增加是互为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淮南当时兵屯之胜。另,淮南屯田编制为营,一营六十人,由于是魏吴交界处,所以基本全是兵屯田,一边耕作,一边防御边患。至于史书记载的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注7)也不用怀疑,前面提到诸葛诞久在淮南,深得民望,他的治所就在扬州。这四五万是诸葛诞“附”来的,而毌丘俭的四五万叛军是“迫胁”来的,这也和二人门阀高低与个人名望有关,前文已说。【注7】后东吴派文钦等率兵三万来策应诸葛诞的反叛。因为这不涉及曹魏兵马数,所以不罗列进去,但有这3万加诸葛诞的15万“叛军”,足以引起曹魏朝廷的警惕和担心,司马昭调动26万政府军,并且劫持太后和皇帝前往也就是逻辑上的必然,这只是侧引,所以以注解的方式带过。综上所述,诸葛诞与毌丘俭的叛乱数字相差其实关键是屯田兵的数字差距,毌丘俭胁持的淮南兵五六万与诸葛诞新附的扬州兵四五万,在人数上没有大的差距,但诸葛诞凭借自己的名声与祖上的名望,调动了屯田兵10万多,这就是差距的核心。而士家也好、屯田兵也罢,都是曹魏的兵力(注8),所以单纯分析作战兵马时,不能忽略潜在的、庞大的的屯田兵与兵户数,这就是我上面说冀州30万随时可上战场的原因。【注8】曹魏屯田制分两种,一种为兵屯田,当时称之为“屯兵”、“田卒”或“佃兵”;另一种为民屯田,称为“屯田部民”、“屯田客”兵屯田对象就是军队,随时要参战,而民屯田除缴纳收获物和地租外,也有一定的兵役和徭役负担。例如公元210~211年,曹魏蕲春典农谢奇屯田于皖,曾率其屯田民组成的“部伍”同吕蒙作战(吴书·卷9)等等,不一一列举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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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楚云先生《隆中对》一文认为隆中对两处不妥,第一是荆襄的问题,第二是据蜀的问题。 莫先生在第一点问题上指出关羽守荆州是人选上的失误,我看未必。南荆州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北面是长江,固为天堑,但由于北岸南郡在关羽手中,以攻论,北伐中原可为跳板;以守论,却是无险可守,且背横大江,东为千里无人的云梦泽和洞庭湖水系,实为孤城,兵法谓之“死地”东南方向自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刘和谈时就以湘水为界,刘备把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割让给了孙权,也就是说,南荆州局势,关羽军团只占有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和孙权是一半对一半,而且由于孙权的三郡已经逼迫到蜀汉荆州军团的门口,若发动突然袭击可以说旦夕可下江陵,事实上吕蒙也是这么做的。尽管莫先生提到:“若‘关羽得志,吴必不喜’,孙权不会看着刘备坐大而不闻不问”,但我以为这么说有些后知后觉。刘备在割让三郡给孙权后,充分表明了一种对联盟的信任,我们查阅地图,整个孙刘集团的南荆州疆域,独有南郡处江北,而当初刘备仅向周瑜借南郡一郡而已,其他诸郡实是刘、关、张、诸葛一一拼下来的,215年的和谈时却将江夏等三郡割让,实在是有点连本带息一并归还的感觉,甚至是有点丧权辱国的意味,因为当时刘备要腾出手来对付曹操发起的大规模的汉中战役。这和康熙帝签订略有亏本的《尼布楚条约》而腾出手来对付准格尔的道理一样。所以刘备并未意识到孙权有“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德行,而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更不可能预料到会有如此复杂的关系,因为当初这位二十七岁的小伙子只是想到拿下完整的刘表之荆州,而非曹、刘、孙三家资源共享的“网上邻居”之荆州。而刘备之所以咬住悬于江北的孤城南郡不放,而甘心失去湘江以东、长江以南的三郡,实在是把北伐曹魏作为第一要务,而以湘江为界不准备东渡攻吴的姿态(至少是在北伐大业未成的情况下),是一种信任的、坦诚而且有所退让的外交,遗憾的是孙权没有接受这一示好、示弱的外交举动,而阳奉阴违地策划更大规模的违约行动。同时,刘备的割让行为让关羽的防守从一面变为二面甚至三面,因为云梦泽以及洞庭湖的缓冲地带已经不复存在。但事实证明,即便如此,无论是雄才大略的鲁肃还是老谋深算的吕蒙,在关羽坐镇荆州时,他们根本无法越雷池半步,孙权评鲁肃时也曾借此云鲁肃一短,东吴只是在关羽出兵北伐,荆州空虚后才得以白衣渡江。或许有朋友会以为,那是以前鲁肃和吕蒙没有进攻而已,但我想举个足球的例子来说明,巴西足球队和阿根廷队交锋时,他们敢随随便便压过半场玩花活吗?而当巴西和中国队踢时恐怕就敢采取全线压迫式打法了,估计三条线过半场,而且有进球机会时还要考虑动作要漂亮等等,中国的九蛋世界杯便是活证。同理,如果关羽没有足够的威名和能力以及准备安排,黄鹤楼上看风景的鲁肃说不定早就给刘备来个一锅端了。所以说诸葛亮在隆中对的荆州问题上没有明显失误,因为他不能预料到日后盘根错节的局面,毕竟隆中对只是有一定实效性和前瞻性的宏观建议,而非大包大揽的一揽子计划。这也不是一个二十几岁的“耕读汉”所能全面掌控的。至于关羽在日后的种种表现,涉及更广,非一篇两篇文章所能表明,况且那时的诸葛亮已经不能管那么多了,他作为一个军师将军,连法正胡乱杀人的事都不能出面干涉了,更遑论参与荆州的战略安排诸问题。莫先生说“荆州问题在战略决策上就有先天不足”,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前面已经说过,诸葛亮能预见的局势是刘备夺下刘表的荆州后之局势,非拖到赤壁之战后三家争衡的荆州局势,而三足分鼎荆州的局势已经部分脱离了隆中对理想运行轨道。而后来刘备、关羽所执行的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大方向朝着隆中对的路子走,实际操作则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一不小心栽了跟头是个大不幸,牵扯因素实在太多,不是隐居的卧龙所能明悉,而再反过来检讨隆中对时的子丑寅卯,似乎不妥。莫先生认为隆中对的第二个问题是据蜀的问题。先生认为进入巴蜀是入天牢,属于慢性自杀。后来的蜀汉政权基本上是坐困蜀中,不得不亡。我以为逻辑上稍有缺乏因果前后关系的嫌疑。如果有荆州偏师入中原向宛、洛这一个辅助进攻点在,按隆中对所说出再发一路正兵出秦川入关中,成钳式进攻掐死曹魏,同时让盟军孙权出淮南攻徐、青,那么这构想是伟大和充满浪漫色彩的。如果局面是这样,入蜀是大大的正确和必要!事实的失败其实是荆州丢失后的连带效应。对于刘蜀而言,丢失荆州是蜀汉灭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块倒塌的牌,至于说到坐困蜀中其实非刘备、诸葛亮所愿,实在是丢了荆州后的必然结局,刘备晚年曾想以枭雄之力打破东面出口,可青春年壮的陆逊一把大火毁了奋斗终身的刘备,蜀汉灭亡是天定一切了,使隆中对成为刘备与诸葛亮在南阳草堂中的南柯一梦而已。但单说隆中对的恢弘气魄,确实是千古少有,台湾陆军学院的教材讲到隆中对时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综上所言,我认为,隆中对是一个有伟大前瞻性和实践意义的宏观国策,而非一揽子详尽计划,里面有很多理想主义的色彩,难免会有些先天不足,但仍不失为一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政策纲领性的国策论。是一套完整统一全国的战略规划,其中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虽未竟全功,但仍可推崇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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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兄所言“全才”问题,我在楼下一文中已经说过了,因此不再重复。那么现在的问题集中起来便是用人问题。李兄说蜀能做到会用各种人才的人只有一个刘备!至于诸葛亮本身只是榜样作用,而人并没有得以发挥纠正缺点、取其长处的作用。其实我是不赞同的,诸葛亮在世时,魏延、杨仪虽势同水火,但并未刺刀见红。所有的悲剧全是发生在诸葛亮死后,如果说刘备会用人,怎会有黄元之乱、南中三郡之乱?所以,诸葛亮去世后发生的事情自然是不幸,但要把魏杨之争完全推到诸葛亮头上,恐怕不太合适。因为——魏延、杨仪都是有才干的人,都是军队中有威望的老干部,就算诸葛亮常训诫两人,但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能真听进去吗?如此诸葛亮怎么做?废掉其中一个?恐怕会有更多网友站出来职责诸葛亮不会用人了,况且以当时蜀汉的人才储备,根本就没法这么阔气。再说,诸葛亮在世时,此二人也没有真动刀枪啊?老丞相还是能压得住局面的,这一点孙权也说过。最终的悲剧结果是不幸的,其实也是必然的。因为杨仪和魏延的性格基本相同——恃才傲物!这就是诸葛亮不能把权力交给他们中任何一人的原因,而合适的人就是蒋琬,蒋琬非常大度,喜怒哀乐不挂在脸上,有领袖百官的素质,这可参见《蒋琬传》。而说到刘备用人,可惜,刘封、彭羕就是他老人家杀的,就算诸葛亮建议有重大作用,但按先生说刘备会用各色人才,他当也不至于杀掉吧,我不否认刘备会用人,但也不否认诸葛亮不会用人,要知道,三国中唯有蜀汉政权最稳定(内部结构),尤其是四英相在位时,曹魏就不用说了,整个就是一个失败!完全为他人做嫁衣,先生说曹操会用人,但曹操为何哭于禁之投降?为何又有司马懿的潜伏和辽东之叛乱?当然,我不会因为这几个曹操身后的反例来否定曹操不会用人,阿瞒还是不错的。至于孙吴政权,孙权一死,孙峻、诸葛恪等权臣杀来杀去,这就更不值一提了,因此事实证明,诸葛亮留给刘禅的一批老干部还是素质合格,作风过硬的。先生说“诸葛亮容不得违反他道德规范的人出现或是嚣张,他坚决以自己的标准去挑剔人才,所以他的部下无可避免的在“中庸”跟“俊杰”之间徘徊,最终纷纷靠向中庸。”恐怕不准确,诸葛亮的道德是封建道德的集大成,自然在封建社会堪为楷模,他的标准自然也就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选材道德标准,这就是忠,至于说到是否是中庸,实际就要考量蒋琬、费一、董允、姜维等人了,恐怕还要另辟专文讨论。至于先生说“贾诩一样的鬼才,司马懿一类的阴才,关羽一样的傲才,曹操一样的雄才,在诸葛亮执政期间是一个也没有”,我认为先生把标准拔得太高了,因为上述几位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连孙吴也没有,曹魏倒是有,可惜其中司马懿却把曹家、夏侯家连锅端,呵呵……不用也好。先生还说“世界上不是缺少人才,而是缺少能发现人才的眼睛!在这一点上,诸葛亮短视,只看见了姜维,也许他心里觉得这一个能顶人一百个吧……”这句话不错,泛标准的话语总是不错的。但先生还要考虑蒋琬、费一、董允,甚至邓芝、董阙、廖化(廖化等诸葛亮时期的兵油子帮助姜维,以五万对十六万的弱势对抗钟会于剑阁,几乎全国)他们倒更需要考量。先生的疑问:为什么刘封当时斗不过刘禅?为什么那时诸葛亮倾向刘禅?很显然,对于相父而言,亲生和假子当然偏向于亲生,放在现在的美国,恐怕老布什也会这样选择吧。说到彭羕,李兄说曹操手底下放着司马懿,尽管“狼视鹰顾,不可付于兵权”但还是因才致用!这就叫领袖艺术!后来阿丕(更正一下,应该是明帝)手段不够,就完了,可我们从结果反推,司马懿能一步步坐大,还不是在曹操手下一点点积累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曹操能转回世回阳,恐怕第一件事就是杀司马懿,而不是循循善诱的与虎谋皮,您说呢?第三个廖立时,先生举一、美国内战醉鬼格兰特二、微软底特律的两位软件奇才其实我认为先生的例子不准确,因为廖立是反对国家政策和先帝刘备,而且私下诋毁同僚!这不是两位软件奇才喜不喜欢底特律海边的问题,也不是格兰特喝不喝酒的问题,一个是小节,一个确是核心!我不妨反问先生,两位软件奇才如果对比尔盖茨说:“我压根就反对你继续开发Windouws和office,我认为应该搞别的软件”,你看比尔盖茨还找不找他!而格兰特对林肯说:“消灭南方奴隶制度是错误的”,你看林肯还找不找他,这不是喝酒和喜欢底特律风景的问题。而廖立却是反对刘备的国策和私下诋毁同僚,这已不是小节问题了。至于先生最后说“廖立的评判真的能够颠覆蜀国”,可另辟文章,因为继续围绕这话题会偏题。最后是李严,不想在这里说,他个人够另开一篇的了。(我同意)说到李严的犯罪轨迹,单说诸葛亮惯的也不对,如果诸葛亮不惯他,恐怕李严早就和他明着对抗了,两个顾命大丞过早内讧,无论谁胜谁败都是国家损失,这种例子实在太多,而诸葛亮一再忍让恰巧说明他在用才(或者是用李严的兵和其他价值)而暂不记其短。以上仅就事论事而已,言语不周处,先生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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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讲明,《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因此,曹家的将领、谋臣的事迹被记录得很多,卷达三十篇之多,几乎占去一半。而反观蜀书,才一十五篇,仅为半数,而吴书也好不到哪里。众所周知,蜀汉未置史官,因此材料很多缺损。举个例子。黄巾军起义,曹操是参加平乱的,《三国志》记录曹操在这一时期的生平事迹非常多,包括夏侯渊、曹仁等跟随曹操起家的大将,剿灭黄巾起义的事迹都比较全面详实。再看刘备,同样参与了平定黄巾起义的战役,由于陈寿资料有限,仅可怜二十余字便告结束——“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而关羽、张飞等人,虽从刘备起家,却半字不提,只是模糊得介绍说“先主於乡里合徒众,而(关)羽与张飞为之御侮。”这就是人同命不同的历史待遇。既然刘备讨伐黄巾军有功,关张从刘备起兵之日起便跟随左右,按道理说应有很多英勇表现才对,可惜,一字没有,请问,是否会影响大家对关羽的评价?刘备是马上皇帝,戎马一生,常身先士卒,但如果需要分兵,那么另一支军队必由关羽统帅。刘备是善于识人的,对关羽的委派,是长期战斗得出的经验,而众多当时、当事人物对于关羽的评价,或多或少能反应关羽在当时诸侯间、尤其是将领中的威望。但蜀书在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苍白了。东汉某年,社会上非常流行评品当时人杰。郭嘉是位智谋过人的策士,他非常善于识人,网友孔门弟子有篇《鉴人识物已达天听——论郭嘉》的帖子(名称可能有细节出入),郭嘉评价关羽为“万人之敌”,能在郭嘉口里得到这样的评价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同样英勇善战的孙策,郭嘉却说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於独行中原也。”虽然评价的目的性、时间段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证明,关羽不仅不能算做庸将或草包,而且还应承认其有相当高的能力。我想骂关羽骂得天昏地暗的人,其阅读、评品历史的心态似乎有偏差。再来说关羽的败绩,先谈谈——下邳被俘。其实下邳战役关羽被俘一事,首要责任还在于刘备的临阵脱逃。刘备斩杀车胄后,袭取徐州,这时徐州的情况很混乱。于是郭嘉等急劝曹操来解决刘备问题,然后北征袁绍。于是曹操“自勒精兵征备”,一看行文便知是不杀刘备不罢休的态势。按道理,双方兵力相差比较大,刘备处于弱势,应该积极备战才对,可刘备以为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对峙,不大可能来找他的麻烦。《魏书》有一段精彩话语,让刚刚有块地盘的刘备暴发户心态暴露无遗。“是时,(刘)备初谓公(曹操)与大敌(袁绍)连。不得东(徐州),而候骑卒至,言曹公自来。备大惊,然犹未信。自将数十骑出望公军,见麾旌,便弃众而走。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这刘备在兵临城下时还不相信曹操真来了,带几十名骑兵来看,但见曹军铺天盖地的旌旗后,吓得“弃众而走”,这倒是他老人家的强项。我想,曹军急进时,刘备临阵脱逃,必然导致刘军群龙无首,所以曹军一鼓作气拿下了徐州。关羽兵败被俘也就难逃劫数了,更何况刘备的老婆、孩子也被抓了。当然,由于《魏书》的立场问题,自然是极力贬低、丑化刘备派系,不过从一个侧面,或许能说明下邳战役关羽被俘的原因。至于说到乐进青泥败关羽等战役,实际是很小的局部战斗,胜不足喜上眉梢,败也不必耿耿于怀。但事情总是要一分为二来看,关羽在这几处小战役的表现也确实不见独到。最后说说比较大的——襄樊战役。这里,应该肯定关羽的卓越才华!关羽军队面对曹仁、于禁、徐晃等部队,必然是处于绝对下风。于禁有七军,数量估计也在五万以上,或许是七万,一军一万,呵呵...。旁证便是水淹七军后,仅被俘带回荆州的魏军也有三万多人。而关羽有多少呢?我估计在三万上下。因为建安二十年,吕蒙袭荆南三郡时,关羽三万进益阳,所以襄樊之战不会高出此数多少。横向一比,不难发现这实际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同时,多看其他传记,发现襄樊战役的最开始,其实是曹军进攻荆州军,后来关羽反击得手,并逐步分割包围了襄樊(襄阳、樊城),即便在徐晃打破了关羽的四个堡垒后,襄、樊之间仍然被关羽水军切断,消息不通,主动权依然在关羽手上。(以上可参阅在下拙文《曹仁到底有多强?》)曹魏的扬州刺史温恢面对当时战局曾说“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曹仁)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可见当时坐镇扬州的温恢已然断定了曹仁进军的方向错误,并一语指出水患问题,可曹仁却一心屠宛城,对于关羽的进兵、以及后来紧缩的包围态势浑然无备,我无法指出是曹仁的无能还是关羽用兵有方,总之,如果不是孙权、吕蒙暗算,关羽不会失败,因为关羽手上还有三万降卒的牌没出。关羽的失败直接因素来自东吴偷袭,这一点必须肯定。孙权、吕蒙偷袭荆州;糜芳、傅士仁的叛变;刘封、孟达的见死不救。这都是一刀刀割了关羽父子的命,不败才怪!而过程中的细节问题,我就不再废话,留待诸位慢慢聊。襄樊战役是关羽一生中最出彩的地方,《三国志》称其为“威震华夏”并不过分。相反,我并不看重其杀颜良的表现,那似乎接近匹夫之勇,但是非常气壮山河的匹夫之勇。另外,我多次拾人牙慧,鹦鹉学舌的说过,三国时期是英雄辈出的时期,你很难找出一个绝对出类拔萃、百战百胜的军事家,曹操的军事才能为大家推崇吧,不也有赤壁遇周瑜、汉中逢刘备之败么?战国乐毅能下齐地七十余城,倘有三国郝昭、唐将张巡在,焉能如此?也正是一大群将星的出现,导致各方平衡,互有胜负。如果撇开汉族将领之间的战斗不谈,单看汉将与少数民族(或许应为古代生活在今天中国境内的蛮族)的对抗来看,倒还真是百战百胜,一拿一个准,包括公孙赞。但汉人内部交锋,却很难出现一人独大的场面,关羽是众多将星中的一颗,也是非常璀璨的一颗,但我不认同是最闪亮的一颗。总而言之,关羽在三国大乱时期,应算出类拔萃的武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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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郊外,十几万人站立风中,他们的前面站着俺,俺的前面是条河,河的上面是座桥,桥的旁边是好大一片的松竹林,林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王八眼的颜色,俺是个粗人,如果换了军师孔明,就是那个有学问的小白脸,可能会说:“在阳光的照耀下,松竹林发出绿豆般的绿。”“真他妈的绿,绿得象二哥的帽子。”江夏的关羽在城门口打了很大一个喷嚏!而我什么也听不见,接着抒发我的感想“但马上,这里将变成红色!红得象二哥的猪肝脸!”“啊——切!”诸葛亮又听见了喷嚏声,“二军侯没事吧,怎么感冒了?感冒就要早点吃药,药吃晚了就会把毒带到脾里,再从脾里传到肝,肝到肾,肾入肠,肠入……”关羽愤怒地扬刀,孔明谨慎地闭嘴。于是一切又安静下来。诸葛亮都听见了刚刚飞过去的蚊子放了个屁。北方一丝动静也没有,大家似乎有些失望,可俺却突然有种感觉,我闻到空气中传来潮湿的土味,终于要下雨了!打雷时,天火会烧毁林子,我的感觉是没错的。于是握着缰绳的手开始冒汗,有些抓不牢。一要下雨,俺的马便紧张,一紧张就要跑,于是要死死得勒住,身后的几个亲兵也一样,似乎马匹都很害怕打雷和天火,畜生的感觉又往往比人要强烈。“来了!终于要下来了!”俺大吼起来。忽然觉得脑后生风,回头一看,背后空空如也,只剩一地的破鞋烂袜,刚才大哥大嫂不是还在后面吗?还有十万百姓呢?咋转眼就不见了。逃跑的路上,流星探马飞奔而至,对刘备说:“企禀主公!三将军日见成熟,有军师未卜先知的能力了,曹兵果然冲下来,真是神算啊”。俺没有什么感知能力,俺只知道马匹开始惊慌,于是知道要打雷下雨。“将军!马匹要跑,我们快勒不住了!”“笨蛋!不会拿树枝把绑在马后,拴住吗?!”亲兵面露不解之色,我有点烦了,他们也知道我有点烦,于是乖乖地做,这就是军人的本色!可马还是拴不住,来回乱串,于是掀起了好大一阵尘土。对面,一大群曹兵铁骑赶到俺面前,可没有前进,俺非常庆幸,他们为什么不马上过来杀俺?尘土飞扬,呛住了俺的鼻子,痒痒得,象个小虫在里面乱钻,俺打了一个很大的喷嚏,于是对面曹兵阵脚有点乱了,俺突然觉得喷嚏是个好东西,很好玩,居然会让人在马上发抖。既然好玩,于是俺也不准备马上逃跑,想看看雨到底下不下,不然后半辈子,俺要怀疑自己的判断力。鼻子又痒起来了,好玩的事又要来了,于是俺张大了嘴巴,准备来个超级喷嚏,眼前的景象让俺吃惊,对面的曹兵惶恐般得看着俺,还在发抖,俺知道,他们对俺这声喷嚏充满期待,俺不会让他们失望,是的,要努力做到最好——!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在鼻内孕育很久,喷嚏铆足了劲要喷薄而出时,却经常找不到感觉,最后消化在口里。而此时天空的雷终于劈了下来,这可能是上天对没有诚信的俺的惩罚。俺失望!失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俺在千军万马面前丢了脸,丢了很大一个脸!超级大喷嚏毁在了俺的手里,不!是鼻子里!俺让充满期待的人全部失望而走,这不,曹兵风卷残云般的走了。俺失信于天下,泪水模糊了双眼,默然回马。这是个伤心之地,俺要把它从记忆中抹去,于是拆毁桥。都见鬼去吧!俺再也不会回到这里,再也不会玩打喷嚏的游戏了!雷过后便是闪电,天火终于点燃了身后的松竹林,红得确实象二哥的猪肝脸,这一点,俺的感觉对了,也许这是唯一的安慰,所以俺没有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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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羕是一个狂傲的人,他出身益州广汉,作为地道的益州世居者,对待外来进入益州的大族是非常痛恨的。有一点狭隘的地域思想。所以他只敬重一个人,就是他的同乡秦子敕,而秦子敕不过是个刀笔吏,很有文采,但无大用或者品行不端,尽管最后官位达到司农,仍然不能被立传而名流青史。彭羕在益州早期并不得重视,只不过是个小文书。彭羕既然不大喜欢合群又持才傲物,所以在政治上也就孤立无援,因此遭人弹劾,刘璋便把他剪掉头发,用铁索烤住手脚发配为奴隶。说到这里,不难发现彭羕的心态已经扭曲了,一个自命有大才的人居然成了奴隶遭受百般侮辱,这种复仇心态使他渐渐偏离了正常社会轨道。当刘备入蜀后,驻扎在嘉萌关对抗张鲁,刘备广收民心。彭羕听说有向刘璋报仇的机会,便偷偷逃脱奴籍,逆流北上投靠刘备,但由于身份的关系,彭羕先去拜见当时作为刘备参谋的庞统。后通过交谈得到庞统的赏识并上荐给了刘备,从此彭羕开始腾达。但有点忘乎所以,早期让他碰壁的性格弱点再次暴露出来,“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等作为外来的荆州派系官员,再丧失荆州后,成为客居益州,自然和益州派系的官员产生了矛盾。这也是刘备骗取益州带来的后遗症。刘备是知道这一切的,因此作为白手起家的大军阀,为了安定巩固政权,他对两派都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封建帝王驭人之术,对于死心塌地效忠他的荆、益派系,他是不惜加官进爵,对于影响到统治基础的人,打击力度则毫不留情,尤其是和曹操、孙权交战之际。荆州的刘封就是一例,而彭羕也是撞到了枪口上,当他和诸葛亮不合后,被诸葛亮在刘备进言疏远,心怀愤恨,准备再次报复。他对付刘璋选择了刘备,他成功了,从奴隶而居一州之上,这次为了对付刘备,他选择了另一个有大军阀传统的马超,当然,他的期望值更高。彭羕在外放任上之前,私自拜访了马超, 彭羕大骂刘备说:“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就是说:“刘备这老兵油荒谬糊涂,能指望他恢复纲常吗?!”并和盘托出里应外合的反叛计划,可,他错了,这一次真得错了。马超以虎狼之才臣服于刘备,但锐气早失如丧家之犬,所以处处小心谨慎,而彭羕却煽动他一起谋反!马超告密了。以不但准备谋反,而且诽谤当朝的罪过!在中国古代任何时候都是要被杀头的。彭羕被抓了,在狱中,他又学先前拜会庞统的旧例,先给诸葛亮写了封信,歌颂刘备有“霸王之器”,不但“可复道”,而且可“兴业致治”解释老兵一说时,三十七岁的彭羕却搞出个九十岁的西伯。然后自称儿子,尊刘备为慈父,但这解释很蹩脚,他万万不该用“父”一词,也万万不该提“分子之厚”(像对待儿子一样厚待),有此心态,必死无疑!所以这位“儿子”随他“哥哥”刘封一道,被“慈父”杀了。彭羕的死,是性格使然,陈寿已经说得很明白“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他的死必须提到一个人——诸葛亮在这件事上,刘备、诸葛亮充分暴露了封建政治家的历史局限性,他为了巩固刘氏政权,镇-压了有可能导致朝廷或君权失位的异己分子,没办法,无可厚非又是封建历史的必然。放进历史的视野中,一切都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彭羕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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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姜维的军事策略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争夺雍凉为根本,再夺天下。如同秦王扫六合一样。雍州——号称“天府之国”,他的这一称号远早于四川平原。雍州今甘肃、陕西一带,是渭水与泾水交汇处,(成语“泾渭分明”的由来)这里常发洪水,但洪水过后,淤泥带给这里富饶的土壤。经过郑国渠的开凿,“三百馀里,得以溉田。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史记*河渠书》)。而这三百多里平川便命名为雍州。雍者,水被壅塞而成的池沼。当初秦国为了统一天下,第一步就要消灭东边的敌人——韩国!韩国挡住了秦东进的要道,于是在十年内,秦国远交近攻,打打停停,蚕食了韩国大片国土,打通了潼关至长安一线,将国都迁到咸阳。韩国为了救国图存,让水工郑国去游说秦相国吕不韦,时赢政尚未亲政。吕不韦是商贾出身,懂得利润的计算,他认为有利可图,因此同意了。修建大的水利工程,征用了秦国的劳力和财力,使其无暇东征。于是“欲罢劳之,息秦伐韩之计。”而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好是好,可蜀中的粮草运往关中是非常困难的,秦始皇很难做,即便是诸葛亮也很难办,因此诸葛亮效法秦始皇,把经营雍凉作为争霸天下的第一步,“据淆函之固,拥雍州之地”(汉·贾谊《过秦论》)。凉州——中国盛产良马的地方。《广志》云“凉州地生析草,皆如中国燕麦”是也。她的水草是适合畜牧业发展的。《汉书*沟洫志》也明确指出“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既然诸葛亮的最终目标是统一天下(《三国志*邓芝传》),那么粮草与马匹是逐鹿中原必不可少的军需!仅靠四川步兵是很难在平原大地与铁骑抗衡的。所以诸葛亮不能直接袭取长安,而是把经营雍凉作为第一步,以敌国资源来战敌国。这是对《隆中对》的修正!他提拔姜维作为军事接班人正是此意。姜维——天水人。诸葛亮把他介绍给文武大臣时说“其人,凉州上士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诸葛亮亲口说:“此人才兼於人,毕教军事。”。也就是说,诸葛亮把雍凉本地人姜维作为绝对的军事干部在培养,还有就是姜维熟悉“西方风俗”,尽管姜维不过28岁。(《三国志*蜀书十四》)诸葛亮三伐夺武都、阴平就已经保留了对雍凉的攻击点,兵屯渭水已经是摆明和曹魏夺雍凉了!如果只是为了拿下长安,魏延的子午谷计略当会考虑的。可相持百日后,诸葛亮病死了,他的遗志蒋琬曾想实现,不过蒋琬把复夺沔水出口作为重点,背离了诸葛亮争夺雍凉的计略。因为诸葛亮从来没有把上雍、新城作为打击要点,自从孟达死后更是如此。而继承并发挥了诸葛亮军事战略的只有姜维。夺取雍凉这个战略姜维是完全执行的。他明确认为自己“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这就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北伐方针,就是要收复雍凉,也就是他老家。只不过费祎不同意,并常裁制不从。蜀汉延熙六年,姜维领了凉州刺史。从这个封号不难看出姜维的意图。随后,他出陇西、南安、金城界,与魏大将军郭淮、夏侯霸等战於洮西。姜维九伐中原,战场都在雍凉之地,上述战场就是佐证。《晋书*帝纪三》曰:“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我们查《三国志》姜维北伐战场,都是在这几个地方转悠。所以姜维和诸葛亮的战略意图是一致的。延熙十八年,姜维又用长期呆在雍凉一带的夏侯霸作为向导,这些意图都很明显,姜维几乎没考虑过夺长安的问题。而曹魏也体察了诸葛亮、姜维的意图,把陇西雍凉作为战略重点。诸葛亮之与司马懿自不多说。而姜维的对手——雍凉州刺史或都督西边军事的先后是郭淮、王经、陈泰、邓艾、诸葛绪等人,还包括文王司马昭!!这都是一时之杰。费祎、董允皆一时守成之贤相,但不能像诸葛亮一样“才兼将相”(《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二》),或许无法体味争夺雍凉的战略意义,也或许把固守作为保国良方。这里我暂不讨论谁对谁错的问题,我只说姜维与诸葛亮军事思想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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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徐晃应该不是许褚的对手,全文是:许褚、徐晃刀斧相交,战五十余合,不分胜败。这时曹操鸣金收军,然后对谋士说:“徐晃乃真良将也。吾不忍以力并之,当以计招之。”注意是曹操是“吾不忍以力并之”这一句。说这话的背景应该是曹操在优势情况下说的,也就是说,许褚在五十几个回合时已经占了优势,可能是力气上的。因为曹操爱惜徐晃,所以才说不忍力拼掉他,决定让许褚回阵。我们不妨假设,许褚在五十几个回合时刀法上已经显露出攻多守少,但徐晃能坚持住斧法不乱,因此场面还是“不分胜败”,但绝不是“难分伯仲”和“平分秋色”。我大胆估计,徐晃再坚持十合后可能只能全守了,再过不到十合便斧法大乱。当和许褚在斗到八十回合时应该能分出胜负。徐晃在和关羽斗了八十回合时,是占有优势的,因此关平才担心父亲有失,因此鸣金。但有个前提,就是关羽的一只手不灵活。不过关羽在战前的表白时就说过,他和徐晃交往多年,深知他的能耐,还说明天让徐晃自退,如果不行就杀了他。由此可见,关羽自信能力在徐晃之上。而且一个武将假如只有一只胳膊,能力不是单纯的减半,而是全废!所幸关羽还没有废,所以我估计关羽是能打,但因为有伤,所以刀法比平常或全盛时期慢,估计很多高难度的凶狠招法使不出,加上力道也跟不上,因此让徐晃逼住了。不过关羽能凭技巧拖到八十回合而不退,可见能力不凡。再说张辽、徐晃双战文丑一段,当时是徐晃和张辽同时杀出,胆气和气势肯定很足,但当张辽被暗算后,徐晃心态立即被动,他“徐晃急轮大斧,截住厮杀”,此时不是活捉文丑的问题,而是解救张辽了,因此没打多少回合就退了,被文丑沿路追杀。而关羽出来解围,文丑只打了三合,就胆怯而逃,足已证明关羽全盛时期刀法非常精妙!!这不是单纯力气的问题了,否则文丑何来心怯?再说颜良,二十几个回合便能击败徐晃,而关羽杀颜良也是凭借速度和刀法,因此我认为,关羽在全盛时期斩徐晃,正战当在四十回合以内。恐怕二十个回合就会让徐晃知难而退,假如徐晃不提十二分的精气神,速败!也就一两招就成关羽刀下之鬼,这也就是关羽自信说“我素知徐晃之能”的由来。最后我认为这样。许褚五十个回合内占了徐晃上风,而关羽能在二十个回合内占上风!所以全盛时期的关羽若和许褚交手,如果不能速胜,当在五十个回合内占据上风。至于后期,不提也罢!关羽再也没有速胜过他人。被迫只能和人正战,加上年纪大了,对于精妙准确的刀法无法一口气使出来,则百合之内不能拿下许褚,当然输是不太可能,最多被许褚来个暗箭或飞锤什么的,关公见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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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没有得江山,这就是失败。最终守是守不住的。假设刘备或后来的诸葛亮向曹魏举国称藩,共同夹击孙权呢?仅得荆州又有何用?这是后果考虑的一种,再假设,如果陆逊输给了刘备呢?如果法正没死呢?如果是诸葛亮、张飞、赵云杀回荆州呢?后面是马超出江北呢?当孙权偷袭荆州时,他眼前的利益只有荆州,眼光不长远,至于我这些假设,在当时都有形成的可能。其实大家误会的是,好象关羽一定能拿下樊城,也好象拿下樊城后,蜀汉就一定会统一天下。至于东吴似乎就没发展,也没地发展一样。假如拿下荆州东吴能逐步击败刘备、曹丕,最终统一天下,OK,我没有异议,偷袭荆州是好棋。可后来孙权的一系列做法又前后矛盾,没有后续手段,反过头来看,只能算当初他是走一步看一步,是欠考虑的举动。他打破了鼎足的格局。假如我这样假设,大家可能会更清楚。就算关羽拿下了樊城,而孙权乘曹操无暇顾及的时候出兵徐州、淮南,则形成这样的格局——曹魏退守淮河、秦岭以北;刘备、孙权平分了南中国,这样的鼎足更有威慑力,或者干脆把曹操打过黄河,胜负将很难马上决出,而不是短短几十年就分出输赢。到时再视天下形式相机而动,争夺天下,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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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本书的结构不一样。都是小说,但一本是纯文学类历史小说,而另一本是纯历史类文学小说,正是这细微的差距导致两本书的出发点不同。水浒是描写一场农民起义,是一支队伍的故事。定位很明确,刻画农民起义军中的人物形象,所以很注重人物的刻画,这也是其成功的地方。加上元末戏曲繁荣,老百姓的市井语言丰富,所以写来滋滋有味。而三国演义原名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他是七分史三文虚。而且描写的场景跨度、时间跨度、人物跨度大得多!比如军队数量。《水浒》是一支起义军、一支官军(后来方腊等是罗续写,暂不谈)而三国则是好多大军阀混战,比较波澜壮阔,也难以驾御。语言上,水浒是白话,地道的白话,所以鲜活生动。而三国因为写古代历史,尽量保持古文言文特色,比如出师表及各种奏章,皆直接取材魏晋文体。《西游记》也是大白话,所以看来也十分有趣,例如唐僧哭某地小孩子将被挖心做药,猪八戒就说:师傅怎喜欢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家里哭。呵呵...笑死俺了。而水浒、红楼在这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私下认为:水浒的人物刻画是四大名著中最突出的;红楼的故事结构和文化内涵、深度(诗词、社会意义)是最好的;三国是大局观、文章脉络最清晰的;而西游记是想象力最丰富多彩,也是最浪漫的(注:非小男生、小女生理解的浪漫)四篇是各有千秋,确实是中华文明瑰宝。事实上就文学性而言:排名应为《红楼梦》、《水浒传》(七十回本)、《西游记》、《三国演义》但就趣味性而言:当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以上为个人见解(而且是男人的看法),想拍俺的请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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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北伐在经济上对曹魏的打击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强大的财政是支撑战局的关键,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无不是调用国家全部资源,而准备期长达十五年。所以诸葛亮的北伐,给曹魏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从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诸葛亮以攻代守,借以图存的大战略成果。诸葛亮一伐中原时,曹叡命大将张郃帅马步精兵五万出长安,同时命大将军曹真总督关右诸军十几万,前后用兵者达二十万。二十万,什么概念?我们以司马懿征辽东来算。当初司马懿讨伐自立燕王的公孙渊,出兵四万人。而就这四万兵马,朝廷负责内务的大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行四万之众尚遭非议,动用二十万则不可想象。诸葛亮撤军后,曹叡诏告天下,并特地发布到益州说:“自朕即位,三边无事(注,独诸葛亮那一边有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而(诸葛)亮驱略吏民,盗利祁山。…..(诸葛)亮也小子,震惊朕师。”这段文字虽然是昭示皇恩,贬低西蜀以王化之,但行文之处不难看出,曹叡其实想境内安宁,可诸葛亮的北伐又确实是其心头之患,所以曹叡出兵抵抗非其所愿。也许大家会认为保家卫国不是有边疆大吏吗,而且军队数量远在蜀军之上,何必屡屡出动中央军?其实不行,这可通看《晋书.宗室传》。司马孚曾上表朝廷说:“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 司马孚一语道破天机,其实是诸葛亮每次进攻关中,当地驻军抵抗不住,不得不调用中央军,这和张郃、司马懿每次救火的情景相吻合,有一次曹叡还亲口对司马懿说:“陇西之局势,非卿不可当之。”因此,魏朝廷出兵抵抗诸葛亮北伐确实是国库开支的大头。张郃一伐时救援人马是五万,二伐时达三万,而且天子曹叡也是屡出王师,第一次抵达长安,第二次驻守河南郡,可见诸葛亮对其威胁。而另一方面,王师屡出,耗费糜废!而张郃人马的减少也可部分体现实际负担的沉重。同样以司马懿四万人马征辽东而言,曹叡曾解释道:“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可见当时朝廷军费的捉襟见肘。曹叡征辽东是把宝压在了司马懿身上,但当四万人到辽东后,遭逢大雨,而且一时半刻没有军事成效,朝廷又有大臣认为朝廷开支拖不下去,应该诏还司马懿。朝廷内部意见如此反复不是单一历史现象,如果贯穿前后,可见诸葛亮北伐之作用的显现。从公元二三四年秋诸葛亮病死到公元二三八年春司马懿出长安征讨,相隔仅三年,当初动轨便发五万中央军加上十几万边军的朝廷连出四万兵还要反复讨论,何以差距如此之大?可见曹魏的经济或朝廷财政收支在与诸葛亮的长期军事斗争中背上了沉重包袱。三伐时,曹魏朝廷因种种因素(当然很大原因是因为经济因素,以下有论)未动中央军,结果边军雍州刺史郭淮便丢失了武都、阴平二郡,而诸葛亮也见好就收。诸葛亮在四出祁山时,对于是否调动中央军,曹魏大臣中开始有意见了,认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还有的说建议先割“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但无论哪种意见,大臣都是反对朝廷动用中央军的,原因很简单,负担太重!可这次,皇帝一句也不采纳,再次抽调中央军增援前线。“前后遣兵增宣王(司马懿)军,又敕使护麦”。在减轻朝廷负担时,司马孚的计划是“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这就是祭出兵屯的杀手锏!目的是以边军力量自给自足,而不动用中央财政。这时,关中大饥,司马懿也上表调冀州农丁移屯上邽。可此番计划,又被诸葛亮打破,不但丢了上邽左右的熟麦,而且损失近万人,那五千冀州农丁全部泡汤,而且粮食还被蜀军割了去。曹魏西线战局愈加被动,已经陷入“关中连遭贼(诸葛亮的蜀军)寇,谷帛不足”(《晋书列传二十六卷》,同上)的局面。司马懿被迫严防死守,这时蜀汉大臣李平(即李严)因运粮不济,矫诏召回诸葛亮。暂缓了国家危机。最后一次,诸葛亮将军队推到距长安仅六十公里的渭水南岸的河滩平原——五丈原,也采取兵屯方式,竟然和魏国当地百姓,利用魏国土地联合屯田,准备持久战。这一对魏作战新思路让曹叡更加震恐,特派大臣辛毗下诏不让魏军出战,司马懿也是深谙圣意,和诸葛亮对峙于渭水,同时在一次外交来使的洽谈中得知诸葛亮“食少事繁”,认为诸葛亮“不能久”。于是坚定了死守之心,哪怕受妇人巾帼。秋,天薄蜀汉,诸葛亮果死,曹魏去一心腹大患!蜀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终止北伐,只到姜维掌权。诸葛亮死后,曹魏君臣全部长舒一口气,三个月后曹叡大修宫室,开始了后半生的骄奢的生活。其实当初曹操给曹魏留下了充足的军需,当他推行屯田制,效果明显,“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晋书食货志》,下同),在平定袁氏后,能做到征收田租和户绢“藏强赋弱”。可到了文帝曹丕时,物价开始飞涨,黄初二年,曹丕便因为谷子价格贵,罢除了五铢钱(汉币),竟然倒退到“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也就是以货易货的状态,这表明国家金融彻底失去信誉。明帝曹叡时物价继续攀升,而且由于以货易货的状态时间长久,人间巧伪渐多:有人把谷子泡水,再来换布匹赚黑心利润,而卖布匹的也不含糊,拿很薄的绢来卖换当年的谷,可见国家经济混乱的地步!也就是说即金融失控后,国家经济秩序也彻底混乱!曹叡被迫进行市场整顿,可结果却无效,“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国家经济继续失控。加上“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为此“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也就是全部有资格上朝的大臣来严肃的探讨国家经济问题),重新启用五铢钱。以上的反复原因很简单,因为“于时天下未并,戎车岁动。”这“戎车岁动”表明了诸葛亮的北伐给曹魏经济带来的重创。诸葛亮也长期动用军队,但由于他有比萧何还行的治国之才(非我言,乃史家之议),所以能够平衡朝廷收支,而且他比姜维有节制,所以这也是现在的学者公认蜀汉诸葛亮理政时期,经济状况是三国中最有条理的一个。我写此文想从另一方面,新的思路表明一个历史事实,不知算不算“大历史”。MQ学黄仁宇博士的历史观,自感能力有限,仅为画虎得犬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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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先期的武将是不请自来,后来呢,是不请不来,所以要经常寻找,比如时间进行到205年时,你就可以在荆州一带寻找,可以找到庞统、马良等...到了208年3、4月份,诸葛亮就会出现了。第二个问题游戏后期没有绝对的结束的时间,不过,玩到人全部死光光,您还有兴趣玩吗,所以,第二个问题不是问题。三、刘备死的比关张早,这很正常,游戏为了保护可玩性,在设计上让一些重量级的武将延长寿命,虽然不符合历史,但,游戏就是游戏,假如完全照历史来,恐怕后期您的上阵武将将是黄皓、刘禅、蒋干、谯周之类的,好玩吗?当然,刘备的死也是随机的。四、武将的造反。忠诚度一般在90以下,身份又是太守的,都有造反的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就是多谈心,不要吝啬宝物,赏赐出去提高武将的忠诚度。五、忠诚度的提高同上六、领导来了,怎么办。首先要镇静!然后快速按Alt+Tab键切换程序运行项目的窗口,或者冷启动,假装机器死机,需要重新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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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今天才逐一拜读近几天的大砖,关于《蜀国档案精装本(一)、(二)》,个人觉得很有意思,补充一点看法。如果把蜀汉算一国的话,我认为职位分配应该是七位蜀汉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届蜀汉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赤壁之战到刘备入川前)刘备(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左将军府总书记)诸葛亮(国家第一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关羽(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大将)张飞(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国防部部长,蜀汉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长,大将)麋竺(国家副主席,蜀汉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简雍(国家副主席,蜀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赵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蜀汉国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公安部部长,大将)第二届蜀汉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刘备入川后到攻克成都)刘备(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左将军府总书记)关羽(国家第一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大将)法正(国家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党校校长)张飞(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大将)诸葛亮(国务院总理)庞统(蜀汉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蜀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麋竺(国家副主席,蜀汉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第三届蜀汉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刘备得益州到进位汉中王)刘备(蜀汉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关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蜀汉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五大元帅之首)法正(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家第一副主席,蜀汉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党校校长)张飞(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国务院总理,国防部部长,元帅)许靖(国家副主席,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教育部部长)诸葛亮(蜀汉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外经贸部部长、蜀汉证监会主任、蜀汉银行行长)刘禅(国家副主席,蜀汉残疾人协会主席)第四届蜀汉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刘备驾崩到诸葛亮薨)诸葛亮(蜀汉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刘禅(国家主席)李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蜀汉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魏延(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蜀汉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赵云(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元帅)蒋琬(蜀汉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姜维(蜀汉中央纪律委员会主任,党校校长,体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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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是岳飞之前有步兵战胜骑兵记录的少数军事家之一众所周知,东周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军队改良,将骑兵引入中原后,骑兵开始出现在汉人的军队建制中,到了魏晋,马镫普及后,骑兵便成为北方军队纵横天下的武器,蒙古铁骑是顶峰,其后火器的运用慢慢替代冷兵器时代称霸大陆的骑兵。岳飞在抵抗金兵的河南偃城大捷中,依靠步兵彻底打败了金国铁骑天下无敌的神话,其实早在三国时期,就有人完全依靠步兵打败过骑兵,那就是诸葛亮。蜀汉建兴六年冬,诸葛亮率数万人马出散关,围陈仓不下,闻魏军大将张合将兵三万出长安,先锋王双的骑兵团逼近,加上粮草不济,退兵。魏将王双骑兵机动力好,追上诸葛亮,亮回军一战,大破之,斩主将王双,全身退还汉中。历史记载全文是“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三国志蜀书五)“冬,复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魏将王双率军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还汉中。”(三国志蜀书三)“十二月,张郃晨夜进道,未至,诸葛亮粮尽,引去。将军王双追之,亮击斩双。”(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这几句精简的话记录了一个史实,那就是中国三国时期出现了步兵战胜骑兵的记录。首先,历史明白写到的“率骑追亮”证明这只追兵是骑兵,而且以诸葛亮军队令行禁止的行军纪律,也只有骑兵才能赶上撤退的蜀汉军队。其次,诸葛亮并非如《三国演义》所说是安排魏延断后,于树林中偷袭斩杀王双的,而是面对面,硬碰硬,而且是诸葛亮斩杀了王双(当然,不能理解为是混战中诸葛亮亲自披挂上阵,手刃王双)。诸葛亮杀张郃倒是“登高设伏”,用弓弩射杀的,而这次杀王双还真是以步兵对骑兵硬生生拿下的。另外,作为诸葛亮,他对于自己培养的十万矮个子川兵的作战能力很有信心,例如一伐时,他明确要求马谡“当道下寨”,可见以当时蜀步兵的战术素养来防守,如果结阵完毕,并不害怕骑兵的冲击,应该能守住阵地,可惜谋士类型的马谡参军当了一线指挥官,在山上扎营,纸上谈兵的他反过来了,想以步兵冲击骑兵,又不考虑被包围后的水道以及战士实际心理承受能力,结果一败涂地。一伐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马谡违背军令,但用人不当的诸葛亮必须承担失败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好象刘邦让张良率军出征而留韩信运筹帷幄一样,从后果回看,诸葛亮这次用人很荒谬。至于个中原因,有很多朋友都写过,如培养人才心太急迫等等,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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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一回就说过,刘备得大商贾张世平等赞助,拿好铁给桃园哥仨各打了一件称手的兵刃与铠甲,张飞是丈八蛇矛、关羽是八十三斤的青龙偃月刀,而刘备却是短兵器——双股剑,一直以来,武术界有俗话: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作为殊死相斗时的武器,刘备为何选择短器械?这还得从刘备的体格来说,刘备非常人之像,除了大耳垂之外,他的双手可谓一绝,他“双手过膝”!我们知道,武将拿长兵器做战时,是用双手握住枪杆,两手距离越半米,而一般习惯并不是从最尾处拿起,而是从后拿,以一杆长枪总长2米(包括枪头、红缨装饰、枪杆)而言,扣除双手距离以及尾端空余地,实际出击的部分最多只有1米五。而武将无论是耍大刀还是舞枪弄棒,他都要收回来再出击,一来有力,二来还有近身防守的考虑,所以有效攻击长度只有1.5米。而刘备双手既然超过膝盖,以他身高1米7来算,他的手长可以达到1米出头,而剑的长度(不包括剑柄)为70厘米,两者相加,扣除手腕距离也足有1米五多,也就是说刘备舞剑,实际出击长度也是1.5米,而他是双剑合用,一剑进攻、一剑防守,远攻近守,游刃有余!如果刘备改用长兵器,则近距离防守是弱点,因为手长,关节运动周期比常人慢,所以两马错镫的时候,刘备很可能会吃亏。由此可见,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是充分考虑过人物造型的,这很科学。现在论坛很多人评价张飞,认为他属于力量型武将,其实不然,十八般兵刃中,属于刺、挑用的兵器都属于技巧型,因为这类兵器的使用者要求动作快、准、狠、力气倒在其次,比如赵云用枪,未见得就是靠力气制胜,多见迅猛杀敌,如挑高缆。张飞用的是矛,也是“刺”字诀的兵器,所以是技巧型。而关羽的刀明显是“砍”字诀、“劈”字诀的兵器,所以需要力量,一刀劈下去要将对方横挡来的兵器压下去,两人带兵器一劈为二才能获胜。当然,这些都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关羽并非一味用力,他斩颜良就是刀快,身手快,瞄得准,证明其技巧绝对不差。至于刘备,当然纯属技巧型,这是兵器战法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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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景耀六年,魏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夏,魏国派三路大军南下,进行了曹魏建国以来最大一次对汉军事行动。此次进攻一改自蜀汉建兴五年以来的防守态势,积极进取,决心彻底解决三分天下的格局,年迈的司马昭可谓“少年狂”!此次曹魏参战人马近二十万人。具体分布为:征西将军邓艾率大军三万;雍州刺史诸葛绪督军三万;镇西将军锺会统十余万众为主将。三路大军由廷尉卫瓘行镇西军司事,持节督战。作战方案由司马昭亲自拍板定下。具体是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攻占汉中,解决蜀汉反扑基地。第二阶段:分割蜀汉在益州中北部的军事力量,将其各个击破,尤其是主力姜维部。第三阶段:打掉成都外援。第四阶段:包围成都,征服蜀汉。曹魏司马昭发现了姜维收缩汉中外围各要点的兵力退保汉、乐二城使汉中防务空虚的弱点,便制定了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姜维于沓中,主力出其空虚,直捣汉中的战略方针,对各路大军作了战略部署:曹魏东路正军是钟会部,他从斜谷、骆谷、子午谷直扑蜀汉军事重镇——汉中西路侧翼邓艾从狄道取甘松、沓中,来牵制蜀汉大将军姜维,使其无法增援汉中。中路诸葛绪从祁山攻占武都桥头,断绝姜维后路。这番安排极其缜密,目的是彻底歼灭姜维。此次大决战关系国家的危亡,而作为益州攻防屏障的军事要冲——汉中是魏延、诸葛亮、费祎、姜维四位先后苦心经营了四十年的军事要塞,应该固若金汤。益州长期没有内战,东和孙权后更是一面受敌而已,可不出半年,蜀汉就缴械投降。此战失利的关键原因出在军事部署上(蜀汉灭亡原因很多,本文只讨论此次战役的军事问题,有兴趣的可参阅在下《蜀汉亡国论》)。蜀汉军事部署是——当初,蜀汉的防御体系一直是把汉中作为咽喉,派重兵驻守,拒敌于国门之外。诸葛亮挡曹真、司马懿;王平拒曹爽,都取得了非常成功而且很好的效果。但这次姜维却错误的改变既定战术,认为分兵守各要塞虽然可以拒敌,但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不如诱敌深入,坚壁清野,待敌疲于崇山峻岭后,再行杀出,这倒暗合毛主席的游击战“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要领。于是急于求成的姜维冒险一战。将原先驻防在汉中外围各要塞的大部队全部调回驻扎汉、乐二城,(此二城位于汉中西南)。严防死守,只要不放敌军入阴平小道(阴平距成都三百里,由小道可通)即算成功,于是姜维大胆命令原来督守汉中的胡济退住汉寿,王含退守乐城,护军蒋斌退守汉城,另在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等地都建立防御体系。然后分派几支游击队进入山区,到敌退之日,汉城、乐城的大军齐齐杀出,“与游军并力搏之”。这样的部署应该说还是很有创意的,但——姜维反复强调的阴平偏偏改变了中华三国的历史。蜀汉新崛起的青年将领蒋舒、傅佥镇守汉城,牵制曹魏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地。对手是三路魏军十八万。姜维带大部驻扎沓中,考虑到阴平的重要性,上书后主刘禅,建议增派左车骑将军张翼加强阳安关口,右车骑将军廖化加强阴平桥头的防御,确保对成都外围的封闭及届时回援汉中的退路。可惜昏庸无能的阿斗终日欢娱深宫,听信阉宦黄皓和鬼巫的话,以为敌人终归不会来攻,使朝中君臣无人重视这生死攸关的兵家死生之要地。战斗打响了。第一阶段,夺汉中。曹魏兵出祁山骆谷,进逼汉中的汉城、乐城、关口。两位青年将军很有才干,一度严格遵守姜维将令,使曹魏不能越雷池半步。可惜出了内奸,副将蒋舒人品不端,当初因为朝廷任命了傅佥为汉中守将正将而不是他,蒋舒心存不满,阴谋叛变,他假意请求出战,傅佥反对道:“受命保城,惟全为功,今违命出战,若丧师负国,死无益矣。”蒋舒这叛徒便骗道:“你守城,我出击,各建其功。”说完,他带兵出城去了,善良的傅佥还真以为他带兵打仗去了,可这叛徒却引狼入室,开门纳降,大批魏军杀进汉城,好男儿傅佥誓死不降,在城头与侵略军和叛军展开肉搏,史载其“格斗而死,魏人义之。”随后,曹魏凭借优势兵力分点包围,到了九月,钟会派前将军李辅部一万人包围蜀汉王含部五千人于乐城,护军荀恺围蒋斌部五千人于汉城。节节警报如雪片飞到成都,后主刘禅终于害怕了,派左车骑将军张翼、右车骑将军廖化、辅国大将军董厥等增援前线,并大赦天下换取人心,改年号景耀六年为炎兴元年。蜀汉张翼部、董厥部分别赶到阳安关口以为汉中外围的增援部队。刚到阴平,听说魏将诸葛绪向建威出兵,又掉转前往建威。在乐城,守城汉军抗拒钟会十万大军,誓死不退,让钟会一筹莫展。但战局随着汉城、关口的相继失守,而改变,汉军最终撤退转移。汉中全线失守!益州的屏障丢失了。作为主力的汉姜维部在干什么呢?原来他在沓中与邓艾苦斗,邓艾派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等猛攻汉姜维营,金城太守杨欣等包抄侧翼甘松,姜维不能分兵。总而言之,第一阶段战役,由于叛徒出卖,更由于战斗力对比的弱势,蜀汉完全失败。第二阶段,围点战局显然超出了姜维的预计,没想到处心积虑的汉中布防没有守住,在一个多月内全部瓦解。姜维听到钟会诸军已入汉中,只能退还川口,廖化急行军赶到与姜维汇合后仓促组织防线,而王欣等紧追不放,川口大战,姜维部再度失利,而退路又被屯扎在桥头的雍州魏诸葛绪部堵塞。姜维被困武都桥头,前不能出阳平关光复汉中,后不能还成都,进退不得,已陷死地!在魏军的包围圈尚未完全扎紧口袋时,好姜维,还真有谋略,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佯装从孔函谷入北道,造成欲偷袭雍州后方的反攻倒算的态势,拉动驻扎的三万诸葛绪部,使其后退三十里。姜维再调转马头,利用北道三十多里的狭小空间,从桥头而过,诸葛绪明白汉军意图后,急忙再回来补位,可刚好相差一天的时间。姜维得以突围而出向东退守要地剑阁。魏诸葛绪部围点不利。钟会由汉中整修后再度南下,但却突然发现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大批蜀汉军队,他遭遇了强大对手姜维的阻击,相战一个月,不能突破姜维的防线,张翼、董厥部从建威到汉寿,一路救火,当得知汉中全线失守后,担心被分割,又听说姜维、廖化部舍阴平而退剑阁,于是也退保剑阁共同抗拒钟会。钟会更难前进。第二阶段,曹魏围点彻底失败!总之,由于蜀汉前敌指挥万众一心,加上姜维的声东击西战术的天才发挥,逐步扭转了前期瘁败的局面,在剑阁一带形成了密集防守,魏汉形成对峙。蜀汉的国运可能会再度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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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一生没有打败仗很显然是错误的。他败在诸葛亮手上就不止一次。建兴九年,诸葛亮围祁山,当时魏大司马曹真有病,朝廷急调荆州都督司马懿屯长安,总督雍凉三军(这是司马懿与诸葛亮的第一次正式交锋)。司马懿派张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自己出动出击诸葛亮,诸葛亮也分兵两部分,亲自反攻司马懿,郭淮、费曜等夹击诸葛亮,结果被诸葛亮击败,蜀汉军队获得当地大量军粮。司马懿意识到诸葛亮是个厉害角色,于是采用先前曹真的防御战术,在上邽东据守不出,此次诸葛亮依仗粮草充沛,反复挑战,到五月,司马懿终于由中道杀出。诸葛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司马懿,史载“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司马懿)还保营。”当时双方兵力对比是:司马懿辖雍、凉劲卒三十馀万。诸葛亮祁山守者八万。此次诸葛亮本当乘胜追击(当然最终不一定能胜),可惜后院火起,蜀汉尚书令、骠骑将军李严为了推脱粮草不济的责任,矫诏召回诸葛亮。诸葛亮退兵之际,司马懿又想追击,名将张郃强烈反对,并根据兵法来规劝,可司马懿不听,决意追缴,结果在木门道妄送名将张郃的性命(详见在下《千古奇冤话张郃》。)诸葛亮安然回汉中,四伐失败。建兴十二年五伐,双方对峙五丈原,诸葛亮病死。诸葛亮北伐除第一次由于街亭失利被曹真击败外,其余都是或粮草接济不上或久攻不下或被娇诏退兵,但从未被司马懿在战斗中击败过。当然就结果而言,退兵总算不得胜利,所以诸葛亮是一个失败的悲剧英雄,但以结果论来衡量曹真、司马懿攻汉中,诸葛亮据险不战,最后天降大雨,曹魏退兵。这是不是也应算曹真、司马兵败而诸葛获胜呢?所以司马懿并非战无不胜。当然,这和对手级别、能力、特点有关,象诸葛亮这样奇谋为短,而善处陈营的军阵老手,想胜他一把也确实很难。呵呵,同样,就算诸葛亮七擒孟获,也不如一擒司马懿来得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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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法三论诸葛亮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人的历史》中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600年间的历史称为整个人类文化史的“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这时的中国正处在“和而不同”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启蒙阶段,华夏先贤——孔、孟、老、庄、墨、孙、荀、韩等创建了中华万世文明地基,他们著书立学,争取当时诸侯、贵族、士庶的支持来构建他们的理想。随着中华版图的大一统,思想启蒙运动到了总结阶段,于是冷毅果敢的汉武帝进行了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儒家思想成为了官方主流,后世官僚、文人莫不以此为经世济民的主流指导思想,但儒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公元184年的造反运动导致以后的百年分裂,拉开了新一轮思想裂变,经学桎梏思想,儒学再次陷入泥潭,随之而来就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开始。诸葛亮作为这次百年分裂涌现出来的风云代表人物之一,身上折射出一部分先秦智者的光芒,但他不是学说的创建者,也不是改良者,而是一位实践者。因为文化的“轴心时代”已经过去。汉末天下大乱,诸侯打着汉室的旗帜各霸一方,荆州的大军阀刘表喜欢结交天下名士,多养门客,有春秋战国诸公子风范,加之北方以曹、袁为主线的战乱,导致“天下名士皆往投之”的局面,一时间,荆州成为了当时中国文化的首都,能与之相媲美的唯有稍后一些的慷慨邺下。诸葛亮躬耕南阳二十七载,在秀美山川间一面种田,一面博览群书,和当时荆州名士往来交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点与政治抱负,成为一位受后世景仰的儒学政治家,尽管诸葛亮的主流思想还是儒家,但解放的时代也在他身上体现出其他先秦学说的精髓,比如法家、道家。诸葛亮在治理益州期间虽不似韩非的“刻薄寡恩”,但刑法严厉却是有目共睹,韩非认为“儒者用文乱法。”所以诸葛亮说益州“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最终导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然后诸葛亮“威之以法”,他认为:“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於斯而著。”从这份治理益州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不难看出其法家思想的实践精神,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同样,道家思想也存在诸葛亮身上,这似乎非常矛盾。但联系到韩非也曾著《解老》、《喻老》两篇,“大抵亦崇黄老之学”。(张远山作《寓言的密码》一书也论证过韩非思想的左右问题,所以不复多言)既然韩非可以推崇黄老之学,那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诸葛亮也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站在人生边缘上的高远情怀(消极思想?MQ不敢妄言)。加上汉初道学本来就很昌盛,加之儒学受搓,黄老学说复兴影响,所以动乱年代的文人带此思想烙印很正常。用“黄老之法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的这些特点来参照诸葛亮的宦海生涯,也能证明他的一些道家痕迹。以上二论仅为概言,所谓三论,最后一论也是重点一论的——诸葛亮的儒思想实践运动。中华至贤——孔圣,一生为宏扬其思想,周游列国,但当时遭受到很多非议,包括一些贤人的白眼,如齐相晏子等,但孔子一生积极进取,百折不饶,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主动将社会责任扛到自己肩上,悲壮感人。这些精神同样也在孔明身上有所体现。诸葛亮为了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历史责任,以一人之智角天下,一州之力抗天下,同样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充满悲剧色彩,“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然,这些仅为实践榜样精神的表象部分,牵扯到儒家思想精髓部分则需要慢慢来说;“仁政”是儒家思想的根本之一,可惜几千年来的仁政其实没有真正行通过,变法者谭嗣同曾说“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是外荀内法”,儒家的“仁”是口号或者理想,统治者依然使用法来维系,新儒学似乎也在回避这个问题,现如今的“以德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也是这一统治哲学的延续,当然,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文明昌盛的,以德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MQ别无他意,请好事者勿以怀疑一切的革命态度来看)。造成仁政不通这一局面不是儒学的错,因为儒学的“仁”涉及对人的终极关怀,所以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是乌托邦。因此,做为实践者,诸葛亮果断鄙弃原刘璋统治益州的方式,采用依法治国,效果立竿见影。其后继者之所以不能延续诸葛亮理政时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的局面,其原因在于执行者不能秉公无私。(详见在下《蜀汉亡国论》吏治篇),而法家却很强调“法制无私”这一点。儒家另一主要思想就是“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外王”就是统治者自身提高道德素质,做到“内圣”来追求外面的王化,达到一种理想的统治境界。这一点,蜀汉诸葛亮时期是做得很好的。同上面的所讲,诸葛亮在实践“内圣外王”上是封建官僚的榜样,他廉洁自律、洁身自好、勤政爱民,这些内部道德的实践转化成外象就是“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政治局面,陈寿说他“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关于偏安争霸。孔子在谈到秦国之所以强大时曾说: “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这几句简直就可以算做后来诸葛亮北伐的理论基础。关于权高盖主的曹操与诸葛亮区别。儒家一直强调礼义,孔子反感齐桓晋文,认为这是破坏周礼的反面典型,他反复强调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一点,曹操显然不是这样,杀皇后、逼皇帝在封建礼教社会看来不可想象,这就是诸葛亮一直把曹操视为“汉贼”的根本原因,同样是权倾朝野,诸葛亮始终不越人臣的最大限度。拒绝称王、加九锡的举动实际就是和曹操划清了界限。诸葛亮做为一千八百年前的封建官僚,按照现在的观念来考量毕竟有一些地方存在缺陷,这是历史局限性的必然结果,加上本人才疏学浅,从文化方面讨论他有些力不从心,所触及的仅是皮毛,做抛砖用,不可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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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二年,荆州牧刘表曾上书朝廷,表刘备为荆州刺史,可是后来典籍中一直没有提到刘备为刘荆州之类的称呼,而是刘豫州。以后我们常看到人们尊称刘备为刘豫州,如鲁肃和关羽单刀会时就说:“初,豫州败于楚”等等,那时已经是建安二十二年了,刘备已经不把荆州牧当回事,过了两年直接从左将军晋升为汉中王。那么往前说,在赤壁之战时,刘备是否是荆州刺史或牧呢?也不是,在周瑜与刘备的赤壁之战前的军事联席会议上,周瑜就说:“(刘)豫州但观瑜破之。”可见刘备终生未有荆州的朝廷委任状,按照封建伦理说,即便刘备在荆州有军事存在,但也只能算寄寓荆州,这是封建官场的程序问题。同样诸葛亮在建兴年间权倾朝野时,要号令天下(当然那天下也只是弹丸益州而已)也必须领益州牧,这就是程序问题,否则不合法,尤其是在封建士人看来。因此可见,朝廷或曹操并没有批准刘表的上书。还有证据就是,刘备在赤壁之战胜利后,表长公子刘琦为荆州刺史,行荆州事,然后才南征四郡,恐怕也是这缘故。故此曹操曾骂刘表的儿子是豚犬,也有说刘琦这笨蛋在此位只是为刘备作嫁衣而已。那么周瑜的身份呢?他却是地道的朝廷册封的南郡太守,这一点让刘备不得不低头,所以当刘备想要霸占南荆州时,从法律程序上也要征求周瑜以及其上司孙权的同意,所以“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从权借荆州数郡。”现在很多网友为荆州主权问题争论,其中有一条就说赤壁之战,刘备出力也不小,尤其是南郡战役中,所以荆州并不能说是孙权的领土,也就不能称为“借”。这就是忽略了封建官阶和法律程序问题,尽管刘备的实力比周瑜强得多。如果搞通了这个问题,我们也自然能掂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分量和含义了,建安初期,傀儡献帝的号令是非常重要的!这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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