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随章侃 第十四章 徐州之失(演义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即便在极近的时间段也可能发生相同的两件事,甚至凶手是同一人,此章说的吕布夜袭徐州就是如此。在演义中,对此事描写的是非常的偶然,好象就是因为张飞醉酒打曹豹,引发曹豹报复,导致吕布进犯。而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在三国志注解中引英雄记的说法:“布水陆东下,军到下邳西四十里。备中郎将丹杨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杨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杨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杨兵悉开门内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在三国志先主传中就谈的比较简单“先主与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间迎布。”其共同点是吕布主动攻打刘备的下邳,原本是徐州一员的曹豹势力是站在刘备对立面而支持吕布。其不同点是英雄记称在吕布进军期间发生了张飞与曹豹的争斗,并且张飞杀了曹豹。而演义将英雄记做了改动,加入了曹豹是因为张飞强行灌酒行凶而发怒,并暗通女婿吕布的事件,其很大程度是为了突显张飞的莽撞。但曹豹投向吕布自然并非演义说的那般简单。前文曾经说过,刘备能统领徐州是各方势力平衡下的产物,徐州本土势力无法选择出一个迎合各方代表的人物,而且他们或许也不愿意主动在乱世出头统领危机中的徐州,而不得不如当初兖州一般选择第三方的军事势力,也就是刘备接管徐州。但是,徐州是个烫手山芋,经过曹操的大屠杀,原本富裕的徐州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尽管陈登称徐州户口百万,但是在遭到曹操两次攻伐并大加抢掠杀戮后,东海等郡破败不堪,几万人口被杀。已经远非当初的徐州可比了。内部势力分歧,且不说掌有原来军队实权的丹扬势力,就是将刘备扶植上徐州宝座的以陈登,糜竺为代表的本土势力也并非好相与的,一旦刘备有所处置不当,就可能闹出危机。最关键的是,现在的徐州危机四伏,北方袁绍和陶谦处于敌对状态,一度派兵增援曹操对徐州的攻伐,而公孙瓒已经处于袁绍下风,已无力支援徐州,曹操自不便说,乃是徐州大敌,只是陷于苦战和迎帝之中,无法抽身,但是一旦缓过气来,便可能再度伐徐州。而更糟糕的原本是盟友的袁术因为不忿徐州被刘备得到,而和徐州成为敌对状态,如此一来,徐州便是四面受敌。面对这样的困境,刘备也显出相当的政治才能,虽然在此时史载不多,但是从后来的历史看,他处理的颇为得当,对于外部势力,他向曾经与之交战的袁绍表现出和谈的意愿,从日后的情况看,袁绍对于刘备伸出的橄榄枝应该是接纳了,三国志注引中称“陈登等遣使诣袁绍曰:“天降灾沴,祸臻鄙州,州将殂殒,生民无主,恐惧奸雄一旦承隙,以贻盟主日昃之忧,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方今寇难纵横,不遑释甲,谨遣下吏奔告于执事。”绍答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 尽管说此是否真实待查,不过从袁绍日后对刘备的态度看,袁绍对刘备能投向自己这边是很欢迎的,而且刘备也加深了其关系,袁绍之子袁谭就曾经被刘备举为茂才;而对于不久前的大敌曹操,刘备一方面利用各种方法示好,另一方面也在时刻防备,比如收留吕布,虽说此事日后看是个失策,但是面对军力强横的曹操,吕布的存在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而对于袁术方面,只怕敌对是唯一的选择,从徐州本土势力选择刘备开始就如此了,而选择和袁绍交好与袁术敌对,从当时的势力对比看,是相当明智的选择。刘备的对外政策,显然得到了徐州本土势力的认可,而刘备的对内政策,也得到了徐州本土势力的欢迎。刘备日后在谈论时说到,他所用的方式和曹操往往相反,正所谓:“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其确实如此,曹操在兖州,对外攻伐掠地,对内镇压削弱本土势力,刘备在徐州,对外以外交和好为主,对内则以安抚拉拢本土势力为主。正是在徐州的所为,刘备日后才得到了众多人的赏识器重,曹操袁绍都待之厚遇,而徐州的本土势力中陈登称之为王霸之才,而糜竺在刘备被吕布击败后仍将妹妹许配并资助,日后一直与刘备奔走各地,要不是刘备在徐州的表现,决不可能出现这样情况。但是就如同曹操的霸避免不了被人偷袭,刘备的仁也不能导致偷袭者的出现,偷袭者是同一人,而其协助者也有相似之处。曹操被张邈背叛,而刘备被曹豹背叛。尽管张邈和曹操的交情远非曹豹与刘备可比,但是有几点是相同的:一是张邈和曹豹在兖州和徐州都掌握着一支武装,张邈原本就是陈留太守,为一镇诸侯人物,在曹操入主兖州后也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而曹豹是陶谦在世时依仗的丹扬军的领袖代表,刘备入主后虽然有所削弱但是也保持着自己对部分丹扬军的控制,而两人能作为内应便是依靠着自己的独立武装。二是张邈曹豹原有的地位和曹操刘备相差无几,甚至高出,张邈在讨伐董卓时地位就已经是陈留太守,一镇诸侯,而曹操当时实力还并不雄厚,还需要张邈的增兵协助,但是日后便成为兖州之主,位在张邈之上。刘备身为平原相时增援徐州,那时曹豹是陶谦的亲信大将,和刘备共同防御曹操,但是在陶谦死后,作为外人的刘备统领徐州,自己却得不到各方支持只能做其下属,甚至还不如刘备的亲信如关张等人。两人心中的忿忿不平可想而知,这也是他们在受到外力引诱下背叛的原因之一。三是他们都是在州中主力空虚,又有外在势力支持的情况下才背叛曹操和刘备,假若不是曹操出征徐州,刘备和袁术对峙,或者没有吕布这一外在势力,他们只怕即便再有不满也只会是维持原状而已。但是,也有几点是不同的:1.张邈对曹操的背叛很大程度是因为对袁绍的担忧,因为袁绍曾令曹操杀张邈,而曹操在兖州徐州的所作所为使他担心曹操会为了得到袁绍支持而杀了自己。而曹豹则担忧的是刘备或者说刘备亲信对自己的威胁,三国志注引英雄记中称张飞和曹豹火并,演义中推导出曹豹和张飞的冲突,可见刘备虽然对徐州内部采取保持原状的做法,但是曹豹还是担忧刘备会削减其权力。2.从目前的史料看,张邈背叛曹操除了吕布和兖州本土势力没有其他势力的引诱,倒是受到了袁绍的压力,而曹豹没有得到徐州本土势力的支持,但是很可能得到了袁术的支持。当时刘备与袁术对峙,而吕布在得到徐州后袁术遣使意图与吕布结盟,而曹豹也很有可能得到了袁术与吕布的支持才举兵反叛。或许说他们最大的不同是兖州被曹操成功的保住,而徐州从刘备手中失去了吧,之前我们谈过曹操在兖州的成功,现在说说刘备在兖州的失败原因。1.徐州和兖州本身的情况不同,徐州人口郡县在遭到曹操打击后已经衰落许多,而且主要物质都集中下邳等地,而这些地区在吕布偷袭成功后已经归吕布所有,而刘备的军队虽然去海西广陵,但是那里的物质不足以支撑军队,不久就沦落到要“自相啖食”(英雄记中所述)的地步了,但是吕布在得到东郡濮阳后,曹操依然可以借助鄄城等地继续与吕布周旋。2.吕布军的实力不同,吕布在到达兖州时,从袁绍处出奔,实力不强,连立足之地也无,全赖兖州本土势力张邈等人的支撑才有其强力,而在徐州,他虽然兵败,但得到刘备允许占据小沛一地可以维持军队,再休养生息一段,其实力和在兖州时不可同日而语。3.刘备没有荀彧、程昱这般能独当一面的谋士,我们在谈论三国时总说刘备在遇到诸葛亮前缺少谋士军师,而谋士军师就体现在这里,曹操留下夏侯惇,刘备留下张飞,夏侯惇当时也被吕布偷袭濮阳,还一度被人所擒,但是曹操还有荀彧这样为一州之镇,能片言退几万大军的军师,还有程昱这样威望极高能安定四方的能臣,刘备却没有这样的人才。4.曹操军力要强于刘备,曹操征伐陶谦率部极多,回到兖州又有根据地作为支持,而且徐州兵败,无力无心追袭,刘备本和袁术对峙中,得知消息后退兵,已无可退之地,也无粮草供给,前方有吕布,后方有袁术,几路交战,军队几近溃散。5.曹操在对吕布对峙中得到了袁绍的支援,而刘备无人支援反而有袁术这个敌人追击。虽然曹操在兖州遭到本土势力的反对,而刘备却得到徐州本土势力的支持,但是事情的结局却是相反,可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仁义等等在实力现实之前都要让步。正如兖州兵乱时,濮阳大族田家先是协助吕布,吕布失势又投向曹操一方,这些本土势力在军力之前还是只能低头。不过,当政局需要稳定时,还是要这些本土势力的出面。刘备兵败后向吕布求和,很可能便是陈登等人的出面调停,而吕布答应收留刘备也是因为刘备能得到本土势力的支持,而徐州当时仍是面临曹操袁术的压力,收留甚得人心的刘备能得到徐州本土势力的支持,如糜竺在刘备兵败后仍资助之,再如刘备在徐州反对曹操时各郡县响应可知刘备得到徐州的人心,假如两虎继续搏杀,只怕一死一伤,而留下刘备对其在徐州的统治有利,这完全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徐州的政局动荡后初步稳定下来,尽管其下有太大的暗潮,而南方的江东也出现了一个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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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二十八章 刘备集团中各人的地位(演义第二十八回 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本章说的是古城刘关张相会,演义以开场一段张飞对关羽的误解,关羽对此的忍让,并一通鼓斩蔡阳来表现张飞的卤莽,关羽的神勇和对兄弟的爱护之情,最终为关羽这四章的重头戏划上完满的句号,中国京剧中便有古城会这一出,而且是三国戏中相当精彩的一幕。演义中的结局是刘关张三人最终古城相聚,这也是刘关张三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各处一方,而最终相聚。可说演义将这次分离后那种患难见真情的感觉都表现出来了。自然,本章说的不是刘关张的情感世界,而是说的刘备集团中各人的地位。在本章演义中有一段颇令我注意:“自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难回乡。使人远近打听,知云长降了曹操,主公在于河北;又闻简雍亦投河北去了。只不知将军在此。昨于路上遇见一伙客人,说有一姓张的将军,如此模样,今据古城。我兄弟度量必是将军,故来寻访。幸得相见!”这段是糜竺来古城时对张飞说的话,糜竺对于刘备一直是鼎立支持,真实的历史上,刘备在徐州被吕布抢去后得到糜竺的资助才得以重振,刘备在徐州对抗曹操失败后,糜竺兄弟也弃官追随刘备,可说是刘备的忠实拥护者,也是刘备集团早期的重要人物。而这段话中糜竺的意思颇为有趣,他的消息很灵通,知道关羽投降了曹操,那自然是不能去关羽处了,他也刘备和简雍到了袁绍处,按理说,刘备作为集团核心去了袁绍处,简雍也跟随去了,那糜竺兄弟也应该去袁绍处才对,可是当他们得知张飞在古城便马上先来了古城。不单如此,赵云在遇到刘备时也说到:“近闻翼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实。” 糜竺和赵云在得知张飞在古城,不约而同起了投奔的念头,这固然是因为流落四方的他们想找一处安全的地方歇息,也是因为张飞在刘备集团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甚至独特的地位。对此演义中颇多体现,如之后孙尚香在抱阿斗离开时,赵云制止不了,而张飞却能制止。当然,这是因为演义中的艺术加工使刘关张结义成了兄弟,张飞作为三将军地位颇高的关系。真实的历史上刘关张并没有结义,我们也很难找到古城一事,也不知张飞是否在此会合两兄弟,而关羽所斩杀的蔡阳也是刘备所杀,至于上面所说的那些投奔之事,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在刘备集团中,关张虽然并不是老大刘备的结义兄弟,但是确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先说说此时刘备集团的班底,本章末尾提到过此时刘备集团重新聚集的人物,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时玄德、关、张、赵云、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关平、周仓部领马步军校共四五千人。”刘关张且先不说,赵云并非是在卧牛山与刘备相会,按《云别传》中的说法,是在袁绍处相遇,并为刘备重新募集数百人,其中应该也有不少是刘备之前流散的部属,之后刘备得到袁绍的许可带领这些人到汝南,开始能先胜曹军,斩蔡阳,便是靠这些老兵的功劳,但是赵云的地位远不如演义中崇高,演义中他是等于次于张飞的四将军了,真实历史中赵云的地位并不高,初期和演义中未出现的陈到一样,主要是作为刘备的护卫亲兵,没有多少独立带兵的机会。至于孙乾、简雍、糜竺、糜芳等人才具都有限,虽然作为元勋,日后恩宠备加,但是在刘备入荆州乃至之后成就霸业,主要重用的是后期加入的诸葛亮庞统法正等人。糜竺他们地位待遇虽高,但是权力不多,其实等于是被闲置了。至于关平三国志之在他死的时候提到与关羽同死,是否真的是在此时成为关羽义子就没有根据,周仓更是虚构的人物。实际上刘备在成就帝业时班底主要是以荆州和益州人材为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刘备自从徐州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后并没有长期拥有自己固定的势力范围,在北方多年颠倒流离,没有根基的他即便有眼光,但是也无法吸引和发掘人材。不过,在刘备此时的班底中,关张两人的地位很高,可说仅次于刘备之下,这在班底急剧加入诸葛亮法正等新人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关羽生前一直是刘备集团武将中的第一人,在刘备在蜀期间更是作为荆州地区的主要长官,拥有独断之权。张飞一直仅次于关羽而已,在刘备称帝后更是担任车骑将军司隶校尉这样的重要位置。刘备对两人的倚重并不因为诸葛亮法正的加入而减轻。这自然主要是因为关张两人卓越的才能和刘备长期结下的关系,这看关羽重新投奔回刘备处便可见刘关张三人虽然不是如演义一般结义,但是也有如家人一般的关系。其实这里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下面一章孙策死,儿子年幼,所以弟弟孙权继承他的位置,假如曹操在自己儿子未成年时死去,继承他的位置不外乎曹仁曹洪这几位,曹家孙家都是以家族为核心,在继承问题上不用担心,可刘备万一在此时死去呢?刘备集团是以刘备的个人能力和魅力维持,刘备死去,刘备集团很可能分崩离析,但是假如刘备死去,没有发生瓦解的情况,那谁会来继承刘备的位置呢?和曹家孙家都有一个大家族不同,刘备并没有自己的族人,而长子阿斗是在以后刘备在荆州时出生。(随便说一句,刘备家小屡次被劫,刘备早期的子嗣便未见史载,可能没有,也可能早亡)假如刘备死了,那继承刘备位置的会是谁呢?因为没有血缘,而按地位来说,不外乎关羽张飞两人,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关羽和张飞两人的地位谁高谁低?以日后来看,自然是关羽为高,他长期占据着蜀汉武将第一的位置,后来又是留守荆州,其地位非张飞可比,他们之间的关系到是和演义中很象,结义兄弟一般,三国志张飞传中说到,“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但是,在我看来,张飞的地位并非一直在关羽之下,他成为关羽之下,是有一个转变的。这个最重要的转变是在徐州发生的。在徐州的那章,我们提到过,吕布偷袭徐州时,张飞镇守徐州。这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演义中说刘备要每日与关羽商议,所以不得不带着关羽行军,被迫留下张飞。但是真实的历史里自然不会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刘备把留守交给张飞代表着什么呢?我们先明白一下,留守本营一职代表着什么?古代行军打仗,大本营最为重要,一旦被偷袭失去,就好象刘备被吕布偷袭一样,无家可归了。而三国时期,曹操刘备等人大都是亲自带兵。所以留守一职一定要选用自己最信得过,而且地位颇高的,甚至是直接接班人,信得过自然不用说,信不过的人放在后面自己在外也不安心,而地位高是为了统率下属方便,不然威信地位不足,下面的人不听从,自己就乱了,这两者是肯定的,而是否把接班人留守则不一定,接班人留守不外乎是为了自己万一战死有人可以统合全局,如天子御驾亲征则太子往往留在都城监国。所以留守这一位置是极其重要的,如刘邦,他与项羽对峙,其后方是萧何,日后的丞相,汉帝国的第二把手,曹操在外,留守的是大都是荀彧,曹操最重要的谋士,刘裕北伐,留守的是刘穆之。(刘穆之死后,刘裕放弃北伐之业,离开长安回到建康,刘穆之的重要可见一斑。)这些留守的人或许不是接班人,但是无一不是集团中仅次于君主的第二号人物。就以刘备自己来说,他领兵出征后几次战役,攻刘璋的时候最终留守荆州的是关羽,攻汉中留守成都的是诸葛亮,他们两人在刘备集团的地位自然不用说了。所以张飞第一次作为徐州留守时,其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很可能是超过关羽的。但是张飞这次留守做的很不好,下邳被夺了,严重影响刘备的霸业,其地位便下降了,虽然不至于不重用,但是就落在关羽之后了,如刘备再次得到徐州时,与之前同样的情况,在徐州留守的就是关羽了,这也可说明此时关羽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超过张飞了。当然,就以此点说张飞初期的地位超过关羽也未必可靠,在此只是提出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地位都是事情发生之后的结局,而过程我们并没有看到,起初地位高不代表日后的地位高,起初毫无名气不代表日后也会没世无闻。当事情没有结束时,任何事都会产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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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二十七章 古代的缉捕(演义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本回演义说到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真是威风八面,不过呢,历史上关羽并没有这么风光,他离开曹操虽然曹操并未捉拿他,但是他的出逃想必也不安稳,当然,绝对没那个时间走那些歪路去过五关斩六将,怎么说关羽老大也是一个老流窜犯,怎么跑路这点技巧还是懂的,本章我们就说说古代是怎么缉捕如关羽这些流窜犯的。其实从演义第一回,我们就被灌输了一点,东汉末年的治安很不好,就不说黄巾起义吧,就说关羽这个杀人犯,当然现在没有完全证据说他杀了谁或者干了什么,但是就凭他犯了事跑到刘备老家涿郡就没事了,还大摇大摆和刘备一起参军,就可见东汉末年这个追捕犯人的技巧不是那么好。再譬如文中所提到的鞭打督邮一事,演义中虽然为了塑造人物性格,将历史中鞭打督邮的刘备改成了张飞,但是对于其他的内容,却和历史并无大的区别。想刘备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尉,居然敢公然鞭打监察官员,而且还在缉捕之下逃至代州刘恢处,而刘恢却真敢将他们窝藏起来。假如是在中央政权强有力的情况下,比如汉武帝时代,此类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当然,东汉末年此事也不稀奇,之前党锢事件时就有颇多人窝藏党人)这话说回来,古代缉捕犯人的技术就那么差吗?关于这点,我只能说,和现代比起来,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有一些问题,就算现代也没办法解决。现代有科技上的进步,照片技术和通讯手段使警察能更准确的找到犯人,交通手段的进步也使得追踪方便了许多。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的进步也使得犯人拥有了更多的藏匿手段。而且假若犯人远离人踪,找个没人的地方过着野人的生活,那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对此都毫无办法。不过毕竟愿意做孤身野人的人太少了,大多数人生存下去必须依赖社会的支持,而在人群内不管如何藏匿,终究会露出蛛丝马迹被人知晓,我们就说说古代对于这些流窜犯的处置。任何的犯罪都首先要设法防止,在这点上,古代有其自己独特的办法,便是“连坐”,“族诛”,“保甲”。连坐制度是中国古代很久之前便有的,以商鞅变法时的连坐最为著名,其内容便是以十家为伍,互相监督,一有问题便要告发,否则以同罪处理。之后渐渐演变为保甲制度,“保甲”之名以王安石变法时的保甲法得名,主要是以户为单位,几户一甲,设一甲长,几甲一保,设一保长。保甲内实行连坐。其实连坐保甲起源都是军事防卫制度,但是在日后的和平时期成为了一种户口管理和治安管理制度。保甲连坐是一种包含惩罚的管理制度,而族诛则纯粹就是惩罚,我们常听到株连九族这一说法,便是指这一制度,一般是说因一人获罪而使得全家全族诛灭的惩罚,这种惩罚极其残酷,一般用在谋反等大罪上,是很严重的大罪,后期渐渐少见,但是因一人获罪,全家流放充军的例子到是屡见不鲜,这样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士人官宦这样有地位有名望的家族中。连坐保甲家族内部的株连形成了管理网,这张管理网以刑罚的威慑力为本,构成了缉捕犯人的第一道防线。(这个制度极其残酷,在现代当然是废除的好,但是我们本章只说他对古代治安缉捕上还是很有功效的。)官宦人家获罪,我们在人质一文便说到,家人就是人质人质,你获罪若是受罚那家人可无碍,或者轻判,假如你流亡于外,则作为人质的家人便要受到牵连,所以为了家族着想,大多数的有权有地位的人大都束手就擒,你看那皇帝抓平民可能比较难,但是抓官大都是手到擒来,便是畏惧株连九族。官宦人家如此,一般的平民也是一样,谁没有自己的社会关系,没有亲戚也有朋友邻里,若是你犯了事当街杀了人,那捕快也不用亲自来寻你,直接找族长或者保长即可,若是不把你交出,他们便要获罪,所以你要逃亡,只怕先要过你这家人邻里朋友这一关,纵使他们肯冒风险留你,可你看他们受罪自己好端端的没事吗?(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为了保护族中一人而寻另一人抵罪的。)所以这大多数的古代流窜犯都是赤条条一个人,没有牵挂。就拿我们的关老爷来说吧,他说是在老家杀了恶霸后逃出来了,可你看他在和刘备在一起后从来就没提过自己以前的亲戚,可见八成是老家没人了,这可是流窜犯的一大条件啊,否则他在杀那恶霸时就要想想自己这以后浪迹天涯,家中老母要代自己受过,那只怕那刀就砍不下去了。不管怎么样的制度再严格,刑罚再恨,总是有人喜欢过流亡天涯的生活,比如我们的关老爷,这时缉捕方就要行动了,既然已经逃出,那就要缉捕啊,而缉捕先要做什么呢,现代是发通缉令,这古代呢,也一样,发缉捕文书,而且往往附了犯人的头像在上头,形式和现代通缉令一模一样,但是效果上就大大不如了,一是这画像毕竟没照片逼真,假若是那些名人官宦那只怕还罢了,人见得多了,画师综合起来画出来总有几分真的,象伍子胥逃亡时就为了他的缉捕令过不了关苦恼了好一阵,要不是愁白了头外加有相象的人帮忙,那只怕是逃不掉的。但是假若那些不知名的呢,本就没几个人见过,即便见过的人胡诌一通,那画像又能当真才怪;第二便就是这通缉文书的速度,这流窜犯逃的比兔子还快,朝廷的文书有专门的驿站传送,那是挺快的,但终究比不上现在的网络速度,再加上写文书画象那点时间,只怕文书到了人也跑了。说是这般说,但是细细追寻起来,古代的缉捕却是颇有成效,毕竟画像虽不如照片但是终究有几分象的,而论交道能力,那些犯人怎么比得上能动用官方驿站的捕快们。古代若要缉捕犯人,往往会在各个交通要道和主要人口聚集地发出告示文书,犯人若要是买食物必然要去有人处,而古代人口有限,连坐保甲制度更是使得任何一个新出现的人备加注意,藏匿起来颇为不易,不小心就会暴露行踪。古代对于缉捕有详细的规定,捕快的一大主要责任便是将逃犯追捕归案,甚至可以长期追踪流窜犯的,假若追捕不利,还要受到一定的责罚。甚至假如在追捕过程中无法逮捕犯人而遇到有携带武器的路人,可以要求路人协同追捕犯人,假如路人有能力帮忙还没有帮忙,可以予以刑罚。此外,便是我们常在小说中见到的悬赏追捕犯人,有以追捕犯人追赃的部分作为赏金的,也有直接朝廷予以赏金的,这类悬赏花红在近现代也依然存在。古代甚至对于捉拿犯人时还有详细的规定,如宋代规定犯人空手拒捕不得加害,但是执杖拒捕时就可以杀死,可见当时的缉捕手段和办法已经颇为老道,法例也颇为详尽。对于缉捕最大的威胁是两种,第一种是上一章说的绿林,贼寇,他们组成集团的力量便不是捕快力所能及的了,只是对于这些也不能算是缉捕而更多要用剿这样的词了。另一种便是颇有势力的土豪士族大官僚,这些人大都拥有自己的庄园,脱离于保甲制度之外,而与朝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会收留那些逃犯,但是一旦真的藏匿起来,要寻找出来也是千难万难,即便在刑罚远比之后严酷的汉代,也颇有这些喜欢窝藏逃犯的人。其实假若在古代所称的“治世”等和平时期,这些时期朝廷威信犹在,执行力量能涉及大多数地区,保甲连坐制度完善的情况下,古代缉捕还是很有成效的。但是一旦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比如朝廷威信大减,部分地区失去执行力量,甚或保甲连坐制度名存实亡,缉捕能力就要大打折扣。以朝廷威信来说,东汉党锢时期,朝廷对党人的打击不得人心,就有人冒着被牵连获罪的危险收留党人。到了乱世末世,那些流窜犯就算到处跑也没人管了。我们还是拿关老爷在东汉末年做例子(谁叫他在演义里出风头呢)他少时在老家杀人,应该是家中无牵挂,不怕株连家人,而当地保甲制度尚未瘫痪,所以干脆流窜到涿郡,跟随了刘备,史实上此时的刘备应该聚集了如张飞等人,在涿郡也是一霸了,另外东汉此时对地方的管理已经混乱,涿郡也比较远,保甲连坐制度已经失效,使得刘备即便收留关羽这个流窜犯也没人管,或者是管不了,这一次逃亡是典型的杀人潜逃,比较丢脸,所以史略不详。而之后刘备鞭打督邮,和关张一起弃官来了一个众人大逃亡,这次逃亡关羽不是主角,史实是刘备,演义是张飞,关羽只是陪逃的份,我们不多说了,唯一值得一说的那时应该是聚集了一批人跑路的,已经升级到流窜集团了。还是因为乱世,这些本在平时是被缉捕的人可以从军立功。(当然,古代军人本就是颇多因罪从军的,从军也算一种刑罚。)这是第二次了,第三次也就是本章了,关羽弃官潜逃回刘备处,虽然关羽这份忠义是令人敬佩,挂印封金等做法也颇有气节,但是在法理上他还是一个逃犯,不过这次逃亡可不同以往,是以汉寿亭侯的身份逃亡的,虽然还是逃犯,档次就不同了,经过罗贯中先生的笔,而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寻兄,(演义中写的很微妙,在史实中关羽逃亡后一度有人要追,但是被曹操制止。而演义中,曹操虽然送行,先没有给关羽通行公文,须知官员若不得公文擅自弃官潜逃也是重罪,各路关卡即便不缉捕关羽,但是阻拦是完全合理的,这样一来关羽就成了武装拒捕了,而之后在过了五关后曹操给关羽的通行公文到了,(只是这驿站的快马要这么久快出曹操地界才追上带着二夫人坐马车还要沿途拒捕的关羽,这效率未免也太低了些。)却为关羽的上述行为做了解释。)更是可以和伍子胥的逃亡相媲美了,可见就算要流窜,也有档次之分啊。自然,最后郑重声明,绝非鼓励大家做有档次的流窜犯,现代社会了,家里呆烦了就去旅游啊,别以为被人在后面追来追去很刺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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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二十九章 孙策之死的若干议题(演义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本章江南小霸王孙策身亡,孙坚孙策父子都是汉末的良将,但是都先后早夭,到是不善战事的孙权得享高寿,实在可说是天命。与孙坚只表现出他的善战和忠义不同,孙策不但善战,而且颇有政治韬略,少年早熟,为政也甚为老道,在孙家三父子中,以他最为全面,可说是汉末难得的人材,以项羽比之,并不委过,可这位小霸王却意外早夭,实在令人扼腕。而孙策之死,结合整个江东和中原局势来说,也颇有许多议题可说。先说说郭嘉对于孙策之死的预言,鲁迅称演义中的诸葛亮“状多智而近妖”,只是在我看来,郭嘉才是真正的妖怪,鲁迅指的“状多智而近妖”是因为演义对诸葛亮的美化太过,大多数事迹都是虚构或者移花接木的,而郭嘉对于孙策之死的预言却是史载明言。“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说孙策轻而无备确实针对了孙策的弱点,但是直言孙策会死于刺客之手也未免太过神奇,一般谋士至多称死于小人之手便可算言中,而郭嘉却明言为刺客,而更令人称奇的便是孙策还真在之后不久遇刺,这也太过巧合,假如郭嘉不是未卜先知的妖怪,那就是运气太好了,或者,孙策的遇刺本就是曹操等人所策划的,郭嘉都称孙策易于行刺了,那假若曹操不利用这点做些什么,也太对不起郭嘉这位谋士了。而联想到行刺那三人是许贡的门客,而许贡便是因为亲近曹操而被孙策所杀,便不能不怀疑此事的背后是否有曹操的影子了。自然,这只是猜测,即便时隔已经近二千年,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凭借目前的史料,我们只能认为孙策的遇刺纯粹是偶然事件,而许贡门客刺杀孙策纯粹是为了其主尽忠。说到许贡门客此事,其实刺客在古时颇为推崇,春秋战国时的要离专诸豫让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刺客,史家对其都予以相当的尊重,尤其如豫让之类在主公死后仍尽忠为主报仇的人,人们都视其为忠士,许贡门客也是如此,演义中便以诗对许贡门客予以赞颂。当时的看法有一定的准则,对事不对人,并没有严重个人的倾向。如智伯被赵襄子所杀,赵襄子乃是一代英主,智伯远不如之,但是对于为智伯报仇杀赵襄子的豫让,大家仍对其相当尊重,不因赵襄子的缘故而贬低之,对两个站在对立面的人,古人却能以他们的准则予以自己的尊重,反到是现代的一些舆论,非此即彼,只要站在对立面,便一切都是错的,没有准则,只有敌对,只有党争,这点上却远远不如古人了。回到孙策的问题上来,之所以郭嘉会说到关于孙策的那件事,直接原因是因为当时曹操阵营担心孙策会乘曹操袁绍对峙偷袭许都,而且孙策也确实准备了此事,因为被许贡门客刺杀而终止。可是,在我看来,孙策要夺许都,迎回汉帝,难度不小。一来若是要发兵偷袭,当做的隐秘事起突然才能一击成功,可孙策此动曹操阵营已经了如指掌,曹军做了准备,成功几率便少了大半。二来江东离许都甚远,远不如刘备在徐州和袁绍在冀州时,甚或曹操北进时刘备劝说刘表那次,在荆州的刘表比之江东的孙策也要近了许多。路上曹军即便没有大军,骚扰必然不断,孙策求的是汉帝,必然速速行军,到的许都,也成疲兵。三来,真若是得了汉帝,千里迢迢带回江东,风险也太大了,而在中原一带立都,那也并非易事。四来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孙策的江东根据地并不稳固。其实,孙策要夺汉帝,机会并不大,即便成功,曹操到是八成要崩溃,但是得利最大者却是袁绍而非孙策,届时袁绍一统北方,孙策得了汉帝也无用处。不过孙策时时想着谋取中原,比之他弟弟孙权对中原兴趣不大,只想着把自己的老窝巩固扎实确实有着进取心多了,不过假若孙策守成一下,乘袁曹苦战,先攻略江淮徐州荆州一带,那反到是更可行了。不过,孙策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要解决,也就是我上面说的第三点,江东根据地不稳固。后来演义中总称江东历经三世,又有地利,不可图之。其实江东真正算起也就孙策开始,孙坚虽然打下了孙家在江东的基础,但是真正将江东开拓为孙家的还是孙策这位二世,而孙策死的时候孙家的江东并不稳定,外部与孙策有杀父之仇的刘表占据荆州在江东上游,虎视耽耽,而陈登在北,也是一大障碍,没有除掉刘表陈登,何以北进?而更大的问题在内部:孙策得江东很大程度之上都是依赖着招降纳叛,和曹操不同,那些归附于他的势力还保留着相当的实力,其中包括那些江东世族土豪们,我们在第二十四章便已经说到,这些当地势力只对保护他们自己江东的利益有兴趣,对孙策的北进大计没有感觉,真要北进,孙策主要还要依靠自己的老部属如韩当等人,然而江东山越强盗横行,也需要信得过的人来防备之,假如孙策统军在江东还好说,假若孙策统大军在外,出了一点差错,江东就可能易主,而麻烦的是,孙策发觉有人挑战他的权威。是谁呢,就是本章说到的于吉了,其实于吉这位道士并非纯粹是演义中杜撰的,历史上真有其人,演义中的部分事迹在江表传也有所记载,有史载中言,于吉曾著《太平青领书》在汉顺帝时献于宫中,被认为荒诞而不被信,而《太平青领书》后被太平道张角所利用,组建了太平道,是道教祖师之一,又有称在孙策之时,又有一个于吉(此时和汉顺帝时相差几十年,假若不是能活百岁还能到处乱跑的超级老寿星就是传道的人假借祖师之名)在江东传道,并以符水济世,这就是本章的主角了,其结局和演义一样,被孙策所杀。孙策为什么要杀于吉这个道人?我们在第一章就已经说过,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不信教,也不是不为宗教所狂,相反,一旦信教,中国人不比其他种族差些虔诚,之所以没西方和中东那般,是因为中国一直有大一统的政府,和宗教一直没有机会壮大。但是在东汉时期,太平道还是拉拢了许多忠心的信徒,导致了天下大乱,虽然太平道灭亡,而于吉自北方到江东而来,以符水治病,很快就吸引人大批人信教,即便是孙策军中也有大量的人信道,这样一来便直接威胁到孙策的地位,孙策之父孙坚本就是剿黄巾军的主力,孙策岂会不知道于吉的危害,便寻机杀了于吉。不然若被于吉壮大,那江东就无宁日了,这在之后有一例证,东晋五斗米道盛行,结果五斗米道发难,几将东晋朝廷覆灭,虽被刘裕平定,但是东晋也名存实亡了,孙策刚得江东,实力比之东晋如何,真要让于吉壮大,孙策就几无立锥之地了。最后再说说孙策的遗嘱吧,大家对刘备的遗嘱兴趣多多,其实孙策的遗嘱更有意思,首先,我们常说的孙策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乃是演义杜撰,孙策并没说过此话,当时周瑜在外,孙策将孙权托付张昭辅政,(周瑜日后带兵奔丧,才与张昭一同辅政。)这自然是看上张昭在江东世族中的地位和威望了。而此时,他也对挺进中原失望了,你看他对张昭和孙权所说的话,丝毫不谈争霸,只求守江东而已。到不是因为雄心勃勃的他死前想通了,也不单是因为孙权的个性善于守成不易开拓,而更是因为他知道在张昭等人辅佐之下,江东得保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孙策死后,要稳定江东局势,孙权已经要绞尽脑汁,更别提北进之事了,而孙策这边的威胁解除,袁绍和曹操的大决战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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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十一章 兖州和徐州(二)刘备为何能得到徐州(演义第十一回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  刘备得到徐州是三国的一个日久不衰的话题了,后人对此或褒或贬,如此种种,全因演义的影响太大的缘故,而当时和其极其相似的曹操登上兖州刺史宝座一事,便因演义略去而少有人注意。不过,刘备作为当时依附于公孙瓒的平原相,自身也没有极大的家族背静,而且也非徐州本土人,却突然能成为徐州一州之主,这确实也是一个极其引人注意的事件。如上一章所说,刘备登上历史舞台,是由曹操攻打徐州引出的,在演义中对这段历史作了极其精彩的描写,先是由徐州请救兵引出派遣糜竺出使孔融处,再由孔融被黄巾包围引出北海也要请救兵,这才引出刘备,而其中还介绍了太史慈,在刘备解围北海之后又有孔融请刘备共赴徐州一事,这转折之下才引出刘备救徐州,而且在救援徐州时还以孔融,田楷不敢与曹军作战显出刘备救援的果敢,再如此,引出了陶谦让徐州一事。单就故事而言,一波三折,确实是精彩异常。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再精彩也不能与历史混为一谈,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有一个说法是七实三虚,就说这段章节,里面有许多史实,如孔融求救刘备,太史慈的突围求救兵,再如糜竺陈登孔融劝刘备接管徐州所说的那些话,刘备和太史慈的对答,都是史有明载的。假如我们割裂看,这些和正史无疑,但是,将整个情节连起来看,这些正史就全被挪移过了。比如陶谦请救兵,演义中说请了孔融和田楷,但是历史上是直接请了刘备和田楷,而没有向孔融求救;再比如说北海太史慈突围向刘备求救那段确实是史实,刘备也确实派遣兵马救援孔融,但是此时并没有发生陶谦求援之事,刘备更不是孔融的要求才求援陶谦的,而糜竺陈登孔融的劝说也是在陶谦死后发生的。虽然这段情节和史实有所出入,但是从小说角度看,演义要精彩的多,还要合理的多。尤其是孔融这段,史书上孔融求援刘备具体时间不知,只知在刘备任平原相期间,假如按史实来,那这段故事显得和主线脱节,而不说这段,又太过浪费,而用糜竺先去北海求救再引出刘备就合理的多,也精彩的多。再又如孔融劝说刘备这段,按史书上说,是陶谦死后孔融来劝说的,那未免太特意,尤其是届时还要介绍一番孔融本人和解释他为何来劝说刘备,但是用现在演义的方式,孔融前来支援,而且就在庆功宴会上趁着陶谦辞让徐州时说这番话,就显得合理的多,对于小说本身,自然更流畅,更利于阅读。(只是更让人误会演义是历史了。)小说往往比真实的历史还要合理,但是,小说终归是小说,刘备入主徐州的真实情况是:徐州被曹操攻打,陶谦向田楷求援。刘备一同前来,这成了刘备登上历史舞台的重大时刻。在之前,刘备虽然有所成就,由一介平民成为平原相,但是并不顺利,由他在三国志中前半生的历史是如此简略和坎坷就可知他在到徐州前历史并不辉煌,甚至不为人注意,与袁绍曹操甚至是刘表袁术公孙瓒他们比较,刘备还没有能力在诸侯争霸的舞台上有所表现,就如演义所说,他在当时只是作为十八路诸侯的手下而不是其中的一员,而且他的家世也不为当时的名士看好,这也难怪他在得知孔融向其求救时要动容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而陶谦是他的第一个伯乐,不单资助他的兵力,而且还表他为豫州刺史,这头衔虽然是空架子,(这个位置有无数人担任过,比如由袁术支持的孙坚,袁绍支持的周昂,曹操被吕布偷袭时还有一个豫州剌史郭贡也去凑过热闹,这豫州剌史实在是绝对的空头衔)但是也一下将他的地位拉高到与原先公孙瓒让其协助的青州刺史田楷同样的位置。尽管陶谦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局势才做出如此的举措,但是在众人之中他惟独选择了刘备,可见刘备确实有不凡之处。由史书一些细节上的记载看,刘备这次增援徐州乃是竭尽全力的,演义中称其向公孙瓒借兵,而三国志中则无此记载,只称“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估计这幽州乌丸杂胡骑后来在演义中便成为公孙瓒的借兵了。从这句话来看,刘备的兵力严重不足,只有千余,还要拿流民作为补充,(这里也有疑点,三国志在说刘备就任平原相救援孔融时还有精兵三千,怎么此时只有千余?三国志等一些史书相互矛盾者甚多,同一本书前后矛盾也不少见,或者说当时的形势比较复杂,而史书记载过于简略的关系,尤其是传记体。)但是另一方面,刘备此次的支援是将其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可见刘备对此次支援的重视程度,或许在此之前,刘备便得到过许诺,所以才有刘备到后陶谦便增兵四千给刘备的情况;或许是因为刘备在这次支援行动的胆识和对于军队的控制能力得到了陶谦的赏识而导致这一切,无论是哪种情况,刘备的能力得到陶谦认可是必然的,而在刘备这方面,他本在公孙瓒处就是从属,而且地位还在从属于公孙瓒的田楷之下,而现在陶谦的赏识使得其地位与田楷平起平坐,实力也得到增强,何乐而不为。而在公孙瓒那边,对于盟友陶谦将他下属的下属挖走也没看到有特别的反对意见,所以刘备就准备安心做他的新工作了,而有时好运总是接二连三。曹操在兖州内乱后退兵,陶谦不久后病死,徐州需要一个新的主人。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说到,在当时情况下,血缘继承的方式还未确定,陶谦即便想传自己的子嗣也不可能,所以他选择了刘备作为徐州的继承人,在死前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但是,陶谦的遗嘱并不能作为刘备执掌徐州的依据,只有徐州的各大势力才能决定徐州之主人选,而当时徐州的各大势力代表陈登,糜竺,曹豹都无力获得其他势力的支持登上徐州之主的宝座,又或者说,他们就象当初兖州那些地方势力一样,不敢登上这个位置,因为徐州在经过曹操的大屠杀后,残破不堪。而且曹操袁绍对徐州又虎视眈眈,徐州的位置实在是个烫手山芋。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军事力量保护自己,袁绍是曹操的盟友,自然不可能,而原先的盟友袁术陈登却不看好,(这也是袁术在南阳一带折腾的太过分的关系,陈登这些地方豪强怎么会请这个冢中枯骨来)这样刘备就作为候选人浮出水面了,他有一定的军事力量,至少在徐州是最强的,又是外来户,在当地势力不强,不会影响陈登糜竺等本土势力的平衡,而且有仁义之风,颇得人心,至少看不出他象曹操那样会杀戮边让等名士。请其入主徐州只怕是最好的选择。而对于刘备来说,徐州是个极大的诱饵,虽然徐州已经不是当初富饶的徐州,数郡残破,几万人被杀,而且四处势力环绕,袁术曹操袁绍各路势力都比徐州强大。但是毕竟是一州之地,而且登上了徐州之主的宝座,就正式成为诸侯,有了争霸的资本,就如同之前曹操得到兖州一样。对于有着争霸之心的刘备来说,接了徐州还有争霸的机会,不接就没有也没有了。但是,作为一个外人突然被拥戴上一方之主的宝座,总是危机四伏,刘备如此,而之前的曹操也是如此,他正陷于兖州的苦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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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三章汉末政治(二)宦官(演义第三回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第三回一开始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何进入宫被张让设伏杀死。“让等将何进首级从墙上掷出”,而后“袁绍厉声大叫:“阉官谋杀大臣!诛恶党者前来助战!”何进部将吴匡便于青琐门外放起火来。袁术引兵突入宫庭,但见阉官,不论大小,尽皆杀之。”袁绍引兵入宫大杀宦官,无须者都被屠尽,宫中大乱,皇帝失踪。东汉也从此走上了覆灭之途。这是对宦官的第一次大屠杀,第二次是朱温夺唐之天下,也大杀宦官和文臣。这章就说说引起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也是这起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宦官。历史上宦官的名声极坏,其几大原因如下:1.宦官因为其生理和心理缺陷,往往贪财,而且因为没有子孙,行事不顾后果,往往造成极大祸害。2.宦官不是正常人,是被阉割的,而且历史上颇多污点,所以大多数人对其反感。3.宦官掌权,直接损害了官僚贵族阶层的利益。假如抛开个人好恶不谈,其实对宦官的反感主要针对其两点,一是无止境的贪财,二是宦官权力过大,而宦官之所以能贪财,还是宦官有权,而宦官的权力来源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宦官这一职业是因为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血统的纯洁性而做的,中外皆有,并非中国的专利,如东罗马帝国的宦官,有当了宰相的,比起中国的宦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宦官当权并非一国特产,那宦官为什么能当权呢?宦官能当权,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是皇帝的身边人,他们的权力,至少是起初的权力,是皇帝给予的,所以宦官当权的几朝往往是皇权强有力的几朝,如东晋那般朝中大权被士族掌握,宦官想有权也不成。那宦官到底掌握了皇权的哪部分呢?这又要说到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了。自秦始皇设立宰相一职后,皇权和相权之争就没有停息过,尤其是丞相一职,其权力太大,与之同一地位的御史大夫和太尉都权力都有局限性,但是丞相的权力却宽的无边,几和皇帝一般,而且往往要压倒皇权,所以东汉的两大权臣董卓曹操便都最终选择了丞相一职,而为了压制相权,各代皇帝都做了许多改革,但是都没有明显的效果,即便如朱元璋那般取消丞相一职,但是内阁很快就取而代之,以至于清朝为了加强皇权又要设立军机处,这是后话了。在东汉时期,主要是尚书台的设立,这其实自汉武帝便开始了,汉光武帝又再度加强,诏书出于尚书台,这大大加强了皇权,而宦官的权力也是根源于此,便是皇帝诏书。诏书,也是我们通常称呼的圣旨,乃是皇帝权威的象征,也是皇帝权力实质化的最大法宝,大多数权力都要通过诏书得以体现,就好象现在的法案,文件,命令一般。所以要获取最大的权力,就一定要掌握诏书的起草。(自然,有时还有高于皇帝诏书的东西,这也是后话了。)控制尚书台是一个办法,而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控制皇帝,或者获取皇帝的信任。这控制皇帝也不是稀罕事,这东汉之后董卓,曹魏,乃至之后的司马,东晋各权臣哪个没干过这档勾当。反倒是一向被视为奸人的宦官,却少有此事。宦官专权的朝代多了,极盛就有东汉,唐,明三朝,但是能做到这点的也不过是中唐之后极短的一段时间。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宦官的权力是皇权衍生出来的权力,没有皇权就没有宦官的权力,即便是唐朝这般宦官形成庞大利益集团还拥有军队的情况下,没有皇帝的信任,宦官也要下台,(当然,取而代之的还是宦官。)不象权臣站在皇权的对立面,宦官大都是站在皇帝这边的,两者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其实,假若将宦官当作正常人看待,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和秘书,家奴身份使皇帝亲近,秘书的身份使宦官拥有大权。宦官本就是作为家奴使用,但是因为宫中体制和权力斗争的关系,朝夕相处的宦官比之有血缘的皇族更加亲近,尤其东汉这些皇帝大都年幼时即丧父(皇帝),而母系一族为了权力又将自己当做傀儡一般,前一章说外戚的时候便说到了,这外戚颇多大族势力,正所谓同气连枝,又加经营多年,鼎盛之时可说皇帝之权不出宫外都有可能,且不说做个傀儡印玺的滋味不好受,(有时连印玺也不用你来),便说那外戚是不是王莽呢?就算这外戚不是王莽,前面那汉质帝的下场则更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夺回权力肯定是必要的,而外戚势力如此之大,如此之盛,几无可用之人啊,身在宫中,就算外界有忠臣也不知啊,举目天下,只有宦官可信可用,夺回权力只能依靠在身边的宦官,那夺回之后对宦官则更加信任有加了,灵帝将宦官称为父母,从皇帝角度上说实在是不成体统,但是也未必不能反映皇帝对这些宦官家人的感情,反而是那些大臣们,除了上朝少有打交道的机会,不知脾性善恶,如何信任?(象太子老师往往在太子登基后得到重用,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看去,自然觉得那些大臣谁善谁恶一清二楚,可身在其中的皇帝又如何清楚?毕竟大多数皇帝也是凡人。而且宦官中也不乏良善之辈,明朝的郑和就不多说,单说东汉就有造纸的蔡伦,曹操之养祖父善于举贤的曹腾,清忠奉公劝谏灵帝取消党锢的吕强。也难怪说灵帝会说: “十常侍中,岂无一二忠臣?”(自然,如何分辨出宦官忠奸,就看皇帝自身了,就这点说灵帝昏庸,也不为过。)再说这秘书一职,有趣的是,原本在西汉,宫中职务并非全是阉人,如这中常侍一职,也有士人担任的。不免有参与朝中政事的,等到东汉兴起,内宫才全是阉人,但是这一功能并未削弱,反而因为东汉皇帝为了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而加强了,甚至宦官权力延伸到了外朝,宦官居然有封侯任车骑将军的。中国政权一向有内外之别,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内朝是皇帝的私人领地,外朝乃是以宰相为首的百官行政之处,(但是皇帝自然可以对朝政下最终决定,而大臣也有常有内宫指手画脚提意见的职责。)内朝一旦为他人所控制,这皇帝就成了傀儡。所以各朝皇帝控制最严便是内朝,自然,最倚重的也是内朝。而内朝中自然尽是宦官了。皇帝自然倚重宦官了,毕竟小到生活起居,大到起草诏书,对外发布,都是需要这些宦官去做。尤其是东汉太后当权,固然外戚大盛,但是太后不得出后宫,发布命令也需要宦官协助,所以何进要杀宦官,太后不肯杀,也不是只有贿赂一事的原因。一般大臣对这些宦官也是头疼,固然这些秘书理论上只是一些皇帝家奴,干的也是琐事,但是却可以通过影响皇帝干涉朝政,(不亚于枕边风)不让其影响不太现实,但是让这些奴仆的意志驾临自己这些当朝大员头上也不好过,而且东汉宦官颇多是有功的,甚至还封侯,拜将,一些大臣对之睁只眼闭只眼,一些大臣公然抗之,等到党锢之祸起,两边的矛盾已经不可缓解,其中最大的体现就是袁绍,先提出诛灭宦官,在何进得不到太后同意时,就提出引外兵威逼太后,(引外兵不止是引入董卓而已,还包括派遣人员如鲍信等去各地募兵。)在何进再度犹豫时,还“书告诸州郡,诈宣进意,使捕案中官亲属。”把宦官向死里逼。(说起来宦官最应该杀的就是袁绍才对,不过袁绍现在这段独断,但是日后做大却畏手畏脚,真是可叹。)最终屠尽宦官。演义中只说到张让等宦官见逃脱无望投河而死,却没说到张让对少帝说的最后一句话:“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另一说:“臣等死,陛下自爱!”)确实,宦官固然全数被杀,但是东汉从此大乱,皇帝再无实权,即便象之前那般想夺回权力,也无人可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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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一百零二章 木牛流马——后勤与成本(演义第一百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本回演义中出现了一个挺有名的道具,便是木牛流马,说起来这应该是两个才对,只是谁也没见过这两种东西,何况都是一个用途,将其称为一个倒也不委过。在演义中,诸葛亮有几样很出名,其一是火攻,诸葛亮凡是遇到大战必然要用,而每次用这火攻必然能有大收获,是以少胜多的法宝,当年出山就拼命用火烧曹军来着,每次都以万做单位的。只是在正史中,诸葛亮一来不是开始就带兵,二来他也没放火的坏习惯,他讲究的是堂堂正正的正面作战。其二是八阵图,这种阵法能不用一兵一卒就把陆逊围困起来,按演义的说法,可挡十万兵。要真是如此,那也不用派那许多兵防守,只要多搞点大石头在要道上便是了。不过这八阵图也并非全然捏造,这个八阵是相传诸葛亮做的,后来在许多兵法中都有记载,还大都说是诸葛亮传下来的,当然没演义中那么悬乎,只是一种普通的阵法而已。中国古代军事研究颇为发达,对于如何应敌有各种各样的经验总结,比如戚继光创造的鸳鸯阵,在我们现代角度看,就是一种小规模阵斗的标准模式。对于古代阵法,我们自然不能相信演义小说里那种胡吹,但是也不可将中国古代阵法都当成无用。不过不管如何,这种阵法都不是万能的。其三是诸葛亮的奇门遁甲之术。要说这古代演义小说里总有些神仙鬼怪,就说四大名著吧,西游记不用说了,水浒里面也多得是法术,便是红楼梦也有些因果报应的故事,古代演义小说大都脱不了这种干系。三国演义在这其中还算好的,至少把那个诸如韩信等人转世的早期三国传说都去掉了,仙人出现的场景也算不得多,便如于吉等人还是在历史中有记载的。再好象黄巾的张家三兄弟,对他们那些法术也没有太多的涉及。想想也是,这历史小说要是法术一多,那不如写神怪故事,还用得着写历史演义吗?所以虽然为了增加诸葛亮的神奇色彩加入了一些奇门遁甲的故事,但是还算克制,一些如诸葛亮续命灯的法术描写起来反倒是让诸葛亮的死增加了一种悲伤的气氛。当然,诸葛亮不懂这些法术那是肯定的。其四便是木牛流马了,说来在演义中这也算得上诸葛亮的法术,但是与那些奇门遁甲虚幻之术不一样,这可是在历史上真有的东西,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就称诸葛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在诸葛亮集中还有记载,演义中基本照抄。想来那个连弩太过平常,不能显示诸葛亮的厉害,但是这木牛流马就太神奇了,自然要大大的书写一下。好了,到这里进入正题,那这个木牛流马到底是个什么呢?虽然说这个制作方式倒是流传下来了,但是这个制作方法写的有些含糊,至少在下是看不懂,而且也没见哪位能工巧匠能制作出如同演义中那样能自己行走好象机器一般的木牛流马出来,想来也是,要真是有这样的木牛流马能制作出来,那曹魏好象也没必要和蜀汉打了,这技术落后太多啦。所以说这个木牛流马肯定不是如演义中那样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一般的观点来说是独轮小车,也有些人认为不是,并用杠杆原理制作出了一些试制品,但是即便是如此,这还是需要人力来推动的,而不是演义中的自己行走,毕竟这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能量来源,而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没有出现新的能源获得方式。以在下看来,木牛流马肯定是比之前的运输工具更方便,但是依旧要依赖于人力,只是比以前所需要的人力更少,更轻松而已,但是这种木牛流马应该只限于如汉中那种山路,这或许就是他日后没有普及的关键因素。木牛流马的作用必然还是有限,否则诸葛亮也不用在五丈原屯田了,在之前曾经谈到过,诸葛亮几次北伐,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后勤补给,在此,便说一说,后勤补给的成本问题。相信只要懂一点军事的人,都应该知道后勤补给的重要性。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战争,后勤补给都十分重要。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基本上是公平的,除非是跨时代的技术差距,如长矛对坦克大炮,在同一个时代同时存在的双方,往往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就好比三国时期的三方,无论是从战力战术上都相差无几,所谓的奇计对于双方也都是公平的,实际上战争从来不指望那种奇计甚至奇迹的出现,而是实力的比拼。如此一来,战争的关键便是看谁能调集更多的资源到战争的现场,谁能在局部或者全部获得优势,用孙子兵法那句恒古不变的话来说:以多打少。当然,以多打少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我们已经说了,战争对于双方都是公平的,这就意味着一切都是,你要在数量上集中比对方多得多的资源,那也就需要花费更多的力量在后勤补给上,而这种后勤补给往往是呈现几何倍数增长的。比如说,你将一个士兵运输到前线,这并不足够,你要为这个士兵配备上适合的武器,盔甲,盔甲只是作战时期穿,平时还是要衣服的,尤其是寒冷的冬季需要棉衣,这些也是必要的,否则就会造成大量性的非战斗减员。光配合了这些还不足够,人以食为天,必要的食物是肯定需要的,这种消耗性物质在古代战争中是后勤补给的大头,一个人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会消耗掉与自己体力相等的食物,时间越长消耗得越多,此外食物在后勤运输中也会形成大量的损耗,战线越长损耗越多,往往到达战场时期的食物远远小于在途中被消耗掉的食物,甚至有一些后勤物质到达战场的只有十分之一。即便是运输到战场后,这些物质也不是常可以完全得到运用,撤退,转移,甚至追击都很有可能要求你抛下多余的物质,这些物质自然不能资敌,多半的结局是烧掉埋掉。将一个人送上战场,往往就要几个甚至十几个几十个人在后支援,将一斤物质送上战场,后方就要消耗掉几斤,十几斤甚至几十上百斤的物质。所以说战争花钱如流水,战争的胜负往往就看谁能消耗更多的人力物质,换句话说,就是谁的实力厚,谁经得起消耗,谁就能打赢战争。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发觉这样一种诡异的情景。一个边境小国对中原政权的态度不是很恭敬,总是来骚扰这么一下,中原政权自然发怒,派兵远征,然后呢!因为地理环境不适应,大败回来了,皇帝自己大发雷霆,准备再遣兵进军。也就是这个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大胜的小国不单没有乘胜追击,反而遣使来赔罪,说是会负责一切损失,以前的事都是奸臣教唆,自己一时糊涂而已,现在当纳贡称臣,永表忠心。是小国首脑的脑子发烧?以前胆子就这么大,这胜利之后应该是更加肆无忌惮才对,不说进军中原,也要来个称帝才对吧,怎么胆子反而变小了?其实,不是胆子变小,而是吃不消了,以小国之力,即便再打了多大的胜仗,自己的人力物力资源消耗还是很巨大的,大国远征,对小国境内国力自然有很大影响,即便打了胜仗。这小国也差不多了,虽说可以乘胜追击,可是以大国国力,远征小国尚未取胜,就以小国远征大国,那可不是做梦了。这种胜利只是皮鲁士的胜利罢了。只要大国再做出继续攻伐的决定,小国即便再取胜,也无力维持政权下去了,面对国力的差距,小国自然只好老老实实的称臣了。自古以来强大的中央政权对付那些边疆小国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派兵征讨,无论胜利与否,都会对那些小国产生巨大的影响,逼得他们称臣纳贡,让他们知道,小国与大国的差距便可。这其中之关键,便要是让他们知晓大国会继续征伐的决心便可。所以历代的强国总是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当然,虽然说战争消耗小国的实力便可达到目的,但是战争也消耗着自己的实力,作为统治者,总要估算一番,就好象假如有一个远处小国对之不敬,即便再火冒三丈,但是算一算战争成本,只怕也只好笑笑了事。对补给压力最轻的办法自然是就近攻伐,把打下来的地方消化掉,一步步蚕食,或者就是就地取粮,以敌粮补充自己。但是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前者总有地理极限,中国各代王朝基本上把古代的地理极限土地都控制在手里了,边疆过去则大都是不能适合农耕生存的草原戈壁丛林,这些地方人烟稀少,敌人有着广阔的后方,不远征是不可能的。至于后者,这想得是好,但是敌人也不是傻瓜,总不会看你来了,还把粮食武器送到你手里,指望一切都靠抢劫的那是强盗,远征还是要靠后方补给。战争成本中最大头的便是后勤成本,一次战争,往往要消耗掉一年甚至几年的积累物质。而后勤成本之中,最具影响力的还是距离与时间因素。而其中距离因素更为重要,长途远征,为何这么难?并非是远征军水土不服,战斗力下降的关系,最主要说是后勤补给的问题,战线越长,后勤补给越困难,后勤补给中大量的物质往往是消耗在长途运输的过程中,而战线拉长一倍,对后勤补给的要求就加大了数倍,这还是在假设后勤补给线不会遭到破坏的情况,假如把为了保护补给线而配备的护卫军队也算进去,那后勤补给消耗的物质更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历代以来,远征最为危险,如对付草原的游牧民族,中原政权并非正面作战不如,而最大的症结还是后勤补给的问题,以中国之国力,每次远征都往往要倾其举国之力,汉武帝讨伐匈奴,将文景之治积累下的国力消耗殆尽。由此便可见远征对后勤压力的影响。其实若说那些物质倒也罢了,积累起来总是有的,但是后勤的运输方式才是最头疼的事。在铁路未发明之前,主要的运输方式为如下三条,其一者:水路,水路可说是后勤补给中最方便也最节约成本的方式了,运量大,速度也不慢,运输成本可说相当节省,每次大军远征时,能用水路的最是方便,就好象秦始皇为南征开灵渠,便是因为水运的方便,隋炀帝开大运河,固然有个人游玩与经济因素的考虑,但是更有军事因素在其中,隋之前正是南北对立多年,其中一点南北对峙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任何一方进攻都有着运输补给的麻烦,而开了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在后勤补给上则方便了许多,有利于控制南方。西方古代军事强国多在地中海沿岸也是得益于地中海有利的水运。其二者:畜力,水运好是好,但是毕竟有限,有水的地方可以去得,没水的地方就麻烦了,在铁路出现之前,那草原沙漠荒地丘陵还是要靠两条腿的和四条腿的,从力量上来说,这四条腿的怎么也比两条腿的有劲道的多,也能拉更多的东西。用牛马作为后勤运输实际上在二战时期还是被广泛使用,便是现在,一些地方还是在使用着。当年蒙古能远征西方,虽然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方式,但是依靠数以千万计的牛马来维持远征军的补给方式也是很重要的。牲畜不单作为后勤物质的重要运输工具,还是运输军队的工具,在古代早期,一些军队就采取骑马到战场,然后下马作战的办法以节省时间与士兵的体力。但是,畜力对于农耕民族有一大弱点,便是太贵,这个便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关。经济学上不是有一个比较优势学说吗?且不管在经济学上是否适用,但是在这里很适用。对于农耕民族来说,牲畜是很宝贵的,就拿牛来说,可以耕田,可以运输,是宝贵的财富,这一点便是近代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农耕地区来说,牲畜的价格太高,太难得到,养育成本也太高,正是因为如此,才是宝贵的财富,古代才会禁止杀耕牛。其实一句话,对于农耕民族来说,牲畜太贵了,还不如种植茶叶粮食桑树,用茶叶丝绸买游牧民族的比较换算。而牛马羊这种牲畜,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自然是很宝贵的,成本来说未必真的比农耕民族低多少,但是这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生活依赖,这是他们的技术优势,也是他们的成本优势,只有靠这些他们才能换得农耕民族的茶叶丝绸瓷器铁器等等,才能继续维持他们的生活。因为牲畜对于农耕民族是很宝贵但是并不完全必要,即便需要也可以自己制作,就是花的成本高了,而游牧民族却迫切需要农耕民族的茶叶丝绸铁器作为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这种技术上的差距使得游牧民族不得不拿自己的宝贵的牲畜换取那些生活必需品,就好象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廉价出卖自己的东西换得发达国家的技术产品,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只是游牧民族还可以抢,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连抢的实力都没了。当然,这扯开了。所以说,用牲畜作为运输方式,实在是很花钱,对游牧民族都是不小的花费,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尤其牲畜也娇贵的很,在长途运输中很可能因为疾病饮食的关系死亡,这样一来影响更大。一次战争结束,往往要消耗以万记数的牲畜,游牧民族,经此打击,都未必能顶得住,农耕国家,更是如此了。其三者:人力,虽然在此说起来有些冷酷,但是实际上人力在后勤补给的计算上也是一个数字,或者说是一种价格。都说人命无价,但是在那些后勤管理的计算簿上,这些人与粮食,武器盔甲一样,也只是一个数字而已,而且这些人的价格也被划算成数字了,只是有高有低罢了。正因为如此,人才会长期以来作为运输线上的主力,因为在某种情况下,这些人力成本要比牲畜便宜得多,也好用得多。此外一些地方如山道也不是牲畜就可以上去的,只有人,才可以作为万能的运输工具,军队能去得的地方,那些后勤运输的民夫自然也能去得。只是,人力毕竟有限,也照样要消耗粮食,运输量也不会特别大,也会得病而死,所以说人力的成本也不低,而且这种人力成本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上升的。就好象古代奴隶社会,实际上他的人力成本是很低的,因为那些是奴隶,成本极其低廉,有时我们会纳闷为什么一些奴隶制的野蛮国家还比封建制文明国家还要厉害,其实道理便在这里。就好象说秦始皇为什么能征发这么多人干苦力来着?并不完全是秦法残酷,其中很大的一点便是秦国灭六国后并不完全把六国的全部子民当成自己的国民,与秦人一视同仁,而是把他们当战俘或者奴隶看待。而等到了以后,要想征发自己的国民难度就大了许多,或者说成本高了许多,我们现在看好象皇帝一声令下,那些农民就要听从命令来着。其实也并非如此,虽然不一定要给抚恤金,但是皇帝与官僚们还是要考虑到这些农民被征发了,这地谁来种,这粮食谁来上缴,这都要需要注意的东西,计算成本时都要把这些计算进去,所以在征发时都会特别要求征发有罪的人,这就是为了节省人力成本。从整体趋势来说,越到近代人力成本越高,越是和平人力成本越高。这一切,直到铁路这一划时代事物的出现才告终结,这个铁家伙只要有铁路,有煤,就可以到处奔跑,其运载量也是令人不可想象的高,这让畜力,人力的运输方式都显得落伍了,也正是有铁路的出现,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的后勤优势才告终结。不过,这并非只是后勤时代的结束,铁路出现的同时,战争的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战争需要的物质远非古代可以想象,当然,那是那一个时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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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一百零五章 魏延(演义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诸葛亮死后,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 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魏延在回军途中,率部与杨仪所统领的蜀汉军余部发生冲突,魏延败走,在回汉中途中被杀。这件事对于演义来说影响颇大,假如没有这件事,魏延在演义中的待遇肯定大不一样,但是正因为发生了此事,魏延在演义中就变成了长有反骨,屡屡与诸葛亮作对的人物,甚至还安排了他踩灭了诸葛亮的长命灯。演义之所以这样安排,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解释诸葛亮死后魏延被杀的事,演义中对这些事都会安排一些前因。比如说到刘封为什么不救关羽,就在前面安排了关羽对刘备说不应该收刘封为养子这一个情节,可怜关羽也真是冤枉,明明就没说过这样的话,却被演义安排了这一情节。魏延与诸葛亮也是,其实在演义总有许多矛盾的事,比如魏延就是这样,演义本安排那些反骨等情节就是为了想解释日后魏延被杀一事,但是写的多了,反而让人觉得魏延是受害者,想想也是,别人投奔刘备好好的,魏延就被说成有反骨的,立功甚多,但是诸葛亮还几次想一起把他解决了。这反而让人对魏延这个人产生同情。就是因为演义的一大缺陷,演义很多情节都是和历史一致的,但是又捏造了许多虚构的情节,设计的不好,两者就很容易出现冲突。那实际上诸葛亮和魏延的关系如何呢?历史上真实的魏延是怎么样的呢?说起来魏延本是刘备的部曲,早年跟随刘备左右,根本也不可能先跑到襄阳去给刘备开门,又去长沙和黄忠做同僚,还杀了韩玄。(对了,韩玄也是受牵连的,实际上刘备一到韩玄就马上投降了,根本就被抵抗。)最后被诸葛亮说有反骨自然也是杜撰出来的。魏延和诸葛亮在早期的历史上并没有太多的交集,魏延早期多跟随刘备,攻打益州汉中,并在刘备进为汉中王后,提拔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并在群臣大会上说出:“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这样的豪言。此时的诸葛亮大都在后方处理政务与后勤,并不直接统领魏延。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辅政,南征结束,决定北伐后,诸葛亮到汉中,才开始直接指挥魏延。应该说,诸葛亮对魏延还是不错的,虽然驳回了魏延子午谷出兵的计划,也并不使其分路进军,但是多以其为先锋前部,其位在北伐诸军中,仅次于诸葛亮。而且虽然他常抱怨诸葛亮不给他自领大军,又与杨仪屡屡发生冲突,诸葛亮也只是“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杨仪传》)说起来,这里肯定要说到杨仪,杨仪与魏延两个人是诸葛亮北伐军中仅次于诸葛亮的两人,可以说是诸葛亮的左右手,但是两者冲突甚是激烈,可说是水火不容。《三国志费祎传》中就记载:“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这两位的关系也实在太过恶劣,说起来这两位实际上都是刘备特别提拔上来的旧臣,魏延自不须说,当初由牙门将军一举挤掉大热门张飞成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可说是刘备特别看重。杨仪虽然没有这么大的场面,但是当初他由曹魏投奔而到关羽处,(历史上的魏延倒不是背叛过来的,而杨仪在历史上到象演义中的魏延。)关羽遣他到刘备,刘备与之交谈后也是大悦任其为左将军兵曹掾,汉中王时为尚书,待遇也不低。两者在刘备时代都得到提拔,在诸葛亮手下也得到重用,可是却水火不容。不过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对魏延真可算是放纵,魏延都举刃拟仪了,虽然说魏延性矜高,可这样对待与自己差不多级别的重臣,这也太夸张了些。魏延这样诸葛亮也没见太过惩罚,只是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而已,此外叫费祎在其中周旋。怎么看诸葛亮对魏延都是颇为宠信,一点也看不出演义中那种一见面就要砍魏延头的那种姿态来。在刘备时代这两人被刘备提拔上来,又是小字辈,自然还闹不起来,在诸葛亮时代,两人已经是重臣,虽然闹的不可开交,但是有诸葛亮的约束,也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是在诸葛亮死后,两者的恩怨就爆发,造成了一件大事。我们先从诸葛亮死说起,诸葛亮死后按演义来说留下两大遗嘱,一个是政治遗嘱,交代接班人的,这个遗嘱在《三国志李福传》的裴松之注中有记载,其引《益部耆旧杂记》:“诸葛亮於武功病笃,后主遣福省侍,遂因谘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卻骑驰还见亮。亮语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谘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益部耆旧杂记》其书也是为陈寿所作,虽然这其中记载颇为戏剧性,但是大致内容基本可信,因为在三国志中已经几次提到诸葛亮密表后主或者密指蒋琬继承其位,而且蒋琬当时也是做着与当年诸葛亮同样的位置,在后方足食足兵,他的接任基本上没有问题,至于费祎或许有后人附会的可能,但是这个遗嘱的基本意思与诸葛亮的想法大致吻合。但是另一个遗嘱就问题多多,另一个是军事上的遗嘱,演义中说要姜维提防阴平,什么锦囊妙计杀魏延,都不可信。诸葛亮又不是神,能料知几十年后邓艾的举动,杀魏延一事更是无中生有。实际上历史上记载的遗嘱主要是退兵一事:这主要记载于《三国志魏延传》“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前者或可相信,魏延当时为先锋,离大营十里,一旦退兵,其做断后乃是常事,但是说“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点也未必太诡异了。如此一来,岂不是将魏延陷于孤军之境地,不说魏延有被迫投降曹魏的可能性,就算魏延被围,以司马懿之能还猜不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吗?那时大军也危矣。而且假如真是如此安排,应该在诸葛亮在世前便以诸葛亮之令通知魏延,若他真的不从命,再行安排,结果此事却是要等到诸葛亮死后再由杨仪遣费祎通知,这其中问题实在很大,很有可能其后者“魏延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条根本就是杨仪为了解决魏延真的不从命之后,而加出来的遗嘱。当然,也可能诸葛亮知道魏延的性格与杨仪的矛盾,所以下了这条遗命,但是我们在其中也没有看到下令诛杀魏延的痕迹。而且,最诧异的还是之后发生的故事。魏延真的不从命,表示要率军继续北伐,而杨仪则令其余各部退兵。然后呢?魏延大怒之下,率部先行南归,还居然真被他赶到了前面,并把经过地方的阁道都烧毁了。对于此事,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魏延赶到了前面倒也不希奇,大部队总是比较难走,何况还要带着诸葛亮灵柩。令我感到诡异的是,魏延作为前锋,突然拔营这样的举动,还有杨仪所部的行动,难道就没让魏军有所发现?司马懿就这样让他们回去了?或者真的被诸葛亮之前的退兵诱敌吓到了,所以把魏延部的突然失踪当成诡计?不过这毕竟是曹魏那边的事,司马懿来此本就是为了防御,若见了蜀汉退兵也不追赶虽然太过于小心,这也有可能。但是,魏延的举动实在太奇怪了,这也是这次事件中最令人不解的一点,杨仪率军回师,魏延为何要赶在其前面?为何要将阁道烧毁?为何要举兵攻打杨仪?这种举动太古怪了些。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魏延不是想投奔曹魏,尽管烧毁阁道,又在前方拦路,但是从杨仪军的表现看,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真要投奔曹魏也是直接投到司马懿那边,告知此间的情况带路攻打蜀汉更为方便稳妥,而从途中他上书朝廷,兵败又逃往汉中这点看,看不出他有叛逆的表现。尤其是以魏延在蜀汉的身份地位,诸葛亮之下无几人可及,去得曹魏之后,根本不会有类似的位置留了给他。那他这么做,是为了实现他统领大军继续北伐?所以烧毁阁道,让大军不得后退?若说是当时费祎前去转达杨仪意思的时候或许还可能,但是现在已经绝无可能,大军已经回师,经营多年的营垒基地都已经放弃,何况后方运粮之事,以如今之局面,很难做到。实际上即便是当时费祎前去之事,让魏延继续带兵北伐的可能性也不大,一军之帅亡故,无论这帅如何逝世,是否重要,大军都不得不退兵,尤其诸葛亮这般重要的人物,其亡故对于军心打击很大,而且即便魏延继续带兵下去,后方朝廷也会下令回军,魏延不可能不明白这点。而且,北伐嘛,此次不能继续,下次再来便是,以魏延当时之身份来说,代替诸葛亮的位置可能性很大,即便不是全部,军务之上,当时他已经是资历最老,官位最高的将领,即便蒋琬当政,他也不可能在军务上象当年诸葛亮那样限制魏延,何况当时还不知蒋琬会当政。魏延只要回去等上几日,再带大军北伐,也不是难事,魏延又不是老到打不了仗了。那是魏延一时冲动?魏延性格矜高,但并不是没有头脑的人,就算冲动,走了这么多日,也该反省过来,何况从他知道向朝廷上书这点看,也不是没有政治头脑之人。(这里随便说一句蜀汉朝廷对于两者上书互表叛逆的看法,董允蒋琬都认为魏延叛变可能性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魏延毕竟是将领出身,杨仪只是文吏,怎么看带领大军背叛的可能性都是魏延远比杨仪大,而且成功的可能性也大,所以蒋琬都带领宿卫诸营北上准备对付魏延之叛了,他们也完全没有料到魏延会这么快失败。不过想必魏延自己也没想到。)那是为何魏延却做出了举军回攻的事呢?这件事,对于魏延有何意义?为了什么,魏延做出了不惜攻打自军如此荒唐之事?从之后士兵逃离这点看,魏延此举是不得人心的,而魏延却为何要做出这样的事呢?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是两点,其一者,杨仪与魏延的关系势同水火。他们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很多了,魏延都要动刀子了,十分恶劣,诸葛亮在时还可以稳定两人,但是诸葛亮死后无人约束,两者矛盾就容易爆发了。在魏延答复费祎的话中,我们注意一下:“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从这里面可以明显的看出,魏延很是不忿为杨仪断后,为杨仪所限制,这是两人关系的恶劣,若是杨仪与魏延的关系好些,魏延断不至于说那后面一句。还有一点,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魏延认为在诸葛亮死后自己就是代替者了,所以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但是没想到诸葛亮的命令是杨仪统领大军,自己只是断后,正因为如此,魏延才忿忿不平。为什么忿忿不平呢?这就关系到第二点。其二者:无人知晓诸葛亮另一遗嘱。从各种记载看,如《蒋琬传》,《杨仪传》中,谈到蒋琬接任诸葛亮之事,都有一个字,“密”,“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三国志蒋琬传》)“诸葛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三国志杨仪传》)就是《益部耆旧杂记》中李福问诸葛亮后事,那也没见有外人在场。所以说诸葛亮死后继承人大家都不知道是蒋琬,而有两人却是很大的可能性,便是这一事件的当事双方魏延与杨仪,两者都在北伐军中地位仅次于诸葛亮。魏延以他的身份来说代替诸葛亮也是很正常,(冀时论必当以代亮。《三国志魏延传》)而杨仪在事件发生后,也认为自己将代替诸葛亮。(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三国志杨仪传》)。他们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什么?关键就是谁能带领大军,魏延是想带领大军北伐,杨仪是想带领大军回师,但是总体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认为谁能在诸葛亮之后继续统领北伐大军,就是诸葛亮的继承人。在当时蒋琬身份未明之时,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很是正常,所以杨仪得到统领中军回师时认为自己将代替诸葛亮,而魏延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忿忿,认为“丞相虽亡,吾自见在。”要求继续统领大军,其实他也是认为诸葛亮的遗嘱是标志着杨仪将接任诸葛亮的位置。所以说,假如他们两人知道带领大军只是过渡,真正的继任者是蒋琬的话,倒不会有之后的事了。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而且他们可说水火不容,魏延想到要是杨仪接任诸葛亮,自己肯定没好下场,自己也不想投降曹魏,于是干脆冒险进攻,其实目标便是杨仪,除掉杨仪便可。而杨仪的目标也是一样,就是除掉魏延,之后杨仪派人追杀魏延父子,又灭其三族。(这个做法很明显带有两人的私人恩怨在其中。)所以说,就是因为两者恶劣的关系,又相互以为是诸葛亮的继任者,担心掌握大权后会对自己不利,而造成了这一大事件,其结果两败俱伤,魏延被杨仪诛三族,而杨仪之后也没得到诸葛亮继承人之位,抱怨之下,口出谋反之言,先被流放,后又下狱,最终自杀。其实两者都有些过于高估了自己,杨仪认为自己远比蒋琬强,却被蒋琬接诸葛亮的班,很是不满,口出狂言,但是从他对待魏延一家的表现看,性格过于狭隘,根本不是统领群臣的材料。至于魏延他也对自己太过高看,居然认为可以攻打自军,结果却是士兵离散的下场。两者都是有才之人,却不能相容,性格又都一样偏激,这样的人,只可以为下,不可以为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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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七十五章 荆襄战役(中)(演义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称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位在众将之上,并遣费诗往荆州授关羽前将军印绶,大致同时,关羽北上攻打襄樊,从而拉开了荆襄战役的序幕。关羽此次出兵,目标便是樊城,为何选择樊城?我们常说襄樊,便说的是襄阳樊城这两城的合称,尽管襄樊襄樊,襄在前樊在后,但是若说其战略地位来说,我们可说若无樊城,襄阳便也威胁,守襄必先守樊,当年曹操南下时,刘备在未知刘琮投降之前,便是在樊城布防,而南宋抵御蒙古的襄阳大战中,樊城陷落不久,襄阳便在不久后投降,这可见樊城对于襄阳的重要性。北方南下如此,南方北上更甚,若只是夺下襄阳,樊城在敌手,那襄阳随时便可能再度易手,虽说可以大军驻守,但是远不如获得樊城屯兵的效果。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若只是夺下襄阳而没有樊城,则北进的脚步受到阻碍,那襄阳的战略意义就大打折扣。而且具体到关羽这次来说,襄阳在汉水以南,由江陵出发,无须水军便可攻击到,只要夺下樊城,隔绝汉水,那襄阳便北有樊城,南有江陵,在合围之下,破城只是时间问题,尤其在关羽水军能控制汉水的情况之下更是如此,这点关羽看的到,曹仁也看得到,所以他的大军屯兵樊城,遥望襄阳,且易受到后方支援。(关羽和曹军在此处对峙多年,关羽此次进军如此顺利,很可能便是在多年对峙中步步进逼的结果。)如此一来,关羽北进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樊城曹仁率领的曹军主力便很自然了,只要击败曹仁,夺下樊城,襄阳便只是时间问题了。关羽将目标定为樊城,曹操一边也并非白痴,除曹仁屯兵樊城外,曹军在外侧保留了一支机动兵力随时作为支援,这就是于禁所统领的七军了,关羽发兵北上之后,曹操便命左将军于禁率军支援曹仁。于禁所率领的这七军有多少人呢?根据《三国志吴主传》的记载“羽以舟兵尽生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俘虏至少三万,那于禁所军肯定在三万以上。三万军意味着什么?曹操当年与袁绍官渡一战,官渡袁绍军在十万左右,便号称天下诸侯之首,压得曹操险些灭亡,官渡事远,我们便看赤壁,赤壁一战,曹操二十余万,与之对峙的周瑜一部仅三万人,刘备攻打刘璋时自己率领的一部也只在三万上下,日后与孙权对峙荆州时也只引兵五万而已。张辽等部当年守合肥与孙权战,也只有数千而已,由此可见,于禁所率领的七军对于曹军是一支如何重要的机动力量,然而,就是这一支机动力量,在短短时间便告覆灭,这又是如何呢?在三国志中有数处对此事的记载,如《三国志武帝纪》中“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曹仁传》中“关羽攻樊。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于禁传》中“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庞德传》中“会天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与诸将避水上堤。”;《关羽传》中“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这便是演义那水淹七军的官方解释。这么多的记载中给人最明显的一点便是此战乃是天灾,而并非演义中关羽所主动谋划的,所以蒋济和司马懿在劝说曹操不要迁都时都说“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确实,于禁七军被没,确实非被关羽在战场上击败。然而,天时对双方都是公平的,汉水不可能只认得曹军,若说于禁乃是北军远来,那曹仁可是长期驻守樊城了,却未见其令于禁等做出防范,即便自己也未作出防范。只有关羽军利用了这一点,所以说演义虽然有夸张,或许也不远亦,关羽必然是利用了汉水作为自己的武器。(这一点上于禁等人确实没有大的过错,但是关羽确实在这点上占了上风,因为战场并非只是沙场对决,天气地利都是可被利用的一部分。)不管是关羽谋划或者是利用甚至就是运气好,水淹七军是个事实,那水淹七军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说过,于禁率领的三万军乃是曹军中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而曹军这支力量的覆灭对曹操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汉中虽然战败,但是毕竟经过了几乎二年的时间,虽然夏侯渊被杀,但是汉中曹军也与刘备交战多日,也未溃散,对马超张鲁虽然艰难,但是也取胜之,对孙权方面虽然有被夺皖城,但是也无大损,然而此战却损兵数万,单被俘便有三万之多,这对于曹军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曹军在樊城周围的兵力为之一虚,孙狼等受关羽节印之人便纷纷在许都等地作乱,曹军因为兵力不足,无暇顾及。而且于禁的投降也给了曹军阵营极大的打击。于禁是什么人?于禁字文则,本跟随鲍信,曹操入兖州后便跟随曹操,近三十年,多立战功,为曹操麾下名将,为曹操所器重,除夏侯曹氏等人外,于禁可算是最受曹操器重的外姓将领。(其他乐进已死,张辽等人后降曹操,总是差了几分,尤其于禁为人威重,诸将忌惮之。)当时拜左将军,假节钺,他的投降对于曹操阵营的打击不可不说大也。(如于禁这样受器重的将领都投降了,会给其他人一种想法便是曹操大势已去,也给自己一种投降的借口,所以往往一军之中有一员大将投降,随后就接连投降,成土崩之势。)曹操在听到此消息时也哀叹:“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及庞德邪!”(曹操之后重赏庞德之子,便是有一种树立典型的意思,在败仗中寻找一个英雄亮点乃是鼓舞士气的常见做法。)荆州的一仗使得天下震动,除于禁外,曹操亲封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都投降了关羽。九月,魏讽图谋袭鄴,被人告发而灭,然而曹操这面的局势并不因为破获了此案有所平息,关羽授命的孙狼等人袭扰许都以南,各地纷乱,满宠在劝说曹仁时便说:“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曹操那边也在考虑着是不是要迁徙许都了。而这些的源头只有一个,关羽。此时的关羽威镇华夏,以当时的局势来说,曹操统治区民心不稳,兵力空虚,只要樊城一下,关羽进军,有孙狼等人的接应,是否真的可以打到许都,甚至可以提前实现隆中对中所说的出于宛洛呢?只怕未必,应该说,关羽此时的进军确实是个大好时机,曹军兵力空虚,有孙狼等人的接应,或许真的可以打倒许都。然而,打或许可以打到,但是很难守住,且不说曹操大军在后,就说驻守各地的如张辽等军,也可以挥师回军与关羽对峙,关羽长途奔袭,必然兵力不足,就算没发生东吴偷袭的事,关羽只怕也要被曹军包围了。除非东吴发兵攻打合肥牵制张辽等军,刘备再出汉中,牵制曹操主力,或许还可以让关羽来个中心开花。然而这是肯定不可能的,刘备是不是有出汉中的计划有没有和关羽打招呼我们且先不说,就说孙权那边,关羽就算相信孙权不会偷袭自己,但是也不会傻到相信孙权会来帮忙。所以关羽是绝对不会那样做的,满宠说的那种局面实在是过于危言耸听。实际上,关羽在水淹七军后还继续增兵围攻襄阳,因为军粮不足还抢了东吴的粮食,假如关羽真准备了一次大规模行动,也不至于匮乏到要抢友军粮食的地步,即便增加了几万俘虏,但是假如关羽真有大行动,几万人的粮食应该还是准备的,但是看关羽对后方索要军资的情况看,(糜芳就是因为军资供给的问题受到了关羽的“还当治之”的威胁,)关羽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举入侵的行动,还是准备按原计划吞下襄樊。那为何曹操要迁都,而关羽遣分队入许都以南呢?其实除了曹操确实有些慌张,关羽的派遣有袭扰后方的意思外,两方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献帝”。虽然说都城在许,但是实际上后期曹操主要在鄴办公,曹军的重心也是在鄴,许都只是个空架子,没实权的,兵力也不足,就算给了关羽也可以马上夺回来,但是有一个人不能丢,就是献帝,虽然曹操已经基本上架空了献帝,但是毕竟打着还是汉室的牌子,对刘孙两方都占着名义上的优势,但是一旦献帝失去,就什么都没了,成了乱臣贼子,(日后的禅让也搞不了了)下面那些忠于汉室的人有着足够的理由作乱,所以献帝万万丢不得。对于关羽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基本的目的虽然是襄樊,但是取得如此大的战果,尽管再进一步的危险太大,还没到全面进攻的地步,但是乘曹军兵力空虚的时候,能乘机偷袭一把,与许都的汉室势力结合起来,(当初韦晃已有先例)把献帝救出来那就太好了,自己这边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讨伐曹操。(当然,就算不成功也行,至少获得了襄樊,主要目标也达到了。)所以说,关羽的目标还只是襄樊,并没有再北上的计划,或者说有可能有把水搅混,再待机而动的想法,但是也只是想法而已。不管怎么说,关羽造成的曹操局面大坏是个事实,而要打破这一点,处理内部是不够的,最有效也最直接的办法便是在失败的地方爬起来:打败关羽!这样一来,天下的目光都集中到荆州来了。只是,打败敌人不一定要自己亲自动手,第三种势力正准备跳上这天下侧目的大舞台,显一下威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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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六十八章 继承人(演义第六十八回  甘宁百骑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在本回演义中曹操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继承人。关于继承人的问题,我们曾经在之前花费数章谈及,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确实是以嫡长子继承为准,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最终谁能获得继承权,实在是一件很难预料的事。曹操子嗣众多,史书记载其共有二十五子,其中曹丕曹植都擅长文才,和父亲曹操合称“建安三曹”,在诗文上的成就非同一般,而其中曹植更是文才飞扬之辈,南朝诗人谢灵运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其才智可见一斑。而其子曹彰北征驱胡,有大将之才,还有那著名的曹冲称象的主角曹冲。年少聪明,才智过人,三国志其传中提及曹操甚爱其子,有传位之意。(《三国志》中记载:“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在其死后,曹操对曹丕言道:“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魏略》中也记载曹丕在登上皇帝后言道:“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与曹家这许多聪慧子嗣相比,刘备和孙权便不及了。刘备无须说,他早年流落失所,常在逃亡之中,所生子嗣大都夭折,(所以千万要生的好啊,要是曹操也老是流落失所,那其子即便再聪慧也多半命不长。)其长子刘禅在刘备死后即位时才满十七,另两子刘理刘永都未成年,这三人才智都不见有何特别,刘禅更是因为那“乐不思蜀”而被称为“扶不起的阿斗”。至于孙权也好不到哪里去,其子或早死,或陷内斗,大都未见有何成就。相比起来,曹操不单子嗣众多,而且又不乏聪慧才智之人,实在是太幸福了。不过幸福也有幸福的坏处,正是因为子嗣之中杰出之辈太多,曹操也陷于了当年袁绍的迷茫之中,该立谁为继承人呢?曹操正室原为丁氏,然其无子嗣,曹操原长子曹昂生母刘氏早死,丁氏养曹昂为子,假如按正常的事态发展下去,丁氏为曹操夫人的身份,曹昂为继承人那一般是肯定的。然而在张绣之变时,曹昂被杀,丁氏因伤其死,而对曹操颇有怨愤,而其又无子嗣,最终被曹操所废,而卞氏成为正室夫人,另一方面,在上文中提及颇受曹操喜爱的曹冲早夭,这使得曹操的继承人之争主要集中在卞夫人的四个儿子身上,其中幼子曹熊早夭,而次子曹彰(指卞氏四子中的次子)虽然勇猛过人,有大将之才,然文略不足,曹操并不指望他能继承其位,这样继承人之争就集中到长子曹丕与三子曹植之上。我们在上文说过曹操曹丕曹植为三曹,其三人文采都颇为杰出,然曹植在三人之中也是更为突出,有“八斗”之称,其才学出众,在曹操每次对之的问答考核中颇为优异,曹操对之也极为宠爱,所以尽管并非长子,曹植也拥有了竞争这继承人的地位。而且一度占得优势,不过为何最终败下阵来呢?若是选举才能之士,那曹操必然会选择曹植,然而这是选择继承人,那就要考虑更多的方面。其一:才干,虽然有立长不立贤之说,但是在选择继承人之时,不免也考虑进才干的因素,假如有一人确实出类拔萃,或者长子太过无能,也不乏废长立幼之事,难就难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诸子相差的并不过分,就拿著名的袁绍二子来说,袁绍虽然喜欢袁尚,但是袁尚之才能比之长子袁谭高不到哪里去,所以一直迟疑不决,若是袁谭确实是无能之辈,而袁尚才华出众,那袁绍早就下决心废长立幼了,曹操二子也是同理,曹植虽然才华出众,但是曹丕也并非无能之辈,如此一来便使得曹操下不了立曹植之心。其二:母辈,虽然母凭子贵乃是常见之事,但是子凭母贵也屡见不鲜,在多子嗣的家中更是如此,因母亲受宠而被立为继承人乃是常见之事,这其中也有是因为母系一族实力影响的,如袁绍刘表立幼子莫不如此,但是曹丕曹植同出一母,卞夫人又是娼妓出生,无显赫的背景,这一点上两者都无优势。其三:功绩,即便再有才干,若无施用之处,也豪无作用,若要树立威信人心,便得做出些成绩来给人看,即便在继承人中也是如此,俗话说“论功行商”,若有一子立得大功,其成为继承人的可能性便大增,唐太宗李世民能使长兄李建成为之忌惮,便是因为他立下的赫赫战功。所以凡若有机会成为继承人的往往会派出获取战功,或者守卫重镇,这也是立功的大好机会,曹操在南征孙权时便留曹植守卫重镇鄴,这其中便有立储之意。即便在确立曹丕为世子之后的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原本派遣曹植南下救援曹仁,这其中也未必没有让曹植立功的意思。史载曹丕在临行前与曹植饮酒,将起灌醉,而此时曹操召见曹植,曹植醉不能去,故此罢之。所以在这点之上,曹植的资本也比曹丕高不到哪里去。(到是曹彰立功甚多,又掌兵权,这点上曹丕只怕对曹彰比曹植更为忌惮,曹植虽受其迫害然终能活到曹丕死后,而曹彰却于黄初四年暴毙于都城。)其四:羽翼,若要争位,则必要有臣下为之羽翼,为之出谋划策,而其利益也甚大,若是自己支持的一方即位,那便有了拥立之功,前途不可限量。其中若能得到重臣襄助,则大事可成,杨广能即位其中杨素功劳甚巨。曹植便收罗了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为之羽翼,然这终比不上站在曹丕一方的贾诩,杨修等人虽然智谋不凡,但是在人情世故上则差了许多,杨修得罪曹操尚不自知,如何指望他指点曹植,更不用说善于揣摩他人心思的贾诩了。何况还有一个曹丕的心腹吴质。贾诩对曹操所说的那句:“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在表面上贾诩未言支持何方,但是他所说的这话表明了他反对废长立幼,在当时其他重臣都不表态的情况之下,贾诩的这番表态则很是重要了。(拥立之功甚高,曹丕即位后贾诩任太尉一职,吴质任北中郎将,统河北军事,而站错了队则可怕了,杨修在曹操生前便因曹操担忧他对曹丕动手而诛杀,在曹丕即位后,丁仪、丁廙也被诛杀,)其五:名声,继承人的名声,德行或者说人际关系对继承人能否继承其位也是很关键的,如无必要,大多数人不希望自己的继承者是个声名狼藉之辈,也要考虑到众人对之的看法。所以各代继承人总喜欢巴结近臣,便是希望他们为自己说句好话。曹植在这点上便很不合格,任性妄为,又饮酒无度,曹丕则在众人面前显得谦逊有礼,尤其是对各大臣都是如此,更收买曹操左右为之说好话。这点上曹植远不如曹丕。其六:父意,说来说去,这继承人最终的拍板还是要由这父亲来决定,其他种种只是增加了其筹码而已,最终还是要父亲来定夺,即便如晋武帝立个白痴为继承人,其他人也只能干瞪眼罢了,所谓功绩,母亲的宠爱,众臣的支持,才干,这都是摆出来给父亲看,由父亲定夺的。当年有意立曹植的是曹操,之后最终立曹丕的也是曹操,为何,时事易之,当年有意立曹植是因为曹植才识过人,难道之后曹植愚笨了不成,非也。当年曹操有一统之心,求的是才智之人继承其位,继续自己的争霸之路,然此时的曹操日渐年迈,其雄心不复当年,想的不再是建功立业,而是守成,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就说那曹操临别曹丕哭泣之计,若是年少之曹操,必不喜这哭泣之事,而喜那曹植锦绣文章,然此时曹操已经年迈,对曹丕这哭泣则多了几分感慨了。此时曹操的性情已经变化,而曹植与其羽翼还在想如何应答曹操布置的题目,却想不到这题目已经并非重要了。而几次打小报告不成更是惹怒了年老更多疑的曹操,这点上,懂得人情世故的贾诩看的更清楚一些。曹植的最终失败,还是因为没有把握住老父的心态。特别:前车之鉴,人类对于刚刚发生不久而且自己亲历过的事特别注意,如唐太宗才华出众,战功赫赫,唐高祖却对立他为太子迟疑不决,很大程度是因为废长立幼出了一个隋炀帝这个前车之鉴的缘故,同样,若是没有袁绍刘表父子这个前车之鉴的缘故,曹操也未必会决心立曹丕为世子了。而为了防止出现日后袁绍刘表诸子争位之事,曹操在确立曹丕为世子后又刻意打压曹植的势力,使得权力能顺利交接于曹丕之手,而在建安二十四年曹植醉酒误事后,曹操对曹植的最后期望也告破灭,曹植也再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曹植之后倍受打压,曹丕死后,他雄心又起,向曹丕之子,自己的侄儿魏明帝曹叡屡次上书求用,然其对之疑心不减,最终不得复起,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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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七十章 酒(演义第七十回  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张飞在巴西胜张郃一战乃是汉中大战的前哨战,刘备亲自率领的汉中一战与关羽在荆襄发动的荆襄一战是刘备集团在养精蓄锐多年后发动的大规模进攻,这两次战役虽在相距千里的两地发动,但是究其战略态势,相辅相成,我们在后几章便会提到。这两次战役是刘备集团的辉煌时期,诸多名将便是在这两次战役中奠定了自己的位置,尤其是汉中一战,张飞黄忠赵云都是光芒万丈,战功赫赫。不过在本章到是没有准备说这些名将的事迹,而是想说说酒。本回中张飞使用醉酒一计骗得张郃一战,而其中说到诸葛亮识得张飞之计,更派魏延送去了“军前公用美酒”,那酒是否真的为军用公用之物呢?我们先回顾一下酒的历史。酒在中国之起源有以下几种:1.上天造酒说:这种说法多是说上天降下酒星造就人间之酒,不过这多是在文学作品中的夸张附会之说,自然并非事实。2.猿猴造酒说:古代颇多典籍中记载了猿猴采集水果百花酿酒的故事。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归于自然造酒,自然中许多水果蜂蜜等物受到发酵微生物的影响而产生酒,这种酒早期人类在饮用后不知其来源,往往会归咎于上天或者猿猴。而另外还有两种造酒说法:3. 仪狄造酒说:仪狄是夏禹时代的人物,《吕氏春秋》和《战国策》都记载了仪狄造酒一说,也有说仪狄是黄酒的创始者,或者是夏禹时代的酒匠和政府负责酿酒的官员;4.杜康造酒说:杜康造酒可说是造酒说中名气最大的了,杜康又说少康,传说杜康将一些剩饭,放在树洞中,不久发酵有芳香的酒味传出,因而得酒,但是杜康造酒流传甚广的其主要原因只怕还是曹操那句“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流传吧。这两种说法包括上皇造酒说等等大抵是可以说是人类造酒的起源。人类所造之酒第一代多为果酒和兽乳酒,但是在粮食酒诞生之后,便很快奠定了主要酒的地位,尽管在张骞通西域后葡萄酒的制造方式也传入中国,而啤酒的制作方式更是早就被发现,但是在中国一谈到酒,还是主要指粮食酒,尤其是蒸馏酒的出现,(一般认为在北宋年间蒸馏酒已经出现,但是也有认为早在唐朝便有了蒸馏酒。)更是使得粮食酒的地位稳固无比。酒,一方面可以活血,促进血液循环,御寒,还可以刺激神经,起到部分兴奋剂的作用,一些人往往在饮酒后有惊人之作,便是因为这种缘故,所以在文人的词句中常有赞美酒的字眼;另一方面,酒多饮会导致多种疾病,神智不清,发狂,所谓的“酒能乱性”,“多饮伤身”,在仪狄造酒的故事中,便有仪狄献酒于夏禹后,夏禹在饮用后一方面称赞其酿的酒甘美,另一方面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疏仪狄,绝旨酒。而后各代亡国之君也多有和嗜酒连上关系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历朝历代古今中外都不乏禁酒令之类的东西,即便到了20世纪的美国,还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颁布了禁酒令,但是其结局却是走私盛行,黑帮泛滥。而前苏联也同样禁过酒,但是不久后就不了了之。三国时期,曹操与刘备也都前后颁布过禁酒令,为此,曹操受到了号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孔融的非难,身为建安七子的他甚至写了一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来表达自己对禁酒令的不满,在列举了诸多酒的好处之后,又称“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用这样的方式来反对禁酒。而在刘备那边也发生了同样的故事,刘备颁布禁酒令,之中一条是规定凡家中有酿酒器具者,皆按私酿论罪,有一日他与自己的老下属简雍在路上看到一男一女,简雍指着两人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刘备纳闷,莫非这老下属相面之术进步到如此程度?便问“何以知之?”简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此令的不满,而刘备在听得此话后也大笑,废除了此条款。其实曹操与刘备的禁酒令都是缘于经济问题,因为酿酒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在平时尚可,但是在变乱年代,粮食尚不够人吃的时刻,消耗大量粮食的酿酒就成了大问题,这也是中国历代颁布禁酒令的最关键因素。而其实上三国时期的诸多人物并不讨厌酒相反沉迷其中者甚多。其中以曹魏中人最多,上文提到为禁酒令上书的建安七子之一孔融,其实曹操也是好酒之人,而其子曹植更是以善饮著称,我们在前几章便说到他因酒误事而失去了曹操的信任。至于那出名的“竹林七贤”也多的是好酒之徒,有“八斗方醉”的山涛,(当时蒸馏酒还没出现,酒的度数偏低。)有边喝边哭的阮籍,都把喝酒当吃饭一样。酒毕竟是一种奢侈品,要耗费大量粮食,而因为好酒者众多,这也成了一桩庞大的生意,所以除了时不时出现禁酒令之外,收征高额的贩酒税甚至将酒列为专卖品也是常有的情况,朝廷设立酒库作为酿造和批发酒的市场,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宋代甚至军队都拥有自己专门的酒库以酬资用。而另一方面,酒有时也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尽管酒会耗费大量粮食,军队中也往往禁止饮酒,但是实际上在饮酒已经成风的时代,这往往不成事实,尤其是将领更是不受禁令的限制,关东诸侯在面对董卓时便日日置酒高会,即便是士卒,在非作战的状况下,比如驻防地方,更是不受禁酒限制,相反,在一些北方地区为了抵御寒冷,甚至会将酒作为战略物资提供给士兵,二战中苏联便向自己的士兵提供定量的伏特加。作为犒劳士兵的物资中,酒必然也成了一种,在作战胜利的宴会之上,更是少不了酒。军用酒的状况其实也与军队所处的状况有关,军人时常处于生死边缘,精神处于极大的紧张状态,做的不好便会崩溃,在这种情况下,酒这种相对轻微的麻醉品便可以起到调剂的作用,有限度的饮酒甚至可以发挥军队的战斗力。自然了,演义中的张飞那种饮酒则不是让自己的战斗力发挥出来而是麻醉别人,这又是酒的另一种妙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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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七十九章 豆萁(演义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曹丕此人文学佳,又有一身武艺,可称得上文武全才,当了多年世子,还破获了魏讽谋反一案,也算得上是政治经验丰富了。不过就是有一点不好,心眼小,说来这也是遗传自老爸曹操,不过曹丕比起曹操来说又更厉害了,曹操多年打下来的江山,知道过程的不易,能忍就忍,曹丕就不同了,或许也是没继位之前太忍的关系,上台之后对于当年没给他好眼色看的一群人都来了一个打击报复,就连叔父曹洪也没逃过,(说起来曹洪也是过于吝啬了,身为侄子还是世子身份的曹丕向他借点钱也不肯,只是就为了这些小事曹丕就一直怀恨甚至到要杀曹洪的地步也太过头了。)险些被杀,最后在太后的介入之下,改判为罢官,日后曹丕儿子魏明帝上台才重新可以起用。对付功勋卓著的叔父如此,对于亲兄弟自然也不会放过,本回演义中曹植赋诗一事便是出自《世说新语》中的故事,“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流传的版本不同,也有传说并非曹植所作,但是其中的比喻确实将当时曹丕对兄弟的威逼表现出来了。曹植是当年与曹丕争夺继承权的主要对手,曹丕对之忌惮三分,虽然没有杀他,但是仍将其遣之封国,派遣监国使者监视,并屡次找借口迁削改封,这一政策直到魏明帝即位也没有改变,曹植屡次上书求用都不成功,最后郁郁而终。不过相对曹植来说,其实曹丕更多担心的是曹彰,曹植能力上佳,但是毕竟不掌兵权,他的权力来源于曹操的宠信,曹操死后,他的权力基础消失,而一些党羽都被铲除,他的封国又被严密控制,所领兵不过几百老弱,只要不给其机会,曹植就翻不起浪。但是曹彰不同,他本是大将之才,上阵多有胜绩,领有大军,且有异志,《魏略》中便记载他对曹植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魏氏春秋》记载曹彰问先王玺绶一事,此事在贾逵传中也有记载,便是本章开头的一段,曹彰比起曹植来更有夺位的实力,所以曹丕对其最不放心,黄初四年,曹彰暴死。对于其死,三国志注中谈到曹彰问玺绶一事,称“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说到这里,我们先把曹魏兄弟的恩怨放在一边,先说说这个皇族宗室如何处置的问题。在周朝时期,皇族是分封到各地,作为朝廷羽翼的,但是明显效果不好,秦朝建立后,郡县制就取代了分封制,那是否以后分封制就不存在了呢?那自然不是,汉朝依旧存在分封制,不过刘邦死前的白马盟誓从而将周代的分封制度做了一个极大的改变,便是异姓不得封王,也就是说周代时期那些异姓大诸侯是不可能出现了。(虽然异姓可以封侯,但是待遇与王有这天壤之别。)虽然之后还有多种变革,至此,皇族处置的大方向基本定位了,便是分封到各地去和在中枢辅政,前者都汉晋明,后者如李唐,总体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便是维护皇族利益。现在我们谈到分封制总说他们的不好,维护一家一姓的利益有什么对的,历代非皇族之人自然也不喜欢皇族占据重要位置,这样自己便没了机会。然而若站在皇家的角度之上,以分封制度与皇族捍卫自己的利益到是也不能说他们的考虑错了。而且分封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各路诸侯王虽然有兵权,但是纠集在一起的力量总敌不过中央朝廷,若想作乱马上便是覆灭的命运。而若是中央朝廷被权臣夺权,中央肯定会一度混乱,则诸侯王便可高举大义之名进军中央,以保皇姓,这样一来等于两者在朝野形成了双保险,皇位就算变换也就是在自家一姓之中。以宗亲子孙在中枢辅政也是一样的道理,上阵不离父子兵,以宗亲辅政总是比外姓姓得过。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都是难得的名帝,却不约而同的采取了诸子分封制度,并不是他们昏庸,而是为了他们皇族的利益,这是必要的措施。应该说,这种措施在皇朝初期是很有效的,西汉初年刘姓能在吕后死后夺回政权,在外的诸侯王出力不少,李唐开国到安史之乱的这段时期,能在多次变乱中屡屡夺回政权,李唐宗室在内外的力量极其重要。在这样的一个措施中,中央朝廷占据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地方诸侯王实力再强,合力也不是中央朝廷的对手,只有当中央朝廷至少有一部分力量站在皇族一边的时候,地方诸侯王才有成事的机会,如吕后死后,如不是周勃等人乘虚夺得了兵权,单单依靠刘姓诸侯王的那些兵力是根本不足以与中央朝廷对抗的。也只有当中央朝廷混乱不堪,屡屡走错棋的时候,才会发生外地藩王入京的事,比如那著名的八王之乱被当作分封制不妥的例子,但是要不是晋惠帝太过白痴,控制不住下面的明争暗斗,贾后引狼入室,就凭那几王的声望兵力,(所谓的八王之乱,乱子是够大的,但是八王的实力远比不上西汉七国之乱时的吴王等人的实力)根本不够对抗中央的力量,八王之乱的根源还是在于选了一个白痴做皇帝。至于靖难要不是建文帝屡屡走错棋,就以朱棣的实力,根本翻不了船。(建文输的真叫冤枉,要不是他总是下莫名其妙的诏书,和运气实在太糟糕,朱棣连一年都挺不过去。在总结靖难时总说朱元璋杀了那些名将是建文失败的因素,其实在我看来,根本一点关系也没,靖难之役双方都涌现出了大批杰出的将领,换那些老将来了也未必讨的了好,何况就建文这搞法和运气,徐达再多活几十年也不行。不过最后政权倒也算是落在一家人手里吧。)不过无论是分封制度还是宗亲在中枢的地位都只是在初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朝的地位渐渐稳固,不再需要分封制度为之保驾护航,反而因为内外皇族对皇位的窥视,后几代皇帝们开始渐渐采取了排挤皇族的作法。这也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几任皇帝再也不能有如前代皇帝一般对着皇族中那些甚至是自己长辈的同姓有着足够的控制力。(资历在时代中还是很有用的,若说第一代皇帝对于那些皇族不是弟弟就是儿子侄子有着绝对的威望,第二代皇帝有着长子还能控制着绝大多数人的话,从第三代皇帝开始,祖父父亲为之带来的威望就几乎消失为无了。建文帝的一大弱点便是他的辈分比许多藩王起来太低,外地藩王不服,建文自己也感觉到压力,若是他父亲朱标在世,便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而随着绝大多数的异姓臣子的支持,诸如削藩的办法便接连到来了。这在各代往往有标志性的转折点,如西汉之七国之乱,(从此开始汉代诸侯王势力越来越弱,到了武帝推行推恩令更是无力继续。)唐朝肃代两宗,(肃宗为控制大权,一方面收回李唐诸王的权力,一方面又宠信宦官,不料从此之后权力便收不回来了。)明朝之靖难,(外姓藩王上台的成祖上台后自然对外姓藩王不放心,之后明代诸王基本上是空架子了,没有什么兵权。)在这之后,权力便集中到中央朝廷手中,但是这往往引起的又是中央权力过大,皇帝又不能信赖那些皇族宗亲,权力就向着外戚宦官权臣中一点点倒去,这对于天下未必是坏事,但是对于一姓之皇朝肯定是坏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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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六十三章 庞统 落凤坡 宿命(演义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三国演义中司马徽有句话相当出名,便是“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得到了两个,不过这句话毕竟只是演义虚构,天下并不会因为一两个人才而改变,所以就算得到了两个也只能三分天下而已。不过尽管如此,卧龙、凤雏也确实是难得的人才。卧龙诸葛亮实在是太出名了,本就是演义中的主角,其待遇自不需说,与之齐名的凤雏庞统的待遇就不算很好了,在本回中死于落凤坡之下。其实,当时庞统的名气不在诸葛亮之下,甚至有过之,诸葛亮虽然有卧龙之称,但是长期在家躬耕,在被刘备邀请出山前,其名声不显,当初要不是深知其才的好友徐庶在刘备前的极力推荐,诸葛亮说不定便要埋没在隆中了,他出山之后也就是一个无名小辈,根本不可能如演义那般名声赫赫。而庞统不同,虽然他与诸葛亮卧龙凤雏齐名,但是实际上他的名声要大得多,司马徽称统当南州士之冠冕,而且他出仕颇早,在周瑜手下任过职,周瑜死后他送丧回吴,江东名士多知晓他的大名,与之交好。(演义中曹操听得庞统大名又中其连环计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庞统确实有这样的名气。)诸葛亮可没他那般的名声,在被免官之后能得到鲁肃的亲笔推荐,而且在与刘备交谈之后,得到重用,升为军师中郎将,其职位已经与诸葛亮相当。与诸葛亮善于处理政务不同,庞统善于出谋画策。在演义中诸葛亮常在刘备身边举个鹅毛扇筹划军事,但是实际上诸葛亮在刘备生前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处于处理内部政务的位置,少有直接参与军事,在得到荆州之后,刘备的两次重要军事行动入蜀和入汉中时,刘备身边的主要谋士都并非诸葛亮,而是庞统法正。尤其是前期,庞统作为刘备身边的主要谋士参与了入蜀的所有军事筹划,甚至直接指挥作战,作为后期加入刘备集团的人才,刘备对庞统确实相当的信任,可以说,在历史上的庞统,比演义中更象与卧龙成名的凤雏。不过可惜的是,庞统在攻雒之战中被流矢射杀,时年三十六岁。对庞统的死刘备极其痛惜,《三国志.庞统传》中称刘备言则流涕。(说起来演义中刘备喜欢哭鼻子也不是没有来由,庞统和后来的法正作为刘备军前的主要谋士,死时刘备都极其伤心痛哭。)庞统是在攻雒之战中被流矢射杀的,而演义中将其死解释为中了张任的埋伏,并虚构了一个落凤坡作为庞统之死地。这其中颇有意味,演义中将卧龙凤雏比拟为可以安定天下的人物,可是刘备却两人都得到了却只能三分天下,那如何解释呢,罗贯中自有妙计,在本回演义中,他将庞统的死地取名落凤坡,暗合凤雏之名,这与当时流行的风俗迷信大有干系。在《伪帝与谶纬》一章我们曾经说过谶纬迷信,但是谶纬还算是比较高深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专业人士是无法解释的,比如说那个“代汉者,当涂高也”的预言为包括袁术的几个真假皇帝都借用过,但是这个预言是需要一些读过书的专业人士解释的,再比如推背图易经都是如此,不是算命瞎子便可以胡吹的。只是三国演义面对的读者是老百姓而不是广大知识分子,他要用的便是比较贴近他们生活,比较简单的,就好比名字。名字在古代不单是一种代号而已,我们曾说过直呼别人的名是不礼貌的,一般都称别人的字或者代号,至于皇帝的名更是要避讳。这不单有尊敬的意思,还带有一种迷信色彩,古人认为名字是一种神圣的东西,会受到鬼神的妒忌,比如小时取小名,或者取贱名好养活的说法,国外还有真实名字不可被魔鬼知晓的传说,都是对名字的忌讳,而且这不仅仅限于名而已,称号,地名都包括在内。庞统的落凤坡乃是杜撰,但是历史上却不乏类似真实的故事,如同时代的北方,张杨部将杨丑杀了张扬,而眭固又杀杨丑后屯兵犬城。眭固字白兔,便有人称兔见犬不利,要求他离去,眭固不从,被曹操派遣的史涣杀于此。仔细翻开史书,其中如此的故事不在少数。成名人物的成败得失都可以与那些人名地名联系起来,而成为其成败得失的证据,这与一个人成名之后称赞其祖坟风水好是一个道理,用之后的结果来分析之前的原因,或者用模棱两可的故事来解释,这个道理无论是一般的算命瞎子还是谶纬的专业人士都是一样的,就好象演义中猇亭大战那个所谓仙人画的图,既可以表示蜀军惨败,也可以表示吴军惨败,甚至可以说是两军交锋,必有兵士损伤,而其中最重要一点便是那贤人李意什么都没解释,就说天意不可泄露,那之后便可任意解释。这就好象一个相声中说的瞎子算命伸出一个手指便可有无数意思一样。但是,即便知道是牵强附会的故事。可人在世界上是太过于弱小的生物,命运的无常,人命的弱小,使得人在精神上需要一种寄托,尤其对于命运的失败需要一种解释,即便这种解释是牵强附会,是借口。于是谶纬迷信便得而行其道,所谓的宿命论更能为老百姓接受。庞统身为可安天下的凤雏,在战场上被杀死,是不能被人接受的,但是假如加上落凤坡,刘备梦见神人击臂这样的暗示征兆,读者便可以接受了,因为人可以与人斗,不可与命斗,这就是老百姓的思考方式。《三国演义》将诸葛亮关羽等人描写得如此的神通广大,可却又最终失败,虽然这种悲剧英雄更煽情,但是仍旧需要一种方式来解释为何如此神通的诸葛亮却会失败。得到了卧龙凤雏的刘备为何不能安天下?(即便不是历史,却要遵守历史的结果,篡改了历史,却要自圆其说,这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一种悲哀吧。)而宿命论则成为最好的办法,庞统之死只是一个前奏,诸葛亮对战司马懿时屡屡最后时刻功亏一篑,最后续命油灯被魏延踩灭,都是想说明一点,即便再厉害的英雄,再伟大的谋士,都无法与命抗衡。(假如历史上没写明诸葛亮死于五丈原,相信演义中出现一个坠龙原也不希奇)一个神通智慧的英雄,却要面临一个失败的悲剧事实,或许只有宿命论对于读者才是一种最好的解释吧,至少在那个时代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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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六十五章 古代的钱(演义第六十五回  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本回演义刘备终于得到了益州,入蜀一战结束。战事平息后要做什么呢?自然是论功行赏啦。自古以来,军功最为丰厚,这点即便开始重文轻武的宋朝也不例外,凡是有重大战事胜利者,其指挥将领必然赏赐丰厚无比,丰厚是丰厚啦,给钱是不吝啬的,但是给权死活不肯了,反而要削弱权力,不让他们再有立功机会,为何?正因为军功太丰厚了,生怕再立功赏无可赏。不过这赏赐也是应该的,沙场征战不同一般,是提着脑袋做事的,可以说是用性命换的赏赐,这种情况下吝啬是不行的,就好象宋太宗在灭北汉之后不封赏三军便挥军攻辽,三军无斗志,这也是攻辽失败的一大原因,再好比汉朝初兴,汉高祖没有及时封赏各路诸侯将士,便引得众人不满,竟然商议着造反,汉高祖接纳了张良的建议封自己最痛恨的雍齿为侯才平息,可见战后及时的封赏是多么的重要。论功行赏先是封官,演义中写道:“玄德自领益州牧。其所降文武,尽皆重赏,定以名爵:……及旧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员,尽皆升赏。”不过此时刘备所占不过两州之地,正式官职还是当初的左将军而已,他封的官职怎么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何况对于一般将士来说,实物奖励这些眼前就看的到的利益更为重要。演义中对此写道: “遣使赍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钱五千万、蜀锦一千匹,赐与云长。其余官将,给赏有差。”演义如此写的好象就留守荆州的关羽得到了最高赏赐,其他征战沙场的将士反而不如之,其实并非如此。《三国志张飞传》中记载:“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也就是说,是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四人得到了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的战后最高赏赐。至于其他将士虽然不及这四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刘备攻打刘璋与众人约定: “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所以入成都后,刘璋积累的那些财物都是用于赏赐众将了,连成都的屋舍和城外土地都一度被提上这赏赐名单,后在赵云的进言下没有实施。得到富庶的益州,刘备还一度军用不足,后在刘巴的铸造直百钱的建议下才恢复元气,都是这封赏闹的。古代战争费用高不光是作战费用,战后高额的赏赐也是一大因素,所以文官主政时都不愿意打仗,打败了固然麻烦,打胜了那些赏赐也不是小数目。回到正题,说起关于对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四人的赏赐,其实这就涉及一个古代货币,或者我们俗称的“钱”的一个问题。先说这“金各五百斤”,许多人都有很大的意见,认为这并非是真正的黄金,而是铜。确实,在古文中很多“金”的意思并不是指黄金,而是钱的代名词,或者是铜,但是并非说古文中所有的“金”都不是黄金的意思。实际上在汉代,货币体制一直是以黄金和铜钱为基础,铜钱作为下币,一般是进行小额交易的货币,黄金作为上币,主要用于赏赐、捐税征收、赎罪费、贿赂。在西汉时黄金使用相当频繁,但是到了东汉时期便逐渐减少,而在东汉灭亡后,黄金更是彻底退出了货币体制。也就是说,古代的“金本位”只在秦汉两代出现过。(自然,这个金本位和现代的金本位完全不同,与明清时代的银本位制度也有很大区别)黄金退出货币体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黄金数量的减少,(准确的说是黄金不再作为常见的支付手段了,这也是因为在两汉之后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战乱状况,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这也是刚才提到的认为汉代的“金”不是黄金而是铜的主要原因,但是大量的汉代考古发现否定了这种说法。不过黄金数量在西汉后急剧减少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是因为大量黄金陪葬?黄金的大量外流?战乱的结果?甚或是某些掌握了大量黄金的人或者集团藏匿起来了?这是个千古之谜,具体原因只有指望考古发现的突破了。具体到刘备这次对四人的赏赐来说,这里的“金”应该还是指黄金居多,一来假如这里的金是指铜的话,把银置于之后便有些奇怪了。二来那时还属于东汉时期,黄金还没有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还是官府中重要的货币单位,刘备得到益州后很可能在府库中发现大量的黄金等贵金属。三来黄金在两汉的最大用途之一便是赏赐,黄金因为太过贵重,可以说黄金虽然是货币的一种,但是高高在上,一般日常小额交易中是基本不出现的,只有在大宗货物交易中才出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越来越少,甚至在统计全国财物中也少以黄金作为单位,但是在皇家对官员的赏赐出现频繁,如汉武帝对霍去病赏赐便有五十万金之多,可以说这里的黄金就好比是珠宝一样,是皇家对官员功绩的认可。而刘备对此四人的赏赐使用黄金便很正常了。黄金的话题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再说这“银千斤”,在武侠小说中,银两是最常见的货币了,那些侠客往往挥银如土,一出手便是几十两几百两甚至有随身带几万两银票的,而且无论哪个朝代白银都通用。可惜这完全是胡诌,白银一直要等到明朝中叶才会正式作为货币流通。虽然白银作为贵金属在古代确实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比如两宋交纳辽金的岁币便是以银作为其中的一个单位,但是实际上宋朝的财政还是以铜钱为基础,白银只是作为一种高级货币单位输出给辽金而已,在宋朝内部白银并非是日常流通使用的货币,(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因为岁币流出了大量白银,使得宋朝的银本位制度无法建立起来。)即便到了明朝,白银也不是开始就成为正式的货币的。假如一个现代人回到明朝初年,便会发现市面上除了铜钱之外,最主要使用的货币是一种叫做“大明宝钞”的纸币。假如他还能活几十年,他会发现民间逐渐使用了白银作为货币单位,而等到英宗正统年,白银正式作为明朝的货币单位,这意味着银本位的建立,这一制度要到几百年后也就是上世纪才退出了历史舞台。自然,在“金本位”制度就要破灭,而银本位制度还要一千多年才能来到的东汉末年,这银千斤也只是如同黄金一般是刘备给予诸葛亮等四人的一种赏赐而已。金五百斤,银千斤,这两样虽然价值颇高,但是毕竟不是常用的货币,价值虽高,但是就好象珠宝一般,在一般的日常交易中很难使用,若是诸葛亮四人拿着这些金银去日常使用,如给自己的私人下属发薪水用金银,也未免奢侈了些,所以其后的钱五千万才是实打实的东西。古文中说到钱,一般基本上便是指铜钱了,铜钱在我国货币历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虽然一直处于下币的地位,远不及金银那般高贵,但是铜钱自秦朝建立后,始终出现于各代货币之中,而不象金银会时常缺位。在明朝确立银本位制度前,各代王朝的财政收入大都以钱作为计算单位,即便在银本位建立之后,铜钱依旧在小额交易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可以说,铜钱就是我国货币的主角。铜钱能在我国货币历史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是有极大的原因的,金银这两种贵金属虽然有“天生的货币”的美称,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无法支撑庞大的中国经济货币体系,尤其金银因为本身的贵金属因素,也常被人当作珠宝一般收藏而无法参与流通。金银尤其是金由于太过高贵,往往便成为富人收藏的物品,即便现在也常有人收藏金银保值,但是一旦货币沦为保值对象而不是参与市场流通的话,那就失去了货币的功能。这也是银本位一直到明朝才建立的一大缘故。而银本位的建立也是因为明朝政府纸币信用下降而铜钱数量太过稀少。(明朝政府一度长期不铸造铜钱,而明朝经济却越来越繁荣,铜钱比起原来就显得更加少了,如此一来白银便开始介入,尤其是之后白银大量的流入使得银本位的地位越加稳固。)金银如此,而其他的货币各有各的缺陷,比如铁钱不易保存(中国历史上铁钱也一度出现了许多时间),而粮食绢帛虽然一度成为货币。(唐朝时期钱帛兼行,绢帛还是高于铜钱的大额交易货币单位)但是这类实物消耗品实在不宜长期作为货币存在。而铜比之这些就显得优点多多,比起金银来说他数量多,可以支撑庞大的经济体系,比之铁钱等他容易保存,比之粮食绢帛他更适宜作为货币使用,所以长期以来铜钱一直占据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货币,而在民间小额交易中的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铜钱的发展历程有三个重要时刻,第一,秦始皇创立“半两钱”,他的外圆里方的造型成为之后几千年铜钱的样板,这类方孔圆钱直到清末铜元的出现才被取代。第二,汉武帝开始铸造“五铢钱”,秦朝短命,半两钱的命也不长,汉初又允许私人铸钱,所以长期以来铜钱的重量币值都不稳定,直到五铢钱的出现,才开始使得铜钱进入了稳定时期,五铢钱一直沿用了七百多年,汉朝灭亡后的两晋南北朝时代还是继续使用,刘备赏赐给诸葛亮等四人的五千万钱很有可能是以五铢钱为单位了。第三,唐高祖下令废除五铢钱,铸造“开元通玉”,(开元的意思便是开创新纪元,而非日后的开元年号,通玉后来改称通宝)之后的铜钱便以通宝元宝重宝加上年号。说铜钱是货币,很大程度是因为铜钱的币值并非由他的重量价值决定,如金银等物虽然也在使用,但是其使用往往取决于他的重量价值,而不是法定价值,而金银本身的价值是不稳定的,所以在两汉结束到明朝中叶前,金银不能称之为货币。而铜钱不同,他的价值并非取决于本身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法定价值,如刘备在进成都后因为军用不足采纳刘巴建议铸造直百钱。这直百钱便是出于他的法定地位而不是他本身存在的重量价值。(应该说。直百钱这种做法长期使用不利于经济,王莽多次频繁的币制改革就是新朝失败的一大缘故,不过,刘备的这次直百钱主要是针对当时大量成都府库铜钱流入民间导致物价上涨而采取的办法,另外除了直百钱外,他还令更为官市,这才是成都府库充足的重要手段。)虽然相比金银来说,铜钱要稳定的多,但是也不乏铜钱混乱的时刻,有时铜本身的价格上涨,超过铜钱代表的价值,便会有人私自销毁铜钱回收铜器,有时铜钱的代表价值远远超过铜本身的价格,便会有人私自铸造铜钱,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假币一般。这两者都是古代财政官员头疼的事。当然,相比金银来说,铜钱的这种情况要好得多了,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稳定的,但是也有铜钱不值钱的时候,那往往就是战乱时代了,那时货币狂跌,而物价飞涨。而东汉末年偏偏便是这个时代,曹操在与吕布对峙时“一斛五十馀万钱”,而之后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曹魏政权建立后便一度废钱以谷帛为货币。所以在那种战乱的时刻,铜钱也不太顶用。所以刘备给予的钱五千万其实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所以,对于四人来说,这锦千匹的赏赐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啊。在上文中说到过,实物货币一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唐朝便是除铜钱外,以绢帛作为货币,(此外以粮食作为官员工资的也是常有的情况,说起俸禄,还有以公田的田租作为官员俸禄的,发银子作为俸禄也是明朝以后的事了,这以后再说吧)至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代更是如此,实物货币占据了主要地位,曹魏一度废除五铢钱以谷帛为货币进行交换,物价也大有以绢帛为基准,这直到晋朝建立也没有完全改变,这与当时物价飞涨,经济大幅度倒退有密切关系,众人连衣食都成问题,实物货币取代铜钱是必然的,而绢帛这种稳定的日常消费品成为货币单位也渐渐成为共识。所以这锦千匹也是一种货币赏赐了。自然,你愿意回家做衣服还是当货币买东西就是随便你啦。在最后,我们假想一下我们是一个回到秦代的人,我们会发现秦始皇铸造了半两钱,而这个圆形方孔钱将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直到几千年后,而黄金也成为了货币的一种,要高于铜钱。而我们过了几十年再看,汉朝建立了,不过汉朝允许私人铸钱,市面上的钱有些乱套,虽然仓库里的钱越来越多,但是官员们还是在为钱币的价值到底如何而争论不息。等到了汉武帝时期,争论终于停止了,私人不许铸造钱,而官方的五铢钱铸造出来,这种钱在日后的七百年将伴随着我们。假如我们能进到宫殿中,或许能看到汉武帝赏赐给将领的大批黄金,这些黄金在一般的小额交易中是很少出现的,有时会出现一些白金币的货币,但是都持续不了多久。再过了段时间,我们突然发现西汉灭亡了,一个叫王莽的人建立了新朝,而货币也是新的了,而且不停的新,货币不断的变化,尽管这些新货币是十分的精美,但是市面上却越来越萧条,这直到新朝的灭亡。东汉建立的时候,细心的我们发觉到,原先常常出现的黄金越来越少,不单在市面上,连皇帝们都吝啬起来了,不过五铢钱还是保持着稳定,一直持续到一个叫董卓的人进入,天下大乱,物价飞涨,五铢钱不值钱了,尽管有铸造直百钱甚至直千钱的,但是市面上开始以帛为货币进行交换了,这一情况延续了多年。西晋之后,天下分裂,五铢钱虽然开始恢复流通,但是绢帛的货币地位居然持续了下来,等到了天下一统的时刻还是如此,到了唐高祖时期,绢帛依旧是货币,但是五铢钱被禁止了,一种日后改名为“开元通宝”的新钱取而代之,以后我们到任何一个朝代,只要看看他们发行的新钱便可以知道他们的年号了,尽管有些皇帝实在懒得发钱。再过了段时间,随着物价的平稳,绢帛也不再成为人们重视的焦点,绢帛就快要退出货币舞台了。时代不停的变换,在短暂的五代之后,我们到了宋朝,宋朝虽然对外交纳银和绢,但是在市面上商人们主要还是用着铜钱,而在大宗交易中,一种叫做“交子”的新货币出现了,我们一定对这些以纸张作为质材,以信用发行的货币感到十分亲切。这种以纸钞和铜钱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持续了很多年,尽管在南宋末年和元朝的大部分时间内,纸钞的信用度就好象一张废纸一般。到了明朝中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铜钱太少了,而大家也不接受纸钞,于是到了英宗正统年间,白银终于登上了货币舞台,银本位终于建立起来了,这一制度将持续到上世纪初,那又是另外一个货币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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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六十四章 降将们(演义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本回演义中有许多降将出现,但是这些降将投降后的表现和投降的心理却截然不同,我们先看看这第一位降将:严颜:其实严颜在上一回便投降了,只是上一回严颜只是投降而已,严颜本来是反对刘备入川之人,有称刘备入蜀是放虎自卫,而之后他与张飞战,失败后被擒,面对张飞砍头危险也面不改色,有“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的豪言,然而在张飞壮其言而释之后,却投降了,他为什么会投降?从他的豪言看,并不象一个虚张声势之人,还真有着一死之心。或许是因为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吧,古人讲究“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不畏惧砍头威胁而却在国士待遇下屈膝的多的是。这并不希奇,刘备得蜀之后,之前一大批反对刘备入川的人都为刘备所用。比如李恢,刘巴,黄权,吴懿,李严等人。只是想针对严颜在本回演义中的这段表现说几句:“从此取雒城,凡守御关隘,都是老夫所管,官军皆出于掌握之中。今感将军之恩,无可以报,老夫当为前部,所到之处,尽皆唤出拜降。”张飞称谢不已。于是严颜为前部,张飞领军随后。凡到之处,尽是严颜所管,都唤出投降。有迟疑未决者,颜曰:“我尚且投降,何况汝乎?”自是望风归顺,并不曾厮杀一场。“我尚且投降,何况汝乎?”这真是一句好话啊,因为我投降了,所以你也应该投降,所谓同甘共苦吧,否则我做降将,你做忠臣。那我的脸面哪里放?不过演义中或许冤枉了严颜,因为在三国志中提及这段时,只说到“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而没有说到严颜劝降各路守将之事,或许是因为之后的那句“飞所过战克”引起了作者的联想吧。不过既然是战克,则未必是严颜劝降了。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做下了如演义中严颜一般的事,那便是吕文焕。吕文焕,南宋襄阳守将,在襄阳力敌蒙军多年,最终力不能支而投降,投降后在蒙军攻打临安战役之时任先锋,一路劝降南宋守军。他与演义中的严颜到真的是很象。自然,也不止他一个了吧,一开始有求死之心而后投降一心效忠新主人的实在太多了,如明末的洪承畴,一开始被皇太极俘虏时也是一心求死,连崇祯都以为他以死殉国,而专门祭奠之,结果却做作了一番投降了,后来力主入关,并招抚江南。实际上许多次的改朝换代都是在降将们的帮助下完成的。我们继续再看演义中的几位降将:“赵云解吴懿见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吴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这是降将中的通常情况了,这类降将们不被擒时说不定还继续做着忠臣,但是一被擒时便投降了。还有一类降将则不同,我们继续看:“忽见城上一将,拔剑砍翻刘璝,开门投降。玄德军马入雒城,刘循开西门走脱,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杀刘璝者,乃武阳人张翼也。”杀守将卖功与人,这也是降将中的一种,若是被擒投降,那自是屈人一等,而且若非有身份的人,说不定就当场杀了,而若是杀守将卖功与新主人,那不单显得主动,还立了一功,这也是一些降将们常为的做法,只是这个作法极其不齿,会被人瞧不起,演义中魏延在当初长沙杀韩玄时便被诸葛亮险些杀了嘛。不过,演义中这几处都是虚构,如同严颜那事一般,吴懿在史书中并没有被擒投降的记载,张翼也未有杀刘璝一事,至于魏延杀韩玄,更是胡诌。但是下面一件事,却是真实的:杨阜在马超来攻之时尽遣族人与之为战,便是在太守投降时也不改其志,私下密谋,结党攻马超,使其败。这种人不改其志,明虽降而实不降,留之无益。纵使不杀之也要私下提防,而马超却杀了投降与已的太守,却不杀一心与之为敌的杨阜,不杀之也不能让之为其所用,不能用也不提防,就让之私下串联结党密谋。再加上当初中曹操计谋,可见马超确实有勇无谋,非人主之才。其实降将的日子并不好过,所谓降将,若不是对方实力远远强过自己,那何况投降,可既然对方强过自己,有着自己的嫡系实力,那又岂会重视降将呢,至多为了让更多的人投降给予几个空头衔,而实际权力并无,其目的还是驱使这些降将为自己卖命,而自己的嫡系留在后面督战以保存实力,蒙元满清能以几十万众入主中原,都是采用这种方式。以早降的再去打后降的,如此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说这中原天下都是降将打下来的,也不为过。即便如此,降将也被百般提防,毕竟不是嫡系,所以把他们列为提防对象,总是放心不过,如马超吧,他在张鲁处也算不上降将,只是客卿身份,也被张鲁百般提防,而那马超却毫无办法,为何?手中无权了。其实若是无权还就罢了,若是有权便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如那三藩,便是因为是汉人降将,又有如此大的权力,实在不放心,才被康熙要削除之啊。说回三国,三国之中,曹魏孙吴或用宗亲,或用嫡系,如蜀汉中这般以降将为主体,日后的大将军都是让一个降将姜维来做的,确实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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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五十章 所谓快意恩仇(演义第五十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本回便到了有名的华容道,经过近年来对三国真实历史的宣传,想必大家也应该知道了华容道关羽放曹操乃是子虚乌有的事。三国志的注引中确实提到曹操退兵乃是从华容道走的,老弱残兵填草死伤甚多也说到了,还说到刘备想放火来着。只是关张赵三人在半途又抢劫又放人的事就是演义胡扯了。其实想想也明白,哪有这么巧的,曹操不笑没人来,曹操一笑就钻出个大将,而且赵云张飞脑袋锈住了,就抢旗帜来着,把人都留给关羽。不过也许演义写的太好的缘故,倒是有很多人对华容道深信不疑,更结合下一回演义诸葛亮的天象说得出了诸葛亮放曹操乃是为了防止孙权的说法,也难得诸葛亮受了一次冤枉。不过本章到也不是为关羽诸葛亮喊冤来着,只是想说一下我自从小时候便产生的疑云,在前言中我说过很小时候便读了三国,自然一般人都先读演义再读三国志,那时便和诸多演义迷一般,对关羽放了曹操痛恨不已,认为要是曹操在华容道被擒,日后关羽也不会死,刘备和诸葛武侯也不至于壮志未酬身先死了。后来读了三国志才知道华容道是子虚乌有,但是心头疑云刚去一个,便又来一朵。便是,关羽在演义中放了曹操,还犯下大意失荆州的错误,为何众多受演义影响的人还尊其为义薄云天的关二哥呢?为何演义中的华容道却好象没有为关羽抹黑,而是更加增添了光彩呢。五年前我重读三国水浒,终于明白了。我们之前一章曾经谈过关羽,那主要是说真实历史上的关羽,说其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忠义气两字,而对大部分平民百姓来说,“忠”字虽然重要,但是或许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可以表达,而“义”字则不同,在古代社会,“义”便是大多数人应该要尊重的行为规范,而华容道关羽放曹操则不单不违背“义”,反而显得关二哥更为有情有义。古代中国的道德规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都说古代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不过儒家文化的范围很广,且不说儒家本身就有多个流派,就说道家佛家对传统儒家也有很大的渗透,所以说这个儒家文化,就算是资深学者,不花一辈子的工夫,只怕也难得全貌。古代虽然有大量学者毕生研究儒家,但是更多的平民百姓连字都不识,要让他们理解学者的那些只怕是太难了,只能选择最能理解的内容来教育百姓;这就好象我们现在虽然号称法治社会,但是烦琐的法律知识也只有专业人员如律师才能明白,一般人能知道基础的法律知识便已经足够了。那古代平民百姓的道德规范是如何的呢,这只怕一本书也写不完,我们只说与本章有关的内容,便是“义”。什么是“义”,若是学者研究,只怕引经据典,没个几万字写不完,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不需要那么复杂,八个字就可以说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简单吧,其实就这么简单,俗话说“侠以武犯禁”,侠并不受统治者的青睐,但是为何长期以来侠客故事却能常在市井流传,远比那四书五经还要深入人心呢,便是因为侠客的“快意恩仇”。现在流行将三国水浒读成政治类小说,但是在我看来,确实颇多小说带有政治意味,但是假如将小说纯粹读成政治,就无趣了,如三国演义,虽有三国历史作为蓝本,但是也颇多杜撰,假若以三国志为依据探究政治那还罢了,以演义为依据探究所谓的政治厚黑等等,那岂不是笑话,水浒则更是如此。三国水浒等等演义传奇在说书先生嘴边精炼多年,我辈之中也大有喜爱说书者,难道听这说书是为那里面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而激动万分,拍手叫好,三月而不知肉滋味。非也,我们只会为那武二郎报兄仇,关二哥走单骑击节叫好,无他,因为我们胸中都有一种叫做快意恩仇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喜欢武松这个杀人犯,不是因为他喜欢杀人,而是因为二郎杀西门庆潘金莲是为了报杀兄之仇,杀蒋门神是施家之恩。是因为他写那“杀人者,打虎武松”的张狂;我们为什么喜欢鲁智深,不是因为他的卤莽,而是因为鲁提辖为金翠莲而杀镇关西的侠。为林冲护送沧州的义,我们为什么喜欢李逵,并不是因为他一个板斧一个人,而是他对宋江那样近乎于愚的义。为什么我们会喜欢金庸古龙这些武侠小说里放荡不羁的侠客,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真实的,而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在文中的快意恩仇。这种快意恩仇是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早自春秋左传,史记中的刺客 游侠列传,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或许这对于现代社会已经部分不适应,但是对于古代百姓来说,这是他们遵循的道德准则,甚至对于他们来说,这比“忠”还要重要。从这点看关羽的行为便可以理解了,华容道为什么放曹操,因为曹操当年对他有恩,快意恩仇里面有个讲究,凡是大人物,有仇未必一定要报,但是有恩,一定要报,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士为知己者死,都是这个意思,曹操虽然不比刘备那般是自己的兄长,但是对于自己也是有恩的,虽然在之前关羽有斩颜良文丑挂金封印之举,但是曹操的恩还是留下了,(快意恩仇有趣就有趣在这,一旦有了恩,不管大恩小恩,那一辈子便是有恩,抹不开去不掉的,就象忠是一样的道理,一旦从一主,便是一辈子忠,除非主公死去或者自己死去。)所以关羽放了曹操不但能得到读者的谅解,反而更让关羽忠义的形象更深入人心,因为这是符合一般老百姓的行为规范的。自然,这用政治等角度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关羽能成为历代忠义的典范,甚至成为商人帮会的保护神,便是因为他的快意恩仇,你看他演义中和刘备张飞逃园结义,始终不离不弃,救二嫂,走单骑,对曹操之恩,斩颜良文丑,挂印封金,纵其走华容道;对张辽徐晃,有故旧之情,对一般小兵,却有着长者的温情;(三国志称关羽善待卒伍,演义中他对华容道那些惶惶皆欲垂泪的曹兵,有一丝不忍,再评书中更有说关羽只斩杀大将不斩小兵的,)而对其他人,却始终有一股傲气,要处处高人一等,称黄忠为老兵,要与马超一比高下,视孙权于无物,若是把他放到武侠小说中,这岂不是一个带着一份傲气,一丝狂意,一缕义气,快意恩仇却又有情有义的侠客嘛。演义中的关羽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是不合格的,但是,对于往往终生不会与政治打交道的平民百姓来说,应该会很想得到关羽这样的人来做兄弟,做朋友,做自己的关二哥。明天出去旅游啦,提前一天发一章,祝大家五一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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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五十六章 三国派系(演义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演义本回曹操大宴比箭,涉及了一大问题,便是三国之中的派系之分。说起派系,大家便就想起党同伐异,想起派系斗争,想起结党营私,反正总之是不好的事,所以某种程度之上,派系便和“恶”等同起来。只是,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凡是牵扯上政治一事的便少不了派系,即便是一些声名极好的政治家,也脱不开干系,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其人立身极正,然而他变法却直接产生了一个新党,并且新旧之争延续多年,北宋之亡,说是新旧两党之争也不为过,东坡居士苏轼,可说是北宋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大词人,可是也免不了派系之争,以他为首形成了所谓的“蜀党”,还有大史学家司马光,为人公正严直,但是对新法却恨之入骨,日后以他为首的旧党废除了新法,他们这三位在个人品格才华上都无可挑剔,可称得上“君子”,然而都免不了参与派系。美利坚建国元勋颇多才华横溢之辈,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他们都曾经激烈的反对过党派,然而当美国正式开始自己的里程时,他们都卷入了派系之争,汉密尔顿,亚当斯,杰斐逊则更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奠基人和美国政党的创立者。即便以无党派人士做了八年总统的华盛顿,在其任上虽然不断的和稀泥,但是也因为支持汉密尔顿还是杰斐逊困扰不已。至于西方民主的鼻祖,希腊罗马政治中的派系,则更不是希奇事了。所以,这派系斗争可说是与政治伴随始终的,只要涉及政治,不论你个人如何,终究要参与这些派系斗争。而且,派系也并不意味着祸国殃民,古代有所谓“君子党”“小人党”之说,我们也不说君子小人,就看这现代政治大都是政党政治,也不见得祸国殃民了啊。所以说,这派系并无好坏之分,我们断不能在看到“派系”两字便对此先入为主,产生厌恶之感。还是说到原题,为什么说曹操比箭涉及了派系问题呢?因为曹操在比箭时是将武官分两队的:“曹氏宗族俱穿红,其余将士俱穿绿”这已经将曹将划分出了两个阵营。而实际上曹魏集团的阵营远远不止这么简单。曹与夏侯自然是曹魏的顶梁支柱,自然不须多说,而在其余将士中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早期便投奔曹操一直追随曹操的将领和后来作为降将参与曹军的将士自然而然的也分成两块。前者以于禁乐进等人为代表,后者如张辽徐晃。有两事或可窥其一角。关羽在曹营中待过一段时期,无论是正史或是演义都谈到与关羽交好的乃是张辽徐晃,而这两位最大的特点便是和关羽一样,并非起初便和曹操起事的元勋,之前都有旧主。另一事便是在救援襄樊时,在是否任用庞德一事上曹操犹豫再三,为何?便是庞德并非如于禁一般跟随自己多年,又有旧主在刘备处的关系。(当然,日后却是曹操信任的于禁投降,曹操怀疑的庞德忠心,这又是另外的事了。)这说的还只是武将,文臣之中也有分别,便如曹魏世子之争,支持曹植和支持曹丕的便分成了两派,演义中出名的杨修之死原因便是他支持曹植已经不是秘密了。曹操阵营如此,东吴和刘备那边也不例外,刘备阵营早有说法分为所谓的“原从集团”,“荆州集团”“益州集团”。东吴阵营最为复杂,江东本土豪强如张昭等人为一集团,外来如诸葛谨等人为一集团,而随着加入时期的不同,江东各人还因早年便跟随孙坚,或是跟随孙策,又或是孙权直接提拔形成不同的分野。派系的形成各有各的原因,有因加入时期划分的,这种情况很为典型,这也是长年积累起来的感情的缘故,古代官场便有因为同一年科举录取称为同年并以此结交的习惯,即便在现代社会,同学同期形成自己的圈子也不是希奇的事。有因来自同一地区划分的,所谓的“乡党”,这种“乡党”在官场中也很常见,明初的淮西集团,清末的湘淮集团,都是如此模样,蜀汉的“荆州集团”“益州集团”也是据此划分。有因家族婚姻关系划分的,家族是重视血缘的古代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所以以家族形成派系自然也是很常见的,皇族自不必说,各代官僚以政治婚姻拉拢关系,网罗人才,结成庞大的家族关系网最是平常,出名的士族便建立于此,这种建立于血缘和婚姻的派系比较稳固。也有因师生关系建立起来的派系,这和同年的关系相同,在科举发展后更是大兴其道,古代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所以这种师生关系相同的重要,有心的老师更是以此为基础建立庞大的派系,民国时期的北洋军阀便是其中的代表。或者围绕某一强权人物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派系,这是建立在对核心人物基础之上的派系,依赖于强权人物自身,不过在一段时期形成自己的规则后,即便在强权人物离开仍会持续下去,不过往往会在强权人物离开后形成一段内部的权力斗争,如王安石的新党便是如此,从某种程度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刘备袁绍集团也都是属于依赖曹操刘备这样的强权人物生存的派系。其实对派系最为反感的还是居于顶端的领导者,因为结成一体的派系太过强大便会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领导者都喜欢不结党营私的君子,不单是因为个人感情的好恶,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因为不结党营私,便不会对自己形成威胁。只是政治的必然性并非领导者的好恶便能祛除的,派系的形成已是必然,领导者只能在此之中寻找平衡而已。寻找平衡固然不简单,但是领导者只会寻找平衡而不能更进一步的话也只能说只是平庸而已,一个好的领导者不单能寻找到平衡点,更能将所有派系都引向一个目标。而且能在自己之后将基业稳定的交给接班人,则更不容易,因为当强权人物死去后,无论接班人实力如何,因为强权人物消失造成的真空,派系的平衡总会被打破,尤其是制度尚未健全的政权受到的冲击更大,这也是一些朝代短命的原因。三国中曹刘孙能三足鼎立,便是因为他们是其中的皎皎者。先说曹操,他虽以自己的家族为基础,但是并不排斥外姓和降将,收罗人材,并调度得当,无论下属有何分歧,都惟曹操马首是瞻,才得以成就大事,他立曹丕为世子,使曹家没有重蹈袁家覆辙,曹操之后虽然一度有麻烦,但是基本稳定,可说是曹操这一决定的功劳。再说孙权,孙权所在的江东内部派系众多,孙权即位时尚还年少,上有父兄威风之阴影,下有众人之窥视,虽然有周瑜张昭的支持,但是孙权能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维持住江东局势,控制住大权,也颇为不易,只是晚年在选择接班人和辅佐的派系上犯了糊涂,东吴之后的内乱,孙权是要负部分责任的。最后说刘备,刘备并没有曹操孙权那样,有自己的家族派系支持,虽然说演义中将关张划为他的结义兄弟,但是史实上并非如此,刘备能白手起家,成就大业,尤其能有关张这些长期追随之的人物支持,刘备集团早期浮浮沉沉,但是却一直生存下来,这与刘备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虽然日后有“荆州集团”“益州集团”之分,但是他处置得当,用人得人,尤其注重提拔黄忠魏延这些原本默默无闻之辈,能将各派融合在自己之下,在他死前,蜀汉基本没有什么激烈的派系斗争。而他临死前委政于诸葛亮的决定,使蜀汉在之后度过难关,并在三国之中成为政治斗争最轻,政治局势最稳定的一国。所谓派系,终究还是因人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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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五十四章 相貌(演义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本回演义中说到吴国太得知孙权要将妹妹嫁与刘备,大为不满,但是在佛寺看到刘备本人后,却大为满意:“国太见了玄德,大喜,谓乔国老曰:“真吾婿也!”须知此时刘备年近半百,刘备自己也说自己“鬓发斑白”,这样的刘备却能得吴国太一眼相中,想来不是吴国太老眼昏花,就是刘备的仪表确实不凡,我们来看看三国演义中对刘备相貌的描写吧:“生得身长八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这是演义第一回中刘备出场时的仪容,单从相貌描写上看,刘备“面如冠玉,唇若涂脂”还真是个美男子,不过那是刘备二十八岁的事了,现在的刘备年近半百,又久历沙场,相貌必然不会如年轻时那般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便是吴国太和另外一个乔国老都是老年人了,他们看人自然与年轻人不同,而且他们都是大富大贵之人,和英俊的外表相比,他们更看中的是所谓的“面相”。刘备虽然年纪大了些,但是相貌也不至于与年轻时比起来相差太远,也没少只眼什么的,看上去自然不会太丑,而且刘备又重视身体锻炼,连一点赘肉都紧张,长期的征战虽然使他相貌显老,但是也让体形和气质都保持的很好,虽然当时没染发剂,须发有些斑白,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中年人来说,也算不上什么。但这些只是让吴国太觉得不讨厌而已,真正让吴国太大喜,乔国老称之为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孙权观之畏惧的还是刘备那“帝王之相”。演义的事,我们先刹住,毕竟演义只是演义,历史上没有吴国太佛寺看刘备一事,刘备娶孙权之妹乃是一场司空见惯的政治婚姻而不是周瑜之计,吴国太也没这么大的权力,不可能插手此事,这次婚姻自然也不会和刘备的相貌有什么关系。但是,刘备确实有古人所说的“帝王之相”。演义里对刘备的那段相貌描写中,“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不见史书中记载,(不过有称刘备无须,所以才引出这句描叙来的吧)但是“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则是三国志中明载的。刘备的帝王之相就是这“顾自见其耳”。““顾自见其耳”想必也不用做太多的解释,能看到自己的耳朵,那必然是耳朵大了,我们现在看肯定嬉笑不已,认为这么大的耳朵,怎么象猪八戒啊。不过古人并不这么看,古人认为耳大,尤其是耳垂大而长之人乃是有福命大之人,所谓“耳长而耸者禄”“双耳垂肩乃是帝王之相”。古代雕像尤其是佛教的像,那些菩萨佛祖都是耳朵极大极长,这自然不是吃素吃的,而是后世人用自己的对相面的理解而塑造出来的形象。(用这个来解释演义中的那段自然最好不过了,刘备有帝王之相,自然吴国太大喜,自己的女儿可以享福了,乔国老称之为龙凤之姿也正常不过了,而孙权自然颇为畏惧。)除了耳朵大而长之外,相面之中还有各种说法,常见的比如天庭饱满,地阔方圆,隆鼻引财,等等,不过在下对此没有研究,而且本文也不是研究面相的,就不探讨了。在我看来,所谓的面相往往是后人附会,只要有人成名,他的特征便容易被找出来作为相面之术的例证,比如刘备三分天下,他的大耳便成为耳大有帝王之相的一个例证,但是天下大耳之人也并非刘备一个,古今皇帝几百,假若加上割据的只怕有千余,这些人都符合相书中的帝王之相?只怕未必,到是出了一位相貌特异的帝王,相书中便加了几笔的可能性甚大。不过,相貌对人生也并非没有影响,一个人的相貌气质若是与众不同,让人一眼便可看出来,并让人记住的话,总是会比别人多上几分机会。若是下属,则容易被上司想起提拔,而若是君主,则容易在下属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生起敬畏或爱戴之心。有些比较特别的,就容易被附会为帝王之相,如元末起义,群雄中有一支起义军相当强大,其首领徐寿辉,他坐上首领的位置很大的因素便是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被称为弥勒佛下凡,这才当上了首领。而若是相貌平平,则比那些相貌特异的人多花几分力气要引人注意了,让人半天想不起名字或许是做间谍的好料子,但是要做那些抛头露面的事则没什么好处了。而假如是相貌与众不同又容易引人好感者则往往比一般人更多几分机会。为何?谁叫这世间人都喜看这皮相,爱美厌丑呢?我们常人若是看到美丽女子,英俊少年,自然会睁大眼睛看上几眼,在做事上对他们或她们也会优待几分,古人自然也不例外,美女自不必说,美男子如卫玠,使得万人空巷,(不过围观的人太多,大概受了惊吓,不久就死了。)韩子高,作战时连敌人都不忍杀之,(成为陈帝男宠,位高权重,不过在陈帝死后便被赐死。)这两位美男子比较极端一些,不过这相貌确实颇为要紧,就拿帝王来说,这第一代的相貌且不说是美是丑,总能附会为帝王之相,而且历代帝王中不乏麻子,哑巴,走路不便者,但是一般的帝王,都至少有相貌堂堂这样的说法,这不单是因为长期以来后宫的基业改良,也是前一代对后一代相貌刻意选择的结果。因为这“以貌取人”乃是老规矩了。长期以来,我们的老祖宗便对“仪表”这个问题相当重视,尤其古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贵族浓厚的社会,即便是儒学经典中也不乏对君子个人威严仪表的说法,并将之与个人教养联系起来,被视为个人素质的一部分。历代虽然对“仪表”有不同的解释,但是都很重视“仪表”,甚至成为一种能否出仕出人头地的标准。就拿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此时士族鼎盛,而士族中人讲究名士风流,魏晋风度,这仪表自然也是名士中的一大标志。(南朝名士风度乃是魏晋的传统,这北朝虽然是蛮族,但是进得中原便对那些名士风度羡慕不己,有样学样,可见爱美之心都一样)而魏晋风度也是从两汉时期便传承下来的。而在南北朝之后的唐朝,选人做官有四个标准:“身、言、书、判”,这“身”便是看人的体格相貌,若是丑的便不能为官,所以那些唐朝作官的大都为仪表非凡之辈,不过后来日渐宽松,卢杞其貌常被人说笑,也成为一代权臣。(当然也和他祖荫有关,他祖辈便是宰相)日后宋元明清各代以科举为重,对相貌的要求降低,但是在实际面试任免之中,相貌也成为了一种重要因素,这似乎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在民间传说中的捉鬼的钟馗便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因相貌丑陋而不被任免一怒撞死的状元。在三国演义中三国的君主也都有因人相貌丑陋而厌恶的事,如孙权刘备初次见面都不喜欢丑陋的庞统,曹操不喜张松,还有曹操在面见匈奴使者时因担心自己不够威严而找崔琰代替的故事,这些都是演义的虚构,但是却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以貌取士的现实。虽然说已经是新的时代,但是人们依然保留着对相貌的爱恶,整容美容的盛行便反映出相貌对我们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这也是一种现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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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七十七章 错综复杂的宗教(演义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在本回演义中,关羽死后玉泉山显圣遇到老僧普净,这也是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时遇到的故人了,这也是三国演义中不多的与佛有关的几处。三国演义将关羽与佛教牵涉在一起自然有他的道理,日后关羽神格化,成为关帝君就与佛教有着莫大关系,佛教可是将关羽化身为护法神的,三国演义中几次不多的佛出现的地方总与关羽连上关系也就很自然了。(当然,为关羽神话贡献更大的还是道教。)不过说起三国志中的佛教则就少得可怜了,就是在刘繇传中谈到笮融时说他一度好佛。相比之三国志中道教的影子就多的很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的发起者太平道本就是道教的一支,而日后割据汉中的诸侯张鲁是五斗米道的教主,这也是道教的一支,而且是日后道教的主流天师道正一道的前身。此时的道教势力是佛教远远不能比的。在之后几千年中,这两大宗教一直争斗不止,或许可以说,中国宗教史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两大教派在唱主角。其实假如我们将时光拨回几百年前的西汉时代,那我们就会发觉此时没有什么道教佛教,此时的中国虽然有对祖先和如五帝等神灵及其上天的祭祀,也有方术卜巫一类的活动,黄老之学,阴阳五行也颇为盛行,但是都没有形成一种如日后佛教道教的正规宗教。无独有偶,在此时的西方古罗马时代,也是混杂了希腊神话故事的传统神话与原始宗教占据着主流。直到东汉年间,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才开始传入,一般来说,说起佛教传入,都会说起汉明帝遣使迎佛的故事,这一般被认为是佛教初传中国的标志,但是也有许多观点认为在西汉时期,佛教便就传入中国了,甚至有说战国和秦代传入的故事,但是主流观点还是以东汉年间为主。与之差不多的时期,西方的基督教也离开了起源地中东向罗马帝国内部传播。古代传教者不远万里,不辞辛苦,传播自己的信仰,其意志坚定实在非常人所及。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迅速传播并由罗马皇帝确定为国教从而取代了古罗马原始宗教不同,东汉虽然佛教传入,并得到部分人的认可,但是此时的佛教活动还是以翻译佛经为主,而士大夫也只是把佛教看做与黄老之学相近的学说,把佛看作如老子等一般的神灵而已。在此时,一个融合了儒家佛家中国神仙传说黄老思想的宗教开始兴起,这也就是道教。本土的道教虽然晚于佛教,但是因为其教义更接近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所以很快得到广泛传播,甚至佛教也被认为是道术的一种,还有西域僧人为传法将自己称为道人的事。(在传教初期,传教者往往借用本土宗教的身份行教,在天主教传来时也有如此情况。)在东汉末年,其教大盛,形成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与三国的关系在上文已经提到了,而此时的佛教远远不能与道教相比。然到了三国时期,形势开始一变,太平道发动的黄巾起义受到了巨大打击,太平道也为之削弱,虽然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在北方广泛发展起来,但是佛教也乘时发展,曹魏时期,佛教戒律传入中国,至此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沙门,此时佛教还是专注于翻译佛经,但是对道教的传播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西晋时期,道士王浮撰写了《老子化胡经》,成了日后佛道之争的一段著名公案。(《老子化胡经》的大意:当年老子出函谷关后在史书中不是不知所踪吗?书中说老子是去了天竺,去干吗呢,点化那些胡人,那些胡人是谁呢,便是佛教徒了,由此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日后的道佛大辩论,这件事总是要拿出来辩一辩的。佛教徒为此日后也杜撰出三代就有佛陀,佛教在周代就传入的故事。在封神中也可以看到老子化胡故事的影子)不过此时佛教势力尚未能与道教相比,直到东晋时期,天下大乱,五斗米道孙恩等人在东晋起义遭到镇压,势力大衰,而佛教却在佛图澄道安等人的传播下得到快速发展,其中以佛图澄劝阻石勒杀戮为起点,佛教得以大昌。(宗教的发展总离不开乱世,在乱世中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更加需要信仰,一旦此时的宗教表现出他的能力,就能获得极多的信徒,当年罗马主教劝阻匈奴王攻罗马,从而为罗马在西方教会的地位甚至在整个西方社会的地位奠定了极大的基础。)等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更是大盛,著名的佛教皇帝梁武帝便是此时。说起梁武帝,佛教徒吃素戒肉便是出于他,之前佛教徒是可以吃肉的。(不过这个肉比较特别,叫三净肉,就是眼不见杀,耳不闻杀,不为我所杀。)说到这里,不免要说说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佛教传入中国后,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便同时传入,然而讲究普渡众生,将建立佛国净土的大乘佛教在中国得到广泛发展,小乘佛教则在东南亚一带得到传播。而在北方,佛教延续了东晋时期的兴盛,著名的云冈石窟便是此时开凿。也就是此时,道教与佛教的斗争白热化。在南方,道佛之争尚还局限于嘴皮子上,就《夷夏论》,《三破论》,道佛两家爆发了大争论,而引人注目的是,儒家也开始介入了两家的争论中,就《黑白论》《神不灭论》产生了几次争斗,等到著名的范缜《神灭论》一书,达到了高峰,齐代便有萧琛、曹思文与之争论;等到了梁代,梁武帝为了驳斥《神灭论》,纠集了六十多人的豪华学者阵容。这里不得不说到儒家,古代有三教之说,便是儒道佛三教,甚至唐朝还给三教立过排行,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但是儒家一直保持着超然的地位,一方面儒家的宗教色彩本来就单薄,儒家中一群唯物主义者,老祖宗也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所以虽然不乏想把儒家改造成儒教者,但是更多的儒家学者更专注于世俗生活规范;另一方面儒家本来就对其他思想并不排斥,对道教佛教的思想,只要不触及自身,儒家更乐于接受。不过最关键的是,道佛两家都对儒家没有根本上的威胁,自汉以来,儒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道佛两家虽然做过一些努力,(主要是道教,如太平道五斗米道。)但是都被其压制,之后更是纠缠于两家之间的争斗,远远不是儒家的敌人,即便在两家大盛时,掌握着实权的还是儒家信徒。(毕竟道佛两家还不能直接控制政权。)再说回南朝,南朝佛道之争还算温和,北朝可野蛮得多了,北魏太武帝时期,道士寇谦之系统的整顿道教,将道教更加的规范化,称为北天师道,并在太武帝支持下成为北魏国教,之后太武帝更是兴起了废佛运动,先是令佛教徒还俗,后疑佛教起义,下令杀尽佛教信徒,焚毁经像,后来北周武帝时期又发生了废佛事件。(此事件北周武帝和北魏太武帝做的有所不同,在废佛前还下令道佛的辩论,不过虽然佛教辩论获胜,还是下令废佛,不过道教也跟着一起废了,道教与佛教的辩论斗法总是落在下风。)佛教的屡次被废与佛教出家信徒太多,不事生产,占用大量土地,建造佛像寺舍,影响国家经济民生有着极大的关系,不过此时佛教势力已广,屡次被废,又屡次再兴起。佛教备受打击,道教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梁武帝时期道士在梁朝便过的艰难,在北齐文宣帝时,在僧人煽动下,就下令道士剃发为僧。唐代皇帝虽然以老子为先祖,并定下道教为国教的政策,但是实际上佛教依然兴盛,不说武则天时期佛教又成为国教,就说宪宗便搞过迎佛骨之事,还受到了韩愈的指责,这在历史上也是著名事件了。不过此后的唐武宗信仰道教,进行了废佛事件,这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大的废佛行动。一般认为这次之后,佛教由盛转衰,这次事件,和刚才说到的北魏太武帝废佛北周武帝废佛还有之后五代的后周世宗废佛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其实虽然佛道两家相互争斗不止,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两家都相互承认了对方存在的现实。道教吸收了不少佛教思想,佛教也不断的本土化,吸收了不少道教思想,与原本的佛教大不相同,形成了中土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两家的流派也日渐增多,佛教的净土宗,禅宗,道教的正一道,上清道,全真道。(也就是武侠小说中常提到的那个流派,不过与小说中反金反元的全真道不同,现实中的全真道与金元统治者的关系都很好,兴盛一时,但是在日后对佛教的斗法中失败,之后大为衰败。)宗教的流派极其众多,我们现在熟知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其实都只是一个统称,之下分为无数个教派,这些教派都是因为对经书的理解不同,就说基督教吧,天主教基督新教还有东正教就是因为对一本圣经的解读不同而分裂,(其实说起来犹太教的圣经和基督教的圣经也是同出一脉,当然基督教圣经做了极大的改动。)相互之间的斗争比对真正的异教徒还厉害。他们只有一本圣经尚且分为诸多教派,佛教经典诸多。(不过其中的经典也多是后人撰写,其实有趣的是,现在的大多数宗教经书包括儒家的经书大都非创始人亲笔所书。)那更可想而知,没闹成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战争已经很不错了。佛道两家在之后的日子虽然依旧互有争斗,但是已经日渐和缓,不过同时两家也日渐衰败下去了,到了清朝,已无复当年盛况了。不过在民间依然保持着诸多的影响,许多的宗教习惯仪式融于民间习俗之中,此时的佛道已经融入了世俗生活,在演义小说中,佛道的出现已经成为了必然的一部分,这或许也是一种三教合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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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六十章 杂谈(演义第六十回  张永年反难杨修 庞士元议取西蜀)其一:曹操与张松之遇:本回演义开章说到张松向刘璋献计,求见曹操,结果不得礼遇,这事在史实中确实发生过,但是记载和演义大有出入,张松求见曹操乃是发生于曹操攻取荆州之时。《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三国志.刘二牧传》中记载“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瑁狂疾物故。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璋复遣别驾张松诣曹公,”而演义中却是将张松见曹操放在了曹操攻取汉中之后,这是演义为了情节需要而安排的,因为在时间上差了许多,所以很多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不过有一点到是相同,便是曹操的傲气。演义中称曹操征讨马超得胜后“傲睨得志”所以不重视来使的张松,而三国志中则称曹操“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两者都是因为曹操胜极而骄结果怠慢了张松。确实,曹操乃是三国之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对人才的重视至极,求贤若渴,因此也吸引了众多人才聚集其下,成就了他一番伟业。但是与当年跣出迎许攸相比,后期的曹操手握大半天下,志得意满,对于人才就也有些马虎起来了,尤其夺下荆州那时,长年之敌刘备遭遇大败,江东惶恐不安,此时谁也没想到会有赤壁之败,眼见天下已经到手,曹操对于蜀中那来使张松不甚礼遇也乃是人之常情了。对此,习凿齿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数十年之内而弃之於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是以君子劳谦日昃,虑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让,势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德洽群生,故业广而天下愈欣其庆。夫然,故能有其富贵,保其功业,隆显当时,传福百世,何骄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这是将曹操不能一统天下的原因归咎于曹操的骄伐,确实,单就益州张松此事,确实有些道理,但是一统天下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实力”二字,虽说人才确实会因你的礼遇而亲近之,但是人才更会审时度势,因势而动,即便张松不受曹操礼遇,也是在曹操兵败之后才最终下了决断。“会曹公军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其二.刘备与张松:演义中将刘备对张松的礼遇写得相当盛大,只是我们前面已说,张松面见曹操是在曹操征讨荆州时,而不是演义所称的曹操出征汉中后,那张松在见过曹操折道荆州那也自然是虚构的了。演义之所以如此写还是纠缠于那“人才”二字。曾经在前几章谈过《三国演义》之所以崇尚诸葛亮的缘故便是因为他是众多文人的偶像和希望,那个时代的文人都有一种梦想,便是一朝能得到刘备这样的明主赏识,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于是演义中处处突出“人才”的重要性,张松这里也不例外,以短时间内在曹操处的冷遇和在刘备处受到的礼遇相比,便是如此道理。其实张松确实有见刘备并受到礼遇,但是于何时何地便不得而知了。其三张松与杨修辩论时谈到蜀中人物时说过一段话“文有相如之赋,武有伏波之才;医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隐。”“文有相如之赋”指的是西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他是蜀郡成都人,善于辞赋;“武有伏波之才”应该说的是伏波将军,虽然西汉的伏波将军路博德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是张松所说的伏波将军应该指的是马援,便是马超之先祖,他是扶风茂陵人,汉光武帝下的名将,常年在边地征讨,立下赫赫战功,他做过汉中太守,若拉扯上他算为蜀中名人也未尝不可;“卜有君平之隐”说的是西汉末年的哲学家道学家严君平,他是出生蜀中,也常年在蜀中活动;但是“医有仲景之能”便有些怪了,仲景指的是张仲景,乃是东汉末年的名医,其著作有《伤寒杂病论》,后世称之为“医圣”,其名头不亚于张松所指的其他三人,但是怪异的是:其他三人都是张松之前的古人,但是就是张仲景和张松是同时代的人,而且还死于张松之后,即便当时张仲景有好大的名头,但是一般而言,不会将他与古人一同并列,比如在称赞诸葛亮之能的时候可以说他能力如管乐一般,或者说他和荀彧之才不相上下,但是断断不会说诸葛亮之才如“管乐荀彧”一般的。而且张仲景的历史记载中除了三国演义的这段话将他列为“蜀中人物”(张仲景虽称为“医圣”,但是在一般人中的名头远不及同时代的华佗,甚至三国志中记载了华佗而没有记载张仲景,倒是在三国演义中有了他的名字。)其他记载都没有谈到张仲景与蜀中有什么关系。因此看来,这张松的“蜀中人物”这应该是后人杜撰而言。其四“松于袖中取出一图,递与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献此图。但看此图,便知蜀中道路矣。”玄德略展视之,上面尽写着地理行程,远近阔狭,山川险要,府库钱粮,一一俱载明白。”地图在古代征战中极其重要,古代可没有什么GPS全球定位系统,若在平原尚好,一旦到了如蜀地这样的地形复杂地区,没有向导或者地图,一旦进去就只怕绕圈子出不来了。两国交战,要知己知彼,其中这探明对方地形当为首要。地图的意义不单只是地形图而已,这其中往往代表着“领土”的含义,献图便代表着割让“土地”;如在荆轲刺秦王事件中,太子丹便献出督亢地图,代表着燕国将督亢之地让与秦国。其五“人主几番存厚道,才臣一意进权谋。”本回结束说到,刘备与刘璋相会,庞统张松法正都献计要刘备杀了刘璋及其下属,反倒是刘备执意不肯,最终引出了作者的这两句评论。史实中也确实有其事,刘备不肯做固然是因为会背上骂名,但是也是因为这与他一向奉行的先取民心的做法相悖,而且虽然袭刘璋一行可以乘机进逼成都,但是也难保益州再立新主与之对抗,刘备一生用兵,不爱用险,自然不会采纳。不过这里到不是说刘备用兵之事,而是说下属之心。一般来说,都认为下属会惟主公之命而从,但是实际上,主公也要受到下属的压力,甚至有些情况是下属的压力驱使主公行命,一些情况主公只是被下属压力驱使的傀儡而已。就好比战事之中常会发生乱兵造反事件,在潮水一般的乱兵之中,将领们即便自心不想,也会被逼上贼船。再比如说这权臣篡位吧,其实最热心的往往不是权臣本人,而是那些下属们,因为一个个都想得那拥立之功,做那开国元勋,新朝栋梁,这可比做权臣之下的爪牙好得多了,有这么些下属怂恿着,即便再有忠心再谨慎的大臣也要起那歹心了。正如在“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所说的:“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这黄袍,虽然说有时是自己日夜盼望着来,但是也有是被下属们涌上来披上的。人非圣贤,下属们在为主公谋富贵时,也在想着自己的富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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