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侃三国》之：罗贯中的败笔                灿烂海滩诸葛瞻是诸葛亮的长子，幼年非常聪慧，深得其父喜爱。凭借诸葛亮生前的威望，诸葛瞻十七岁就任骑都尉，先后担任过羽林中郎将，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等要职。在蜀汉后期日见衰落的环境下，诸葛瞻宛如又一个诸葛武侯出现在蜀汉的政治舞台上。这倒不是因为诸葛瞻自身有多大的能力，基本上还是靠诸葛亮的威望。蜀人非常怀念诸葛亮，逐渐变成了爱屋及乌，所以每当蜀汉朝廷出现了一个善政佳事，人们都会认为是诸葛瞻的功劳，那怕这和诸葛瞻根本没什么关系也一向如此。景耀四年（公元263年）诸葛瞻被委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魏征西将军邓艾征讨蜀汉之时，诸葛瞻和儿子诸葛尚一起上阵御敌。期间邓艾曾经派人对诸葛瞻进行劝降，诸葛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陈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以上记载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在此陈寿虽然认为诸葛瞻“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但是对其在战场上表现和最后壮烈殉国的情形还是做了基本的表述。对于这个历史瞬间，裴松后来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注中也引用了两个资料：干宝曰：“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晋泰始起居注载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从以上的几个历史记载来看，虽然诸葛瞻能力不济，但是其忠贞不二、壮烈殉国的行为，却是值得后人赞颂的。诸葛亮祖孙三代虽然未能帮助刘备、刘禅父子完成复兴汉室的宏愿，但为了蜀汉的江山前赴后继，驰骋疆场，最后都是死在沙场之上，可说是满门忠烈了。原本这是个忠义两全的历史佳话，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应当加以重墨渲染的故事，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却发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转变：诸葛瞻差点成了个叛徒！在罗贯中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十四“诸葛瞻大战邓艾”中，是这样描述的：艾从其言，遂作书一封，谴使送入蜀寨。守将引至帐下，呈上其书。瞻拆封视之。。。。。。诸葛瞻看毕，疑之未决。其子诸葛尚在侧，问曰：“父亲有意降魏乎“瞻叱之曰：“吾为何而降耶？”尚曰：“儿见父亲有三顾之意，容魏使入寨，与之相见，一也；得其书而审其来意，二也；见封琅琊王而不怒，三也。”诸葛瞻扯碎其书，曰：“吾不及吾子也！” 叱武士立斩其使，令从者持收回营，见了邓艾。经罗贯中这么一写，好象诸葛瞻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是好，要不是因为儿子诸葛尚的义正词严才幡然悔悟的话，没准诸葛瞻就要当叛徒了！这段描述，无论是罗贯中出于哪个目的、任何角度，都是一个明显的败笔：既篡改了历史上诸葛瞻父子毫不犹豫、以身殉国的史实，又破坏了人物塑造的完整性，对自己精心塑造的完人---诸葛亮的伟大形象也是一个间接而严重的伤害。这个情节的构思，不能不说是罗贯中这位文学巨匠的一个严重的失误。（罗贯中肯定是看过《三国志》的，这个情节的编排应该也是有意的，不过究竟是什么用意笔者无法猜测，还是留给专家们去研究吧）清代毛宗岗父子在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评改的时候，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对这个不合理的情节进行了重大改动。毛本《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七回“邓士载偷渡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中是这样描述的：艾从其言，遂作书一封，遣使送人蜀寨。守门将引至帐下，呈上其书。瞻拆封视之。。。。。。 瞻看毕，勃然大怒，扯碎其书，叱武士立斩来使，令从者持首级回魏营见邓艾。这样一改，马上又回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改动对于毛宗岗来说，是一个得意之举。怪不得毛宗岗在本回的点评中写到：诸葛瞻父子受命于大事既去之后，而能以一死报社稷。君子曰：武侯于是乎不死。盖战死绵竹之心，亦秋风五丈原之心也。使当日甘心降魏以图苟全，则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家训，不其有愧乎？故瞻、尚亡则武侯存。这段评价在笔者看来，不但是毛宗岗对自己的改动所做的一个回顾，也算得上是对罗贯中的一个婉转的批评。对后世者来说，毛宗岗的成功改动也非常值得称赞。如何完整的体现人物形象，不但是一般作者面对的课题，对于文学巨匠来说，这一点也是必需认真对待、绝不能马虎的。

《煮酒侃三国》之：“至止”和“莫与为对”                       灿烂海滩    诸葛亮的口才如何，史书中没有记载，不过想到刘备在危急时刻能派他去说服孙权，应该是不错的。虽然没有《三国演义》中“舌战群儒“那么艰险，总还是有点难度的。    要说口才，在三国历史上有两张名嘴，雄辩功夫确实了得。史书上分别称为“至止”和“莫与为对”。    第一张名嘴广汉（今四川广汉）人董扶。这个人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没有出现过。不过在东汉末年可是比较有名的。在东汉朝廷被誉为：儒宗。据《三国志•刘焉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及《后汉书•方术传》记载：“董扶字茂安。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名气的确不小，后来陆续有人向朝廷推荐董扶，董扶偏偏就是不去，还挺有个性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董扶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不过，这个董夫子到最后还是未能隐居山林，做个逍遥神仙。大将军何进公车特召，总算把他给请了出来，官拜侍中一职，而且是很受器重。后来董扶随刘焉去了益州，估计是想落叶归跟吧。陈寿的《益部耆旧传》介绍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记载：“扶出一岁而灵帝崩，天下大乱。”怎么看怎么象是陈寿对董扶离开京城感到惋惜，似乎陈寿认为如果董扶不走可能会出现另外的局面（调侃而已，别拍砖）。不过到了益州以后，这位董夫子的特长---雄辩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的口才好到什么程度呢？据该书记载：“始（董）扶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只要董扶一开口，就没有人能说的过他，以至于到了最后，只要董扶走到哪里，别人就都不说话了。你说这董扶的学问、口才有多好！后来诸葛亮问秦宓以扶原因，秦宓的回答是：“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 按现在的话来说，逮着什么说什么，难怪会“所至而谈止”呢。这位董夫子还有一个特长：观星望气。董扶跑去和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 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回乡而蒙刘焉呢的还是把刘邦的发家史研究了一番而得出来的结论呢或者真是观星望气的结果，难说），经他这么一说，还马上让刘焉活动了一阵子，总算当上了益州牧，看来是把董夫子的话当真了。不过从事后看，董扶也真没说错，只怪刘焉父子不争气，这个“天子气”最后落在了刘备头上，    还有一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而又被小说《三国演义》冤枉了的蒋干。说他被冤枉，是因为在《三国演义》中，蒋干被描述成了一个小丑。他为了说服周瑜投降曹操，两度从曹营来到江东，又两次被周瑜利用，不但使得曹操误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还让庞统定下的连环计得逞，最后火烧曹军，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在小说里，蒋干算得上是一张臭嘴。    不过，历史上的蒋干却不象小说中写的那样无能。据《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初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瑜。。。。。（蒋干）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不料周瑜一眼就看出来蒋干此行的目的，一见面就给了蒋干一个下马威，周瑜说：“你不远千里而来是为曹操做说客的吧？” 蒋干则是一口否认。周瑜又把蒋干请到自己的军营里，“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然后周瑜向蒋干表明了自己的志向：“我蒙受孙氏兄弟的知遇之恩，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即使是苏秦、张仪在世、郦叟复出，也别想说服我去投降曹操。”蒋干回去以后，一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闲。”在历史上的确有过游说劝降的事情，但时间却不是在赤壁之战期间。双方的政治立场不同，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了。那蒋干的口才有多好呢？该书记载：“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在整个江、淮一带都没有对手。    一个是在益州“所至而谈止”的董扶，一个是“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的蒋干，在三国时代称的上是两张名嘴。就不知道这两个人一旦遇上，谁会是第一呢？    其实，在三国那个英雄辈出、能人荟萃的时代，象董扶、蒋干这样的名嘴还有很多很多，只不过是因为年代久远、史料缺乏，才会把这些名嘴们给湮没和遗忘了。

　　《煮酒侃三国》之：谈谈廖化　　灿烂海滩　　三国时期的廖化，能被后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完全是那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成语，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办事缺乏好手，让能力一般的人出来负责。也就是说廖化的个人能力很是一般（后来也有人把这句话作为对诸葛亮独断专行，造成蜀汉后继无人的一种指责）。不过，翻阅史料和小说后会发现：这个廖化其实挺不简单的，值得好好介绍一下。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历史上和小说里廖化的了解，来看看“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成语到底对不对。　　廖化（？—公元264年），襄阳人，字元俭，本名淳，早年投靠刘备，曾经在关羽的手下作过主簿，一直跟随关羽镇守荆州。关羽被杀后，荆州落入东吴之手，廖化不得已投降了东吴。后来，廖化做出了一个同关羽一样千里走单骑的的精彩故事：廖化忠心于刘备，一心重回刘备身边，想出了诈死的计策，居然还计谋得逞，并骗过了所有的人，带上自己的母亲躲开吴兵的追捕，日夜兼程，赶往益州，终于在秭归遇上了东征伐吴的先主刘备。刘备见到廖化后非常高兴。立刻任命廖化为宜都太守。　　以上的记载见陈寿的《三国志•廖化传》。虽然非常的简略，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得出一个这样的印象：首先，廖化是一个文职官员出身，主簿这个职务，是专门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的官员，是州的属吏，高于功曹书佐，而低于别驾。在当时人才济济的荆州能得到刘备、诸葛亮的赏识担任主簿这个职位，应该说是要具备一定能力的（鼎鼎大名的“凤雏”庞统，在刚刚投靠刘备的时候，也只是个县令，经诸葛亮大力推荐后，才做了从事。这个从事的职务，比主簿也就高一级。）；廖化的投降，应该是迫不得已，从史书上看，似乎与自己母亲的安危有关；另外，所做的千里走单骑的精彩故事，比关羽的难度更大：关羽是得到了曹操的关照，一路顺风顺水、大摇大摆回到刘备的身边，而廖化则是“昼夜西行”，还带着自己的母亲，风险可想而知。关羽的千里走单骑被后人称之为“忠、义”，廖化的千里走单骑则是“忠、义、孝”，有过之而无不及，境界超过了关羽，那个一听说母亲被抓就马上被主而去并且快快乐乐的在曹魏做上高官的徐庶，和廖化比起来更是连提鞋都不配。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容易所疏忽：关羽兵败的时间是公元219年，而刘备伐吴到达秭归则是在公元221年底至公元222年初，在这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廖化卧薪尝胆，矢志不渝，其忠义之心实在是难能可贵。难怪刘备见到廖化喜出望外，给了廖化个宜都太守做。　　至于廖化在蜀汉政权建立后的表现，因为散见于陈寿的《三国志》中，我们不妨按照时间顺序来逐步进行了解。　　公元221年廖化回到刘备身边以后，正值刘备东征，刘备从巫峡、建平至夷陵界“立数十屯”，同时任命将军冯习为大都督，张南为前部先锋，辅匡、赵融、廖化、傅彤等各为别督，并先遣吴班率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向以陆逊为首的东吴军队挑战，结果被陆逊火烧联营，打败蜀军。在这场战争中，虽然不见廖化表现的记载，从刘备任命廖化别督这一武官职务来看，廖化在军事方面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潜质和能力的（见《三国志•陆逊传》）。　　公元223年，诸葛亮开建府署任命蒋琬为东曹掾。举荐茂才的时候，蒋琬一再谦让，并向诸葛亮推荐刘邕、阴化、庞延、廖化等人（见《三国志•蒋琬传》）。这时候廖化的职务是参军（见《三国志•廖化传》），同诸葛亮的心腹爱将马谡等同。参军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参谋，属于幕僚性质，参与军事行动的组织和策划。从这两段记载看，诸葛亮对廖化还是比较重视的，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对廖化的评价也是不错的。　　《三国志•廖化传》中说廖化“后为督广武，稍迁至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虽然因为交代没有具体的时间。但我们也可以从其它的史料中寻找到一些线索。　　据《三国志•郭淮传》记载：公元249年，魏将郭淮率兵攻打驻扎在成重山的廖化，结果大败姜维、廖化的部队。此时的廖化官居阴平太守。但在这之前，廖化还是打了个胜仗的。魏将王赟、游奕就被廖化杀的大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廖化还是具备一定的军事指挥和作战才能的。　　据《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公元263年，魏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等分兵进攻蜀国，当时蜀汉的主力部队及大部分将领都远在沓中，后主刘禅派张翼、廖化等抵御。结果防御失败，蜀国同年灭亡。这时候的廖化已经是右车骑将军，并州刺史，封中乡侯之类的职务也应该在这段时间。从廖化的官职升迁和史料记载的事件看，廖化在蜀汉后期也是得到后主刘禅的赏识的，官职比诸葛亮时代还要高。　　公元264年，蜀国亡国后，廖化在被迁往洛阳的途中病故。　　以上就是史料中对廖化的记载。从中我们看不出廖化有什么能力不足之处。陈寿的《三国志•廖化传》对廖化的评价是：果断刚烈。廖化，称得上是一位儒将，也是蜀汉政权从崛起、兴盛到最后灭亡的见证人。他有一定的能力。既有地方管理经验，又有率兵抗敌武将生涯，加上能得到蜀汉两代帝王及诸葛亮的重用，也算得上是个人才。　　在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中，廖化的形象比史料记载的要丰满一些。廖化在第二十七回一出场，就帮了关羽一个大忙：杀了同伴杜远，救了刘备的二位夫人。后来又在刘备入川前夕率军投靠。关羽进攻曹操、威镇华夏之时，廖化随之冲锋陷阵；关羽被围，廖化又是自告奋勇前往上庸求救；刘封、孟达拒不派兵，廖化当即“遂上马大骂出城，望成都而去”，忠肝义胆，跃然纸上；后主登位以后，廖化一直随诸葛亮出现在北伐的第一线，真可谓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还差一点杀掉了司马懿；诸葛亮去世后，廖化又同姜唯一起为完成诸葛亮的遗愿而继续征战在疆场上；蜀汉灭亡后，“。廖化、董厥皆托病不起，后皆忧死”。罗贯中特别在此处加上了“忧死”二字，足见对廖化的赞赏。从小说中我们也找不到作者贬低廖化的描述。　　从史料、小说看，似乎都找不到廖化能力不够的地方。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之前我们在史料介绍时说到：廖化后来被后主先后任命为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的高位。因此，有评论认为：廖化如此深受重用，必定是功勋卓著。但问题偏偏出在这里。因为忽略了一点：此时的廖化却已是年事已高、风烛残年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又恰恰与此有关。　　《三国志•宗预传》中提到：诸葛瞻刚刚掌管朝中大事的时候，廖化曾经想和宗预一起到诸葛瞻家去拜访，宗预说：“你我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凑这个热闹干什么？”这个时间根据《三国志•诸葛瞻传》记载，大概在公元261年左右。也就是说在公元249年的那场战斗中，廖化都差不多六十岁左右，已经是高龄了。之后所授予的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等职务有敬老之嫌。并不能说明其在对抗曹魏的战争中因为有多大的功勋而得到提拔。可能也就是《三国志•诸葛瞻传》的这段记载，被后人利用，从而创造出“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成语。但意思已经完全变了。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原来历史上的廖化作先锋和后世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在蜀国亡国的前夕，就因为后主刘禅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派上战场，能说明在蜀国没有什么人材吗？看来这个成语有点不妥。从廖化的年龄看，这还有点老骥伏枥的味道，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廉颇有相似的地方，是值得称赞的一件事情，“廖化作先锋”和“蜀中无大将“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后世者常常以此来指责诸葛亮，看来是有点搞错方向了：如果说是因为廖化无能的话，从史料看，廖化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只不过没有姜维、夏侯霸那么出名；如果说是指廖化七十多岁还要被指派上阵杀敌，那和诸葛亮也没什么关系，这是刘禅的决定，这时候的诸葛亮已经死了29年了，而且这时候的廖化只是年老，却并非无能；如果说这是由于诸葛亮对蜀汉人才的培养不够，造成后来老廖化作先锋的话，更是有点牵强，又不是诸葛亮死后蜀汉就灭亡了，中间还隔着蒋琬、费祎等几代领导集体，单纯把责任都推到诸葛亮身上，有欠公允。以笔者看，象廖化这样的忠勇仁孝之士，又有领兵作战的经验，就算到了七十岁刘禅还会用他去作先锋，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没准还是这个忠臣孝子自己自告奋勇、主动请战的呢。“廖化作先锋”只是个案，不用联想的太多。　　

《煮酒侃三国》之：吕布诛董的背后                           灿烂海滩东汉末年，董卓乱政。司徒王允联合吕布利用董卓松懈之机，一举杀掉董卓。王允想杀董卓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和他所代表的士大夫集团早就对董卓的倒行逆施不满，处心积虑，一直在等待机会铲除董卓。而吕布和董卓的情况却和王允截然不同。吕布和董卓“誓为父子”，在董卓的一手栽培下已经成为中郎将、都亭侯，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听从王允的摆布而放弃大好的前程吗？难道真的是因为董卓“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及“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这么两件事情就和董卓反目成仇进而把董卓杀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当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吕布投靠了董卓以后，和董卓的关系如何？自己个人和以前丁原手下的一班并州官兵的发展情况怎样？为什么吕布最后把董卓杀了？现在就让我们来进行逐一分析。          一．吕布和董卓的关系首先是吕布和董卓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正史、野史上倒是非常一致：关系密切。《三国志•吕布传》说：“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后汉书•吕布传》说：“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由此观之，好象确实不错。不过，在史料记载中还有一段记载容易被忽略。《三国志•吕布传》、《后汉书•吕布传》和《资治通鉴》等正史都同时都记载：然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㈠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另外，在《太平御览》卷五五注引《典略》更加提到“董卓虽亲爱吕布，然时醉则骂，以刀剑击之，不中而后止。”这个记载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董卓有误在前、吕布怀恨在后，纯属个人恩冤。但笔者认为：恰恰是这个资料的事实证明：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转变，不象平时理解的那么密切，董卓此举有一定的目的，不应该单纯地理解为董卓“性刚而褊”。“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这是时人对吕布的一致看法，而且此时的吕布手下还拥有张辽等一干丁原旧部，这就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小集团。董卓对吕布“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并且“誓为父子”，明显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图：安抚和利用这个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小集团为自己卖命。等到董卓地位巩固、外部威胁减少以后，对吕布的态度有所改变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另外，吕布在后来投靠袁绍寄人篱下的时候还会发生“将士钞掠”的情况，说明吕布对部下的管制不严，极有可能此时已经发生过类似事件，引起了董卓的不满，加之其他的矛盾，导致董卓“拔手戟掷布”，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此推测之一。吕布在董卓手下做过什么，史料不详。但有两条很明显：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卫。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段记载在《三国志•吕布传》、《后汉书•吕布传》和《资治通鉴》中都可以看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吕布已经从“飞将”变成了董卓的保镖。而此时的吕布显然手下还有众多并州兵马，驰骋疆场才是吕布的特长，董卓的行为是什么意图呢？有人认为是对吕布的一种信任，笔者认为不尽然：与其说这是对吕布的信任，还不如说这是董卓加强对吕布控制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变相的削弱了吕布和自己部下的联系，以便直接加强对并州兵士的控制（关于并州军队和董卓的嫡系---凉州军队的矛盾，下面会提及）。把吕布限制在自己的身边，就等于把整个并州军队牢牢的抓在手里。此推测二。从以上的两个推测分析，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其实属于相互利用，在这种前提的影响下，两人的关系随时会因为一些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也就注定这种关系是非常的不稳固的。          二．吕布及手下的发展以上分析了第一个问题：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如果说这种推测还有些证据不足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第二个问题：吕布个人和以前丁原手下的一班并州官兵的发展情况的了解，更加清楚地进行判断。从史料分析，吕布和其手下的并州官兵在董卓的阵营中是非常受排挤的，而且矛盾比较激烈。方诗铭先生对此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证：尽管董卓极力拉拢吕布，“誓为父子”，但并、凉两支军 事力量之间，仍存在矛盾，甚至处于敌对状态。《后汉书•董卓 传》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董)卓遣将胡轸、 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 轸、布败走。”李贤注引《九州春秋》说：“(董)卓以东郡太守 胡轸为大督，吕布为骑督。(胡)轸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 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吕)布等恶之，宣言相警云‘贼 至’，军众大乱奔走。”胡轸字文才(《三国志•吴志•孙坚传》 注引《英雄记》)，属于所谓“凉州大人”(《三国志•魏志•董 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在凉州军中具有崇高地位。在这次 战争中，胡轸为“大督”，位置在担任“骑督”的吕布之上，是 全军统帅。由于胡轸和吕布的“不相能”，尤其是胡轸对并州军 的敌视，“要当斩一青绶”，所谓“青绶”指吕布。《后汉书• 吕布传》说：“(董)卓以(吕)布为骑都尉。”《续汉书•百官志》 说骑都尉是比二千石的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因此，胡轸所说的“青绶”当然即是吕布。这更引起吕布等人的仇恨，从而导致全军不战自溃。这是并、凉军事力量相互矛盾和敌视的典型事例。。。。。。吕布对董卓的暗中不满，以及内心的“益不自安”，对并、凉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来说，更起了直接激化的作用。     从方先生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董卓手下同吕布的矛盾和敌视情绪，虽然不能直接归咎于董卓的指使，但其手下的态度会直接影响了吕布及其一干并州兵士对董卓的态度，双方的矛盾也会不断加剧。另外从《三国志•董卓传》中“初，卓女婿中郎将牛辅典兵别屯陕，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略陈留、颍川诸县”的记载分析，董卓对吕布是不怎么放心的，所以把吕布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身边，根本不让吕布有在外独立屯兵的机会。           三．吕布和董卓的较量那么，既然矛盾和敌视都存在，董卓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吕布呢？笔者认为这是董卓的判断出了问题：没有预见到吕布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而造成董卓判断失误的主要原因不是董卓对吕布这个武夫不了解，在他看来，吕布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赐予的，吕布乃一介武夫，政治头脑又差，就算对自己有什么不满，都不会闹到刀兵相间的地步。而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信任的司徒王允一直对自己心怀不满（见拙作“《煮酒侃三国》之掩卷而泣叹王允）。司徒王允的出现，使得这个原本就已经是一触即发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最后吕布联合王允杀掉了董卓的结果，这才是董卓最大的失策。王允原本就和吕布是同乡，平时关系就比较密切。《三国志•吕布传》中载：“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对于吕布的处境，王允应该是看的比较清楚的，所以他才能成功地说服吕布。而吕布因为受到董卓及其手下的双重压制，心情郁闷，投诉无门，找到王允这个能够代表朝廷士大夫势力的实力派人物，自然满心欢喜，并通过与王允的谈话了解到朝廷官员对董卓的不满，摸清了王允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吐不快，最后同王允形成了一个同盟，终于干掉了董卓。当然，吕布倒没有王允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操，他所担心的只是自己的生存，不过这时候他还是想到了和董卓的表面关系，所以吕布才假惺惺地问王允：“奈如父子何！”明明都已经想好了结果，还要装上一装。当时王允也是很给他面子：“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给了吕布一个下台阶，还把问题的本质说了出来，吕布就更加不会犹豫了。从后来董卓死时《后汉书•董卓传》中“驰赍赦书，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衔肆“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次杀董卓也的确是造福于民，有功于社稷，值得大书一笔，吕布立了大功，虽然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也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煮酒侃三国》之：小议“孟德献刀”                          灿烂海滩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倒霉的曹操”一文中曾经提到：“罗贯中根据“拥刘贬曹”倾向的需要，把曹操这个在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物，完完全全写成了一个奸雄，多次有意的丑化曹操。”对于这样一个小说中的反面人物，罗贯中的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他并没有对曹操一味的贬低，在深刻揭露其“奸”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曹操的“雄”，有时候为了表现曹操的“雄”甚至特意杜撰出一些事件来。象“孟德献刀”就是一例。《三国演义》第四回介绍：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东汉小朝廷名存实亡。公元189年，董卓带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开始独揽大权，引起朝廷很多大臣的不满。司徒王允苦思无计，“掩面大哭。绝不说起胸中心事，突然放声大哭”。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曹操自告奋勇，借得王允的七星宝刀，主动去行刺董卓。在董卓府中曹操机智的支走了吕布，眼看计谋成功，不料“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曹操灵机一动，谎称献刀，得以逃出生天，飞马出京。这段情节可谓活灵活现，写的也是非常精彩。不过证诸史料却是子虚乌有。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期间并未发生过献刀之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 期间并未发生过献刀之事。这段情节的设计，体现出罗贯中对历史上曹操性格的了解和把握。少年时期的曹操虽然放荡不羁，然而“少机警，有权数”，《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中就提到：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世说新语•假谲篇》中也提到了另外一个故事：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耳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从这两段记载来看，历史上的曹操性格中就有机警、灵活的一面，罗贯中在参考史料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了这一点，特意把曹操的这一基本性格特征加以升华，杜撰出了“孟德献刀”的情节，把曹操在历史上恶作据的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提升到汉末董卓乱政这个重大背景进行刻划，无疑使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力增色不少：当王允等百官放声痛哭之时，惟有曹操“抚掌大笑曰：“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体现出曹操对这些所谓朝廷重臣无能的一种嘲弄，显然曹操一早就想好了刺杀董卓的办法，毛宗岗点评到：“袁绍致书，孟德献刀，一样愤激，而操更壮。”献刀未果，曹操马上又能及时脱险，足见作者对曹操的一种赞赏。毛宗岗点评到：“袁绍致书，孟德献刀，一样愤激，而操更壮••••••推托马羸，未必不为此时地也。奸雄妙算如神。”中国古典作家写作手法的高明之处于此也可见一斑：善于利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这一点是很值得学习的。

《煮酒侃三国》之：曹操是如何变成花脸奸臣的                                   灿烂海滩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到《三国志演义》，更而想到戏台上那一位花脸的奸臣……其实曹操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位英雄（见《而已集》）。”的确，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出生在一个宦官家庭，少有大志，在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并逐步扩大了军事力量，“挾天子以令诸侯”，先后打败豪强割据势力袁绍、袁术、吕布等，逐步统一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他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击败，退回北方，同蜀、吴成鼎足之势。曹操还在北方屯田并兴修水利，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曹操用人唯贤，打破了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人才，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势力；他还是一位著名诗人，他的诗篇激昂慷慨、悲壮苍凉，深受后人喜爱。   在曹操死后的几百年里，他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不错的。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称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西晋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称曹操“建元功于九有，故举世之所推。”直至宋代之前，曹操的形象仍然是比较高大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吊魏太祖文》中称赞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当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德代”。在这几百年里，虽然也出现了贬低曹操的种种评价，但倒也不是主流的评价。曹操形象的根本性的转变出现在宋代。苏轼《东坡志林》就提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即快。”这一时期的曹操的形象在广大百姓的心中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理学家朱熹对曹操进行攻击：“只有先主名分正，曹操自是贼”（《通鉴纲目》）。陆游诗中也有“帮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句子。再到后来又逐渐出现了丑化曹操的剧目，罗贯中最后来了个集大成，曹操的形象完全改变了。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主要是由于民族矛盾引起的。从宋代到元末的几百年间，汉族屡遭外族的残酷压迫和统治，使得汉族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有了“还我河山”的愿望。这种社会现象反映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之中，就突出地表现为一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作品的出现。而当时的作家又以当时最为流行的三国故事作为题材来体现“人心思汉”把刘备、诸葛亮的蜀汉政权当作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怀念，而把董卓、曹操之流看成是残暴的统治者而仇恨，加上在历史上曹操也的确有过类似的劣迹，因此，曹操也终于由一个有本事的人、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花脸奸臣了。

《煮酒侃三国》之：诸葛亮的三次锦囊妙计                      灿烂海滩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向是智慧过人，所向披靡。他从初出茅庐一直到五丈原病死这五十余回书中，使用过无数成功的计策。但锦囊妙计只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第五十四回及五十五回。当时刘备、诸葛亮趁曹操赤壁之战失利，大肆扩充地盘，先后占领荆州大部地区，引起东吴孙权的警惕。为了限制刘备势力的发展，鲁肃奉命向刘备讨还荆州，但遭到拒绝。东吴大都督周瑜向孙权献计：趁刘备的甘夫人病故，用孙权的妹妹孙仁为诱饵，将刘备“赚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狱中”。 但是，这个诡计被诸葛亮一眼识破。他将计就计，让刘备“择日便去就亲”，并派赵云前去保护，并给了赵云三个锦囊，教赵云“依次而行”。结果，使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二次是在第九十九回。诸葛亮北伐大战司马懿时，派魏延、王平等大将正面迎击魏军先锋张郃 ；又给姜维、廖化一个锦囊，教他们俩人“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于前山之上，如见魏兵围住王平、张荫，十分危急”时“只开锦囊看视，自有解危之策”。结果，姜维、廖化俩人用此“锦囊计”大败魏兵。杀的魏军“死者极多，遗弃马匹器械无数”。第三次既在第一百零四回，诸葛亮临终之时，给了杨仪一个锦囊，并对他说：“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时，汝与临阵，方开此囊 。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后来魏延果真造反，杨仪则用此计，魏延被马岱杀死。作者在这里还用了一首诗来称赞诸葛亮：“诸葛先机识魏延，已知日后反西川。锦囊遗计人难料，却见成功在马前。”说起来也真的有点奇怪：小说中诸葛亮的这三次“锦囊计”能够成功，他凭的是什么呀？未卜先知？对刘备、司马懿、魏延的了解？客观的说，对于这三次“锦囊计”能否成功，就算换了是历史上诸葛亮也不一定拿得准，之所以能取得完全的效果，我看功劳要算在《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头上，为了塑造诸葛亮这个智慧的化身，罗老先生可谓煞费苦心！看看小说中那一幕幕由罗老先生杜撰出来的精彩篇章：火烧博望坡、舌战群儒、七星坛祭风、三气周瑜、空城计、这三次锦囊妙计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篇章的确是特别精彩、特别过瘾，但也让人有点望而生疑；如此神化诸葛亮这个人物有没有什么不妥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 元明传来之讲史》中谈到 《三国演义》的时候说到：“（《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这个批评笔者认为倒是非常中肯的。这的确也是罗老先生在对诸葛亮的塑造上的过失：有点过头了。

《煮酒侃三国》之：话说孙坚                      灿烂海滩    在后汉末年群雄争霸的诸侯之中，孙坚是比较特殊的一位的。一方面是他在镇压黄巾、讨伐董卓等战争中战功卓著，在东汉末年很有名气；另一方面他还是小霸王孙策、吴大帝孙权之父。因此史料上关于孙坚的记载相对于其他诸侯而言比较翔实。我们从史料上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现象：基本上对他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比较正面的。不过在现代的一些评论中，孙坚的形象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得对这一人物的评价变的模糊和混乱起来。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孙坚呢？                                 （一）    陈寿的《三国志》对孙坚的评价是：“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先抛开诸如“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的优点和“轻佻果躁”的缺点不谈，首先看看“有忠壮之烈”的这个评价。综观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于其它诸侯，似乎还没有人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这说明孙坚的“忠壮之烈”在三国及西晋时期都是基本上是得到认可的。南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中也说“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原因从这两位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据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记载，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皇帝派遣司空张温代理车骑将军，向西征讨边章、韩遂叛乱。张温上书请求派孙坚为军事参谋，屯驻长安（今陕西西安）。张温以诏书召见董卓，董卓拖延了很久才来见张温。张温责备董卓，董卓则是很不服气，估计当场就发生了言语冲突。孙坚当时在座，就上前对张温说：“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 孙坚对董卓的嚣张狂妄非常不满，建议张温以召见不按时到达的罪名，以军法处斩董卓。张温却担心董卓在陇蜀一带享有威名，“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孙坚说：“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於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於是在矣。”张温始终还是下不了手。事后朝中大臣听说孙坚历数董卓的三条罪状，无不叹息，孙坚被破格升为议郎，和这件事情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久董卓乱政，孙坚还感慨：“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虽然以孙坚的政治眼光不可能预见董卓后来的狼子野心，但这件事情也足以让史家们对孙坚赞叹不已。董卓乱政以后，各路诸侯迅速组成联军对抗，孙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各路诸侯都大多各有各的算盘，按兵不动。唯有孙坚表现最为积极，一往无前，英勇作战，而且颇有胜绩。汉献帝初平元年（ 公元190年）冬，孙坚正在鲁阳城东与部下喝酒，董卓的步骑共数万人突然出现，孙坚在席间谈笑风生，命令部众整顿队伍，不得轻举妄动。后面骑兵越来越多，孙坚才慢慢撤座，引导部队入城，对身边部下说：“刚才我之所以不立即起身，是唯恐兵众慌乱互相践踏，这样你们都进不了城了。”董卓见孙坚阵容整齐，不敢攻城，引兵撤退了。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移师梁县（今河南临汝西）东面，董卓派大将徐荣大举进攻，孙坚初战不利，只与数十骑侍突围而出。他常戴红色头巾，就脱下头巾命令亲信侍卫将领祖茂戴上。董卓骑兵争相追逐祖茂，所以孙坚得以从小道脱身。不久，孙坚重新收整兵马进驻阳人（今河南汝阳东北）。董卓派东郡太守胡轸督步骑五千攻击孙坚，孙坚大破董卓军，并斩其都督华雄。孙坚的勇猛使董卓感到十分畏惧，派李傕前来请求和亲，让孙坚列出担任刺史、郡守的亲属子弟名单，许诺仍旧任用他们。孙坚说：“董卓逆天无道，我不诛其三族，将其首级悬示全国，则死不瞑目，怎么会与之和亲呢？”于是进军大谷（今河南洛阳南），距离洛河（源出陕西洛南县，流经河南省西部）九十里。董卓率兵出，与孙坚激战于皇陵之间。董卓兵败逃走，屯军渑池。孙坚接着进军洛阳，又击败吕布。孙坚的骁勇善战让董卓心惊胆战，董卓曾对手下提起：“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在董卓的心目中，惟有二袁、刘表、孙坚才是心腹大患。董卓的迁都长安，不能不说与孙坚有一定的关系。进入洛阳后，面对“数百里中无烟火，坚前入城，惆怅流涕。”同时，孙坚命令部下修复汉朝诸皇陵，平整封塞被董卓掘开的各王公贵族的坟墓。    孙坚此番行为，也的确可以成为所谓“忠壮之烈”的楷模，所以在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对孙坚称赞有加。虽然孙坚的某些举动有些“获罪”之嫌，但对其“忠壮之烈”都是毫不怀疑的。                                （二）    近来有文章评论孙坚是贼子，笔者认为实在有些牵强。以孙坚一生的作为来看，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有点太“抬举”孙坚了。因为通过后面的分析看，孙坚不仅没有贼子的行为，也没有贼子的头脑。其实说孙坚是个贼子，理由不外乎两个：一是所谓“匿玺背约”；二是所谓跨境用兵及诛杀官员。就这两个指责，笔者试做分析如下：首先是“匿玺背约”，典出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吴书》曰：“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山阳公载记》曰：“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这两个记载，都是裴松之在对《三国志》进行注引时加上的。但裴松之自己都不相信。裴曰“臣松之以为孙坚於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於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再者，《吴书》和《山阳公载记》并非正史，可信度有些令人怀疑。《吴书》的作者韦昭原本就是东吴的太史令，为增加孙氏政权“上顺天意”的合法色彩，特意加上玉玺这段“有德者居之”的故事，也是很有可能的；第三，众所周知，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参考了《吴书》、《魏略》等著作，象“匿玺背约”之类的记载肯定是看过，之所以不录入《三国志》，肯定是认为与事实不符。试想：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如果真有发生，以忠、孝为第一道德标准的古人，绝对不会忽略的。    其二是有评论指出的所谓“当时孙坚不但离开本郡（长沙郡）用兵零陵郡及桂阳郡，甚至还离开荆州，远征扬州豫章郡的宜春县。依照汉朝法律的规定「二千石的官吏，不但不得擅自发兵，用兵也不得出界」，孙坚违法犯纪，已有邈视汉室的不臣，万一因此犯罪而丢官下狱，得不偿失。虽然孙坚很义正严辞地巧妙回避，俨然有获罪无愧之大家风范，但是若把此时讨贼的官军，比照起后来堕落成盗贼，此番义词却变狡辩，这正是孙坚一生忠奸之间的分水岭。”及“但是一但权臣擅兵又不受控制时，从野心及犯行而言，作为形同盗贼。从孙坚后来诱杀荆州刺史王叡、斩首南阳太守张咨以及攻击荆州刘表，这与当初会稽叛贼攻击郡县、荆州黄巾燔烧郡县杀害长吏、凉州边章及韩遂之叛乱、还有长沙区星率众攻围城邑等，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孙坚的个人性格。所谓的社会大环境是，汉末黄巾作乱，盗贼横行，已经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东汉王朝的普遍现象，非一州一郡可以自行解决的，再加上当时东汉末年皇权衰落，因此当出现黄巾作乱、盗贼横行之时，向其它地区派兵并非孤立现象。据根据《三国志•朱治传》中的记载，徐州黄巾作乱，孙坚还特意“表（朱）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另外，有分析认为：孙坚的行为前后并没有根本的转变。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转变只是由于朝廷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中，中央朝廷是否具有合法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继承的程序上，正因为此，世袭制因其稳定性得以长期坚持。黄巾起义并没有直接造成中央无法控制地方，朝廷号召各地起义兵平乱，但以皇甫嵩为统帅的朝廷军队依然能够控制全国的局势。这一局势的前提是朝廷的合法性在士大夫阶层没有受到质疑。但董卓当政并行废立之后，这一前提没有了，所以各地的诸侯开始各专其命。  在朝廷失去权威性的时候，社会阶层中积累起来的社会权力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像袁绍、袁术凭借其世家大族所积累起的社会资源开始填补临时的权力真空；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孙坚的奋斗在开始时，个人的成名欲望是建立在为朝廷建功的基础上的，在朝廷失去权威性时，他们的努力仍是要恢复朝廷原先的权威性，像孙坚这样非世家大族者，在没有与地方大族结合以前，寻求的主要是军功，所以他奋斗的目标不是占有多少地盘，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朝廷的承认，他无法占有什么地盘。因为此时虽然朝廷的权威已受到置疑，但仍然是天命的唯一来源（虽然已削弱）。这种分析是颇有见地的。其实孙坚的目的是比较单纯的。据裴松之《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吴录》曰：“是时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於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孙坚在出兵之前已经很清楚越界的后果，一番表白不应看做是巧妙回避，应该是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                                   （三）    以孙坚短短的三十七年的所作所为来看，孙坚并非象某些评论所写的“心高志大，敢于问津帝王之霸业”，而是从未有过邈视汉室的不臣之心，之所以会被人误解，实乃个人性格所至。    历史上的孙坚虽说是孙武之后，《吴书》的作者韦昭吹捧他是“坚世仕吴，家於富春，葬於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虽然韦昭极力替孙坚涂脂抹粉，但经过陈寅恪先生考证，富春孙氏其实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更有人认为是地地道道的泼皮无赖出身），从刘义庆的《幽明录》“种瓜为业”和陈寿 “孤微发迹”的记载来看，应该是所言属实。十七岁时，孙坚因斩杀海盗胡玉的手下而一举成名，被官府召作假尉。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郡（今浙江绍兴）许昌在句章起事，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许韶聚众造反。孙坚以郡司马的身份招募勇士，征得千余人，与州郡联合将其击败。被任命为盐渎县（今江苏盐城）县丞，几年后迁为盱眙县（今江苏今县西南）县丞，又转为下坯县（今江苏睢宁北）县丞。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孙坚随朱儁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为佐军司马。《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说孙坚“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一次在战斗中，孙坚受伤落马，横卧草丛之中。其军分散，不知他在何处。孙坚所骑骢马驰返营地，用蹄掌刨地呼鸣，将士们跟随青白马在草丛找到了孙坚。孙坚休养了十几天，伤好了一点就立刻派兵出战。在宛城一役中，孙坚身先士卒、率先登城，在他的带动下，部下蜂拥而上，很快取得胜利。孙坚也因为此役的出色表现而升任别部司马。参加联军讨伐董卓途中，孙坚先后斩杀朝廷地方官员王睿、张咨；在与董卓的较量之中，他能在失败后马上重新集结队伍，迅速发起反攻并取得胜利。从这几个小片段，我们能看到一点什么？笔者有这样一个初步印象：孙坚之所以能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取胜，靠的不是有多么高的战术水平，他能取得胜利的法宝只有两个字：勇猛！以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他原本就不属于那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    我们再透过孙坚对很多事情的处理进行分析，可以再进一步对孙坚做出另外一个评价：孙坚只是一员毫无政治头脑的虎将。说孙坚没有政治头脑，这一点也没有冤枉孙坚。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却没有占南阳为己有，反被袁术做了南阳太守，粮草供应要依赖袁术；杀荆州刺史王睿，也不能控制荆州，反被刘表趁虚而入，结果孙坚不但要在不久以后再打荆州，而且最后还丢了性命。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的观点是：因为孙坚根本就没有想过向其他诸侯一样占地为王，逐鹿中原，或者说孙坚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头脑。似乎孙坚就是为战争所生，所以任何阻挠他去参加战争的人或者事，他都不能容忍。会稽平叛，孙坚勇往直前，得罪了当地及临郡的各大豪族却浑然不知（逼娶吴郡贵族吴氏，又全然不觉自己“轻绞”之名已经对各大毫族留下恶劣印象）；长沙郡区星作乱，朝廷任命孙坚为长沙郡太守。孙坚一月之间便消灭了区星。周朝、郭石等人率众在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阳（今湖南郴州）起事，孙坚越郡讨击，三郡肃然。孙坚平乱，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干净利落，却又违反了朝廷法令；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军粮，影响了孙坚讨伐董卓、光复汉室的宏愿，孙坚毫不留情的把他杀了；武陵太守曹寅伪造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的征讨文书送给孙坚，历数王睿的罪状，命令孙坚捉拿王睿，孙坚想也不想就执行了。当王睿问及理由时，孙坚的回答是：“因不知罪而获罪。”不但王睿到死都没弄明白因何被杀，笔者认为就连孙坚也不清楚事情的原委。    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一员毫无政治头脑的虎将，在加上“轻佻果躁”的性格，在群雄逐鹿、充满了尔虞我诈的时代注定是被人利用、功败垂成的。董卓带着皇帝跑了，诸侯联军散伙了，自己的力量又不够，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原本是想带着豫州刺史的头衔到豫州稍做休整，不想各路诸侯的纷争又起，危及到自身的安全。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曰：“袁绍遣会稽周喁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坚慨然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这段记载很有意思，到这个时候孙坚心里想的还是“救社稷”，要不然也就不会“言发涕下”而不忍自相残杀了。在这种形势下，再没有头脑的人也都明白要力求自保，为达到这个目的，孙坚终于放下了当初“同举义兵，将救社稷”的宏愿，同原来关系就不错、而且又与袁绍交恶的袁术结为同盟（也有说是投靠袁术的，不过这是一段历史公案，也并非本文重点，不再赘述），参与到诸侯混战的行列之中了，结果是越险越深，最后把命都搭上了。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同袁术一起合力击败了周喁。随后，袁术派遣孙坚出征荆州进攻刘表。刘表派手下大将黄祖在樊城、邓县一带迎战。孙坚一举将其击败，并渡过汉水包围襄阳。但在“单马行岘山”时，被黄祖的士兵射杀。一个曾经令董卓闻风丧胆的一代猛将却死在一帮小喽罗的箭下，时年三十七岁。                               （四）    终其一生，孙坚实乃一介武夫，只能称之为是一个一流的战将，算得上是一个长胜将军。但孙坚缺乏政治头脑，始终被人利用，虽说早期有“忠壮之烈”之美誉，但不久就卷入了诸侯的大混战当中，自身难保，奢谈“同举义兵，将救社稷”，打着打着，就连自己应该干什么都不知道了，完全没有了方向，忠臣做着做着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的忠臣；至于罗贯中所说的“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之类的英雄，孙坚不是那种人。至于说到政治家，孙坚更是连边都沾不上。他对后来孙策的兴起东吴政权的创立也没有多大影响，自己奔波一生而无立锥之地，最后连妻儿老小都要寄人篱下。有人戏称孙坚是“三十七岁留下的只有一个寡妇和五个孩子”，虽然有些偏颇，但也不无道理。

《煮酒侃三国》之：掩卷而泣叹王允                             灿烂海滩记得小时侯听大人说起三国，说到王允巧设连环计，离间了大恶人董卓和猛将吕布，并成功除掉了董卓，心中不禁肃然起敬：好一个精忠报国、智勇双全的大英雄呀！但长大后有机会看了《三国志》、《后汉书》等史料以后，心中却产生了另外一种别样的思绪，对这个以前认为的大英雄是又爱又恨，一时都不知道怎样来看待这个当年的偶像，思前想后，不禁掩卷而泣，心中感慨：可怜的王允呀！     王允（公元137年——公元192年），字子师，东汉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幼聪颖过人，“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被同郡人郭林宗誉之为“王佐才也”。同许多官僚子弟一样，王允很早就投身仕途，史书上说他“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年轻人血气方刚，疾恶如仇，立显书生本色。经过几年的官场生涯，王允脱颖而出，后来升至豫州刺史，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之时，特意召王允进行策划工作，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后，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初平元年（公元189年），代杨彪为司徒，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要说起来，后来被王允诛杀的董卓对王允还是很不错的。董卓掌权以后，“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把王允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却不料王允早已看出了董卓的狼子野心，一直在想方设法除掉董卓。初平三年（公元 192年），王允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吕布的矛盾， 成功离间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团，并把董卓推上了断头台。董卓被杀后，人心大快，士兵齐呼万岁，百姓载歌载舞，一时间，王允的威望达到顶峰。这一壮举，一直也后人所称颂，王允功不可没。不过，经过这场胜利以后，王允显然被冲昏了头脑，未能正确的判断当时的局势，自己拥有权利以后，也走上了董卓的老路，犯下一系列的错误，导致功败垂成。错误一：没有很好的处理内部关系。王允掌权以后，捕杀了很多曾经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也是在董卓的关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学者蔡邕因为听到董卓被杀而叹息了几句，也被王允下狱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团强烈不满，“群下不甚附之”；对待在刺董期间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权的吕布，王允也是非常轻视，“以剑客遇之”，也就是说根本不把吕布当一回事，气的吕布“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如此一来，文臣武将都是离心离德，何以服众？错误二：不懂得笼络人心。面对董卓死后留下的大量财富，吕布就提出“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按说这是个正确的建议，对于稳定长安的局势有积极作用，但王允却不与采纳。错误三：毫无战略眼光，书生气十足。原本铲除了董卓以后，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确的判断形势，赦免其四人的话，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或许能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心里只想着除恶务尽，逼的这四人起兵造反。在这个问题上，王允显得还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吕布。王允刚愎自用，又不讲策略，焉能不败？初平三年（公元 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围攻长安，王允再一次不听吕布提出的撤出长安的正确建议，决心以死报国，终被李、郭所害，时年55岁，宗族老幼，尽被杀害，同时也制造了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老百姓陷入更大的浩劫之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能不说王允也负有一定的责任。王允，既有除乱臣于朝堂，缓危局于一时之壮举，又无挽狂澜于倾倒，救百姓于水火之伟略，他的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只有无限的感慨和叹息！

好话就不多说了，自从一月份知道新浪有个三国论坛，自己也发了几篇文章，看了看这个论坛，总体觉得还不错。不错有几点意见想提提，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见谅。    1.什么内容都有，杂乱无章。连什么色情帖子也来了，让人心惊，也影响论坛的声 誉。我觉得以后象类似与三国无关的帖子，一经发现就马上删除，这方面斑竹们有义务。    2.文章要分类，以便读者阅读。我发现贵论坛的三国文章主要分为三国资料（知识）、三国人物评论、三国事件分析、三国随笔（含考证）、三国游戏等几大类，与其这样绞在一起，还不如分门别类，一来方便阅读，二来也方便发贴。    3.可以考虑多进行专题讨论。三国有很多人物或者事件充满了争议，不妨试试有斑竹出题进行专门的讨论（当然不宜太频繁，半月一次或者一月一次）。这样的好处在于明辩是非，对广大的三国爱好者也是一件好事，对研究者也提供了一个一展观点的平台，对论坛增加人气、提高知名度及专业性都是一件好事。    4.可考虑对帖子进行评选。每月选出佳作若干，以资鼓励，提高作者的积极性，这无论对作者、读者、论坛都有百利而无一害。    来到三国论坛有一个多月来，真心希望它一天比一天办的更好。以上是我对三国论坛的几点意见和建议，不妥之处还望海涵，谢谢！

《细说水浒》：梁山为何只有一百零八将                    灿烂海滩梁山一百零八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人们在谈论《水浒传》时，也常会问：“梁山为何不能有一百零七将，或一百零九将或再多一点将呢？”产生这样的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梁山的开山大王王伦，由于德行不好，疾贤妒能，把梁山据为己有，拒众好汉于山门外，阻碍了起义事业的发展，成了绊脚石，最后被林冲杀了，死有余辜。不让他留在梁山好汉的行列之中，读者也想的通。可是梁山义军的首任领袖晁盖“做事宽宏，疏才仗义“，深得江湖好汉爱戴。上山不久的举措就深得人心，把打劫得来的生辰纲及自家私人财物赏赐给山上兄弟；做了寨主之后，打劫的财物，一般收储在库，一半同样分给众人，使梁山上下”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梁山事业兴旺发达，天下豪杰蜂拥而至，确实是一位合适的领头人。就这么一位梁山事业的开拓者，作者却让他在攻打曾头市时，被曾家教师爷史文恭毒箭射中，一命归西；还有韩伯龙，他诚心诚意要上梁山，追随众好汉，先投奔朱贵酒店，请朱贵引荐。当时因宋江生背疮，又忙于战事，不便见面，被朱贵暂时安排在梁山附近开酒店，伺机上山。李逵偷偷上山，在他店里白吃白喝不给钱，就因为韩伯龙说了句自己是梁山好汉，本钱是宋江哥哥的，又没干什么坏事、错事，无缘无故让作者派李逵将他也杀了。而此时梁山并未凑足一百零八条好汉。李逵杀了韩伯龙后，遇上没面目焦挺，挨了别人的打，最后还邀人家上山，而就是不让韩伯龙留在梁山之上，这也的确叫人有些想不通。梁山好汉为什么只能是一百零八个，而不能有一百零七或一百零九个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三点：其一是素材的影响。《水浒传》成书前，水浒故事从南宋开始就在民间流传，它经历了民间传说、话本、杂剧及文人加工成为小说这几个阶段，前后近三百年时间，最后才形成《水浒传》一书。水浒英雄，也是由《宋史》中记载的“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增加到元杂剧水浒戏，如《黑旋风双献功》、《燕青搏鱼》、《李逵负荆》里所说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这加起来就是一百零八这个数。以前的水浒故事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唱的，《水浒传》当然也延续了这个说法，很自然地保留了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其二是遵循旧俗。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中国的很多旧俗都离不开一百零八这个数。例如：江苏苏州寒山寺大年除夕钟声敲一百零八下；和尚的佛珠是一百零八粒；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七十二个气候，合起来也是一百零八数；佛教说人生的烦恼有一百零八种，念佛要念一百零八遍；甚至连贡品也离不开这个数字。比如康熙十三年题准：每年节，科尔沁等十旗进贡的羊是一百零八只，乳酒一百零八瓶；还有就连有名的中华大餐---满汉全席，上的菜肴也是一百零八种；古迹名胜中还有青铜峡的一百零八塔等等等等。其三是作者的反叛精神。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其中天罡星三十六人，地煞星七十二人。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恰好都是九的倍数，按过去的“阴阳”说法：奇数是阳，偶数是阴，而九又是阳数之最，称为“极阳数”。《易经》上说：“九”含有初旧迎新、吉祥如意的意思；再者“九”这个数，在古代又常为天子专用，象征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天子”，阳之最。《水浒传》的作者将梁山好汉定为一百零八这个“九”的倍数，享受“阳之最”这样的待遇，也反映出作者对这些造反精神的推崇，表现出作者的反叛精神。

《煮酒侃三国》之：倒霉的曹操                            灿烂海滩      在《三国演义》里，最倒霉的人物恐怕要数曹操了，罗贯中根据“拥刘贬曹”倾向的需要，把曹操这个在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物，完完全全写成了一个奸雄，多次有意的丑化曹操。    《三国志•武帝纪》及其它史料中根本就没有提到曹操杀害吕伯奢。《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原本这事情就是一桩疑案，吕伯奢一家到底为何而死尚且是个疑问，而吕伯奢好象根本就没被杀。等这段历史疑案到了罗贯中的手里，罗贯中为了表现曹操狡诈多疑、忘恩负义、嗜杀成性，不但变成了吕家上下好心好意招待曹操，却被曹操杀害，还非要让吕伯奢也成了曹操的刀下鬼，临了还来了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      小斛分粮的故事原见《曹瞒传》：“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原本是管粮官自己出的馊主意，但在罗贯中笔下，为了说明曹操诡诈阴险，作者又让曹操演出了暗中主动命令管粮官王垕用小斛发军粮，然后又“借”王垕的头来稳定军心的丑剧。    濮阳攻吕布之时，曹操打了败仗。《献帝春秋》曰：“太祖围濮阳，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太祖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太祖而追黄马者。门火犹盛，太祖突火而出。”本来就够惨的了，可罗贯中还觉得不解气，又加上了“却说曹操见典韦杀出去了，四下里人马截来，不得出南门；再转北门，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他。”’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非要让曹操再被吕布画戟敲敲脑袋，多受一点罪。    历史上的铜雀台建于建安十五年冬，曹植的《铜雀台赋》（又名《登台赋》）写于建安十七年，赋的全文在《三国志•陈思王传》注引中有据可查。赤壁之战则发生在建安十三年，那时还没有铜雀台及《铜雀台赋》，罗贯中偏偏要把它们移到一起，还硬在《铜雀台赋》中塞进了“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两句，用来激怒周瑜，说明曹操好色。    曹操兵败赤壁，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是有记载的，文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可到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让曹操出尽了洋相：火中仓皇逃窜，鸟林地、葫芦口及华容道三次大笑，讥讽对手奢谈兵法，次次都落得个被对手围追堵截，狼狈不堪，讥讽、挪揄以报。    再如战马超，原本历史上这一仗，曹操打的是酣畅淋漓，大获全胜，但罗贯中又没有放过曹操，前面战吕布敲敲脑袋，这回罗贯中又想出了一个新花样来折磨一下曹操：割须弃袍。小说第五十八回言道：“操在乱军中，只听得西凉军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又听得大叫：‘长髯者是曹操！’操惊慌，掣所佩刀断其髯。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闻知，即扯旗角包颈而逃。”到最后罗贯中还用了一首所谓的后人诗来羞辱曹操。“潼关战败望风逃，孟德怆惶脱锦袍。剑割髭髯应丧胆，马超声价盖天高。”让曹操是丑态百出。    历史上的曹操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虽然变成了一个丑角，但作为小说中的曹操则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一个性格复杂、有血有肉的乱世奸雄。罗贯中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非常完美的，每当罗贯中让曹操倒霉一次，广大读者就为情节的精彩设计而击节叫好一回，赞叹作者的生花妙笔。

《煮酒侃三国》之：一代能臣——刘表                            灿烂海滩《三国演义》二十一回“煮酒论英雄”时，曹操曾对当时的各路诸侯进行了一番点评。当谈及荆州牧刘表时，曹操不屑一顾：“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对这个占据荆州长达十八年、号称“八俊”之一的刘表的评价好象已经是盖棺定论了。每当提及刘表，多以“虚有其表”、“有名无实”、“毫无作为”之类词汇来概括。但当阅读过《后汉书》、《三国志》等历史资料以后，笔者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刘表不但不是虚有其表，反倒是很有作为的一代能臣。那么，历史上的刘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会称他为一代能臣呢？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东北）人氏，生于公元142年，卒于公元208年。论血缘，他属于汉家皇室一族。年轻时就因为才华出众而天下闻名，属于后汉时期著名的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号称“八俊“之一，又分别属”八友“、“八交”之一，称号倒是不少，很明显，刘表当时的名声很大，也可以证明其才华出众。十七岁时，刘表就曾向自己的老师、当时的南阳太守王畅提出：“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充分表明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青年时期，刘表没有仿效当时流行的隐居山林的清流作风，而是积极地投身仕途，被大将军何进辟为掾，后升为北军中候。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原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杀死，何进向朝廷推荐了刘表担任荆州刺史，这也显示出何进对刘表的偏爱及刘表的能力和才华。当时的荆州的形势相当复杂。“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而刘表却是单人独骑。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刘表显得从容镇定，沉着冷静，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稳定了局势。首先，他争取了当地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蔡、蒯两大家族的信任和支持，并接受建议，“使（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众多，或既授部曲”，一举歼灭了宗贼势力；后来他又夺取了襄阳、长沙、江陵等八郡，扭转了荆州的混乱局面，刘表自己也晋升为荆州牧、镇南将军。经过几年努力，刘表成为一个仅次于两袁兄弟的一股强大势力，“南收零、桂、北据汗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讲到这里，谁还能说刘表是“虚有其表”呢？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实干家！刘表控制荆州以后，对于属地的管理也是励精图治，有条不紊，贡献良多，体现出一个一代能臣的本色，把荆州治理得有声有色，之前“人情好扰，加以四方震骇，寇贼相扇，处处糜沸”的荆州，变成了“万里肃清”的东汉后期最后一片乐土。在对外问题上，刘表采取了拥兵自重的正确政策，尽量避免发生大的冲突，以免造成老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在经济上，刘表有效利用了当地各大家族的势力，推行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荆州地区的百姓“大小咸悦而服之”。对刘表的这种评价，莫说是在后汉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在局面相对平静的三国鼎立时期，也是独一无二，是别人所无法得到的；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政局稳定，各方人才纷纷从各地迁往荆州，人数数以千记，其中既有象水镜先生司马徽这样的名流，也有象徐庶、石广元等青年才俊，甚至还有后来大名鼎鼎诸葛亮等。试问，一个虚有其表之人能有如此辉煌的政绩吗？如此的“爱民养士，从容自保”，难道是一个虚名无实者所能做到的吗？可以这样说，刘表的确是一代能臣，他的有效管理让各路诸侯羡慕不已，对于其治理下的荆州都是垂涎欲滴。鲁肃就曾经对孙权这样评价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这也算是对刘表恰如其分的评价了。后世研究者在评价刘表时往往指责他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说在荆州集中了很多能人名士而刘表却弃之不用。谬矣！史载，凡是从外地迁来荆州的士人，刘表都是“安慰赈瞻，皆得资金”，非常礼遇。对于一些能人名士，刘表也是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的。象对待司马徽，就曾多次派人请其出仕，甚至亲自出马相邀。见到司马徽以后，刘表不惜在田间与其交谈，全然没有摆出一副荆州牧的架子，其心可谓诚矣！若说刘表不用人才，那么倒要反问一句：思贤若渴的刘备在荆州呆了七年，不也没有挖走司马徽吗？！为什么只对刘表大加指责而对刘备却是不论一言呢？再者一说，如果刘表没有在荆州广纳人才，那他把荆州治理的如此有声有色，就凭当初单人独骑闯荆州的一个人？还有第二种指责，说刘表没有重用刘备，这个说法其实是太不了解刘备造成的。试问象刘备这样的人能用吗？从某个角度来说，刘备和吕布没有多大区别，都是背主之臣。我们可以数数看，刘备投靠过多少人，又有几次能做到善始善终的？！也许刘表就是看出了这一点才有意而为的，这个决定没有错！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刘表也不例外。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刘表的确显得优柔寡断，造成了内部的不团结，影响了政局的稳定。不过，这是连历史上很多英明的君主都会出现的错误，不能单单成为指责刘表的理由，也无损于刘表一代能臣的地位。综观刘表一生，其所作所为没有超出人臣的范畴，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代能臣。至此，笔者不禁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很多研究者对于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素有政治野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所谓英雄赞誉有加，而对刘表这种毫无野心、只想守土安邦的能臣嗤之以鼻。难道为一己之私而致生灵涂炭才能称之为英雄而赞其胸有大志，那些只能保一方平安而无称霸野心之就可以说是毫无作为吗？

《煮酒侃三国》之：生子莫如袁公路                   灿烂海滩三国时期，群星荟萃，各种风流人物粉墨登场，展示了一幅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卷。在这众多的人物之中，早期不可一世的群雄之一袁术的沉浮兴亡耐人寻味，给后世者诸多提示。袁术（？——199年），字公路， 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家世显赫，出身于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按现在的话说，就一高干子弟，群雄割据时期的一方霸主袁绍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他们兄弟二人一南一北，成为各路诸侯之中实力之最强者。照道理莫说是复兴汉室，就算是统一华夏也是唾手可得，但最后却都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袁术早期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发迹得很早。仗着家族的背景和当时在朝中担任司空的父亲袁逢，袁术先后担任过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等职务。董卓专权时期，为了拉拢袁术，还特意任命他为后将军。这时的袁术倒是头脑十分清醒，看出了董卓的的狼子野心，和兄弟袁绍一样，借机逃出洛阳并迅速组织各大割据势力联合讨董。这时的袁术应该说是很有号召力的。同时他又利用长沙太守孙坚杀死南阳太守张咨的有利时机，占据了南阳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据地。不过在占据南阳后，袁术身上所具有的一些高干子弟的劣根就一览无余了：不学无术，眼高手低，原本南阳郡户口数百万，手工业、商业都十分发达，袁术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管辖，奢淫肆欲，征敛无度，闹得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而袁术此时一味穷兵黩武，先后占领了扬州，豫州、司隶和荆州一部，俨然成为南方霸主。这时的他开始沾沾自喜，摆出了一副群雄领袖的臭架子，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出各种事端，弄了个损人不利己。先是和堂兄袁绍反目成仇，又同近邻刘表翻了脸，史书上说他“舍近交远”，其拙劣的政治眼光和手段可见一斑。袁术为人言而无信，重利寡义，令不少曾经投靠他的人失去信心而离去。孙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孙坚死后，儿子孙策和其旧部投靠袁术却一直得不到重用。袁术曾经许诺孙策，让他出任九江太守，但不久又变卦转而任命丹阳人陈纪为九江太守。袁术派孙策进攻庐江，又对孙策说："以前用错了陈纪，现在如果打败了陆康，庐江太守一职就非你莫属了。"结果当孙策占领庐江以后，袁术却派自己的心腹张勋。逼的孙策终于借故离去，之后转战江东，奠定了东吴政权。  随着自己地盘的扩大，袁术的狼子野心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公元197年，袁术从孙策手里夺得传国玉玺，开始做上了皇帝梦。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获得手下的支持，袁术利用195年汉献帝被劫持之机，召集手下，恬不知耻地提出称帝的梦想，完全一副乱臣贼子的嘴脸。不料竟然是无人响应，令袁术大失所望，他写信给孙策，想得到他的支持，而此时已是威镇江东的孙策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对袁术的野心进行了严厉驳斥。袁术是投机不着失把米，还因此气的生了一场大病。为了能当上皇帝，袁术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几年的军阀混战让袁术损兵折将，地盘也越来越少。此时的袁术不但没有认真的进行反思，皇帝梦却是越做越香了。公元196年9月，曹操迎献帝定都许昌以后，袁术终于急不可待了，他决定孤注一掷。197年二月，袁术不顾手下的反对，怀抱着抢来的传国玉玺，在寿春正式登基，当上了皇帝。袁术改九江为淮南，任用九江太守为淮南尹，设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做的是象模象样，可惜袁术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当时的形势。此时的袁术已经不复当年的风光了，自己的地盘仅仅只有两个郡，本钱少的可怜，加上袁术的荒淫奢侈，，把富裕的淮南地区糟蹋得残败不堪。197年正值大旱土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况，连袁术手下的士兵都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而袁术却仍然花天酒地，在后宫养了数百嫔妃，个个都绫罗绸缎，衣着华丽，整天山珍海味，享受不尽。结果自然是“资实空尽，不能自立”，不用别人来打，自己都混不下去了，成了历史上最穷的皇帝。袁术称帝，立刻又得罪了其他的割据势力，遭到曹操、吕布、刘备的围攻，战场上损兵折将，仅有的地盘不断被蚕食。公元199年，袁术放火烧宫，带上一大帮随从想去投靠部下陈简、雷薄。陈、雷二人一早就知道这位皇上的德行，惟恐惹祸上身，加以拒绝。这一下袁术走投无路，只好厚着脸皮派人去求原本已是反目成仇的兄弟袁绍收留。多亏袁绍心里还有他这么一个哥哥，派长子袁谭前往青州迎接。不料在赶往青州途中，袁术遭到曹操、刘备的截击。无奈之下，袁术只好掉头逃往寿春。在距离寿春还有八十里的江亭，他终于是一病不起，一命呜呼。至死袁术都没弄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其实，袁术此人，既无治国安帮之策，又无称霸天下之才，只是仰仗自己“四世三公”之后便怀问鼎天下之志，实在是自不量力，咎由自取。     曹操曾经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当我们看到袁术的下场，是否也应该发出这样的感叹：“生子莫如袁公路”！

《煮酒侃三国》之：是诸葛亮害了马谡                                灿烂海滩说到马谡，很多人觉得他是个纸上谈兵的人物典型，而这种人物的结局绝对是比较悲惨的。的确，在陈寿《三国志》中最终是兵败后被诸葛亮处死（一说下狱后死亡）。马谡为何落得个如此下场？他的死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让我们从相关的史料中进行了解和研究，来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吧。马谡，字幼常，是蜀汉重臣马良的弟弟，襄阳郡宜城人氏，兄弟五人皆有才名。刘备占据荆州之时马谡和其兄马良一起被刘备召为州府从事并随刘备一起入蜀征战，先后担任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史书上说马谡才气过人，好谈论军事，诸葛亮非常器重其在军事计谋方面的才能，常常引见谈论，从白天直到深夜。并委以重任，虽然先主刘备临终之时曾告诉诸葛亮：马谡此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但诸葛亮一直不以为意。由此可见，诸葛亮对马谡的信任和器重在当时的蜀汉是有目共睹的。从以上一段记载不难发现：能和诸葛亮这样的中国古代第一智者谈到一起的并让诸葛亮能将刘备说过的话置若罔闻的人物应该是很不简单的，至少具备相当的水平。那么，马谡到底又做过些什么事情让诸葛亮对他信任有加呢？史书只记载了一件事情：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时，马谡曾献计：“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按现代的话说，马谡提出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具有相当高的战略眼光。诸葛亮采用了马谡的主张，“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对其信任和器重是有一定道理的。再者，我们从马谡被杀后“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马谡在蜀汉军队中还是具有一定声望的。蒋琬也对诸葛亮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这也代表了蜀汉政府的高级官员对马谡的评价。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一出祁山，当时蜀汉名将魏延、吴壹等人都认为自己将担任先锋一职，而诸葛亮不听众议提拔马谡镇守街亭，马谡不在水边扎营，而到山上安寨，行动失当，终于被魏军击败，自己也因此一命呜呼。马谡是人才不假，长于军事谋略而短于现场指挥是不争的事实，兵败被杀也是罪有应得，但他的死究竟是由谁造成的呢？答案是：马谡的死诸葛亮造成的。简单的说，诸葛亮没有正确的掌握人才的局限性和使用人才的方向性，拔苗助长，最后害得马谡丢了性命。诸葛亮看好马谡，认为他是人才并委以重任，这并没有错，诸葛亮的错误在于没有看清楚马谡这个人才并非是文武双全，有很明显的局限性。担任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之类地方行政长官也许很在行，担任帐前参军，出谋划策也许眼光独到，但未必就能阵前杀敌，攻营拔寨。在对马谡的培养上，诸葛亮“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反复观察；在信任方面，诸葛亮也可以说是用人不疑；可偏偏就在使用上，忽略了取其长处，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发现马谡的不足之处。，《宋史》曰：“人才难得，能否不一”，人才是难得的，但各有其长短，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就应该看到这些长短之处，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显然在这方面，诸葛亮做得不好，把马谡这个人才用错了地方，同时又来了个拔苗助长，为了让马谡这个很少或者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攻城拔寨的心腹爱将尽快成长，得到锻炼，立下战功而服众，错误的派他去镇守街亭，并希望其能凯旋而归，以事实证明自己的决定和判断的正确性。很显然，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全面的。以至于到最后是事与愿违，不得不来了个挥泪斩马谡。诸葛亮的眼泪与其说是为自己最信任的部下做错事情而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流下的，还不如说是终于意识到是因为自己对马谡的认识不够、使用不当而痛心疾首：是自己害了马谡！

《煮酒侃三国》之：小议“叛将”孟达                    灿烂海滩 他是一个在历史上非常模糊的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及一些野史中都没有他的传记，后人无法完整的对他进行了解；他是一位有“将帅之才”之人，皇帝见到他，立刻产生好感；他又是一个反面的人物典型，同时代的人说他是“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是个反复小人；他曾经征战沙场、立功无数，却又曾经在战友危急时刻拒绝派兵增援，导致战友被杀，自己也投敌卖国，但在离开之时，又留下一封留恋的书信，感人肺腑；他投靠新主数年，到了最后却又意欲南归，由于自己的判断失误，导致兵败身亡。他就是后汉三国时期的著名“叛将”---孟达。孟达命运多舛，虽然一直以来就遭后人所唾弃，但是，我们从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中可以发现，这个“叛将”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历史疑点等待着后人去发掘、研究。我们不妨根据这些零星的记载来对孟达这一历史人物进行还原，并进行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吧。                    一孟达，本字子敬，因避先主叔父敬，改为子度。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孟达的父亲也并非无名小辈，而是后汉末年的凉州刺史孟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中记载了孟他的一些情况：伯郎姓孟，名他，扶风人。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让监奴典护家事。他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共结亲，积年家业为之破尽。众奴皆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许诺。时宾客求见让者，门下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后到，众奴伺其至，皆迎车而拜，径将他车独入。众人悉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之，尽以赂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他生达，少入蜀。从这段资料可以分析出：孟达的籍贯是汉末扶风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人，出身应该是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孟他不但家有积蓄，比较富有，而且比较有心计和智谋。出身于这种家庭，孟达自幼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也可以从后来孟达致刘备的辞表、致刘封的信、荐王雄表的文采中可以证实。不过，孟达的父亲孟他虽然凭着自己的心计获得了宦官张让的垂青，出任凉州刺史，但是查遍汉末的相关资料，都不见他的任职记载，这几十年间的凉州刺史先后是刘秉、郭闳、梁鹄、左昌、宋因、耿鄙等人，因此基本上可以断定：孟他并没有赶到凉州赴任，加上扶风在此期间是个战场，很可能在此期间家道中落，不得已儿子孟达背井离乡，来到了益州。《三国志•蜀书•法正传》中说：建安初，天下饥荒，（法）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按照这段记载来计算，孟达和法正进入益州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96年以后，但是他们在刘璋的手下过的并不如意。因此法正经常和同样对刘璋不满的益州别驾张松一起“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孟达作为法正的同乡兼好友，自然耳熏目染，深受影响。因此在刘璋派遣法正同刘备交好之时，孟达也随之结识了一代枭雄---刘备。《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说：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中亦云：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刘璋引狼入室，将益州拱手相让，刘备也因此成为蜀中之王。平定益州这一系列战役中，孟达的表现不见于史料，仅仅在《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简简单单的提到：“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至此，孟达已经正式成为刘备集团中的一员。                   二刘备在取得益州不久，很快与曹操展开了汉中争夺战，这期间孟达的踪迹不见于史册，估计孟达应该在宜都留守。但是在刘备取得汉中争夺战的最终胜利之后，迅速在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扩张。孟达也终于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但是疑问马上也随之而来。《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亦云：（建安二十四年）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219年，这一年也正是关羽发动水淹七军、发动樊城之战的同一年，刘备在两条战线上对曹操发动主动进攻。孟达受命进攻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首先是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实际上就剥夺了孟达的军事指挥权；其次是在平定以上三郡以后，连降将都有封赏，偏偏孟达不在其列，甚至实际上成为了刘封的部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从后来孟达降曹之后，魏国大臣大都称之为：“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皆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看，孟达在军事方面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既然在能力方面没有问题，那刘备的“阴恐达难独任”就不能成立了。是不是孟达也和许攸一样以功臣自居呢？史料没有记载。但想那孟达自跟随法正投蜀之后并没有什么劣迹，刘备还对他委以重任---宜都太守，因此也不能轻易的下这个结论。那究竟会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最后再来分析。先来看看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所谓的“鼓吹”指的是军乐队，是权利、地位的象征，刘封此举明显是对孟达的一种侮辱。因为刘封的身份特殊，是刘备的养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之前刘备指派他去夺取了孟达的指挥权，这次的举动是否又是受刘备默许或者在背后指使的呢？宋人司马光没有采用陈寿《三国志》的说法，他在《资治通鉴》的说法是：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司马光直接指出是由于刘封的“侵陵”，才导致孟达的叛国。关于刘封对孟达的侮辱，在陈寿《三国志》中还有两处提到。一是《三国志•蜀书•刘封传》：（刘）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二是《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诸葛亮给孟达的信中提到的：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通过以上两段史料的记载可以得知：孟达的反叛和刘封对其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就不探究刘备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和做法），撇开刘备可能的作用不谈，至少也是刘封的一次严重失误。也有人认为：孟达的叛国，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不肯派兵救援关羽，其实这是个很明显的错觉。通过前面的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此时的孟达不受刘备的信任，被刘封“下统达军”，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何来权利去阻挠增援，拿主意的人明显是刘封，要怪就应该怪刘封才对；再者，由于刘封的“侵陵”后来成为刘备指责的理由之一，最少说明当时的孟达已经处于有口难辩，这也能够证明孟达已无力对是否增援关羽做出最终的决定。因此把孟达的叛国与不增援关羽联系起来似乎证据不足。剩下来的唯一可能性就是：由于刘封的错误决定导致关羽最后的被杀，同时又是因为刘封对孟达的“侵陵”导致孟达心有余悸，害怕被刘封当作替罪羊（这也就是《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所指的“达既惧罪”），所以才挺而走险，不顾仍滞留在蜀中一家老小的安危，投降曹魏。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孟达降魏的时间是黄初元年 （公元220年）七月左右。但在降魏之时，孟达还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这也就是清人严可均所撰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提到的“辞先主表”，其全文如下：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臣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在这份辞表的字里行间中，处处都流露出孟达的无奈和伤悲。文章所举的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等人都是为国尽忠但又不得善终的前人，很明显这是孟达的自喻，表达出孟达当时的无奈心情。虽然孟达一直也没明白到底为什么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但是从内心深处他是不情愿降魏的，也正因此，才会有日后他又欲回蜀的实际举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孟达的叛国实属无奈之举，说到底是被逼的！是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采用的自保的举动。关于这一点，诸葛亮在后来写给孟达的信中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见《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诸葛亮在信中也承认当年孟达的叛国完全是刘封的责任。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个事件和刘备、诸葛亮有无关系，但却可以了解孟达叛国的真正原因。                   三孟达在上辞表给刘备的同时，迅速向曹魏投降。《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曰：“（孟）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对于孟达的投降，魏文帝曹丕喜出望外。《魏略》还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曹丕和孟达相见时的情形：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近日有命，未足达旨，何者？昔伊挚背商而归周，百里去虞而入秦，乐毅感鸱夷以蝉蜕，王遵识逆顺以去就，皆审兴废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闻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当骋能明时，收名传记。今者翻然濯鳞清流，甚相嘉乐，虚心西望，依依若旧，下笔属辞，欢心从之。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又曰：“今者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阔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资)[质]任。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簄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从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几个细节：一是孟达虽然在蜀汉阵营中的地位不高，但是在曹魏方面的评价却是名望极高，“将帅之才也”和“卿相之器也”的评语虽属溢美之词，但从后来孟达与曹丕见面时“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的情况看，孟达可以称之为文武双全的人物，难怪见面后曹丕高兴的和孟达开起了玩笑并且恩宠有加，立刻委以重任。同时，曹丕委派孟达和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一起讨伐刘封。这既可以看作是曹丕对孟达的欣赏和信任，也可以理解为是曹丕对孟达的考察。《资治通鉴》中也说：“，王（曹丕）甚器爱之，引与同辇，以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以达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封。” 为了达到稳定孟达和加强宣传的效果，曹丕还亲自手笔令文。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记载其文曰：(吾)[日]前遣使宣国威灵，而达即来。吾惟春秋褒仪父，即封拜达，使还领新城太守。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面对曹丕表面上的充分理解和信任，孟达自然不敢怠慢，立刻随同夏侯尚、徐晃一起向刘封发起了进攻。他还给刘封写了一封劝降信，挑拨刘封与刘备的关系。信中有一段这样的句子：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如使申生从子舆之言，必为太伯；卫伋听其弟之谋，无彰父之讥也。且小白出奔，入而为霸；重耳逾垣，卒以克复。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夫智贵免祸，明尚夙达，仆揆汉中王虑定于内，疑生于外矣；虑定则心固，疑生则心惧，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见，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矣。然则疑成怨闻，其发若践机耳。今足下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大军遂进，足下失据而还，窃相为危之。（见《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虽然这封信摆明是挑拨离间，但是事情的发展偏偏就象信中所写的一样，刘封兵败回到成都之后，果然被杀，临终之时才想到孟达的信，不禁长叹：“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同上）。这也足见孟达判断的准确性。  此战过后，孟达回到新城，继续做他的新城太守。这几年中，史料对他的记载仅仅只有一件事情：举荐涿郡太守王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文记载了孟达的奏表：臣闻明君以求贤为业，忠臣以进善为效，故《易》称“拔茅连茹”，《传》曰“举尔所知”。臣不自量，窃慕其义。臣昔以人乏，谬充备部职。时涿郡太守王雄为西部从事，与臣同寮。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谋。历试三县，政成人和。及在近职，奉宣维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经过雄郡。自说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励节精心，思投命为效。言辞激扬，情趣款恻。臣虽愚暗，不识真伪，以谓雄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藩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干也。臣受恩深厚，无以报国，不胜凄凄浅见之情，谨冒陈闻。除了这份奏表之外，史料中就再也不见孟达在这几年间的踪迹了。按说从此孟达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但实际上孟达的太平日子也就仅仅维持了五年。                  四关于孟达反叛曹魏的原因，史料上的记载各有不同。《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载：亮欲诱达以为外援，竟与达书曰：“往年南征，岁(未及)〔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中说：（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晋书•宣帝纪》中的记载是：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复，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资治通鉴》则基本上和《魏略》的说法一致，基本上是照抄：初，孟太既为文帝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殂，阶、尚皆卒，达心不自安。诸葛亮闻而诱之，达数与通书，阴许归蜀；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仪密表告之。达闻之，惶惧，欲举兵叛；    了解了现存的所有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判断：不管各种记载有什么不同，但是诸葛亮的书信是起了主要作用的（《三国志•蜀书•李严传》中也提到李严也曾经置信孟达进行反正工作：“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综合各种资料，我们不妨这样来推测当时孟达的心理：由于宠信自己的魏文帝曹丕、好友桓阶、夏侯尚相继去世，魏兴太守申仪有与自己不和，时常在背后告状，使得孟达心神不定。至于诸葛亮就是利用了孟达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致信孟达进行劝降。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成全了司马懿。关于孟达的最终结局，史料的记载基本一样，司马懿利用了孟达举棋不定之机，一举歼灭。《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复，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新城之战，司马懿干净利落，丝毫不给孟达任何机会。但是这里又给后人留下了另外的一个疑问：《晋书•宣帝纪》中说当孟达被围时，“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而《三国志•蜀书•费诗传》中却载：“魏遣司马宣王征之，即斩灭达。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的真实呢？由于没有其他史料进行对比，只能说这是一个历史疑点。不过，笔者大胆推测：《晋书•宣帝纪》中似乎更合情理。因为无论诸葛亮对孟达的反正报什么态度，都可以联合东吴进行救援，因为无论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好，还是“混水摸鱼”也罢，诸葛亮都不会放弃。                   五虽然在正史中没有关于孟达优点的具体记载。但是从他降魏以后魏国的几位大臣对他的评价上来看，他都称的上是个文武兼备的人物。前面提到的《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就说孟达既有“将帅之才”，又有“卿相之器”，口才仪表俱佳，“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中也说“达有容止才观”，该传注引《傅子》曰：“论者多称（孟达）有乐毅之量”。从以上诸多评论都可以看出孟达的确有些本事。但是从孟达降魏后，曹魏大臣的评价中可见我们可以依稀看出，孟达也有其自身的弱点。《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中，刘晔对曹丕说：“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所谓的“恃才好术”，指的是自恃才能，喜好权术；另外在《晋书•宣帝纪》中也有“帝（司马懿）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的记载。笔者认为：孟达喜欢玩弄权术的个性决定了自己的最终命运。虽然不见孟达被刘备轻视的史料记载，但从刘备命令刘封下统达军看，他对孟达的确是不够放心的。而从孟达三背其主的经历看，其政治立场显得不够坚定，更加注重的是个人的得失，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当为后来者鉴。

　　《煮酒侃三国》之：话说青龙偃月刀　　灿烂海滩　　这是一个古老的题目了，已经谈了几百年，因此，本文谈不上是考证，只是随意侃侃，以博一笑。　　一．关羽是不是用刀　　这是几百年来谈的最多的。估计很多人多能背出来：历史上的关羽使用的兵器不是刀，自然也就更不会是所谓青龙偃月刀了。陈寿《三国志》中没有提到关羽用什么兵器。《三国志•关羽传》中仅有这样一段记载：“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於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通过这个“刺”字，很多人都认为关羽用的兵器属于矛、戟之类的直刺兵器。有专家考证出汉代“戟制最盛，矛次之”，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出现象青龙偃月刀一样的长柄大刀。这种偃月刀出现在唐、宋时期，主要是用来操练，以示威武雄壮，并非实战使用。通过专家的释疑，终于可以将关刀杜撰说确定下来了。不但如此，综合专家对各个时期兵器起源和各个时期发展使用的考证，小说中黄忠和魏延的大刀、徐晃的大斧、黄盖的铁鞭、武安国的铁锤、吕布的方天画戟也全都是虚构出来的。如此考证，对于还历史本原是有好处的，也可以让爱好者了解更多的古兵器知识。可偏偏近来有些作者标新立异，又试图在小说中描述的青龙偃月刀的八十二斤的重量上下功夫，居然在考证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在马上耍起来需要多大的力气，想以此来证明青龙偃月刀的杜撰说，结果闹出了一个大笑话。有些作者根本就没有弄明白东汉的重量衡与现代是不同的。当时的一斤只相当于今天的222.72克，以此推算，青龙偃月刀也合和现在的36斤。这些人的方向是好的，但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自身的知识不够，胡乱猜测；二是就算有了一个结果，无论是对于三国史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小说艺术研究、小说人物形象研究、作者研究，都没什么作用，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既费时而又无功，不如不做。但这种错误还不仅仅发生在一般人身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家父参加一次古典文学会议后，带回来一个真实的笑话：在会议上有专家拿出了自己的论文，主要内容居然是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个胖子！二十几年过去了，但至今笔者还记得家父说出这件事情时的表情。个中含义，不妨请观本文者思量思量。　　二．青龙偃月刀是如何演变来的　　既然上面已经提到关刀是虚构出来的，那它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出现在小说之中的呢？笔者查了查相关资料，但又不是很全。从《三国志•关羽传》看，关羽用的是矛或者戟。在唐、宋时代，这关刀则好象是一把剑（这方面笔者资料较少，恐有遗漏，如哪位网友有详细资料，请赐教，不胜感谢！）。唐人郎君胄《壮缪侯庙别友人》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宋人黄茂才《武安王赞》曰：“气盖世，勇而强。万众中，刺颜良。”宋无名氏《武成王庙从祀赞》曰：“剑气凌云，实曰虎臣。勇加一国，敌号万人。”到了元代，关羽用刀的说法开始在不同的作品中出现。元人郝经《重建庙记》曰：“跃马斩将万众中，侯印赐金还自封。横刀拜书去曹公，千古凛凛国士风。”之后在元杂剧中，关羽也是用刀。在公认的《三国演义》成书最重要的参考著作—《三国志平话》中，关羽也是用刀参加“三英战吕布”的：“第三日，吕布又搦战，众诸侯出寨，与品布对阵。张飞出马持枪。张飞与吕布交战二十合，不分胜败。关公忿怒，纵马轮刀，二将战吕布。先主不忍，使双股剑，三骑战吕布，大败走，西北上虎牢关。”从这些资料分析，关羽使用的兵器从矛（戟）至剑，最后在刀上正式定型了。目前还不清楚青龙偃月刀之说是不是《三国演义》首创，但通过《三国演义》，青龙偃月刀和关羽已经是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了。　　这个推算有什么作用呢？大家都知道在《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上曾有过不少的争论，有过四种观点：宋代乃至之前说；元代中期说；明初说；明代中叶说。如果以上关于关刀的推算是正确的话，对于协助解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争论也许有一定的帮助。为什么？请看下一节。　　三．关庙里的青龙偃月刀怎么来的　　前面说到，从现有的资料看，青龙偃月刀之说的出现与最后的定型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产生另外的一个猜想：如果青龙偃月刀之说没有定型，遭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三国演义》？不是，是关帝庙。众所周知，关羽死后的几千年里，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关羽这个“千秋忠义”人物的怀念及历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为关羽立庙成为一种风气，关帝庙基本上遍布全国。试想：如果青龙偃月刀之说没有定型，那关帝庙里的关羽塑像旁边就不可能出现青龙偃月刀。修建关帝庙的工匠们不太可能因为自己的突发奇想而自作主张为关圣人平白无故加上一把刀，而且还要能得到所有关帝庙的响应，让其遍布全国，成为关羽的专用品。而要想能得到所有关帝庙的响应，我们不妨三种假设：一是统治者指定，二是民间传说，三是文学作品。第一种可能性不存在；第二种可能性很小，中国的民间传说诸多而凌乱，流传面不是很广，又缺乏统一性，不太可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力。第三种文学作品的可能性最大。从以上的分析看，诗词、散曲的和元杂剧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而且在这些作品中对于关羽使用的兵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描述，那么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只可能是《三国演义》，也只有《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才能做到这一点。随着《三国演义》的深入人心，青龙偃月刀才得以定型并为人们所接受，关帝庙里才会出现青龙偃月刀。这样一来就比较好办了。可以对全国的关帝庙进行一次普查，并通过地方志及相关的诗文、祭文、祀记来看看那里的青龙偃月刀大概出现在什么时间，再根据《三国演义》成名的时间往回倒推做出一个大概的判断，也许就能得出《三国演义》成书的大概时间了。同时通过对《三国演义》成书时间的确定，其作者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当然，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费事费力的事情。首先确定《三国演义》的成名时间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倒推有很多不准确的因素，但最少在关刀出来以后才有的小说的可能性肯定是不成立的，这样一来可以减少一些争论。）　　四．为什么是刀而不是别的兵器　　青龙偃月刀既然是虚构的，还会带来另外的一个联想：为什么是青龙偃月刀而不是别的兵器呢？从《三国演义》中可以做出一个大概分析：首先，围绕这把青龙偃月刀，作者设计了很多精彩情节：刀挑锦袍、单刀赴会、失刀夺刀，这把青龙偃月刀在小说中出现的时间比关羽还要长；第二就象丘振声先生所言：“在中国古典文艺里极讲究人物手里的玩意儿。别看是一刀一枪，它们往往成为人物性格的鲜明标志••••••这种人和物的和谐统一的传统手法，是我国古代优秀作家的艺人们在长期艺术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之所以要侃到这个小话题，是怕有一天又有人写出一篇“关羽为何不用狼牙棒”之类的奇文来，那比论证曹雪芹是胖子还要恐怖。）　　

《煮酒侃三国》之：细说陈登                   灿烂海滩陈登，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出场的机会很少，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在史书《三国志》中虽然对他有所介绍，但是寥寥百余字，语焉不详。不过陈登却是最让刘备难以忘怀的人之一。后来在一次与刘表、许汜一起谈到陈登的时候，刘备毫不掩饰的称赞陈登： “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对于陈登，一代奸雄曹操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曹操是“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陈寿在《三国志•吕布臧洪传》中对陈登的评价是：“陈登、臧洪并有雄气壮节，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洪以兵弱敌强，烈志不立，惜哉！”显然对陈登也是充满了惋惜之情。由以上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陈登此人的确有点不简单。一．        传奇的陈登陈登（公元163年-201年），字元龙，东汉下邳淮浦（今江苏省涟水县）人。《三国志•吕布臧洪传》注引《先贤行状》中说陈登“忠亮高爽，沉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陈登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沛相陈珪之子，陈珪叔父是后汉名臣陈球。陈球曾经做过司空、光禄大夫、太常、太尉等要职。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陈球联络朝中部分大臣诛杀宦官不成，最后被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陈球等人的行为倍受推崇，属于清流名士之列，在这种家庭出身的陈登自然自幼深受熏陶，对当时的纷乱局势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这对陈登后来的人生之路似乎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说起陈登为官后的政绩和名望，无论是正史、野史都是众口一词，非常赞赏。陈登二十五岁“举孝廉，除东阳长，养耆育孤，视民如伤。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繥稻丰积。奉使到许，太祖以登为广陵太守，令阴合众以图吕布。登在广陵，明审赏罚，威信宣布。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束手归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爱之。”（见《先贤行状》，下文未注明出处皆同），在担任广陵太守期间政绩斐然、名望极高，后来曹操提拔他当东城太守时，广陵吏民还出现了一场“共拔郡随登，老弱襁负而追之”的感人场面。陈寿在《三国志•吕布臧洪传》中也评价陈登“在广陵有威名”。由以上几个事例可以看出：陈登在内政方面的确是个高手，足以称之为一代良吏。陈登不但在内政方面卓有成就，在军事上也是一把好手，属于文武兼备的人才。曹操兵围下邳、袭击吕布之时，陈登担任曹军的先锋，立有战功；就任广陵太守期间更是和江东战神孙策展开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孙策遣军攻登于匡琦城。贼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以今贼众十倍于郡兵，恐不能抗，可引军避之，与其空城。水人居陆，不能久处，必寻引去。登厉声曰：“吾受国命，来镇此土。昔马文渊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灭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为邪！吾其出命以报国，仗义以整乱，天道与顺，克之必矣。”乃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登乘城望形势，知其可击。乃申令将士，宿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诣贼营，步骑钞其后。贼周章，方结陈，不得还船。登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迸走。登乘胜追奔，斩虏以万数。贼忿丧军，寻复大兴兵向登。登以兵不敌，使功曹陈矫求救于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军营处所，令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称庆，若大军到。贼望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面对十倍于己的虎狼之师，陈登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并且在曹操援军赶来之前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再看看陈登的纵横之术。从史料分析，陈登在这方面也堪称一流。陶谦死后，陈登亲自说服刘备担任徐州牧：““今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当时的刘备表面上还显得比较犹豫。陈登曰：“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见《三国志•先主传》）；不仅如此，陈登还致信袁绍，以求得到支持，陈登向袁绍表示：“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这一切都让刘备对陈登心存感激之情，所以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刘备对陈登的怀念。吕布占据徐州时，陈登奉命晋见曹操，他向曹操陈述了自己对吕布的不屑：勇而无计，轻于去就，宜早图之（见《三国志•吕布传》。这个评价得到了曹操的高度赞赏（后来陈寿的观点也基本上和陈登相同，成为后世对吕布的定棺之评价）。其结果是“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太祖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父子二人名利双收。而原本想利用陈登出使谋求徐州牧一职的吕布一无所获，等于是放了一个奸细在自己的身边。接下来再看看陈登的另外一项长处：人物品藻。后汉时期，人物品藻的风气非常盛行。而陈登也是个中好手。《三国志•陈矫传》中记录了陈登对人物品藻的一段话：  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矫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絜，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脩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矫。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陈登不仅有自知之明，亦有鉴人之能，他的品藻亦是非常了得。从以上政绩名望、军功、纵横之术、人物品藻等四个方面都能够看出：陈登的一生很有特色，真的是充满了传奇色彩。除了《三国志•陈矫传》中说他“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这一个小小的弱点之外，陈登都算得上一位“完人”了，难怪陈寿会说他“有雄气壮节，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惜哉！”了。                二．阴险的陈登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陈登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但这只能证明作为个体的陈登能力很强，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陈登，在政治立场上的表现究竟如何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可以通过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和陈登及所代表的徐州世族和豪强地主势力的一举一动来进行分析，以便更加清楚的了解陈登。汉末的时局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徐州的豪强地主和世族势力（以下简称徐州势力）也和其他地区一样，初期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要极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希望在本地区发生动荡和混乱而对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害；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太情愿接受外来势力的介入，而成为诸侯混战的战场；第三，他们对外人的管理又都心存疑虑，所以，朝廷委派的扬州人陶谦进入徐州这时候，徐州势力采用的一种表面支持、实则静观其行的做法。因此，才会出现诸如很多名士并不买帐的情况。但随着陶谦在徐州的卓有成效的管制，徐州势力的自身利益基本上得到了保证。因此，陶歉也逐渐成为徐州势力的政治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陶谦才得以顺利的顺利的在徐州开始了数年的统治。也正因为如此，当陶谦杀死曹操父亲一家引起曹操血腥屠城之时，徐州势力团结一心，抵抗曹操的疯狂进攻。从这个角度分析，徐州势力自身还没有出现一个公认的本土政治领袖，所以不得不依靠“外人“陶谦了。这种情况在徐州维持了教长的一段时间，直到陶谦去世。此时的陈登虽然已经在徐州崭露头角，但毕竟还很年轻，不足以成为徐州势力的领头人，但是，由于陈登是在陶谦的提拔下迈入政坛，很可能和陶谦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工作、私人关系，加上陈登家族在徐州的巨大影响力，陶谦和徐州势力都把陈登看着是双方进行沟通、协调的中间人。这时候的陈登也逐渐成为一个发言人的角色。陈登的这个发言人的作用在陶谦死后得到了充分发挥。刘备之所以能够当上徐州牧，未必是陈登对刘备有多欣赏，而是因为严峻的现实让徐州势力的选择实在是太少了，在徐州面临曹操疯狂进攻的形势下，这也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刘备就问过陈登为什么不选择近在咫尺的“四世三公”之后---袁术，陈登一语道破了袁术“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曹操的两次进攻让徐州势力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自身又没有公认的政治领袖，所以只好采用一个老办法：借力用力，继续用“外人“刘备来协助安定徐州的局势。这种选择可谓用心良苦。徐州势力是怎么表现出这种想法呢？就是陈登写给袁绍的信。按照常理，州郡推举长官，应该是向朝廷上表，可徐州势力的做法却是告之袁绍，这个做法令人感到很蹊跷。为什么呢？因为袁绍是曹操的盟友，而刘备与袁绍的关系也比较特别。虽然不见记载，但是从袁绍的回信中“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的口气中可以得知：袁绍对刘备的评价如此之高，极有可能二人原本就是旧交，关系密切，而且双方的关系已经是广为人知。徐州势力就是利用了这种关系，借推刘备为徐州牧而希望利用袁绍来劝阻曹操，换取徐州的和平。（这里附带说一句：既然徐州势力如此的看中袁绍，那为什么不干脆请袁绍来管制徐州呢？笔者认为：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袁绍的势力当时很强大，徐州势力是怕到时候真的成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了）而徐州势力自己对刘备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陈群就曾经当着刘备的面说过：徐州迎备，备欲往，群说备曰：“袁术尚强，今东，必与之争。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见《三国志•陈群传》）。    这种疑虑，估计徐州势力一早就想到了。他们对刘备的利用只是暂时的，对其军事指挥、地方管制的能力非常的怀疑。所以，当天下第一的武将吕布出现在徐州时，徐州势力立刻产生了另外一种选择：是让以“宽毅仁厚”的刘备继续统治徐州，还是让武力天下第一的吕布来抵御外敌呢？显然徐州势力选择了后者。《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布水陆东下，军到下邳西四十里。备中郎将丹杨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杨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杨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杨兵悉开门内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从这一段史料分析：吕布夺取徐州是得到了徐州势力的支持的。想吕布被曹操在兖州打的丢盔卸甲、落荒逃至徐州的，兵力有限；刘备对他又是“外然之而内不说”，有所防备。如果没有徐州势力做内应，吕布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取徐州而又使刘备后来毫无反扑的机会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吕布把刘备逼成“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见《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这副惨样，估计和徐州势力的立场有关---支持吕布、反对刘备。而此时的陈登从史料上看，也并没有对被自己评价为“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的玄德进行任何的支持和帮助，而是跟随父亲陈珪一起在吕布手下又当上官了，足见当时陈登当初推荐刘备之言的言不由衷，实乃形势所逼。吕布占据徐州之后，曹操因为忙于迎接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时又要对付袁术，一时无暇东顾，徐州得以出现短暂的和平景象。此时的徐州势力又开始为自己的利益打起了小算盘。吕布为人反复无常、有勇无谋，迟早会被曹操消灭。这一点陈登和徐州势力看的都很清楚，为了避免再次成为炮灰，以陈登的父亲陈珪为代表的徐州势力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他们把目光集中到了当时刚刚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身上。虽然当年徐州势力和曹操有着血海深仇，但毕竟自身的利益大于一切。所以当吕布准备和袁术通过联姻结盟时，陈登的父亲陈珪出面进行劝阻，为曹操解决了一直担心的问题。这一点在《三国志•吕布传》中介绍的很明确：沛相陈珪恐术、布成婚，则徐、扬合从，将为国难，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太山之安。今与术结婚，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显然徐州势力是早有预谋投靠曹操，所谓的“将为国难”理解为“将为州难”更为准确。此时的袁术已经是江河日下，蹦达不了几天了，而此时的曹操的势力却是蒸蒸日上，这一点徐州势力看的非常清楚。接下来陈登又利用晋见曹操的机会，向曹操示好，又同吕布站到了对立面。因此也就出现了后来徐州势力作为内应、甘为先锋攻打吕布的事件了。这时候的陈登因为反复有功，才被曹操任命为广陵太守，逐渐成为徐州势力的代表人物。基于同样的考虑，后来刘备重回徐州、与曹操为敌之时，徐州势力明显的倒向曹操一边。刘备与曹操一役，一败涂地，《三国志•先主传》注引《魏书》记载：是时，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诸将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备。备初谓公与大敌连，不得东，而候骑卒至，言曹公自来。备大惊，然犹未信。自将数十骑出望公军，见麾旌，便弃众而走。此次徐州之战，刘备不但是望风而逃，还把自己的妻儿老小、爱将关羽都丢了。原因何在呢？当年首次徐州之战的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气势何在？其实理由很简单：徐州势力眼见曹操的势力明显高于刘备，所以干脆也就袖手旁观，甚至暗中协助曹操，刘备自然也只有仓皇逃串了。此时的陈登在做什么？在做曹操任命的广陵太守。凭陈登的威望和其家族在徐州的影响力，如果有心帮助刘备，那刘备绝对不至于败的那么快、输的那么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登及徐州势力的想法和做法。可怜刘备一直就没有弄清楚当初陈登及所代表的徐州势力为什么推举自己当上了徐州牧，如果他要是知道陈登的真实用心，不知道还会不会对陈登倍加赞赏了。说到曹操对于陈登和徐州势力的看法比刘备来得清醒的多。曹操是如何对待陈登和徐州势力的呢？一般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曹操对陈登没有重用上，其实这只是曹操处理问题的方法之一。在《三国志•陈矫传》中的一段对话才是最能说明曹操和陈登及徐州势力的相互关系的。郡为孙权所围於匡奇，登令矫求救於太祖。矫说太祖曰：“鄙郡虽小，形便之国也，若蒙救援，使为外籓，则吴人剉谋，徐方永安，武声远震，仁爱滂流，未从之国，望风景附，崇德养威，此王业也。”太祖奇矫，欲留之。矫辞曰：“本国倒县，本奔走告急，纵无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义乎？”㈠太祖乃遣赴救。吴军既退，登多设间伏，勒兵追奔，大破之。    这个“使为外籓”很能说明问题：曹操十分清楚陈登及徐州势力的真实意图：害怕外人的管制影响自身的利益。所以曹操采用了一种类似于联邦的方式对徐州进行管辖，也不派重兵在前线进行部署，就让陈登及徐州势力在与孙策的对抗中相互消耗，进一步削弱徐州势力的实力，就等着徐州势力消耗的差不多了来求自己的时候，自己也就名正言顺的加强对徐州的控制。在对徐州势力的利用和控制上，奸雄明显高出枭雄一筹。这也反映出作为徐州势力代表的陈登不被曹操重用的真正原因：地方意识太强烈，为了维护徐州势力自身利益，所作所为实在非常阴险毒辣，幸亏曹操没有被陈登所表现出来的假象所迷惑，自己事业的发展又是属于上升期，对徐州势力采用了正确的方式进行管理，要不然的话，一旦自己的势力遭受沉重打击，没准曹操也会成为恐怕会成为下一个刘备或者吕布。三．        对陈登的评价通过以上的两种分析，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评价：作为个体的陈登的确是一位奇才、一代良吏，作为一个有着“扶世济民之志“的青年才俊，陈登一方面有着功成名就的个人追求，另一方面也有着造福于一方百姓的政治愿望。他所做的一切基本的诉求是为要维护徐州势力的自身利益,维护一方的安定,这也正是陈登政治立场看上去似乎并不稳定的原因所在。而这个政治立场的不稳定，折射出陈登及徐州势力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对外来势力的一种本能的抵触。作为徐州势力代表的陈登自然也就不会全心全意的为包括曹操在内的任何外来政治势力合作，所以也就注定了陈登本人不会有太大的发展。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陈登及徐州势力会选择在最有利的时候和任何外来势力决裂。因此，如果不是因为陈登离奇死亡，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也会为了徐州势力的自身利益或者是诸侯力量强弱的改变而同曹操反目为仇。从这个角度来看，陈登死的还真是时候。要不然，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陈登的真面目了。

《煮酒侃三国》之：吕布杀丁原的另外两个可能灿烂海滩吕布杀害丁原投靠董卓，是一件臭名卓著的历史事件，不但是史料记载中吕布“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见陈寿《三国志·吕布传》）的开始，而且也成为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吕布“三姓家奴”恶名的起因。本文无意为吕布翻案。只是想通过一些历史记载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之后看看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另外一些可能性。吕布（？---公元198年），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人，早年就因为骁勇在并州当差。并州刺史丁原担任骑都尉后，任命吕布为主簿。这是史料记载中吕布所担任的第一个较为高级的职位。这个职务对吕布来说显得比较有趣。主簿是东汉三国时期中央和州郡长官所属属官，其职为主管文书，协助处理事务。很明显这是个文职。而我们从吕布一生骁勇善战、缺乏政治头脑的表现来看，这个职务似乎有点专业不对口，在这个岗位上吕布能发挥多大的能力尚属疑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是这样介绍丁原的：“原字建阳。本出自寒家，为人粗略，有武勇，善骑射。为南县吏，受使不辞难，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其前。裁知书，少有吏用。”从这段记载看，丁原基本上属于一介武夫，能否做到知人善任也是一个疑问。虽然《三国志·吕布传》说丁原对吕布“大见亲侍”（《后汉书·吕布传》中亦云“甚见亲侍”），但吕布的态度如何这也是值得怀疑的。而此时张辽担任的职务已经是从事，比吕布的职位要高一级。但不管怎么说，吕布迈入仕途不久，就算对丁原有点什么不满，也不会过早的表露出来，因此，笔者提出一个疑问：丁原对吕布真的就是“大见亲侍”吗？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丁原没有重用吕布而导致吕布的不满，最终在董卓的利诱之下杀害丁原呢？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乱政。为消灭异己，董卓指使吕布把时任执金吾的丁原杀死，开始控制朝政，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董卓用了什么手段离间了原本关系亲密的丁原、吕布呢？陈寿的解释非常的含糊。《三国志·董卓传》中说：“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在《三国志·吕布传》中也只是说：“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到后来南北朝范晔大概也没有相关资料作为佐证，因此在《后汉书·吕布传》也只能跟随陈寿的说法，写上了“董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只能是说：“卓又阴使丁原部曲司马五原吕布杀原而并其众，卓兵于是大盛”既然在正史中没有直接说明吕布诛杀丁原的直接原因。我们不妨通过这些正史和野史的记载中了解一下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以求寻找出一个大致的答案。董卓接到大将军何进的命令赶至途中之时，洛阳的形势已经是非常的混乱：何进遇刺、宦官被杀、少帝及陈留王刘协仓皇出逃。董卓是第一个找到少帝及陈留王刘协并把他们带回洛阳的。此时的董卓身兼前将军、斄乡侯、并州牧等职务，是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此次又勤王有功，自然倍受关注和推崇。面对洛阳的混乱局面（当时进京的部队共有八支之多），董卓展示了自己非凡的应变能力。《九州春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董卓的这个举动非常的高明，虽然他暗藏祸心，但对于稳定洛阳的局势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结果如何呢？何进、何苗的部下纷纷投靠董卓，丁原所率领的并州军队也随着吕布一起站到了董卓的阵营。此时的董卓从表面上看，有功于社稷，并且得到了部分朝廷官员的拥护。此时的丁原被杀，固然有当时复杂背景的因素，同时也有丁原自己在这场混乱中的态度有关。于涛在《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一书中提到：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则秘密后来由公孙瓒揭示出来。那是在公孙瓒与袁绍交恶的时候，公孙瓒向天下公布了十宗罪。。。。。。袁绍犯下的第一宗罪就是：“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由此可见。”由此可见，丁原、董卓的行动事实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于涛最后的关于“丁原、董卓的行动事实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的观点笔者认为有点勉强，但是说“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袁绍对董卓入京是什么态度呢？《三国志·袁绍传》中说招董卓进京原本就是袁绍的主意。而当时的很多朝廷重臣对招一向名声不佳的董卓入京是持反对态度的。只是到了后来袁绍察觉了董卓的政治野心，与董卓分道扬镳。从最后被杀的结果分析，丁原和袁绍应该处于同一阵线，自然也会站到董卓的对立面。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最后丁原被杀也是意料中事。在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让吕布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真是难为了这个以武力见长而头脑拙劣的吕布，他的想法未必有袁绍、曹操等人那么清晰。更何况连大将军何进的部下都投靠了董卓，部分公卿也支持董卓。以笔者之臆想：在吕布的心中，董卓很可能成为正义的代表，而丁原这个上司也就成为了叛逆，被董卓唆使去杀害丁原，自然变成了义举，属于弃暗投明。而从吕布杀丁原投董卓之后丁原旧将的反应看，对吕布的举动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反抗，究其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和吕布一样认为董卓属于正义的代表，吕布杀丁原是义举；二是丁原这个旧主的管理水平太差，不能得到大多数部下的拥护和支持。三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这三个理由估计连吕布心里都有，而吕布在这次行动中能成为受益者，估计还与他在军中的威望有关（后来不管吕布怎么折腾，这帮人都是一直跟随他，称的上忠心耿耿了）。总之，不管出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理由，吕布的行为都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虽然吕布把丁原杀了，不过笔者还是有一个疑问：既然就算吕布不杀丁原，丁原也未必就能善终，那么，吕布的行动是不是间接的保护了其他众多的并州将领和士兵免受杀戮呢？他的行为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这是为顺应当时复杂局面而采取的正确选择的呢？

《煮酒侃三国》之：谈谈“降汉不降曹”                         灿烂海滩关羽降曹的故事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这一点在史料上有三个记载可以为证。《三国志•武帝纪》中提到：“郭嘉亦劝公，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 《三国志•先主传》中亦说：“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 《三国志•关羽传》中也明确提到：“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    至于关羽投降的原因，史料上都没有说明，估计不外乎两个理由：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投降；二是“弃暗投明”，主动投降。这里我们虽然不讨论投降的具体原因，但从三国早期的情况看，无论是哪种方式投降，都十分正常。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三国时期类似的情况很多，也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加上后来关羽又返回了刘备的阵营，成为一段历史佳话，关羽降曹这段历史事件虽然有点不光彩，但是逐渐被人所遗忘，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对此说长道短。      不过，随着后来广大人民群众对关羽的热爱和崇拜，关羽逐渐被神化。为了让关羽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符合传统的“高、大、全”的英雄面貌，有关关羽的史实也开始被民间艺人和作家们进行了重新的加工。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两个千里走单骑 两种结局”一文中曾经提到：历史上的关羽弃曹归刘原本是由于曹操的大度，关羽才能安全地回到刘备的身边，民间艺人和作家们觉得这对刻划关羽的光辉形象还不够深刻，于是杜撰出了“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而在对关羽投降曹操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上，民间艺人和作家们都觉得这是对关羽形象的一种侮辱：千秋忠义的关羽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理由应该是相当充分的。基于对关羽的崇拜，民间艺人和作家们开始对关羽降曹进行了各种的开脱和解释。    早在宋、元时期，民间艺人们就已经通过说书等形式对关羽降曹进行了一系列的润色和改造，到元代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三国志平话》中，这个历史故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场景：张辽在于厅下，美髯公问曰：“徐州是失？皇叔、张飞不知存亡？”张辽曰：“乱军所杀也。”美髯公哭曰：“吾死不惧。尔来莫非说我乎？”辽曰：“不然。虽皇叔、张飞为乱军所杀，公将家属不知何处，倘若曹兵至城下，岂不事有两难？关公自小读书，看‘春秋左氏传’，曾应贤良举，岂不解其意？曹操深爱。”关公曰：“我若投曹如何？”辽曰：“便加将军重职，每月四百贯、四百石。”关公曰：“若依我三件便降。”张辽曰：“将军言。”“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如知皇叔信，便往相访。降汉不降曹。后与丞相建立大功。此三件事依，即纳降；若不依，能死战。”张辽笑曰：“此事小可。”张辽回见曹公，具说此事。　  这个处理可以说集几百年民间智慧之大全，关羽投降有了三个条件，而“降汉不降曹”的说法也第一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不过这个构思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漏洞。所谓“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的提法，显得太琐碎，立意太低，写的也太露骨了。容易让人感觉另有所指，似乎有意在为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关羽同曹操争抢秦宜禄夫人这一风流事进行掩饰，有点欲盖彌张的味道。所以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这个情节又有了一番改造：公曰：“一者，吾与刘皇叔同设誓时，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厢曹公，凡有杀戮，不禀丞相。二者，二嫂嫂处，请给荒疏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然不肯降，望文远贤弟急急回报。”     从文字技巧上看，罗贯中的手笔明显比民间艺人们高出了很多。不过，清代的毛宗岗父子觉得这个说辞还是有问题。因此在毛本《三国演义》中又做了一次改动，我们先来看看毛宗岗父子的写法：公曰：“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急急回报。”经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毛宗岗父子改动的核心内容其实就一个地方：把罗本中的“曹公”改成了“曹操”。很明显毛宗岗父子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羽对曹操“曹公”的尊称感到非常不满，特意而为。经过这三次的加工和改造，关羽降曹的故事终于定型，也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开脱理由。以上这三种改法究竟好不好呢？问题的焦点集中在“降汉不降曹”上。显然毛宗岗父子认为是很不错的：“云长本来事汉，何云“降汉”？“降汉”云者，特为“不降曹”三字下一脚注耳。曹操借一“汉”字笼络天下，云长即提一“汉”字压倒曹操。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名为降汉，而实则降曹者也。吕布、袁术等辈，不降曹而亦不降汉者也。华歆、王朗、郭嘉、程昱、张辽、许褚等辈，不知有汉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误以为汉即是曹、曹即是汉，而不知汉必非曹、曹必非汉者也。汉是汉，曹是曹，将两下划然分开，较然明白，是云长十分学问，十分见识。非熟读<春秋>，不能到此。这一段宏论似乎有一些道理。不过笔者倒是有一个疑问：且不说“汉是汉，曹是曹”，就这个“降汉”也是有相当大的问题的。试想：刘备一直打着兴汉的旗帜与曹操争雄，经关羽这么一说，原本的“正义之师”岂不是变成了“反贼”？关羽倒是解脱了，那刘备及其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不就变味了吗？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关羽是大义凛然，实际上却还是露出了马脚。看来经过几百年的加工改造，民间艺人和作家们似乎还是没有为关羽降曹这段历史事件寻找出一个另人信服的开脱理由，所谓的“降汉不降曹”实在有点画蛇添足之嫌。以笔者浅见：还不如干脆就写曹操爱惜人才，以刘备的两个夫人来要挟关羽。关羽事出无奈，只得举手投降，同时向曹操提出了“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笔者认为：两个条件就足够了。就算这样写法，会对关羽的英雄形象产生什么伤害呢？我看还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