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随章侃 第一百零四章 五丈原(下)(演义第一百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在说历史上的诸葛亮之前,先说一句关羽,演义里两大主角,诸葛亮与关羽,并非是作者拍脑袋抓阄选出来的,而是当时民间传说的表现。在当时的民间故事中,诸葛亮和关羽两大角色已经成为三国的主角,演义只是照搬而已。然而,虽然说演义成书时两人在民间的地位已经形成,但是其历史并不相同,关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只是一般勇将名将的角色,人们说到关羽往往是“关张”两人同列,关羽在此时虽然有万人敌的名号,但是离之后的荣耀还差了许多,直到宋后他的地位才猛然高涨,直至成神。若说关羽成神,那诸葛亮是什么呢?应该是圣吧!不过与关羽日后被神话不同,诸葛亮虽然有演义中的那般多智如神的文学渲染。但是,他的历史地位在他死后不久就被奠定了,日后各朝代对其或多或少有些推崇,但是从来没象关羽那样被夸张的神化过,而且,也无须夸张,历史上的诸葛亮已经够被人推崇了。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历史上的诸葛亮吧。或许是因为司马懿对诸葛亮那句“天下奇才”的关系,两晋时代对于当年这个和开国始祖作战的蜀汉丞相并没有太多的批评,尽管也有几位文人称诸葛亮不识时务,但是更多的人对这种应该是敌国或者说叛逆的伪相推崇备至。若说钟会当初伐蜀时遣人祭拜诸葛亮之墓是为了拉拢蜀汉人心的话,那在蜀汉灭后,应该便无此必要,然而,在蜀汉灭后,诸葛亮之名却更为人崇尚之。原本只是蜀汉百姓的武侯,现在好象却好象成了天下百姓的武侯了。说到这里,不得不说句有趣的现象,“武侯!”这个称号在诸葛亮前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历史上的武侯想必不少,无论诸葛亮生前或者死后,但是在诸葛亮死后,一说到武侯,大家的第一反应便是那位诸葛武侯。就连灭了武侯所在的东晋朝廷,也公然叫起本该是那个在他们心目中伪政权的蜀汉封的武侯了。而且还是在他们的皇帝遗诏中。东晋简文帝死前,本想让位给桓温,但是遭到侍中王坦之的反对,而改做遗诏:“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每次看到这里,都不禁苦笑,这皇帝软弱无能,让位的事就算了,只是这个遗诏也写的太怪了吧,王丞相说的是王导,那倒是没什么,可是怎么把诸葛武侯说出来了?须知诸葛亮的武侯是当年蜀汉谥号,全称忠武侯。其实别人倒也可以这样称呼,可蜀汉是当年你司马家做主灭的,尽管当时还不是晋朝,但是晋朝一直认曹魏为正统。而蜀汉是伪政权,这伪政权的谥号怎么也认了?按这样下去,称刘备也不能说刘备了,连先主都不对,该称昭烈皇帝。再一看,更是苦笑之,当初桓温立简文帝时,简文帝就诏温依诸葛亮故事,这真让我怀疑这是司马家的后人还是蜀汉刘家的后人,之前两汉曹魏什么例子找不到,偏偏找蜀汉的。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当时诸葛亮之名,不见其弱,反见其盛,就连北方的苻坚遇到王猛时,都“自谓如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也”,可见当时诸葛亮之名。自诸葛亮之后,诸葛亮之名便成为了名臣的代名词,而“好象刘备遇到了诸葛亮”几乎成为了明君遇到贤臣的固定暗号了。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名字,世人在说诸葛亮时,往往都要提到刘备,确实,没有刘备,也就没有诸葛亮,我当日看过一个故事,春秋战国有一君王感慨天下没有贤才,其下大臣就刺了一句:“天下并非无千里马,只是少伯乐!”确实,天下间英才无数,只是少了能将英才的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君主罢了。也正因为如此,天下间的才子们才会对诸葛亮的故事推崇至极,那是推崇,也是羡慕。是的,羡慕,从一介布衣到一国丞相再以天下社稷托付之,这是何等的荣耀,刘备在历史上虽然不象在演义中那样唯军师是从,但是对诸葛亮的话也是信重无比,政务大事,几乎全部委任于他,其恩宠无人可比。诸葛亮跟随刘备之后,其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一点,怎么不能让那些才子们羡慕呢?不过,那些君主们也要羡慕刘备吧,如诸葛亮那般的才干世间还是有的,但是如诸葛亮这样有才能,而且为之鞠躬尽瘁,可以托付身后事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当一个君王临终前,见到幼子,一定很羡慕刘备有诸葛亮这样的臣子吧。古人说,知音难寻!俞伯牙终其一生,也只寻得钟子期一个知音而已,在其死后,知音绝矣。而刘备与诸葛亮呢,诸葛亮传中记载,诸葛亮与刘备相遇后关系日渐亲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是啊,关羽张飞与刘备是君臣,亲密如兄弟,但是,诸葛亮与刘备则是君臣,又是知音。人之一生,兄弟难寻,知音难觅,刘备有关羽张飞这样的兄弟,诸葛亮这样的知音,实在才叫人羡煞,羡煞!刘备死后,诸葛亮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尝不是为了报刘备的知遇之恩,知音之情呢!刘备事业之继,非在刘禅之上,而在诸葛亮之上,因为只有诸葛亮才有这样的才能,而且才有这样的心。古代言及才干,多以文武论之,武者,非冲锋陷阵之才,而指将略,诸葛亮之将才在前文《诸葛亮之将略》一章中已有谈及,不复多言。文者,其政治才能,这想必更不用多说,世人对诸葛亮将才或有怀疑之,但是对其政治才能却少有疑问的。用陈寿的话来说,诸葛亮“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其实诸葛亮所施行政治方针并不希奇,儒法兼用而已,这一招甚至可以说只要是个对古代政治入门的政治家都会。不说之前之后的那些政治家,便是当时如荀彧曹操也都会,曹操之法不亚于诸葛亮之法。但是,能做到诸葛亮那样程度的却少之又少,而能让诸葛亮死后百姓自愿为其立庙的更是少之。办法就是那些办法,只要是人都会懂,都会明白,但是做起来便很难了,而一直能事必躬亲,认真的处理每件事,则更是难上加难。诸葛亮聪明吗?确实,诸葛亮很聪明,研制出木牛流马,改进连弩,并进而成为民间智慧的化身,诸葛亮确实才智过人。但是世间比诸葛亮聪明的人多不胜数,可是能做到诸葛亮这种程度的却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需要做到诸葛亮这样的,不是单单一个聪明而已,而是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认真,这就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了。常有人因为诸葛亮事必躬亲这件事认为诸葛亮太注重小事,不能做到抓大放小,以至于累死,这话也不能说错了。但是,假如诸葛亮不事必躬亲,鞠躬尽瘁的话,那这就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诸葛亮,而只是与一般政治家无疑了。诸葛亮未出山前,自比於管仲、乐毅,可是,在后人看来,诸葛亮便就是诸葛亮,他与管仲一样,成为了名臣的化身。文至最后,该如何评价他呢?有这样一则故事:恒温征蜀,尤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自公没后,不见其比。”,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评价吧。沉睡的天空 公元2006年11月28日 祭诸葛武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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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一百零三章 星坠五丈原(上)——演义中的诸葛亮(演义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禳星)“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杜甫在《蜀相》一书中写下的两句话,自然,杜甫生活在唐朝,对于演义中的诸葛亮并没有太大认识,他这《蜀相》自然说的是历史上的诸葛亮,然而,这两句话却正是为了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奠定了基础,便就是悲剧英雄。悲剧与英雄并不常常被人喜欢,有人喜欢喜剧,有些喜欢小人物主角。实际上,我们也有太过的悲剧与太多的英雄了,甚至有人觉得悲剧实在太多了,悲剧英雄实在太多了。真的多吗?其实细细寻找,喜剧,悲剧,两者并没有太大的数量差距,之所以给人那种太多的感觉,完全是因为悲剧,悲剧中的英雄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是的,悲剧英雄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为什么能被读者喜欢,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否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悲剧英雄便是能引起读者共鸣,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为什么悲剧能做到这点呢,关键就在于悲剧英雄人生的跌荡起伏,让人有深刻的共鸣。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纵使权贵如皇帝,貌美如潘安,豪富可敌国,心里还是会有几分遗憾,年纪越大,那份遗憾越重,总是事事平安者,也有少时梦想未能实现之缺憾,而这一点,正可以与书中的悲剧英雄结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共鸣。而相对的,喜剧虽也可在谈笑中提点人生,但是总少了几份人生棒喝,尤其是那些童话般的英雄喜剧,更是如此,因为结局总是皆大欢喜,之前情节即便再过跌荡,也只是为主角最终的好事做一铺垫而已,要是情节太过曲折,更是流于太假了。自然,作为成人童话或者励志故事,却是再好不过。而以小人物为主角的小说,虽然可以与大多数同是小人物的读者引起共鸣,但是情节却又少起伏,若是情节太过起伏的话,那经过这么精彩人生的主角还能称之为小人物吗?究其说来,这也是悲剧英雄能深入人心的一大要素。当然,真要想写出深入人心的悲剧英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拿诸葛亮来说吧。诸葛亮的出场很迟,三十多回,近四十回的时候才出场,全书都过了近三分之一了,尤其之前的篇幅也有许多形象鲜明的人物,在前三国人物的介绍中都谈到了,比如曹操,刘备,关羽,吕布,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本就是这个时期的英雄,演义中又将这几人在前三国的形象或多或少加深了几分,要突破这些前三国的英雄人物。谈何容易。但是,诸葛亮却做到了。从他亮相开始,他就成为了演义中独一无二的主角,别说刘备曹操,便是戏份颇重的关羽,也被他抛得远远的。自然,这是在作者的妙笔之下。诸葛亮未出场,就开始了造星运动,从第三十五章司马徽提到卧龙到第三十八章刘备三顾诸葛亮正式登场,整整四章为诸葛亮的出场做铺垫,便是徐庶在其中章节的登场实际上也只是扮演再度推荐诸葛亮的角色。(不过徐庶在历史中好象也是扮演这个角色。)之后三顾更是将其推到了顶峰,这样的登场,之前之后没有一个角色可以相提并论,刘备关羽曹操孙坚孙策孙权司马懿吕布,没有一个角色有如此华丽的登场。单就这样的登场,便可以将大部分的读者的眼球吸引过来,这样的人物,怎么能不吸引住别人的注意。单单只有登场自然不行,假如之后的情节安排不好,反而弄巧成拙。但是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诸葛亮只有隆中对与江东说服孙权两点在历史上值得一书,那应该如此是好呢?这是演义,自然可以由作者来添写,诸葛亮登场之后,很快就用几场火战不单赢得了刘备手下众将的信任,也引得了读者的信任,之后更是所向披靡,到处都是他的身影,而演义中其中的几招我们都介绍过了。其一者:夺人功绩,这夺人功绩也要有选择性的,比如曹操那边夺不了,曹操打下了关中,总不能把这个事迹挪到敌营中的诸葛亮身上去吧。所以要夺的也自然是夺自己阵营中的,比如刘备就是被大夺特夺,在演义中诸葛亮出现后,刘备基本上没什么事可做了,唯一的印象只怕就是“军师,计将安出?”剩下的我们只需要看诸葛亮怎么布置便可以了。在刘备死前,这招用的颇为频繁,这也是无奈之举,刘备死前诸葛亮的记载不多,又多是政务,演义读者谁有兴趣看诸葛亮去研究那些繁琐的政务啊。其二者:对照强者,说起来这也是变相的夺人功绩,夺人功绩也未必要用直接的办法,用间接的办法也可以,而这都是找那些公认的强者,如曹操周瑜司马懿。如去江东,历史上诸葛亮去了江东说服了孙权就回来了,但是演义中就可以安排诸葛亮留在孙权军中,这安排是为了什么?自然是为了赤壁一战。尽管在演义中指挥赤壁江东大军的还是周瑜,但是演义中安排诸葛亮在其中,处处领先周瑜一招,更是每每猜中周瑜心事,这样一来就让人留下一个印象,周瑜都能做到,超过周瑜的诸葛亮更能做到。之后更是用借东风将众人的焦点集中在诸葛亮身上,假如听过说书先生的肯定注意到对借东风重要性的渲染,为何,这是诸葛亮做的。之后三气周瑜只是负产品而已。其实便是曹操在对诸葛亮的时候也是狼狈不堪,只是曹操这种情形也比较多,反没有周瑜那么引人注意了,便是司马懿也是如此。这是小说的惯用手法。其三者:料事如神:料事如神这一点在演义中的诸多军师中都有此特色,但是以诸葛亮最为鲜明,每事都能料中,无论敌方已方,无论好事坏事,无论对手如何变幻,总是在诸葛亮计算之中,所以每次都能成功,甚至每每有夜观天象之说,唯一的缺陷就是料中但是来不及补救。这也是鲁迅称“诸葛亮多智近乎妖”的原因了。当然,这也本是演义中对军师人物的通常写法了。其四者:以小现大。诸葛亮在历史上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尤其是前期,而且蜀汉的记载又不详细,但是在演义中却给了作者很好的发挥空间,可以将这个没有记载,记载不详细的功绩加在诸葛亮身上,这总比改历史好些。这招其实倒也不希奇,在关羽身上已经用过了,过五关斩六将便是。在诸葛亮身上只是多加了几条,比如夺荆南四郡,诸葛亮率军入蜀,七擒七纵,这在历史中记载得都很不详细,但是在演义中便可以大书特书其诸葛亮的功绩了,不过这类也算不得什么,小说嘛,总是要给人发挥空间的,给点想象空白就发挥,这是作者的一向作风。正是有这四点,神奇的诸葛亮形象在我们心中诞生了。可是,若演义到这里就喜剧结尾,那诸葛亮在我们心中只是个战无不胜的神话人物,但是形象却不高大,至多也就是徐茂公那种等级,根本称不得英雄,更不用说悲剧英雄。只有五丈原的诸葛亮,才是完整的诸葛亮,才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这一切自然从托孤开始,刘备身死,托孤于诸葛亮,这是三顾的延续,也是另一个三顾,只是,之前的三顾,诸葛亮出山,以布衣辅佐刘备,笑傲天下,可如今的托孤,诸葛亮已是一朝丞相,可当年邀其出山的英雄,今日只能在病榻之上了。“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知遇之恩,以忠相报,以死相报,这一“死”字,或许便为诸葛亮的后段演义定下了基调。刘备死前的诸葛亮,虽然有时也会感伤,但多得是意气奋发,刘备死后的诸葛亮,虽然也有意气奋发之时,但更多的是壮士未酬的伤怀,演义已经悄悄的将故事的基调指向一个悲剧,一种伤怀。所以,尽管还有之前的诸多招数,虽然诸葛亮依旧还是料事如神,虽然诸葛亮还是每战必胜,但是,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七擒七纵,虽是威风,诸葛亮见火烧藤甲却是伤心落泪。“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大胜归来,回来遇到阴魂挡路,诸葛亮取馒头祭奠祭文,痛感三军。七擒七纵此时,诸葛亮还是颇为顺利,但是在之后,便屡事不顺了。六出祁山,乃是诸葛亮最后的日子,也是其悲剧英雄的定稿,我们将看到一个挣扎着对抗天命的英雄。一出祁山,误用马谡失街亭,挥泪斩之。二出祁山,赵云病死,“子龙身故,国家损一栋梁,吾去一臂也!”三出祁山,张苞病死,孔明得知后吐血得病,不得不班师。四出祁山,大胜之余,却得后方奸臣作祟,引得后主令孔明班师。五出祁山,又是李严弄事,不得不班师回朝。虽然这都是演义虚构出来的,但是这其中那种种憾事,却为诸葛亮的事业做下了基调,便是最终将会失败,但是,演义正是要写的是一个面对失败的前景,不停的挣扎,与天命对抗的英雄。好了,到了六出祁山,我们可以看到大结局了。一开始,就有一个灰暗的开局,关兴病死,演义中不停的安排一个个诸葛亮亲近之人的病死,莫不是就在为诸葛亮之死作准备呢?出师还是顺利的,在演义中,诸葛亮的计谋依旧是无敌的,在本回中,更是引来了高潮,司马懿这个一直对诸葛亮作对的大反派落入了陷阱,要被烧死在谷中了,相信第一次看演义的人,都会心中一喜,司马懿一去,谁还能挡诸葛武侯,恢复中原,再兴汉室,终于可期了。但是,高兴的太早了,天雨,或者是天意扑灭了火器,演义中安排这一情节,是想说明天意不亡司马懿?诸葛亮此番还是失败?还是在显示人终不能胜天吗?人可以胜天吗?至少我们都希望能看到诸葛亮可以胜天,所以在看到诸葛亮逆天改命,第七日主灯尚明时,心中肯定欣喜异常吧!至少我当时是这样的。但是人终不可胜天,演义的基调是如此,所以,诸葛亮就成为了演义作者手中的祭品,为的就是证明这一天吗?或许不是,或许作者只是想展现一个真实的诸葛亮,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敢于与天意对抗的诸葛亮,一个悲剧英雄罢了。星坠五丈原,诸葛亮走了,走的是那么简单,演义中如此记载。孔明不答。众将近前视之,已薨矣。时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寿五十四岁。英雄的走,也只是记载下日期与年龄而已。只是英雄的走,把演义的魂带走了大半了罢。“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下一章是五丈原(下),自然不用说,历史上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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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一百零五章 魏延(演义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诸葛亮死后,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 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魏延在回军途中,率部与杨仪所统领的蜀汉军余部发生冲突,魏延败走,在回汉中途中被杀。这件事对于演义来说影响颇大,假如没有这件事,魏延在演义中的待遇肯定大不一样,但是正因为发生了此事,魏延在演义中就变成了长有反骨,屡屡与诸葛亮作对的人物,甚至还安排了他踩灭了诸葛亮的长命灯。演义之所以这样安排,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解释诸葛亮死后魏延被杀的事,演义中对这些事都会安排一些前因。比如说到刘封为什么不救关羽,就在前面安排了关羽对刘备说不应该收刘封为养子这一个情节,可怜关羽也真是冤枉,明明就没说过这样的话,却被演义安排了这一情节。魏延与诸葛亮也是,其实在演义总有许多矛盾的事,比如魏延就是这样,演义本安排那些反骨等情节就是为了想解释日后魏延被杀一事,但是写的多了,反而让人觉得魏延是受害者,想想也是,别人投奔刘备好好的,魏延就被说成有反骨的,立功甚多,但是诸葛亮还几次想一起把他解决了。这反而让人对魏延这个人产生同情。就是因为演义的一大缺陷,演义很多情节都是和历史一致的,但是又捏造了许多虚构的情节,设计的不好,两者就很容易出现冲突。那实际上诸葛亮和魏延的关系如何呢?历史上真实的魏延是怎么样的呢?说起来魏延本是刘备的部曲,早年跟随刘备左右,根本也不可能先跑到襄阳去给刘备开门,又去长沙和黄忠做同僚,还杀了韩玄。(对了,韩玄也是受牵连的,实际上刘备一到韩玄就马上投降了,根本就被抵抗。)最后被诸葛亮说有反骨自然也是杜撰出来的。魏延和诸葛亮在早期的历史上并没有太多的交集,魏延早期多跟随刘备,攻打益州汉中,并在刘备进为汉中王后,提拔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并在群臣大会上说出:“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这样的豪言。此时的诸葛亮大都在后方处理政务与后勤,并不直接统领魏延。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辅政,南征结束,决定北伐后,诸葛亮到汉中,才开始直接指挥魏延。应该说,诸葛亮对魏延还是不错的,虽然驳回了魏延子午谷出兵的计划,也并不使其分路进军,但是多以其为先锋前部,其位在北伐诸军中,仅次于诸葛亮。而且虽然他常抱怨诸葛亮不给他自领大军,又与杨仪屡屡发生冲突,诸葛亮也只是“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杨仪传》)说起来,这里肯定要说到杨仪,杨仪与魏延两个人是诸葛亮北伐军中仅次于诸葛亮的两人,可以说是诸葛亮的左右手,但是两者冲突甚是激烈,可说是水火不容。《三国志费祎传》中就记载:“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这两位的关系也实在太过恶劣,说起来这两位实际上都是刘备特别提拔上来的旧臣,魏延自不须说,当初由牙门将军一举挤掉大热门张飞成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可说是刘备特别看重。杨仪虽然没有这么大的场面,但是当初他由曹魏投奔而到关羽处,(历史上的魏延倒不是背叛过来的,而杨仪在历史上到象演义中的魏延。)关羽遣他到刘备,刘备与之交谈后也是大悦任其为左将军兵曹掾,汉中王时为尚书,待遇也不低。两者在刘备时代都得到提拔,在诸葛亮手下也得到重用,可是却水火不容。不过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对魏延真可算是放纵,魏延都举刃拟仪了,虽然说魏延性矜高,可这样对待与自己差不多级别的重臣,这也太夸张了些。魏延这样诸葛亮也没见太过惩罚,只是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而已,此外叫费祎在其中周旋。怎么看诸葛亮对魏延都是颇为宠信,一点也看不出演义中那种一见面就要砍魏延头的那种姿态来。在刘备时代这两人被刘备提拔上来,又是小字辈,自然还闹不起来,在诸葛亮时代,两人已经是重臣,虽然闹的不可开交,但是有诸葛亮的约束,也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是在诸葛亮死后,两者的恩怨就爆发,造成了一件大事。我们先从诸葛亮死说起,诸葛亮死后按演义来说留下两大遗嘱,一个是政治遗嘱,交代接班人的,这个遗嘱在《三国志李福传》的裴松之注中有记载,其引《益部耆旧杂记》:“诸葛亮於武功病笃,后主遣福省侍,遂因谘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卻骑驰还见亮。亮语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谘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益部耆旧杂记》其书也是为陈寿所作,虽然这其中记载颇为戏剧性,但是大致内容基本可信,因为在三国志中已经几次提到诸葛亮密表后主或者密指蒋琬继承其位,而且蒋琬当时也是做着与当年诸葛亮同样的位置,在后方足食足兵,他的接任基本上没有问题,至于费祎或许有后人附会的可能,但是这个遗嘱的基本意思与诸葛亮的想法大致吻合。但是另一个遗嘱就问题多多,另一个是军事上的遗嘱,演义中说要姜维提防阴平,什么锦囊妙计杀魏延,都不可信。诸葛亮又不是神,能料知几十年后邓艾的举动,杀魏延一事更是无中生有。实际上历史上记载的遗嘱主要是退兵一事:这主要记载于《三国志魏延传》“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前者或可相信,魏延当时为先锋,离大营十里,一旦退兵,其做断后乃是常事,但是说“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点也未必太诡异了。如此一来,岂不是将魏延陷于孤军之境地,不说魏延有被迫投降曹魏的可能性,就算魏延被围,以司马懿之能还猜不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吗?那时大军也危矣。而且假如真是如此安排,应该在诸葛亮在世前便以诸葛亮之令通知魏延,若他真的不从命,再行安排,结果此事却是要等到诸葛亮死后再由杨仪遣费祎通知,这其中问题实在很大,很有可能其后者“魏延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条根本就是杨仪为了解决魏延真的不从命之后,而加出来的遗嘱。当然,也可能诸葛亮知道魏延的性格与杨仪的矛盾,所以下了这条遗命,但是我们在其中也没有看到下令诛杀魏延的痕迹。而且,最诧异的还是之后发生的故事。魏延真的不从命,表示要率军继续北伐,而杨仪则令其余各部退兵。然后呢?魏延大怒之下,率部先行南归,还居然真被他赶到了前面,并把经过地方的阁道都烧毁了。对于此事,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魏延赶到了前面倒也不希奇,大部队总是比较难走,何况还要带着诸葛亮灵柩。令我感到诡异的是,魏延作为前锋,突然拔营这样的举动,还有杨仪所部的行动,难道就没让魏军有所发现?司马懿就这样让他们回去了?或者真的被诸葛亮之前的退兵诱敌吓到了,所以把魏延部的突然失踪当成诡计?不过这毕竟是曹魏那边的事,司马懿来此本就是为了防御,若见了蜀汉退兵也不追赶虽然太过于小心,这也有可能。但是,魏延的举动实在太奇怪了,这也是这次事件中最令人不解的一点,杨仪率军回师,魏延为何要赶在其前面?为何要将阁道烧毁?为何要举兵攻打杨仪?这种举动太古怪了些。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魏延不是想投奔曹魏,尽管烧毁阁道,又在前方拦路,但是从杨仪军的表现看,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真要投奔曹魏也是直接投到司马懿那边,告知此间的情况带路攻打蜀汉更为方便稳妥,而从途中他上书朝廷,兵败又逃往汉中这点看,看不出他有叛逆的表现。尤其是以魏延在蜀汉的身份地位,诸葛亮之下无几人可及,去得曹魏之后,根本不会有类似的位置留了给他。那他这么做,是为了实现他统领大军继续北伐?所以烧毁阁道,让大军不得后退?若说是当时费祎前去转达杨仪意思的时候或许还可能,但是现在已经绝无可能,大军已经回师,经营多年的营垒基地都已经放弃,何况后方运粮之事,以如今之局面,很难做到。实际上即便是当时费祎前去之事,让魏延继续带兵北伐的可能性也不大,一军之帅亡故,无论这帅如何逝世,是否重要,大军都不得不退兵,尤其诸葛亮这般重要的人物,其亡故对于军心打击很大,而且即便魏延继续带兵下去,后方朝廷也会下令回军,魏延不可能不明白这点。而且,北伐嘛,此次不能继续,下次再来便是,以魏延当时之身份来说,代替诸葛亮的位置可能性很大,即便不是全部,军务之上,当时他已经是资历最老,官位最高的将领,即便蒋琬当政,他也不可能在军务上象当年诸葛亮那样限制魏延,何况当时还不知蒋琬会当政。魏延只要回去等上几日,再带大军北伐,也不是难事,魏延又不是老到打不了仗了。那是魏延一时冲动?魏延性格矜高,但并不是没有头脑的人,就算冲动,走了这么多日,也该反省过来,何况从他知道向朝廷上书这点看,也不是没有政治头脑之人。(这里随便说一句蜀汉朝廷对于两者上书互表叛逆的看法,董允蒋琬都认为魏延叛变可能性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魏延毕竟是将领出身,杨仪只是文吏,怎么看带领大军背叛的可能性都是魏延远比杨仪大,而且成功的可能性也大,所以蒋琬都带领宿卫诸营北上准备对付魏延之叛了,他们也完全没有料到魏延会这么快失败。不过想必魏延自己也没想到。)那是为何魏延却做出了举军回攻的事呢?这件事,对于魏延有何意义?为了什么,魏延做出了不惜攻打自军如此荒唐之事?从之后士兵逃离这点看,魏延此举是不得人心的,而魏延却为何要做出这样的事呢?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是两点,其一者,杨仪与魏延的关系势同水火。他们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很多了,魏延都要动刀子了,十分恶劣,诸葛亮在时还可以稳定两人,但是诸葛亮死后无人约束,两者矛盾就容易爆发了。在魏延答复费祎的话中,我们注意一下:“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从这里面可以明显的看出,魏延很是不忿为杨仪断后,为杨仪所限制,这是两人关系的恶劣,若是杨仪与魏延的关系好些,魏延断不至于说那后面一句。还有一点,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魏延认为在诸葛亮死后自己就是代替者了,所以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但是没想到诸葛亮的命令是杨仪统领大军,自己只是断后,正因为如此,魏延才忿忿不平。为什么忿忿不平呢?这就关系到第二点。其二者:无人知晓诸葛亮另一遗嘱。从各种记载看,如《蒋琬传》,《杨仪传》中,谈到蒋琬接任诸葛亮之事,都有一个字,“密”,“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三国志蒋琬传》)“诸葛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三国志杨仪传》)就是《益部耆旧杂记》中李福问诸葛亮后事,那也没见有外人在场。所以说诸葛亮死后继承人大家都不知道是蒋琬,而有两人却是很大的可能性,便是这一事件的当事双方魏延与杨仪,两者都在北伐军中地位仅次于诸葛亮。魏延以他的身份来说代替诸葛亮也是很正常,(冀时论必当以代亮。《三国志魏延传》)而杨仪在事件发生后,也认为自己将代替诸葛亮。(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三国志杨仪传》)。他们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什么?关键就是谁能带领大军,魏延是想带领大军北伐,杨仪是想带领大军回师,但是总体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认为谁能在诸葛亮之后继续统领北伐大军,就是诸葛亮的继承人。在当时蒋琬身份未明之时,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很是正常,所以杨仪得到统领中军回师时认为自己将代替诸葛亮,而魏延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忿忿,认为“丞相虽亡,吾自见在。”要求继续统领大军,其实他也是认为诸葛亮的遗嘱是标志着杨仪将接任诸葛亮的位置。所以说,假如他们两人知道带领大军只是过渡,真正的继任者是蒋琬的话,倒不会有之后的事了。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而且他们可说水火不容,魏延想到要是杨仪接任诸葛亮,自己肯定没好下场,自己也不想投降曹魏,于是干脆冒险进攻,其实目标便是杨仪,除掉杨仪便可。而杨仪的目标也是一样,就是除掉魏延,之后杨仪派人追杀魏延父子,又灭其三族。(这个做法很明显带有两人的私人恩怨在其中。)所以说,就是因为两者恶劣的关系,又相互以为是诸葛亮的继任者,担心掌握大权后会对自己不利,而造成了这一大事件,其结果两败俱伤,魏延被杨仪诛三族,而杨仪之后也没得到诸葛亮继承人之位,抱怨之下,口出谋反之言,先被流放,后又下狱,最终自杀。其实两者都有些过于高估了自己,杨仪认为自己远比蒋琬强,却被蒋琬接诸葛亮的班,很是不满,口出狂言,但是从他对待魏延一家的表现看,性格过于狭隘,根本不是统领群臣的材料。至于魏延他也对自己太过高看,居然认为可以攻打自军,结果却是士兵离散的下场。两者都是有才之人,却不能相容,性格又都一样偏激,这样的人,只可以为下,不可以为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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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一百零二章 木牛流马——后勤与成本(演义第一百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本回演义中出现了一个挺有名的道具,便是木牛流马,说起来这应该是两个才对,只是谁也没见过这两种东西,何况都是一个用途,将其称为一个倒也不委过。在演义中,诸葛亮有几样很出名,其一是火攻,诸葛亮凡是遇到大战必然要用,而每次用这火攻必然能有大收获,是以少胜多的法宝,当年出山就拼命用火烧曹军来着,每次都以万做单位的。只是在正史中,诸葛亮一来不是开始就带兵,二来他也没放火的坏习惯,他讲究的是堂堂正正的正面作战。其二是八阵图,这种阵法能不用一兵一卒就把陆逊围困起来,按演义的说法,可挡十万兵。要真是如此,那也不用派那许多兵防守,只要多搞点大石头在要道上便是了。不过这八阵图也并非全然捏造,这个八阵是相传诸葛亮做的,后来在许多兵法中都有记载,还大都说是诸葛亮传下来的,当然没演义中那么悬乎,只是一种普通的阵法而已。中国古代军事研究颇为发达,对于如何应敌有各种各样的经验总结,比如戚继光创造的鸳鸯阵,在我们现代角度看,就是一种小规模阵斗的标准模式。对于古代阵法,我们自然不能相信演义小说里那种胡吹,但是也不可将中国古代阵法都当成无用。不过不管如何,这种阵法都不是万能的。其三是诸葛亮的奇门遁甲之术。要说这古代演义小说里总有些神仙鬼怪,就说四大名著吧,西游记不用说了,水浒里面也多得是法术,便是红楼梦也有些因果报应的故事,古代演义小说大都脱不了这种干系。三国演义在这其中还算好的,至少把那个诸如韩信等人转世的早期三国传说都去掉了,仙人出现的场景也算不得多,便如于吉等人还是在历史中有记载的。再好象黄巾的张家三兄弟,对他们那些法术也没有太多的涉及。想想也是,这历史小说要是法术一多,那不如写神怪故事,还用得着写历史演义吗?所以虽然为了增加诸葛亮的神奇色彩加入了一些奇门遁甲的故事,但是还算克制,一些如诸葛亮续命灯的法术描写起来反倒是让诸葛亮的死增加了一种悲伤的气氛。当然,诸葛亮不懂这些法术那是肯定的。其四便是木牛流马了,说来在演义中这也算得上诸葛亮的法术,但是与那些奇门遁甲虚幻之术不一样,这可是在历史上真有的东西,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就称诸葛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在诸葛亮集中还有记载,演义中基本照抄。想来那个连弩太过平常,不能显示诸葛亮的厉害,但是这木牛流马就太神奇了,自然要大大的书写一下。好了,到这里进入正题,那这个木牛流马到底是个什么呢?虽然说这个制作方式倒是流传下来了,但是这个制作方法写的有些含糊,至少在下是看不懂,而且也没见哪位能工巧匠能制作出如同演义中那样能自己行走好象机器一般的木牛流马出来,想来也是,要真是有这样的木牛流马能制作出来,那曹魏好象也没必要和蜀汉打了,这技术落后太多啦。所以说这个木牛流马肯定不是如演义中那样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一般的观点来说是独轮小车,也有些人认为不是,并用杠杆原理制作出了一些试制品,但是即便是如此,这还是需要人力来推动的,而不是演义中的自己行走,毕竟这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能量来源,而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没有出现新的能源获得方式。以在下看来,木牛流马肯定是比之前的运输工具更方便,但是依旧要依赖于人力,只是比以前所需要的人力更少,更轻松而已,但是这种木牛流马应该只限于如汉中那种山路,这或许就是他日后没有普及的关键因素。木牛流马的作用必然还是有限,否则诸葛亮也不用在五丈原屯田了,在之前曾经谈到过,诸葛亮几次北伐,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后勤补给,在此,便说一说,后勤补给的成本问题。相信只要懂一点军事的人,都应该知道后勤补给的重要性。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战争,后勤补给都十分重要。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基本上是公平的,除非是跨时代的技术差距,如长矛对坦克大炮,在同一个时代同时存在的双方,往往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就好比三国时期的三方,无论是从战力战术上都相差无几,所谓的奇计对于双方也都是公平的,实际上战争从来不指望那种奇计甚至奇迹的出现,而是实力的比拼。如此一来,战争的关键便是看谁能调集更多的资源到战争的现场,谁能在局部或者全部获得优势,用孙子兵法那句恒古不变的话来说:以多打少。当然,以多打少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我们已经说了,战争对于双方都是公平的,这就意味着一切都是,你要在数量上集中比对方多得多的资源,那也就需要花费更多的力量在后勤补给上,而这种后勤补给往往是呈现几何倍数增长的。比如说,你将一个士兵运输到前线,这并不足够,你要为这个士兵配备上适合的武器,盔甲,盔甲只是作战时期穿,平时还是要衣服的,尤其是寒冷的冬季需要棉衣,这些也是必要的,否则就会造成大量性的非战斗减员。光配合了这些还不足够,人以食为天,必要的食物是肯定需要的,这种消耗性物质在古代战争中是后勤补给的大头,一个人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会消耗掉与自己体力相等的食物,时间越长消耗得越多,此外食物在后勤运输中也会形成大量的损耗,战线越长损耗越多,往往到达战场时期的食物远远小于在途中被消耗掉的食物,甚至有一些后勤物质到达战场的只有十分之一。即便是运输到战场后,这些物质也不是常可以完全得到运用,撤退,转移,甚至追击都很有可能要求你抛下多余的物质,这些物质自然不能资敌,多半的结局是烧掉埋掉。将一个人送上战场,往往就要几个甚至十几个几十个人在后支援,将一斤物质送上战场,后方就要消耗掉几斤,十几斤甚至几十上百斤的物质。所以说战争花钱如流水,战争的胜负往往就看谁能消耗更多的人力物质,换句话说,就是谁的实力厚,谁经得起消耗,谁就能打赢战争。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发觉这样一种诡异的情景。一个边境小国对中原政权的态度不是很恭敬,总是来骚扰这么一下,中原政权自然发怒,派兵远征,然后呢!因为地理环境不适应,大败回来了,皇帝自己大发雷霆,准备再遣兵进军。也就是这个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大胜的小国不单没有乘胜追击,反而遣使来赔罪,说是会负责一切损失,以前的事都是奸臣教唆,自己一时糊涂而已,现在当纳贡称臣,永表忠心。是小国首脑的脑子发烧?以前胆子就这么大,这胜利之后应该是更加肆无忌惮才对,不说进军中原,也要来个称帝才对吧,怎么胆子反而变小了?其实,不是胆子变小,而是吃不消了,以小国之力,即便再打了多大的胜仗,自己的人力物力资源消耗还是很巨大的,大国远征,对小国境内国力自然有很大影响,即便打了胜仗。这小国也差不多了,虽说可以乘胜追击,可是以大国国力,远征小国尚未取胜,就以小国远征大国,那可不是做梦了。这种胜利只是皮鲁士的胜利罢了。只要大国再做出继续攻伐的决定,小国即便再取胜,也无力维持政权下去了,面对国力的差距,小国自然只好老老实实的称臣了。自古以来强大的中央政权对付那些边疆小国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派兵征讨,无论胜利与否,都会对那些小国产生巨大的影响,逼得他们称臣纳贡,让他们知道,小国与大国的差距便可。这其中之关键,便要是让他们知晓大国会继续征伐的决心便可。所以历代的强国总是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当然,虽然说战争消耗小国的实力便可达到目的,但是战争也消耗着自己的实力,作为统治者,总要估算一番,就好象假如有一个远处小国对之不敬,即便再火冒三丈,但是算一算战争成本,只怕也只好笑笑了事。对补给压力最轻的办法自然是就近攻伐,把打下来的地方消化掉,一步步蚕食,或者就是就地取粮,以敌粮补充自己。但是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前者总有地理极限,中国各代王朝基本上把古代的地理极限土地都控制在手里了,边疆过去则大都是不能适合农耕生存的草原戈壁丛林,这些地方人烟稀少,敌人有着广阔的后方,不远征是不可能的。至于后者,这想得是好,但是敌人也不是傻瓜,总不会看你来了,还把粮食武器送到你手里,指望一切都靠抢劫的那是强盗,远征还是要靠后方补给。战争成本中最大头的便是后勤成本,一次战争,往往要消耗掉一年甚至几年的积累物质。而后勤成本之中,最具影响力的还是距离与时间因素。而其中距离因素更为重要,长途远征,为何这么难?并非是远征军水土不服,战斗力下降的关系,最主要说是后勤补给的问题,战线越长,后勤补给越困难,后勤补给中大量的物质往往是消耗在长途运输的过程中,而战线拉长一倍,对后勤补给的要求就加大了数倍,这还是在假设后勤补给线不会遭到破坏的情况,假如把为了保护补给线而配备的护卫军队也算进去,那后勤补给消耗的物质更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历代以来,远征最为危险,如对付草原的游牧民族,中原政权并非正面作战不如,而最大的症结还是后勤补给的问题,以中国之国力,每次远征都往往要倾其举国之力,汉武帝讨伐匈奴,将文景之治积累下的国力消耗殆尽。由此便可见远征对后勤压力的影响。其实若说那些物质倒也罢了,积累起来总是有的,但是后勤的运输方式才是最头疼的事。在铁路未发明之前,主要的运输方式为如下三条,其一者:水路,水路可说是后勤补给中最方便也最节约成本的方式了,运量大,速度也不慢,运输成本可说相当节省,每次大军远征时,能用水路的最是方便,就好象秦始皇为南征开灵渠,便是因为水运的方便,隋炀帝开大运河,固然有个人游玩与经济因素的考虑,但是更有军事因素在其中,隋之前正是南北对立多年,其中一点南北对峙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任何一方进攻都有着运输补给的麻烦,而开了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在后勤补给上则方便了许多,有利于控制南方。西方古代军事强国多在地中海沿岸也是得益于地中海有利的水运。其二者:畜力,水运好是好,但是毕竟有限,有水的地方可以去得,没水的地方就麻烦了,在铁路出现之前,那草原沙漠荒地丘陵还是要靠两条腿的和四条腿的,从力量上来说,这四条腿的怎么也比两条腿的有劲道的多,也能拉更多的东西。用牛马作为后勤运输实际上在二战时期还是被广泛使用,便是现在,一些地方还是在使用着。当年蒙古能远征西方,虽然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方式,但是依靠数以千万计的牛马来维持远征军的补给方式也是很重要的。牲畜不单作为后勤物质的重要运输工具,还是运输军队的工具,在古代早期,一些军队就采取骑马到战场,然后下马作战的办法以节省时间与士兵的体力。但是,畜力对于农耕民族有一大弱点,便是太贵,这个便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关。经济学上不是有一个比较优势学说吗?且不管在经济学上是否适用,但是在这里很适用。对于农耕民族来说,牲畜是很宝贵的,就拿牛来说,可以耕田,可以运输,是宝贵的财富,这一点便是近代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农耕地区来说,牲畜的价格太高,太难得到,养育成本也太高,正是因为如此,才是宝贵的财富,古代才会禁止杀耕牛。其实一句话,对于农耕民族来说,牲畜太贵了,还不如种植茶叶粮食桑树,用茶叶丝绸买游牧民族的比较换算。而牛马羊这种牲畜,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自然是很宝贵的,成本来说未必真的比农耕民族低多少,但是这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生活依赖,这是他们的技术优势,也是他们的成本优势,只有靠这些他们才能换得农耕民族的茶叶丝绸瓷器铁器等等,才能继续维持他们的生活。因为牲畜对于农耕民族是很宝贵但是并不完全必要,即便需要也可以自己制作,就是花的成本高了,而游牧民族却迫切需要农耕民族的茶叶丝绸铁器作为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这种技术上的差距使得游牧民族不得不拿自己的宝贵的牲畜换取那些生活必需品,就好象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廉价出卖自己的东西换得发达国家的技术产品,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只是游牧民族还可以抢,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连抢的实力都没了。当然,这扯开了。所以说,用牲畜作为运输方式,实在是很花钱,对游牧民族都是不小的花费,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尤其牲畜也娇贵的很,在长途运输中很可能因为疾病饮食的关系死亡,这样一来影响更大。一次战争结束,往往要消耗以万记数的牲畜,游牧民族,经此打击,都未必能顶得住,农耕国家,更是如此了。其三者:人力,虽然在此说起来有些冷酷,但是实际上人力在后勤补给的计算上也是一个数字,或者说是一种价格。都说人命无价,但是在那些后勤管理的计算簿上,这些人与粮食,武器盔甲一样,也只是一个数字而已,而且这些人的价格也被划算成数字了,只是有高有低罢了。正因为如此,人才会长期以来作为运输线上的主力,因为在某种情况下,这些人力成本要比牲畜便宜得多,也好用得多。此外一些地方如山道也不是牲畜就可以上去的,只有人,才可以作为万能的运输工具,军队能去得的地方,那些后勤运输的民夫自然也能去得。只是,人力毕竟有限,也照样要消耗粮食,运输量也不会特别大,也会得病而死,所以说人力的成本也不低,而且这种人力成本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上升的。就好象古代奴隶社会,实际上他的人力成本是很低的,因为那些是奴隶,成本极其低廉,有时我们会纳闷为什么一些奴隶制的野蛮国家还比封建制文明国家还要厉害,其实道理便在这里。就好象说秦始皇为什么能征发这么多人干苦力来着?并不完全是秦法残酷,其中很大的一点便是秦国灭六国后并不完全把六国的全部子民当成自己的国民,与秦人一视同仁,而是把他们当战俘或者奴隶看待。而等到了以后,要想征发自己的国民难度就大了许多,或者说成本高了许多,我们现在看好象皇帝一声令下,那些农民就要听从命令来着。其实也并非如此,虽然不一定要给抚恤金,但是皇帝与官僚们还是要考虑到这些农民被征发了,这地谁来种,这粮食谁来上缴,这都要需要注意的东西,计算成本时都要把这些计算进去,所以在征发时都会特别要求征发有罪的人,这就是为了节省人力成本。从整体趋势来说,越到近代人力成本越高,越是和平人力成本越高。这一切,直到铁路这一划时代事物的出现才告终结,这个铁家伙只要有铁路,有煤,就可以到处奔跑,其运载量也是令人不可想象的高,这让畜力,人力的运输方式都显得落伍了,也正是有铁路的出现,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的后勤优势才告终结。不过,这并非只是后勤时代的结束,铁路出现的同时,战争的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战争需要的物质远非古代可以想象,当然,那是那一个时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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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一百零一章 三伐(演义第一百一回 出陇上诸葛妆神 奔剑阁张合中计)历史上诸葛亮正经的北伐应该只有四次,第一次是发生了街亭一事,并收了姜维,第二次攻打陈仓未果,便主动退兵了,在之后演义收录中的夺取武都阴平一战其实正经来说不算北伐,只是算处理后方隐患罢了,便就是郭淮与诸葛亮大军也未正式交战。至于演义中的四出祁山其实是曹魏攻打蜀汉,诸葛亮应战,但是中间隔着大雨,两边军队就在那里候着,那边曹魏等不下去主动撤兵,蜀汉也没追击,这次也没什么大战。之中虽然有几次如魏延与郭淮的一战,但是这都算不得双方主力对战,而且也没诸葛亮的事。真正的三度北伐,还是发生在本回的演义之中。演义对诸葛亮的北伐做了不少虚构与神话,比如在上一次说诸葛亮退兵便是因为后主刘禅听信谗言的关系。但是在本回演义之中,虽然在细节上大有问题,不过总体来说,几个大的历史事件,倒并非完全虚构,比如上邽割麦,张郃之死,李严被罚,这几次确实都发生在这一次北伐之中。先说张郃同志,实在不容易啊,从群雄混战起便被曹操刘备欣赏的他可以说是那一代人中硕果仅存的老将了吧。别说和他同时代的关羽张辽等人,便就是晚于他成名的曹真曹休都死在了他前头,更别说便是此时他还能行军打仗,没有在病床之上苟延残喘,当真可算得上是三国沙场老寿星了。不过老寿星是老寿星,但是张郃的官运不是很好,在袁绍那边他便是一等一的重将,曹操对他的才能也颇为赏识,但就是没什么机会独当一面,总是被人压在头上,若说被夏侯渊作为自己的上司倒也罢了,毕竟夏侯渊本就是曹操倚重的亲族,又是名将,日后比曹真略矮一头也就算了,那曹真是姓曹的,可最后连司马懿都到了自己头上,可见这资历才能是要的,和朝中打好关系更是重要,这张郃朝中无人啊。诸葛亮几次出征,其实可以说一次比一次打得好,第一次大军出征,用错了人,街亭惨败,跑了回来,在大好形势下被人翻盘,可说糟糕的很。第二次大军出征,围坚城不下,粮尽而返,也算不得好,但是至少也在撤退中杀了王双。第三次攻打阴平武都就比较顺利了,迫使郭淮不战而退,至于那次大雨就不说了,再就说这次,诸葛亮还是占了不少便宜的,尤其是张郃之死,当真可说是大功。至于下一次北伐,五丈原对峙,若是诸葛亮不死,僵持下去,我倒也挺看好诸葛亮这边的。这次北伐,曹魏那边张郃倒了大霉,死了,蜀汉这边也有人倒了霉,论职务其实比张郃还高了许多,便是李严(他也改过名字,又叫李平),当然没死,只是被撤了职务,一撤到底,流放去做平民了,这从政治生涯来说也和死差不多了。其实关于李严,其实这个人虽然说日后都称他为益州一派的,但是其实他是荆州人,刘表时期还在荆州做事,等到曹操南下的时候,他不想跟随曹操,便跑到益州去了,在刘璋手下得到重用。这样说起来,他其实比刘备入蜀也早不了几年,当初刘备在荆州那会也相互闻名也未必可知,所以等到刘备攻打刘璋的时候,刘璋叫李严去阻挡刘备,结果李严就直接投降过去了。日后基本上在地方任职,在平定马秦等盗贼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所以等到刘备死前,看看身边的有才干要不死了,要不老了,要不被迫跑到曹魏那边去了,也就这个李严还算有点才干,便叫来做尚书令,在托孤时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有人认为李严乃是代表着益州一派,是刘备利用来作为对荆州派的诸葛亮牵制所用。对此我深表怀疑,李严本就是荆州人,比刘备诸葛亮也不过早来数年而已,且权力有限,若他能称之为益州一派的代表,则黄权董和等人该如何算?如此只怕刘巴许靖都可以算作益州派的代表了。对于所谓的益州派系,我一直深表怀疑,实际上便就是刘璋时代,作为也是外来户的刘璋对于益州本地人是不是提拔重用都是个大问题。只怕比之刘备还要差些。在我看来,所谓的益州派系根本就是空泛的存在,终刘备到诸葛亮,这个所谓的益州派系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刘备与诸葛亮这两位人物是太过强势的存在,所谓的益州派系,不如说是被这两位挑选吸收进阵营的益州人而已。(说来有趣的是,最开始上书劝刘备即皇帝位的多是益州人,莫非这益州派系就是从这其中出来的?)刘备自不必说,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威也是无人可比,刘备指望这么一个多在地方任职的李严牵制诸葛亮,那也未免太过可笑了。李严之所以能入朝当尚书令并成为托孤大臣,不如说更得益于当时的局势,彝陵惨败,蜀汉人心惶惶,永安面对着东吴压力,众将多有伤亡,刘备自己身体也快不行了。而成都那边局势也算不得很好,诸葛亮还要营南北郊于成都,一时也脱不开身,所以便召还算得上近且有一定才能的李严前来支援,当时如巴西太守阎芝也派遣马忠(当时应该还叫狐笃)带了五千人来支援,还得到了刘备的赏识。李严来此后也就留下了,在刘巴死后便继为尚书令。如此一来,在刘备托孤的时候自然就有了他,但是他的势力远不及诸葛亮,自然也指望不了他做什么牵制之事。也至多是在诸葛亮需要他手下之兵时提些要求罢了。等到他在督运上出了问题,又担惊诸葛亮问罪,所以做了一番手脚,一方面对诸葛亮称军粮足何必归来,一方面又对刘禅说诸葛亮退兵乃是诱敌,这种伎俩遇到了诸葛亮自然只有被揭穿的份,最后只能伏罪,被削为平民,但是还是有被起用的可能,直到诸葛亮死后,才觉得没有被诸葛亮继任着起用的可能忧闷发病而死。其实诸葛亮对于李严还是很看重的,将在后方督运粮草这一重职交给了他,这种事当年刘备出征便是交给诸葛亮办理,日后接任诸葛亮的蒋琬也是为诸葛亮出征足食足兵而得赏识重用,若是李严能继续下去的话,继诸葛亮之后执掌大权也未是难事,不过倒霉也就是倒霉在大雨这上面。当初曹魏征伐蜀汉,就是因为大雨连下,山路难进,不得不退兵,等到了诸葛亮这次北伐,也因为这大雨误了后勤粮草运输之上。大军出征,最关键之处在于后勤,常有说大军出征,后方运输粮草抵达前方只及十分之一二的,运输粮草,又不能使用士兵,还需要征用大量的民夫,有时征用民夫还大大的多于战斗部队,战线拉得越长,后勤保障越难,所需要的粮草和人员也就越多。诸葛亮虽然发明了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但是毕竟这不是演义中那般的神物,只是稍有缓解而已,蜀汉的经济有限。所以,当现实中,诸葛亮还是采用了最节省资源的办法,也就是就食于敌。后方运输粮草到前方浪费极大,而且对已方经济压力甚大,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就食于敌,一般来说,敌人重镇往往储备了大量粮草,有些甚至可供大军数年,若是取得,对于后方运输的压力便可以大大缓解,如日后灭蜀汉一战,钟会便得到了关城的粮草,得以补给。但是这一般没有这么好的机会,重镇大都很难打下,即便敌军撤退也往往会将粮草烧尽,所以指望从敌人的城中夺粮,实在是甚难。如此一来,就有了这么一个项目,割麦。那放在城里的粮食我吃不到,但是你种在田里的我总可以拿到吧,于是常有军队等到敌人麦子熟的时候,就跑过来割一把,当然这也未必全是那些后勤补给缺乏的干的事,有时候边境上也常干这样的事,你去割我的麦,我就去打你的谷,你来抢我的人,我就去夺你的民,这军队常干强盗的事。不过总体来说,对于远征的军队来说,割麦实在是一个好事,削弱别人,加强自己。诸葛亮这次去上邽就去干这事的,还随便欺负了郭淮一下。这点桓温就做得不好,历史上评价说桓温是因为心里有杂念才没有夺取长安,其实我个人觉得桓温心里有鬼是一方面,这被苻健抢先割了麦子也是一大问题,毕竟收复长安这么大的功劳,对于桓温来说只会有利不会有害,桓温这个人,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失败,总是患得患失,比如成都那次就是很好的明证,不攻长安只怕还是担心失败的可能性大些,若是割麦成功,粮食有保障,僵持下去,收复长安也未必不会成功。还是说到诸葛亮这边,诸葛亮割了麦子,这可是曹魏军要吃的,这该如何是好呢,大家想关中运过来,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结果雍州刺史郭淮凭借自己在这块地方熟的关系,和羌胡人关系不错,叫羌胡人出谷子解决了军粮问题。这书上说是“威恩抚循”,当然,这其中多少威,多少恩,是不是抢的,打没打借条,还没还,就是另外回事了。反正古代那年头都是强者为王。当然,这次出了问题,总是要好好解决的,于是之后就有了调集其他的户口来关中屯田的措施,这对于关中经济的恢复有着很大作用,自然,关中经济的加强也意味着蜀汉攻打难度的增加,在诸葛亮那边,也开始酝酿同一种办法,不过这次诸葛亮运用的是:在战场附近屯田。自然,这是三年以后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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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一百章 诸葛亮之将略(演义第一百回 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本回演义中的故事自然都是虚构的,诸葛亮在这次出征中并没有和曹魏主力进行会战,曹魏那边因为连日下雨无法进军就退兵了,蜀汉见此也退兵,魏延与郭淮倒是打了一仗,但是并非主力会战,自然也没有司马懿过来与诸葛亮斗阵的故事。至于那个陈式被杀的事件也大有问题,在三国志中陈式早在刘备时代便被点用,在诸葛亮时代也是被重用的大将,不过其中并没有记载其被杀一事,或者说其死都没有记载。另有一说陈式是陈寿父亲,但是这也只是传说而已,其因乃是陈寿父亲早亡,且当年陈寿父亲为马谡参军,在马谡被杀后也同受牵连受罚,有观点便认为陈式便是陈寿之父,但是在之后攻打阴平武都两郡时陈式被委以重任,这点与前者有悖。所以说陈寿的父亲为谁?陈式之死都是一个大谜团,至于演义中的那个陈式被杀是肯定不可能的。我们继续说下来,本回演义并无太多历史事实,倒是虚构了司马懿与诸葛亮的对阵,在此我们正好可以说说诸葛亮的将略。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谈到过关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对于演义中那些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无限扩大扩张甚至如仙人一般,或者将如刘备庞统等其他人的军事战绩挪移到诸葛亮身上的事进行了一番介绍,相信在这些介绍之后大家对于演义中的诸葛亮之军事才能是不会再认同了。确实,在刘备生前,诸葛亮并没有真正的掌握军权,自然更不会象演义一样在幕后指挥刘备,只有在刘备死后,根据其临终嘱托,诸葛亮才正式的开始执掌蜀汉的军权,而即便是其后的大段历史,在演义中也有被夸大之处。但是,这并非说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便可以小视了,虽然说陈寿在诸葛亮传最后对诸葛亮的评语称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但是在三国之后的历代,对诸葛亮的军事评价却十分的高,司马懿称其为天下奇才,两晋时代对于诸葛亮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这从裴注中便可以看出,虽然说有许多不认同诸葛亮军事才能的看法,但是相对起来认为诸葛亮擅长军事的看法明显处于上风,而到了唐朝,建立武庙的时候,诸葛亮作为名将便进入其中,从此一直常驻在内,而到了宋代说三分渐渐流传开乃至三国演义成书后的历史自然不需说了,便就其三国演义说三国之后的历代对诸葛亮的评价来看,都是认为其是相当杰出的军事家。为何历代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如此推崇呢?我们还是先看他的军事生涯,其实诸葛亮的行军打仗并不太多,东汉末年那段乱世前期他没有介入,后期参加了刘备一边,但是主要在后方处理政务,准备后勤补给与军事训练,前方还是刘备关羽这些人为主,只有到了刘备死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诸葛亮才开始执掌大权,其南征之事因为敌手太弱倒不必说,我们就说他北伐之战,演义称他是六出祁山,我们自然知道并没有那么多次。而在第一次北伐中诸葛亮误用马谡,街亭惨败,无功而返;第二次围陈仓,久攻不下,也是无功而返。这样看来,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实在很有限。但是在之后的几次北伐中,面对司马懿这样的杰出将领,诸葛亮却能逼得其避战不出,虽然说这其中司马懿本来就持有固守不出,待其后勤不足退兵的战略目的,但是就司马懿这一生作战来看,只要敌人弱于自己,有机可趁,他必不会放弃机会,定会选择对阵歼灭之,但是在与诸葛亮的作战中,曹魏之兵并非不多,但是司马懿却硬是做缩头乌龟,小心为上,在偶尔的几次正面交锋中还遭惨败,可见诸葛亮在正面对战上确实要胜出司马懿一筹。而且在几次撤退之中,也从未给司马懿等人占得任何便宜,由此看来,诸葛亮在布军上有所一套。确实如此,在我来看,诸葛亮确实是个军事家,但是并不等同于那种善于沙场作战机动应变的战将,诸葛亮之将略是在其治军行军之道上。日后多有兵书以诸葛亮之名撰写,这是有其道理的,诸葛亮以一介书生,跟随刘备转战,在吸收当时的军事精华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在当时来说颇有成效的治军行军之法。这套兵法对于日后的将领来说都有其意义。其一者:讲究以法治军,街亭之败,为马谡等说情者不在少数,其中也多有诸葛亮身边亲信,但是诸葛亮仍以严惩,并自降官职。当时世上如曹操等人便也是以法治军,从而带出一支铁军来,诸葛亮以法治国治军之思想乃是长期以来贯彻,无论是其政事还是军事都是如此,蜀汉能得以度过一段困难期,诸葛亮之法治功不可没。另说之:这其实本就是军事的基础常识,兵法中多有阐释之,兵事乃国之重事,不可以常事待之,往日之小事,放到军营之中则可能就祸及无数人之性命,所以军营行事需要慎之又慎,法令非严无以治军。如以平时之准则来做军中之军务,则军务便无从上令下达,文人治军为何是大忌?便是文人将平日之准则来从军务,军令不行,则军纪不整,军纪不整,有功不赏,有过不罚,那军人则离心背德,打自己的小算盘,自然不会有胜利。其二者:重权,诸葛亮认为兵权乃是兵中大事,不可随意处置之,兵权也不可被分,兵权不可被牵制,兵权如此重要,只能由重臣任之。所以在诸葛亮出师之前给刘禅上表,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自己出师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请求刘禅在后方不要任意左右他的计划。终其诸葛亮几次出师,刘禅都做到了这点,在演义中那样的近臣进言让诸葛亮回师的情况并没有出现,那其中倒更多有岳飞的影子。另说之: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这是古代作战的准则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后方君主未必如前方将领知兵,另一方面也是古代消息并不灵通,情况不能及时送打后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需要给前方的将领足够的空间,让其见机行事,才能获取最大的战果。假若后方不顾实际,给予前方百般牵制,就好比如北宋什么阵图一般,便是兵士再英勇,将领再能干,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然而,正因为行军打仗大权都集中在主将身上,掌握生杀大权,使得威胁性也增大之,早先统治者或许还能亲自带兵,不使大权旁落,如曹操刘备,等得后几代皇帝只能待在深宫之中,对下面的大将便开始不放心起来了,监军这样的制度也开始建立起来,这种情况自然不符合兵法之道,但是却符合政治之说,那是另外的故事了。其三者:整军。诸葛亮在整军之上有自己的一套,在街亭之败后,一方面严格治军,另一方面也开始整备军事,兵士不增反减。但是兵士的战斗力却得以上升,在与曹魏的对峙中占得上风。诸葛亮在北伐的休止期就是主要便是讲武练兵,整备军械,研发如连弩木牛流马这样的器械为军事所用。另说之:都说精兵精兵,但是何者之兵才能称之为精兵却是众说纷纭,衡量的角度也是各个不同,所以在讨论战力时常常还是以能战之兵的数量作为准绳。但是对于精兵的追求却是不见得少,甚至还有得十万精兵扫平天下之说。但是,要训练出一支精兵又谈何容易,挑选,花费几何,几千年历史中军士不下亿万,可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精兵屈指可数。因为精兵不单挑选花费甚耗时耗力,关键是还要经过沙场考验,便是如此,一支精兵辉煌也不到几十年而已,但是期间往往能造就一个时代。其四着:正面作战,这可说是刘备时代便留下的传统,在相同的兵力上,正面作战大都不吃亏,到得诸葛亮时期,更是将之发扬光大,便是兵力稍少于对方犹可胜之。有此依仗,诸葛亮才敢几度北伐。另说之:都说兵法乃是诡道,但是若要取得最终胜利,正面作战必不可少,虽然以多打少乃是兵法要术,但如无一定的单兵作战实力,便是以多也未必能胜少。最终会战的胜利才是战争的关键。其五者:后勤,诸葛亮在后勤上耗费心血,汉中之途险峻无比,曹操当年进来未战便心生退意,诸葛亮几度出征,连年在此等险路上奔波,若不是研制出木牛流马这样的运输工具外加诸葛亮治军严整,赏罚分明,众军不起异心,以蜀汉弱小之国力,确实无力北伐。另说之:后勤乃是军事出征之重点,古今亦然,多少能征善战之辈便是被那两招坚壁清野与拉长战线攻击补给而打垮。所以人马未动,粮草先行便实在是演义给我们的真正宝典,不知保障后勤的将领绝不是好将领。诸葛亮在那种情况犹能保证作战实在不易了,而后勤补给也确实是其蜀汉北伐的短处。其六者:撤兵,诸葛亮在撤兵上颇下了一番心思,凡是曹魏追兵,都免不了遭到阻击,大败特败之。便如张郃这样的名将也不例外。另说之:撤兵在军事行动中实在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危险的事,因为撤兵往往是后勤不畅或者行军失利,这都不是什么好事,很容易影响军心,这就需要小心谨慎,沿途设伏,以防追兵,这需要军队有相当的素养,那种冲锋英勇后退也同样英勇的军队遇到追兵只能大溃败之。只有训练有素的兵士才能作到完美的撤退。其七者:不扰民,诸葛亮在政务上很有一套,在此他也运用到了军事之中,蜀汉如此少众支持这么多的军队,而后在屯田时也能作到军民之间秋毫无犯,这实在难能可贵,无论是政治或者是军事上都要有相当的造诣才行。另说之:不扰民可说是最难的一点,世间有许多军队战力十足,但是也野性十足,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祸害百姓,而有些将领为了煽动其战力,还故意放任之,这也是日后百姓对军队不满的很大原因,能做到对百姓秋毫无犯,实在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能做到这点的将领便可以说是名将了。其实这七点,并不是什么苛刻的要点,不需要将领有太多天赋,有什么知觉,灵机一动,或者靠运气作战,或者设出什么妙计取胜,都不需要,这些都是很简单可以按照教条来一步步完成的东西,是中人之资的将领就可以做到的。不需要天才。用一句话来说,是谁都可以作到的。其实兵法有两种,一种是给出许多战例,分析之,但是运用起来还是要靠将领自己领会,还要运气的,这种兵法需要有运气的天才才能做到。另一种便是可以重复的,一般的将领用心领会就可以做到的,比如治军,比如正面的作战,比如撤退中的设伏。都是可以用心做到的,但是往往这点还比前者少有人做到。诸葛亮其实只是认真的把这些应该做到的事都做到的,尤其在治军等事上可说做的完美,有这样的成绩,再加上他战略与政治上的才能,便是机变上少一些也可称得上名将了。诸葛亮这位名将不是如曹操这样善于机变沙场征战的名将,更不是如演义中那样善于料敌于先,近乎如妖的名将,而相反,他只是一个认真做事,把所有的事做到比别人做的更完美的名将罢了。因为用一生来兢兢业业做事的人本就不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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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九十九章 北伐三四事第九十九回 诸葛亮大破魏兵 司马懿入寇西蜀三国演义中六出祁山,其实倒也并非全是详写,比如本回演义中便一次写了两次,三出祁山与四出祁山都写到了。当然,这两次并非完全的出祁山,自然并非都是北伐,三出祁山其实在史实中是遣陈式率军攻打武都阴平两郡,雍州刺史郭淮准备率众迎击,诸葛亮出兵到建威,郭淮见此情形,便主动退兵,武都阴平两郡于是落入蜀汉之手,这次并没有出祁山。武都阴平两郡的问题,这里要说几句,因为第一次出祁山的时候要经过武都阴平,但是这次却要夺取武都阴平,便很奇怪了,那第一次出祁山时武都阴平到底归属哪边呢?有这样的看法,便是说第一次出祁山时,武都阴平在蜀汉手中,但是北伐失败之后,曹魏便乘势夺取了武都阴平,直到这一次蜀汉再次夺回,这确实相当有道理,但是史书上也没有说明这两郡在一出祁山先后的归属情况,既没有说蜀汉失去,也没有说曹魏收复或者攻取,那有没有可能是下面的情况呢?从诸葛亮只派遣陈式所部攻打两郡,还有两郡的地理环境看,武都阴平两郡对于拥有汉中的蜀汉来说很易得手,但是对于曹魏来说,却很难将两郡控制在手,所以曹操才将武都之民迁徙出去,这样更加造成武都阴平两郡的空虚化,能作为守备力量的汉民不多,氐羌却不少。在史书中这段历史的记载可以看出,武都阴平两地除了作为两军出兵所经之处外,便就是里面的氐羌之民事,并没有蜀汉在此置府的记载,但是在诸葛亮夺取两郡之后,此两处便成为了蜀汉守御的要地,那位做先锋官的廖化就曾经任过阴平太守。(此在《三国志郭淮传》中有记载,但是在《魏书》记载中却还有一个阴平太守廖惇,不知是同一个人还是同姓的另一任。)那有没有可能在刘备夺取汉中后,虽然曹魏从两郡大量撤兵撤民,只是保持名义上的地位,但是刘备和后来的诸葛亮一方面是考虑到此两地民众稀少,实无夺取的必要,二来也没有把未来北伐的重心放在这条路上,毕竟此路极其险峻,进出都极为不便,三来也是日后接连发生了失荆州,东征失利,刘备病死,诸葛亮南征等一系列大事,蜀汉忙于内部事务,没有对两郡进行征伐,到得第一次北伐时,一方面这两郡根本不足为虑,只是途经而已,随手收复那些路上经过的地区便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北伐事不泄漏,尽管诸葛亮没有采取魏延的冒险战术,但是第一次北伐也是相当机要的,在此之前收复两郡很容易泄露北伐的动机。当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曹魏大胜之余,对于两郡的处境却依然是毫无办法,只要曹魏没有准备大举进攻蜀汉,那增兵阴平只是将兵力送给蜀汉而已。但是在蜀汉这边,诸葛亮在试探陈仓之后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祁山来,为此夺取两郡,解决后顾之忧,乃至形成一个扩大的防御进攻基地就成为了必要,于是才有了夺取两郡的计划,也就是在此之后,两郡在蜀汉中尤其是北伐的地位节节上升。不过这次出征,实际上没怎么打仗,曹魏那边郭淮出兵看情形不妙就回去了,而诸葛亮所部自然也没遇到什么对手,至于陈式所部对付两郡,只怕安抚人心的工作要比作战工作多得多。连郭淮都只是晃了一枪便跑了,那张郃司马懿更是不用说了,日后那四出祁山也是,曹魏那边遇到了大雨,蜀汉这边就是来防守的,看到大雨把曹魏赶走了也就收兵了,也亏得演义将那许多故事搬到这里来,还造出这么多事,也颇为不易。在此虚构之战事中,有几件事还是要说一说。其一:王平诱敌。这回演义中有一段故事,是说诸葛亮要设计需一大将,本属意魏延,但是魏延暗拒之,反是王平出来,从此王平成为诸葛亮的守备大将。这魏延的事自然是没有,魏延虽然和诸葛亮战略上有些不和,但是毕竟是蜀汉重臣,诸葛亮也颇信重之,断没有如演义之中那样糟糕的关系,演义在此写只是为了日后魏延之死安排伏笔而已。不过王平的事却有例子可参照,不过就没了魏延在里头。还是说的王平在街亭战后得到诸葛亮重用,并在与曹魏作战中,自率一部,挡住张郃,不过这是建兴九年,也就是演义中五出祁山的事了,日后王平守备汉中,颇有实绩。其二:诸葛亮生病:演义中写诸葛亮大胜,但是这次取两郡并没有发生什么战事,倒是建兴八年,也就是曹真率兵出征那次,虽然曹真因雨与诸葛亮大军没有碰上,但是魏延到羌中倒是和郭淮费瑶打了一仗,或许是此战的前哨战,但是在演义中没有提及。至于演义中说的诸葛亮大胜后要再度进取,却因为张苞的死伤心过度吐血生病,这自然不可能,张飞其子张苞早夭,没有上战场的记录,更不用说让诸葛亮心伤吐血了,这一来还是为了塑造诸葛亮乃是一个性情中人,为他的智慧形象加点色彩,二来便是为了日后生病做伏笔了。这三来嘛,诸葛亮每次北伐都因为一些突发事件而告终结,三出是生病,四出是后主处有谗言,五出是李严之事,六出身死,以表现天意,而非诸葛亮之人力,这也加了悲剧色彩了。其三:刘晔故事,在演义中有一段刘晔故事,此在刘晔传的注释中也有记载,因与曹魏攻蜀有关,便提及了,过程大致相同,但是结局却不相同,演义中刘晔说了一番道理后,曹叡愈加敬重,还委任其军师和司马懿曹真一起出征。但是正史中曹叡可是从此疏焉。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忧死。皇帝等在高位之人最恨的是什么?不是其他,就是讨厌下面的人骗之,如演义中刘晔那样,骗人之后讲了一番道理还愈加敬重只怕也只有白痴皇帝才会如此。所以演义中一些东西实在信不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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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九十八章 孙权称帝的背后故事《演义第九十八回 追汉军王双受诛 袭陈仓武侯取胜》本回中有一处故事乃是当时的大事,但是演义中只是淡淡提及,作为诸葛亮发兵的过渡而已,这件事便是孙权称帝。“是日,群臣请权登坛即皇帝位,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谥父孙坚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皇后,兄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子孙登为皇太子。”在三国志中记载如下:“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虏将军坚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皇后,兄讨逆将军策为长沙桓王。吴王太子登为皇太子。”孙权称帝意味着正式三国鼎立的形成,虽然说之前三国已经事实上的形成,但是魏汉两国都是皇帝之身份,而吴国则还是王之身份,毕竟差了一截,直到现在孙权称帝,三国在法理上才正式出现鼎立局面。但是,吴的称帝却是三国之中最不按道理的,曹魏那边毕竟有着汉献帝禅让一事,而蜀汉是承继汉室,他们虽然敌对,但是都是按着汉室这一脉的顺序下来的。可孙权称帝既没有汉帝禅让这一形式,也没有汉室血脉这一关系,当真可说是自立为帝。当然,孙权称帝自然也有自己的考虑,这孙权想当皇帝,众臣想当开国元勋的念头暂且不说,孙权不称帝在法理上也是个麻烦,孙权的吴王身份是曹魏给的,之后和曹魏翻脸,自然不以曹魏为尊,但是这吴王总是曹魏给的身份,论起来十分尴尬,若是回到当年汉室的身份呢,曹魏篡汉了,蜀汉还承继汉室大统,这回到汉室身份,这岂不是要对本是盟友的蜀汉称藩?孙权自然也不会心甘情愿,所以自立为帝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这一点自然会惹出事来,曹魏自不需说,蜀汉那边作为盟友自然更是愤怒异常,蜀汉传承汉室,自然是要一统天下,恢复汉室疆土,孙权现在称帝,则意味着背叛汉室,这比之曹魏篡汉,也差不了多少,蜀汉群臣自然一片声讨,只是因为当时形势曹魏势大,才不得不压抑怒火,在诸葛亮主持下派使祝贺并结为盟好。这也是孙权选的好时机,那边诸葛亮北伐失败,这边东吴对曹休打了一个大胜仗,蜀汉正需要东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称帝,让蜀汉承认,实在是最好的时候。这里先扯开话题,说说这个正统性的问题,其实虽然说国家以实力为尊,但是其正统性也是十分重要的,便好象东晋偏安江南,但是北方依然有着许多政权以东晋为正统,便是日后一统北方的政权,若不能灭了东晋,便是再强,也不能算得正统。日后刘宋篡夺了东晋大权,东晋的正统性大大折扣,形成了南北朝局面,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南方政权依然觉得自己比北方正统高贵得多,而这一点甚至连北方政权都有些认同。正统的划分规则很多,一般都是以承继上一代的法定政权为准,其中承继的办法如三国曹魏篡位禅让这种方式,三国蜀汉以皇族传承这种方式。蜀汉曹魏正统之争之所以如此激烈,便是因为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被承认的,前者如南朝四代,虽然都是篡位,过程还极为血腥,但都被承认为正统皇朝,后者如东晋南宋,也被认为传承大统之业,甚至北汉南唐也被认为是唐朝或者后汉的传承。(五代的那个后汉)当然,最多的方式还是改朝换代了,灭其国,则其国之正统便归属其位了,如隋灭陈,这一方面是统一,另一方面也是将自东晋其南朝的正统性划归于北。再如曹魏灭蜀汉,也是同样的道理,如北宋时代,便有史学家认为,只有北宋灭了南唐与北汉之后,才真正得继正统之位。(三国自北宋开始风行,确实有当时的背景所在,便有说三国故事暗示着唐末到北宋那一段日子的说法。)有趣的是,对于正统的名分,新的篡位者往往重视,如司马家在篡夺曹魏前将另一个正统蜀汉灭之,隋朝篡位北周不久便灭了南边的正统陈朝,北宋赵家篡位后周灭南唐北汉,这些当年长期的正统争夺者,却都被新的篡夺者一起消灭了。自然,传承大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灭国自然不用说了,禅让的难度也不小,需要皇帝在身边,(也有拿到玉玺就急吼吼的上的。)便是传承也不是和皇帝同姓就可以的,你和皇帝血缘再亲密,没有立锥之地,或者就在一个小县城甚至小乡村号称皇帝,只会被人嘲笑而已。即便不是县城,假如脱离了传统的中原地域,比如到了小岛或者北方草原或者南方丛林这种地方立国,都不会被当作正统。而即便是内部的权力争夺,假如没有得到其他势力的支持,就算杀尽前一代的皇室,也很难得到正统的名分,这其他势力的支持包括国内官僚势力,再就是其他正统政权的承认或者小政权的称藩。我们上面列举了这么多成为正统的办法,不过孙权的称帝是很难列进去的,他没有汉帝的禅让,也没有汉朝血统,也没灭得曹魏,一统天下,如此的称帝,实在名不正言不顺,假如不被承认,那这个皇帝其实和当时的吴王的身份没什么两样。所以孙权称帝就需要其他政权的承认,当时天下两大称帝的政权都有一定的正统性,其中曹魏还封了孙权为吴王,但是以目前的形势,自然不可能被曹魏承认,如此一来,蜀汉的承认就十分重要,所以蜀汉的祝贺与之后平分天下的誓约就将东吴孙权称帝的正统性确定下来,但是孙权心里明白,这誓约只是暂时的,蜀汉心里象要的是恢复汉室整个天下,而不是平分天下而已,他需要其他更加能被承认的东西,日后公孙渊过来称藩,孙权为什么这么兴奋,很大程度上就是有了如公孙渊这样的政权称藩,可以显示自己的正统性。关于正统性的事暂时告一段落,我们还是关注一件事,便是演义中没有提及的,蜀汉与东吴的分天下之誓约,三国志中记载:“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兗、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边界划分这种事,实在信不得,这历史上领土可有经历百年不变的,便是达成了再多的协议,过了几年便成废纸,两宋与辽金蒙古边境协议,和平协议,瓜分协议也不知订了多少,但是无论是辽金蒙古南下还是南北宋北伐,都是想动便动,谁把那些协议当回事,还是那句话说得好:“辩护律师总是能找到的。”胜利者才是最终的决定者,协议变成废纸永远有解释的办法。不过虽然不久之后就成废纸,但是这协议还是要定,这是游戏规则,必须遵守,至少在开始阶段是必须遵守的,我们便来看看这个蜀汉与东吴的瓜分协议。在协议中,两国共分了九州,其中司州平分,另八州两国各居其四,另外还有荆州扬州交州益州,益州现已为蜀汉国土,交州也在东吴之手,荆州扬州东吴也有大半,所以也认同为东吴国土,而不分割了,其中主要分割的便是曹魏的那九州。在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盟约并不是以曹魏当时的划分领土为准,而是以东汉年间或者说东汉乱世之前的各州疆域为准,所以东汉末年才设立雍州便不在划分的疆域之中,曹魏设立的那些州郡自然更不用说了。其实扬州倒是先不说,毕竟这扬州大半在东吴手中,与蜀汉一直没什么关系,可这荆州本来就是蜀汉与东吴当年恩怨交缠的地方,而且荆州北部还在曹魏手中,这在誓约之中没有明确提及,也不知是两国确认了归属,还是暂时放在一边,假如是后者,八成还会为这荆州闹了起来。再说分割的那九州,凉州归属蜀汉,徐州青州豫州归属东吴这都是出于两国的地理位置,也确定了两国未来的出兵方向,但是剩下的几个州就值得商榷了。司州以函谷关为界一分为二,可以说是为政治考虑,蜀汉虽然没了洛阳,但以函谷关为界倒也是没亏得多少,但是因为少了司州的这一半,蜀汉分得的兗州、冀州、并州却成为了一个弧形,若是将漫长的凉州也考虑进去,蜀汉这条线拉得颇长。尤其怪异的是,东吴这划分之中还要去了幽州。这最是莫名其妙,因为蜀汉得了冀州并州,这东吴的幽州实际上就是孤悬海外的一块飞地,要过去除非海路,否则便要经过蜀汉领土,一旦幽州发生了什么事,东吴之军莫非还要向蜀汉借道去讨伐不成?这孤悬海外的地盘一般都难以保住,这东吴要得这块飞地也不知何用。若是为了幽州之马,还不如用其他如豫州青州换得冀州或者平分,以求通行一途。从这个划分疆土的誓约来看,这其中问题多多,毛病重重,两者在划分当中必然多了许多矛盾,双方都作了不少妥协,但是究其其中来看,便是曹魏得灭,这天下也不可能如此划分,不到数年,必起争端。其实再细究下去,便是没有幽州那事,蜀汉东吴也不可能平分中原,大家一般都注意南北对峙,但是实际上中原之争更为惨烈。南北之争还可以对峙经年,甚至还有长期的和平时间,但是中原一旦分裂,必然终年常战,直至一方覆灭,再度统一为止。中原这块土地,当真可说得上是分久必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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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九十七章 后出师表(演义第九十七回 讨魏国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维诈献书)本回演义中说的是诸葛亮二出祁山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在历史中这次二出祁山很成问题,一来这次出征实际上是攻打陈仓,算不得出祁山。二来是这次出征没什么结果,围城打了几日,没粮了就回来了,不过回军途中斩杀了追击而来的王双,这只是一场小规模战役而已。不过演义中为了凑合六出祁山之数,硬将之改了一番,我们也就姑且看之吧,毕竟演义小说和正史不一样是正常。但是关于这二出之事,倒也颇有可说之处,其一则在他出征前写下了这个《后出师表》,文中就有日后出名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可是三国史学上的一大真伪问题,因为这《后出师表》没有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在《诸葛亮集》也没有记载,而是在《汉晋春秋》中出现,裴松之在注释中引用此段时称这是出自张俨默记。日后司马光资治通鉴将其收录于中,显然是认可此为诸葛亮所作,但是在清朝时代考据之风盛行,便有人提出此非诸葛亮所作,而之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有人进一步对此进行了探究,并提出乃是诸葛亮侄子,也就是诸葛亮兄长诸葛谨之子诸葛恪借叔父之威名所伪作的说法,这具体原因在陶元珍先生等人的著作都有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寻来一读,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不过在本人看来,虽然说辩伪者列出问题种种,但是除了赵云之死日期上有偏差这点外,其他大都是在文风与诸葛亮对后主的态度上找问题。但是这种已经建立在怀疑此表为伪的基础上寻找出来的文风态度等问题实在值得怀疑,以这样的方式辩伪只怕诸葛亮只有一文是真,其他文都是假冒的了。随便说一句,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中国古籍兴起一种极强的辩伪之风,但是这一股风气并不是太好,往往建立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新学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之上,甚至是全盘否认,这种建立在为证伪而辩的思潮在学术上价值尚不如清朝的考据学派,比之康有为的那种《孔子改制考》差不多,只是两者目的正好相反罢了,这种思潮在考古发现面前都一钱不值。而且,这种文稿出处之辩比起历史的真相更加复杂,尤其这论证出来制伪者还处于同一时代,便是有如孙子兵法那样的考古发现也很难证明,而且随着孙子兵法的出土,这当初的争论是没了,又出现了新的争论。所以我看这真伪之辩还会继续下去一段时间。不过,单纯从后出师表的内容看来,在下还是认为,这即便是伪作,也是成功把诸葛亮的思想体现出来,与《前出师表》一脉相承的“伪作”。其一者:忆先帝:刘备将诸葛亮一手提拔,并与其鱼水之情,临终托孤,惟以大权。诸葛亮无论是从感念旧日之恩,还是今日出师之名,都必须提到刘备之事之情,所以前后出师表总是提到先帝及其遗意,这是出师之大义。其二者:警后主:这也是在对后出师表辩伪中认为其辩的一点,认为里面的话不太恭谨,但是其实若看前出师表,其态度几乎无异,诸葛亮与一般的丞相毕竟不一样,他乃奉先帝之遗命,总揽大权,以他前后出师表的口气,算不得不恭谨,其实说臣子对皇帝的态度,远非我们在小说而且一般的理论中那么可怕,即便到了明代,敢说话的臣子也比比皆是。在奏章中说皇帝昏庸的也不乏其人,有些皇帝是会发脾气,有些则不一定,这完全看个人性格而定,这臣子把皇帝逼得怒火冲天又没办法的都有。三国时期曹魏中也有几位让皇帝害怕的大臣,如当年杀了马超全家的杨阜对魏明帝就颇不客气,杨阜之位如何可比诸葛亮,后主之权如何可比明帝,所以说诸葛亮这般话也算不得什么。尤其是在诸葛亮北伐之时,叮嘱这些也是未免后方出问题之故。其三者:征曹魏:这在后出师表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也更强调了难度,这应该是受到了第一次北伐的打击所故,但是有一点很明确的,便是一定要继续北伐,北定中原,光复汉室,或许也是因为之前北伐失败反对再次北伐的人众多的关系,后出师表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虽然这可能是伪作,但是充分的体现了诸葛亮的思想,北定中原,光复汉室,这是诸葛亮之所以日后成为千古名相的重要原因。不管后出师表是否是真,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确实是诸葛亮一生之写照。第九十七章之附一章 攻城与守城之前在《攻城与伏兵》一章中说过要仔细说说攻城守城的,但是本计划的这章因为有后出师表的故事,便让位与之,这攻城守城便放到了附章。那好,我们说说攻城,孙子兵法中称攻城为下,又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这实在是因为面对坚固的城墙,人的血肉之躯实在有限,尤其当攻城器械还没有很大程度进步的春秋时代,攻城尤其是面对坚城往往是难以旷日持久也难以攻克。这在燕齐战争中的即墨守卫战与秦赵战争中的邯郸保卫战中就有体现,各国联军横扫齐军,之后乐毅带着百战燕军却面对即墨坚城数年不得进,秦军长平屠赵军四十万,却在邯郸城下受困。这都说明当时的攻城技术有限得很,日后秦始皇一面对外修长城,一面令原六国之城尽数削平,这也是日后陈胜起义之初颇为顺利的一大原因吧。因为坚城难下,所以往往采取的是围困的办法,采取耗粮的办法迫降,这在时间不急迫,自己粮草无忧之时是最好的办法,能有效的减少损失,而且围城也并非需要太大数量的部队,尤其在将敌人有生力量歼灭的情况下,只需要略超出城中部队便可,反倒是攻城需要大量的部队。考虑到城中积粮是固定的,还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在消耗粮食,一般来说,城中的饥饿会先期到来。当然,围城损失是小,但是现实情况下往往需要从速破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攻城就成了必要,若想破城,有内应是最佳的办法,天下最坚固的城市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这也是最快的办法,司马懿破孟达便是于此。但是,总不能指望每座城都有内应,而且内应还不被发觉,现实中的攻城还是需要的。在说到攻城之前,先说守城,其实这次回老家,顺道去了原严州府治看了一下他们那边的古城墙,虽然为了扩建城市已经拆了许多,但是还有很多保留下来,尤其是临江一段保持的颇为完整。从城内看去,这城墙并不太高,只有四五米而已,不过从江那边看去就高了许多,但是也受到江面变化的影响,当然内城这边也有原路面加厚的缘故。由台阶上城墙,城墙之上估算了一下,通一辆小轿车是没问题的,上面还有一小楼里面可以摆好几座麻将呢。但是想来古代也不太可能让马车上来守城,但是安排许多守卫是肯定没问题的。这种城墙厚度便是大炮也不是一炮就可以炸开的,但是高度上可能有麻烦。这个城墙据说是明初所建,可能是受到当时火药武器已经开始发达的影响,渐渐忽略了城墙的重要性。不过这也只是城墙的部分而已,真正的城墙全貌也不得见了。不过严州本就不是大州,也非处于前线,这类城墙也只需要防防一般的盗贼便可了,也不能指望抵抗大军。那些内部起义以薄弱的武装往往能一开始攻城掠地极速,就是因为这种内部城市也不太可能有太高厚的城墙。真正的城墙只有可能出现在大城市与前线城市之中,这种城墙不单高厚无比,而且不单是一座城墙,往往是一重接着一重,常常有记载攻入外城,却不得破最后退兵的情况,便是因为如此,此外古代城池对城门颇为看紧,城门之外往往立有墙,使外人看不见城门的情况,进得城门之中也是无用,夺得城门守城之兵可以在上方对敌军投掷武器,便是进得来,也要被歼灭。所以说一些演义中往往出现的伪装进城,砍死两三个兵士就夺得城门招呼大军进来也只有早期或者小城才会出现。城外还有壕沟,护城河,鹿角,吊桥,女头墙等种种设施,夺城并非只是对着光秃秃的一座城市而已。我们还是结合三国演义中的陈仓一战说说简单的攻城守城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要先看敌情,守方自不必说,在城内有了望楼塔之处。便是从城墙上往外看也可得其便,但是攻方却不容易,城之外并非全然无山,但是近的话早就依山而建了,大都偏远,便是上去在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也看不清虚实,而且那上山下山的功夫敌情早变,所以需要巢车登高望得城内虚实,再行其事。这攻城之前还要把那些壕沟鹿角都填平去除,这有许多工具,如填壕车等等,不一一列举了。好了,正式开始攻城,演义中是按照正史记载,先是云梯攻城,这云梯历史悠久,乃是简单易用之物,尤其是以多战少,四面攻城,用云梯使其首尾不得顾最佳,诸葛亮一开始用云梯确实是正常之事。这云梯可不是我们平常家里的楼梯,那电视剧里拿长楼梯是制作费少的关系,要是现实中拿这些云梯一定得被笑死。这云梯多是下面有轮子,士兵在下推动云梯前进至城墙前,之上则是梯子,这梯子早期只有一梯,日后由固定的主梯与可以活动的副梯组成,士兵由梯子登城作战,因为这种方式是完全依靠士兵血肉冲锋,所以称之为“蚁附”,极其残酷血腥,不过在明朝火药发展之后基本上被淘汰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很多,云梯很笨重,移动起来不便,还要靠近城墙,无论用演义中记载的火箭还是撞杆床弩甚至用飞钩都可以将之破坏,这也是被淘汰的一大原因。再就是冲车攻城,与云梯不同,冲车的目的是破坏城墙,但是与云梯相同,冲车也很笨重,移动不便,也是要靠近城墙,所以虽然有叫木牛车,尖头木驴等等称呼,外面的防护越来越厚,人数也越来越多,但是用重石檑木床弩都可以破坏,便是破了城墙还有塞门刀车等着。至于井阑种种,近了落得与云梯一般的下场,远了威力有限,倒是地道一术颇有效果,一般来说,地道多是挖至城墙之下,然后以木头为柱抵住城墙,再烧得木柱,城墙一塌,便立刻领兵进入,到得有火药时便用炸药炸墙而入。湘军对太平军在南京一战便是用此法得入。当然守城一方也可以挖坑道烟熏水灌之术应对。至于如投石车火炮这些武器,效果很好,自然守城一方也有各种办法减弱受到的打击。但是三国时期自然不可能出现了,要真是三国演义里有诸葛亮常用的火攻武器,这陈仓也早就破了。还有几种另类的攻法,比如水攻,但是这些受到地理条件限制。在古代时期,弩在攻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床弩,这种远距离大杀伤对付云梯冲车投石车都有很好的效果,在攻城时也有一定效果。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随着火药火炮的出现而告让位,在此之后,无论守城还是攻城,最好的武器只有一个,火炮。有了火炮,再坚固的城墙也会被轰开,依靠坚城固守几十年在火炮面前已经成为了神话,城墙渐渐失却了作用,时代在向热兵器时代进化,城墙不再是城市失陷与否的标志了。关于古代攻城守城的故事,有兴趣详细了解的朋友可以读《武经总要》,《守城录》这类古代书籍,这里面对于中国古代攻守之术记载的十分详细,还有插图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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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九十六章 险之不险(演义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曹魏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对于曹魏来说是个头疼的日子,前几年虽然和东边孙吴总是打得热闹,但是在西边,蜀汉却是没什么动静,至于那些蛮夷嘛,倒也用不着放在心中,本来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结果,这一年一开始,蜀汉解决完南边的问题,就向曹魏动手了,还好之前一年的冬天,司马懿及时解决了反叛的孟达,要不然让蜀汉平白得了上庸,那更是麻烦了,不过这蜀汉也闹得要魏明帝亲自到长安督战的地步,也幸亏得在街亭老将张郃大胜布置失当的马谡,逼得诸葛亮退兵,不然事态发展下去,也真难说会如何。好容易这西边歇息一下,那东边又出了问题,大司马曹休也算得上老将了,结果被周鲂一个断发的鬼伎俩给骗了,几万将士就被诱到了虎口里,也亏得陆逊小心谨慎,而曹休又醒悟的早,或者说跑得快,但是也是丢盔弃甲,悲惨的很。这曹休还生了一阵闷气死了。等到年底,蜀汉这边又来骚扰,还好陈仓守住了。不过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曹魏要真正面对蜀汉和孙吴两面夹攻的情况了。好,问题这就来了,这蜀汉孙吴两国虽然实力不如曹魏,但是合在一起对付曹魏,怎么也要把曹魏折腾得够戗才对,尤其后来曹魏内部还出了问题,怎么反而曹魏越大越强,后两者却先后灭亡了呢。诚然,蜀汉与孙吴之间,沟通上是有些问题,外加还有古代的通讯方式不便,所谓的两路并举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对于曹魏是一样的限制。至于诸葛亮时期蜀汉与孙吴之间的联合对敌,虽然说效果有限,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也总比当年刘备时期的合作要好些,但是战果比之于那时也只能说一般甚至还有所不及。实际上,即便是日后南方政权同时拥有蜀汉孙吴之地,但是对于中原政权的战果也只能说是一般而已。这一切是为什么呢?在这边上,我们应当先抛开个人能力的因素,当时蜀汉有诸葛亮,孙吴有陆逊,都是杰出的人才,当然相对的曹魏也有司马懿等人,但是这些所谓的名将偶然的因素太大,正如之前所谈到的,人才的分布是平等的,所以名将出现的概率对于双方来说也都是平等的,所谓的名将不能作为决定一切的佐证,何况在南边也出现过如刘裕这样不世出的名将,但是总体上还是中原政权强于南方政权。再抛开民风与军队战斗力的说法。所谓民风南不及北这种论调其实是成很大问题的,不说当年春秋战国吴越楚等南方诸侯之强盛,秦末由江东起家的项家叔侄,就说三国时期这孙家三父子不就是带着江南子弟对抗着中原诸侯吗?川中之民风更不用说,若真是南方人软弱无能,也不会多次形成这个南北对峙的局面了。而战斗力的方面,更是如此,所谓的军队战斗力是完全可以训练出来的,南北对峙时双方都出现过极强战斗力的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并没有出现在固定的一方,这其中将领的训练与实战经验比地域性更为重要。前者我们已经说过,这对于双方都是公平的,至于后者,在常年的情形之下,实战经验不存在差别。其实这也是经常会谈到的一个话题,总会谈到所谓民风战力如何的问题,或感慨今不如古,或感慨中原不如草原,还要引进什么血统来的可笑说法。其实所谓民风,和血统草原地域都没有关系,纯粹和环境有关,春秋战国中原民风强悍,那是自然,天天打仗,不强悍活得下去吗?草原游牧民族民风强悍,那也是自然,天天要和野兽与相互之间的游牧部落作战,不强悍也活不下去,前者是农耕,后者是游牧,但是实际上没有区别,这民风完全是看环境,日后中原一统,天下和平,需要民风强悍作甚?那游牧民族若是也和平安逸下来,没几年也就不见那强悍民风了,蒙元满清的例子就不用多说了。至于战斗力也是一样的,边境的军队不是说素质血统民风比中原好,完全是仗打的多的缘故。再说说这经济力的问题,这经济决定战争胜负的说法,表面上倒是也有道理,但是也很难解释一个事实,便是南北对峙也有千年了,南方经济是越来越好,但是成就也没见得和经济一般发展上去,也就朱元璋北伐成功一次而已。所以要说这个经济决定论,我看至少在工业革命之前还是大有问题,古代经济的话,南方只需要一定的规模再加上天险便可以保证自身部分的安全,这种规模不说遥远的楚国,就说三国时期的蜀汉孙吴就可以保证了。但是这之后经济在量的增加并不能使得他能从实力上占据超过北方的决定性优势。其实单就三国时的情况来看,之所以曹魏在两面进攻的情况下没有削弱更应该归功于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曹魏的重心地区没有遭遇到进攻,蜀汉面对的关中,孙吴面对的荆北,两淮固然在东汉时期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但是在汉末战乱之后,这些地方经济,人口都大幅度的锐减,已经不复当年盛况,经济重心已经转到了河北。蜀汉孙吴的骚扰不能影响到曹魏的根本。当然,经济的削弱也使得对抗地方的力量受到了影响,这种情况在荆淮地区尚好,身后便是开始渐渐恢复元气的中原腹地。但是在关中一侧则并有些糟糕了,关中在大乱之后人口凋零,虽然说这使得诸葛亮不能就地取食,但是也使得当地力量薄弱,而且一旦关中被夺,马上便对洛阳产生威胁。于是司马懿等先后奏请迁徙百姓到关中,以益其民,使得能抵御蜀汉的力量渐渐壮大起来,在东边长期也进行着屯田的政策。随着时间的发展,曹魏在原本的重心地区尚可的情况下,原来那些遭到战乱破坏的地区经济人口也开始发展起来。当然,这种经济数量的增加并不能使曹魏有决定性的优势,但是相比曹魏来说,蜀汉与孙吴的经济重心地带太过薄弱了,尤其是孙吴,实际上他的经济重心就在于长江流域这一块,表面上还拥有广阔的南方,但是那都是一些没有开发的蛮荒之地,即便到了唐宋都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就等于孙吴的真正控制地区就是那狭长的长江而已,远没有如曹魏那样广阔的回旋余地,一旦被攻破一点,就有可能全局瓦解。孙吴一直想夺取荆北与两淮,但是都没有成功。相比于孙吴来说,蜀汉反而还要好些,群山的险峻比大江天险难以逾越多了,尤其是在刘备得到汉中之后,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但是也有糟糕的地方,在刘备东征失败后,扩张的唯一一条路就剩下北出汉中,但是汉中的经济一直没有好好的恢复过来,不能对蜀汉北伐提供大的帮助,而且汉中的天险现在成为了一大问题,这也就我们要说的第二个,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其二,后勤与天险。蜀汉与孙吴能与曹魏鼎足三分,长江与群山这两大天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长江天险自不用说,蜀汉的山险使得别人后勤补给严重困难,这比长江天险还要可怕,便如张鲁之辈,也能凭借天险使得曹操萌生退意,由此可见一斑。但是正如我们所要说的,所依仗的东西,也往往成为限制你发展的因素,这一点在诸葛亮北伐中就很好的表现了出来,诸葛亮兵不可谓不精,战力不可谓不强,便是与曹魏正面对抗,也不逊色,但是在面对后勤保障这一大问题上,也遭遇了麻烦。蜀汉之兵少,这一来是蜀汉人口本就少,二来也是因为这蜀道实在太过险峻,给予了后勤补给很大的麻烦,即便诸葛亮制造出木牛流马,也不能解决问题。(当然,假如这蜀道不是如此,只怕诸葛亮也不会制造这东西了。)诸葛亮出兵,往往不是战败,而是耗粮耗不过曹魏才不得不撤兵。实在是痛苦不已,这关中对付川中,此招是屡试不爽,也只有如韩信当年那般才能成功,但是当年韩信偷袭之时的局势又和现在三国局势不同,韩信只需要解决三秦王,强大的项羽在另外一边耗着,管不过来,可是诸葛亮没有这么多时间,所以这也是他拒绝魏延一策的很大因素了。后勤成为了蜀汉的瓶颈,对于孙吴其实也是一样的,孙吴与曹魏的作战互有胜负,但是往往失败的一方是主动进攻的一方,这固然是因为古代攻城甚难,但是实际上与后勤也大有干系。不过这里与蜀汉的后勤困难有一些相似,又有一些不同。其实用孙吴做例子不算太典型,我们还是说东晋之后的几次北伐。东晋之后如桓温等人的北伐,往往前期十分之顺利,但是后期惨败,而且往往北伐军在战力上不逊色甚至远远超过,但是战败却常不是战力而是后勤的问题。这点上与诸葛亮北伐惊人的相似,但是与诸葛亮受制于山不同,江南军队是受制于水,诸葛亮是山太多了,江南军队是水太少了。究其原因,北伐大军行进,后勤物质众多,前期常可由水路进军,畅通无阻,但是一旦遇到没有水陆运输物质,后勤被断,又不能就地取食的话,别说取胜,就连能否安全撤退都成问题。我们看一下在朱元璋之前最成功的刘裕北伐,他的部署先取山东,一开始走水路,后来走陆路,在取山东的时候他也很得益于慕容超的白痴,在刘裕弃舟步行的情况下不守天险,不坚壁清野,居然要和刘裕正面作战,结果可想而知,后勤不愁的刘裕军大胜之,其实这种白痴别说刘裕,就是桓温都能灭之,刘裕真是生在好时代了。(所以说这运气很重要,但是我们总不能把运气当作决定性的因素吧。)之后刘裕入关中,也是从水路进军,此外还得益于王镇恶是王猛孙子,在当地颇有名望,拉到了一批粮草的关系。由此可见,南方政权要北伐的话,后勤成为了大问题,南方军队从水路运输十分便利,但是到了北方平原,没有河流的情况之下,如何保障军队的后勤呢?征收当地物质是个好办法,但是这是饮鸠止渴,日后毕竟还要靠这些当地人守着呢。三国鼎立的时期毕竟不是当年群雄争霸的时候了,可以做强盗抢了一把就走。孙吴的北征就出现了这样的毛病。要不,就一次性把北方全部征服,但是那肯定是不可能的,除非北方政权把精锐全部自己送上门找死,就这样要指望一下控制地域广阔的北方,那也是不可能办到的,占了中原还有河北一大片等着呢。(反之南方只要突破长江,就很危险了。)要不,就只有蚂蚁啃骨头一般,一点点啃,把那些有水路但是也有平原的地方如两淮荆北山东一步步啃上去,这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了。啃下来要占得住,在守的时候还要注意不受到太大的破坏,因为日后这里要作为再出征的后勤补给的一环,这是相当艰难的事了。尤其是在这些地区实际上也是属于曹魏强力控制的地区,调兵遣将十分方便,又十分容易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这些地方北方政权比南方政权要获取的容易得多,也比较容易守,而南方政权取守都难得多了。其实,与隆中对都是一样的,虽然都强调了天险的重要,但是都要求了占据不单拥有天险,也拥有出击据点便利交通的地方,比如隆中对说到的关中,两者都谈到的荆州都是如此。但是终孙吴蜀汉灭亡,前者没能在两淮荆北再进一步,后者未能得关中。如此一来,便是有天险,也不能得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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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九十五章 街亭的角色错位(演义第九十五回 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诸葛亮几次北伐中,以第一次形势最好,当时出兵之时,曹魏防备不严,天水等三郡更是归附于蜀汉,曹魏朝野为之震动,曹叡亲临长安督战。曹叡去长安还搞出了一件事来,这古代当时消息不甚灵通,也不知从哪传来的消息说这曹叡死了,手下众臣立曹植为帝了,这个消息居然传到了洛阳,便是卞太后也信以为真。后来曹叡回到洛阳才平息谣言,曹叡没有惩办传播谣言者,但是心里对叔父曹植的戒心却是重了,日后曹植请用而不得实际上也和此事有点关系。长安离洛阳并不算得远,但是居然传出这种消息洛阳群臣还当真了,可见当时局势之混乱与群臣对于曹叡这个新皇帝并不是很信服。而这种状况之后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便再也没有发生过。如此大好之局势,便因为街亭一战之败而告破坏。之后虽然曹魏自然没象演义中那样把诸葛亮逼到了摆空城计的地步,(空城计倒也不能说是演义的杜撰,在西晋时期郭冲说诸葛亮五事中第三事就说到了此事,不过裴松之在注引此说时也同时明确的证明了此乃杜撰之说,演义只是把这个杜撰拿来自己用罢了。)但是街亭一失,诸葛亮进无所拒,不得不放弃到手的三郡退回汉中,这一战街亭乃是关键。关于此战,三国志中有颇多记载,摘录几则主要参与此事之人的传记记载如下:张郃,作为街亭一战中曹魏的主将,他的传记中:“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於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诸葛亮,作为北伐主帅,此战中:“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因此战失利。诸葛亮请罪,降到右将军。(不过还是以右将军的头衔行丞相之事,日后姜维也以后将军之衔领大将军之事,这演义中两师徒倒是都做过一样的事。)马谡,作为街亭一战中蜀汉军的统军大将,在他的传记中:“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王平,日后蜀汉大将,他也参与了街亭一战,可说是此战中蜀汉唯一的亮点,他的传记中:“建兴六年,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於街亭。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从上述之记载中可知街亭当时之战况,演义中对街亭之战的描写也大都出于以上记载。由此之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其一:诸葛亮破格起用马谡,当时蜀汉之中不乏大将,为什么选用马谡呢?我们先说说马谡。马谡其人虽任过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等职,但是在其传记中并没有记载他之前有统兵打仗的经历,但是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颇为器重,对这点,刘备在死前还专门叮嘱过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是对于先帝的话诸葛亮并没有放在心里,任命为参军,时常和马谡讨论军机,又说诸葛亮南征时的攻心为上便是马谡提议的。诸葛亮对其极为欣赏,所以在此战之中将驻守街亭一要职交给马谡而不是别人,因为他对马谡放心,所以令他统领众将如王平等人率领大军在街亭驻守。其二:马谡在街亭大败,尤其是在街亭的表现,深失诸葛亮所望。马谡在街亭一战之中,表现很糟糕,从敌方曹魏张郃和本方蜀汉王平两人的传记中都指出了这一点,“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都说明了马谡在此战中都做了一些违背正常作战规律的事。而假如按照正常做法,比如拒道而守,应该是可以挡得曹魏,至少也不至于惨败的,这点从日后建兴九年时同样是张郃,面对王平时,王平坚守,张郃对之便无可奈何此事上便可知一二,尤其是此战惨败之后,身为统兵大将的马谡无法控制住兵士,使其离散,这对比起王平在此战中的表现或者是另一路同样是遭遇失败的赵云邓芝,就差得太多了。(三国志赵云传中称“云、芝兵弱敌强,失利於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在云别传中记载:“亮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所以此战中马谡的表现可谓之糟糕,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将领。又《向郎传》中甚至记载其逃亡之事,“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如此行迹,可谓差矣。街亭之败,诸葛亮提拔马谡,用人失当,确实是一大问题,所以日后自请贬官,至于马谡,在此战中举策失当,在其后又不能控制所率其部,甚至畏罪逃亡,此等罪责,无一不是可斩之罪,赵云以弱战强,约束部众,没有大败,还受到贬官,街亭之战如此重要,而街亭又败的如此迅速和惨败,马谡其罪不诛才是怪事,何况也并非马谡一人,张休、李盛这些将军也同时被诛杀。以马谡传中的记载看,马谡虽然号称被诛杀,但是实际上最后还是死在狱中,这已经是诸葛亮看在往日情份,刻意开恩了。不过令人奇怪的是,马谡之罪,却有无数人为之说情,其中如蒋琬本就是诸葛亮亲近,为同为诸葛亮亲近之人的马谡求情也不奇怪,至于向朗那也是出于友情之故。但是为何还有如习凿齿等史学家对此非议呢。在我来看,他们都搞混了一点,便是决策者与参谋的角色关系。决策者与参谋,这两者我觉得无须太多解释,用演义中的说法,那些主公将军就是决策者,那些军师谋士幕僚就是参谋。就好象曹操刘备孙权这样的人物便是决策者,而在刘备死前的诸葛亮,郭嘉贾诩这样的人物便是参谋,当然,也往往有角色变换的时候,比如诸葛亮在刘备生前扮演的是参谋的角色,但是到了刘备死后就是决策者的角色。也有同时期有时为决策者有时为参谋的,比如程昱乃是曹操出名的谋士,但是同时他也往往任为太守,大将,那便是决策者了。再比如那些将领更为明显,当独立带兵时为决策者,而归属于大将时便是参谋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说决策者与参谋的角色是很容易搞混的,而且不停变换,比如有做参谋做的好的去做决策者,如天子近臣幕僚做的好的往往外放为地方官或者将领,这就是决策者的角色,而也有大将战功赫赫或者地方官政绩显赫征其回朝为天子幕僚的,而且即便在天子幕僚的时刻,他们面对天子是参谋,但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又是决策者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一个事件之中,参谋可以有许多,决策者只有一个。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更希望能做决策者,因为这意味着权力,参谋出谋划策再多,不能通过决策变为现实,那也是无用。我记得在看二战某人的回忆录中曾经说到过:美国历史上对那些大战的总司令名字如数家珍,但是对于那些参谋长便没人记得。当然现代的参谋长和我们所说的参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些参谋们更希望成为决策者,因为那意味着权力的滋味,因为有些京官宁愿不在天子脚下做事,也要去做那边疆大吏,原因便是如此。但是,这决策者并不好做,由参谋转型做决策者也难,本来是为别人出谋划策,那一日便可出得那许多好计来,但是到了自己决策,便觉得这计也好,那计也不错,优柔寡断起来,这倒也是罢了,只怕就是选错了计策,那便麻烦了,尤其是战场决策,是影响万千人甚至自家性命的事。所以这参谋做将军,并不是常有成功者。便如那有名的赵括小将军,论其兵法头头是道,想必要做参谋,那肯定是一等一的。但是这做起大将,就是送了四十万赵兵的性命。至于马谡,也是不错的参谋,结果做了统兵大将,就是导致街亭大败。这两者都是参谋做大将失败的典型,其实这参谋和大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好象诸葛亮之才如何?与刘备见面谈的甚好,有鱼水之关系,一等一的参谋。但是在历史上刘备一开始也主要让他做些政务为主,直到入蜀一战才让他带领荆州前来增援,不过那时也没打得什么大战,至多算是能磨练一番罢了。诸葛亮之才尚要磨练,如马谡赵括这样的参谋一上来让他就担负重任,实在是所托非人,但是这一点马谡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便连已经受到刘备提醒的诸葛亮也没有认识到这点。刘备这一生看人甚准,在死前还看了一个马谡,叮嘱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其实诸葛亮虽然看人用人上比之刘备是稍微弱了些,但也不至于到了看不准的地步,之所以如此,还是和刘备与诸葛亮两人之长期扮演的角色有关。刘备年轻时自然也做过别人的部下参谋,但是很多的生涯还是做决策者的身份,但是诸葛亮不同,他投入刘备麾下,处理政务,颇得亲重,但是在重大军务上还只是处于参谋的地位。所以他们两者在选择人才的眼光有所不同,刘备往往能选择出魏延霍峻黄忠这样的将领,诸葛亮则对于那些参谋型人才有所好感,因为从他们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在当刘备叮嘱之后,诸葛亮依然对马谡颇为亲重,这倒也没什么,因为马谡也是个好参谋,但是当他成为一个决策者时就显出了危机。决策者与参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前面我们说过了权力上的,但是还有一点更重要,便是责任上的。所谓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诚如斯言。参谋权力小,只有进言献策的权力,但是在最后失败的承担责任之上,负的责任也要小,尽管也有些参谋会遭到迁怒,但是更多的参谋往往只是不被重视,不再信用而已。决策者不同,他的决策失败就意味着全军失败覆灭甚至付出自己的性命,决策者享有着权力荣耀的同时,也要承担失败之后的责任。没人会因为一个决策者听从参谋的错误进言而批判参谋,而只会嘲笑决策者的愚蠢,因为最终选择了那条愚蠢道理的是决策者。史书上往往会记载失败的决策者,但是很少记载失败的参谋,那些失败的参谋通常都被历史忽略过去,长期以往,大家就着迷于那些算无遗策的谋士,而忘记了真正承担风险的是那些采用计策的决策者们。至于如演义作者那样的文人更是再进一步,把诸葛亮郭嘉那样的谋士极度神话了,就好象刘备离开诸葛亮便什么都做不了,其他演义中谋士的地位也比主公重要的多。我们之前说过,这是文人们希望能做一个君臣相得的理想,希望自己的才能能够被采用,所以文人对那些军师谋士才寄托了众多的感情。甚至到了极至就成了凡是做错的就是决策者的错,做对了就是谋士的功劳的模样,谋士成为了主体。不过事实上参谋们永远成为不了主体,只有决策者才是主体。一面享受着决策者的权力,一面享受着参谋的责任,那只有演义小说中才能出现。马谡是那个参谋时,他就需要承担身为参谋的责任即可,但是当街亭时,他不单就享受着统领大军的权力,也需要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开始时还把自己摆在一个参谋的角色上,试图用试验来证明他的奇策,而当他失败时,他发觉自己不再是那个承担微小责任的参谋而是那个需要为战败负全责的决策者。他惊慌失措,无力统领大军,更加蔓延了街亭的失败。街亭上需要一个能承担责任的决策者,而诸葛亮却选择了一个无法承担责任的参谋,这就是街亭的失败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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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九十四章 重要角色的登场(演义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日擒孟达)在说正题之前,先简单说说本回的内容。曹魏面对蜀汉时,请来了羌兵助阵,说起这羌。在东汉朝廷来说实在是一件头疼的事,东汉对匈奴作战可说是节节胜利,战绩之辉煌比起西汉不虞多让,这也是因为有西汉的基础的缘故。但是东汉对付这羌便是头疼至极,这到并非羌人比匈奴还要厉害,实际上羌人在东汉年间一直没有建立如匈奴一般的强权,而东汉军队对羌人在军事上也往往占据主动。但是关键的问题便在于这些羌人游动不定,降而又叛。这些羌人分散在各处,但是必要时却又会聚集起来对东汉各处进行攻击,等大军来了打败了他们就一哄而散,一时归降,一时又叛变。东汉对这些变幻无常的羌人也没有办法,将他们迁移关中各处意图好好管理,结果适得其反,这些羌人就在关中闹了起来,东汉末年为这些羌人实在伤透了脑筋。其实各代中原的政权面对的往往是这些以游击战方式的边疆民族,这些人往往时而聚集,时而分散,骚扰抢劫多于作战,说他们是战士更不如说他们是土匪马贼更为妥当,偏偏因为大草原的限制中原政权对这些人都没有办法,消灭不太可能,他们一打就逃,而且就算灭了这族,还是有其他族会取代真空。屯田到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费用太高,很不划算,这些不适合耕地的地方要改造起来太花时间人力物力。相比起来造长城这种消极防御到是最经济的办法。(自然,这其实还主要是为了对付骚扰战,万一出现草原强权还是要派大军才行。)这种情况只有自然条件或者技术条件变化的时候才会变化,比如草原突然变成耕地,铁路的出现,其实也就是说只有当机械化来临才能彻底的解决草原的游击战。自然,羌还和匈奴不一样,羌没有建立如匈奴一般的政权,大多数情况下是以部落的形式出现,自然也对中原政权产生不了什么危险。东汉主要是对他头疼,三国时期曹魏和蜀汉虽然都拉拢之,但是并不把他们摆到盟友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羌人的作战实力远逊于两大政权,无论哪方都能轻易制服之;另一方面这些羌人实际上虽然时常骚扰,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往往也为中原政权所驱使,东汉的一些边乱往往是汉羌一起叛乱,而且还往往是汉人做首领,比如三国演义就常说到马超为羌人敬为天神,这历史上应该没这么夸张,但是马超等人能募集到大量羌人为之死战确实是事实。所以在三国时期,这些羌人一时归于蜀汉,一时归于曹魏,摇摆不定,内部也四分五裂,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归属都成为不了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演义中将羌人兵器写得很是厉害,什么铁车兵,飞锤弓弩,这点在写孟获时候也提到过那些蛮兵兵器厉害,有些奇淫巧技。自然他的对手诸葛丞相等人则技术上不如对手,却能用智谋上屡屡胜出了,这不单是三国演义如此,其他的演义小说都有这样的事,什么边人往往奇淫巧技厉害,而我中原则是以智谋取胜。真是天叫可怜,演义作者为了夸大那些边人力量显出这主角本事倒也罢了,却是害苦了那些把演义当真的读者,满清末年一些自以为熟读三国演义的将领见得那些夷人果然奇淫巧技厉害,便真打算以智谋取胜,可惜也不想想,真的奇淫巧技厉害,智谋会差到哪里去呢。其实真实的历史是倒过来才对,依仗奇淫巧技或者说技术的领先屡屡欺负别人的是我等中原政权,而那些边人才是将打不过就逃这些三十六计之上计发扬光大之辈。若是那些边人有这等厉害武器,那也不会被中原政权打得到处跑了。再说这孟达之事,孟达叛魏是曹魏太和元年也就是蜀汉建兴五年十二月的事,被司马懿击败诛杀是曹魏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正月而诸葛亮北伐是同一年春天。所以说孟达叛魏在前,诸葛亮出兵在后。而演义中则倒过来,这是为何?这自然有表示这孟达之事非在诸葛亮意料之中的缘故,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司马懿的出场。三国演义之中,对于那些重要人物,其实只要看他们的出场便可知晓,他们的出场或者说重头戏必然不会太过平淡,而是一个铺垫带着一个铺垫,往往还有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作为龙套亮相助场。而一些相对重要的人物,则虽然会对一些重点事件做一些相当精彩的描写,但是在其出场时则没有那么华丽了。那那些是重要人物呢,就说以下几个吧,诸葛亮,关羽,赵云,姜维,司马懿这些是重要人物,他们的出场或者重要场次的亮相都是有相当的铺垫,尤其是最前面两者,乃是演义之核心,最是要紧。至于吕布刘备曹操张飞甚至周瑜等人,虽然都是一些重要人物,但是实际上他们的重要都是在之后的篇幅中加进描写的缘故,即便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也只能说是豪情但不能说出场华丽,便就是吕布来说,他的出场其实也算可以,一出场就吓退了董卓,但是他的威风一战还是在虎牢关中决定的。而且便就是虎牢关一战,比起关羽的亮相,他的亮相也就逊色许多。我们看关羽那战是如何的,华雄斩俞涉潘凤,无人敢与之交锋,袁绍只有怪责文丑颜良不在,此时关羽杀出,自告奋勇作战,但是却被袁术呵斥,再又曹操劝说,才得以成行,并以热酒壮行,也就是此刻,关羽出场的高潮出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这一结尾:“其酒尚温”道出那关羽无尽之威风,相比起来,之后吕布的出场与三英战吕布虽然精彩,但是一来是三人战之,二来实际上却是双方成就各自威风,倒是逊色许多了。(之前的平话三国战吕布倒是由张飞一人胜之,那确有显示张飞之能的地方,但是日后张飞的戏份大量被删改,这自然不会出现了。)再说那颜良,颜良出场也是威风八面,斩宋宪杀魏续二十合击退徐晃,势不可挡,但是这种威风也就是给关羽斩其首做铺垫而已,他越威风,越显得关羽之能耐。这点在日后的武侠小说中借鉴甚多,只要看到一人很威风八面,但是不是主角,那就知道这只是个给主角显示力量的垫脚石罢了。对于诸葛亮,我们更不用说了,司马徽徐庶的推荐,三顾茅庐,才请出这诸葛亮,这种登场是三国演义中最华丽的登场,在诸葛亮面前,其他人只能做龙套。再说赵云的登场,赵云是三国演义中也相当重视的角色。他的初亮相倒也不错,战文丑,斗袁绍,显示了一少年将军的本色,比起演义中的很多角色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但是比起姜维的登场还是差了些。姜维的登场我们已经在上一章提到过一些,他在史书中的故事已经够离奇了但是这还不够,主动投奔怎么能显示自己的本领。演义中就要先把他放在诸葛亮的对立面,文,他能看出诸葛亮的计策,便等于用已经成名的诸葛亮来为之捧场,武,他能与赵云战到精神倍长,甚得夸奖,也是用了五虎将唯一剩下的一名为之做铺垫,之后败下场来也是因为有诸葛亮如此神人,再加上思母心切的关系。虽然失败,但是已经把这个姜维完全的介绍在我们面前,日后他受到重用以至于接诸葛亮的班就再正常不过了。在现代小说中也常能看到这样的套路,用老一辈英雄的失败来为新一辈英雄铺路,这在那种跨越世代的几部曲是很常用的手法,但是效果并不一定很好,往往会一方面老英雄树立的形象丧失,而新英雄的形象没有建立起来,这一点上还不如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中姜维应当说是一个树立的相当不错的形象,其最大的缺陷倒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的后三国年代不受关注与三国演义中有了一个如此光芒万丈的诸葛亮而已。好了,因为诸葛亮是演义中的第一主角,那为了对照,他的对手也必须有相当的实力才行,总不能让一个不知名的角色就挡住诸葛亮并把他拖死吧。还好,历史上诸葛亮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的对手,司马懿,曹魏重臣,名将,日后夺曹魏大权,被一统三国的晋尊为宣帝,这样的对手确实够分量,但是也要对其做些加工才行。于是演义中司马懿虽然早有出场,但是戏份并不太多,只是与史书中记载差不多而已,但是当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的时候,司马懿也同时猛涨戏份。诸葛亮在筹备北伐时,别人不考虑,就考虑这个司马懿,用谣言将他弄了下来。可怜司马懿在历史上除了在曹操那里早期不得志和晚期被曹爽阴过一下外,在曹丕父子时代都是顺风顺水,八面玲珑,官运亨通,到了演义就要被弄出赋闲。且慢,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饿其之,这演义让司马懿赋闲自然有他的道理,司马懿之前主要乃是出谋划策之人,虽然出过几个不错的计策,但是就让一个谋士对抗现在手握大军的诸葛丞相怎么行,这显然对手分量不足嘛。为此必须要先为司马懿的战场生涯安排一个好地方,好时机才行。而这次战孟达就是最好的地点与时机。这地点自然不用多说,上庸之要地谁都知道,而且历史上本就是司马懿平叛的。但是时机不好,这还没开始北伐,你这司马懿就动手,便就算赢了也显不出重要性啊。虽然要挪到诸葛亮北伐之后,此时诸葛亮节节胜利,威镇天下,曹真节节败退,而就在此时,孟达要叛变,正是大好时机,东西并举,蜀汉大胜利马上就可期待。是的,这是大好时机,但是也是司马懿登场的大好时机,便就是在曹魏上下不安的时候,魏明帝想起司马懿来了,起用!诸葛亮的最大敌人开始登场,而最好的舞台便就在眼前,孟达叛变,本来一般来说起用的话至少要等段时间才可以带兵出征,而且也应该先去洛阳才对,但是演义早就安排好了,司马懿就呆在宛城,而这一起用就得到申仪密告,随之带兵出征孟达,几日便破城。这一上来就破了诸葛亮东西并举之势,好一个亮相,这才不愧为诸葛亮的对手。这还没有完,街亭一战本没有司马懿的事,而是张郃所为,但是这又有何关系,演义将张郃说成是司马懿所推荐的,带在身边,取街亭的也成了司马懿的了,日后对峙诸葛亮就成了司马懿的独家任务,其他人去得必然惨败之。虽然面对诸葛亮,司马懿还是远远不如之,就在下一回便被其空城吓跑,但是如此戏份如此表现已经比张郃曹真这些真正在历史上对抗诸葛亮的将领好得太多太多,就是那些蜀汉一边的除了诸葛亮也远不如之。这做不了主角,做主角的最大敌人,也确实是个好差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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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九十三章 辩与论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本回之中有两件大事,其一者是未来的蜀汉大将军姜维归汉,说起来三国时期对于降将的待遇都是不差,蜀汉投奔到曹魏那的黄权孟达都颇得宠信,但是如蜀汉这般重用的还是少之又少,日后夏侯霸光杆司令逃了过来,不单得封车骑将军的高位,后主还亲自与他拉关系,将费祎暗杀的那位也是从曹魏那边投降过来的。而一个降将能成为日后掌握一朝军权的大将军,并深得朝野上下信任的,则更是凤毛麟角。姜维就做到了,当然,实际上姜维在曹魏本就官职不高,大半事业都是在蜀汉做下的,不过这其中诸葛亮对其的重用信任分不开,虽然不是象演义中那般,但是诸葛亮对姜维确实极其信任,视其为培养对象。不过演义中的姜维那段识破诸葛亮计策与击败赵云则是演义为了显示姜维之能而造出来开的,姜维归汉颇为离奇,本来姜维与天水太守一起出行,走到一半太守听说诸葛亮大军来了,而且诸县都纷起响应,于是担心这身边几人,便自己跑了回去,等到姜维一行(和姜维在一起的也就是演义中提到的那几位梁绪尹赏那几人)发觉太守跑了,跟了过去到了城门那不放他们进去,然后又跑去冀城,也不放他们进去,这一行人走投无路,结果只好跟了诸葛亮,演义在其中加了一些作料,将太守的疑心归咎于诸葛亮的计策,应该说比历史还合理,但是毕竟不是历史。姜维这样做肯定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日后诸葛亮退兵他和母亲妻子都失散了,此时的他没想到的是他日后大半生涯都在为蜀汉做事,成为了蜀汉的大将军。姜维的事先介绍到此,日后他有颇多篇幅,我们还是来说说另一件大事。王朗被诸葛亮骂死。当然,这只是演义而已,诸葛亮在演义中有两大论战,其中第一次是舌战群儒,第二次便是骂死王朗。自然,这两次都是演义虚构的,诸葛亮到得江东没有舌战群儒,更没有骂死王朗。但是演义这虚构也并非完全凭空,因为这两次诸葛亮都有发生过论战。这第一次自然不需说了,诸葛亮虽然没有和江东群儒论战,但是却和孙权论了一次,说服了孙权与刘备同盟对付曹操,这在诸葛亮的传中占了颇多的篇幅。这第二次嘛,也不是没有来由,刘备死后,华歆,王朗,陈群等几位汉室老臣,曹魏显贵写信给诸葛亮,干吗呢,劝降!这几位知道刘备死后刘禅年幼,大权在诸葛亮手中,便写信给诸葛亮,(对于大权在诸葛亮手中这点谁都清楚,国内如此,曹魏孙吴那边有事也就找诸葛亮。)大意便是曹魏这边天命在此,你们就降了吧。诸葛亮一开始不回信,后来看写信的人多了,大有攻心宣传战的意思,便写了一《正议》公开发布,也就是公开信了,这一事可以说便是诸葛亮与王朗论战的雏形,之所以找到了王朗作为这个被骂的人物,一来是王朗正好当年是写信给诸葛亮的一人,另外王朗在诸葛亮北伐那年死了,这时间最近(虽然诸葛亮北伐是春天的事,王朗是十一月才死的)。《正议》其实比演义中为诸葛亮所写的那些话好了许多,想想当年诸葛亮就是靠说服刘备孙权两人才有了日后的功劳,其辩论之力自非一般。说其这论战,这历史可就早了,从人类会用语言表达能力的时候就开始了吧,只是那时应该辩论的是对具体利益的分配,比如今天打到的鹿应该怎么分,我们部落该不该和别的部落交换猎物。等到了社会制度秩序建立起来,人类便不单对具体的利益,而且对总体利益,人类利益,道德,思想,行为规范,制度开始了全方位的辩论。古代西方,最出名的便是希腊罗马的辩论,那些思想家们都有着极其漂亮的辩论能力与语言组织能力,但是最知名与出色的还是那些街头演说家们,用华丽的语言煽动人们,用刻薄的话打击政敌,尤其那些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一个优秀街头演说家便能煽动其可以撼动政权的力量。这点在近代西方革命中有着极好的体现。至于中国社会,地域的辽阔使得街头演说家的影响力有限,但是也不乏杰出的辩论者与演说家,在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时代,诸子百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辩论。哲学,军事,政治,道德,几乎无所不包,各家的代表人物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自己的学说,也在抨击别人的学说。在孟子等这些诸子百家人物的辩论中,辩不是第一位的,而论才是最重要的,辩只是为论服务而已,他们的辩论只是一个目的,宣传自己的学说。在民众中辩论,为的是获得民众的支持,多收信徒,在王者贵族面前辩论,为的是获得上层的支持。在那个时代,各国之中,无论是在王侯的住宅,还是平民的聚集区,甚或农民甚至奴隶的集会上,都可以看到几个士人在激烈的争论着。辩论,终究只是一个软力量而已,只能间接的影响别人,而不是直接作用于人,要想如诸葛亮这般骂死王朗毕竟只是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场面,人类之间还是要靠拳头说话的,诸子不能应付秦国大军,而儒生也只能在秦皇的面前被炕,无论多么的善辩。说到底,辩论只是一个手段,无论是在市集之上与人辩论,还是朝廷之上与人辩论,都只是一个手段,为的是达到一种目的而已。为辩而辩,也只有在练习课与现代那些辩论比赛中才会出现。(辩论辩论,所谓辩者,只是下乘,做的不好便是陷入诡辩术的境地,没有立论基础,再好的辩者也只是一个说客而已。所以说一度流行的辩论比赛根本毫无益处,随便抽取一个论题做正方反方,这使得选手只是单纯的比较辩论技巧,甚至堕落到以抓对手语言上而不是理论上的漏洞,调侃以获取掌声为乐,这样的辩论纵使胜了,又有何用?相比起来,那些魏晋空谈家都比之好得多,至少他们辩论的是自己想论的,而不是机械的抽取论题辩论自己不喜欢甚至不懂的东西。那些大专辩论会与其说是在辩论,不如说其在作秀更好些。)辩论目的其一:说服别人,让别人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辩论的最初目的,所谓语言的魅力,以改变历史,历史上那些说客的名字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说服别人也有一些分别,如从说服的程度上分,或是彻底的说服,让其成为自己的信徒,就好象那些宗教传教者所做的一般,不单从技巧上辩而胜之,而且将思想也全部灌注了进去,获得全身心的胜利。历代那些思想大师便是此中高手,尤其是那些宗教开教之初者,以一己之力获得众多门徒的拥戴支持,进而成就盛举,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即便现在的各大宗教中人,也多有能言善辩者,当年便是靠这起家的嘛。或是普通的说服,论而胜之,让他做到了自己想让其做的事,但是并非全身心的迷信之。与其说是思想上的臣服,不如说以利益分析上的选择,各代说客都是以此为生,诸葛亮能说服孙权,便是利用了对时局利益的分析,而不是思想上对孙权的洗脑。假如前者可说是思想的征服,后者便是利益的驱使。当然,这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胜利者只是点拨而已,提个醒,另一方其实在内心中和胜利者在基础面上有一个共识,或者说,潜意识里有这样一个共识,胜利者只是说出了失败者想说或者还有疑虑的事物而已,让他下了决心而已。也就是说,真理,至少辩论双方认为的真理是一致的,或者说利益是一致的,而且一直存在,胜利者只是早些发现了这点而已。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双方根本在基础面上没有共识,他们认为的真理或者基础利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条件下的辩论目的不是说服。而是宣传。辩论目的其二:宣传。诸葛亮在收到陈群王朗等人的来信,并不回信,可见他知道辩论并不能说服陈群他们来投,就象他们说服不了自己一样。但是为何他依旧还写了《正议》呢?这便是出于宣传的目的。从古至今,自有文字以来,各种势力甚至每个人之间的争斗都会伴随着宣传。而其中多是以辩论的模式。一方提出自己的观点论据,另一方反驳之。尽管双方都知道这些辩论便是胜利了也毫无用处,这些宣传并不可能使敌人不战而降,但是都在做,而且乐此不疲。在其中捏造事实,诽谤,顾左右而言他,各种手段都用上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辩论并不是要达到说服对手的目的,而是为了在第三方之中达成一种宣传而已。当然,这种宣传若是辩论能够胜利,那就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如当年各宗派思想家往往会去其他的宗派思想家的老巢进行辩论,即便知道这根本没有效果,但是却做了,为何?便是因为这有宣传之效果。在敌人本营中做些宣传,拉些人马,树立些名声,何乐而不为,尤其是那些初出茅庐之辈,一生轻松,败之无伤大碍,胜之却可扬名立万,实在是包赚不赔啊。(就好象江湖里那些踢场子一个道理,只是一个用拳头,一个用嘴。不过假如有了偌大基业的名声后,就要小心呵护自己的地盘,自重身份,不能轻易跑去和别人争长短了。)所以这些辩论根本不在乎真理为何,只是强调一点,真理在我们这边,形成一种宣传模式罢了。所以往往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若是能拉来对方几人,少得己方几人过去,便是好事,辩论的胜负则不打紧了,重要的是宣传的胜负。辩与论确实重要,但是并不是重点,三国之中,诸葛亮自擅长辩术不用多说,荀彧,周瑜也非口舌笨拙之人,但是这些人有几人以辩术成名于史。事业是做出来而不是说出来的。当年天主教非无有擅长辩论之人,否则无以成就在欧洲之伟业,但是这一切在机器的轰鸣面前,也只能被科学取而代之。同样,各国也都有宣传机器,但是绝对性的力量还是实力。天下间,被骂死的寥寥无几,被打死的数不胜数,这世界上,手还是比嘴巴管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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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八十五章 艰难时方见英雄本色(演义第八十五回 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命世英才”“英雄之器”“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三句评语,第一句或许有些朋友不太熟悉,至于第二句读过三国志几位主要领袖人物传记的想必应该有些印象,至于第三句,这只要喜欢三国的无论是演义的三国还是历史的三国肯定都知道在说谁了。毕竟,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故事太出名了。既然第三句知道说的是谁,那前两句的评价对象也不用说了,这三句都说的是同一个人,刘备刘玄德,第一句是钟会在发布对蜀汉的檄文中所提及的,而第二句是陈寿在《蜀书先主传》最后对刘备的评价,第三句是曹操对刘备所说的话。评价刘备的自然不止这三句,其他如称刘备雄才,枭雄,雄人,有王霸之略,宽仁等评语有无数,其中不乏如程昱贾诩周瑜陆逊这样的谋臣良将。其众人的立场角度不同,时代不同,看法也都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基本上都肯定了一点,即刘备乃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英雄。说刘备是英雄,大家都可能会想到三国演义中那动不动便哭鼻子,凡事就要依仗诸葛亮,没了诸葛亮就一无是处的刘备,大家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便就是这样的人,也能称之为英雄?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在普及历史上做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也很大程度上歪曲了历史人物的形象。诸葛亮关羽被高高抬起,而刘备则成了其中的一大牺牲品,当然这和当时一般老百姓和士人对君王的理想模式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隋唐等故事中李世民等人也被塑造成如此的形象,而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历史的人便可以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李世民。而三国演义则比隋唐的影响大得多,这使得刘备的演义形象深入人心,一些号称的学术著作也开始将演义的刘备当成真实的刘备,饶有其事的研究起来。错误的资料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将三国演义当做真实历史,无法解释虚构的小说人物,干脆便凭空制造一些古怪的理论,于是乎,领袖什么都不用会,不需要才能,不需要实力,不需要根基,只要会懂得用人,或者只要厚黑,便可以无往而不胜的奇谈怪论便诞生了。可怕的是,却真有人相信这些厚黑至上或者用人至上的话,却不知这些所谓的真理也只有在小说中才会成真,真要想凭借什么厚黑学用人学就想爬上顶峰,还不如渴望天上下金子把你砸死先。其实一切的一切,都脱不了一个字,实力!实力是基础,有了实力,便需要等待机会,没有实力,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这个实力包括许多,其中和成为英雄最相关的两点:地盘,个人能力。地盘,或者可以说是起家的本钱,真的是非常重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英雄也一样,再有才干的英雄,没有地盘就一无是处,一文钱逼死英雄汉,这不是说说而已的。现在的那些商业领袖,说一句话便可以令世界震动,但是一旦剥夺他们的名气财产,一分钱也没有,放到大街上,大喊大叫,那也和常人没什么两样,这从无数破产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是他们的才能失去了,而是没有了实力,才能便没有用了。再回到三国看,吕布也算是个人物,征战上确实很有一手,但是没有了地盘后,尽管依然拥有一群良将和军事力量,依然要到处沦落,曹操,若不是得到了兖州这一基地,便是自己再有才能,手下有荀彧这样的不世能臣,也依然只能看着袁绍席卷天下,曹操比袁绍才能高出多矣,但是在官渡依然被逼得萌生退意,不是别的,实力不济。再说刘备,要是他一直在老家呆下去,那再有才能,也不能在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只有做了平原相,获得徐州,他才一步步被人认可,成为世人所认识的英雄人物。个人能力:没有地盘不行,有了地盘没有个人能力也不行,这些个人能力不是什么厚黑,厚黑只是把别人当傻子,可是往往把别人当傻子的人自己被当成傻子耍,曹操刘备孙权,所有的英雄都不是靠那种所谓的厚黑。当然,也不是什么只需要会用人,当年刘邦评价汉初三杰,确实也没说什么假话,但是一下把用人当成包治百病的良方也太可笑了。实际上用人也是要有能力的,假如什么都不懂,人才对你说的话你听不明白,结果只能是把人才当庸才,庸才当人才,就好象赵孝成王用赵括为将,为什么?就是因为赵孝成王其实不懂军事,才会被赵括这个半内行搞的信之然了,天下没有相面之术,要认识人才,只有自己有才。在那种乱世起家的人更是如此,只有比属下强,才能站在顶峰,否则不单属下忧心,自己也害怕,若是有参与过公司创业的人便可以想想,假如手下比老板强,会有怎么样的结局。曹操刘备都是独立起家的,也长期以来喜欢自己领大军出征,为何?因为他们自身的能力本就比下面的将领高出一截。曹操如此,刘备亦然。这两个条件是英雄的基本,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才能看出这个人是否有成为英雄的潜质,但是也只是潜质而已,多年历史中,具备了以上条件的不少,但是成为英雄的人不多,这还是因为英雄要具备其他的一些东西。魅力,这个词语已经被小资和言情类的小说赋予专门女性身上了,但是加上人格两字应该可以用在男性上了,在我看来,这种极强吸引力是一个领袖一个英雄很需要具备的气质,虽然我个人认为这比前两者稍微逊色,但是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种人格魅力不是小家子气的小恩小惠,也不是无聊的厚黑,而是一个人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艰难时刻也不会变色,依然能吸引住人们的目光。尽管这个理念往往会相反,但是相反的理念却能同样酝酿出英雄来。曹操,刘备,这两个人理念相当的不一致,但是为什么在煮酒时期,曹操说出那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呢?这不是客套,也不可能是试探,作为充满霸气的曹操来说,无须客套,也无须试探,因为他能感觉到这个与自己理念完全不同的刘备是一个英雄。是的,充满霸气,主张严厉法治的曹操是英雄,但是他并不否认一个完全和他不同类型,以仁义为本的刘备是英雄,正如刘备也认为曹操是英雄一样。尽管这两个人是如此的不同。宽厚仁义,这是当时对刘备的评价,在我们现在的人看来,这算不了什么,但是在乱世中能获得这样的评价,尤其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能获得这样的评价,已经显得十分不易,不过在现代这样的物质超越古代的世界,人们对于古代施行仁义的要求已经觉得很单薄了吧,毕竟我们这个时代,有着远超古人的物质水准,没有可怕的劳役,没有严厉的等级制度,也没有残酷的劳役制度,没有严刑峻法在我们生下的那刻就徘徊在我们头上转悠,所以我们体会不到当一个终日劳作的百姓在看到突然出现一个有皇室血统贫寒出身宽厚亲民的人,那时的感觉,我们感觉不到古人对仁义的迫切需要。不过,对于另一点,或许大家会有所感觉,甚至已经或者以后有所体验,便是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在没有经受过失败没有经受过考验的人眼里,这些人或许是傻瓜。刘备便是这样的人,他自起兵起,不断成功,又不断失败,有时甚至落到只身逃跑的地步。“为何不认命呢?”一些人或许会这样喊出来,这很正常,经受过失败的人便会感觉到失败的痛苦,成果丧失,亲人离散,最可怕的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放弃确实是一个选择,选择这个也是正常,并不丢脸。何况又有多少人在失败时还能收拢住部下对自己的怀疑,离散的心。人,总是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弱点,谁都渴望胜利,讨厌失败,所以对于那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英雄人往往崇拜甚至代入。但是那些英雄又有多少?我们又可知那些英雄胜利的背后,经历了多少的失败,就拿好象一帆风顺的曹操来说,初起兵时,连续战败,假若他那时放弃,怎么能成就霸业。在曹操成功的那刻,还有几人记得当年他惨败的情形。同样的,刘备也是如此,失败很正常,失败后放弃也很正常,但是失败后不放弃,还能收拢人心,再度搏杀,那才是英雄气质。英雄,需要拥有一个正常面对失败的心。道德或许会变化,但是意志的坚强是人,或者说英雄们需要的。艰难时方见英雄本色附一章:刘备与诸葛亮刘备遗嘱之问。曹刘两个理念不同的英雄在三国的对立,实在是三国的亮点,在曹操死后刘备的死去,标志着属于他们两个英雄的时代已经落幕,他们迎来的是一个后曹刘时代,在这个时代,代替着刘备的理念的是诸葛亮,从这个程度来说,演义实际上是将刘备和诸葛亮混在一起塑造成一个人物了。刘备在死前的托孤,被一些人称之为他设局束缚诸葛亮,其实此话一想便不成立,刘备这样的人物,何须要做出这样的举动,假如是他不死,这话还会束缚诸葛亮,当然他不死,何须要用话来束缚诸葛亮。此时他临死在即,难道还能凭借一句话就收揽住日后诸葛亮的心不成。要是诸葛亮真想夺取天下,刘备说的这话不单不会成为什么束缚,反而成了诸葛亮夺位的证据,都要夺位了,还会在乎死去的人一句话,真是可笑至极。就好象日后魏明帝托孤司马懿,司马懿不照样夺曹家天下。刘备这样说其实并不是设局,而是:一来,这样的话有过前例,并不是什么希奇的事,孙策对张昭就说过类似的话,而此时的蜀汉和孙策死时的江东形势确实挺象,继承人年幼,外敌强大,而且孙权还有孙策对之的勉励,称其能举贤任能呢,刘禅可有刘备对之如此评语?假如平时的话,刘禅才能就无所谓了,但是危急时刻,还是诸葛亮的才能更为放心。二来,诸葛亮和刘备多年君臣,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继承关系,便是诸葛亮继承了刘备的理念。刘备其他一些的遗嘱:如著名的“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其实这句话可以说最代表刘备一生在仁义方面的理念。)就是通过诸葛亮文集流传下来的。而刘备的仁义理念,复兴汉室的思想实际上在诸葛亮的身上体现的最为完整,(当然,诸葛亮还是保留了一些和刘备不同的施政想法)在其他重臣都死去的情况下,刘备不断的将诸葛亮的职位加重,可以说,刘备是把诸葛亮当成自己的政治接班人,对其十分信任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刘备才会说出那样的话,这包括让几子事丞相如父,更象一种授权方式,和孙策对张昭的话一样,是在世局危机的时刻,对托孤老人的尊重和授权,以防继承人太过年轻而莽撞误事,毕竟此时的蜀汉经受不起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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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九十二章 子午谷 决策角色 奇兵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本章一开始就引出了一大话题,便是魏延提出的兵出子午谷计划,此非演义杜撰,史书上确有记载:三国志中记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而《魏略》更是记载了子午谷计划。“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演义中便是以此为蓝本。子午谷计划长期以来便是争论不休,其中,子午谷计划的可行性是一大焦点,有从数据,地理,才干,等等方面来论证的。对这些论证,这里并不一一介绍,其实在我看来,子午谷计划的可行性并不是十分重要。当然,首先要说明的,我认为不重要倒不是因为子午谷计划完全不可行,魏延提出这计划虽有夸大自身贬低敌军的问题,但是也未必不能成事,当年韩信偷渡陈仓,背水一战,在当时人看来何尝不是完全的不可行,但是都成功了,魏延说不定也能一举成功破得长安。即使反对此计划的诸葛亮也没说此计荒谬,只是说太过危险,但是行军打仗都是行险之事。当然,我更没有认为子午谷计划完美无暇,出奇兵往往便意味着风险,子午谷本是险道,便是出得也要面对敌军大众,若有一点闪失,难保有覆灭的危险,就好象日后邓艾偷渡阴平,其实也是险到了极点,几次三番有覆灭的危险,邓艾的成功,可说是运气实在太好,但是魏延是否有这么好的运气,就不可得知。其实在我看来,子午谷计划是个不完全计划,便是说,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他这个计划不是完全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方失误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这是一种不可复制计划,而且因为没有成行,我们更不知他到底会是成功而是失败了。何况,最关键的一点,这个计划的可行与否并不是取决于魏延,而是取决于诸葛亮。魏延的计划中,夺取长安只是第一步,魏延面对的长安并不是邓艾面对的成都,邓艾破了成都,蜀汉就灭亡了,钟会只是来接收胜利果实而已。魏延破了长安,则要面对曹魏的反攻大军,要求诸葛亮快速赶来与魏延会师,否则以魏延之兵力,长安绝对是守不住的。这里的计划关键还是在于诸葛亮的大军是否能及时赶到,这个计划并不是魏延一军而已,而是关系整个蜀汉北伐军的整体计划。这自然不得不要求全盘考虑之。魏延提出子午谷计划,作为一个随军将领,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诸葛亮不同意子午谷计划,也有他的道理,其实双方都是正确的,只是立场不同。作为魏延来说,他是当时诸葛亮之下第一重将,常年在汉中与敌军对峙,又常欲独立带军,提出这个子午谷计划在情理之中。但是,作为诸葛亮来说,他要通盘考虑大局,魏延确实乃一良将,但是兵出险招,难保没有问题,魏延乃当时蜀汉大将,名声极重,一旦有所闪失,对蜀汉来说可谓是大败,何况蜀汉兵力毕竟有限,分兵与魏延出子午谷肯定也少不得大量兵士,诸葛亮所部力量便弱了许多,能否对付那些魏军也是未知之事。便是对付得了魏军,正如前面所言,能否及时赶到与魏延会师也是难知之事。诸葛亮有一大特点,便是谨慎至极,他不同意魏延计划乃是再正常不过。其实,也就是立场不同,便是魏延站在诸葛亮的立场之上,有一将自告奋勇行那子午谷计划,魏延会答应吗?他便是相信自己能成事,但是也会疑虑那一将是否能成功,(若是魏延亲身犯险,魏延自然对自己的能力相信无疑,则大军该何人带领呢?)尤其是这个成功与否决定了整个大军的走向,那时的魏延也必然会如诸葛亮一般谨慎。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知其位的滋味。当年诸葛亮辅佐刘备时,也提出过许多冒险的计划,但是一旦自己掌权,便谨慎无比,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越是谨小慎微。魏延和诸葛亮的冲突其实都没有错,只能说是一种自己扮演的角色冲突。说到这里,我们再说说奇兵,子午谷计划便是典型的出奇兵制胜,奇兵因为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便被尊为成功的不二法门。但是也需要注意到,奇兵往往也就意味着风险大,我们现在看到许多成功的奇兵事例,但是那是因为失败的没有列入史册而已,实际上奇兵大都以失败居多,正常情况下,一般的战斗都是以所谓的正兵也就是传统战术比拼实力,奇兵只是辅佐而已,而且奇兵也是要许多条件的。奇兵其一者:被迫而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危在旦夕,故不得以而用之,这种奇兵都是被逼出来的,就好象曹操初起兵时往往出奇兵制胜,但是并不是他喜欢出,而都是被逼的,就好象官渡偷袭乌巢,那也是因为被逼得没办法了才硬上的,日后曹操出征也都是正正规规和人比拼,没有玩这种险招的,也是,我现在家大业大,又没人把刀架我脖子上,干吗要冒险呢,韩信当年背水一战也是因为当时实在没兵了。奇兵其二者:需有兵可用,你说你想出奇兵,那一定要能调动得了那些兵才行,不管有几个兵,若是你调动不了,那也别想出什么奇兵了,韩信能出奇兵那就是因为有兵权,虽然兵是差了些,但是总有,后来邓艾能出阴平也是因为他实际上也是独立带兵的,他没和钟会合兵,独立带军,否则能不能出阴平也是问题,至于魏延就不行了,受到了诸葛亮的节制,兵权有限,没有命令是出不得奇兵的。奇兵其三者:实力对比强者可出之。又要说到实力了,大家或许很奇怪,不是奇兵都是弱者所用吗?为什么变成这样了。确实,弱者要出奇制胜,因为他们实力弱,不出奇难以扭转,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实力弱所以也没办法出奇,因为经不起打击,一旦失败则血本无归,但是强者不同,因为实力强,所以可以在正兵之外还分奇兵骚扰之,成功最好,不成功也对整体影响不大。就好象蜀汉对曹魏,魏延的子午谷计划即便成功,对曹魏也不是灭顶之灾,还有大量地盘可供回旋。但是邓艾偷袭成功,则蜀汉覆灭。魏延子午谷计划失败,身为蜀汉大将的魏延身亡,近万将士战没,对于北伐大军则元气大伤,但是即便邓艾所部全没,曹魏还有钟会在后,钟会之后还有司马昭亲领大军随后。(当然,还是因为邓艾自己统领所部的关系,但是也是因为当时曹魏实力足够强盛,诸葛亮就没有那么多的实力可以留出大军给魏延,这一点到了姜维那时也是一样,姜维当初也和魏延一样觉得给自己的兵少,但是得掌大权也分不出兵给手下部将,就是因为实力不足。)所以说对于弱国来说,出奇制胜是一种办法,如子午谷,但是这种办法伤敌也伤己,赌博性很大,做的不好便是亡国之途,不是万不得已不会用,而另一种办法便是如诸葛亮这样以正兵出击,在局部形成优势,指望对手犯错误了。这两种办法不能说好坏,都是要看运气与对方的反应而定,后者相对稳妥一些,诸葛亮选择了后者,是因为他的地位,也是因为他的谨慎,也是因为国家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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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九十一章 曹魏三代的寿命与曹魏被篡(演义第九十一回 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演义到了九十一回,这已经过了四分之三的篇章,终于说到了重头戏,诸葛武侯的最后一场华丽篇章——北伐了,这个北伐专指诸葛亮的北伐,虽然之后姜维等人都干过,但是在演义中,五丈原武侯这个演义第一大主角归天后,之后的章节就显得淡而无味了,相信不少看演义的读者往往在这之后便对后面几回只是随便翻翻,匆匆而过吧,这便是小说人物的魅力,当书中的人物被授予了生命力,便有了自己的性格与吸引力,便是作者也无法操纵,一些大师在读者的压力下甚至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本意做出让主角复活的事来挽留作者,当然,罗贯中先生倒也没做到那么离谱,只是,他将自己心中的第一主角布置了相当华丽的落幕大戏。自然,常用的改编历史手法是肯定要用的,所以司马懿自始至终便与诸葛亮对抗到底了,而且还出现几次靠着天命才能逃脱诸葛亮,相比之下,孟达被灭莫名其妙的被挪到了诸葛亮北伐之后到也是小事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孟达便被司马懿平叛。)当然,其中也有不少的真实历史在其中,三分虚,七分实嘛,本章也没准备研究历史与演义的区别所在,大家大致了解之后十四章的演义手法便可。一直以来,对诸葛亮的北伐就有很大的意见,颇有人认为北伐劳命伤财,毫无益处。以我来看,这未免太过偏颇了,蜀汉国小,正因为如此,才不得不主动出击,否则随着时间的流逝,占得中原精华之地的曹魏一旦恢复过来,与蜀汉的差距便会不断的拉大,蜀汉之守,惟在山险而已,可天下岂有不破之险,若是当年秦国依仗着函谷关天险不向东征六国,那到头来也只是覆灭之途,曹刘孙三家哪一个是天生便有偌大基业的,还不是博来的。所以蜀汉之北伐是必然的,何况诸葛亮的北伐也不是无的放失,都是选了时机的。比如这第一次北伐便是在自己内部整顿完毕,而曹魏那边却有了大变动,曹丕身死,明帝上台,蜀汉多年无有大动,曹魏已经忘记了有蜀汉这个对手,便如魏略中记载的:“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魏略说的有些夸张,但是当时曹魏将主要精力放在孙吴那边确实是事实,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时机很好,但是结局却不理想,而其中的诸多故事我们在日后几章都会谈到,上面几段是对北伐的一些简单介绍,之后的数章会对子午谷街亭等著名事件做一分析,但是在本章,我却是要说的是这个统治者寿命对政府稳定性的影响。就从夏侯楙说起吧,演义中说他请战,曹叡便任命他为大都督,德高望重的司徒王朗劝阻,却被夏侯楙骂得不敢言。其实这演义中的夏侯楙有些和历史上的夏侯楙有些不符,虽然都有不善武略的评价,但是演义中说夏侯楙是夏侯渊之子过继给夏侯惇,但是史书中并无其记载,而且演义中夏侯楙字子休,在史书中字子林,若不是诸葛亮北伐确实他在都督关中,都不知说的是不是同一人,而且在诸葛亮北伐后,曹叡西征,很快便将夏侯楙召回了,根本不可能带兵抵抗诸葛亮,被擒又放回了。因此,夏侯楙骂得王朗不敢言的事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不表明没有新贵,或者说新贵的威风不大了。实际上曹丕上台后,已经提拔了一大群新贵而起,比如夏侯尚,曹丕上台后便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若不是之后因为爱妾被曹丕所杀,夏侯尚忧郁而死,夏侯尚的地位还会提升,(以夏侯尚的宠信来说,他真要活到曹叡那时候,骂王郎的资格是有的,但是以他的水准是不会去骂的了。)夏侯尚妻子是曹操的女儿,因为夏侯尚爱妾失宠,曹丕参与家务事把夏侯尚爱妾杀了,夏侯尚一方面因为爱妾之死,另一方面也是对曹丕如此之做觉得曹丕的信任大打折扣,心情郁闷而病,其实夏侯楙也有这样的情况,那次是曹家小姐干脆就把夏侯楙告了,曹叡更狠,差点要杀了他,之后被劝阻,夏侯家与曹家通婚,这固然是一种恩宠的表现,但是效果却不好,曹家小姐太厉害了,(说起来献帝的皇后也是曹家女……)而夏侯家几位又多是好色的主,曹家几个当家人又护短,实在害了夏侯家那几位。还是说到正题,除了夏侯尚之外,曹丕当年的班底如吴质很快就任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便是连宗亲曹真也不放在他的眼里,还有司马懿,虽在曹操后期已经锋芒初现,但是真正得到提拔还是在曹丕时期。(吴质,陈群,司马懿,朱铄被称为曹丕的“太子四友”,其中两人后来辅政,不过这四人也不是铁板一块,吴质便在嘲弄曹真的那次连带嘲弄了朱铄,(此时在《质别传》中,说得是吴质入京,皇帝下诏各位高官在吴质家宴会,吴质召优人说肥瘦,嘲弄肥人曹真与瘦子朱铄,引得两人大怒,曹真说要斩之,却被吴质反骂了一通,大意是曹真是刀板上肉,自己想怎么弄之都行,而曹真也真的毫无办法,而朱铄被训斥之下,也只能拔剑斩地而已,其中还有曹洪与王忠的发言,也不知那个王忠是不是当年被刘备打回家的那位,吴质和各位官僚关系不佳,也是他日后不得辅政的原因。)还进言魏明帝陈群不及司马懿,不过其中司马懿到是四面讨好,朝中有人说话,难怪日后能得遇高位,)与之相对的是,曹操的老班底要不退休,要不明升暗降,实权的位置都到了新一代手中,这乃也是正常之事,曹操的那些老人也大都已经老迈,指望他们发光发热也是不现实之事,曹丕做了太子也有些年头了,曹操也开始为曹丕培养下一代了。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确实也没说错,就以曹操曹丕来说,曹操执政自年轻到老,他所提拔上来的大都与之差不多年纪,到了曹操年迈之时,其提拔上来的部属也差不多老迈,到了曹丕继位,自然要用自己的一班人马了,如此形成良好的新陈代谢。自然,这只是理想状况,实际上,往往出现的却是老一辈的尚是壮年,这主要是指那些年纪轻轻便登上高位资历深之人,或者是老一辈老当益壮,更多的是一些新人背后往往有老人支持,有如此之老人在上,新君便如芒刺在背,这些老人大都资历深,功绩高,手下亲信关联众多,新君无法掌控,虽然都说什么皇权至上,但是翻开史书,古代之中皇帝因众臣进谏收回成命的记载远多于皇帝一意孤行力排众议的,毕竟皇帝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便是布衣一怒也能使之血溅三尺的普通人而已,便是面对同辈尚要思虑,而在面对那些本是自己长辈的人,一夜之间就要皇帝显出什么君威,那实在是不可能的。但是总归又要面对,一般来说,最常用的便是将老人升到名位重但无实权的高位,而起用新人控制自己的班底,就如古代官职,为何原本在前代乃是实权之官职日后却变为虚职,如三公之位,而一些原本低贱之位如尚书令却能掌控大权,便是新君面对压力后的逐渐转移权力与建立班底的缘故。这一过程漫长至极,其中不乏充满着血腥与反复,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技巧,甚至动用暴力,每一次新陈代谢都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心血。为什么各代皇朝初期做事大都能政令通行,但是到了几代之后便上令不得下通,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便是这个缘故,想想各代皇帝便是要清理上代的班底建立自己的班底便要无数岁月,甚至还有那些三朝元老的,更是麻烦至极,有几个皇帝能做得了这样的工程,便是做了也只怕已经乏了,不如回宫享受去呢。这还罢了,至少每代都在承接,最怕的便是上代还没做完,留下了一堆事给下一代。就拿曹魏来说,曹操传给曹丕实在是个好摊子,老将老臣大都和他一起走了,没走的也大都老迈,但是还留了些精干的新生代,而且因为曹丕早就确立了世子地位,曹丕也开始任事,所以这些新生代在曹丕手中完全可以控制得住。上台之后只需要处理那几位兄弟,提拔几人便可,大体可以保证政权的稳定性。但是等他一死,曹叡继位就有了麻烦,曹叡因为他的目前的关系,一直没立为太子,直到自己病重才行,既然没太子名分,自然不能象当年的曹丕一样出来历练,与百官交接,培植自己的班底,等到上台的时候按世语的说法,连和朝士都没见过。曹丕担心小孩子年轻没经验,所以找了四个人曹休曹真陈群司马懿作为辅政大臣,曹叡日后对这些辅政大臣也挺敬重,但是即便如此,他依然还是要建立自己的班底,要大家举荐,又提拔了刘放孙资毋丘俭等人。应该说,曹叡是相当有能力的皇帝,比之其父亲曹丕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在曹丕死前不久才为太子,没有太过的政事经验,但是在处理政事上往往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解决内外的危机,但是仓促继位的后果便是他虽然天资聪慧,但是终不老练,面对前代留下的摊子一来并不熟悉,二来面对蜀汉东吴给予的外部,也无心无力做一次大清盘,只能一步步培养自己的势力,而等到熟悉朝野,外部压力也渐渐减轻后,他也快接近了生命的终点。曹丕死时为四十岁,可以说已经十分年轻了,而曹叡死时只有三十六岁,曹魏两代皇帝如此短命,对于曹魏政权的稳定性打击是巨大的,曹丕继曹操之位到死有六年,但是之前参与政务已经多年,而曹叡在位十三年,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统治时间都不算短。但是,考虑到他们是建国初期的皇帝,便有些麻烦了。在上文中已经提到,正常的新陈代谢应该是每一代皇帝有自己的一代臣子,而随着自己的死亡,下一代皇帝便拥有自己的一代,这是理想状态,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前任皇帝往往通过刻意的培养太子参政,甚或打压老臣来做到这点,这其中交替,在前三代颇为要紧,只要前三代经历了正常的世代转换,形成了惯性,之后几代便是官僚集团作大,皇朝的位置基本也算稳定下来了,因为对皇朝挑战的不是那些管理或者技术官僚,而是开国功勋阶层,这些开国功勋阶层拥有与开国皇帝一般的资历,虽然能力或有不如,但是在老人死去之后的官僚年代,也是远远超越之的,何况还不乏参政的野心,而此时的皇朝根基不稳,最能支持皇朝官僚集团或还没培育成功,或者蛇鼠两端,这使得前三代的统治最为要求。而前三代的稳定又需要一个条件,便是其中至少一代皇帝有着相当数量的统治年数,一方面是应对变乱,另一方面。也是可以保证大部分老臣死在自己的前头,(当然,也不乏刻意做到这点的,比如朱元璋,或者打压老臣,让自己的继承人提拔的,比如李世民。)也可以保证自己的继承人可以顺利建立自己的班底而不至于受到之前的老臣的影响,此外,还要刻意给下一些年轻的精英给继承人培养,作为日后的栋梁之臣。只要前三代的班底能顺利渡过危险期,则皇朝便可以相对稳定,至少不会受到内部势力的影响。曹操交给曹丕是个好摊子,有着足够的空间让曹丕建立自己的班底,但是曹丕死的太早,可悲的是,实际上他却建立了一个相当成熟的班底,而且他根本就没给曹叡熟悉政务的时间,等到曹叡上台,发觉自己面对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班底,自己能插手的只怕只有爷爷曹操留下的那些人,可是他们的位置已经大都是功勋之位,换与不换没什么区别。而父亲曹丕留下的那些人,却大都年富力强占着实权,(就拿司马懿来说,曹叡继位的时候正是当打之年。)而更为悲哀的是,仓促上台的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班底,便是建立起来,也远不及这些老臣,因为三国战乱并没有结束,他依旧不得不依赖着这些人,尽管这些人功勋卓著,有着勃勃野心,资历与野心使得他们对新兴的皇朝影响最大,他也不得不依赖之。当然,这并不代表曹魏就一定会被篡夺权力,只要曹叡能再活长一些,也不用太长,比曹丕留下的那些老臣命长一些便可以了,以曹叡与他们的年纪比较起来,这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任务,但是却失败了,曹叡只活了三十六岁,当然,也有其他的办法,比如曹叡早日生下太子,有个成年的太子,熟悉政务一些,也可以度过危险期,但是曹叡一直无子,收养的曹芳即位时只有七岁,也是和他父亲一样,临死前立为太子,更别提培养熟悉政务了。此时的曹叡还指望司马懿能象诸葛亮对待刘禅一样对待之。(或者?司马懿当时也六十的人了,曹叡想等曹芳长大,这老头正好死了,留位置出来?所以刻意不留个年富力强的给曹芳惹麻烦?也是,谁能想到司马懿身体这么好,还利用年纪问题糊弄曹爽。)但是诸葛亮终究只有一个。何况,不客气的说,这三代下来,便是没有司马懿,也会有其他人来篡夺了曹家的位置,司马懿只是正好成为这个人罢了。其实假如蜀汉刘禅也是很短命的话,蜀汉内部也会乱得不可开交,东吴在孙权死前孙权再折腾政局还能保持稳定,但是在孙权死后变动无常,其实这是比曹魏更好的例子。魏被晋所代,很大程度亏在自己那几代皇帝的寿命之上啊。各位中秋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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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九十章 以夷治夷——诸葛亮的成本核算(演义第九十回 驱巨兽六破蛮兵 烧藤甲七擒孟获)诸葛亮南征用兵在史书上记载不详细,对孟获七擒七纵之事更是如此,不过在演义里这种不详却使得作者有了极大限度的发挥,作者在演义中用四章篇幅给了我们一个幻想的南蛮世界,因为没有限制,又是中原文化较少涉足的南蛮地区,这使得作者可以将各种神秘色彩都添加其上。尽管这其中的内容是多么的荒诞也无所谓,因为这是南蛮啊,对中原人来说,是个神秘的地区。大家或许听过画鬼比画狗猫容易的故事,画鬼比画狗猫容易就是因为鬼大家都没见过,怎么画都可以,而狗猫大家都见过,画的不象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南蛮也是一样,中原再怎么大,大家也都是知道了,写得夸张了别人不信,但是南蛮之类的偏远地方都不一样了,没几人去过,那就可以发挥想象力,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了。可以写的和地狱一般,但是也可以写的和世外桃源一样,而实际上呢,其实那里和这里没什么两样,但是这可千万写不得,读者是要梦想的,若你告诉那海外没有仙山,那就没什么盼头了。外来的和尚不管会不会念经,总是好的。话头好象扯的远了些,我们还是继续说那孟获,诸葛亮在南征胜利后对于南蛮并没有派遣官员管理,而是继续由当地大族演义中代表便是孟获来管理南蛮,对此颇有人不理解,对此《汉晋春秋》中记载了诸葛亮对此的解释。 “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诸葛亮的解释假如从我们现代角度来解释,其实也很简单:控制这里的成本太高了,还不如建立傀儡政权花费的少,也就是以夷制夷或者说以夷治夷。为什么要以夷治夷,这便涉及统治方式,统治成本,当地环境诸多情况的要素,真要写可以写下一本书来,自然这里不可能有这样的篇幅,而且描述这种情况的著作很多,大家可以留心关注,我们这里就简单说几句。扩张或者殖民,在部分小说家的笔下总是十分的简单,仿佛只需要战胜然后留兵贴出安民榜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从扩张来说,占领人烟稀少的地区是最方便的,只需要驱散当年原住民与大规模的移民即可。自然,在人类出现文明后,这样人烟稀少的地区往往是与环境恶劣挂起钩的,但是考虑到只需要付出驱散少数原住民和移民成本。(这种移民成本还往往以流放的形式付出。)那这种殖民成本可以说相当便宜的。这一点上,西方殖民者对新大陆的殖民便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而对于人类聚居地的地区来说,扩张殖民就遇到了难点,而这种难度和当地人口数量与文明程度成正比关系,要想彻底征服这样的地区,则往往自身要具备远远超过当地文明的能力,比如能迁移而去的人口要大大的超出原住民数量,而且文明程度具备压倒性优势。即便如此,在殖民过程中也要付出相当可怕的代价,无论是人力还是金钱上的。西方在近代的殖民应该是相当成功的事例,但是在殖民过程中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新大陆尤其是北美相当的成功,但是在文明相对进步与人口相对稠密的亚洲地区则效果不算很好,这便是考虑到付出成本的关系。殖民者愿意付出的成本与回报之比有着相当大的关系。这其中,而殖民地带给的收益与殖民者的态度还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前者来说,一个典型例子,格陵兰岛,这个岛大啊,二百万平方公里,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口就几万,而且还是由丹麦这样的弱势国家控制。但是这么多年的殖民战争,也没几个大国想把这二百万平方公里划到自己的版图里去,为什么呢?不是那些大国好心,而是这格陵兰岛终年积雪,比起这西伯利亚可以算得上适宜人类居住的天堂了。这样的地区,至少暂时还是不会有人把他当肉的,当然,以后就不知道了。那种资源匮乏,地理环境不好,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移民成本太大,而收益太小了。是没人会去打主意的,更别提去争抢了。后者来说,我们拿北美做例子,北美印地安人现在数量少的可怜,当年可不是这样,北美印地安人数量的减少还是因为西方殖民者的缘故,而其中,新兴的美国比其英法等国,对印地安人发动的战争要热中得多。这自然不是因为英法这些欧洲老牌帝国比美国这个新兴土包子对印地安人有怜悯心的关系,而是因为英国法国对北美的态度和美国对北美的态度不一样,英法政府的关注焦点还是在欧洲本土,北美殖民地只是一个帝国收益的一部分而已,和印度东南亚这样的地区没有两样,他们要考虑的只是在自己的控制区谁负责的成本少,收益高。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假如北美由印地安组成政府英法也不在乎,只要印地安政府能听从他们的指令,给英法带来足够的收益。而美国不同,他们这些殖民者把北美当作了自己的土地,他们的家园,所以他们愿意付出比英法多得多的成本来驱逐印地安人,而且愿意付出的成本随着淘金热西进运动而变得越来越大。但是这种成本,还是比征服一个人数众多的文明并将其同化的成本小得多。我们基本上从上面了解了对领土或者说殖民地如何控制的几大要素:付出成本,(其中与目标地区的文明程度,人口和自然环境有着极大关系)获得收益,(与目标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和居住环境有着很大关系)对目标地的态度。实际上,当殖民者在计算成本与收益时,他们往往没有选择彻底征服或殖民,而是选择了最经济的控制方式——以夷治夷。回到三国时代,我们来看看诸葛亮对南中地区的成本收益核算。南中地区与中原地区不一样,在当时的物质水平下,南中属于未开放地区,也就是不适合中原农耕文明发展的地区,虽然有部分物质可以输入,但是总体上来说,收益不大,尤其在南中时常叛乱的情况下,对其的镇压开支还要高于收益。而放弃也不是一个好主意,且不说失去了南中的收入,还有可能被利用作为攻击自己的基地,这样不单原本的收益得不到,还要花费相当的成本来防御南中。要想解决这点,有三种办法:第一种,彻底移民,将其完全改造成适合中原农耕文明要求的地区,但是这需要的人力物力太大,其间还要考虑到镇压当地势力与军队的开支,这种成本实在是太大了,时间也长,别说蜀汉,便是整个中原文明也不一定可以在短期内做到。这种办法往往要求留兵在南中镇压,留官在南中统治,一步步前进,就好象东吴对江南所做的。说到这里,再说一下当时的东吴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其实当时的江南还远不如后来那般被开发出来,虽然比南中这种地区好,但是比起中原地带又远远不如了,江南的山地还是相当的众多,而且也存在着山越一族的威胁。这还是建立在对江南已经开发多年,汉民族已经在数量上取得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正是有这样的条件,东吴在江南才能采取与蜀汉对南中不同的政策。)即便如此,也要等到包括东吴这一次在类的几次北方流民南下,对江南进行之前没有的大规模开发,才使得江南以及更南方的地区成为了中原文明的控制地。假如北方局势一直很稳定,那对南方的移民开发虽然会继续进行,但是移民成本和开发成本会持续居高不下,移民者对移民地区态度也不会如流民那般,南方开发的脚步会慢得很多。比南中条件好得多的江南尚且需要漫长的时间,南中更不用说了,蜀汉政权没有人力物力也没有时间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放弃南中呢?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了,南中带来的收益没了,这尚且还是小事,以退出以防止付出过大的成本这种事乃也常见,便是南方地区各代都有退兵之例,但是这退出的弊端也不小,南中很可能便为他国进犯之基地,那时依旧要备兵防御,若是蜀汉家大业大,也不足为虑,可是如今蜀汉只有川中汉中两地,如此一来,南中的分量便颇为重要了,最关键的是,是否能控制南中,成了在刘备死后蜀汉政权稳定与否的风向标。所以南中放弃不得。所以就剩下第三种选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夷治夷,或者说以夷制夷。任命一个傀儡政权,由本地人来控制,而自己在背后遥控之,自身并不出面,只是通过傀儡政权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由于不是自己直接控制,而是通过当地政权,则不需要派兵驻守,这样的成本相当低廉,而且通过傀儡政权索要物质比直接派兵征收也要经济得多,即便本地人产生愤恨情绪,首当其冲的也是傀儡政权,而付出的成本则是保持对当地的强势,这种强势还可以以培养本地亲宗主国势力,直接在当地雇兵,限制当地经济军事规模的非军事模式做到。一旦局面严重才需要派兵直接介入,而这其中还可以得到傀儡政权的协助,这种统治方式比较直接控制成本低廉得多。当然,弊端也有,就是无论怎么做,傀儡政权还是当地人控制的,再亲近宗主国势力,也不能达到彻底移民或者同化的地步,也就是不能彻底的成为帝国的领土,一旦自身势力削弱或者有更强大的势力介入,当地政权便不受控制。这种模式其实并不限于文明民族所用,游牧民族也常常采用这种方式,如匈奴对西域,甚至匈奴内部都是采取这种非直接控制的办法,需要时征兵征粮,不从则发兵讨伐其中之一,威慑四方。当然,这一套中原也早就玩过了,春秋诸侯争霸时就往往采取这种办法,等到汉朝对付匈奴时,对西域控制也是得心应手,当然,这建立在汉朝势力强于匈奴的基础之上,至于西方利用仆从国的历史也不比我们短。这种以夷治夷的战略不需要文明,更非我们独有,只要有点实力便会去做,这完全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我们说以夷制夷,但是别人也随时可以改为以华制华,这无关智商,只与实力有关,不考虑自己的实力,一心靠什么以夷制夷的妙计玩弄别人,其结果往往会被别人玩弄,满清末年就是最好的例子。话再扯回来,其实以夷治夷这招往往是在两种状况之下,一种是当地的环境太恶劣了,从古代中国的角度来说,就是根本不适合农耕文化发展的地方,这还不单是说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可以改造,好象南方好些地区,那是穷山恶水啊,就说我老家,还在杭嘉湖平原的边缘上,就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了,再过去些的浙南或者江西等地区,那一分田都保不住,但是我们的先人就是硬生生的开拓了出来,山沟沟里也能找到人,文明对于土地的需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适合农耕文化发展的主要是指不单地理环境恶劣,还四面受敌,草原或者丛林上的民族威胁很大,实在难以发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农耕文明依旧一步步顽强的前进着。只是限于距离与成本的因素而不得不对远方采取以夷治夷的办法而已。另一种则是实力有限的缘故,这往往是在战乱或者各大势力交错的情况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者对成本收益十分的敏感,所以更倾向于满足一种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统治方式,诸葛亮选择对南中的控制便是因为这个缘故,有时这种统治方式不单在边远地区,在中原本土也存在着,就好象那些土皇帝们,不过,这些情况在实力恢复之后,往往会改变。所以说,在当时的状况之下,诸葛亮选择了最经济最节省成本的办法,但是这只是一种暂时性政策,是短期性的,对于中原文明来说,移民与同化边缘地区是长期性的政策,而长期性政策往往是很难用经济成本来衡量的。.....仔细一看标题,原来都九十章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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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八十九章 汉化的秘密(演义第八十九回 武乡侯四番用计 南蛮王五次遭擒)在本回演义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孟节,孟获的哥哥,与蛮王孟获不同,孟节显得文质彬彬,更象一个儒家文士,所以诸葛亮在得知孟节的身份后大吃一惊,随后便感叹盗跖、下惠之事。盗跖、下惠是什么样的故事呢?相信不少人知道柳下惠的故事,坐怀不乱的君子,其实柳下惠本姓展,乃是一个清正严谨的官员,后来归隐,柳下其实是他日后归隐的地名,而“惠”乃是他死后的谥号,这在古代也是常见的事,他被世人称为君子,不过最出名的还是那坐怀不乱的故事了。(一直以来有很多人质疑甚至嘲笑柳下惠的坐怀不乱,不过也很正常,君子就如英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指望每一个人都象君子一样坐怀不乱是不现实的,君子英雄毕竟是少数。)至于盗跖在传说中是柳下惠的弟弟,乃是手下有着数千人横行天下的大盗匪,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便是一般的诸侯见之也要躲避,《庄子》中制造出孔子见盗跖的故事,为得是嘲讽儒家。盗跖柳下惠的故事都是传说,所以诸葛亮称之不信,因为两兄弟一极善一极恶实在是很少见的事。(当然,现代大有将两者颠倒的观点。)所以见到孟节孟获两兄弟时,诸葛亮便说到这故事了。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其实两兄弟善恶相反,虽然不常见,但是也不是太希奇的事。孟节变得如儒家谦谦君子或者说汉化一些也不是什么令人惊奇之事,演义中的孟节虽然是虚构,但是少数民族的君王甚或一城之人变得如中原习俗一般,这在中原东西南北都有例子,尤其是在中华强盛之时,一些国家甚至有小中华之称。不过,即便有这样的例子,但是那些在草原上,丛林中的少数民族却依然保留了自己的习俗,无论中华强盛无比也没有改变,然而令人惊奇的是,那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后,却迅速的被同化,汉化,变得和一般的汉族无疑,甚至连自己的族群都忘记了,他们的民族消失或者说融合了。对这一现象,史学家称之为我们伟大的文明文化的功劳,是的,确实如此,但是这只是一个结果,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不是一句我们的汉文化汉文明包容一切的套话就可以说明的。“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这句话存在已久,这句话的解释也很多样,在我看来,这句话正好可以解释“同化”一事。中原文明的根本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我们都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中原文明是在黄河流域农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农耕文明,这十分的自然,只有农耕才能保证稳定的收成,在稳定的收成之上,文明才得以建立,东西方的文明莫不如此,也就是说,那些耕地,那些稻谷,是我们文明的基石。和我们不同,草原中的民族以游牧为生存方式,丛林中的民族以采集或者游猎为生存方式,这些差异决定了我们和他们的文明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的差异是建立在生活方式而上,这是没办法避免的问题,所以即便有着一两个部落或者城市会因为种种缘故汉化了,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大体的格局,就好象在中原,再进行任何的胡化政策,能把所有的汉人头后留上大辫子,让汉人的服装消失,但是骨子里也改变不了汉人的文明,反而因为他们进入了汉人的地方而变得汉化。这一切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草原上的那一套到了中原行不通,他们只能下马做起耕地的农夫来,既然做起了农夫,那就要接受农耕文明,而建立在农耕文明的汉文明是最适合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他们再挣扎,再徘徊,再痛苦,也回不到以前,因为这是在他们选择进入了中原的那一刻便决定的了。汉化的魔力便在于此。当他们汉化完毕,做了正宗的农夫,建立起巨大的物质文明,回首那些草原丛林,看着他们祖先曾经驰骋过的土地上现在的那些牧民猎手们,不会惺惺相惜,而只会从鼻子里轻蔑的哼出一句:“那些蛮夷!”是的,他们那些当年的蛮夷已经成为中原的一部分,完全有资格称呼那些还留在草原丛林上的人为一句“蛮夷”,这与血统无关,即便再正宗的中原人进入了草原丛林,适应了那些生活方式,接受了他们的文化之后,也只能做蛮夷。与东方相似的故事,在欧洲,蜂拥而入的蛮族进入了古罗马帝国的大地,他们看到了大道,看到了黄金,看到了他们以前从没见过的文明,而且他们可以用刀枪得到这一切,于是他们烧啊,砸啊,抢啊,当一切结束,他们站在古罗马文明的废墟之上,他们发现,他们也不得不放下刀枪盾牌,占得一块土地,做起农夫,重新修路,重新迷恋上那些奢侈品,重建一次文明,即便这个文明在不久前是被自己或者自己的祖先亲手毁灭的。我们脚下的土地决定了我们的文明,这就是一个现实,假如中国在蛮族入侵的那一刻被杀光了所有人,当蛮族发现这块土地上只有他们自己时,除非他们把那些土地变为牧场,否则他们也只有乖乖的下马,放下弓箭,在汉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另一个农耕文明。幸运的是,这一切并没有成为现实,我们并不需要在完全的废墟上重建,虽然同样有着蛮族入侵,但是我们几次为文明保留下了一颗种子,即便这几个种子喜欢内耗,北伐也总是功亏一篑,以至于我们称其为“偏安”。但是这至少是个种子,是个模式,当那些蛮夷们定下心来,发觉骑马不能解决一切,牛马不能代表文明,在这块土地上,只有那些从地上长出来的稻谷才是一切的基石,他们才小心翼翼的从马上跳下,战战兢兢的握起了锄头,他们不再满世界跑,他们脚下的那一块土地才是他们的一切呢!当得到了收成,不需要担心在寒冬中看着自己的牛羊死去,不需要忧心明年的族争能不能活下来,不需要过着那些血腥的日子后,他们需要文明了。而当他们发现这一切在原先的天朝,现在的偏安政权有这么一个现成的文明,而这些文明是如此的适应现在脚下的土地时,他们还不马上学习模仿吗?自然,学习模仿完毕,他们终于扎根于这块土地之上,他们不单对着草原丛林那边投去轻蔑的目光,也开始对南方的中原文明挑战了,这是一场谁代表中华的战争,但是实际上,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他们都是这个文明的捍卫者。每一次的蛮族的入主中原,结果都是如此,唯一变化的便是汉文明的留存多少,变异多少而已,而这决定于原本遵守汉文明的那些人死了多少,那些偏安的政权能坚持多久,死得越少,坚持越久,甚至复兴成果,那汉文明留存的越多。在这里,我们的汉化实在要感谢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与那些坚持抵抗外地的英雄们。这是一个宿命,这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或者丛林的宿命,因为生存方式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不可挽救的宿命,当来自草原和丛林的人们来到中原那些农田,他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摆脱不稳定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存活下去,享受文明的果实;第二个选择:回到那个大草原,进行不稳定而且残酷的战斗。前者总有一天会面对后者的挑战,即便两者可能是兄弟,但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路,盗跖与下惠的道路。千百年来,尽管有些草原丛林变成了耕地,一些耕地变回了草原甚至沙漠,但是总体上看,草原丛林一直存在着,上面不时有着牧民赶着牛羊经过,有着猎人背着猎物回家,农田也一直存在着,农夫在自己的土地上注视着自己的果实。战斗永不停息,直到铁路带来了火车的轰鸣,机器展现着钢铁的力量,一切才告终止。或许,那又是另一个文明与蛮夷的争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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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八十八章 论蛮族(演义第八十八回 渡泸水再缚番王 识诈降三擒孟获)演义中谈到了一些外族,比如羌,匈奴,乌桓,不过最露脸的还是因为诸葛亮的原因而占了颇多篇幅的南蛮了,对于这些落后的外族,中原文明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比如胡,夷,狄,蛮。但是总得来说,可以称之为蛮族,这不单是中原文明如此,古罗马文明也是将那些落后的野蛮人称之为蛮族,这是一种文明优越感使然。便好象当原本落后于中国的西方文明在清朝末年再度来到中国时,也轻蔑的将这个文明古国称之为野蛮人的文明。蛮族的蛮便就是代表着落后于不文明。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视野发生了巨大的改观,尤其当文明社会的威力借助机器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蛮族至少在现代中国越来越少,忘记了那些蛮族模样的人们也开始按自己的想法构建起蛮族的形象来,尽管那些形象是多么的古怪。一论蛮族之纯朴说:一说到那蛮族啊,人们不知何时便会跳出民风纯朴的形象来,尤其是一些文学作品,说到那少数民族便一定要把民风纯朴挂起钩来,随便再叹息一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更有甚者,将这些纯朴的民风与民族性挂起钩来,仿佛有了纯朴的民风便拥有了新鲜血液有了未来一般。只是若我们仔细想想,其实这民风纯朴与否与民族性什么毫无关系,纯粹是物质世界发展的产物。民风纯朴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中国传说中的三代便是圣人辈出,民风纯朴,便就算是那些被古人称为世风日下的时代,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也可称得上民风纯朴了,按那一代不如一代的道理,我们现在早就该世风日下到街上公然砍人的地步吧,不过这种情况倒是在民风纯朴的古代时常出现,尤其是民风纯朴的蛮族们,往往越过界来洗劫一番,那些作为便在任何时代都显得纯朴不起来,这又是为何?其实,这蛮族的民风纯朴根本就不是自然性,而是社会性,在物质条件极端贫困的民族中,为了生存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社会自助的契约,因为在那种条件之下,假如不进行社会自助,等待着的便是灭亡一途,在每一个民族的初始阶段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那些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物质条件上升,可以不必完全依赖之前的群体而生存,就好象我们现代世界,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使得世界联络越来越紧密,但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却可以越来越淡泊,二十年前的人际关系便与现在的人际关系大不相同,是我们的人性变了吗?是我们现在的人变的孤僻和坏心眼了吗?非也,而是社会变了。社会发生了变化,而我们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而已。在一族之中,穷地方的人也往往会显得比富地方的人纯朴许多,所以说这和民族无关,只和物质有关。蛮族在进入中原或者罗马这样的文明地区之后,往往变得不那么纯朴起来,有些人便认为是文明的中原人和罗马人污染了纯朴的蛮族。真的如此吗?并非这样,没人去改变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自己,或者说他们的物质条件变化后,他们就不需要那些纯朴本性了。其实说什么蛮族纯朴的也只是看到了一鳞半爪而已,他们只看到蛮族的纯朴,而蛮族与纯朴本性共生的那些血腥他们就看不到了,或者说看到自动忽略过去了。其实那些高喊蛮族纯朴的人真让他们进入纯朴的蛮族中间,只怕呆不上几天便会逃出来吧。二论蛮族之少智说:其实说来也奇怪,这与纯朴本性挂钩的往往就是少智,好象那些蛮族人就是大大咧咧又不聪明,容易被文明人玩弄于股掌一般,便好象说三国演义,那诸葛亮对付孟获便是如此。不过,这蛮族人真的那么笨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翻开史籍,胡,夷,蛮族多诈,狡诈的字眼多不胜数,这与蛮族纯朴少智的形象格格不入,这也并非是文明民族对落后民族的诬蔑,而是事实,蛮族人并非是愚笨少智之人。或许在文明程度上,蛮族比之文明民族差了许多,但是这并非是智力上的差距,从个体上来说,无论是蛮族还是文明民族都是一样的,文明民族在文化上或许会高一些,但是在智力上没有任何优势。文化不能代表智力,就好象那些名将,并非只出于文明的中国与古罗马,那些蛮族中的名将也不少。说到这里,要说说这个三国演义被满清统治者当做兵书看的传说,先不管这是不是事实,便算是事实,莫非拿着三国演义作兵书的会比拿孙子兵法的人智力上有飞跃的进步?三国演义只是一本书而已,只有用他的人才是关键,再好象铁木真别说三国演义,连字都不一定认得,也不妨碍蒙古在那段时间席卷天下。这是在战场上,而在文化上,有了条件后的蛮族们所做出的贡献也不少,所以说,在智力上,蛮族并没有比文明民族少多少。就好象他们在本性上也并不比文明民族纯朴多少一样。说到这里,其实现在对于那些蛮族,甚至古代史籍中对于那些蛮族的看法便好象我们现代社会那些城市人对于偏远乡下的农民的看法吧,那些纯朴,善良,少智,或者野蛮,愚昧,我们在城里人对那些农民的评价中可以看到不少吧。这都是因为相距太远或者偶尔的几次接触造成的错误形象罢了。三论蛮族之善战说,说到蛮族,这有一点好象便与蛮族结上了关系,便是蛮族十分的善战,比如汉族古罗马等文明民族要善战得多,一些人甚至干脆就喊出了中国在对付外族时从来便没有胜绩,汉族打仗不行的说法。这种说法真是可笑至极,便不算汉唐宋明,便就是《三国演义》的时代,已经分裂成三国的曹魏蜀汉东吴对付起蛮族那是得心应手,远比他们之间的战斗轻松得多。若是中原文明不善战,次次都打不过那些蛮族,难不成是那些纯朴的蛮族在打胜之后,羞愧于我们光辉灿烂的文明,一个个自尽而死不成?其实一个民族有盛有衰,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将什么外族打仗比汉族厉害的帽子戴了上来,就无趣得很了,历史不是小说,随便怎么捏都行的。蛮族,或者说部分蛮族在个人素质上或许比汉族古罗马等民族要好些,但是这不是人种的因素,而更是一种社会环境淘汰的关系,汉族,古罗马这些农耕民族的文明物质条件比蛮族要优越许多,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有更细的社会分工,不需要把全部的精力和职业放在生存之上。而蛮族不同,他们的物质条件使得他们不得不将全部精力放在生存之上,或者在草原上,或者在丛林中觅食,在生存边缘游走,不能生存的情况下便要死去,这决定了一方面蛮族人口稀少,另一方面活下来的人在一些战斗素养上要好于农耕民族,非他,握锄头与草木打交道的农民在战斗上不可能与拿弓箭与人和野兽的猎人比较。就好象我们现代社会,坐办公室上网的同志假如不健身锻炼,即便再好的营养,也比不上体力劳动者。再举个例子,古代日本人在体型上比我们东亚大陆的人种都要矮小,但是他们的战斗力并不低,为什么?因为打仗比得是战士的素养,而不是一般的平民。而在用蛮族与文明民族相比的人,往往忽视了这个职业因素,他们往往用一群战士和一群一多半是农民商人一少半是战士的相比,那样比平均值自然比不了了,更有甚者,将更强的战士与最弱的农民商人比较,那得出的结果更是错误的夸张了。其实若是那些握锄头与草木打交道的农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变成职业战士之后,其个体实力便远远要超出那些蛮族了,因为毕竟从整体实力上来说,文明民族往往比那些在生存线上徘徊的蛮族要强大得多。无论是蛮族还是相对文明的民族,从个体上基本上没有任何差距,但是在整体实力上来说,文明民族要比蛮族强大的多,蛮族尽管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在战斗素养上好了一些,但是他们的生存条件使得他们的人口只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无法增加。而文明民族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可以提供更多的事物,增加更多的人口,在技术上也领先蛮族,他们有足够的物质资源与人口来训练出比蛮族更强大的战士们,(有时,这是被迫的,比如乱世时期。)即便是握着锄头的农民,在开拓耕地,生存空间时也依然可以将那些蛮族一步步逼到绝路。说起来这是相当残酷的事,蛮族和文明民族并没有不同,只是文明民族的先辈抢先了一步,获取了更好的生存条件,慢慢的发展出了文明,而那些蛮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徘徊在生存条件恶劣的草原山地之上,因为物质的缺乏不断的向文明民族进行掠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蛮族并没有错,他们只是想活的更好而已,但是至于文明民族的先人更是没错,他们的心血为现在的后人争得了一份土地,而不至于在寒风凌厉的草原与野兽出没的丛林中艰苦求存,唯一有错的是我们这些后人,在衣食无忧之后,浑然忘记了过去的种种,将那些为了生存而残酷搏杀的先人们的故事全部忘记,反而对民族优越性或者劣根性津津乐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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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八十六章 蜀中无大将(演义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本回演义中诸葛亮南征,开始传说中的七擒七纵,七擒七纵在演义中的地位相当高,但是在正史中的地位则就一般,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记载就一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在《汉晋春秋》说到对孟获“七纵七禽”,但是对如何“七纵七禽”也没有细说,演义中的那些内容自然是作者想象杜撰的。其实南中的叛乱,在建兴元年便已经发生,而不是演义中所说的建兴三年来了飞报。(要是有这样拖延两年的飞报,那干脆不如改叫蜗牛报得了。)只是因为刘备刚死,蜀汉内部需要时间稳定,所以诸葛亮一直延迟到建兴三年才出兵。而且对于这次出兵,当时群臣也有意见,倒不是不出兵,而是认为诸葛亮没必要亲自出征,只需要一员大将即可,这在演义中已经有所记载,从日后的情况看,这王连所说的确实是实话,这南中叛乱确实十分容易平定,根本不需要诸葛亮亲自出征。演义中诸葛亮对此次出征的理由做了解释,而史书中的解释在演义中并没有转引:“亮虑诸将才不及己”。这个才是诸葛亮考虑亲自出征的主要原因,在这里,我们便要引出一个话题,蜀中为何无大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这句话流传甚久,其实当时蜀汉的将领也有几个大将之才,至于廖化也没那么不堪,做不了先锋。不过这句话的意思倒是和蜀汉的前期比如五虎将时期相比,或者与曹魏相比,假如如此比来,蜀汉倒真是有些人才凋零的感觉。关于蜀汉的人才,颇有几种流行的说法,一种是诸葛亮培养人才不利说,一种是蜀汉国力弱小说。那这些说法是否正确呢?先说这个诸葛亮培养人才不利说,刚才我们在说南征的时候谈到一个“亮虑诸将才不及己”,从这句话来看,诸葛亮确实有些问题,因为担心诸将不如自己所以不给众人发挥的机会,之后北伐也是每战亲出,还不给魏延独立出兵关中的机会,从这些例子看,蜀汉后期人才缺乏是有诸葛亮的问题。且慢!谈这个诸葛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诸葛亮的性格和当时的局势。诸葛亮什么性格?有一句话很出名,“诸葛一生惟谨慎!”诸葛亮的性格就是谨慎,若不是如此,刘备还不敢把身后事拜托他。当时蜀汉什么状况?荆州失去,伐吴大败,蜀汉皇帝顶梁柱刘备逝世,三国之中蜀汉最弱。如此情形下再加上诸葛亮的谨慎性格使得他做事小心翼翼,南中之敌虽弱,但若是选将不当,所用非人,蜀汉的兵力耗在那里,也是大问题。所以诸葛亮亲自出征也并非为错。至于日后北伐面对强大得多的曹魏,亲征更是再正常不过,想当年曹操刘备可算得上知人善任,尚且每遇大战必然亲出,诸葛亮北伐总是亲征,也很正常了,至于魏延提出的计划,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问题,蜀汉之兵力加上诸葛亮的性格使得他不敢分兵。其实拿日后蜀汉无大将导致灭亡来批评诸葛亮不培养人才是很无趣的,诸葛亮死的时候是公元234年,蜀汉灭亡那年是公元263年,相差近30年的时间,这30年之后的这代人能涌现多少人才和30年前的诸葛亮真是没多大关系,便好象说曹操死于公元220年,那时曹氏人才鼎盛,结果到了29年后的公元249年司马懿杀了曹爽,控制了曹魏大权,难道说这个问题是当年曹操不重视发展自己的族内子弟的缘故?现在流行从历史上找兴亡起源,这并非不可,但是也要看什么情况,比如从几千几百年前找什么原因就很夸张了,尤其是这些人才之类时效性很强的问题,和文化制度不同,这些有没有人才什么的,从10年前找便可以了,至多20年,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那便是在胡乱说事。何况,虽然比起刘备等人来说,诸葛亮在发掘和使用人才上有所缺陷,但是也不是说没培养过人才的,仔细翻开蜀汉那些大臣的传记就可以发现,诸葛亮身后的一批能臣都是诸葛亮发掘出来的,比如蒋琬,虽然在很早便跟随了刘备,但是真正发掘培养他的是诸葛亮,费祎董允更是诸葛亮一手培养的,而王平张嶷等良将也是在诸葛亮时期得到重用,至于熟知的姜维则更不用说了。所以说诸葛亮要为日后的蜀中无大将负责这种话,是不对的。诸葛亮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些欠缺,但是在人才培养上没有太大的毛病,蜀汉之亡怎么也算不到他的头上,上下数千年,灭亡之国多矣,难道他们都有一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在亡国前几十年压迫人才吗?那另外一个国力弱小说呢?蜀汉人口比曹魏少,以至于人才也少,这样的说法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大家的基本素质都是一样的情况下必然是看数量,人才不可能在东边多西边少,总是按比例出现,那人口多的一方人才也多。是的,这个说法一定程度上来说有点道理的,但是还是有些问题,假如真是人多力量大,那大家只需要拼命生,多奖励英雄母亲便可以了,到时候拿人口比比,哦,你比我多五万,我投降了。那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他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些人口小国却能名将辈出。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说人才是怎么出现的,什么叫人才,人才其实没一定的界线,比如我们现在随便找个初中毕业的到了古代,其他不说,那在数理化上至少算个人才了,但是在现在,初中毕业算什么人才?不是文盲而已。所谓人才,便是比别人水平高的人,这种人,在人群中出现的概率总体上是一致的,不会在东边多一些西边少一些,当然,可能因为教育水平的关系,各地的人才会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是在三国时期,各国的水平至少没有太大的差异,否则早就灭亡了。人才会按比例出现,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化的模式而已,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就是机会。我们说人才是比别人水平高的人,但是这水平不是身高,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需要一个环境,一个给你表现的机会,便好象毛遂,在平原君之下碌碌无为三年,非无能也,乃是没有那个让人表现才能的环境,没有将他放在口袋,自然看不到他钻出口袋的锥。为什么乱世英雄将才如此之多,不是因为乱世的时候上天刻意落下几个将星,而是这些将才本就一直存在,只是在和平时代他们只能默默无闻,到了乱世他们的才能可以一鸣惊人罢了。汉末那些英雄人物,便是借助着汉末乱世而一举成名的,这便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这倒不是说这些人在平时没有英雄的素质,而是这些人空有素质没有机会罢了。等到三国鼎立时,虽然战争依旧不断,但是比之当年的乱世已经少得多了,那成才机会也少得多了。在一些情况下,人为的安排一些机会甚至制造一个环境让人才表现,那就可以说培养人才。尤其是将才,最需要实战机会来表现。将才,象蜀汉这样的人口基数,是绝对不会缺乏的,缺乏的只是机会与经验。将才和一般的人才不同,其他的人才培养或许耗费的是金钱时间,但是将领直接掌握着诸多人的生死存亡,乃至国家的命运,将才的培养耗费的是人命和国力,这可不是说想给你机会便可以给你的,这个机会极其难得,在和平时期,往往根本得不到机会。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统军将领,需要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那些不经历什么实战甚至不需要基本的军事培训便就成为统帅千军的名将的,基本上只是出现在小说里的。(比如说演义中的诸葛亮,便是那纸上谈兵的赵括老兄,说起兵法头头是道,还是将门世家,说他纸上谈兵,还至少明白真正的军事知识,接受过一些军事训练,只是实战差呢!)当然,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基本上千年才出现一位,希望他突然出现降临帮助你,不如指望天下掉个石头把你砸死,那机会大得多了。想那曹操,当年就是撞了一鼻子灰,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才成为日后的一代名将的。所以将才怎么来?怎么才能有大将呢?其实说明白了也简单,打!不打怎么也不会有经验!而且小部队的作战经验和大军作战的经验,独立带兵作战和在麾下被人带领的经验完全不同,参谋作战和直接带兵又不同,一些人在一方面是人才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庸才。汉末乱世打了这么多仗,活下来的个个身经百战,不成为名将也难。等到三国鼎立局面定下,虽然还是战事不断,规模还大了,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战事一下少了许多,出现的人才自然比前期少了。而这时候,蜀汉的问题就出现了。蜀汉什么问题呢?不是内部人才体制的问题,也不是连年战乱,人口突然减少了。而是打仗的机会少了。打仗的机会少,那将才得不到机会培养,那更难出现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曹魏没这样的问题呢?这个就干系到国力和战线的问题了,曹魏一来国力强,二来这还同时和东吴和蜀汉在打,这虽然说表面上看来是两线作战,有时还三线作战,危险得很,但是实际上外表打得热闹,规模也不小,都没什么决定性的战争,只是边疆拉锯战而已,曹魏的大部分地区没有受到影响,得以恢复国力,而边疆的将士们还得到了锻炼机会。如邓艾这样的将才涌现出来了,考虑到他多线作战的关系,总体的人才涌现也比单线作战的东吴蜀汉多得多。所以说除了人口比例之外,给予机会越多的一方出现的人才也越多。而蜀汉这边就不同了,因为国力弱小,使得他们只能集中一线作战,一直的主要战场在北边,虽然南边也有些小乱子,但是那边的战斗基本上达不到北方那种烈度,效果有限得很。而在北边,假如将部队分散给麾下带兵骚扰敌方,不说自己带兵就可能受到危险,就说那些独立行动的部队万一被曹魏吃掉了,这个损失蜀汉也顶不住。这就是为什么魏延为什么要独立带队诸葛亮不允许的关系,因为万一魏延万一失败了,这个损失是蜀汉承受不起的。诸葛亮谨慎是如此,诸葛亮死后蜀汉也是这样,就好象日后姜维也曾经象魏延一样抱怨给予自己的兵力不足,但是等他成为大将军,还是和前任一样自己巴不得掌握全部兵力。不是因为别的,国力如此,曹魏有着足够的兵力作为后盾,有这样的兵力曹魏可以施展各种战术,派遣足够多的将领。蜀汉不行,只能将部队集中在一人手中,一人存亡便决定了一国命运。不单是蜀汉,我们翻开历史书,看着那些小国的灭亡吧,那些小国往往有着一员独立支撑的名将,但是在这员大将死后便后继无人而告覆灭,不是那些名将都是打压人才的人,而是没办法给其他人这样的机会,万一所用非人,大国只是损兵折将,小国就是灭亡一途。说到底,这些人才,人才的经验,是建立在身后的资源之上。这就是国力决定人才的真实因素。但是,也有并非如此的,一些小国往往能在一段时间涌现出大量的名将,比如蒙古,这又是如何呢?其实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之上。我们上面说的国力决定人才,是建立在一个均式状态下的,也就是在小国与大国势均力敌,谁也对付不了谁的时候,从长远看,小国肯定被磨死。但是假如小国能获胜,屡屡获胜,而且获胜后的好处往往大于损失,比如获得可以补充的人口,地盘,而且能将大国那些军队打得没有信心,全歼,甚至干脆收降,还能作到便是分出一支独立队伍往往就能每每在野战获胜,则就不是什么靠国力资源决定人才的时候了,而是国力人才此消彼长了。小国能战胜甚至灭亡大国的唯一途径便是在于此,这也是蜀汉从诸葛亮起就想走的一条路,但是很明显的,蜀汉做不到这边,被拖成拉锯战的时候只能死路一条。这条路是极端艰辛的,国力上的差距越大,越是可怕,在国力能持平之前的那一刻,任何的一次大败甚至损失大于成果的胜利,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从战略上看战争的成败有时并不在于胜负,只需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便可以算是胜利,就好象司马懿在与诸葛亮的正面交锋虽然没占得上风,但是把蜀汉拖入僵持局面,就是胜利,诸葛亮就算获得再多的战术胜利,只要被拖入僵持局面,也就是失败。自然,那是日后的事了,至少,诸葛亮的南征是一次战略和战术的双重胜利,唯一的遗憾便是他太过于谨慎失去了一次培养独立带兵人才的机会吧。不过,至少,那不是几十年蜀汉灭亡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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