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法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p] 其依据,主要是以下几条:[p] 一、阴献策与刘备,让其夺益州之地,出卖故主刘璋,是为不忠;[p] 二、不得重用之时,不去职,或是埋头苦干,反以职务之便,将机密泄露给敌人;[p] 三、若知主上黯弱,不得扶持,早该离开益州,而不是拿着薪水却暗中勾结敌人;[p] 这三条归结在一起,其实说明了一点,就是说法正不该在主子刘璋还健在时,就背叛了他,即使再不济,也是去职而去,而不是私用自己的权力为敌人服务。[p] 有些人,更是根据《三国志》上所载,法正所掌大权后的公报私仇事件:“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来论证法正为人的不可取之处,纯粹就是一个“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德性。[p] 对于这些论点,我有不同的意见。[p] 第一点:法正曾“阴献策於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於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p] 这是审时度势后的英明决策,却成了某些人口中法正是“卖主求荣的小人”确凿证据。[p] 如此说来,诸葛亮在隆中对向刘备提出的“(荆州)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p] 这明挑着让刘备占有荆州的建议,是不也是明显的背叛自己人的小人的确凿证据。(诸葛亮与刘表算起来还是亲戚,并是荆州的属下之民。)[p] 第二点:刘备入蜀地,投降的在职蜀人不知有多少,如按此来算,小人何其多![p] 刺杀赵襄子的豫让曾说:“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p] 法正在刘璋并不得到重要,才华而不得施展,又为何要为刘璋而卖命,刘备就不同了,加官进爵不说,还委以重任,授以大权,虽有拢络蜀人心之意,但与刘璋的小恩小惠相比,不可同日而语。[p]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p] 逢着刘璋这种主子,即使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再有天大的才华也不会得到赏识,若是就此辞职,心又不甘,自己一生的抱负无用武之地。[p] 不得重用下,怀才不遇者,心情必然失控,想着另投明主,选择有几个:曹操手下谋士众多,自己没有多大的机会,不行;孙权远在江东,手下也是能人辈出,不行;也就只剩下了刘备;[p] 第三点:刘璋本就是昏庸无能之辈,就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父子在州二十馀年,无恩德以加百姓”,刘璋不作为,早已使得蜀地人心慌慌,有主如此,益州之地,早晚要转手与他人。[p] 每一次转手,必又是以血腥为代价。到头来,还是张养浩的那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p] 此时离开益州,与事无补,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些事,找个明主,自己的才华得以展现,益州之地也能休养生息,明知不可为,明知不可扶持,为何还要去逆天时而行?[p] 公报私仇确实不可取,可在当时世上能以德报怨的又有几人,向曹操般滥用手中的权力,冤杀了一个又一个,在法制不健全的古代,以人治为主的古代,这本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快意恩仇的任侠风气尚在的三国时代也是必然的,这也是法正人性的缺陷。[p] 法正是背叛了,而且还是在任职期间,在三国乱世之中,背叛原主的不只他一个,如张辽、许攸、庞德、黄权等等,可没有几个说他们是小人的。[p] 人应分为好多种,不能单独的列开了就只分为君子与小人两种,也不能自以为是的分为好人与坏人两种,这种将人一分为二的思维,绝非是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一个人的正确做法。[p] 君子也有小人手段,小人未必彻底有无可救药,就是好人也有使坏的时候,坏人也有好的一面。[p] 法正换了一个主人,却惹来了小人的骂名,有些过了,按其行为,虽称不上君子,也绝非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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