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十六国时期的西凉是以现在的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中北部，广义上还包括宁夏平原和今甘肃大部及临近地区。民族上羌族与汉族杂居构成主体，另外还有匈奴、氐等少数民族。魏晋时期，海内大乱，西凉因相对的安定，吸引了许多中原来避乱的流民，经济发展，加上西凉羌族尚武，且盛产马，在一个骑兵成为新兴军事力量的时代，西凉的重要性上升，成为华夏各割据势力争斗中一个重要的制衡力量和区域。    西汉和东汉时期，为了打击匈奴和扩张势力，都曾致力于开拓西域。正是西域的开拓，是河西走廊地区成为西进的前站和重要军事集结点，两汉时期，西凉一带都有强大的军队驻扎，军队的驻扎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开发，宁夏平原（引黄河水）和河西走廊（坎儿井依独特地理构造利用祁连山下渗的地下水）的灌溉农业发展起来。    汉末中原扰乱，中原人民纷纷前来避难，西凉的经济和文化都有迅速的发展。从经济上说，经过拓殖，其农业产量已经接近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这里先后兴起五个以“凉”为号的政权，任何一个割据政权的立足都必须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从文化上说，这里成为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后来敦煌莫高窟文化胜地的形成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发轫的。    河西走廊本身就生产马，并且接近以产良驹闻名的大宛和蒙古。马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重要作战力量，骑兵以其速度和装备成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而当地半牧半农的羌族人因善于骑射成为强悍的军事力量。    另外，从地理上看，西凉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之间并无大山阻隔，并且是以上临下，骑兵奔驰几日可至。因此，若长安的中央政权发生混乱，西凉地区的军阀是最方便和最有力的夺权者。东汉末年，董卓能够如此快和顺利地进入洛阳和后来能够有力地盘踞长安，与西凉的有利位置及力量因素是分不开的。    也正是在西凉这样的尚武之乡，诞生了马超这样令曹操闻名丧胆的猛将。西凉军队的战斗力一直是相当强大的，先体现在马超率军攻破长安并打败曹操大军上，后来马超军团的失败主要是没有好的谋士，没有长远战略；后来马超率残军入川，也成为刘备手下一股相当生猛的力量。    诸葛亮北伐选择出岐山，先取西凉三郡，这一战略可能不够大胆，但正是看到了西凉地区的重要性，可惜其功未成，惜哉惜哉！

    首先声明，偶是一介书生，合偶脾胃者不一定必须是英雄。    一、孔融：小时侯，就能搬出孔子和老子的关系，面折大员，出语不凡，聪明伶俐，偶喜欢。    出身孔子世家，而能秉时代精神直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学问上不墨守常轨，偶喜欢。    与被时人目为怪人的弥衡交，以孔、颜互称，有一点恃才傲物，偶喜欢。    “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行事以公，殒身不恤，偶喜欢。    袁谭攻青州，流矢雨集，戈矛内接。城将陷，仍能隐几读书。十足的书生气，不亚于阿基米德，偶喜欢。    二、审配：“河北多名士，谁如审正南。命因昏主丧，心与古人参。忠直言无隐，廉能志不贪。临亡犹北面，降者尽羞惭。”    如陈寅恪论王国维之死，先生非为一朝一姓而死，而是受旧文化精神所浸染，当那种精神所附着的社会日益解体，作为旧文化精神的寄托的那些士人无力挽回，只能殉此而去。    偶对先生敬意居多。    三、赵云：甘于寂寞，甘于平凡，尽职尽责，秉公直言，历百世而名自显。    四、张辽：真正的大将之才，智勇兼备，威震逍遥津。    五、太史慈：忠义报恩，勇略过人。        以上五人，只褒无贬        六、诸葛亮：心存汉室，鞠躬尽瘁，可敬可佩，然谋略近于妖，法令严明而多苛政；过于把持权势，有不容异己之嫌。    七、曹操：枭雄之才，豪气逼人，诗文苍劲，尤显胸襟。惜霸气太足，不容书生。    八、陆逊：书生而有将才，难得。惜对天下无大略，只为保卫江东而战。    九、马超：西凉好男儿，英雄自盖世。只是其进攻曹操，只为报家仇，而无大略。    十、刘表：比较平庸，但乱世能保一方净土，也不错。

法制观念的省察与反思作者：孔门弟子“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这些字眼被写入咱们的宪法，这是一件大事。它意味着咱们的主流社会意识对一套源自西方的以“法制”“人权”等为核心的现代性理念之普世性的最终认同。作为社会规导原则，它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社会“人治”观念与建国以来“党治”观念这双重传统的批判之上的。当然，批判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否定，本着我们传统的“中庸调和”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双重思维积淀，我们一再强调要将几个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但勿容置疑，一种根本原则与根本理念上的转变已经发生了。任何一次社会主流趋势与方向的现实转变，总是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的。并且每一次转变之初，都会带来生命力的解放。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真实地发生着的。但历史自身依其惯性的发展，总倾向于把一次转变中被实践检验为真理的东西视为永恒的真理，把一时一地适用的真理永恒化、绝对化，也就是将其意识形态化。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原来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是意识形态，现在的“法治”“人权”“民主”“自由”一样会变成意识形态。而我们避免这一陷阱唯一可能的凭借便是我们的理性，理性的使命就在于省察与反思。生发于西方的“法治”观念是有其精神背景的，或者说，它是隶属于一套社会运行机制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理解“法治”与“权利”等观念的内在关联性，但这些观念的基督教背景还较少为人所关注。“天赋人权”之神圣性是来自于超越界的保障。每一个人与上帝的关联才真正为自由与平等建立起神圣的基础。没有一个现实的人能够等同与上帝，从而规定了人的有限性，才使法对与人的优先性与神圣性得以确立，并使作为民主制核心的分权与制衡原则成为必要和得以可能。 对于这一问题，有人会指出，西方民主制的真正建立是发生在近代，即基督教势力削弱的时代，而民主法治所体现的世俗理性精神正是基于对基督教彼岸精神的反叛。更有人会质疑说，历史发生的或然性并不能论证逻辑相关的必然性或否证其本质上的普遍性。我们的分析基于历史，但并不意味着局限于历史。我们要透过历史看到法治观念本身所由之发生并逻辑依凭的一种超越意识，这对比于我们传统的现世、此岸、人本精神，区别尤为明显。在我们传统思想中，由于并不存在彼岸超越的神，神圣内在于人，因而并不承认有什么超越于人之上的神圣规则，一切由人因时变易。在这种精神背景下，根本难以成立西方式“法”的概念。进一步的反驳会指出：既然我们的传统是因时变易，那么，原来我们所未有者为什么不可以今日学习而有呢？与此相关的提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合融合论、吸收创造论，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国特色”的强调正是这一观念之体现。这个问题是真问题，而所谓“中国特色的……”也正是现实中必将所由之路。但关键在于对问题要有真正的辨析，否则不仅“中国特色”的口号会成为空话和虚话，更而甚之，“非驴非马”的融合恰恰将集双方之短而失双方之长。比如在法治观念上，我们不可能也不愿意移植作为其背景的基督教超越精神，而同时我们传统的道德精神资源（曾作为我们传统礼法制度的背景支撑）亦被破坏殆尽，从而可能陷入双重的困境。“取精弃糟”式思维的一个预设是文化可以被分析为诸多相互独立的因素，在这个预设下我们讲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有“孝”的观念、“宗法制”的传统，西方有“人权”“法治”观念等；同时预设了一个超越具体历史限制而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主体。而这两个预设都是有问题的。关于主体，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他们在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603页）这一“继承下来的条件”中最深层的是体现于语言与思维模式中的文化心理积淀。而作为文化心理积淀法之根源的文化精神从来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或者说，只有那么“一种精神”，只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宇宙观、世界观等方面各有不同的体现罢了。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礼法人治”的制度设计背后的精神与西方“法治人权”背后的精神是根本不同的。因为精神本身亦处于语言的背后，我们只能“指引”式地描述之，而不可能将其完全表述出来。大致上，中国为“融一于易之动”，而西方是“拉开于分之成”。故就根本精神出处立言，（西方概念意义上）完整、纯粹地法治观念在中国不可能、不必要也不应该完全实现。但在目前的中国，我们却应该、必要也可能尽力追求和推进“法治”及与之相关的“人权”、“民主”、“自由”等一系列观念，不仅历史如此，逻辑亦是如此。因为文化有就其根本精神处言整一的一面，亦有就其现实表现处言分殊的一面。而后者正是西方近代文化之特性与所长。分殊实现代表了一种空间上量的扩展，是形式化的完成和个体的实现。中国吸收之，是增益我们文化的规模。但关键在于，这种吸收不应导致传统文化精神的丧失与泯灭。事实上，我们吸收的“法治”等观念也都只是形式的吸收，并未吸收其背景精神。而吸收以后，我们应以我们本有的精神重新整合之。然后，法治才能在我们的整体精神中获得其定位从而扎根于我们的精神之中。但关键在于，着眼点并不是要为法治寻找和建立一个源自本土的道德基础，因为那样还是把“法”与“法治”看作先验的和最高的概念，依然处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窠臼之中。我们传统精神是基于“生生之德”的因时变易，法亦将是基于个人道德的法。落实于今天我们的现实，提倡法治固然重要，但对“法治”的一味强调与迷信不仅不可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包括社会公正与政府腐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问题，反而可能会由于加强“法治”只是在事实上加强了“执法者”的权力，使人民在政权面前更加无力而使所有问题进一步恶化。我们应在对“法治”观念提倡与推进的同时保持清醒与反思，并寻找使我们传统精神恢复活力的契机。而我相信这一契机即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良知。

张华——西晋一朝的中流砥柱    今天下午玩三国志5，为了等张华出现，我一直等到250年之后。千呼万唤始出来，可我心目中的英雄被游戏创作者刻画为一个小瘪三——武力16，智力77，政治85，魅力66（可能有小误差），伤心之余，拍案而去。    按《晋书·张华传》记载，“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其后，祜疾笃，帝遣华诣祜，问以伐吴之计，语在《祜传》。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    “量计运漕，决定庙算”，灭吴张华可谓首功。我认为张华伟大之处主要还不是这个。惠帝时，贾后淫乱宫廷，政治败坏。在主要政治废立问题上，张华独能秉公直言，从大局考虑，在“度”的把握上思虑尤深。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我一向认为，正确与错误有时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把握好度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次，杨骏伏诛后，朝议废皇太后，议者皆承望风旨。惟华议以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得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不从，遂废太后为庶人。 西晋之乱，此为第一个导火索。    第二次，贾后谋废太子，惟华谏曰；“此国之大祸。自汉武以来，每废黜正嫡，恆至丧乱。且国家有天下日浅，愿陛下详之。”西晋之乱，此为正式导火索。后赵王伦和孙秀以太子被废为借口，以起兵讨贾后为名而行篡逆使实，印证了当初张华的先见和持重。    《晋书·张华传》论曰：“华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而且张华还有一些我个人很喜欢的优点，如“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    在当时有水平的人同样敬重张华。“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    张华的立身处世为乱世中如何做人树立了一个典范。人的生命是一个偶在，建功立业其实需要许多的助缘和条件。我们不要总是幻想自己成为一个英雄或伟人，我们的责任只是在具体的历史境域做好我们应当做的事。    张华在我心目中可比诸葛亮。

由官渡之战论偶然与必然，回应张一剑    张书记昨天造一方砖《胜负仅在一线间——说说官渡之战》，结尾论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胜利者的胜利往往被人说成是必然的，而失败者往往被贬低得一钱不值，实际上，失败者也会有其优点，而胜利者的胜利也许只是运气好而已，官渡之战就是如此。    张书记的具体论述详实平正，大体上我都是赞成的。我要讨论的问题，落实下来，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我们仔细考察历史事件，尤其是具体战役，常常会感受到偶然性的巨大力量：仅仅因为一场暴雨，有时甚至是因为路上一块石头绊了一下脚，再或者因为在一个关键的时候打了个喷嚏，战争胜败便为之改易，乾坤便为之倒转。在具体分析历史事件时，诚然要看到这些偶然因素，因此我们会为英雄慨叹，为壮士扼腕。这些偶然因素当然是真实存在的，但这只是历史（真实）的一个层次而已。这个层次我姑且成为现象层次。其实，在现象世界，一切倏起倏灭皆是偶然。但在一个长时段，无数倏起倏灭的偶然却是在实现着一个必然。    就官渡之战而言，曹操战胜袁绍，确实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其中某一个条件或因素发生变化，袁绍便可能胜利。我讲的必然是这些：即使袁绍在官渡之战中胜利，他也不可能像曹操那样统一北方，更不可能统一天下，他最终还是会失败。他失败的必然性是由他的用人为政等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所决定的。而最终能够战胜袁绍并在中原地区立下脚跟的必然是具有曹操所体现出来的那样一种精神的政治势力，当然是否是由曹操这个具体的人来实现，就是现象层次的偶然。    在东汉末年，变乱已起，袁绍势力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对旧的权力资源的继承。袁绍家族四世三公，同时又是世家大族，他在用人为政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也与他的权力资源相应和。他为政以宽和为主。郭嘉论袁绍有十败时说，“绍繁礼多仪”；“绍好为虚势”；“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袁绍对汉代士大夫精神的继承。一个旧的体系开始崩溃之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原有的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袁绍能够对这些力量作出较为有效的组织，一段时间内，便会成为“众望所归”。    而曹操在这个变乱时代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当汉代一套礼法体系变得虚伪日渐失去其维系人心的作用时，曹操干脆抛开这一套，回到气质层次人的本性。所谓“唯才是举”（该令虽然发出甚晚，但基本上是曹操一以贯之的政策），就是避开（士大夫评定人的那一套）道德标准，主要以实用性的才能作为提拔人才的依据（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有绝对的进步性，我们现在在这一点上认可曹操的做法，仅仅因为现代的价值观念在这一点上与之相符，但当时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适合当时时代的精神）。三国时代是（气质层次的）个性开始觉醒的时代，曹操把握到了这一时代精神，所以会战胜袁绍并有后来的成就。    附：郭嘉曰：“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虽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也。”

曹丕篡汉之原因再探    首先在原因分析上，我们不应当简单归结为个人野心。以前好象是吕思勉有一篇分析说，在王莽以前，一般人极少会萌生当皇帝的念头，是王莽篡汉使人们认识到，原来皇位上面的“天命”光环并非那样神圣，天命也可以人为创造。这个分析提出了问题，但我认为分析并不到位。    王莽以前，欲得皇位者，远者有楚王问鼎，战国七雄，谁不思一统？当然你还可以说，他们是以诸侯而欲为天子，并非普通人。后来的刘邦还是一亭长时，见秦始皇出巡，就表达出对皇位的盼望。我认为一个时代，人们是否能（基本）安于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也就是说，由于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处境和地位有一个基本认可，所以极少会有人去争夺皇帝的位子，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个社会的精神维系体系还有没有效。当社会的精神维系体系依然有效时，即使政治出现一定问题，体系自身具有的纠错功能（具体由担负着体系精神的士大夫来实现）仍会使政治秩序得以维持，如东汉中期外戚宦官交替执政，但不少外戚，如霍光，还具有较强的儒家担负精神，政治虽然从形式上已失位，精神为完全丧失，故仍可维持。    至东汉末年，政治的长期失位伴随着维系精神的凌替，黄巾军喊出“苍天以死，黄天当立”，说明那一套文化精神的维系力量已经被冲破，但是一种新的精神还没有诞生。黄巾军的起义还是用旧的文化符号，“天”与政权之间的直接关联性正是董仲舒所确立的文化体系的最重要纲领。    由于新的精神还没有诞生，旧的精神就仍然还是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唯一理论基础，虽然这一基础已经有很多人不再认可。我前文讲过，曹操的政权是诉诸人的气质性本性，这是依于人的本性对失效了的文化体系的反叛，是一种新的精神的涌动，但这种新精神的涌动还没有形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理论上还没有成熟。对于一个还没有形成文化维系体系的政权来讲，曹操的统治主要借助于由个人魅力所推行的“术”（所谓申韩之术——基于对人的气质之性的思考从而加以利用并驾驭）和基于个人气质的吸引而形成的友情以及（人的气质本性所延伸的）血缘家族性的力量。    曹丕称帝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本来在曹操时代，“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虽然在内部施政面临较大的阻力（伏皇后事件，衣带召事件是其中较为突出者），因为他在名义上并不是最高统治者，不具有那个名号，就无法（文化体系所赋予的）来自于“天”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但是，就对外来讲，许昌政权比刘备和孙权的政权有更强的政权合法性。在当时，刘备并不象后来罗贯中等所认为的那样被多数人认可为汉的正统。刘备、孙权的权力基础和刚才所论曹操的权力基础并无不同。但曹操那里有个汉献帝，另外两人没有。所以截至曹操去世前，士人归曹者远远多于归另外两家者。    曹丕称帝是因为曹操去世后，形成曹操权力基础的几个因素对曹丕来讲，几乎都已不再存在。曹丕没有曹操那样的个人魅力与个人能力，靠“术”他已驾驭不了曾经跟随曹操的那班文臣武将；曹操在战斗中形成的个人威望曹丕无法继承，相反，那些有能力有威望的文臣武将比曹丕更具有继承权力的资格（没有文化维系体系的农民起义的权力继承一般决定于能力与威望，原因类似）。而血缘继承也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符号作为基础，曹丕对曹植的一再防范也证明了曹丕底气的不足。    曹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翻古黄历，找到了“禅让”这一理论资源。在汉代文化维系体系日渐失效的情况下，一些更加古老的理论资源也就有了上场的空间。而曹丕之所以能得到大多数原曹操集团人士的支持，除了曹操的控制效果、友情、威望等的持续和传承以外，更多的是因为文化精神对人心的维系失效后，以气质本性为主要动力的个人更加现实化——注重现实的权势、地位而不再关心他的政权合法性理论基础。他们认可现实的势力状况，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禅让”和血缘继承才被大多数人承认。因为“禅让”强调的是原权力所有者以明确的形式表达的权力转接，重视外在形式（与所谓“现实”同在现象层次上）。而血缘继承（更严格的说是嫡长子继承）也是注重这种外在的现象层次的连接。    综上所述，曹丕称帝主要是因为构成曹操政权的因素对他不再存在，他为了能够驾驭臣下，维持政权，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论三国时礼教与曹操成败    陈寅恪论三国时指出，曹操代表的是寒门（小地主），而司马懿代表的是世家大地主，故曹操用人不拘门第（所谓任天下之智术而御之以道），后起之司马氏又重建门阀势力。    陈氏此论有据可考，确有此一现象。东汉末年，由董仲舒等人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治、文化维系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向僵固化而流为虚伪的形式。汉代这一套维系体系本是靠士大夫议政所发挥的监督职能而保持体制的活力，当皇权旁落到外戚和宦官手中，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关联性便断开了，因此纲常名教流为形式。代表整体性的纲常名教流为形式使历史真正的生命力从个人的个性中迸发出来，正始年间，王弼嵇康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正为时代精神与生命力之体现。    曹操把握住了这一时代精神发展的趋势（其本身出身寒门为助缘），故其为政屏弃虚伪道德，用人唯以能力为标准，因此能在较短时间内由弱变强，并成为三国时第一势力。但这种政治精神的长处同时也伴随着其弱点，屏弃道德故其政维系于人心必不长久，司马氏轻易代禅，此为根本原因。

论魏蜀吴三国争霸真正胜利者为吴    东汉末年分三国，英雄辈出，纵横驰骋，三国分立时间不是特别长，所以没像南北朝那样演变为主要依托国力竞争的完全不同的势力；也没有特别短，不像刘项之争以及后来的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之争，个人的军师才华以及战争的偶然性起了较大决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魏蜀吴三国之争霸，最完美地演绎了分裂势力争霸天下的动人一幕，国力、将领、策略谋略、外交的各种综合因素都起了重大作用，为后人留下的思考与借鉴也最多。    既然三国的国家定位都在图存与争霸，分析三国各自的目标有无达成、谁为胜利者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课题，晋代魏后三国归晋，胜利者自然是魏国。但仅仅是如此吗？     第一点需要明确的是，晋不是魏。不仅仅因为在表面上换了一姓的统治者，更根本的在于，晋的立国理念和所依托的统治阶层与魏有很大差别。是变更了立国理念和统治基础的晋能统一三国而不是原来的魏能统一三国。    陈寅恪曾指出，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一直为当时的世家大族所看不起，所以曹操主要依托自身的家族势力以及出身寒门的人征战天下，曹操提出“唯才是举”，不是因为他的理念有多么先进，而是因为其出身与形势使然，既然得不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只能打破门第之念，从寒门中挖掘人才。而司马一门本就是世家大族，本身与其他大族在婚姻与利益上都盘根错节，所以当其取得政权后，立国施政方针完全是依托世家大族。从另一个角度说，司马氏之能取代曹氏，也正是因为司马氏背后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决不是只靠阴谋就能取得政权的。     第二点，说三国争霸胜利者为吴，不仅仅因为吴的存续时间最长，更因为吴在江东打下的基础最终使东晋能够顶住北方五胡的进攻，而使中国文化得以存续。而吴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魏蜀吴三国中，吴的立国理念最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一个政权的存续时间是其生存能力的一个重要证明。这里就要说一下魏蜀吴三国立国理念之不同。    关于魏蜀吴三国的立国精神，我们从它们各自的国号就可以窥到一斑。“魏”、“吴”都是地域性符号，这两个字主要标示各自的地域。曹丕以“魏”为国号，当然主要是由于曹操受封魏王（封地在邺，属古魏地）。但我们要看到，以“魏”为国号，意在强调政权的地域性根源，以获得以魏地为核心地区的北方士人的认同。吴之立国，更是完全体现其作为地域性政权的特点。而蜀之立国，以“汉”为国号，是强调对汉代文化符号的直接继承。    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来说，以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的发展为推动，辅之以文化上的清谈玄风，决定了政权的基础都在走向地域化，魏和吴都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吴是主动，与地方世家大族融合也最好，魏是被动，曹丕想以此求得世家大族的支持，但融合中一直有矛盾，最后是魏政权完全被世家大族掌握和取代。    蜀汉选择继承性来标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是主动的选择，但也是不得不然。    从条件上说，采用原王朝国号要求统治者与原王朝有血缘继承性，或至少是同宗。刘备与汉王朝的血缘联系并非那么直接，他为了论证蜀汉政权对汉室的继承性，不得不把这一血缘联系过分渲染与夸大。而刘备之所以无法象曹魏和孙权那样以地域性符号作为国号，而选择继承汉作为自己的国号，除了自己姓刘有这一尚可利用的条件以外，是有下面的苦衷：    一、刘备早期一直是一个流徙性政权，没有建立自己固定的根据地，也便没有获得某一固定地域世族的支持。这意味着他的政权不能也不必要以某一地域符号标示。而长期流徙带来的有利影响就是使刘备对多个地区的士人有影响，而唯一能对这些不同地区士人起到连接作用的就是“汉”这一原王朝符号。    二、蜀国的统治集团构成与魏吴有很大差异。魏国和吴国的统治层都来源于当地，并已本地作为人才、兵员的来源和储备库，其政权基础也主要来自于本地世族的支持。只有蜀汉的统治层分为“原从”、“荆州”和“蜀地”三部分，结构复杂，并且蜀国本地人一直没有成为蜀汉最核心的统治势力，最上层一直是原从和荆州士人占主导。也就是说，蜀汉政权对蜀国人来说更多是一个外来政权。但蜀汉的兵员构成及人才后备又必须依赖于蜀国本地人，如何使作为兵员及下层统治基础的本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层非本地人势力的统治，对于蜀汉统治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蜀汉要把原来来自不同地域的追随者集合在一个名号下，要使蜀国的人民和士人相信自己有资格统治他们，决定了刘备必须采用“汉”这一国号。如果用“蜀”的话，一来原从与荆州人马会没有归属感，再者，把刘备看作外来人的蜀人未必会认同。     而吴国立国之处即依托当地世家大族，走了地域化政权的路线。所以其在国家政策上，最为务实，不会像蜀汉政权那样做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北伐，也不会像刘备那样为了意气之争而伐吴。故虽前有刘备进伐之仇，而当诸葛亮主动议和时，能够实现吴蜀之联盟。吴蜀联盟是双方务实政策的胜利，也是最符合实际利益的。考察吴国对于魏国的态度，在刘备进攻之时，不惜对魏称臣，后来对诸葛亮北伐时，也配合出兵魏国，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吴国能最大限度保护当地世家大族的利益，当然也获得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所以才会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东吴“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江东的经济还是比中原落后很多，所以当晋取代魏国，完全实现世家大族掌权的地域化政权以后，在实力上就超过吴国，吴败于晋，国家实力是最终决定因素。    而在历史后来的发展中，晋因为其世家大族掌权和地域化政权的本质，国家力量易分散和无法集中，故有八王之乱，而同样因为其政权性质而无法怀纳北方少数民族，而终至灭国。     永嘉南渡之后，东晋在世家大族支持下，依托当年吴国留下的家底，才顶住了北方胡人的进攻，使华夏一族之文化不绝如缕而得以延续。但也正因为其地域化政权的本质，无法怀纳北方少数民族，所以即使屡屡有北伐，而不可能获得成功。华夏之再度一统与复兴，必须有待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融合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权精神与制度模式，那也就是隋唐的使命了。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三国部分）》有云：     有诡谲鸷悍之才，在下位而速觊非望者，其灭亡必速。故王莽、董卓、李密、朱泚俱不旋踵而殄。又其下者，则为张角、黄巢、方腊之妄，以自歼而已矣。其得大位，虽夺虽僭，而犹可以为数十年人民之天下之祸乱为己任；君长，传之子孙，无道而后亡；则必其始起也，未尝有窥窃神器之心，而奋志戮力以一至于功立威震，上无驾驭之主，然后萌不轨之心，以不终其臣节而猎大宝，得天下而不可以一日居，未有或爽者也。        我没有去考证这一现象是否“未有或爽者也”，但至少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一现象之所以普遍发生的心理学哲学根源。    反-叛者的心理动因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因素：个人因受到压制无法实现期望值而对政-权产生的怨恨或抱怨，如果进一步发展，会产生个人奋斗-建功立业的个人英雄主义抱负；因为个人又有社会性的一面，如果能推己及人，会看到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社会的困境，从而会产生为整个社会而不止是为个人解决这个困境的念头，这就是仁者救世的抱负。    一般情况下，这两方面的因素可能都在起作用，但比例有差异。每个人比例的差异一般与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该个人所受该价值理念的影响程度有关。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正统价值理念都会宣扬公共性的一面，这是由社会维持其自身秩序与发展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读书人”一般比读书较少的武夫有更多公共性（救世）抱负。    在叛-乱或非正常手段夺权的事件发生后，是后一抱负，即救世的抱负更能够打动其他人，并取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因为从性质上说，前一抱负主要是个体性的，而后一抱负是公共性的。正因为此，如果仅仅以个人抱负为号召，或者其行动中表现了鲜明的个人抱负因素，而较少显示公共抱负因素，反-叛者即使取得短期的成功，也很难获得大众的支持，从而迅速败亡。而如果其行动能够让大众相信主要出于公共性抱负，就能够获得大众的支持，也能够获得臣下的效忠，从而能够取得成功，并建立一个新的较长久的王朝。

  中国史家在叙述历史，探究王朝衰落和灭亡的原因时，总喜欢找出一个靶子，似乎所有的罪过都可以归罪于一个人身上，比如把商纣的灭亡归罪于妲己。在三国历史中，同样也有这样的倾向，在论及蜀汉的灭亡时，大都要牵涉到黄皓，有的甚至把他看成蜀汉灭亡罪魁祸首。所以如此，事出有据。在《三国志·蜀志》中，黄皓是有传的，附在《董允传》之后：“陈祗代允为侍中，与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权柄，终至覆国。蜀人无不追思允。及邓艾至蜀，闻皓奸险，收闭，将杀之，而皓厚赂艾左右，得免。”虽然不足百字，罪名却大得可以：“操弄权柄，终至覆国。”也就是说，黄皓弄权，是蜀汉灭亡的主要原因。为了加强这一论点，陈寿在《后主传》的史论中，又特意加了这么一句话：“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闇之后。”无非是说刘禅这个人本来满不错，没有黄皓，决不会那么昏庸，也不至于亡国。这一观点被后来人士所继承，李密也认为：“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黄皓符合我们心中的小人形象。他见貌辩色，极会讨后主的欢心，也极得后主的欢心是可以论定的。他得势后很会弄钱，所以邓艾入蜀后，他虽然被俘，列在被杀之列，由于厚厚贿赂了邓艾左右，终于得到一条小命。黄皓大概很有权。除了他的传外，《三国志·蜀志》中涉及他的记载有十处之多，其中有五处就是专门谈他弄权的。《诸葛亮附董厥传》曰：“宦人黄皓窃弄机柄。”《杜琼传》曰：“后宦人黄皓弄权于内。”《裕正传》曰：“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姜维传》曰：“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后主传》：“宦人黄皓始专权。”《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注引《襄阳记》也有“今蜀阉宦专朝”之说，虽然没有指名道姓，说的是黄皓，绝无疑问。根据这些，黄皓弄权，应该可以坐实。   

  董卓进入洛阳之初，是给当时腐朽的朝廷政-治带来了一些新气象的。首先是大规模捕杀宦官。“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弃其尸于苑中。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馀人，或有无须而误死者。卓又发何苗棺，出其尸，支解节断，弃于道边，杀苗母舞阳君，弃尸于苑枳落中。”其次，为名士平反及选拔人才。“董卓率诸公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悉复其爵位，遣使吊祠，擢用其子孙。”“初，尚书武威周毖、城门校尉汝南伍琼，说董卓矫桓、灵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卓从之，命毖、琼与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沙汰秽恶，显拔幽滞。于是征处士荀爽、陈纪、韩融、申屠蟠。复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迁光禄勋，视事三日，进拜司空。又以纪为五官中郎将，融为大鸿胪。”同时董卓并不偏私，“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最后，是废立皇帝。“卓与帝语，语不可了；乃更与陈留王语，问祸乱由起，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卓大喜，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遂有废立之意。”可见，董卓行废立之事，并不完全是为了控制朝政，而确有废愚立贤之意，因为如果只想控制朝政，那么一个懦弱的皇帝而不是一个聪明的皇帝更容易控制。董卓已经不是旧势力的代表，他是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崛起的新军阀的代表。他确实想作出一番改革，为旧王朝注入新的活力，但基于其所出身的阶层，他不可能提出新的制度与理念，他所能依靠的只能是旧王朝下的名士，他的改革只能是旧王朝框架内的革新。但从另一方面说，董卓由于自己不属于旧势力因而不被旧势力认同，但他又想以更新旧势力的方式改-革，因而无法得到新势力的认同，所以董卓既遭到关东新割据军阀袁绍、曹操等的反对，旧势力中的王允等人也欲除之而后快。董卓介于新旧势力之间的特性，是他一开始取得权-力的有利因素，也是后来遭到双方反对的原因。而这一转化在根本上是因为出身于武力军阀的董卓不仅不能提出新的理念协调双方，更加上自身在权-力腐蚀下的迅速堕落，“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充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剽虏资物，妻略妇女，不避贵贱。人情崩恐，不保朝夕。”这些原因共同导致“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麻雀《诸葛亮北伐对曹魏经济的打击》中讲到：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强大的财政是支撑战局的关键。所以诸葛亮的北伐，给曹魏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从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威武自强，上兵伐谋的大战略成果。并通过详细论证作出结论：    因此，从经济发面，弱小的蜀汉以威武自强的姿态对曹魏关中经济区实行了毁灭性打击，迫使曹真、司马懿盲动灭蜀计划覆灭。关中经济区是曹魏传统经济强区，一旦关中受累，则动发全身，最终放缓了曹魏全国经济复苏的走势，诸葛亮北伐实是上兵伐谋之策。麻雀是诸葛亮的fans，看问题常常是“在历史之中”。但我们研究历史，既不应当完全脱离于历史之外，也不能只囿于历史之中。蜀、魏交兵，对两国都是负担，但魏国所受损失可比作外伤，看上去挺严重，但于国家终无大碍。而蜀国则是内伤，表面上似乎没什么，其实已动摇国本，诸葛亮死后，幸得蒋琬、费祎修养生息，否则继续北伐，后果不堪想象。笛子更愿意稍微转换一下角度：北伐构成对曹魏经济的巨大打击，也成为蜀汉政权的沉重负担。深入一个层次说，承担这些负担的，不论对于曹魏还是蜀汉，都是老百姓在承担啊。所以说北伐是加在天下老百姓身上的巨大负担啊。如果这样一场战争能为百姓生活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建立一个新体制什么的），还是值得的。但所谓光复汉室，相对与曹魏政权而讲，对老百姓都不过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

  王允美人计除董卓之第一幕太史子义扮演呂布，假想性格：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有热情，容易冲动，有正义感但容易受骗。白日放歌长夜浮白演董卓，假想性格：爱江山更爱美人，欲做大事但又是痴情种子，不善权谋，优柔寡断。梦蝶公主扮演貂禅：貌美如天仙，爱游戏人间，喜欢看到有人为她争风吃醋甚至打斗，但心底之同情心并未泯灭。孔门弟子扮演王允，假想性格：有忧天下之心，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对新的时代难以理解和适应，遂有点玩世不恭。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第一幕：三个人的郁闷董卓带领凉州兵进京的时候，是想干一翻大事业的，清君侧，正朝纲。但朝廷太腐朽了，宦官、外戚和朝官之间的尔谀我诈，让他失去了信心，宫廷里纸碎金迷又让他沉醉，于是原本豪气干云的董卓堕落了。原属并州军团的吕布年少气盛，不能容忍原上司丁原的懦弱无为，当日被董卓的气魄所吸引，并被董卓欲干一翻大事业的言辞所打动，故率兵投到董卓手下，成为董卓手下最亲信的大将。但现在看到董卓日益沉湎于宫廷美色，劝之又不听，看到自己久不上战场，以至大腿上长出赘肉，十分郁闷。汉大司徒王允对董卓进京所带来的改变是不喜欢也难以适应的，他觉得原来的体制虽然有些问题，但目前还看不到有更好的方案的情况下，维持原来体制以保持稳定，他认为唯一的选择。所以他对董卓这样的改革派不满，并一直在想办法把他们赶下台去。但一介书生没有兵权，他也为自己的无力而非常郁闷。这时，一个契机出现了，上天派貂禅来到了人间……（待续）   

    夜深人静。    煮酒、马队、麻雀……，我在一个个翻看好朋友的文集，回忆着那些过往的论坛岁月。    由不熟悉到熟悉，一个个面孔那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有朋友的感觉，真好。    有很多人曾让我感动，但几个在论坛消失的旧友由于只能存在于记忆中，在思念的湖水中泛起的涟漪却是最深。        第一个是夏景无限。也许记得她的人不多了，因为她消失得太久了。在我刚来到三国论坛的时候，是她最早象照顾小弟弟一样给予了我最初的关怀。她到底怎样帮助过我，我不记得了。只知道，从那时起，那个名字便永远让我感动。后来我因为在网络中受伤，打算离开网络，她专门给我写过一封信，内容也不记得了，只是当时同样很感动。    通过连过五人，我和夏景通过一次电话，就是用五人的手机。那天好象是她的生日，当时街上很吵，我们彼此在讲话，却听不太清对方在讲什么。只是心里很激动，大声地祝福着。    那一天我又在论坛上看到了她的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她本人，只是看到那个名字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第二个是京华过客。也许因为学业吧，他上网时间总是飘飘忽忽的，经常玩失踪。忘不了演义论坛刚创建的时候，我们携手共渡的日子。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从不会生气的人，而且碰到坛友之间发生矛盾，他总是会以大局为重，尽力协调。他有几个马甲，他登陆他们就是为了论坛势力之间的平衡，这几个马甲总是去帮助处于弱势的势力。在有坛友受到损失而委屈时，他就慷慨地把马甲的钱或武将送给受到损失的坛友。在论坛朋友中，他是在做人上最让我尊敬的人。        还有许多让我感动的名字，今日不想太伤感，暂就此搁笔了。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终究还是被汉朝廷镇 压了下去。由于皇甫嵩等将领忠于汉朝，汉朝出现了一点回光返照的中兴迹象。但汉王朝这部机器终究还是难以继续运转下去，因为维系人心的那个最重要的精神性向心力开始断裂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使人们对汉王朝原本不可质疑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礼法观念淡薄的西北、东北和南部边区首先走上了叛 乱之路。        《资治通鉴》载：    灵帝中平四年，韩遂杀边章及北宫伯玉、李文侯，拥兵十馀万，进围陇西，太守李相如叛，与遂连和。    前中山相张纯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馀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收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冬，十月，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馀人。        叛 乱首先从这些地方发生，不是没有原因的。作为边疆地区，首先是朝廷控制力较弱；其次是汉文化影响较弱，礼法观念淡薄，因此对汉王朝没有多少忠诚的观念；第三，这些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杂居，而由于东汉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和剥削，民 族 矛盾比较突出，象西北和东北的叛 乱都与异族连接。        对这些叛乱，朝廷都采取了镇抚措施。    区星叛乱规模较小，朝廷“诏以议郎孙坚为长沙太守，讨击平之，封坚乌程侯。”    东北张纯张举连接乌桓，规模稍大。“朝廷以虞威信素着，恩积北方，明年，复拜幽州牧。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又设赏购举、纯。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纯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对西北，“诏复拜皇甫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合兵四万人以拒之。”在皇甫嵩的用兵下，“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由是寝衰。”        对叛-乱 镇- 压的顺利与否反映了汉王朝对相关地区的控制能力，也与当地少数民族势力大小有关。南部的少数民族力量相对较弱且分散，东北地区的乌桓也还没有发展为强大的势力，孙坚、刘虞镇抚措施得力，处理较好。而西北用兵最多，效果最差，使西北地区在此后数百年中汉族影响逐渐减弱。这也说明，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恩抚比直接出兵镇-压要有效。因为汉族所超越于周边民族的是文化，而不是武力。必须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才能获得较好的结果。

刘备征吴，只认为是为了给关羽报仇，简单了点。有人曾详细分析过刘备征吴的几个考虑，为关羽报仇主要只是借口而已关羽为配合战略面的安全，主动发起了攻势，而有荆州之失，然也“至于刘备、诸葛亮为什么这么粗心大意，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关羽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能力。”说刘与诸葛是因为粗心大意，是把次要因素当作了主要原因“当时的人们应该是忠字第一”，论断缺乏依据，当时汉代董仲舒等建立起来的一套礼法制度已经基本对人心失去了约束力，道德维系于个人之行义（我有文分析）“为什么这些应当说是个人道德和素质都不错的人没有和刘备走到底？我想这可能归根到底还是士族观念在作怪，虽然刘备已在宣称自己是皇叔，但在大家心里仍然看轻他，只要他一处于困境，大家就觉得为一个织鞋贩履的小贩卖命不值的。”士族观念是一个因素，但曹操出身也不是士族，这个因素并不够有力（魏蜀吴对人才的争夺与其立国的性质有很大关系，参见我有关文章）

    玩三国9常苦于初期缺钱缺粮，在摸索中竟发现还可以这样玩：    初始选择：选刘备（假设你想好好玩刘备的话）以及羌、南蛮、乌丸、山越、倭。    进入游戏，五个异族各有9999钱和300000粮食，然后每个人所干的唯一的事就是“外交-赠与”，都给大耳贼送1000钱或10000粮。    可爱的羌大王说“虽然是为了我军的发展，但让我亲自去送礼实在也太……”    更爽的是倭女王说：“虽然极不情愿，我也只能去讨好刘备了……”（原话记不清了，我们可怜的女王只能委身去讨好刘备……哈哈哈）    然后下一个月刘备接待了15个外族使者，并与所有外族关系成为信赖，以后你看另外哪个势力不顺眼，只需要“外交-请求”，你的外族兄弟就会毫不犹豫地按照你的需要进攻。    然后我计划把4个异族委任，继续控制（蹂躏？！）倭女王，让她对其他所有势力劝降，使外交关系全部成为敌对，然后掀起全中国打击倭寇的新高潮，最后看着我们可怜的女王怎样一点点消耗，慢慢被一群疯子整死……呜呜

我和至尊宝的几次三国8对战战例    （当然是热座，没法网络互动）    是在我家玩的，我花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注册新人，比小宝有点先发优势。主角都督型，保证会水军、骑兵，5级乱击及奇袭。军师军师型，5极搅乱，会妖术、天文。    184年版本，我选建业，他选襄阳，我选周瑜相性，他选刘备相性。    初期发展，占空城，我们俩势力相当。找人方面，他找到公孙瓒、马腾、黄忠等而东吴人才大多未出现，只有韩当等两三个，我正伤心，他正得意。然后我在晋阳找到吕布、高顺等一批吕布部将，又在天水找到李儒等董卓部将。人才数量超过小宝，质量稍欠。    他进攻长安的何进，在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占领。何进主动找我结盟，我同意。我和何进的联兵进攻张角。进攻时才发现，张角有好几个城市兵极多，但无粮，我轻松搞掂，获得大批兵员。并得到张梁（5级妖术）。小宝放弃。219年版本，我选三江，刘备相性，他选西平，曹操相性。    我找到孟获及一批蛮将，政才有王伉、吕凯，主力战将除登陆的主角和军师外，为兀突骨、鄂焕、沙摩柯、孟获。    他找到邓艾、及彻里吉等西羌将领，王基没录用成功（哈哈），    数量略少与我，质量过之。    小宝组成反曹操联盟，进攻天水，克之，得王双、郝昭；    刘备进攻襄阳，小宝为避免损失，未出兵，退出联盟。    后独力进攻长安，克之。    我占领南中三城以后，一直打劫成都，直到金钱能够配齐主角20000象兵。    然后带上4万多人进攻成都，成都有将20员左右，加援军约10万兵。    成都一战是最经典的一战：    成都外边的“止”那里极为狭窄，只能有两员武将短兵接触。    我的主角冲过去，对方一个人过来单条，被我解决。    第1步，乱击首先解决诸葛亮，诸葛亮有6000左右弩兵，    是被我1次解决的，哈哈。    第2步，军师搅乱，加主角乱击，2次解决刘备。    （电脑把诸葛亮和刘备配在前边，唉）    然后就是消耗战了，前面作战的只有主角和军师两人，    沙摩柯在两人后边射箭，鄂焕负责冷静。    对方不断对我产生威胁的是落石，很多人会，    一成功我就混乱，多亏鄂焕智力还不错。    攻下成都，20员武将投降了2个，其中一个是诸葛亮（哈哈）    然后我进攻江州和永安，完成了对刘备势力的切割。    而此时，小宝攻下弘农后，进攻洛阳不成（面对城塞），欲进攻宛城。    但宛城加援军有近20万人，曹操（在新野）是援军，    小宝没有联盟军的帮助，进攻无望。    本局放弃。    194年版本，小宝选刘备，在小沛，我选孙策，在庐江 后来小宝看到周瑜幻术的威力，而他的诸葛亮没有出山，遂放弃。198年版本，小宝选天水，我选汝南，剧情选择非历史。他录用诸葛瑾、周桓，我得到鲁肃、廖化，我进攻宛城，灭张绣势力，得贾诩、张绣他进攻汉中，得杨任等，张鲁不降，跑到长安，被曹操录用。此时，我们势力相当。我组成反曹操联盟，进攻许昌，充分利用和牺牲联盟军，我取得胜利，意外：曹操被刘贵（刘焉手下）抓住，竟被杀了，张鲁即位。我旋进攻陈留，张鲁兵力依然极为强大，很艰苦取得胜利。两次胜利，曹操手下基本无大将投降。小宝独力进攻长安，克之，但消耗极大。转折：张鲁主力突然疯狂进攻我陈留，连打3轮，我充分利用防御的优势，3次歼灭对方，俘获大批武将。夏侯渊、曹洪、荀玉诸人投降。（估计小宝又会放弃了，这是昨天的战况）

    兄文中称：“而我以为相反，曹丕篡汉称帝，实际上是他对部下的控制能力已经非常强，不再担心会受到激烈的反对才采取的。”以下对兄弟三点质疑具体回复：    首先，在才德方面，……绝无失政失德之举。纵观三国，在所有君王之中，除曹操、刘备、孙氏三雄之外，应该没有任何一位能够与之相比。    ——这一点基本无错，曹丕能力确实还可以。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兄弟这一论点成立的话，曹操应该比曹丕更有资格和更有可能称帝，因为兄也承认“曹丕确实不如曹操”，而且论控制能力的话，曹操对其老部下的控制能力也绝对超过曹丕。因此，从控制能力角度无法解释为何曹操未称帝而曹丕称帝。    其次，我们再看看当时魏国的权力中心。当时，掌握兵权的如夏侯惇、曹仁、曹洪、张辽、张郃、乐进、典韦等人，都是跟随曹操出生入死的家将，对曹丕的继任都持支持态度，曹丕要驾驭这些人，根本不用称帝即可。朝内的当权派呢？则以贾诩、王朗、华歆为首，这些人都是曹丕的极力拥护者，这可以在曹丕篡汉的过程中他们的表现看出来因此，从对内来看，曹丕实在没有必要靠称帝来加强其统治。    ——兄所论列的现象，即曹丕称帝时，基本上得到大多数武将和文臣的支持。但这些无法论证假如曹丕不称帝的话，他们还能否象这样支持和效忠曹操；相反，这些现象至少能构成我的论点的旁证：曹丕称帝，利用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天命符号加强了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赢得了武将和文臣的效忠。虽然只从现象本身，也不一定能推论二者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至少无法支持你的反面观点。    第三，我们再看看对外。三分天下的形势形成后，东吴和蜀汉都将魏国作为公开的主要对手。这种敌对程度，绝对没有，也不会因为曹丕称帝而减少。相反，曹丕称帝却丧失了原先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种情况曹丕在称帝前应该是预计到的，他大概不会天真的以为将汉献帝废掉既能让吴蜀两国拱手称臣。    ——这第三点无法支持兄的论点，也不构成对我的反驳。因为我认为，曹丕的称帝是为了内部统治的需要，在对外上，反而是丧失了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两还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事实上，我认为，曹丕称帝并以魏为国号，恰恰是放弃了原来依于汉室而必然要求的一统天下的包袱，可以容许自己先作为一个地域性政权存在，慢慢发展，再逐渐吞并。并且从另一个角度说，恰恰是曹丕称帝的举动，才把蜀与吴逼到与自己绝对对立的地步，因为如果他仍尊汉室的话，蜀吴还无法在名义上与其直接对抗。        那么，曹丕称帝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哪里哪？我认为主要是为他的接班人考虑。因为虽然曹丕自己在当时魏国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但他不知道如果不称帝的话，他的儿子还能不能顺利的将这一地位保持下去。他对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信心，但对儿子则没有。这样，他就必须为儿子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而称帝，则是打好这个基础的最好的办法。    ——兄弟这才摆出自己主要的立论点。但这一立论点同样不坚实。    首先，如同我在第一点的论述中所言，如果是出于为接班人考虑出发，曹操比曹丕更有理由这样做。    第二，“曹丕自己在当时魏国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你没有给我有力的证据，相反，我倒认为有许多反证。且不说曹植的存在一直对曹丕对政权的继承性形成威胁，许多老将对曹丕未必买账，由于曹丕马上称帝，借用了天命的符号，这一方面并不太明显，但即使如此，曹丕大量使用亲族为统帅，而无法把兵权更多给予曹操原班大将如张颌和象后来的司马懿等有能力的将领，这正反映了曹丕对部下的控制能力并不是十分强，因此不能有足够的信任。    第三，如果曹丕对部下的控制能力足够强的话，他正应当继续充分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并且如果曹丕对部下的控制能力足够强的话，他便能够让部下在自己死后继续效忠于自己的儿子，比如曹操、刘备等都有这样的信心。    第四，假如兄弟也承认“称帝，则是打好这个基础的最好的办法”，也就是说称帝——利用天命的符号加强自己统治合法性，可以加强统治，并可以弥补驾御能力不足的话，这恰恰是在论证我的观点。

zwmylzsc710 在帖子中说：    诸葛亮在多次对话和书信中都表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小国寡民，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保持回复中原的希望或干劲。可有希望吗！“力小于人而智不高于人”结果只能出师不捷命归五丈原。    ——诸葛亮北伐出于不得不然（如前论），我赞同诸葛亮北伐在“知不可为而为之”前提下确心存侥幸，但这一侥幸之心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因为当时三国势力刚形成未久，天下尚在乱中，变数因素很多，不能只看到国力对比的硬数据。具体而言：        1、国力不应简单对比，因为三国鼎立之初，各自的控制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控制能力决定了国家稳定与否，还决定了各国能否把已有资源有效利用。    在控制能力方面，吴国是最强的，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对山越的讨抚问题，江东世族基本没有反抗势力，没有遗留下其他割据势力残余，也没有其他外族势力的威胁。    魏国的问题是最多的，原来的割据势力比较多，曹操多以武力征伐而得。在曹操时，以汉丞相行征伐事，加上曹操及其智囊团的雄才大略，问题还不大，到曹丕称帝，变数因素就比较多，所以曹魏集团在当时必须也只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内部。另外对于曹魏而言，西凉陇右一带一直是不稳定因素，而北方幸亏有当年曹操对乌丸的征伐才保了几十年安宁。    蜀汉的问题不是最严重，由于刘备与刘璋同为刘汉同宗，接掌对蜀中的统治，问题不是太大，也因此，他必须不断强调自己作为汉室宗亲这一身份，从而背起一个不得不背的包袱。待诸葛亮基本解决了南中的少数民族问题以后，蜀汉的内部控制能力和情况肯定比曹魏强。    2、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问题。因为天下尚在乱中，汉的统治权威逐渐丧失，天下人心未稳。各路枭雄以自己之所作所为所确立的声名和影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对百姓、士人、军人的影响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由于西汉、东汉绵延时间很长，虽然由于后期政治黑暗而丧失人心，但在新的统治势力明朗以前，汉室及依于其的正当性仍然具有最大的号召力。在曹操时代，曹操直接掌控朝廷，挟天子以令诸侯，正是最充分利用了这一资源。曹丕并非不想利用这一资源，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能力驾御这一资源，所以才禅让而称帝（参看本人《曹丕篡汉之原因再探》- <3350字节> 大话春秋 2002-03-27）。刘备也正式看到了这一资源的重要性，才以汉为国号，强调继承汉的正统性。刘备因为与汉王室能沾点边，并由于他不断强调和利用这一点，所以在对这一资源的利用上与曹操相差无几，而远远超过东吴的孙权。    正因为刘备能够充分利用与汉王室沾边这一条件而发挥对下层人民及部分中层士人的影响力，所以当关羽进攻樊城，水淹七军之时会有许昌的震动，而后来诸葛亮出歧山，陇右三郡军民响应（当然未必有演义中所描述的程度），也与这一影响分不开。    但对这一问题我们又要辨证地看。    由于东汉时世家大族的发展，在社会构成与权力分布上，世家大族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统治力量，虽然经过黄巾大起义和汉末军阀割据势力的冲击，世家大族的控制受到某种程度的打击，但这一打击所起的作用只是逼迫世家大族完成了一次蜕变与新生，使其脱离对汉朝廷母体的依附，形成一种更加独立的力量（参看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和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世家大族由社会的统治力量过渡到政治的统治力量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趋势。    世家大族关注地域性的利益，他们需要有强有力从而能够保障和平与安定、能直接服务于他们利益的政权，而这一政权是否大一统并不是他们最关注的。魏与吴两个以地域性符号标示的政权的建立，最主要的就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这一趋势和需要。而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根本上决定了蜀汉北伐之无法成功。因为蜀汉北伐所要恢复的大一统汉王室，是到了觉醒阶段的世族需要摆脱的束缚力量。北伐得不到完成蜕变正在成为社会和政治统治力量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内部动力小，外部阻力大，并最终失败。    3、所谓人才问题。在这一时期，由于只有世族凭借其经济实力有可能受到教育，所谓的人才大部分是出自这一阶层（当然也不是全部）。问题在于，人才是会流动的，对于高水平的人才尤其如此，蜀汉的力量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响应刘备继承汉室正当性而追随的各地士人（人名太多不用罗列，诸葛亮是一个典型），蜀汉对曹魏形成的威胁大于东吴对曹魏的威胁，这是重要原因。    这在前期对蜀汉有利的因素到后期却转化成为不利的因素。因为后期，三国的疆域已是基本确定，由于世家大族对社会政治统治的日渐确立，三国在事实上成为地域性政权，能否最有效地吸纳本地士人中的人才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无所谓有没有人才，关键在于你能否吸纳和使用以尽其才。魏吴后期都有新一辈的士人被吸纳入统治阶层，发挥他们的才能，形成的表象便是人才多。而蜀汉对汉正统的继承及其一统的诉求，以及作为外来政权对本地世族的压制，形成了原从、荆州人马对政权的控制，而机制一旦形成又很难改变，所以一直无法形成从本地士人中吸纳人才的有效机制，不得不大量用老将任职，所以便形成了蜀汉后期无人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