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一现象寻找根源，地理是一个必须分析的因素。中国文明区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到黄土高原及四川，基本没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这种地形使中国文明区基本成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很难有一个或几个区域具备形成独立国家的条件。由于没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导致交通的便利性，即使有部分区域形成割据，由于人事等方面的作用，总会使强弱发生变化，较强大的割据势力便能够吞并较弱的势力。即使有象四川盆地这样相对独立的区域，如果其他平原地区被一个势力所统一，天险便不足以保护位于盆地内的割据势力，因为它在综合实力上比中原地区的势力相差太大了。地理因素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不能过于夸大。比如欧洲有比利牛斯、阿尔卑斯等高大山脉保护了西班牙和意大利，有英吉利海峡保护了不列殿，但却无法解释欧洲中部大平原的国家为何分立，甚至也包括法国和德国，因为他们之间的自然分隔同样是极易跨越的，但他们却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地理因素无法解释大多数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为什么更喜欢呆在一个民族性的国家中，而不是热衷于形成一个统一的欧洲国家。因为即使在拿破仑或希特勒，他们扩张的动力更多的是为了法国人/德国人夺取更多的土地和财富，而不是要把其他国家的人都变成法国人或德国人。   

    林木村兄弟在《思想与功名》中，援引眼西正《释讥》论功名利禄说：每逢乱世，邀功获利者遂蜂拥而动，但善终者鲜寡。他们初升高冈，终陨幽壑，朝含荣润，夕为枯魄，鸾车未登而身死轮下，高堂未居而栋折梁断。是以贤人君子超然高举，不慕红尘虚荣。……王昶也写有类似明哲保身之书以诫其子：干名要利，欲而不厌，鲜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        首先要指出的是，身处乱世，生存压力是巨大的，隐逸只是少数人可能享有的奢侈。大多数看似邀功逐利者，往往只是在为了生存而做的别无选择的斗争，对此不应过分苛责。也许他们非常清楚争名逐利可能最后会身败名裂，但不争名逐利的话，他们却可能只有死路一条，不是被强者碾死，便是因无粮而饿死。争名逐利是为了求生。    但不可否认，人是有惯性与惰性的，开始为求生而争名逐利的人，到后来极少人能够急流勇退，当然不少人依然是不得已，比如曹操在暮年自陈心声时说：我并非不想放弃权力而逍遥度晚年，但恐怕放弃权力后，身家性命也难保啊。对于多数人来说，身居高位后难以放弃荣华富贵主要是由于惰性与侥幸心理。道家隐逸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才显示其价值。    但即使我们肯定隐逸思想必要的价值以后，我依然认为在乱世中，是那些肯冒万险，排万难，周旋于朝堂之上、枭雄之间，尽最大可能从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去维持一种安定秩序，或妥协调停以避免战乱与混乱的人，最值得钦佩。    比如王允。在董卓的虎狼之师占据京师、控制朝廷以后，他固然处于士大夫思想的局限，带有一点欺软怕硬，并且也没有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扭转局面，但他能够做到：“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王允能在那样的局势下，尽力去维持一种秩序，使百姓少受一点苦，他的所作所为，无愧于一个儒者。    西正《释讥》中还讲到一段话：已然入世则不必再出隐，不妄求至清，亦不趣媚流俗，进则输力规谏，增广福祥，退则缀微辞以存道，静然守己而自宁。    历史中的情境总是具体的，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中做出无愧于历史的选择是重要的，而并非一定要采取相同的做法。嵇康的隐逸放旷不是推卸责任，王允的委曲求全也并非只是争名逐利。

基本史料：孔门弟子列传（一） 孔门弟子者，复姓孔门，名弟子，齐国北海郡人士，孔子二十世徒孙也。孔门弟子幼有异才。年两岁，初学语，母负其赴庙会。于人多处辄曰：“人山人海，无规则何以成方圆？”于人少处辄曰：“人情冷淡，窥一牖可以见炎凉！”有许子将者，视该儿始而奇之，再而叹之，终而敛容曰：“此子治世三公不让，乱世头破南墙，终能名垂万方。”孔门弟子出身没落贵族世家，其父因出身地主遭抄家，怀才不遇而愤世疾俗，弟子亦颇染家风。弟子七岁就村塾，在同辈学童中为翘楚，及考县学，五百学子中列第一，又三年，以县学状元入京师太学（北大）。弟子于太学时，恰逢国学热，初识孔门大义，弟子推书而叹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此诚安身立命之学！”遂弃政治学而入哲学门，以接续千古绝学为己任，遍阅中西哲诸书，求解宇宙人生之奥秘。及入哲学门，又悟时代精神已变异，当文化精神分崩离解之时，人人以经济为务，学问退守书斋，空守旧文无裨政教变革，遂弃哲学而投身媒体，于新郎四年南下广州，欲打出一片新天地。 2002年3月来三国论坛，4月至5月间，平均日造砖一篇。经邪恶董卓接引入新盟。与连过五人在羊城聚会喝酒。被评为三国论坛当年度十大名人。作为新盟主力辩手参与关于荆州问题的辩论。参与两次论坛征文大赛，获3等奖。在龙虎榜先后任北海太守、青州牧。6月，三国演义论坛创立，经京华过客邀请，参赞其事。在演义论坛据许昌，与骷髅金骑士、knight、太史子义等组建魏蜀联盟。为论坛最强大势力。就任演义论坛斑竹。由于贞子等组建大秦与我抗衡，笛子邀请绯衣不至，后骷髅背盟，与秦组建大西联盟。笛子伤心离论坛而去。相关部分可参阅小蝶等所著论坛史和论坛志。6月，区野鹤在三联组建燕国，邀请在下。笛子赴三联燕国就任吏部尚书。7月-12月，鏖战三联。10月起任秦国丞相，在任时，秦国一度为三联最强大之国家。笛子与论坛旧友飞将吕布同列三联练功狂人。飞将单挑记录，笛子捐款记录，都是我们退出三联1个月后才有人超过。相关部分可参阅笛子文集中《争霸略记之刀之灵魂(作为一段日子的纪念)》。6月，与勇猛甘宁、至尊宝、将军夏侯结拜，此后开始参与大话网站建设。在大话任卫王，并主要负责历史版块。大话“舌战群儒”版块目前已成为三国界学术讨论最为繁荣的几个版块之一。2003年1月退出三联，回归新浪。3月起恢复创作热情。并与林木村、燕张飞翼德等新朋友结识，共同论学。

    由于古龙小说的巨大影响，古龙小说中的这一观念也被很多人所接受：无招胜有招。由不会招到有招到无招，无招是最高的境界。    这一观念在金庸中后期的小说中也有体现：比如张三丰教导张无忌、令狐冲的独孤九剑等，在阐述武学最高境界时，都说到这一点。        我又想起三国武将的单挑及程咬金的“三板斧”，由之思考招数的本质意义。    古代武将马上作战，开始时期，气力、勇气肯定是最重要的。但对于高手或说名将来说，气力、勇气往往相差无几，武将使用武器的纯熟程度和准确程度的重要性开始上升。而武器使用纯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开始形成一定的套路。        从发生学意义上讲，所谓招数或套路，就是武将在作战中逐渐发现并运用的一些动作规律，比如说，用枪进攻敌人，刺咽喉是最致命的，要刺中咽喉，武将需要准确把握方位、力度。进一步会发现，先用一些虚招诱使敌人做出某种动作，会更容易刺中咽喉。几个动作连贯起来，便形成了招数或套路。从另一个方面说，出招的武将在实践中会发现，使手臂、腰、腿的动作按照一定的要求协调起来，将能够最大程度地用力，也就能够发挥最大威力，使身体各部位动作协调，是招数形成的另一个因素。        但由于招数形成后，最多的用场是日常的练习，特别是个人性的练习。因此后来的招数改进者们往往会逐渐追求招数本身的完美性。这也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异化过程：招数本来是服务于战斗的有效性的，但到后来，就会走向追求自身完美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也便有了所谓“花拳绣腿”。而所谓“无招胜有招”是对这一异化的破解，回归实用的本质。        但最高的境界并不是对规律性的东西完全否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对规律灵活和适当的运用，似无招而有招，当有招时有招，当无招时无招。        需要指出的是，无招胜有招的理念是源自道家思想，以无为本，讲究因顺，以礼法为桎梏，明自然为守要。其实真正的自然并不是完全否认礼法与规则，而只是使礼法或规则回归它原初的意义。

殖民地计划——参考大航海2推进论坛建设方案    在三国的圈子里转得久了，总是盼望有点新意，笛子提出一个推进论坛发展的方案：    制霸一州者，可以在海外占有一块殖民地。殖民地城市以大航海2的港口为准。中国的港口不再计算。        殖民地分属于亚洲、中东、非洲、欧洲四个区域。    各港口有特产宝物，包括大航海2中的宝物和三国9中出现的宝物。    大航海2中的宝物出现在大航海2中各自的特产地。三国宝物划分为加统御力、政治力、智力、武力四类，这四类宝物分别对应于亚洲、中东、非洲、欧洲四个区域。也就是说亚洲港口的宝物只能加统御力，依次类推。        沿海各州（扬州、青州、幽州）花200两银子建设一个港口，其他各州花200两建设一个商队，即可以开展殖民地贸易。但商队贸易无法到达日本及其他岛国港口。航海贸易无限制。        只有被玩家发现并占领的殖民地港口才能贸易。占有殖民地的玩家对每次来贸易的商队或商船收税100两。占有殖民地的玩家对自己的商队或商船不收税。        每个殖民地港口必须驻军至少500，也就是说，每月会花费占有殖民地的玩家500两银子。如果每月贸易少于5次，占有殖民地的玩家可能会亏本。        如果玩家每月签到20次以上，2个月后，殖民地港口可以发展为城市，城市每月可产银子500两。也就是说，占有2个月以后，该殖民地将有净收入。        在中原被打败的玩家，如果不想投降，可以选择到海外发展。也就是说，可以占有一个殖民地港口。但该港口前两个月是没有纯收入的，只能靠贸易维持，如果贸易收入不到500两，将破产，被驱逐出该港口。如果原先在海外拥有殖民地城市的玩家，在中原失去立足点后，可以以殖民地城市为新的据点。        占有殖民地的玩家可以对殖民地出产的宝物定价。卖出宝物的钱归该玩家。        拥有港口或殖民地的玩家可以扩张殖民地。但每个殖民地必须驻军500。所以扩张是一种有风险的投资。   

    出兖州的形状好象一条宽宽的腰带，束在冀州与豫州的中间，一共有八个郡国。这八个郡国不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是南来北往的要冲。　　由西向东来看，兖州西南部的陈留国方圆三百余里，境内的酸枣、封丘二城与西面司州河南尹地界的原武城相对；西南面的扶沟城南近豫州颖川郡鄢陵、陈郡扶乐二城，东南角的考城扼守了豫州境内梁国通往首都的要道，所以陈留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大汉建国以来，只有皇室嫡系血亲能够成为陈留国王，镇守此处。北面的东郡、东平国、济北国隔着河水（现在的黄河）和冀州遥遥相望；东面泰山郡山势宏伟，地形险要，是通往东方青、徐二州的必经之路；而兖州南部的济阴、山阳、任城三郡与豫州的梁国、沛国、鲁郡犬牙交错。 （注：参考魔力的真髓《军人的荣耀》）    陈留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又名凤凰城，战国时期属郑国，名留地，后被陈国所灭，更名为陈留，汉朝设郡，晋朝为陈留国，东汉和宋代曾两度繁荣，成为瞩目的豫东明珠。    陈留是高傲而又自信的，它以天下之中的气魄雄踞中原，睥睨四方。当日曹操以极少兵力在此起兵，正是以其逼人的气魄，“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角逐群雄，逐鹿中原，逼于黎阳而未有惧色，败于赤壁而不减豪情。历史上以一城起兵而席卷天下的例子并不是很多，如果抛开农民起义特殊的情况，以一城之兵，一地之才，进而席卷震动天下，成就一代霸业，陈留傲视千古，无愧于它的高傲。    陈留是哀婉而又悲凉的，当董卓凭借武力威胁把陈留王刘协扶立为汉献帝的时候，陈留的名字寄托着一个帝国的悲歌，如红日西沉，再也无法挽回汉帝国分崩离析的命运。这哀婉中浸透着多少历史的悲凉。此前的汉王朝也许发生过多次权臣废立皇帝的事件，但此前权臣的废立尚未能改变那个“天命”的光环，而风雨飘摇中的这次废立却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之一的汉王朝划上了一个永远的句号。    陈留是无奈而又深邃的，公元266年，司马炎在洛阳逼魏帝曹奂让出帝位，司马炎没有杀曹奂，而是封为陈留王。作为儒家政治理想的“禅让”早以演变为一场闹剧，成为赤裸裸的武力夺权的一块不高明的遮羞布。无奈的不仅是从皇位上走下来的陈留王，更是那些怀抱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正直的士人。当政治已经黑暗到如此地步，他们要么隐身以避祸，但《桃花源记》清闲自在的背后是对世人怎样一种痛切而又无奈的关怀！他们要么玄谈以放旷，但谁又能明白他们那些玄远的问答是在向终极的层面来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    陈留是放纵而又自虐的，当高阳（属陈留）酒徒郦食其名号传扬的时候，陈留便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李白在《将进酒》中言“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陈王：三国魏曹植，曾被封为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陈留是觥筹交错的，是不醉不休的。陈留的放纵是身不由己，也是看破政治的阴谋权诈、看破人世的世态炎凉后的放达，但更是一种痛感自己无法力挽乾坤后的自虐或自我麻醉。世事已然如此，有为不如无为，且酒里觅乾坤，醉中聊忘忧。    陈留，让人歌又让人哭的陈留。

学问贵自得，我不想引经据典，只是用自己的语言阐述一下我所谓的解释学义涵，难免贻笑大方了。现代解释学源于并基于现象学。现象学的要义在于搁置本体，在解释学中，就是搁置对历史真实或文本本义的追问，解释学认为对上述历史本体和文本本体是只能搁置而且应当搁置的。在解释学的视野下，历史都是被记载的，被记载、被叙述意味着其中已经融合着叙述者的逻辑与理念，即使所谓亲历的历史也同样不例外。因此历史只能以被叙述的方式呈现。如果我们要追问本原的历史，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些流转的“事情”。设想我们本人来作为当前历史的叙述者：由于我们视角等各方面的影响，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眼中可能会差别很大。历史之被叙述，首先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有些东西进入叙述而很多东西被过滤了；其次是一个被固定的过程，固定就是叙述者用自己的逻辑与理念（概念）来组织起来。“事情”本身是流转的，而历史“事实”是确定的——确定意味着它已经经过了叙述者的选择与固定，因此“事实”永远不同于“事情”本身。那我们需要了解的“历史”是什么？我们只能而且就是要了解那些被叙述的历史。我们就是要观照历史事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解释的意义——只有这种不断被解释的意义才是活的真实的历史，也就是说，所谓的“历史事实”本身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它如何被解释，为什么被那样解释才是重要的。我们要去考察某一事件如何进入历史——进入历史意味着被书写，或被评论，也就是这一事件的意义如何被后人所认识，从而如何影响和改变了历史。近现代“古史辩”学派曾指出中国古代很多史料都是“伪书”，也就是说是后人托名所作，并认为伪书不能作为信史的资料。对此，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伪书也有利用的价值。比如一本托名先秦人物的书经考证是魏晋时代的人所作的，那我们正可以借此观察魏晋时人对先秦一些事件持何态度或作何评价，并借这种态度和评价的考察来理解魏晋时人的精神状况和价值理念。笛子进而要说，我们还要考察作者所在的地域、阶层，他的经历、当时的时政动态、当时的价值理念等如何影响了他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并由此理解他为何作出该种评价。当我们考察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与背景的人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与评价，并结合对叙述者的考察理解了他为何作出该种评价以后，我们再通过同样的方法考察与那些叙述者同时代的其他（历史或文学的）叙述者，就会得到对该时代精神状况的理解。这种对时代精神状况的理解是我们理解处于该时代的叙述者的背景，同时，这种背景也在我们进一步的考察中被不断修正。在对各时代精神状况的理解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建立对整体历史流转变化的精神状况的把握，而这一整体理解同样也是不断在新的考察中被修正的。只有以对整体历史的理解为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各个时代；只有以时代为背景，我们才能理解时代中的人。而对时代的理解又是通过对时代中的人的理解（人是作为叙述者通过他的叙述被理解的）来建立的，因此，这就是一个永远互动不息的过程。 答朋友问，并补充阐述  历史各种结论，理解，或讨论都是为某个利益或目的而解释——不错，是这样，我们就是要解读这些事物的真实被后来者因为各种原因影像了越来越远去了真实，特别是和政治有关的真实，不若自然科学——我说了，本来就没有什么你所谓“事物的真实”，或者说，那根本是我们不应当去追问的东西，那些带着利益、目的、理念做的解释对我们来说才是最真实的所以历史许多争论只能是可能或接近可能，只能解释解释，才有辩论，到最后，还是回到解释，。。。——我们不是要剥出那个“真实”，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为什么那么解释和为什么那么叙述最后变成一个人的某种感官和心灵的满足了——不是的，我们要去理解的是那些叙述和解释中透露出来的精神，精神的真实并不比自然科学上物质的真实不真实。历史还是没法读，只有自己体会了——历史是难读，是要自己体会，但并非没法读。     

萨苏在《陇右西凉 -- 谈魏延的子午谷奇袭》转述了中央台讲南北朝史的孙恭恂教授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北伐目的是什么? 打的魏军落花流水,驱除曹魏,一统中原,这就是魏延想的。事实上蜀汉和魏国的国力相差7倍,单靠现有的军事力量,就展开蜀魏的决战对蜀国真的有利吗? 答案显然不乐观.诸葛亮北伐的真正目的,并非与魏国决战,而在于斩断魏国右臂,控制河西走廊,改蜀汉南北攻势为东西攻势,依靠雍凉积蓄力量,这是比较现实的作战方针。事实上,如果不是街亭失利,此消彼长,吴蜀联合军与魏国的力量对比就会出现变化。这是诸葛亮从全局上对隆中对的修正,他清醒的认识到荆州不可以复得,益州不足以制天下,控制民风剽悍的西凉,自西向东居高临下,则为蜀汉取得北周灭齐的君临态势。如果攻占雍凉,后来北伐困扰孔明的兵员,粮运,甚至人才问题均可迎刃而解,而且背后还没有一个可能随时背盟的东吴。消化了凉州以后,蜀,吴就可以象两个不同方向的绞索,慢慢的把魏国绞死。诸葛亮是并不打算毕其功于一役。这与骨架龙《也说魏延的奇兵》的观点是类似的，在这一问题上，我赞同以上两位的看法。表面上这似乎已经回答了蜀汉为何北伐的问题——不可坐而待毙，应以攻为首，占领陇右，才有可能图存于三国，进而恢复中原，统一天下。但如果我们的问题意识更深入一步，这个问题仍然有探讨的必要：蜀汉是否应当休养生息、积蓄国力，因为凭蜀国地理上的险要地形，防守远远比进攻容易；更因为凭蜀汉之国力，总体上根本不可能与曹魏抗衡，蜀国为什么不能搞睦邻友好政策，来个和平共处，而为什么一定要征伐天下呢？事实上，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在历史上已有人提出质疑：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吴大鸿胪张俨：《默记》]我们首先来看，这样做有没有可能：张辽文远在反驳《诸葛村夫的十大过错》的帖子中说：“穷兵黩武之说更是不懂历史。当时蜀汉只有益州一地，如果只守，更加不是中原对手，诸葛亮北伐是为了开拓土地，增强实力，按当时情况，不进攻更是坐以待毙。”这个观点的前提是：蜀汉要“以中原为对手”。如果拿掉这个前提，以蜀汉之国力，兼以占有汉中之有利地势，如果能君臣一心、上下用命，割据自守并非做不到，而且防守一定会比进攻有更大的胜算。也就是张俨所谓“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当然，有人会指出蜀汉要以消灭魏国为目标，因为：1.诸葛亮是以兴复汉室为目标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表述北伐目标的，即使知其不可（明知希望渺茫），也要勉力为之；2.三国对峙，你不尽力使自己强大，最后必然被别国灭亡，所以要进攻占更多的地盘以逐步抗衡。其实这两点都有可商榷之处。关于第一点，萨苏的文章中也指出过，恢复中原主要是作为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而已。事实上，我们以解释学的眼光来看历史也会看到，三国时代各国都是要图存或争霸，“诸葛亮一心为恢复汉室”主要是后来的文人学者的观念附会和理想化塑造，以诸葛亮个人的观念或理想作为北伐的主要动因是站不住脚的。而从蜀国的形势上讲，在当时现实的国力对比情况下，诸葛亮肯定明白蜀国是不可能完全消灭魏国，也不可能统一天下的，这一点，每一个理性和清醒的人都会看到。因此，蜀国的现实国策不可能是消灭魏国统一天下，而只能是先立足于图存，等待魏国发生内乱或别的意外发生。关于第二点，我们首先要指出，蜀国依险要地形割据自守并非做不到，而且比进攻胜算更大；其次，我们读历史不能囿于历史的窠臼，后来邓艾钟会等确实是进攻并灭了蜀国，且不论这一成功建立在很大偶然性之上，其实若不是诸葛亮连年北伐消耗和削弱了国力，邓艾即使奇袭也未必能获得成功；再者，就当时的历史来看，曹丕称帝以后，内部统治面临很多问题，曹魏统治集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用力的中心是在内而非在外，从当时的蜀魏攻守来说，也主要是蜀汉进攻而非曹魏进攻。如果不是诸葛亮一再进攻，至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曹魏既不想（我下面展开分析这一点）也不可能消灭蜀国。还有一点：如果蜀国并非以统一中原作为战略目标，而是以防守作为目标的话，占据汉中、剑阁一线防守比占据陇右以后防守更容易。因为蜀国与陇右之间的山路是艰险的，而且人烟较少，而陇右多为畜牧区，如果要驻扎大军，必须从蜀中运粮，而这一粮道又很容易被以长安为基地的魏军切断。也就是说，陇右只有作为进攻的一翼配合汉中军队进攻关中才有其意义。假如蜀国想占据陇右便止步不前的话，根本不可能守住。但如果蜀国的目标是占据陇右再进攻关中的话，无疑意味着要与魏国做全面对抗与总体决战，因为关中那时已成为魏国的核心统治区之一。而与魏国全面对抗与总体决战并非蜀国所愿，也非其能做到的。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的是：蜀国依险要地形割据自守并非做不到，而且比进攻胜算更大；蜀国在防守的基础上修养生息，注重内部发展，魏国不可能灭掉蜀国（至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魏国用心在内，并未大规模进攻蜀国，而一直是蜀汉在进攻；恢复中原并非一定是诸葛亮和蜀国的真正目标；如果蜀国目标并非一定要统一天下，防守远远比进攻容易做到；如果蜀国立足于防守的话，占据汉中、剑阁一线防守比占据陇右以后防守更容易。那么如果我们还能分析出魏国并非一定要灭掉蜀国的话，诸葛亮的北伐似乎完全成了劳民伤财、徒劳且不必要的战略错误了？诸葛亮之所以明知北伐有种种不利因素，而且要在对于蜀国而言北伐并非如此必要的情况下，不断出兵北伐，根本上是由蜀国的立国精神与统治必要决定的。关于魏蜀吴三国的立国精神，我们从它们各自的国号就可以窥到一斑。“魏”、“吴”都是地域性符号，这两个字主要标示各自的地域。曹丕以“魏”为国号，当然主要是由于曹操受封魏王（封地在邺，属古魏地）。但我们要看到，以“魏”为国号，意在强调政权的地域性根源，以获得以魏地为核心地区的北方士人的认同。吴之立国，更是完全体现其作为地域性政权的特点。而蜀之立国，以“汉”为国号，是强调对汉代文化符号的直接继承。这里需要做一点辨析，历朝国号之确立很多都是以其最初的封地为号的，最早的夏商周情况特殊一点（由部落建国与后来的统一王朝不同），后来的如秦、汉（西汉）、晋（西晋）、隋、唐、宋皆是如此。已封地为国号，首先是为标示政权的宗法地域之源，其次因为这些政权都是由封地地域起家，逐步扩张兼并而建立统一王朝的，开国大臣中多为从原封地地区而来，因此权力基础方面需要依靠核心区世族势力的支持（陈寅恪在《唐代政治述论稿》中充分论述了关陇集团在唐政治中的作用），以原封地为国号即有此义。魏、吴国号之确立，即是立足于割据政权的现实，以争取本地世族的支持为首义。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前的历史中，魏吴从来不是中央政权符号，而只是割据的诸侯国的号。历史上也有一些政权，并非以封地为国号。比如农民起义军因无所谓封地，便不可能以此为号，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基础不是要争取地域世族的支持，而是要获得更广泛的农民的支持，比如李自成的大顺。再如两个中间篡位的短命王朝——王莽的新和武则天的周，他们采用这样的国号是为了显示自己受命于天，或以恢复古制建立新政，新和周都是作为王天下的符号而不是地域符号，同样因为他们的权力基础不是要争取地域世族的支持。更多的情况是由于此前的统一王朝深入人心，新王朝采用原来王朝符号作为国号以标示权力的继承性，以继承性来获得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比如东汉、东晋、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和南唐（他们的国号都是唐）。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蜀汉政权即是属于这种情况。蜀汉选择继承性来标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是主动的选择，但也是不得不然。从条件上说，采用原王朝国号要求统治者与原王朝有血缘继承性，或至少是同宗。刘备与汉王朝的血缘联系并非那么直接，他为了论证蜀汉政权对汉室的继承性，不得不把这一血缘联系过分渲染与夸大。而刘备之所以无法象曹魏和孙权那样以地域性符号作为国号，而选择继承汉作为自己的国号，除了自己姓刘有这一尚可利用的条件以外，是有下面的苦衷：一、刘备早期一直是一个流徙性政权，没有建立自己固定的根据地，也便没有获得某一固定地域世族的支持。这意味着他的政权不能也不必要以某一地域符号标示。而长期流徙带来的有利影响就是使刘备对多个地区的士人有影响，而唯一能对这些不同地区士人起到连接作用的就是“汉”这一原王朝符号。二、蜀国的统治集团构成与魏吴有很大差异。魏国和吴国的统治层都来源于当地，并已本地作为人才、兵员的来源和储备库，其政权基础也主要来自于本地世族的支持。只有蜀汉的统治层分为“原从”、“荆州”和“蜀地”三部分，结构复杂，并且蜀国本地人一直没有成为蜀汉最核心的统治势力，最上层一直是原从和荆州士人占主导。也就是说，蜀汉政权对蜀国人来说更多是一个外来政权。但蜀汉的兵员构成及人才后备又必须依赖于蜀国本地人，如何使作为兵员及下层统治基础的本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层非本地人势力的统治，对于蜀汉统治者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蜀汉要把原来来自不同地域的追随者集合在一个名号下，要使蜀国的人民和士人相信自己有资格统治他们，决定了刘备必须采用“汉”这一国号。如果用“蜀”的话，一来原从与荆州人马会没有归属感，再者，把刘备看作外来人的蜀人未必会认同。但如果以“汉”作为国号，国策上北伐便成为必然（或说不得不然），因为以继承汉中央政权作为立国精神基础，必然不能局限于蜀地一隅，否则你就无法向人民交代，无以号召人民，无以向人民说明你凭什么统治这里，无以获得士人的支持。蜀汉政权要向人民显示和证实自己汉王朝对的继承性，必须有北伐进取中原的动作，因此诸葛亮必须不断出兵。但诸葛亮也知道以蜀之国力与军力不可能推翻、消灭魏国，所以诸葛亮不会同意魏延直取长安的做法，因为一来那样守不住，二来他并不想与魏国展开总决战，所以诸葛亮只会采取稳妥、损失最小的战略方向——进攻陇右。对蜀国而言，不希望北伐引起魏国的过分重视，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蜀魏能有一种双方伤亡都不大的僵持状态，而蜀国能不断有一些小的胜利以向民众交代。虽然诸葛亮（以及后来的姜维）明知这样对蜀国消耗很大，但北伐却是不得不为之的一件苦差。   

    “刀是有灵魂的。”从我们相识的第一刻起，他便告诉我这句话。斜阳拉长了大地上两个并列的影子，我们彼此紧握了一下手，便各自踏上了在三联的征程。    我们走着完全不同的路。    他成了一个旷野中的战士，在默默无闻处磨练手中的刀，他的灵魂倾注在刀中，每一个月色融透大地的夜晚，大海边总有他舞刀的身影。    我成了一个庙堂中的文臣，在风云纷扰中经营着一个新生的国家，我的灵魂倾注在那个虚拟的架构中，每一个曙光扣问窗帘的黎明，燕山下都记录着我苦思冥想的刻痕。    他手中的刀已经在闪亮，舞动的刀影已经成了江湖最闪亮的一颗星。人们看到的都是他手中的刀，人们记住的都是那把刀的名字。他因为手中的刀被任命为大将军。    我的国家在蒸蒸日上，文治武功，政绩斐然，北土成了三联最具人气的地方。人们看到的是作为国家经营者的我，人们记住的都是我的爵位和官职。我也即将因为施政被任命为首辅。    世事无常，一朝梦碎。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只记住他的刀的人们根本不再关注刀背后的人，他碰到了如许多他无法再容忍的事情，他只能忍痛别离他的故土，寻找重视他的刀也重视他的人的朋友。    有一天，我也突然发现我苦心经营的国家是如此的不真实，我忠心效命的君主以国家为私物，轻言即许人。这一天，我突然猛醒，又想起了那久别的两个字——灵魂。        我们在关中的大地上终于聚在了一起。我握起了我手中的斧，他抽出了他腰间的刀，这是我们自从离开新浪后第一次面对面。    刀已出鞘，他笑意盈盈，他相信以他的武力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刀神一现，这一招在他手中的威力已经超出了常人所能想象的范围，刀影卷起隆隆的雷声，在匪夷所思的瞬间，万钧之雷霆已经到了我的眼前。    我手中的斧子没有迎向他的刀，而是劈向了天际。天空一下子变得血红，所有的妒忌、误解、仇恨、隔阂都被劈碎，天地倏闭倏开，眼前突然一片光明——开天辟地。    新天地中，只有两个字——兄弟。    我们的武器已经抛在脚下，我们的人拥抱在一起，我们终于明白，刀与国家都是虚幻的，而只有朋友是真实的，只有兄弟是无价的。

当年沮授对袁绍陈说争霸天下之计时曰：“将军……济河而北，勃海稽服。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埽；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 现在我们撇开袁绍用人等方面的失误，来分析一下“据河北以争天下”的战略，分析一下这个战略所依恃的条件，和实践这一战略所需要的一些本质性因素。 冀州处华北平原，土地肥沃，在东汉时期，这里是世家大族的聚居中心，是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地方之一。三国志云：“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冀部强实。”再从地理上讲，冀州西靠太行，南倚黄河，进取中原十分方便。且冀州北连燕代，有马匹可以组建骑兵。袁绍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从条件上讲，以冀州为争霸天下之资是没有问题的。当年光武帝刘秀就是以此为基地，扫平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天下的。但为什么光武帝成功了，袁绍却失败了呢？ 其实从冀州的地理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冀州地处大平原上，基本上是无险可守的。其西边的太行山和北边的燕山，都无法起到屏障作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或其他政权都可以跨越两山直冲而下。而南边的黄河因水量小，远远无法与长江相比，基本上不构成障碍。所以对于冀州的割据势力来讲，它必须凭借起经济、军事势力采取进攻策略，如果在战略上采取守势的话，最终一定会被其他割据势力灭掉。 当年光武帝之所以成功，因为他从起兵开始，就志在天下，取河北做基地，是以其作为进攻其他地方的跳板，而不是想在河北割据自保。而袁绍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在起兵之初，是先做了割据的打算，并没有明确的统一天下的目标和战略。 曹操与袁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就前途问题，曾作过对话，袁绍以为：“吾南据河(黄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而曹操则认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因为袁绍开始的目标是割据，所以他在进攻董卓时并不卖力。而一旦在冀州稍微立下脚跟，就迫不及待地分封他的三个儿子及女婿高干各占一州。分封的举措最鲜明地体现出袁绍的目标只是为了割据一方。 袁绍所占据的冀州与曹操所占据的中原在地理特性上是一致的，都是利于进攻，不利于防守。曹操所谓“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正是深刻把握到自己所处位置的内在特性，而采取了正确的战略。也就是说，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你必须通过调动人的因素，有效地把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组织起来，在不断的进攻中才能生存和壮大。 袁绍所提出的“南据河(黄河）”，而河不足据；“北阻燕、代”，而燕代无以为阻。如果是想据守而不进攻，“戎狄之众”只将成为威胁因素，而不是可利用因素。 由于袁绍只想在河北割据自守，其兵将也对地理条件有依恃之心，所以在官渡之战时，当这些兵与将离开了其所守之地，便一下子失去了依恃，面对曹操习惯于流动作战的虎狼之

无边的黑暗簇拥着麦城，就仿佛冲天的骇浪要把迷航的小船掀翻。你巍然地坐在昏黄的油灯下，你心中无法言说的沉痛在眉头凝成了一座山。油灯的火苗在你眼中跳动，忽明忽暗，你仿佛看到自己的生命也在这样一点点暗淡下去。那陪你走过了大半生、为你赢得让万人羡慕的英名的冷艳锯，已经有了一些班驳的锈色，但那种苍劲的杀气依然逼人。你感觉那就是自己的身躯。在模糊的光线下，你的意识也有了一点迷离，生命中过往的一幕幕倏忽闪过，你分不清是你握住了那把刀，还是那把刀握住了你，并握住了你一生的命运。江东吕蒙已经袭占了荆州，你几天前的预感得到了证实。你决定进攻樊城的前一天，那只握刀的手就总在抖动，你感觉到那把刀仿佛要脱手而去。是的，你感觉到了，你感觉到自己的身躯受到一股危险的力量的拉扯。江东一直在对荆州虎视耽耽，你感觉到那股拉扯的力量就是出自那几双满怀敌意而又在刻意伪装成友善的眼睛。刀上泛着的冷光映着你心中的骄傲，对江东那些妒恨的眼睛你是蔑视的，对他们那些小小的伎俩，你冷笑的嘴角伴着嘲笑。你并没有低估他们的实力，你也知道自己所在的荆州处境的危险，只是那把刀身上凝聚的沉重的友情让你不得不做一些事情了。因为你已感觉到自己的时日无多，你必须乘着刀光依然没有消泯的这些日子，来实践当年桃园许下的诺言；你必须用这把刀为大哥的事业在荆州立稳脚跟；你必须出击，你知道，也许这将是这把刀最后一此饮血。是的，饮血，这把刀只有饮血才能证明自己活着，你无法容忍这把刀生锈而入尘土，就如同你无法容忍这个身躯享受高官厚禄的安逸而老去一样。所以，你义无返顾的出发了。对今日的结局，你只能感到无边的沉痛，却决不后悔。你知道，这就是那把刀必然要面对的命运，只是没有想到它在这个时刻提前到来。你本来就知道，从大哥决定为恢复汉室而努力的那一刻起，你们就是在向命运挑战，而结局注定将是一场夸父逐日式的悲剧。但是，为了桃园那最初的承诺，你甘愿让自己的一生就这样燃烧。你知道你为了这份承诺已经尽了全力，你已经向命运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今日，你坦然走向这个最后的结局。   

橘色潜水艇兄弟近日撰文《汉魏禅代与儒家国家理想之实现》 ，文中称“天子让贤，这一儒家经典中的记载，成为了儒家国家学说中的最高理想境界。汉武帝确立儒家独尊的地位之后，这一国家学说的首次成功实践直到公元二二〇年才告完成。”认为曹魏代汉，是儒家“天子让贤”国家学说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该文章提出的问题深刻，论述也比较详备，我在总体上表示赞同的同时提出我的一点我的不同意见。我认为汉魏禅代确实是应用了儒家关于禅让的理论，但这却不是儒家国家理想的实现，而是儒家之理论被政 客们扭曲变形进而利用的一个明显例子。在这种扭曲变形的利用中，是儒家精神的异化，是一种乌 托 邦式的理想成为了政 客们实现其自身目的的幌子和工具。尧舜让贤是否实有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借此阐述了自己的一种政 治理想，或者说，是孔子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历史当中，而塑造出尧舜让贤这样一个典故。一种乌 托 邦式的理想虽然在形式上是投向过去，在义涵上却是指向未来，也就是说，这是孔子为未来所设计的理想政 治形态。这种理想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礼记·礼运篇）。禅让的一个本质性内涵即是“选贤”，重视的是这个本质，而不是禅让的形式。从这个本质内涵讲，类似于现代的民 主精神，并以此平衡和超越王位世袭制度的弊端。但在曹魏代汉的过程中，实质是一种权 力的运作，是军 阀之夺 权。其与儒家之政 治理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在形式也有根本性差异：儒家讲究的禅让是原来的君主（经过一定考察后）主动把权 力交给新君主，而曹魏之代汉是曹丕等以权 力压迫汉献帝，逼其交 权。在这个逼迫的背景下，一切冠冕堂皇的理由便都暴露出其谎言的实质。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曹操曹丕又是聪明的，他们以其灵敏的政 治嗅觉体察到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心态，所以他们一方面要以实质性的权 力为依托，另一方面又懂得利用禅让这一士大夫能够接受的形式，从而完成了政 权的转接。因为“汉代二百余年儒学文化的积淀形成的以士大夫为主流的社会氛围不允许公然的离经叛道现象出现。汤武革 命式的代汉立国不会得到支持，王莽式的废主自立更不可能成功。不论是平定黄巾、以车骑将军领冀州牧的皇甫嵩，还是胁帝西迁的董卓，以及为宗室长者的刘虞，都是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的。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灭亡。况且，献帝也绝非桀纣之类的暴君。在如此‘天道无亲，百姓与能’的时代，顺利完成‘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的历史任务的曹操（最终由其子曹丕践汉祚），在这一问题上显示了高超的政 治手段。”诚哉斯言！建安二十五年（二二〇年）冬十月辛未，魏文帝举行盛大的受禅仪式，“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载：“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从这句“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我们应当感受到历史的悲怆，这是一种伟大的理想在现实中被扭曲变形，进而沉堕而被人们误解和曲解。曹魏代汉的模式影响深远。之后，魏晋、南朝、隋唐、五及至宋朝，莫不是沿用这一让贤模式。但这种让贤模式并没有将政 治引向光明，而只是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演出了一幕幕恶性权 力斗争的丑剧罢了。这一乌 托 邦式的理想在历史的现实中是被扭曲变形了，但这不意味着这一理想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历代真正秉持儒家理想的士人都以这一理论为依据，对现实中的君主权 力谏言以规约，从而使中国的君 主制度保持了一点活力。也许这才是儒家政 治理想在现实中的一些真正体现。   

    在三国时代的群星中，不论从那个标准看，太史慈都是一颗耀眼夺目的星。惜其早年未遇名主，及从孙策，正欲一展雄图之时，而英年早逝，痛哉，惜哉！    太史慈高大英俊，有仁有义，有勇有谋，尤其是其箭术在三国英雄中归诸一流当之无愧。《三国志》云：慈长七尺七寸，美须髯，猿臂善射。弦不虚发。赏从策讨麻保贼．贼于屯里缘楼上行詈，以手持楼棼，慈引弓射之，矢贯手著棼，围外万人莫不称善。其妙如此。    当孔融被黄巾军所困，危急万分之时，太史慈因为孔融曾善待其老母，冒万死、过重围、入孤城，寻孔融以报恩，这是重义。为向刘备求救以解孔融之困，又再次靠计谋与勇敢突破黄巾军包围，来到平原，以毋庸置疑的辩才说服刘备，请来救兵，使孔融得以脱困。就这几件事，太史慈作为大将的才能已经充分显示出来。    在当时的乱世，太史慈是希望有所作为的，所以虽然当他为孔融立下大功，得到了孔融重视（融既得济，益奇贵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但他看到孔融并非一个可以在乱世建功靖乱之主（融负有高气，而才疏意广），还是毅然决定离开。    随后，太史慈来到扬州刺史刘繇帐下，原因主要是刘繇与慈同郡，念于同乡之谊，而非纯以强弱择主，亦是太史慈仁义之一端。因为以他的才能和此时的名声，投奔袁绍或曹操，肯定都可以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无奈刘繇，又是没有英雄的度量与气魄。明知太史慈有才能，因怕别人嘲笑他以黄口小儿为大将而不重用太史慈。《三国志》云：或劝繇可以慈为大将军，繇曰：“我若用子义，许子将不当笑我邪?”可悲可叹！    但即使刘繇未能重用，太史慈仍是为其誓死效命，不负忠义。且不说神亭一战与“小霸王”孙策之以死相搏，单看刘繇主力被孙策击溃，败局已定之时，太史慈依然进驻泾县，立屯府，招募山越，以图反击以报效刘繇，决不因贪图权势而主动投降孙策。    直到后来势穷而为孙策所擒，并且孙策又是推心置腹信任他时，太史慈才决心归顺孙策。而他一旦决心归顺孙策，并受到重用后，便死心塌地，尽忠尽义，守土一方，不负所望。先是奉命抚安刘繇余部，六十日如期而反。后领建昌都尉，治海昬，并督诸将拒刘磐。磐绝迹，不复为寇。孙策方欲委以南方之事，年四十一英年早逝。    论曰：三国时汉代礼教体系逐渐无法维系人心，是个体觉醒与崛起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仁义道德都是落实于个体人心的仁义道德，即私德。像刘备等人以恢复汉室为号召，主要是旗帜和口号。每一个军事集团真正赖以维系忠诚者，只能靠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忠义。太史慈三次择主，皆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势力强弱为去就，对每一个主人，都是赤胆报忠诚，确乎不愧为那个时代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一、哲学概念不要乱用  如果把思想性比喻成人的身体的话，即“体”，那么围绕思想性展开的艺术加工就可以比喻成身上穿的衣服，用一个和“体”相对的词来说，就是“用”。“体”和“用”的关系本来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单说作品的思想性，也不能单说作品的艺术性，否则便会掉入机械主义，形而上学的泥淖。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以联系的眼光讨论二者之间的“体”“用”关系。就此而言，我认为与其说毛本对嘉靖本的改造是“削足适履”，不如说它是“量体裁衣”更恰当一些。这段话逻辑是不通的 ，几个概念用的也不准确，如：机械主义，形而上学二、资料引用问题“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固不失为心中如一之小人。而此辈之口是心非，反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③这说明在毛本里，曹操的形象只是为了给所谓的仁义道德做一个反面教材，而毛氏父子对曹操这个“真小人”的评价要明显高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家。③《三国演义资料汇编》 白花文艺出版社 1983年10月第1版上面那段话要注明是谁说的，而不能只是点出资料来源。“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家。”所指为谁，（宋明）道学有其时代合理性，清代汉学其，批宋学，矫枉过正，而未明宋学真髓，他们的评论不能代表客观评论三、结论部分 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把新的思想，新的形式融汇在传统的《三国演义》之中，来反映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则是一个新的课题和任务，可喜的是，在评书，电影，电视等领域已经开始了这种尝试。只要我们把握好“体”与“用”的关系，少一些“削足适履”，多一些“量体裁衣”，才能让我们优秀的文化继续发扬光大。任何一个时代都必然要重写历史，在重写中展现该时代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对原作的修改，都是一次新的创作，表达的中心主题思想都不相同。所以，不能设想三国演义有一个不变的“体”，“体”皆在“用”中。从艺术表现形式上你可以美化它，使人物形象完整丰满，摆脱性格矛盾之处，但这种修改也已经是对中心思想的修改了。比如在罗贯中，他可能就认为人的性格种本来就有矛盾之处，他并非要把刘备写成完全的忠，曹操完全的奸。但毛氏就是要表达一种绝对的思想。他们的体是不同的。也就不存在“削足适履”或“量体裁衣”的问题了。这篇论文我实在是认为不够成功的     

    魏晋时期，汉代董仲舒等所建立的一套以“礼教”为核心的文化维系体系经过汉末及三国时期的混乱，已经无法再维系人心了。天子不再代表天命，每个人的野心被点燃，社会便失去了人们能够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社会规范的失序必然带来政治规范的失序，各军阀互相征伐，正是因为谁也不比对方享有更多的政权合法性，军事力量便成为唯一的决定砝码。    军事力量的消长吞并，必然是强者更强，然后一个新的统一王朝便有可能要建立了。但一个新王朝建立必须必须也建立一套能够维系社会人心的文化维系体系，社会秩序稳定了，政治秩序才有保证。西晋立国前后，并未建立一套新的文化维系体系，此时期精神领域兴盛的是魏晋玄学，玄学是一种个体主义的隐逸、放达思想，不仅无助而且有可能破坏正在建立的社会政治秩序，司马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沿用汉代的礼教维系体系，稍微改头换面，提出“孝治天下”的口号，所以司马氏对玄学中的极端派就要打击，甚至不惜消灭，王弼和嵇康都是这个过程中的牺牲者。    嵇康是那个时代一个自由的精灵，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云：以此观之，故知尧、舜之居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    “循性而动”是其思想的核心，为了顺适自己的天性，他无视礼教，蔑视权贵，他的死直接原因就是他的放达行为让贵公子钟会感觉受了侮辱。《晋书》云：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信会，遂并害之。    悲夫，生当黑暗之世，人何由而全其性也！

一、荆州对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并不一定必须自己占领，如果占据荆州的势力是友好或同盟，目的同样可以达到；二、吴强占荆州，并没有充分的道义上的理由。因为赤壁战后，周瑜只是占了南郡一地，而刘备占了南四郡，南郡处于刘备势力的包围之下，背面还要面对襄阳的曹军，根本无法长期固守，借给刘备固然是卖个人情，但也是形势所逼。孙吴与刘备之间，完全是军阀之间的势力争夺与利用，道义只是借口；三、扩大优势问题首先要考虑东吴的战略目的，我曾经论述过，东吴立国是江东世族为在乱世保存自身，并不想统一全国，最多只是想乘乱捞点好处罢了。强占荆州正是其短视的结果；四、维护战略均势，必须从全国大范围看，不管怎么说，曹操都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对东吴形成真正威胁的只能是曹操，不熟水战的弱点，只要有时间，很快就能克服，后来王睿楼船即是明证。而刘备即使跨有荆蜀，实力上也仍然够不成对东吴的威胁。

    三国论坛分封的州牧中，司州好象还没有人去争夺，大概是因为司州不是古九州，名字不够响亮，大家了解较少，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司州是曹丕受禅时才设置的一个州，是从原豫州和雍州分出来的一个州，晋书云：“魏氏受禅，即都汉宫，司隶所部河南、河东、河内、弘农并冀州之平阳， 合五郡，置司州。晋仍居魏都，乃以三辅还属雍州，分河南立荥阳，分雍州之京兆立上洛，废东郡立顿丘，遂定名司州”。    司州的设立主要因为曹丕称帝后迁都洛阳，需要重新加强该地区的力量，所以单独分出了一个州。    司州治所在洛阳，统七郡，大体位于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北部。司州面积虽不大，但属于魏的核心区域，魏列举州郡时，司州排在首位，而且是魏中央政府的经济和兵源的主要供应地之一。三国志魏志中讲“今荆、扬、青、徐、幽、并、雍、 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    洛阳一带被东卓破坏较大，但由于这里经济、商业基础都比较好，曹丕设州后，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到西晋时，已经非常繁荣。    司州自曹魏设立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州，中间一度废置，北魏又重置。需要指出的是，南朝时设立了一些侨郡侨县，其中也有司州，但辖地完全不同。南朝在信阳立司州，所辖河南及河北的一部分。

    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及《乐师与史官》中提出了士与吏的区别，我认为这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关节。下面谈的更多的是我个人的历史理解。    所谓“吏”主要是作为依据韩非、李斯思想所构建的官僚政治体系（此概念无贬义，较接近韦伯的用法）的一个零件，承担具体行政职责，如狱吏、刀笔吏等。在中国古代，他们经常是世袭的。他们一般都不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而是接受技能教育，对于他们，“从政”是作为一种工作，他们的职责是按照既定的规章和条例完成日常性、程序性的事务。他们的升迁经验资历积累的结果。    所谓“士”，主要是儒家思想的产物，他们接受的是通才式的儒家教育（古语有云：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他们从政一般都是抱着一定的理念，欲有所扶植或有所匡正。当然也不排除荣身显家的理念，而这两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大学》所谓“修齐治平”是也。从本质意义上讲，士不是官僚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是作为官僚政治体系的立法者和监督者参与政治体系的运作的。春秋时期的“客”和后来的“幕僚”还基本保留“士”的原初职能。    士与吏在现实具体的人身上可能有重叠，但对有些人，区别很明显。如庞统，他是绝对不屑于去做一个县令的，演义中是将其美化，讲其是在完全能够胜任的前提下不屑于做，是否真能胜任我们不知道，但这一细节鲜明反映出“士”的心理优越感。    阎步克曾论述，周代官制有“天官”和“地官”，后来的史官和乐师分别继承了其职能和精神。其实儒家本身也有演化，但中国政治体系构成的这两维大体一直存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若这两维中的任何一维完全吞没了另一维，政治都会失序导致王朝灭亡。    秦用李斯之术，焚书坑儒，以吏为师，激起人民反抗而灭亡。汉起而纠秦之偏，建立以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到后期，“政失其宽”，从中央与地方讲，世家大族因被过分放任而占有大量土地及人口，中央政府在实质上失去控制力；从中央政府讲，外戚及大臣擅权，幼主当国失去权威，或借宦官平外戚导致恶性循环。    郭嘉在官度之战分析袁绍十败、曹操十胜时鲜明地道出了两方所代表势力的本质不同。曹操为政是对汉代偏颇的纠正，而袁绍是对其的因袭。曹操政权强调在乱世建立秩序，重视能承担实际职能的“吏”。曹操帐下士人虽多（他们大多是为匡扶汉室而来），曹操对待他们却不以士人代之，而主要是作为谋士在利用他们，若其中有人表现出士人的作风，对其政权挖苦讽刺，曹操一般都会将其除掉，如孔融、崔琰、弥衡（借刀），甚至曾立大功的荀文若最终也是被逼郁郁而死。   言而未尽，改日再续。

吴之称帝在三国中为最晚。称帝之前，孙吴政权就只是想“极长江之限而有之”，割据江南与北方抗拒。在当时可以讲是基于汉末社会大乱的一种临时性考虑。后来孙权称帝，是明确地以地域性政权来立国。所以吴最的本地士人之支持，吴地士人支持孙权，很明确地就是为了江东自保，使在江东的安定生活不要被北方的战乱所侵扰。孙吴政权基本没有统一的野心（当然不排除总会有一些侥幸心理），因此其对外战争次数最少，战争的目的主要是防御性的，有时是为了取得有利的防御位置而进行的防御性进攻，或为了捞点便宜在别人发生内乱时进攻抢夺地盘。    孙吴政权内部相对最为安定，后来北方因五胡乱华而再次生乱，江南能够成为中国文化一脉不绝的重心与维系，与孙吴时期以地域性政权立国而进行的防守与发展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到三国时代，汉代的文化维系体系日渐失效，气质层次的个性挺立，人们更加现实化，地域性认同的加强就是现实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就是说，现实性的地域性认同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时代精神。孙吴政权最明确地把握到了这一精神，所以在三国中持国最久，本土经济获得发展最为明显；蜀汉离这一精神最远，劳民伤财，经济发展迟滞，最先灭亡；曹魏有地域性精神之实又有继承就文化精神之表，就实处讲，使北方经济有所恢复与发展，就表处讲，未真得士人之心，被司马氏轻易取代。

    曹操杀孔融与曹操杀杨修原因并不相同。杀杨修着眼点不在私人好恶，而在实际政治，我赞同。    孔融虽为州郡之长，但实际上无权无势，建安元年，孔融即为袁谭所攻破，此前根本谈不上对曹操势力构成任何实际政治军事上的威胁或伤害。后来，孔融入许昌，虽然作为名士，有较大声望，但随着曹操军事政治势力及控制的加强，只能议论的文人对曹操更是无法构成任何“政治军事上的威胁或伤害”，况且，曹操杀孔融，是在孔融免官闲居在家之后，可见，孔融被杀决非因其对曹操构成“政治军事上的伤害”。    曹操杀孔融，罪名是“违天反道，败伦伤理”，这一点很可深思。因为我们知道曹操曾三次发出“唯才是举”的举贤令，以能力而非道德提拔人才，为什么还那么强调“天道伦理”呢。其实这个悖论正是现实政治中一再出现的一个必然现象。    我讲过，三国时，旧的伦理规范实际上已经开始失效，但新的伦理规范又尚未产生。但同时，任何一个政权又都必须要有一套伦理规范来维系其统治，因为伦理规范是政治规范的理论前提，如果没有父子之间的家庭秩序，就不可能建构君臣之间的国家秩序（当然，除非你有了现代民主理论这样新的政治理论作为背背景）。所以，曹操虽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要以能力为标准提拔人才，但在国家宣传上，仍然只能高举礼法名教的旗帜，即使他自己已经不再相信这一套，他仍然要让他的臣民和百姓相信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否则，社会秩序无以建立。    虾兄又论：“孔融以孔圣人之后，居然大肆驳逆儒家推崇之孝道，其在当时之惊世骇俗，为天下侧目可以想见。孔融还有一论，……亦与儒家仁义之教相抵触。”我在前文讲过，真正的儒家精神是活泼泼的生命力的体现，是应和时代精神的“中（四声）庸之道”，而非一些僵死的道德条目，或者说，儒家精神在自身内包含创造发展的因素。孔融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正是对当时时代精神的直言表述。“仁”是一种对天下的担当精神，而“义”孟子曰“义者，宜也”，适宜的意思，孔融是实践了儒家仁义精神，而非与儒家仁义之教相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