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报名参演人员：扮演呂布~~~ <0 byte > 太史子义7318 <04-27 17:14:58> [点数:2]我要演董仲颖，哈哈，大反派比较适合偶^_^ <0 byte > 白日放歌长夜浮白 <04-27 17:20:40> [点数:0]我要演铜雀。。。 <0 byte > 铜雀揽二乔附活动方式：“假想三国”剧院成立通告及活动方案 三国历史中有许多戏剧性的情节，有许多偶然，有许多遗憾，有许多人因为他们的性格铸成了一些让人扼腕的悲剧，我们读史而思，在感叹命运与造化的同时，对英雄的悲剧性际遇总是会恻隐感叹，有时我们会浮想联翩，幻想如果自己能处于那样的情境中，也许历史就会发展出另外一个模样。“假想三国”剧院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扮演历史角色、改变历史的可能。活动方式：笛子出任导演，将根据历史及演义，定期制作出相应的剧本。论坛朋友自愿选择担当其中的角色，以写文章的方式，假想自己进入三国历史，并设定自己的性格或遭遇，设想由自己担当某一角色后历史可能发生的变化。多个玩家可以选择担当同一角色，不同的性格演绎出不同的历史发展。如果已经有玩家声明担当某一角色，比如如果关大少声明自己扮演诸葛亮，然后绯衣要扮演刘备，绯衣写文章时可以设想自己作为刘备，面对体现关大少性格的诸葛亮，会演绎出怎样的剧情。参与方式：论坛朋友自愿参与。最好先声明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然后写出文章，文章开头最好先写明自己所要扮演人物的假想性格。然后推演相关的历史发展。活动时间：每次活动时间初定一周。想参与演出的玩家要在下周日之前完成文章。评比及奖励：剧院活动为自愿演出活动，对观众不收费。到下周日，本导演将邀请两位未参与演出的论坛朋友作为特邀嘉宾，组成三人评定小组，参考论坛其他朋友的反映，评选出最佳演员3名，按照龙虎榜活动规则给予爵位积分奖励。在演义论坛的玩家，希望能由朝廷给出奖励，头三名可分别奖励金钱1500，1000，500。（在精品奖励以外的额外奖励）第一次活动剧情：王允美人计除董卓。重要出场人物：董卓、吕布、貂禅、王允。玩家也可以选择不重要的人物担当，比如担当某个侍卫，或“匪兵甲”什么的，可能因为一个小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不许寻常举动改变整个历史。  

    近日论坛诸友就姜维与谯周的忠义问题展开争论。蜀汉降曹，到底是泯灭气节的投降还是从百姓生命财产考虑的大义行为？首先问题不能抽象化，和战问题如果抽象化，就会出现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所感叹的明末悲剧；其次，也不能完全以现代的标准评判当时的问题，三国时代有其具体的历史情境。    笛子在《关羽对降与死的选择与其成为武圣的原因》（见文集）中曾论述，三国时代有所谓“个人之义”与“国家之义”之别。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尤其是因为原来维系人心、构成人们价值标准的一套礼法体系逐渐崩溃，道德失去了先验的基础，重构价值体系的重担便落到个人身上，以怎样的方式践行怎样的道德成为个人选择的事情。    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具体表现为：汉中央政权失去了天命论加于其上的光环，权威受到挑战，国家之义的效忠对象出现裂变。可以说，从黄巾和董卓两次对汉政权权威挑战以后，直到魏蜀吴相继称帝，甚至到三国称帝以后一段时间，由于多个权威的并立，在个人行为准则方面，“国家之义”相对于“个人之义”，基本处于相对从属地位。个人多是基于自身的处境及经历，选择效忠的对象。国家之义虽然处于隐性地位，但并非毫不重要，它影响和制约着个人之义的选择。    我们说关羽早年之降曹是“降汉不降曹”，因为曹操打着朝廷的旗号。而且即便是降曹，曹操与刘备在当时的割据混战中也是分合无常，并都是作为汉臣，随时有可能因为情况的变化而成为朋友的，这也正是后来曹操不杀关羽并允许关羽千里寻兄的一个重要因素。关羽的这次“投降”是在不违背国家民族大义的前提下成就了兄弟之义。    关羽镇守荆州时，刘备已正式建立蜀汉，蜀汉与东吴和曹魏之间是敌对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关羽不仅是作为刘备的义弟镇守荆州，而且是作为蜀汉重臣，被交之以国家重任。面对诸葛瑾的劝降，关公的回答是：“安肯背义投敌国乎？”在后人眼中，这一死不仅是成就了国家大义，也是成就了兄弟之义。    关羽荆州不降宁死，虽然多了国家之义的成分，但兄弟之义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后来刘备倾举国之兵为关羽报仇，从对客观形势的理性分析，我们可以指出刘备的行动完全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难道刘备完全为了“兄弟之义”置“国家之义”于不顾（从国家之义讲，曹魏应该是主要敌人），甚至也置自身事业发展的理性选择于不顾（因为这一行动明显过于冒险，如果失败蜀国定将大伤元气），而作出这样的不合理行为吗？    曾有文章分析这是刘备赌徒心理的一次集中爆发，因为在三国鼎立背景下，一方面失去荆州将再不可能争胜天下，另一方面，曹强孙弱，进攻孙吴比进攻曹魏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刘备要用全部的赌本作最后一次赌博。    这可以构成分析刘备征吴行动的一个考虑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刘备在中原的群雄逐鹿中遭到挫折来到新野以后，对自己的战略做了反省。由于客观上已经与曹操为敌，他就必须选择一个可以与曹操相抗衡的能够吸引人心的口号和战略。经过反省后确立的战略及口号就是，利用自己与汉皇室沾亲的优势，以兴复汉室作为号召，同时在具体做法上，对应于曹操行法家之刻薄寡恩，以仁义为标榜，以期达到收人心之效。但既然选择了这一战略，在行动上也必须与之相符合，在行动也便有了一些不得不的选择，虽然刘备等人内心并不是为了纯粹的仁义目的。对这一战略，只看到其虚伪的一面是不够的，而应看到这是一个精心选择的战略。    正是在这一战略的影响下，才会有以下行为：    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此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以上见三国志·先主传）    也正是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刘备认同了诸葛亮隆中对中所提出的战略方针，并正是在这一战略指引下，刘备有了一个可以与曹操相抗衡的意识形态力量，并逐渐由弱变强，最后称帝。但既然以仁义相标榜，仁义的一些规则便构成对其国家战略的制约。比如曹操可以不顾仁义而方便行事（在当时这称为“达节”——是魏晋玄学的根本精神），而刘备却不能。所以当孙权和鲁肃要求其归还荆州之时，他无法采取强 权和无赖的做法，只能找理由以拖延。因为如果从道德上如果找不到理由，在国内的统 治稳定便无法保证。    而在当时，国家之义逐渐失范，个人之义成为道德的主要内容，所以刘关张的桃园结义也构成蜀汉国家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关羽丢荆州并身死以后，刘备必须要为关羽报仇。后人一般会分析刘备的征吴行动主要为了夺回荆州，而认为其为关羽报仇只是一个用来鼓舞人心的口号和借口。但实际上，后者的意义甚至更重于前者，因为这关系到蜀汉政 权的立国精神和合法性基础问题。

三国9，最无法忍受的是战斗系统，感觉是从三国六以来最烂的战斗系统，三国六3天指示一次战斗方针，三国七三国八都是一天指示一次，可三国九呢？居然十天指示一次，只能沿着固定的路线行军，这到也罢了，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武将在战斗开始到结束，只能用一种战法和一种阵型，中途无法改变，这简直就是笑话，也是三国九的最大败笔，这种设定让三国九的战斗毫无乐趣可言。（绝对同意flyingax兄弟的意见）基于这一最大缺陷，我认为：武将谋略里面有一项“石兵”，基本是无用的设计，建议用三国5里面的“布阵”替代。我记得三国5里面，像夏侯敦和关羽等大将，以及所有的军师，还有部分文臣，如董昭和费依，都会这一技能，如果出征的队伍里面有这些人，应该可以中途改变阵型，这将使这部分武将重要性大大提高。另外，武将技能中还有一项“教论”，加在赵云等高级武将身上，实在是无用，因为在只能选择一种战法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会选择奔射或突击，从而这一技能等于完全浪费。建议把“教论”的功能改成可以中途改变战法的能力——这也符合“教论”这个词的表面意思。多数军师应该会这一技能，智力高的大将也应该会。这样能更加突出军师在战场上的作用，而不至于使军师只在后方巡查。当然三国9还有其他缺点，比如单挑系统变得莫名其妙，想拒绝都不可能。骑兵弩兵步兵什么的居然只要有战法就随便换？井干楼船都不用做，想用了直接买？这一点上我还是怀念三国七，有资源才能够制造各种兵器，士兵才能够装备，这样才真实。还有内政系统费时且无聊，宝物只能够搜索得到等。不过其他缺点也许还可以容忍，战斗上缺陷实在是致命伤。  

        以下是引用萨苏在2003-3-17 18:04:21的发言：定都南京，非偏安即短寿。莫非钟山不足恃，山水失衡，秣陵残破，地气尽大江东去，不堪淘洗？    这个问题前人讨论不少，我平时阅读见过一些，但未系统查阅，冒昧谈点个人看法，未免贻笑方家了。    南京一直没有成为大一统国家的正式首都（明朝初期以南京为都，时间很短），但却一直是以江东为核心区地域性政权的政治中心。    南京与“偏安政权”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一个城市之所以成为一个地域性政治中心，肯定首先是基于地理原因，一定的腹地提供经济基础，发达的交通提供联络与维系一个地区的可能，必要的天然防御提供冷兵器时代的城池基础，就这几个条件，南京都很好的基础，并且就江东地区而言，南京的条件可以说是最好的。在地理条件基础上的历史性人为经营使南京成为江东地域性政治中心。因此，选择在江东立足的政权一般都选择南京为都。    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为何江东地域性政权容易成为偏安政权。        江东自三国时期得到较大规模开发，自东晋历南朝，一直是神州正朔所在，至中唐起发展成为全国的粮仓和经济中心。其实江东政权并非一直是偏安的，且不说东晋南朝一直有北伐的行动，后来明朝正是以江东为基础，以南京为首都，而北伐得天下的，再后来老蒋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北伐而基本统一中国的。其实南京-江东之给人以偏安的印象主要来自于三国吴、东晋至南朝（即六朝），后来由于南宋的情况而被加强，并在后来成为对太平天国的论述中分析其没落的一个原因。        太平天国并没有成为一个江东地域性政权，它根本没有实现对江东地区的真正控制，而且其北伐西征动作都比较大，至于政权边缘的争夺战更一直没有间断过。其失败更多由于政权本身的人为因素，绝对无法构成江东政权偏安性的例证。    南宋以临安为都，但也可算做广义上的江东政权。其偏安性主要是由于国家机构内部因素造成的。在重文抑武的总体指导方针下军队隶属于文官系统，功能主要对内不对外，主要成为维持内部统治的工具。冗官冗兵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牵制朝廷行动力的同时，使中央政权过分依赖江东的米粮供应。北宋时以汴梁为都，中原地区已根本无法负担中央的钱粮支出，南宋时，都城靠近经济中心，使粮食运输问题得以缓解的同时，也把中央政权被拴于此，很难再进而恢复和控制中原。以上原因使南宋北伐武力，并使南宋朝廷忙于与金求和。    而六朝时期的偏安局面主要是由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自晋室南渡，司马睿主要是在南渡大族与江东世族的支持才建立起政权的，所谓“王与马共天下”，正标示出士族对皇权的支撑和控制地位，从而使东晋南朝成为典型意义上的“世族政治”，在国家性质与基础方面，与东吴一脉相承。    世族的经济基础是自己自足的大农庄经济，大农庄经济是封闭性的，决定了世族的利益是地域性封闭性的。因此世族主导下的政权重视维持内部的稳定统治，而不热衷于扩张，这决定了六朝的政治性格，而给人留下偏安的印象。        综上所述，从历史层面分析，历史上江东政权的偏安主要是由于政治、社会、经济等原因造成的，以南京为都或立足于江东的政权并不是必然偏安。        但抛开这些具体原因，在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因素领域，又确实可以为江东政权的偏安提供一些背景性解释：江东地区由于气候和地理等因素影响，使其相对与北方的关中及华北地区，在相同劳动的前提下，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产出，因此这里更加富裕。艰苦逼迫人们勤劳和奋斗，而富裕容易导致安逸。江东商业的发达，使商人的性格影响国家的性格，少一些质朴，多一些取巧。富裕带来文化与文明的发达，文风盛也会削弱尚武之风。    以上这些因素不是决定江东政权偏安的直接因素，但它们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也许正是这些因素影响了这里的世族，从而影响了这里的政权，使江东政权在冷兵器时代往往会走向偏安。   

驳孔门先生《东吴袭占荆州弊大于利》一帖作者：昔月   转自大话三国日前拜读孔门先生《东吴袭占荆州弊大于利》一文，略有所感，如下一一道来。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荆州的重要性： 诸葛亮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鲁肃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荀彧曰：“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监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 从以上三人的论述可知荆州对于三国的重要性，既然这里说的是东吴取荆州的利弊，那我们就暂且搁下魏蜀不谈，单来看看荆州对于东吴的重要性。 从鲁肃的话可以看出，如果东吴得到荆州，便可依靠长江天险，凭借荆州的地势和物质资源，鼎足于江东，与曹刘抗衡，从而进取天下。自古以来，荆州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北方攻荆州取江东，或是南方出荆州谋天下，不下荆州，则大事不济。从秦灭楚之战，到唐宋统一中国，以至元灭宋，无一不通过荆州达成；从后期的太平天国来看南方的朝廷亦是依靠长江天险而生存。吴楚之地如若不能据有荆州，便不能夺取天下，甚至安守一方也很困难，这历史已经是给予了见证的。 而夺取荆州也是吴国众多将领心中的必下之棋： 早在公元200年，比“隆中对”还早七年之时，鲁肃就向孙权献策。曰：“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 周瑜死前曾对孙权说：“今曹操新折衅，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据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 鲁肃死后，吕蒙接替他的职务，随即陈计孙权：“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权深纳其策（《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 甘宁亦曾献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权深纳之（《三国志·吴书·程黄韩蒋周陈董甘淩徐潘丁传》） 这些计策，孙权基本上都采纳并且实行了，由此可知，对于攻取荆州，孙权表示赞同。其主张便是先据有荆州，而后争天下。 以下是驳先生之言： 一、荆州对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并不一定必须自己占领，如果占据荆州的势力是友好或同盟，目的同样可以达到；联盟可靠不可靠要靠自己的行为去维护，袭占荆州把朋友变成了敌人； ————赌场之上无父子，何况战场乎？自古以来可有永世之盟友？？或许今天他是你的盟友，可以为你做屏障，做先驱。但是，当某天你和你的盟友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那么他会立刻调转矛头，丝毫不念旧情。“退避三舍”便可为戒。 把荆州让给刘备，眼前或许会得到一些益处，但更大的弊处却在不远的前方。初，让刘备占据荆州，他或许会和东吴结盟，甚至做为东吴的屏障抵抗曹操。但等时机一到，刘备羽翼丰满，有足够的实力之时，他便会立刻回头攻击孙权，吞并江东。此时的东吴，没有了荆州的地势，长江的天险，何以抵挡蜀军？难道像墙头草般又倒向魏，请求魏的援助？那么，吴国将永远在矮檐之下，受制于人。 二、吴强占荆州，并没有充分的道义上的理由。孙吴与刘备之间，完全是军阀之间的势力争夺与利用，道义只是借口；但借口要看你会不会利用； ————刘备当初借荆州，后孙权屡次派人去取都被刘备找借口推脱了。孙权大怒：“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孙权出兵，从道义上来说，此时是刘备理亏，孙权出师有名。 三、扩大优势问题首先要考虑东吴的战略目的，东吴立国是江东世族为在乱世保存自身，并不想统一全国。强占荆州正是其短视的结果； ————邢贞至吴，吴人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当受魏封。吴王曰：“九州伯，于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封为汉王，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吴王出都亭候邢贞，贞入门，不下车。张昭谓贞曰：“夫礼无不敬，法无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刃故乎！”贞即遽下车。中郎将琅邪徐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谓其徒曰：“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资治通鉴·魏纪一》）取荆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如上述。 四、维护战略均势，必须从全国大范围看，不管怎么说，曹操都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对东吴形成真正威胁的只能是曹操； ————先生此言有失偏颇。赤壁之战刚结束时，刘备的势力确实不足以威胁东吴。然刘备攻下益州之后，势力已然在东吴之左，安能言无威胁哉？“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能虎之将，必非久屈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 五、道义和刘备本人都不一定是可靠的，但刘备政权至少在名义上以正统自居，以“仁义”等道德口号相标榜，这种宣称当然也构成对他自身行为的制约。孙权袭占荆州，正是他没有学会利用刘备重“仁义”的政权特点，相反正是反其道而行之，逼刘备与自己成为仇敌； ————此便是近视与远视之问题。与刘备结盟，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无疑是个好事，既在一定时间内减少了一个敌人，还能利用刘备牵制曹操。但是，如要与刘备结盟，则荆州之地无法要回，当时东吴若要拿回荆州，非武力不可。对于东吴而言，失去荆州更甚失去蜀汉。因为将来一旦刘备翻脸，凭荆，益二州之力，要踏平吴地绝非难事。 六、东吴是立足于防守的，所谓“失去荆州则失去屏障”，是东吴出兵最主要的理由。这种考虑是基于具体作战的战术的考虑，而我方讲东吴不应袭占荆州，是讲的国家战略，主要是政治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我认为，政治层面的国家战略问题应当优先于具体作战的战术考虑，也就是说，你首先应当尽政治上的努力，尽量地增加朋友，削弱敌人；只有当双方不可避免成为敌人的时候，才应当考虑作战的问题，尤其是你不应当仅仅为了防患于未然，就把可能的朋友推到敌人一边。 ————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很明显，此时的刘备已经不打算将荆州还给孙权，与其让刘备这么拖下去，看着他一天天做大，不如改变战略，采取相应的措施。 七、东吴袭占荆州，吴蜀互相削弱，导致短段几十年后，两国都灭亡，可见其依靠地利而不经营大战略巩固扩大联盟，必然是灭亡。 ————如若东吴没有荆州之地做为屏障，几十年后，无论是蜀还是魏都可轻易将其消灭。然而只要蜀汉据有荆州一天，联合东吴就是一句空话。 回复：碰到一个精研历史的兄弟很高兴。 我在前面的回帖中说过，历史遵循她自身的逻辑。兄弟之论，是历史内部之思、之论，引经据典，恰足以证明兄弟未能有跳出历史之思。 此观点，多数研历史之朋友亦持之。 此论彼论，本无对错，措思之用心不同尔，立论之基础有别尔。 吾辈于史，荡逸其外则失其本，沉于其中则惑其宗，要之则以无内无外之心而游其内外也。

赠雅竹轩轩辕台上盟天地 竹丝弦中和心曲 雅意相酬勿相忘 赠答平生一知己 纸上谈兵[绝句]四面边声战鼓急 怡然楼上烽烟起 谁道文人不爱国 唇枪舌剑卫社稷 给月野[赋诗] 日日思君不见君 君到面前未识君 君之光华耀天目 为君迷醉不言苦 绝句——大话三国 岭南六月艳阳天 兄弟磋商思发展 大话前朝英雄事 三国聚会当有缘 签到诗 清晨起来喜洋洋 大话三国刚开张 新官上任三把火 赋诗签到把名扬 夜巡三国 歌哭无端把水灌 锦瑟有情皆是缘 指点群豪平生事 中军帐里夜不眠 赋诗贺燕王及王后 野外飘零三十年 鹤舞九天遂夙愿 莉花相伴一世缘 香播四海为大燕 （只求意至，不求工整）

    郭嘉是被曹操评价最高的人物，郭嘉死时，曹操竟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天折，命也夫!”仅这一点，便足以使这个三十八岁早逝的英才千古不朽了。我们的问题是，郭嘉的长处到底在什么地方，曹操如此喜欢郭嘉有没有更深刻的原因？    郭嘉在纯粹的军事谋略方面并没有后人所认为的那样神奇，他为曹操所作出的几次成功的谋划，主要不在于纯军事方面，而主要是他基于对敌方主帅人物性格的准确判断，而作出了正确的大战略方针选择，因为他真正所擅长的正是人物鉴识。但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便是鉴识人物了。    当年汉高祖刘邦总结自己得天下的原因时便指出，在具体的某项才能方面，手下诸将都比自己强，但自己的长处在于明白他们各自的长处，并使起得到发挥。这还主要是从对内的角度讲。对于乱世争雄的曹操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够对当时割据称雄的诸人之性格、才能作出准确的鉴识，从而才能据此决定自己大的战略方针。曹操本人在这方面也是有相当慧识的，在很多情况下也独立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并且曹操本人也深刻明白鉴识人物对于领导者的根本 重要性，所以当他发现郭嘉在这方面有突出才能时，相投的同时表现出对其由衷的青睐，说曹操打算选郭嘉做自己的继承人，也决非虚伪之辞。    郭嘉最初去见袁绍，很快便基于对袁绍的性格判断出袁绍未来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他指出，“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遂去之。当年袁绍的礼让下士确实吸引了很多士人，但郭嘉一眼便看出袁绍“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的本质弱点，毅然决定离开当时势力正盛的袁绍，而去投奔了依然弱小的曹操。而见曹操后，仅一席之谈，便能作出“真吾主也”的判断，鉴识之准可见一斑。    此后，郭嘉在为曹操的谋划中，更一再地显示其鉴识人物的天才。    1、曹操征吕布，布退固守。时士卒疲倦，曹操欲引军还，嘉说太祖急攻之，曰：“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其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夫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拔也。”曹操从其言而进攻，遂生擒吕布。这里郭嘉不仅准确判断了吕布勇而无谋，更判断了陈宫有智而迟，清醒地估计了形势，所以取得了胜利。    2、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于宫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郭嘉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这里不仅准确判断了孙策的年少气盛，轻而无备，更准确判断了江东被孙策所诛的英豪雄杰皆能得人死力，能作出后面这个判断是更不容易的。这两个判断结合，才会得出孙策不可能袭击许昌的结论。    3、曹操率军击败袁绍后，诸将都认为应当乘胜攻灭袁谭和袁尚，惟独郭嘉曰：“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并建议“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后谭、尚果争冀州，曹操利用其相争而各个击破，遂有冀州。或许会有很多人清楚袁谭袁尚兄弟并不和睦，但能够准确地根据他们的性格得出“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的结论，确实要有对于人物心理的深刻洞察才能做到。    4、除了定计彻底铲除袁绍残余势力外，郭嘉的最大贡献是在征乌丸问题上定下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当时曹操将征三郡乌丸时，将领大多是不同意的，一来 因为大漠辽远，诸多自然因素不可预料，危险性很大，二来怕刘表使刘备袭许。郭嘉力排众议，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惧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    实际上，胡人如果南下，并与袁绍残余势力相联合，所造成的破坏，将是不堪设想的。征乌丸的真正历史功绩只要看一下后来的五胡乱华就明白了。东汉末年，北方以乌丸等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已经非常活跃，经常对北方的汉族居民烧杀劫掠，严重破坏北方人民的安定生活。正是由于曹操的这次出征，才使游牧民族的南下又推迟了数十年，使三国时期较长一段时间内，北方人民能够享受和平与安定。        曹操之喜欢郭嘉，除了欣赏郭嘉的鉴识谋略之外，从一个细节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性情上更深刻的相通之处。《三国志·郭嘉传》云：“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这是一件很值得去思考的事情，为什么郭嘉不治行检，遭到指责还“意自若”，却能被曹操“愈益重之”呢？    我们知道，东汉末年，礼教已经无法维系人心，这时候礼教已成为虚伪的浮饰，而曹操表现出这个时代的一种新精神，即完全撇开那些礼教的道德条目，从人的气质本性出发，重视人的具体的才能。曹操一方面明白礼教即使虚伪但对政权仍是必不可少，所以他对批评郭嘉的陈群亦提出嘉奖，但他在内心里更喜欢那些出自本性蔑视礼教并能率性而为展现才华的人，同时他也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也只有这样的人，由于没有礼教的束缚，才能在乱世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并打出一片天地来。所以曹操对郭嘉由衷地喜欢，征荆州败还，而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因为曹操知道，在这种临敌制变，作出大的战略决策方面，郭嘉是最优秀的。

    池田大作在与金庸的对话中，分析并高度评价了他们共同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其中池田讲到了一段话：    “我注意到在“武功”方面，赵云可说是《三国演义》中所出现的人物中少见的，长寿而得“大往生”（注：佛家语，谓人之死），像睡眠一样安详地逝世。一个人什么时候会死，是无人可以知道的。关羽也罢、张飞也罢，都是死于非命，戏剧性地死去，与赵云之死实大有不同。对于人来说，有所谓“虽死犹生”，关羽与张飞可谓如此。然而，赵云之死却非豪杰般的壮烈而是平凡之死，这种印象予人十分强烈。”    池田的思想背景主要是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佛教对于人的肉体生命有一种辨证的看法：一方面，肉体作为因缘所生法，是幻而非实，同时肉体总是伴随着欲念，是需要破除的执着；另一方面，人的肉体生命又是修行的必经之路，觉悟必须是当下之事，肉身体现和验证着修行的果报。在小乘佛教中，更强调前者，而在中国和日本的大乘佛教中，更多强调后者，同时大乘佛教尤其是净土宗和禅宗都特别看重人的死亡，看重人死亡时的状态，认为这能够反映人一生修行的结果。所以池田会认为赵云之长寿与其安详的死亡能够印证赵云一生平凡的背后蕴涵着伟大。    在佛教看来，长寿是其人的人生样相，思想成熟的程度，以至对于其对后世所具影响来说，是带有相当的决定性意味的。同时认为，虽能长寿却醉生梦死则没有任何意义。一生中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承受强烈的煎熬，让它完全燃烧而达至长寿，对于一代伟人的天才创见是怎样达至成熟的过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据说释迦牟尼的长寿对佛教的性格产生很大的影响。    池田认为，赵云虽不如关羽、张飞那样名声赫赫，但却在沉稳中发出另一种光彩，表里如一、不辞辛劳、默默地完成自己使命。并认为赵云身上还有使人难忘之处：他除了遇事沉着冷静之外，还有他那虽老不衰的气概。认为他“不管如何年老，也要贯彻由青年时期起一直不变的信条与信念。这里边，洋溢着赵云作为人的伟大和无法言表的飒爽气概。”（池田大作《我的人学》）     从佛教的视角看，赵云不仅有勇有谋，更重要的是，他有坚贞的信念，并一生为之奋斗，至死不已；他有爱心，有忠心，长坂坡重围中冒死救阿斗；谦虚，谨慎，爱兵如子，从来不会像张飞那样打骂属下；能冷静、准确地判断形势，作出正确的决定，说明他有深刻的内在修养。这些本身是生命的修养，也是功德的积累。正是因为有这些积累，所以会有长寿的果报；同时，其安详死亡的本身，证实了他一生之所为皆无愧于心，证实了他看似平凡的一生背后所蕴涵的伟大。

    曹操带军向来以军令严明著称，这是其在乱世建立威权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凭借。曹操之治政思想是依据法家的，法家讲究令出即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信服。但却有几次这样的情况，曹操杀死被征服者后，命令不许吊祭、哭墓或者收尸，但还是 有人抗命而为，曹操并没有依照法令将哭墓这处斩，而是赦免了他们，这就显示了曹操统治术的高明之处。    《三国志·田畴传》云：辽东斩送袁尚首，令“三军敢有哭之者斩”。畴以尝为尚所辟，乃往吊祭。太祖亦不问。    《三国志·王修传》云：（修）闻谭死，下马号哭曰：“无君焉归?”遂诣太祖，乞收葬谭尸。太祖欲观修意，默然不应。修复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敛谭尸，然后就戮，无所恨。”太祖嘉其义，听之。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其他统治者对抗命哭墓者的处理方式：    《三国演义》中云：正饮宴间，忽人报曰：“董卓暴尸于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贺；此何人，独敢哭耶！”遂唤武士：“与吾擒来！”须臾擒至。众官见之，无不惊骇：原来那人不是别人，乃侍中蔡邕也，……允不听马日磾之言，命将蔡邕下狱中缢死（演义比三国志的记载稍有夸张，但基本意思是相同的）。    稍微幸运的如田畴在公孙瓒手下的遭遇。《三国志·田畴传》云：虞已为公孙瓒所害。畴至，谒祭虞墓，陈发章表，哭泣而去。瓒闻之大怒，购求获畴，……拘之军下，禁其故人莫得与通。    有了这些对比，我们会明白，那些抗命哭墓者并不是仗着名士架子，假哭以求名，而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从统治者一方说，也只有深谙统治术的人，才能真正把握好依法惩处与法外赦免的度。    这里我们就接触了法家思想的一个深刻之处。中国传统中的“法”是由统治者制订，为统治服务的。法在具体的情景中是允许灵活应用的，法是一个工具，本身不享有最高和绝对的地位。法家甚至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之所以制订出法来，就是为了给统治者有法外施恩的机会和权力，因为法是让一般人遵照而行的，总有人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违法，统治者如果认为其情可谅，并法外施恩，就会使被赦免者感到受了“殊荣”或“殊遇”，他们就会死心塌地为统治者卖命。    这套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的心理的深刻分析之上的，也是有它独特的道理的。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特殊的生命，从特殊处讲，个人之间存在不可比的因素。但社会规范的制订是不考虑人的特殊性的，只从其作为平等的无差别的个人角度，作数目字式的管理。掌权者行使权力的真正意义是，在普遍性的前提下关照特殊性，从而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在具体情境中的最佳结合。比如说：在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会议场合，法规规定，领导讲话时，谁都不许出声。但有一个人感冒，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执法者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判断：他是真有病还是故意捣乱，是否造成破坏性影响？如果是无意，但造成破坏性影响是否该处罚？是否对方确实有难处？中国传统智慧认为，执法要考虑人情。这个人情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人情，而是依据“仁”，让我的心通达对方的心，缘情理事，作出合情合理的决断。    曹操是能够深刻理解这一理念的。对哭墓者，他不是无原则地赦免，而是去体察对方是真正怀有忠义之心还是摆姿态求名声。他以这种赦免鼓励了忠义之行，能得人效死的同时建立和维护了威权，这是其能够雄霸中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贾诩可称三国第一谋士。这是从两层意义上讲的，一是其所谋之奇之准，其所谋影响之巨，无愧于第一谋士之称；二是因为他是最典型意义上的谋士，不像诸葛亮身担丞相之职，重在治国安邦，也不像周瑜承荷将帅之任，长于领兵作战。贾诩更无意于成为拥兵自重、称霸一方的军阀，他的身份永远在幕后，他不断地从某个将军深厚的帷幕后闪身而出，表面上是献计，实际上却往往收到替将军作主的效果。如果我们认可曹操是千古一枭雄的话，在三国时代，真正在谋略上击败曹操，并让曹操本人都佩服的人，就是贾诩了。贾诩给人的感觉是，像一个把谋略本身当作一种美，只追求谋略才华之展示的唯美主义者：只要自己的计谋有用武之地，他并不在乎江山变色。他先后投靠的段煨、刘表和张绣，竟然都是自己内心颇为鄙视的。他为李傕、郭汜出主意，也决不是要真心辅佐他们。贾诩之所以在分明看出张绣没有远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于张绣帐下，仅仅是因为张绣能够对他言听计从，能使他的谋略得以展示。当年陈寿撰《三国志》时，曾将贾诩与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并列立传，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满。云：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周泽雄先生更认为，是贾诩挑动李傕、郭汜反上长安、又间接导致李、郭二人在长安城外自相残杀，随着李傕、郭汜的反戈一击，东汉再也没有喘过气来，由此认为贾诩犯下滔天奇罪，为东汉元恶之一。贾诩真的是时代的罪人吗？我认为对人物的理解要回到他的时代，要看到他的地域文化背景的影响。东汉末年，礼教已无法维系人心，喊着忠义的人往往是举着忠义的旗号，追求自己的目的。个人在道德失范的同时，又要面队风雨飘摇的乱世。在这个乱世，个体生命没有任何保障，军阀混战、外族劫掠、强盗横行、天灾不断，在这样一个黄天变色的时代，所有的道德都要让位于生存的需要。而这些矛盾在贾诩的出生地——武威，又是尤其地尖锐突出。僻处西凉的武威，仁义礼教的道德规范本来就淡薄，与游牧民族斗争与杂处的生活体验、严峻的生存环境的考验是贾诩不会去在意那些已经变得虚伪的道德，他的谋略只是关注生存，以他和他周边的人的生存为第一义，因为没有精神束缚，他可以纵横驰骋地展现自己的谋略才华。正是在这种精神自由中，他的谋略达到了权变的极至。贾诩并不是历史的罪人，他是历史的一颗棋子，他以时代所赋予他的性格和才华，在不自觉中完成了对一个旧王朝体制的摧毁。旧的体制不摧毁，新的个人及个人精神便不可能诞生。我们是无法简单地用道德的眼光来评价贾诩这个奇人的。他像一个在乱世中游戏人生的人。他不追求权势，但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他对哪个势力都没有真正的感情，冷眼看待天下的沧桑沉浮；他把施展才华看作一种乐趣，笑盈盈地看着事件按照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你可以说他无情，但在那个时代，当太多的有情只是虚伪的面具，贾诩有理由选择做一个旁观者和唯美主义的游戏者。需要指出的是，陈寿由于距离三国乱世时代较近，能够感受和理解那个时代非道德化的时代精神，对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和唯美主义（两者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致的）能够以一种赞许的眼光看待。而后来南朝裴松之因感受于他的时代由于与北方异族政权的对抗而重新兴起的道德主义，所以无法认可贾诩的非道德化行为，并对荀彧等人作出自己所认为的道德化解释。而贾诩本人正是由于摆脱了道德的束缚，才获得了精神自由，并成为三国第一谋士。   

    浏览网络时会发现有很多与《三国志》相关的主页。为什么距今遥远的中国古典作品能够成为时兴的娱乐活动，并且一直保持着活力？现代三国游戏热的兴起主要归功于现代日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化之发掘，并以电脑游戏的形式复活了古典的战争及与此相关的传统文化。    中国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讲述了后汉灭亡后呈三足鼎立态势的魏、吴、蜀三国的历史。明朝的罗贯中根据《三国志》创作了《三国演义》。日本元禄时代（江户中期，1688年-1704年）的湖南文山对《三国演义》进行翻译，并出版发行了《通俗三国志》，从而在日本也获得相当的欢迎。    1985年，光荣社发行了模拟历史游戏《三国志》系列的第一部。该社曾在两年前发售过多人模拟战争游戏---《信长的野心》并取得成功。在寻找可以直接在相同系统上使用的题材中，光荣社发现了《三国志》。    虽然制作初衷只是希望推出新游戏以替换《信长的野心》，然《三国志》却十分地走俏。现在已经发行到第八部，也就是《三国志Ⅷ》，累计销售达400万部。    据光荣社宣传部主任会田觉介绍，《三国志》受欢迎的最大原因是：“人物性格鲜明”。游戏中出场的人物都具有鲜明个性，各自赢得了拥护者。    同时，该游戏中还带着“量才而用”等模拟经营的游戏内容，一部分工薪玩家以阅读商业书籍的心情来欣赏这个游戏。    最重要的是，策略游戏所需要的几个要素在三国时代能找到最好的原型：争霸的战争，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多种多样的计谋……于是，三国成为策略游戏最重要的原型。    在此之前，取材于《三国志》的作品有吉川英治的小说、横山光辉的漫画、川本喜八郎的木偶戏等。近来，除了出现过冷酷文学作家北方谦三的《三国志》外，还发行过多种漫画。    曹操以及孔明等人物一直是通俗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出现目前如此畅销的局面则要归功于《三国志》系列游戏和漫画《苍天航路》（原著李学仁，漫画王欣太，讲谈社漫画文库出版）。    《苍天航路》从94年开始在《Morning》杂志上连载。作品不是根据《三国演义》，而是以正史《三国志》为基础创作的。《Morning》的编辑部自信地表示“因为漫画非常有意思，所以就大受欢迎。我们没有制作《三国志》的相关商品的感觉”。编辑部的这种自信正是来自于读者的支持。    早稻田大学“三国志研究会”成员三森义堂（文学系2年级）讲到：“《苍天航路》中的人物新诠释取材于正史，非常有趣。他们动作华丽，宛如香港电影。某种意义上的时髦之处让我非常喜欢。”    《三国志》反映出时代特色，经再创造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被其吸引的人们今后也会不断增加吧。

    刺客之行刺，在春秋战国时即已多见，汉初任侠，其风不减。但三国时代，刺客行刺并不多见，孙策之被刺，即为其中显而尤者。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刺客行刺的发生机制。首先，刺客行刺是针对个人的行为，是出于对个人的仇恨，而不是针对政权或国家。因为如果仇恨的对象是一个政权，刺杀一个人，还会有另外的人出任那个职位，政权照样运作，也就是说，行刺是无效的。因此，在分裂时代，敌对势力的彼此争斗很少会发生行刺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荆柯之刺秦王，只是燕国绝望挣扎的表现，而不是一个有效的战略行动。    其次，行刺行为之发生，又正是因为有权力因素作为背景和制约才得以发生。也就是说，没有权力因素作为背景的两个平等个人之间因仇恨而发生的仇杀行为，不能成为行刺行为。因为行刺行为中的刺客，是在以正常的方式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情况下，抱着必死之心来行刺的。这种行刺行为的发生，一般是因为欲行刺的对象拥有（凌越于行刺者之上的）权力，行刺者（或指使行刺者）在正常的社会运作秩序下，无法讨回（他所认为的）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包括侮辱），所以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愿意以牺牲自己肉体生命为代价，消灭对方的生命。    孙策被刺前，已经霸有江东，基业初建，有着一只日见强大的军队。许贡作为吴郡太守，是在势力争斗中失败而被杀的。许贡被孙策杀害的详细情况我们很难再考证了，史称“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但他们既然能下决心采用行刺的方式，他们一定是对孙策个人有着深刻的仇恨。陈寿评价孙策“猛锐冠世，然皆轻佻果躁”，我想孙策一定是在对待许贡时未能详察隐微，轻于杀戮，才导致许贡之子与客产生如此之仇恨。    任何仇恨都是有原因的，每一次行刺行为之发生，都是弱势人群对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平伤害所做的最后的反抗。此足以为有权者戒。

    第一、二、三、四点关于“衢地、争地”的论述，一言以弊之，荆州很重要，谁都想得到。    东吴是立足于防守的，所谓“失去荆州则失去屏障”，是东吴出兵最主要的理由。这种考虑是基于具体作战的战术的考虑，而我方讲东吴不应袭占荆州，是讲的国家战略，主要是政治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我认为，政治层面的国家战略问题应当优先于具体作战的战术考虑，也就是说，你首先应当尽政治上的努力，尽量地增加朋友，削弱敌人；只有当双方不可避免成为敌人的时候，才应当考虑作战的问题，尤其是你不应当仅仅为了防患于未然，就把可能的朋友推到敌人一边。             最后一段“事后也证明了。刘备虽然出兵报仇，但是由于三个国家，刘备的仇不可能报，双方由于利害关系还要联盟。这样既得了荆州，又可以联盟的好事为什么不做呢。”    让我看了心寒，“刘备的仇不可能报”竟能成为出兵的理由？只要出兵了，东吴就会受到损害，就会让最强大的曹操渔翁得利，其危害不须言说。

     首先三世而亡与二世而亡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表示持国短暂。    如果曹魏政权持国短暂主要是因为“曹操太善良了，没有放手去杀大臣”，由此推论，任何一个开国者为了国祚长久，都必须多杀开国之臣？不错，朱元璋确是如此，这基本是一个特例，有时代精神背景和许多具体原因要分析；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与朱元璋有很多不同（有待详论）。另外的反例举不胜举，如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清太宗并未大行杀戮，而持国长久；秦、隋等二世而亡并非因为不杀大臣，而主要是人民起义推翻的，其余短命之割据王朝也大多并未多杀戮大臣，但无法改变他们短命的命运。    曹魏政权只是一个割据政权，并未统一，曹操若杀戮大臣，削弱国家实力，很快就会被其他政权灭掉，这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杀大臣。    再说关于宗室政策，夏侯敦、夏侯渊、夏侯玄、夏侯威、曹洪、曹仁、曹休、曹真等宗族皆掌大权，不可谓宗族力量不强。若要说宗族政策有问题，也是曹丕有问题，而不是曹操有问题。    分析曹魏政权之速亡，除了具体的历史偶然性原因，如曹睿之短命，曹真等之无谋，根本的原因还是立国精神。如果其立国精神上能够得士人之心，司马氏即使要夺权，也会有许多人起而捍卫曹魏政权。看一看《三国志》中高贵乡公要去杀司马昭时朝中大臣们的表现，就可之曹氏之未得士人心。

    青州在地理上大致相当于战国时代的齐国。大话春秋论坛里潇水兄“大哉强齐”让人看得热血沸腾，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能够产生称霸天下的齐国的青州，越到后来，在全国的相对地位越下降，以至于到现在，山东省都被简称为鲁，而非齐，这一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简放务实，长于经商，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黄河下游的土地并不是很肥沃，多盐碱地，胶东半岛中部属侵蚀平原，条件相对较好，现在这里是全国最重要的蔬菜基地（这也是因为这里的土地并不是特别适合粮食作物，才大面积种蔬菜）。胶东原住民为东夷人，半渔半农，风俗上更为开放。因胶东半岛沿海多为沙岸，为优良盐场，因此青州自古就有渔盐之利，刺激商业发展。而任何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因为经商需要人们活络，不固守常轨，所以形成的风俗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就不同。    简放务实、不拘常轨使齐国人能够在整体社会发生变革的开始，先抢得风气之先。春秋齐国先霸，管仲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状况所进行的经济、政治、军事变革是最根本的原因，使渔盐之利这一有利的地理条件被有效地利用起来。    从军事上讲，青州有相当大的地理优势，西北阻黄河，西南抗泰山，都易守难攻。但需要指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是边境驻军防守，而是在边境附近的城中驻军，所以地理上的防守优势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最多只是对行军造成一定的障碍而已。    当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变乱之时，青州因有山河的阻挡，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区域，又因为这些险阻并非特别难跨越的险阻（不像四川的大山，也不像长江那样的大何），所以不可能成为建立割据政权的基地。越到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具的改进，青州越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区域。由于其西边是面积广大的华北平原中原地区，当中原形成一个较有力的地方政权时，一般都能很快就能攻破青州，使青州成为北方政权的一部分，西汉初韩信破齐国，东汉末袁谭破孔融，皆是如此。    实际上，从战国一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青州一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州，一是因为地理及防守上的相对独立，二是因相对较优越的经济基础。到后来，这两个因素都开始丧失。前者是因生产力发展带来的行军能力的增强；后者主要是因为随着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植被的破坏，黄河在下游逐渐成为“地上何”，无法为沿河土地带来灌溉水源，造成土地的盐碱化，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    实际上，截止到明清时期以前，我国北方土地的农业生产力相对于人口的增长而言，都是在下降的，到隋唐时，关中和中原都要仰赖长江流域的粮食，所以才有大运河的修建。青州无法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只能成为中央政权比较容易就控制的区域；从另一个角度讲，青州又无法成为中央政权的直接力量来源（比如关中地区是以长安为中心的政权的力量来源），政治中心又必须对青州保持一定的防范（因为一有变乱，这里又能够成为一个割据的地域），所以历来统一的中央政权对青州只会掠夺和削弱，而不会加强。同时，随着青州自身经济上的相对地位的下降，青州在全国的相对地位只能不断下降了。

    “河北多名士，谁如审正南：命因昏主丧，心与古人参。忠直言无隐，廉能志不贪。临亡犹北面，降者尽羞惭。”    读三国，审配与沮授的死常常让我感慨不已。仅据"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是无法解释他们的行为的。沮授原在"幽滞之士"韩馥手下任事，当初袁绍胁迫韩馥交出冀州时，沮授就曾表示反对，举出种种理由力劝与袁绍一战，这至少说明沮授不属于袁氏家族的"门生故吏"范畴。袁绍起先虽曾对沮授颇为信任，但最终的行为，应已可使沮授寒心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为之尽忠呢？对审配而言，其若能降操，曹操肯定不会因为许攸的仇视而弃之不用。他们的行为仅仅是愚忠吗？    关于被俘武将投降与否的决定因素，人们一般都会提到武将本身的个性、原主子的魅力能力、新主子的魅力能力、私人仇怨等，这些基于现实层面具体可分析的因素对于大多数被俘武将的行为具有直接解释效力，如张辽、张合（没有被俘，但情况类似）之降曹，甘宁、太史之从孙，黄忠、严颜之顺刘。他们都是旧主昏昧，新主相对英明，新主灭掉旧主之后，选择了归顺新主。也有很多情况是被包围或与大部队失散后而投降，如黄权之降魏；另外还有武将是为了“留此有用之身以图后复”，如关羽、姜维之降曹；也有很多情况是被包围或与大部队失散后而投降，如黄权之降魏。而不投降的情况除河北名士外，较突出者还有陈宫和麦城之关羽。    我认为，从人的正常理性讲，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战败投降应是常态，因为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加上“识时务者为俊杰”“择主而栖”，无可厚非；而在新主有意招揽时依然甘愿引颈就戮者应当提出来分析。    被俘后宁愿引颈就戮而拒绝高官厚禄的武将，以文官（士人）居多。我认为除了个性的因素以外，以汉代礼教名节为核心的文化精神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袁绍的割据势力代表的是对东汉世家大族权力及文化精神的继承，其“繁礼多仪”；“好为虚势”；“以宽济宽”；“高议揖让以收名誉”；“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郭嘉论袁绍语），虽然不免有点虚伪，但正鲜明地体现了汉代士大夫精神。审配与沮授是为这一文化精神而死的。    如陈寅恪论王国维之死，先生非为一朝一姓而死，而是受旧文化精神所浸染，当那种精神所附着的社会日益解体，作为旧文化精神的寄托的那些士人无力挽回，只能徇此而去。    甘愿就戮者在心理和精神上固守着他们自己认为的一种优越感，在他们心中，不论新主子（战胜并俘虏他们的人）在现实中多么有能力有魅力，被俘者在精神上都看不起对方。就审配与沮授的情况而言，曹操代表寒门世族，所谓“唯才是举”就是撇开道德因素纯以实用性能力作为用人标准，在审配与沮授看来，曹操在现实中取得再大的成功他们也不屑一顾，因此虽然袁绍让人失望，他们亦甘愿就死。陈宫的情况也是类似。而麦城关羽的就死，心中的骄傲更多是个性上的，及对其“一世英名”的执着。

从儒家与民主的问题看中国政治之出路作者：孔门弟子“民主”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人把“意识形态”这个词翻译成“意底牢结”，很形象地体现了这个概念的意义，它不容质疑，只能作为相关讨论的前提与结论，就象意识中的一个结一样。但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处在历史中的我们总是混淆这个概念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的意义，没有分疏地笼统对待之。我们把民主看作超越具体文化背景的普世性政治设计，但实际上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已经不是西方的民主，因为这其中已经有了我们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渗透与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只可能也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我们知道“中国特色”是要结合我们本有的传统与精神，但问题是这一传统与精神到底是什么，在现代社会及民主政治中应如何体现。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林安梧在一篇时论短文中指出，所谓“中国特色”在现实政治中的体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中央调控”的保留与坚持。他也认为“中央调控”并非就不好，但关键在“调、控”的先后上，即应先“调”后“控”，而且应当“‘调’是以‘天地之大和’为基础，因之而有如‘乐’之融合；‘控’是以‘天地之大节’为依准，因之而有如‘礼’之节度。” 他前面的判断是来自经验直觉，而后本其儒家信仰阐述应当怎样。实际上却并未将二者真正贯通起来。他没有从理论上阐明为什么“中国特色”之体现必须也只能是“中央调控”，并且他只是指出了在形式上调控应体现“礼”与“乐”的辨证关系，让人觉得只不过是书生空言而已。但这一脱节又体现了他不囿于当代新儒家“圈内人”对儒家与民主政治问题的一般看法，能够真正去感受时代的问题。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当代新儒家“圈内人”对儒家与民主政治问题的一般看法。这之中影响最大的便是牟宗三的“坎陷”“开出”说，认为中国传统中并没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可以、能够而且应当从中国传统中“开出”民主政治。“开出”的具体途径便是由道德良知经过自我坎陷，自觉地从“无执”转为“有执”，亦即从“理性的运用表现”转为“理性的架构表现”，从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从而为民主即科学的发展提供依据。牟先生这一套理论在海内外学界都有人提出质疑，并且在民众和现实政治中皆未产生实质的影响。我们若从儒家与民主这一问题角度审视牟先生的理论，他不过是在为民主的普世性作论证而已，证明中国人已经自觉自愿地接受了民主与科学这些本源自西方的理念之普世性。牟先生的理论无法为现实提供引导，最明显的一点即是，现实中建设民主政治的人根本不存在从道德良知转出民主政治的问题，而民主理念之接受亦恰恰基于对中国传统泛道德主义的批判与反动。牟先生论证由中国传统“开出”民主政治的可能与必要，不过说明“民主”已经成为其政治问题思考与论述的前提与结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是产生于西方的文化背景之上的。我们追溯其形而上的根源，便会看到民主是基于西方式的原子个人主义，并以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制度与法律赋予个人以权利与义务，制度与法律挺立个人的同时分割个人，由之确立分权与制衡原则。制度与法律落实于人的内心即是理性。制度与法律高于个人（意志）的神圣性基于自然法，并且关联着一神教的上帝信仰。而个人之挺立的另一依据是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联，即信仰关联。但个人与上帝的这两种关联方式却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种是：个人——理性——制度——自然法——上帝；另一种是：个人——信仰——上帝。前一种关联源自希腊，后一种源自希伯来，这是从历史文化角度讲。进一步从哲学角度讲，上帝代表了浑然神圣的一，个人是分疏的多。在前一种关联方式中，上帝体现于制度理性，即是体现于将个人整合入整体的制度架构中，表面看起来是通过确立理性的神圣性肯定了人性善，实际上代表个人的是意志，强调理性（对意志）的统治地位，正是从反面确立人性之恶。在后一种关联方式中，分疏的个人直接面对浑然神圣的一，表面上是对显个人的有限与不足，确立人的原罪，但实际上通过信仰的关联，上帝进驻人的内心，肯定的是个人的神圣与无限。西方的精神正是将极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并列地拉在一块儿，而不让其彼此交融。西方正是在这种拉扯的张力中推进自己的文明，其巨大的成就与巨大的破坏皆因此而来。中西方正是在根本精神处而有所不同的。任何一种文明，若从哲学角度看，都不过是在以某种方式实现“一”与“多”的打通与关联，实现方式的不同即是文明模式的不同。“一”指的是整体，“多”指的是分疏的个体。个体只有在与其他个体的相互关系中，也就是在整体获得自身的定位，才进入存在，也可以说才有存在。西方正是确认一与多的彼此拉开，然后以理性与信仰两种矛盾对立的方式实现其关联。对于中国人，一与多并未象西方那样明确地拉开，故理性与信仰也未如西方那样对立，没有西方式的原子个人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式的集体主义。但并不是说中国的精神中就没有矛盾与张力，没有矛盾是不可能有发展的。中国精神中的张力存在于儒道之间。道家精神的本质是个体与整体的直接关联，但因为整体与个体的距离并未象西方那样远，整体进入个体不需要面对和克服巨大的阻力（比如西方的早期基督徒得尔图良讲“正因为荒谬，所以我相信”），整体也便不是一种进取性的整体，而是一种虚纳万物、柔为天下母的整体，个体进入整体是自然，是复其本性，进入后的状态是逍遥，而西方个体进入整体是将自身献身和交付给整体。在中国的张力模式中，儒家体现的是个体通过秩序和关系参与整体，实现与整体的关联。但儒家并不只是一套礼法伦理。儒家的智慧正在于既承认礼法伦理秩序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又看到其本身并不具有绝对性，秩序的合法性来自于它所代表的整体——个体必须与之关联以实现存在的整体。所以在儒家，礼（秩序）是以仁为基础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训为通，体现的正是个体与整体的相通，但这种相通并不是道家式的个体与整体之直接相通，而是承认礼、透过礼（理）的相通。所以儒家是仁礼双彰而以仁为本。在现实中，仁的作用是通过“良知”来体现的。良知存在于个人内心，其本质却是整体的体现。如果秩序本身具有了最高的绝对性与神圣性，比如象我们现在所标举的“法”的概念，既没有西方式的能与个人直接关联的上帝的制约，又没有中国传统式的良知的制约，展现出来的局面正是整体对个体的全面吞没。表面上是制度和法律在保障个人的权利，实际上当个人（存在）的权利有待于制度和法律来保障时，代表整体的制度与法律已完全超越与凌驾于个体之上。而在现实中，法律又是必须由一部分人来执行的，加强法制的结果只是加强了执法者的权利。这是现代我们所理解的以“民主”、“法治”为代表的一整套政治设计之问题的第一方面。问题的第二方面在于：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如前所述，在本质上是以人的有限与不足——即人性恶为其基础与预设的，而中国传统精神却在最根源处肯定人性之善。这一点是如此地显而易见，以致于被无数的人所论及，但又因为其显而易见，又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甚至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歪曲其原意。首先，西方并不是简单地认为人性恶，中国也非简单地认为人性善。但是在肯定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又要看到西方现代民主制，尤其是我们剥离其基督教背景所理解和截取的“民主制”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精神，尤其是作为其社会政治层面主流精神的儒家，确是在百死千难中在根源处肯定人性之善的。但后者并不是我们在向现代化的“法治”转轨的过程中必须予以否弃的“人治”，亦并不只是作为法治之补充的道德伦理。而且后一种貌似平和的理解所产生的问题可能会更为严重。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道德伦理，正是要求将法律所确立的规则和秩序内心化，从而确立（代表整体的）秩序对个人完全的统治。其次，我们必须深入理解人性善恶体现于社会政治方面的真正意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仁与道德良知为基础的礼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何在？仁与良知作为礼（秩序规则）的基础意味着，个人本其良知，有根据具体情况灵活使用规则的权利。王阳明所谓“心即理”正是讲作为律则的理必须也只能体现和实现于心的具体活动之中。这意味着，个体在具体情境中，不仅有权利选择和适用不同的规则，也有权利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质疑和改变那些“普遍”的规则，这正是中国传统精神中“权”这个字的本义。“经”与“权”的辨证关系在于，第一层次，有经有权，经是常道，权是变通；第二层次，所有的经都必须通过权来实现，经即权；第三层次，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再承认经（常道、规则、秩序）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基于上面所述的理论基础，传统社会中儒家的政治设计是这样的：百姓——士——御史——皇帝，构成政治的一个方面；官僚政府构成政治的另一方面。前者是个体与整体的直接相通，通过个体体现出来，代表的却是整体，因而是本；后者是个体与整体的间接相通，体现的是秩序。这种政治设计本源于西周时“太史寮”与“卿事寮”两大职官系统的划分，而基本上贯穿了传统社会的历史。这与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模式根本不同，西方式的三权在中国都归属于官僚系统的管理职能，而本于整体的监督职能在西方政治学的视角下却隐而不显，而我们目前政治的根本问题正在于政治的这一方面（也是根本的一方面）萎而不张。正是基于以上所论，我们看到了儒家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也便看到了儒家在现代社会的出路。儒家从来不只是如当代新儒家所论及现代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是心性之学或道德伦理，它是以心性为根基的对社会生活全体的思考，尤其以政治为其关注的中心。在目前的政治现实下，我们一方面要建设西方式的民主法制，却又无法完全照搬；一方面要批判传统的“人治”、“泛道德主义”、整体主义，却又无法完全摆脱其作为文化心理积淀的影响。在后者文化心理积淀的影响下（却又不承认其合法性）来建设前者，正是使“泛道德主义”、整体主义、“人治”等以民主法治的名义体现出来，结果造成整体对个体的双重压制，孤立的个体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之无力无援莫过于今日之为甚了。儒家确立仁（由良知体现）相对于礼（秩序律则）的根本地位，在百死千难中肯定人性之善，正是肯定个体与整体的直接相通，在承认秩序合理性的前提下，确立个人尊严的根本地位，并论证这一根本地位对于政治建构之必要性与应当性。这正是儒家不仅对于中国之政治现实，而且对于整个现代性问题之解决的根本性启示之所在。

壶关论战帖子评语及评分第一战 阵地战    第一回合    新·先锋 宁无为第一帖：第一、二、三、五点，材料详实、论述充分、逻辑清晰，论证了魏延奇袭子午谷在战术上的可行性。    但第四点，“是否攻打长安以及是否能一战而定”，作为对战略问题的论证，落脚点在“正是诸葛亮后来一直孜孜以求的决战的机会”，而依据是“至于是否敢和魏国决战，以诸葛亮的吞魏之志，如果说不敢和大部队决战，那北伐终究也不过是个笑话。”论证不够充分。这一点对论证魏延战略非常重要，本帖论证不足。    朝廷·先锋 皇皇后帝第一帖：主要从三点回应了新军：    1，循子午谷到长安，10天未必能到。依据是“如果栈道损坏了，那么不得不停下来修复。”以假设的情况做论据，不够充分。而且时间问题宁无为的帖子已论述过，本帖未提供新的论据和说法。    2，曹魏不可能放弃长安，魏延在8天内无法完成攻取长安的计划。本论点宁无为帖子也已论述。本帖论证不能构成对宁无为论点足够的反驳。    3、魏延攻下长安，诸葛亮无法及时增援。指出了一个宁无为尚未点到的新问题，论证比较合理，有一定说服力。第一回合总评分：宁无为85分，皇皇后帝78分。        第二回合    新·中坚 大将文丑帖子：从诸葛亮和魏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新颖独到。分析到“诸葛亮一方面深知北伐时间拖长，对自己不利；一方面又由于自身的诸多因素相对表现的谨小慎微，这本身就是一对难以克服的矛盾。”立论深刻。    但是，就诸葛亮的论述中，立论“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北伐都应该是一场斗智重于斗勇的速决战”，论证不够。将诸葛亮目标确定为“最终实现克复中原的战略构想”，过于武断。这两点实际上是该论的前提与条件，对这两点论证不够，对主论伤害较大。    由魏延之生平经历论其为“客观条件筹划战术的将才”，论证较好，但由此称其子午谷方案为“应该是经过周密论证而提出的”，以“应该”立论软弱，论证不充分。    点出朝廷先锋皇皇后帝帖子中存在的逻辑、知识漏洞，非常犀利到位，给予额外加分。        朝廷·中坚 乱世奸雄帖子：全文抓住了一个核心点“子午古奇袭成功，所带来的胜利只是单纯、局部的”，在整体战略上对蜀国不利，并认为这是诸葛亮不采纳魏延方案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该帖子抓住了本此辩论的核心，对“奇袭成功的必要条件”的分析也严密到位。        第二回合总评分：大将文丑84分，乱世奸雄90分。        第三回合    新·副将 白木帖子：紧接乱世奸雄帖子中主要论点提出反驳，主题明确，正面回应，勇气可嘉。    主要从民心和影响上论述奇袭长安成功的作用，论述到位。考虑到魏国将要面临的情况和吴国可能的反应，有全局观念。并从逻辑上论证“成则大善，不成也不过是那样。”论证严密。但对奇袭如果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分析不够。        朝廷·副将 颖上帖子：分别对宁无为、大将文丑、白木帖子作出回应，一人挑三将，勇气可嘉。    对宁无为、大将文丑的回应部分，都能够抓住核心问题，论证上，资料详备，逻辑清晰，说理清楚。    但对白木帖子的回应部分，并没有就白木主要观点“一旦奇袭成功可以有重大战略收获”作出回应，而只是一再论证魏延奇袭方案不可能成功，可以说，论证没有抓到点子上。对“民心向背”这一点也没有作出反驳回应，引用“华歆、王肃、陈群等人的见解”不足以说明“民心”。对“在曹操故去的情况下，曹魏集团还能象铁板一样团结么？”的回应比较到位，引用资料能够说明问题。    颖上能够指出对方帖子多处逻辑漏洞，加分。帖子虽长，条理清晰，并能够运用颜色等版面语言使帖子易读、可读，加分。        第三回合总评分：白木92分，颖上94分    第一战总评分：新军261分，朝廷262分        第二战 单挑及混战    辽东管宁第一帖：条理清楚，说理明白。 但对“长安周边的情况”论述，主观臆断成分多一些。——80分    皇皇后帝回应帖：能够抓住核心问题，说理清楚，但“长安乃中国六大故都之一，军力充沛是必然的‘，过于武断。——77分。     颖上回应帖子：能够抓住对方论点中的漏洞和问题，论证比较充分。——82分    辽东管宁回应帖子：引用史实充分，能够抓住对方漏洞。——82分        岑平第一帖：能够抓住核心问题，说理清楚。——80分    宁无为回应帖子：观点犀利，但论证稍嫌不足。——77分    第一场单挑：双方势均力敌，得分一样。        第二场单挑比较混乱，类似于混战，不再一一点评。其中好帖有颖上“同管宁兄商榷 谈先生第二个观点——长安的攻守问题”等    在混战中，开始朝廷义勇军在颖上、皇皇后帝等的返攻下，气势如虹。后来，新军方面辽东管宁力挽狂澜，白木兵锋斜出。双方旗鼓相当。最后，由于朝廷主力战将颖上因体力不支，先行撤军，皇皇后帝独力难支，新军占据上风。    混战总评分：朝廷90分，新军94分。        第三战 主将总结性论述    新·主将 辽东管宁帖子：资料详备，条理清楚，论证充分。    但帖子内容主要对其本人观点做了总结，未能概括白木等的观点，不够全面。文章结构上，对所引用资料缺少必要的说明与展开，是为不足。        朝廷·主将 岑平帖子：能抓住核心问题，条理清楚，逻辑清晰，论证充分。        第三战总评分：新军90分，朝廷94分            战役总评分：朝廷比新军多1分胜出答疑：至少目前普遍是承认诸葛亮北伐的战略目标就是克复中原，光复汉室，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如果在论战中大家都说“目前多数人都持我的观点，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对的”，那就没有必要进行论战了，大家只需要统计赞成或反对的人数就行了。普遍承认的并不一定就是对的。而且就我的阅读和理论积累来看，持反对意见的观点并不少。最重要的，这并不是“没有根据地（或仅仅依靠诸葛亮的一些战术问题）而怀疑其战略目标”，而是说，既然是论战，那么，一切观点都是可怀疑的，或者说，认为一切观点都可怀疑总比认为一切既成观点都不允许怀疑更加适合论战。或者说，你有信仰某一观点的权利，但你不能因此而剥夺其他人怀疑这一观点的自由。偶不太同意鸟儿兄弟的观点。首先，形式逻辑并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它也从属于某种思想体系，可以说，也是观点。其次，我希望能够就问题论问题。白木的帖子是属于 论战中的一环，此前，新军前锋等人已经论证了魏延奇袭战略成功的可能性。白木的帖子是承前进行进一步论证，也就是说，白木的论证部分并不是针对鸟儿所说的问题。论战中，一个问题可以分解为多个问题，可以就不同部分展开论证。我认为，白木提到的问题是尖锐到位的，颖上的论辩帖子和鸟儿的帖子反而都回避了白木提出的问题。就事论事，在“诸葛亮应不应该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袭计策”这一问题中，奇袭能否成功是一个问题，奇袭如果成功收获有多大，是另一个问题，或者说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作为战略决策者，这两点都需要考虑。当然在这两个问题中，前一个问题是第一序的问题，也可以说，构成前提。如果这个前提完全不可能，第2个问题就不存在，比如在问题“月影（找个重量级的人物来举例）一旦是女生，则——月影会是贤妻良母”，月影是女生，是违反事实的东西，而论辩的问题“子午谷奇袭”至少是存在可能性的，虽然我们会说，可能性有多大存在争议（这正式需要我们论战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可能性，如果否认这一可能性，论战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问题与问题之间并非都有可比性（这就是我说的形式逻辑不能滥用）既然这一可能性存在，第二个问题就构成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略决策这类问题上，就是要考虑一个成本收益比。

    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性无恚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时时游人间，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弃。尝住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    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终。        魏晋时的隐逸，并非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的逃避或韬光，也是在选择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与方式，可以看到，他们的世界观在发生变化，当然这一变化也多多少少与时代的混乱有关。    孙登这个名字之所以被记载入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一个历史焦点人物——嵇康之间的关联。他们之间关于玄学的话题是很有趣的。    “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这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玄学观念。“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这一关联好象很牵强。对这一话题的谈论之所以从“火”开始，是因为“火”是玄学人士非常关注的一个现象，火通常象征了生命。在上一句话中是讲，火燃烧自然有光，火好象并没有使用它的光，但实际上，火之为火，正是因为光在发生作用。    “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人生以后自然有才能，才能好象只是工具，无关乎生命，但事实上，生命最终实现怎样的形态，取决于如何正确使用才能。    “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这里有一个形象化的比喻，是说光对于火的意义在于使火不断蔓延到新的柴木上，从而保证了火不断燃烧下去。人使用其才能，意义在于弄明白生命的真谛，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完成其本真的存在。    孙登认为嵇康“才多识寡”，才能没有用在追求真正的见识上，所以会有危险。但记述这一段历史的人最后又归结到明哲保身的话题上，“康不能用，果遭非命”，有点落于下乘了。

初兴：联盟2年6月，燕国立国。三联形成7个势力并立的局面。当是时也，三联蜀魏为最强，楚秦稍次之。燕国大将军荆轲枪的级别进三联三甲之列，太傅拔刀一斩战士级别为11，战级入三联六甲，小楼一夜听春雨之自由点、战级、武器级别也为一时之秀。燕国军力可与黄巾、吴国并肩。燕国以新浪门立国，连过五人、孔门弟子、小将关平、雪翼飞马皆新浪三国论坛一时之文才也。燕国文化不逊于其他六国。燕国立国后，荆轲主持武备，第九把刀为之佐。6-8月间，练功最勤者为姜旭，初露头角、引人注目者为天王寺淳。查の子、天空由吴国来燕、孤云由蜀来、风声鹤唳由魏来。晁盖为新人中最出色者。仁者兼任燕国太傅，依依为太师。燕国会议之时，依依曾言：如果让她说三联中7国哪一个国家最有可能实现最后统一，她认为是燕国。始衰：由于燕王区野鹤、丞相莉香都不练社区，部分社区人才感觉不得志，开始走散。其中突出者为天王寺淳与姜旭之奔秦，对燕国震动颇大，但燕王仍不以为意。八九月间，燕王由于工作忙，中间1个月未视事。拔刀一斩、裂鬼丸等老人基本脱离三联。燕国政事稍有荒废。对燕国衰弱影响最大者为依依之离去。在此期间，孔门笛子为吏部尚书，勉为支撑，孔门弟子由文转武，开始练社区，所练ID至尊宝、拔刀一斩之进步速度与时在黄巾的飞将吕布为当时三联进步最快者。跛行虫群由莉香之引见而来燕，孔门弟子延揽秦提剑卧龙、黄巾扬延昭入燕，有此三人，使燕国局面得以维持。政变：9月底，区野鹤宣布退位，下诏由丞相莉香继位。孔门弟子不满区野鹤不经协商而自行决定王位传承事宜，走入秦为相。刑部侍郎冷枭云不满莉香之为王，利用手中权限驱逐燕王莉香，此为三联史上第一场政变。杨延昭以吏部尚书主持平乱，迎莉香归位，冷枭云离国。国虽复，而燕国国本受伤。随之，提剑卧龙由于作弊一事离开三联。燕国局面由跛行虫群、扬延昭维持。10月间，燕国练功最勤者为崇文尚武，其次为燕张飞，二人皆当时三联最出色的新人。古惑玉女主持外交，勉力维持。图治：莉香传位杨延昭。燕国顺应三联发展的必然趋势，开始由社区高手任王。此时燕国主要的问题是丞相力量不够强大。跛行虫群逐渐淡出三联。杨笑天由吏部尚书升任丞相。但笑天社区经验不足，燕国各项事业依然迟迟未上轨道。崇文尚武、晁盖入秦。中兴：杨延昭传位燕张飞。燕张飞在位期间，是三联在线时间最长的王之一，燕国呈现中兴之象。狂野之狼、恶魔高达来燕，与魔仙儿等开始形成燕国核心团体。魏国变乱，郭守敬、冷锋、凤兮凤兮三位高手入燕，燕国始立强盛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