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话就不多说了,自从一月份知道新浪有个三国论坛,自己也发了几篇文章,看了看这个论坛,总体觉得还不错。不错有几点意见想提提,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见谅。    1.什么内容都有,杂乱无章。连什么色情帖子也来了,让人心惊,也影响论坛的声 誉。我觉得以后象类似与三国无关的帖子,一经发现就马上删除,这方面斑竹们有义务。    2.文章要分类,以便读者阅读。我发现贵论坛的三国文章主要分为三国资料(知识)、三国人物评论、三国事件分析、三国随笔(含考证)、三国游戏等几大类,与其这样绞在一起,还不如分门别类,一来方便阅读,二来也方便发贴。    3.可以考虑多进行专题讨论。三国有很多人物或者事件充满了争议,不妨试试有斑竹出题进行专门的讨论(当然不宜太频繁,半月一次或者一月一次)。这样的好处在于明辩是非,对广大的三国爱好者也是一件好事,对研究者也提供了一个一展观点的平台,对论坛增加人气、提高知名度及专业性都是一件好事。    4.可考虑对帖子进行评选。每月选出佳作若干,以资鼓励,提高作者的积极性,这无论对作者、读者、论坛都有百利而无一害。    来到三国论坛有一个多月来,真心希望它一天比一天办的更好。以上是我对三国论坛的几点意见和建议,不妥之处还望海涵,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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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是诸葛亮害了马谡                                灿烂海滩说到马谡,很多人觉得他是个纸上谈兵的人物典型,而这种人物的结局绝对是比较悲惨的。的确,在陈寿《三国志》中最终是兵败后被诸葛亮处死(一说下狱后死亡)。马谡为何落得个如此下场?他的死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让我们从相关的史料中进行了解和研究,来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吧。马谡,字幼常,是蜀汉重臣马良的弟弟,襄阳郡宜城人氏,兄弟五人皆有才名。刘备占据荆州之时马谡和其兄马良一起被刘备召为州府从事并随刘备一起入蜀征战,先后担任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史书上说马谡才气过人,好谈论军事,诸葛亮非常器重其在军事计谋方面的才能,常常引见谈论,从白天直到深夜。并委以重任,虽然先主刘备临终之时曾告诉诸葛亮:马谡此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但诸葛亮一直不以为意。由此可见,诸葛亮对马谡的信任和器重在当时的蜀汉是有目共睹的。从以上一段记载不难发现:能和诸葛亮这样的中国古代第一智者谈到一起的并让诸葛亮能将刘备说过的话置若罔闻的人物应该是很不简单的,至少具备相当的水平。那么,马谡到底又做过些什么事情让诸葛亮对他信任有加呢?史书只记载了一件事情: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时,马谡曾献计:“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按现代的话说,马谡提出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具有相当高的战略眼光。诸葛亮采用了马谡的主张,“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对其信任和器重是有一定道理的。再者,我们从马谡被杀后“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马谡在蜀汉军队中还是具有一定声望的。蒋琬也对诸葛亮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这也代表了蜀汉政府的高级官员对马谡的评价。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一出祁山,当时蜀汉名将魏延、吴壹等人都认为自己将担任先锋一职,而诸葛亮不听众议提拔马谡镇守街亭,马谡不在水边扎营,而到山上安寨,行动失当,终于被魏军击败,自己也因此一命呜呼。马谡是人才不假,长于军事谋略而短于现场指挥是不争的事实,兵败被杀也是罪有应得,但他的死究竟是由谁造成的呢?答案是:马谡的死诸葛亮造成的。简单的说,诸葛亮没有正确的掌握人才的局限性和使用人才的方向性,拔苗助长,最后害得马谡丢了性命。诸葛亮看好马谡,认为他是人才并委以重任,这并没有错,诸葛亮的错误在于没有看清楚马谡这个人才并非是文武双全,有很明显的局限性。担任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之类地方行政长官也许很在行,担任帐前参军,出谋划策也许眼光独到,但未必就能阵前杀敌,攻营拔寨。在对马谡的培养上,诸葛亮“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反复观察;在信任方面,诸葛亮也可以说是用人不疑;可偏偏就在使用上,忽略了取其长处,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发现马谡的不足之处。,《宋史》曰:“人才难得,能否不一”,人才是难得的,但各有其长短,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就应该看到这些长短之处,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显然在这方面,诸葛亮做得不好,把马谡这个人才用错了地方,同时又来了个拔苗助长,为了让马谡这个很少或者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攻城拔寨的心腹爱将尽快成长,得到锻炼,立下战功而服众,错误的派他去镇守街亭,并希望其能凯旋而归,以事实证明自己的决定和判断的正确性。很显然,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全面的。以至于到最后是事与愿违,不得不来了个挥泪斩马谡。诸葛亮的眼泪与其说是为自己最信任的部下做错事情而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流下的,还不如说是终于意识到是因为自己对马谡的认识不够、使用不当而痛心疾首:是自己害了马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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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梁山为何只有一百零八将                    灿烂海滩梁山一百零八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人们在谈论《水浒传》时,也常会问:“梁山为何不能有一百零七将,或一百零九将或再多一点将呢?”产生这样的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梁山的开山大王王伦,由于德行不好,疾贤妒能,把梁山据为己有,拒众好汉于山门外,阻碍了起义事业的发展,成了绊脚石,最后被林冲杀了,死有余辜。不让他留在梁山好汉的行列之中,读者也想的通。可是梁山义军的首任领袖晁盖“做事宽宏,疏才仗义“,深得江湖好汉爱戴。上山不久的举措就深得人心,把打劫得来的生辰纲及自家私人财物赏赐给山上兄弟;做了寨主之后,打劫的财物,一般收储在库,一半同样分给众人,使梁山上下”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梁山事业兴旺发达,天下豪杰蜂拥而至,确实是一位合适的领头人。就这么一位梁山事业的开拓者,作者却让他在攻打曾头市时,被曾家教师爷史文恭毒箭射中,一命归西;还有韩伯龙,他诚心诚意要上梁山,追随众好汉,先投奔朱贵酒店,请朱贵引荐。当时因宋江生背疮,又忙于战事,不便见面,被朱贵暂时安排在梁山附近开酒店,伺机上山。李逵偷偷上山,在他店里白吃白喝不给钱,就因为韩伯龙说了句自己是梁山好汉,本钱是宋江哥哥的,又没干什么坏事、错事,无缘无故让作者派李逵将他也杀了。而此时梁山并未凑足一百零八条好汉。李逵杀了韩伯龙后,遇上没面目焦挺,挨了别人的打,最后还邀人家上山,而就是不让韩伯龙留在梁山之上,这也的确叫人有些想不通。梁山好汉为什么只能是一百零八个,而不能有一百零七或一百零九个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三点:其一是素材的影响。《水浒传》成书前,水浒故事从南宋开始就在民间流传,它经历了民间传说、话本、杂剧及文人加工成为小说这几个阶段,前后近三百年时间,最后才形成《水浒传》一书。水浒英雄,也是由《宋史》中记载的“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增加到元杂剧水浒戏,如《黑旋风双献功》、《燕青搏鱼》、《李逵负荆》里所说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这加起来就是一百零八这个数。以前的水浒故事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唱的,《水浒传》当然也延续了这个说法,很自然地保留了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其二是遵循旧俗。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中国的很多旧俗都离不开一百零八这个数。例如:江苏苏州寒山寺大年除夕钟声敲一百零八下;和尚的佛珠是一百零八粒;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七十二个气候,合起来也是一百零八数;佛教说人生的烦恼有一百零八种,念佛要念一百零八遍;甚至连贡品也离不开这个数字。比如康熙十三年题准:每年节,科尔沁等十旗进贡的羊是一百零八只,乳酒一百零八瓶;还有就连有名的中华大餐---满汉全席,上的菜肴也是一百零八种;古迹名胜中还有青铜峡的一百零八塔等等等等。其三是作者的反叛精神。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其中天罡星三十六人,地煞星七十二人。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恰好都是九的倍数,按过去的“阴阳”说法:奇数是阳,偶数是阴,而九又是阳数之最,称为“极阳数”。《易经》上说:“九”含有初旧迎新、吉祥如意的意思;再者“九”这个数,在古代又常为天子专用,象征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天子”,阳之最。《水浒传》的作者将梁山好汉定为一百零八这个“九”的倍数,享受“阳之最”这样的待遇,也反映出作者对这些造反精神的推崇,表现出作者的反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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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品三国》:曹皇后---两种描述 一个主题                           灿烂海滩三国时期的末代皇后---曹节,在历史上原本是一个一笔带过的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中也只是简简单单提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秋七月,汉献帝聘迎曹操的三个女儿为贵人,其中年龄最小的留在曹家等待成年。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春正月,汉献帝立曹操的第二个女儿为皇后。除此之外,包括这个第二个女儿的姓名、生平、卒年,在《三国志》中都没有进一步交代。而在范晔的《后汉书•献穆皇后传》中则弥补了陈寿记载的缺陷。该传载:献穆曹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万匹,小者待年于国。十九年,并拜为贵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节为皇后。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人,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为山阳公夫人。自后四十一年,魏景元元年薨,合葬禅陵,车服礼仪皆依汉制。通过这个记载,我们终于得知曹操的这三个女儿分别叫做曹宪、曹节、曹华,这个曹皇后就是曹节。从这个记载中我们还可以了解这个末代皇后对于曹丕所谓“禅让”的态度,她是站在自己的丈夫一边而反对自己的哥哥的。除了以上这两本史书中加起来还不到200字的记载之外,再也不见关于曹皇后的踪迹。不过,就这么一位非常简单的历史人物,引起了后来的两代文学家的关注,纷纷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了改造。首先是罗贯中没有放过这个人物,在其《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罗贯中把关于曹皇后的故事做了一个改编,情节变成了这样:次日,官僚又集于大殿,令宦官入请献帝。帝怯惧,不敢出。曹皇后曰:“今百官请陛下设朝问政,何相推也?”帝泣曰:“汝兄欲篡汉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氏大怒曰:“汝言吾兄为篡国之贼,汝高祖只是丰沛一嗜酒匹夫,无籍小辈,况且夺秦朝天下。吾父扫清海内,吾兄累有大功,为何不可为帝?汝即位三十余年,若不得吾父兄,汝为齑粉矣!”言讫,便要上车出外。帝大惊,忙更衣出前殿。(见《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十六“废献帝曹丕篡汉”)罗贯中的修改,目的非常明显,借曹皇后的逼宫,体现了汉献帝的悲惨处境,揭露曹操进献女儿为后的目的。这种修改在经过几百年后又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做出这个改动的是毛纶、毛宗岗父子。在章回本的《三国演义》第八十回“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中,曹皇后又变成了这个样子:次日,官僚又集于大殿,令宦官入请献帝。帝忧惧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请陛下设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耶!”言未已,只见曹洪、曹休带剑而入,请帝出殿。曹后大骂曰:“俱是汝等乱贼,希图富贵,共造逆谋!吾父功盖寰区,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言罢,痛哭入宫。左右侍者,皆歔欷流涕。这个再修改实际上是把曹皇后的形象恢复到历史的真实之中。对于这个修改,毛纶、毛宗岗父子是非常满意的,并特意在该回总评中提到:吕雉王产、禄,而刘几化吕;武曌宠三思,而周几代唐。若曹后者,诚过之矣。曹后之骂曹丕,比之王后之骂王莽,庶几相似乎?然以后之贵而贵其族者,王后也;以族之贵而贵为后者,曹后也。族以后之故而得贵,则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之故而得立,则后之不党其族也难。推曹后之心,使其身非曹操之所出,我知其必与父兄同谋讨贼,如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完有女而曹操亦有女,董承有妹而曹丕亦有妹。曹后之贤,殆将与伏后、董妃并列为三云。其实这个改动的目的在于:突出曹丕篡汉不得人心,连篡汉者的亲妹妹都极力反对和阻止,从而达到作者“拥刘贬曹”的主题。这两种改动孰优孰劣,到了现代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宁希元先生在“毛本〈三国演义〉指谬”一文(见《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一书)中认为:对于献帝这样一个可怜虫,曹后自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好感。毛氏父子出于封建正统观念,硬要作翻案文章,让曹后大骂曹丕,实在无味的很。对于这种观点,张国光先生在“毛宗岗继承金圣叹小说理论评改《三国演义》的贡献”一文(见《三国演义论文集》一书)中指出:毛本……特别注意围绕尊刘贬曹的中心思想来删去小说旧本中某些与这一主题相矛盾的故事情节,而补充以能够从不同的侧面,表现这一主题的内容。例如《通俗演义》写曹后闻献帝骂其兄丕为“篡国之贼”,又怒曰:“汝高祖只是丰沛一嗜酒匹夫,无籍小辈,况且夺秦朝天下。”又斥献帝说:“若不得吾父兄,汝为齑粉矣!”殊不近情。毛本改为“曹后大怒”,骂曹洪等“希图富贵,共造逆谋!”毋庸讳言,毛宗岗删改或补充小说的某些内容,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更好地有效地鞭挞曹操这个大奸雄的形象。如何看待罗、毛的改动和现代关于这个改动的争论呢?笔者认为:如果从历史的真实来看,毛纶、毛宗岗父子的改动显然更加符合历史,宁希元先生所言的“对于献帝这样一个可怜虫,曹后自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好感”一说,显得证据不足,在历史上没有事实,在小说中也找不到其他的证据说明宁先生的推断,而张先生所谓“殊不近情”的判断似乎也没有什么必然性。应该说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因此,这问题并没有一个标准。其次,作为小说而言,对于文学形象的定型,作者可以根据作品的需要来进行塑造。无论是罗贯中还是毛纶、毛宗岗父子,都是在作品中体现“尊刘贬曹”这一主题思想。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两种描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体现的都是同一个主题,既无主题之争,这种分歧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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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品三国》:“刘表让荆州”的是与非               灿烂海滩《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中曾经记载了刘表让荆州的一个情节:却说荆州刘表病重,使人请玄德来托孤。玄德引关、张至荆州见刘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托孤于贤弟。我子无才,恐不能承父业,我死之后,贤弟可自领荆州。”玄德泣拜曰:“备当竭力以辅贤侄,安敢有他意乎?”正说间,人报曹操自统大兵至。玄德急辞刘表,星夜回新野。这段情节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通过小说中第十二回陶谦“三让徐州”和此回的“刘表托国”,刘备的仁厚之君的形象跃然纸上。不过,这个情节到底是真是假?翻看不同的历史记载,结论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看以下各种正史、野史的记载。先看看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曹公南征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从陈寿的《三国志》看,似乎所谓的“刘表托国”不是真的。再来看看范晔的《后汉书》。《后汉书•刘表传》:“六年,刘备自袁绍奔荆州,表厚相待结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表,未至。八月,表疽发背卒。”从范晔的《后汉书》看,似乎“刘表托国”也不是真的。不过在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记载。《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魏书》:“表病笃,托国於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从这两段记载分析,“刘表托国”仿佛又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的真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刘表和刘备究竟是什么关系。根据《三国志》、《后汉书》的记载,献帝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曹操挥军徐州进攻刘备。无奈之下刘备只好前往荆州投靠刘表。“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对于刘备的到来刘表是欢迎的,不但以“上宾礼待之”,而且还给刘备提供了部分兵力,镇守荆州的北大门---新野。也就是说在事实上,刘表允许刘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实体在荆州生存。起初刘备对刘表临危扶持还是非常感激的,表现也是非常买力。献帝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刘备还在博望打了一个漂亮仗,既为自己的生存也为刘表荆州的稳定立了一大功。不过,处在四战之地的荆州,刘备也一直没有忘记替自己打算。引起了刘表的警觉。“表疑其心,阴御之。” 原因何在呢?大概有三个:第一是“刘表礼焉,惮其(刘备)为人,不甚信用”。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还是在刘备身上。之前刘备虽然以“弘毅宽厚”著称,但是一路坎坷,依吕布、投曹操、奔袁绍,给人的感觉就象“三姓家奴”吕布一样,为人不被信任。程昱就曾经对曹操说过:“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 郭嘉也说过:“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嘉观之,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想必刘备的这种印象也给刘表造成了影响,再加上刘表本人“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对刘备产生怀疑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郭嘉所言:“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正是刘表心态的真实体现。第二是“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来到荆州以后,刘备利用各种方法迅速扩充自己的实力。这其中包括了“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招揽了徐庶等在野名士,同时还争取极力荆州本地官员。象伊籍之类的荆州官员也成为了刘备拉拢的对象;另外,刘备还采纳了诸葛亮的主张,用清查“无籍”的名义迅速扩充了自己的军队数量。显然,刘备的举动是想从一个军事实体变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打算另立中央,这当然是刘表所不能容忍的。综合以上两种记载,《三国志》和《后汉书》中都提到的“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及“刘备自袁绍奔荆州,表厚相待结而不能用也”应该是历史的真实。既然如此,刘表就不可能会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中提到的“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不是象刘表这样的政治人物做出来的。也就是说:《英雄记》中的记载是错误的,不可能发生的。          二. 刘备和刘表部下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史料中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但是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世语》中倒是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刘表)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所乘马名的卢,骑的卢走,堕襄阳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曰:“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乃一踊三丈,遂得过,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谢之,曰:“何去之速乎!”    这个故事的戏剧色彩太浓,很难说清楚是真是假,但是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刘备和刘表部下的关系的确不怎么样。究其缘由,主要和双方在对待曹操的态度大相径庭有关。刘备对曹操,那真是不共戴天,刘备的一生基本上都在和曹操对抗。而荆州这一班刘表的手下对待曹操,基本上可说是推崇倍至。《三国志•魏书•刘表传》中记载了两个例子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说表曰:“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称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故为将军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表大将蒯越亦劝表,表狐疑,乃遣嵩诣太祖以观虚实。嵩还,深陈太祖威德,说表遣子入质。表疑嵩反为太祖说,大怒,欲杀嵩,考杀随嵩行者,知嵩无他意,乃止。作为刘表手下的主要谋士---韩嵩、刘先,对曹操都是赞赏有加,极力规劝刘表归顺曹操,只是因为与刘表“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的原则相冲突,所以未能如愿。初,表及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众遂奉琮为嗣。琦与琮遂为雠隙。越、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归太祖,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巽对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嵩,大鸿胪;羲,侍中;先,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从这段记载中分析,基本上刘表的主要部属都极力劝刘琮降曹。这其中也包括了刘表的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等刘表的家族力量,所以刘琮才迅速投降曹操。以上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就算刘表有心让荆州,也过不了部下和家族这一关,很可况刘表自己也对刘备很不信任,所以这也可以证明:《英雄记》中的记载是错误的。三.刘备与刘琦、刘琮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在立嗣的问题上,荆州内部大小官员和各种政治势力产生了分歧。包括刘表的后妻、刘表的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荆州的主要谋士蒯越等主要部下都是支持刘琮的。刘表本人的态度如何呢?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后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侄,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而琦不自宁。(见《后汉书•刘表传》)既然从内到外都是选择刘琮,那么刘琦的支持者又是谁呢?笔者推测,在刘琦的背后极有可能是刘备势力的支持。史料上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刘琦)尝与琅邪人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初不对。后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同上)。很明显,刘备和诸葛亮参与了刘表立嗣之争。为什么他们要参与刘表的家事呢?是不是刘琦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史料没有记载。倒是曹操对刘表的两个儿子有一个评价:“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兒子若豚犬耳!”一句话,都不怎么样!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刘备和诸葛亮一早就商量好了,准备让后刘表时代的荆州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所以才积极参与此事。现代亦有学者对诸葛亮献策的动机表示怀疑:如果刘琦确实是听了诸葛亮的意见自求外任的,那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这就象袁绍的长子袁谭被外任青州刺史一样,一旦离开,便失去了与其弟弟争夺州牧的机会和可能。这一点,以诸葛亮之智应当是非常清楚的。这会不会是诸葛亮、刘备别有用心,有意促成刘琦外出,加速激化刘氏兄弟二人之间的矛盾,最终分裂荆州势力?笔者认为这番分析十分有理。刘琦外出担任江夏太守,虽然失去了与弟弟争夺州牧的机会和可能,但是却变成了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势力自然提高不少,这反而给了刘表及其一班手下的担心,因此才会出现《典略》中的一段故事:表疾病,琦还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见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谓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为国东藩,其任至重;今释众而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之前的刘琦是求自安而离去,而现在却是不顾危险主动省疾,反而让蔡瑁、张允等人不得安宁。从最终的结果看,刘琦也的确站在了刘备、诸葛亮的一边来对抗曹操。显然刘琦外任后最大的受益者是刘备和诸葛亮。刘备、诸葛亮与刘琮的关系如何呢?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通过上面的分析得知:既然刘备和刘琦处于同一阵线,自然刘备、诸葛亮与刘琮的关系也就是对立面。《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时刘备屯樊,琮不敢告备。备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官属宋忠诣备宣旨。时曹操已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议,或劝备攻琮,荆州可得。刘表去世,刘琮都不敢告诉刘备。着说明什么?刘琮对刘备有戒心。刘琮担心什么?无外乎是政治立场不同,双方处于不同阵营。四.荆州的外部形势当时曹操已经挥兵南下,荆州北部面临强大的军事压力。而在北部抵御曹操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是刘备集团。荆州南部的主要防御力量就是刘琦(这也就是蔡瑁、张允等人所说的“抚临江夏,为国东藩,其任至重“),江东孙权因为同刘表有杀父之仇,所以一直以来就同刘表进行了常年的战争。此时的荆州可谓是内忧外患,险象重重。可是由于刘表在立嗣的问题上的失误。造成了内部的不稳定,加上刘备或明或暗支持刘琦,随时都有发生整个荆州形势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为了保证刘备能够全力应付曹操,同时避免出现二人联手对付刘琮的局面,刘表必须作出某种姿态来安抚刘备。那么,刘表采用了什么办法来解决内部矛盾,从而达到稳定内部局势的目的呢?            五.刘表让荆州的真假《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魏书》曰:“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按照这个记载,刘表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托国。但是,这个记载是真是假呢?裴松之在为此传作注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臣松之以为表夫妻素爱琮,舍适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此亦不然之言。”笔者认为:裴松之的评论只说对了一半。所谓“表夫妻素爱琮,舍适立庶,情计久定”的确是事实,但是刘表“临终举荆州以授备”之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这是刘表所玩弄的一个政治托辞。前面提到的刘备与刘琦、刘琮的关系,刘表不会看不出来。所以,为了避免自己死后出现骨肉相残,刘表特意在病重期间召见刘备,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警告刘备。荆州严峻的的外部形势也是促使刘表托孤的原因。为了保证刘备能够全力应付曹操,避免出现二人联手对付刘琮,刘表必须作出某种姿态来安抚刘备。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刘表让荆州”的故事。但是其主要的意图并不是让刘备领荆州牧,而是让刘备照顾自己的两个儿子。这一点,宋人司马光经过对史料的认真甄别,在《资治通鉴》中采用了裴注《汉魏春秋》中的记载,让“刘表托孤”的故事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或劝备攻琮,荆州可得。备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备将其众去,过襄阳,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备过辞表墓,涕泣而去。《资治通鉴》中所指的“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意思是:刘表在临死的时后,把孤儿刘琮托付给我,请我代为照顾。笔者认为:这个记载应该更加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刘表真实的内心世界。刘表的确没有打算让荆州给刘备,但是又不得不找出一个话题来吸引刘备确保荆州及自己两个儿子的平安。综上所述,笔者对所谓“刘表让荆州“的看法是:《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中“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的记载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因为这其中的漏洞、疑问太多;而“刘表托孤”的可能性很大,虽然动机不同,但却与刘备的“白帝城托孤”的意思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儿子能够平稳的继承自己的位置,同时寄希望于被托孤者能够理解自己的一番苦心。而所谓的“临终举荆州以授备”只不过是玩弄的一个政治托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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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                          -----兼与曲家源先生商榷                   灿烂海滩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也摆脱不了等级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权利再分配更是起义领袖们棘手的问题,他们往往因权利分配不当致使艰苦奋斗夺得的江山一朝失落,1856年太平天国的杨韦事件就是一例。梁山好汉也是生活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等级观念在他们头脑中也必然有所反映。晁盖、吴用上梁山之初,在谈及林冲座次时,吴用不是认为“理合王伦让这第一头领坐,此合天下之公认”,对梁山王伦座次排定不当的不满吗?而林冲自己不也表示过,王伦“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的愤慨及自己“因犯下大罪”,投奔他处无门,“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的抱怨吗?然而,这些出身、职业各异,性格、才智有别的好汉们,在晁盖、宋江入主梁山后,多次排座次,虽座次有先后之别、尊卑之异,但居然没有一人对此有异议,这的确是少有之事,也足以说明梁山排座次是大有学问的。梁山众好汉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目标,他们聚居梁山,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才的群体。如何使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目标一致、同心同德、紧密团结、互相激励、各展其能,这必然是梁山寨大头领所必须即使考虑的问题。梁山寨中多次排座次,正是大头领们根据这人才群体的不断壮大,所进行的人才重新组合,借此来调整这个群体结构内部的矛盾,使之有序化、合理化。正因为调整的及时、合理,所以在梁山事业发展中,从未因权力分配、人才任用产生矛盾,反而促进了内部的团结。那么,梁山寨是怎样排座次的呢?它所依据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就值得我们去研究。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结合原著,对几次排座次进行简要分析,才能了解其轮廓。水泊梁山第一次座次是王伦排定的,时值林冲上山后,他自己为尊、杜迁第二、宋万第三、林冲第四、朱贵第五。王伦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呢?《水浒》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里,王伦一段内心独白交待得很清楚:这就是以上山先后为序,其余不予考虑。由于王伦心胸狭窄、嫉能妒贤、忘恩负义,又实行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这对人才的聚集,事业的发展必然不利,理所当然地被反对。晁盖等新人到来,很快就引发了火并王伦,进行了梁山寨第二次排座次。这次座次是众好汉互相磋商、民主排定的,我们只要读读“梁山泊义士尊晁盖”一回书便可知:晁盖、吴用、公孙胜的座次是林冲提名,大家商量同意排定的。林冲提名时,对每个人都有句评语,总括起来,原则是两条:本领及声望。其他人的座次大体也依照这两条,加上资历、年龄而定。曲家源同志说:“是用协商、谦让的方法排定的,并没有严格的、确定的条件。”这就错了。第三次排座次是在打无为军、宋江等上山聚义之后,此时新老头领已增至四十人。这次座次实际上并未排定,只是让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这是晁盖、吴用等七人的意见,依据是:“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这就是贡献或功劳。吴用、公孙胜座次依旧,其他新老头领座次根据宋江意见定:“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的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宋江这个意见实质是两条原则:资历,贡献大小。然而宋江又是把贡献大小放在首位。宋江的这个原则,在文革期间评《水浒》时,被说成是“为他提拔投降派和组织黑班底敞开了方便之门”,这显然是不对的。宋江的这个意见恰恰显示出其非凡的组织才能,他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农民起义军内部权力和地位再分配这一甚为麻烦的问题,无形中堵住了许多分裂、火并的根源,既摆正了新老头领的主次位置,又激发了新老头领为梁山事业建功立业的积极性,既突出了贡献、本领在排座次中的重要地位,又保持了新老头领的团结,故此深得众英雄赞同。第四次排座次是在打了东平、东昌府之后,此时梁山已有一百零八位头领。这次排座次是天意,是小说中神道观念和宿命论迷信思想的反映,但不是人为,而是天随人意。我们既不能象“四人帮”评《水浒》时,脱离原著,硬说“石碣天书”是宋江、吴用等精心策划、事先埋好、装神弄鬼来束缚梁山英雄手脚,使之服服帖贴听从自己摆布去搞招安投降的把戏,也不能用今人的观点,认为有什么体系。这次座次的排定,可说是集前几次排座次原则之大成,原则依然是按贡献﹙或功劳﹚大小、本领高下、名声高低、年龄及资历这几条来定。但又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全面综合考虑排定的。特别是这次排座次后,宋江、吴用又对一百单八将进行了全面分工,各负其责。这样既弥补了排座次中的失误,又使每个好汉各得其所、各随其志、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献其功,使众英雄感到座次合理、任用得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能做得如此完美的确不易,也表示出梁山大头领使用人才的本领。纵观水泊梁山这四次排座次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王伦的论资排辈原则,是一种安排人才的短视观点。它是人才群体结构合理化的障碍,既调动不了人才的积极性,又妨碍资历浅的真正人才脱颖而出。而晁盖、特别是宋江,他们顺应潮流而动,在排座次问题上随势应变、多方考虑,克服工作中的种种弊端。他们依据衡量人才的贡献、本领、名声、年龄及资历等五条基本原则,灵活运用,但又始终把前三条作为主要条件。这在当时可说是最优选择,就是今天,它也不无意义。水泊梁山众好汉由于出身、教养、能力、性格各有差异,他们的德、才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然有长有短,宋江正是根据这差异来排定众好汉间的座次前后。所以,我认为梁山英雄排座次正是以德、才为原则,采取因材施用、择优任用的办法来排定的,这是一种“任人唯贤”的做法,值得研究。八十年代曲家源先生发表《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座次是怎样排定的》一文,全国十余家报刊或全文转载,或摘录刊登,可见其影响之大。然而其观点大多不能成立,虽说事过多年,我还是要与之商榷。曲文开宗明义,认为梁山“这种排法是分贵贱、问亲疏的,哪些人在‘天罡星’队里,哪些人在‘地煞星’队里,谁在前,谁在后,大致都有线索可寻,这些安排正体现了梁山领导核心一一宋江一一吴用体系的思想和意志。”然后从六个方面加以说明。曲文认为:宋江的座次表依据的标准,“名望高低被作为第一应重视的条件”。无疑,名望高低是属于德的范畴,而德正是人才的灵魂、是统帅、是根本,是才、学、识、体的发展动力。排座次时把它作为应重视的条件是没有错的。但梁山并没有把它当作“第一应重视的条件”。曲文在论及此问题时,以卢俊义为例说:“卢俊义对梁山几乎毫无功劳可言”,只因“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是河北三绝”,“就坐了第二把交椅”。曲文此说不符合实际。卢俊义对梁山寨不是“毫无功劳可言”而应是功劳卓著。宋公明夜打曾头市时领兵22500余众,战将31员,既有吴用使计,又有公孙胜作法,结果败在史文恭手下,还让史文恭突出重围。而卢俊义主仆二人,领兵500,却活捉了史文恭,为晁天王报仇血恨,怎能说功劳毫无呢?再者,在调兵遣将攻打曾头市时,吴用执意不让卢俊义打先锋,就是怕“卢俊义捉得使文恭,宋江不负晁盖之遣言,让位与他”,吴用为何有此一怕呢?无非是卢俊义“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久闻员外大名,如雷灌耳”﹙宋江语﹚ 。这就是本领强、名声大,再者年龄又略长于宋江。卢俊义就是凭功劳大、本领强、名声大、年龄长等条件,坐上第二把交椅的﹙如宋江真要按晁盖遗言办事的话,卢俊义坐第二把交椅还亏待了他﹚,怎能说“名望高低被作为第一应重视的条件”呢?还有吴用、公孙胜有什么名望?他们能坐做第三、第四位,完全是凭他们的贡献和本领;李逵、武松、鲁智深、阮氏三兄弟等又有什么名望?他们排在天罡星,也完全是靠他们为梁山事业出生入死,建立的功勋;就是宋江本人坐第一把交椅,也不是凭他在江湖上享有名望,而是凭他胆略,救得晁盖、吴用等七人性命,凭他那站在斗争最前列,分化瓦解敌人,打击封建统治集团,凭他那宽宏大度,知人善任,团结众好汉,不断壮大义军的巨大贡献。名望高低只能说是梁山排座次的主要原则之一,而不是曲文说的“第一应重视的条件”。“世系显赫符合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自然受到推崇”,这是曲文的第二个看法。并举例说:“关胜论功劳他不如林冲,论职位他不如呼延灼,但因他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就跃居第五把交椅。”依曲文说,世系显赫也成了梁山排座次一条重要的原则。我看也不见得。柴进乃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杨志乃“五侯杨令公之孙”,呼延灼乃开国之初,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这三人祖上都是北宋开国元勋重臣 ,远比关胜显赫,又为何座次都安排在关胜之后呢?此无他,而是他们本领都不如关胜。柴进的本领无须多说,杨志在梁山下与林冲交过手,四十回合不分胜负,呼延灼与林冲也交过手,五十回合以上仍不分高下,而关胜在围攻梁山时,力战秦明、林冲两人,可见武艺高强。如果说“世系显赫”,座次就能往前排的话,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世系并不显赫;却排在前四位,林冲、秦明却排在呼延灼之前,花荣却排在柴进之前,李应、朱全、鲁志深、武松、董平、张清却排在杨志前,这又作何解释呢?曲文谈到宋江排座次依据的标准还有两条:即“看上山前职位尊卑”及“宋江的个人好恶,与宋江的亲近程度。”我看就更难站住脚。曲文认为朝廷降将有二十一人,,在天罡星中的就有十一人,故此说明“看上山前职位尊卑”。那么,我们要问:“林冲上山前的职位仅是个禁军教头,然而他的座次仅次于关胜,名列秦明、呼延灼、花荣、柴进等朝廷显贵之前。丑郡马宣赞、镇三山黄信上山前职位并不卑,可况关胜是宣赞属下,黄信是花荣上司,上山前职位比关胜、花荣尊,结果,不但排在关胜、花荣之后,”还比不上渔民出身的三阮、农民出身的李逵、猎户出身的二解、樵夫出身的石秀、列入地煞之列,是否与宋江有何私怨呢?书中找不到线索。曲文所言“看上山前职位尊卑”这条,其是非如何就无须多言了。梁山寨排座次与“宋江个人好恶,与宋江的亲敬程度”也是毫无关系的。船火儿张横在浔阳江上谋财害命,险些置宋江于死地,穆弘在揭阳岑上逼的宋江走投无路,衣食无着,排座次时,照旧列入天罡星。吕方、郭盛深得宋江喜爱与宋江十分亲近,成为宋江的保镖,排座次时也只能在地煞,仅坐了五十四、五十五位。还有宋江的亲兄弟宋清,不但只排在地煞星里,而且只能坐在七十六位,谁叫他只会算帐,别无他术呢?安道全是宋江的救命恩人,也只能排在郭盛之后,至于亲疏,我想是有的。宋江、卢俊义分兵打东平、东昌府时,吴用分在卢俊义帐下,他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反而暗中往返于宋江营中,为宋江出谋划策,这就有亲疏。李逵执行将令杀死沧州知府的儿子,朱仝欺人太甚,宋江却要李逵与之赔罪,这就有亲疏,但这并未影响排座次。最后还想说说曲文中提到的青州一伙上梁山的问题。曲文认为:宋江把“清风山和江州结识和网罗的人员(除石勇、李立等个别人外)也都排在较前的位置,而梁山的原有人员如刘唐、三阮等人却普遍向后推移。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宋江为首的、以宋江的亲信和投降的军官为骨干的稳固的领导集团,为以后巩固梁山根据地和争取朝廷招安做好了组织准备”,并认为“在对待花荣一伙的态度上最能看出宋江是有意拉拢亲信帮派力量的”。对曲文的这段话,我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宋江在清风山和江州结识的好汉位置不是“都排在较前”,而应是有前有后。石勇、李立也是从清风山和江州来的,就排的很后,如果象曲文那样,把排在较后的人除外的话,就不好谈问题了。其次是刘唐、三阮等人的位置普遍后排,不是宋江的责任,而是晁盖干的,怪就怪晁盖好了,不能迁怒于宋江。再次是如果青州一伙如曲文所说,是 宋江的亲信帮派力量的话,那么,为什么只有花荣、秦明进入天罡星?为什么黄信的位置由三阮之前,打入地煞星?为什么石勇的位置又排的那么后?最后请注意:在三十六员天罡星中,反对宋江招安投降的就有吴用、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史进、穆弘、李俊、三阮、张横、张顺等十四人,而这些人大多是曲文所说的,是宋江“网罗”来的“亲信帮派力量”。有这么多反对派怎能形成一个稳固的投降班子呢?吴用又是反对派中的领头人,又怎能与宋江结成一个思想和意志相同的体系呢?梁山英雄排座次,正反映出小说作者对封建社会权力再分配的构想,它提出了人才科学中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作为领导,当人才群体不断壮大时,就应该注意随势应变,及时调整班子及人才任用,使之各得其所,各显神通;班子如何调整,人才如何任用?其原则作者在四次排座次中又逐步完善,这就是:贡献、本领、声望、年龄及资历等;对待人才,如像王伦,必然为历史所淘汰,如象宋江,事业必然兴旺;作为领导个人,必须智勇兼备、宽宏大量、知人善任。作为人才,除有德、智、才、学、体等基本素质外,还有很重要一条就是为事业出力,即多做贡献。这些问题对今天来说,无疑也是很有参考、借鉴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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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小议“叛将”孟达                    灿烂海滩 他是一个在历史上非常模糊的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及一些野史中都没有他的传记,后人无法完整的对他进行了解;他是一位有“将帅之才”之人,皇帝见到他,立刻产生好感;他又是一个反面的人物典型,同时代的人说他是“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是个反复小人;他曾经征战沙场、立功无数,却又曾经在战友危急时刻拒绝派兵增援,导致战友被杀,自己也投敌卖国,但在离开之时,又留下一封留恋的书信,感人肺腑;他投靠新主数年,到了最后却又意欲南归,由于自己的判断失误,导致兵败身亡。他就是后汉三国时期的著名“叛将”---孟达。孟达命运多舛,虽然一直以来就遭后人所唾弃,但是,我们从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中可以发现,这个“叛将”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历史疑点等待着后人去发掘、研究。我们不妨根据这些零星的记载来对孟达这一历史人物进行还原,并进行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吧。                    一孟达,本字子敬,因避先主叔父敬,改为子度。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孟达的父亲也并非无名小辈,而是后汉末年的凉州刺史孟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中记载了孟他的一些情况:伯郎姓孟,名他,扶风人。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让监奴典护家事。他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共结亲,积年家业为之破尽。众奴皆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许诺。时宾客求见让者,门下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后到,众奴伺其至,皆迎车而拜,径将他车独入。众人悉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之,尽以赂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他生达,少入蜀。从这段资料可以分析出:孟达的籍贯是汉末扶风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人,出身应该是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孟他不但家有积蓄,比较富有,而且比较有心计和智谋。出身于这种家庭,孟达自幼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也可以从后来孟达致刘备的辞表、致刘封的信、荐王雄表的文采中可以证实。不过,孟达的父亲孟他虽然凭着自己的心计获得了宦官张让的垂青,出任凉州刺史,但是查遍汉末的相关资料,都不见他的任职记载,这几十年间的凉州刺史先后是刘秉、郭闳、梁鹄、左昌、宋因、耿鄙等人,因此基本上可以断定:孟他并没有赶到凉州赴任,加上扶风在此期间是个战场,很可能在此期间家道中落,不得已儿子孟达背井离乡,来到了益州。《三国志•蜀书•法正传》中说:建安初,天下饥荒,(法)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按照这段记载来计算,孟达和法正进入益州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96年以后,但是他们在刘璋的手下过的并不如意。因此法正经常和同样对刘璋不满的益州别驾张松一起“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孟达作为法正的同乡兼好友,自然耳熏目染,深受影响。因此在刘璋派遣法正同刘备交好之时,孟达也随之结识了一代枭雄---刘备。《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说: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中亦云: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刘璋引狼入室,将益州拱手相让,刘备也因此成为蜀中之王。平定益州这一系列战役中,孟达的表现不见于史料,仅仅在《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简简单单的提到:“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至此,孟达已经正式成为刘备集团中的一员。                   二刘备在取得益州不久,很快与曹操展开了汉中争夺战,这期间孟达的踪迹不见于史册,估计孟达应该在宜都留守。但是在刘备取得汉中争夺战的最终胜利之后,迅速在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扩张。孟达也终于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但是疑问马上也随之而来。《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亦云:(建安二十四年)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219年,这一年也正是关羽发动水淹七军、发动樊城之战的同一年,刘备在两条战线上对曹操发动主动进攻。孟达受命进攻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首先是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实际上就剥夺了孟达的军事指挥权;其次是在平定以上三郡以后,连降将都有封赏,偏偏孟达不在其列,甚至实际上成为了刘封的部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从后来孟达降曹之后,魏国大臣大都称之为:“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皆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看,孟达在军事方面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既然在能力方面没有问题,那刘备的“阴恐达难独任”就不能成立了。是不是孟达也和许攸一样以功臣自居呢?史料没有记载。但想那孟达自跟随法正投蜀之后并没有什么劣迹,刘备还对他委以重任---宜都太守,因此也不能轻易的下这个结论。那究竟会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最后再来分析。先来看看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所谓的“鼓吹”指的是军乐队,是权利、地位的象征,刘封此举明显是对孟达的一种侮辱。因为刘封的身份特殊,是刘备的养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之前刘备指派他去夺取了孟达的指挥权,这次的举动是否又是受刘备默许或者在背后指使的呢?宋人司马光没有采用陈寿《三国志》的说法,他在《资治通鉴》的说法是: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司马光直接指出是由于刘封的“侵陵”,才导致孟达的叛国。关于刘封对孟达的侮辱,在陈寿《三国志》中还有两处提到。一是《三国志•蜀书•刘封传》:(刘)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二是《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诸葛亮给孟达的信中提到的: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通过以上两段史料的记载可以得知:孟达的反叛和刘封对其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就不探究刘备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和做法),撇开刘备可能的作用不谈,至少也是刘封的一次严重失误。也有人认为:孟达的叛国,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不肯派兵救援关羽,其实这是个很明显的错觉。通过前面的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此时的孟达不受刘备的信任,被刘封“下统达军”,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何来权利去阻挠增援,拿主意的人明显是刘封,要怪就应该怪刘封才对;再者,由于刘封的“侵陵”后来成为刘备指责的理由之一,最少说明当时的孟达已经处于有口难辩,这也能够证明孟达已无力对是否增援关羽做出最终的决定。因此把孟达的叛国与不增援关羽联系起来似乎证据不足。剩下来的唯一可能性就是:由于刘封的错误决定导致关羽最后的被杀,同时又是因为刘封对孟达的“侵陵”导致孟达心有余悸,害怕被刘封当作替罪羊(这也就是《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所指的“达既惧罪”),所以才挺而走险,不顾仍滞留在蜀中一家老小的安危,投降曹魏。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孟达降魏的时间是黄初元年 (公元220年)七月左右。但在降魏之时,孟达还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这也就是清人严可均所撰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提到的“辞先主表”,其全文如下: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臣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在这份辞表的字里行间中,处处都流露出孟达的无奈和伤悲。文章所举的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等人都是为国尽忠但又不得善终的前人,很明显这是孟达的自喻,表达出孟达当时的无奈心情。虽然孟达一直也没明白到底为什么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但是从内心深处他是不情愿降魏的,也正因此,才会有日后他又欲回蜀的实际举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孟达的叛国实属无奈之举,说到底是被逼的!是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采用的自保的举动。关于这一点,诸葛亮在后来写给孟达的信中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见《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诸葛亮在信中也承认当年孟达的叛国完全是刘封的责任。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个事件和刘备、诸葛亮有无关系,但却可以了解孟达叛国的真正原因。                   三孟达在上辞表给刘备的同时,迅速向曹魏投降。《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曰:“(孟)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对于孟达的投降,魏文帝曹丕喜出望外。《魏略》还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曹丕和孟达相见时的情形: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近日有命,未足达旨,何者?昔伊挚背商而归周,百里去虞而入秦,乐毅感鸱夷以蝉蜕,王遵识逆顺以去就,皆审兴废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闻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当骋能明时,收名传记。今者翻然濯鳞清流,甚相嘉乐,虚心西望,依依若旧,下笔属辞,欢心从之。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又曰:“今者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阔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资)[质]任。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簄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从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几个细节:一是孟达虽然在蜀汉阵营中的地位不高,但是在曹魏方面的评价却是名望极高,“将帅之才也”和“卿相之器也”的评语虽属溢美之词,但从后来孟达与曹丕见面时“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的情况看,孟达可以称之为文武双全的人物,难怪见面后曹丕高兴的和孟达开起了玩笑并且恩宠有加,立刻委以重任。同时,曹丕委派孟达和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一起讨伐刘封。这既可以看作是曹丕对孟达的欣赏和信任,也可以理解为是曹丕对孟达的考察。《资治通鉴》中也说:“,王(曹丕)甚器爱之,引与同辇,以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以达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封。” 为了达到稳定孟达和加强宣传的效果,曹丕还亲自手笔令文。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记载其文曰:(吾)[日]前遣使宣国威灵,而达即来。吾惟春秋褒仪父,即封拜达,使还领新城太守。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面对曹丕表面上的充分理解和信任,孟达自然不敢怠慢,立刻随同夏侯尚、徐晃一起向刘封发起了进攻。他还给刘封写了一封劝降信,挑拨刘封与刘备的关系。信中有一段这样的句子: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如使申生从子舆之言,必为太伯;卫伋听其弟之谋,无彰父之讥也。且小白出奔,入而为霸;重耳逾垣,卒以克复。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夫智贵免祸,明尚夙达,仆揆汉中王虑定于内,疑生于外矣;虑定则心固,疑生则心惧,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见,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矣。然则疑成怨闻,其发若践机耳。今足下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大军遂进,足下失据而还,窃相为危之。(见《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虽然这封信摆明是挑拨离间,但是事情的发展偏偏就象信中所写的一样,刘封兵败回到成都之后,果然被杀,临终之时才想到孟达的信,不禁长叹:“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同上)。这也足见孟达判断的准确性。  此战过后,孟达回到新城,继续做他的新城太守。这几年中,史料对他的记载仅仅只有一件事情:举荐涿郡太守王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文记载了孟达的奏表:臣闻明君以求贤为业,忠臣以进善为效,故《易》称“拔茅连茹”,《传》曰“举尔所知”。臣不自量,窃慕其义。臣昔以人乏,谬充备部职。时涿郡太守王雄为西部从事,与臣同寮。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谋。历试三县,政成人和。及在近职,奉宣维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经过雄郡。自说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励节精心,思投命为效。言辞激扬,情趣款恻。臣虽愚暗,不识真伪,以谓雄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藩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干也。臣受恩深厚,无以报国,不胜凄凄浅见之情,谨冒陈闻。除了这份奏表之外,史料中就再也不见孟达在这几年间的踪迹了。按说从此孟达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但实际上孟达的太平日子也就仅仅维持了五年。                  四关于孟达反叛曹魏的原因,史料上的记载各有不同。《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载:亮欲诱达以为外援,竟与达书曰:“往年南征,岁(未及)〔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中说:(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晋书•宣帝纪》中的记载是: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复,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资治通鉴》则基本上和《魏略》的说法一致,基本上是照抄:初,孟太既为文帝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殂,阶、尚皆卒,达心不自安。诸葛亮闻而诱之,达数与通书,阴许归蜀;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仪密表告之。达闻之,惶惧,欲举兵叛;    了解了现存的所有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判断:不管各种记载有什么不同,但是诸葛亮的书信是起了主要作用的(《三国志•蜀书•李严传》中也提到李严也曾经置信孟达进行反正工作:“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综合各种资料,我们不妨这样来推测当时孟达的心理:由于宠信自己的魏文帝曹丕、好友桓阶、夏侯尚相继去世,魏兴太守申仪有与自己不和,时常在背后告状,使得孟达心神不定。至于诸葛亮就是利用了孟达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致信孟达进行劝降。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成全了司马懿。关于孟达的最终结局,史料的记载基本一样,司马懿利用了孟达举棋不定之机,一举歼灭。《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复,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新城之战,司马懿干净利落,丝毫不给孟达任何机会。但是这里又给后人留下了另外的一个疑问:《晋书•宣帝纪》中说当孟达被围时,“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而《三国志•蜀书•费诗传》中却载:“魏遣司马宣王征之,即斩灭达。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的真实呢?由于没有其他史料进行对比,只能说这是一个历史疑点。不过,笔者大胆推测:《晋书•宣帝纪》中似乎更合情理。因为无论诸葛亮对孟达的反正报什么态度,都可以联合东吴进行救援,因为无论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好,还是“混水摸鱼”也罢,诸葛亮都不会放弃。                   五虽然在正史中没有关于孟达优点的具体记载。但是从他降魏以后魏国的几位大臣对他的评价上来看,他都称的上是个文武兼备的人物。前面提到的《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就说孟达既有“将帅之才”,又有“卿相之器”,口才仪表俱佳,“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中也说“达有容止才观”,该传注引《傅子》曰:“论者多称(孟达)有乐毅之量”。从以上诸多评论都可以看出孟达的确有些本事。但是从孟达降魏后,曹魏大臣的评价中可见我们可以依稀看出,孟达也有其自身的弱点。《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中,刘晔对曹丕说:“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所谓的“恃才好术”,指的是自恃才能,喜好权术;另外在《晋书•宣帝纪》中也有“帝(司马懿)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的记载。笔者认为:孟达喜欢玩弄权术的个性决定了自己的最终命运。虽然不见孟达被刘备轻视的史料记载,但从刘备命令刘封下统达军看,他对孟达的确是不够放心的。而从孟达三背其主的经历看,其政治立场显得不够坚定,更加注重的是个人的得失,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当为后来者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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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武松性格试议                          灿烂海滩提起武松,人们往往喜欢举出他景阳岗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精采的故事,来讴歌这位刚强﹑勇武﹑坚决﹑无畏﹑受人敬仰的英雄,也正是这些故事,使武松成为人民群众最为熟悉和喜爱的人物,成为民间传说中勇敢和力量的化身。但是,人们很少思索过,恰恰就是这些精彩故事的本身,又暴露了武松性格中的弱点。本文拟就武松性格中的弱点作些有益的探索。从武大买炊饼可知,武松大概出身于城市贫民,略有文化,并无职业,是一个凭一身本事飘泊江湖的无业游民。也正因此,既有江湖侠士的“义气”:秉性刚烈、机智沉着、好打不平;有有城市贫民的“恶习”:个人意识强、私人恩怨观念重、又甘当顺民。武松的生活道路、性格的转变,是以上二龙山落草为寇为分界线的。上二龙山落草之前,虽然演出了景阳岗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一幕幕英雄赞歌,但仍然掩盖不了他那城市贫民的恶习,而这些恶习又支配着整个前期的性格。景阳岗打虎为民除了一大害,可说是侠士行为的反映。但这并不是主动的为民除害,而是因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和怕“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所驱使。打虎之后,颇的阳谷知县的赏识,县太爷有心抬举他,提出:“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武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赐,受宠若惊,毫不思索,忙跪谢说:“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这一跪一谢,就反映出这位英雄也存在着与宋江一样的“荫子封妻,光宗耀祖”的封建正统思想。做了步兵都头,他结束了寄人篱下,受人冷遇的生活,为此心里也很得意:“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谁想到来了阳谷县都头。”行动上,他以知恩报恩的态度,忠心耿耿地统治阶级效劳,因此“上官见爱,乡里闻名”•可见他已成了封建衙门的有力的一员,也正因此,当知县让他把一担刮地皮得来的赃物送往东京时,他也满口应承,一心一意﹑诚诚恳恳去完成。他从东京归来后,发现其兄武大郎已死,他从潘金莲的答话中理出了调查的线索,于是顺藤摸瓜,从何九叔那里取得了物证,从郓哥口里问明了奸情,得知武大郎确系恶霸西门庆和潘金莲所害。按照他那嫉恶如仇的侠士性格,这杀兄之仇岂能慢慢来。但他却一反常态,循规蹈矩地按照封建法律办事。他满以为人证物证俱在,自己又得县太爷赏识,到县里告状,一定可以伸冤雪恨。谁知县官及衙役们都接受了西门庆的贿赂,狼狈为奸,告状不准,反要他休听外人挑拨,“不可一时造次”,还斥责武松“不省得法度,”说什么“但凡人命之事,需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这明明是贪官污吏贪赃枉法,可是武松还认识不清。既然官府不问,他就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办法来为哥哥复仇,借此来获得封建官府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他杀死了潘金莲及西门庆,居然提着两颗人头到衙门投案自首。这投案自首的行动,一方面反映了他敢作敢为,不愿连累他人的“侠士”性格,同时也表现出他遵循封建道德,尊重封建法律秩序,又甘当顺民的性格。最后他被脊杖四十,刺配孟州,他还认为“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不怨”,对官府与豪强勾结毫无抱怨之意。刺配孟州之后,牢中的十多个囚犯出于好心,向他诉说了管营﹑差拔们的狠毒,他们对发配来的囚犯,如无人情相送,稍有不逊,便拉进土牢里用“盆吊”﹑“土布袋”等办法害人致死,自己又亲眼目睹一批囚犯,六月炎天在日头里担水﹑劈柴﹑做杂工受罚之事。身为都头的武松对管营﹑差拔们都是些残忍的酷吏,应是知道的。为了酬报施恩父子免打一百杀威棒及优礼款待之恩,他那知恩必报的所谓江湖义气又在做崇。他看人不分阶级,视事不究是非,被施恩父子利用,还乐意充当他们的打手,深怕施恩父子信不过,又以举天王堂前石墩来卖弄自己的武艺。当施恩装模作样,好像有口难言时,武松反而迫不及待训斥施恩,又是赌咒发誓:“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若是有些谄佞的,非为人也!”就是这样,施恩父子还不放心,最后以与武松结拜兄弟,彻底完成了对武松的收买。而武松面对施恩父子对他的吹捧已昏昏然,与施恩结拜兄弟,更使他喜欢得大醉而回。报恩!报恩!武松再也按纳不住这种想法了,“巴不得天明”就去打蒋门神。终于为施恩父子夺回了快活林,帮施恩父子重霸了孟州道。为此武松也很得意,还说自己“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其实这不明道德的人,蒋门神虽是,施恩父子亦不例外。蒋门神与施恩父子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强豪与酷吏间的斗争,他们是一路货色,武松并未认识这一点。如果蒋门神也能像施恩父子那样待武松,武松未必会打蒋门神了。武松敢打“倚势豪强”的蒋门神,有一定的侠士气概,但他那被人利用,充当打手反不觉悟,引以自豪,也实在可悲。打了蒋门神,也正是暴露了武松的弱点:武松这样的人,在横暴无理的恶势力面前,不愧是敢于两助插刀﹑不胃生死的英雄;但在花言巧语,优待﹑赞许和抬举之时,他那个人恩怨﹑甘当顺民的飘飘然情绪,往往使他上当受骗,被人利用,充当 子手们的帮凶。蒋门神被打了,但是这场斗争并未结束。蒋门神的后台张团练不出面,张都监却出马请武松。初次见面,又是夸武松“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敢与人同死同生”,又是要武松“做亲随贴已人”,又是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张都监的这些小恩小惠,又蒙住了武松的眼睛。武松的官瘾又上来了,报恩思想又发作了。自从跟随了张都监,他是“寸步不离,又没工夫去快活林与施恩说话”。可见,为了死心塌地为张都监效力,他连朋友都不顾了。中秋节张都监家“闹贼,我如何不去救获。”因此,提起哨棒献忠心,结果中计被擒,直到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后,他才知道自己又上当了。有人说“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是武松性格的飞跃,真正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以及对封建道德和封建法律的蔑视。我认为,“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与杀嫂﹑斗杀西门庆的性质相同,完全是为了复仇。正如他逃出孟州所言:“这口鸟气,今日方才出得松 ”,是他“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的侠义行为的反映。如果没有这一点,他就不能成为受人喜爱的英雄。在鸳鸯楼白粉墙上, 血写下“杀人者大虎武松也”八个字,与斗杀西门庆后投案自首一样,反映了他那敢作敢为,不愿连累他人的品格,不同的是,他不再投案自首了。他很清楚知道,这意味着自取灭亡,于是只好亡命江湖。后来在张青的劝导下,他已决心投奔二龙山落草,似乎他已经清醒,有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自觉的仇恨,可是在孔家庄遇见宋江后,宋江要他同投清风寨花荣时,却是武松在《水浒》里第一个提出“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这又作何解释呢?武松此时还有心归顺朝廷,可见其并未觉悟,对封建统治者还寄予幻想,还想当顺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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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                            ---试论潘金莲                 灿烂海滩《水浒》里的潘金莲,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较坏的:她勾引武松,侮欺侮武大,与西门庆通奸,合谋鸩杀亲夫,真可谓心黑手毒。但是,仔细地思忖﹑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觉得潘金莲并非是个天生的坏人,她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我认为对潘金莲,要赞扬她的反抗精神,同情她的不幸遭遇,鞭挞她的轻率狠毒。对她全面否定,实在有欠公允。  潘金莲是在《水浒》第二十四回出场的。出场前,作者对她的经历有段简单介绍:“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唤做金莲;年方二十馀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於心,却倒陪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他倒无般不好,为头的爱偷汉子。”从这段文字看,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潘金莲是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年轻美貌,具有反抗精神,深受主人迫害,在浮浪子弟勾引下,逐渐变得爱偷汉子。除此外,作者也赞扬她:“这婆娘倒诸般好。”事实也是如此,潘金莲是具备有贫苦人家妇女的一切优点。在清河县,武大被一班奸诈的浪荡子弟薅恼得不安,搬到阳谷县, 她顺从夫意跟来了,而且在阳谷县她比较安分守己,可见她在清河县是被那些浪荡子弟薅恼﹑勾引的不安的情况下才偷人的;武大兄弟相会后,武大在武松面前从未说过她一句坏话,就连在清河县里住不牢被迫搬家,他也是把罪责推到那班浪荡子弟身上,毫无抱怨潘金莲之意,就连郓哥告诉他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事,他也是不信“真有这等事”?这就说明,婚后潘金莲对他还是较好,并没有水火不相容﹑无法过日子的迹象,武大对潘金莲还是比较信任﹑满意;捉奸被西门庆踢伤后,老婆偷人被证实,又明知老婆挑唆奸夫踢伤自己,自己伤后又“求生不生,求死不死”,就是这种情况下,武大还能原谅她,说出“你救得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起”这样的话来,当然这里一方面揭示出武大善良懦弱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武大对潘金莲的爱恋之情,这爱恋之情是平日生活较和睦的结晶,潘金莲假意拿药归来,武大还以“生受大嫂”表示谢意,这一切都说明,武大对潘金莲是很满意的。武大怎能对她不满意呢?她能干,料理得好家务,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她顺从,武松赴东京前叮嘱武大迟出早归,归来放帘闭门,免生是非口舌,武大照办了,虽说她为此骂了武大三四日,但并未违抗,几日过后,她还主动照武大样做;她老实又通情达理,从王婆家吃酒归来被武大发现后,她不隐瞒,如实向武大说明情况,武大告诉她,远亲不如近邻,不要失了人情,应买些酒食回礼,不要白食人家的,她照办了。这些都是她的优点。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多说几句的是,潘金莲还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在《水浒》妇女中是少有的。武松赴东京前,有几句话是专门说给潘金莲听的,武松是话中有话,潘金莲知道弦外有音,故“一点红从耳边起,紫涨了面皮”,说明她还知羞。但她并不示弱,针锋相对回复了武松: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甚麽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要着地!”这几句话,说得虽有点言过其实,但基本反映了潘金莲强烈的反抗性格。而这种强烈的反抗性格,是与忘恩负义﹑偷人通夫的阎婆惜、出身豪门,又有俊夫的卢俊义妻贾氏之类“淫妇”无法与之相比,就是作为梁山好汉的扈三娘也远远不及。潘金莲是个贫苦人家出生的使女,无依无靠,无权无势,主人家要缠她,她坚决不肯依从,用禀告主人婆来揭露主人的无耻,以示反抗。潘金莲的这种反抗精神,还表现在对待武松的态度上。武松作为一条硬汉,使许多人害怕。西门庆上与官府勾结,下与人放刀把滥,“满县人都饶让他些过”,又“使得些好拳脚”,可谓是阳谷一霸。当他听说武松是武大的亲兄弟时,心里却似提在冰窑里,连声叫苦,毫无主见,慌了手脚,而潘金莲面对武松的警告,却敢大发雷霆,与之争辩,指桑骂槐,以骂武大来骂武松,表示自己对武松极大的不满。 爱偷汉子,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上看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对潘金莲爱偷汉子,我们不能按常规而论,有她的特殊性。我认为,潘金莲爱偷汉子,是她对封建道德﹑封建礼教迫害的报复,是她对生活折磨的反抗,也是她强烈的反抗精神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她做使女时,并不是一个淫妇,也没有偷汉子的毛病。主人的勾引,她完全可以就范,象阎婆惜﹑金翠莲那样去享受“外宅”的富贵。但是她不甘心受人蹂躏,不屈从于主子的淫威,表明她有见识﹑有志气﹑有个性的追求。然而,她对封建社会必然缺乏认识,她以为禀告主人婆,揭露主人的无耻行径,就可以自身解脱。谁料主人婆并未因此欣赏她。在封建社会,男子是可以娶妻纳妾的。主人婆怕主人纳了潘金莲,自己遭受冷落,对丈夫 的恼怒就不能不转嫁给潘金莲,主人就更是怀恨在心,更加残酷﹑毒辣地迫害潘金莲,倒赔了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给这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被人称为“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封建时代,使女的一切是惟主人之命是从,绝对没有自由,婚姻上更无选择的权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潘金莲只得服从,也因此给潘金莲的爱情带来了悲剧。这个不幸难道不值得同情吗!这悲剧正是清河县这大户一手造成的,但是他却置身处外,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读者对他也无过多的谴责,而对潘金莲却说三道四,进行苛求,我看也是封建的伦理残余在作怪。潘金莲在武大郎那里,同样是得不到称心的爱情的,清河县那班浮浪子弟在武大门前叫喊“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这也是事实,面对事实,叫潘金莲不怒﹑不恨﹑不哭﹑不想是不可能的。潘金莲不满意这个“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 “三寸丁谷树皮”丈夫,心中苦闷是必然的,是可以理解的。叫她与之美满地生活在一起,是不太可能的。这怨恨,这不满本身就是反抗,是潘金莲的权利。然而她深知,她的不幸命运是人为的,是主人故意作弄﹑坑害,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任其自然,俯首任人摆布吗?不能。她要抗争。公开反对封建礼教,她还没那么高的觉悟,与主人硬斗,她还没那个能力,她只能以性解放为手段,企求比较满意的爱情,来反抗封建道德,来与主人的迫害斗争。可惜的是她分不清反抗的对象﹙她也不可能分清反抗的对象﹚,嫁给武大后,对武大这样本份﹑善良﹑ 弱的人,她同情得少,认为嫁给他,是自己“晦气”﹙但是也决不会是幸福,也不可能有幸福﹚。为了嫁给像武松这等汉子,不枉为人一世,她不分好歹,不分对象,不考虑后果,把武大也当作反抗对象,为追求“幸福的爱情”她不顾一切,正因此,她易于为人引诱,上当受害,造成悲剧的结局。潘金莲不满于命运的安排,企求比较满意的爱情,以性解放来反抗封建道德是应赞许的。但是她那轻率﹑狠毒的做法,又要受到鞭挞。她不顾公认的伦理道德,初见武松,便诅咒自己的丈夫“三分象人,七分似鬼”,认为嫁的象武松这样一个“也不枉为人一世!”想想倒也罢了,她偏偏要动心,认为“这段姻缘在却在这里”。接着轻率地作出勾引决定,精心的安排起来:以亲兄弟情份为由,以免得别人笑话为理,名正言顺地诓武松搬来家住;以关怀拉拢,步步进逼,以致雪天挑逗,结果碰了武松一个硬钉子。虽说她当时也羞红了脸,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相反地作出了第二个轻率举动,倒打一耙。武松搬出后,她并未死心,十数日以后,是武松拿了酒肉来辞行,她还余情不断,想继续勾引武松,这种轻率之举,是为世人所不容的。杀夫是潘金莲不可宽恕的罪过,是她成为千古罪人,为读者﹑论者所憎恨的原因所在。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也要作具体地分析,看看她是怎样犯罪的?她要承担的罪责有多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认识﹑评价潘金莲这个“淫妇”。潘金莲与西门庆相识,是在潘金莲放帘失手打了西门庆之后,当时初见西门庆这一表人材,潘金莲并没有产生初见武松时的那种心情,更无设计勾引之念头。只是陪了不是以后,“收了帘子叉竿归去,掩上大门,等武大归来”,连想想西门庆的行为都没有,而西门庆是一见她便嬉皮笑脸﹑油腔滑调,一双贼眼“在这妇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头”。如果说潘金莲本性是坏的,很放肆的话,这里便可以与西门庆一见钟情一触即合,何必还要借用王婆出面﹑费那么多手脚呢?正因为潘金莲毫不动情,西门庆才死叮住不放,整天泡在潘金莲门口,等候相见,多次向王婆打听。如果潘金莲陪不是后,西门庆也就此了结,不步步紧逼,杀夫之事也就不复存在。王婆与西门庆,一个要钱,一个贪色,很快拍板成交。于是他们  勾结在一起,暗地里精心设计圈套,迫使潘金莲落入陷井,难以自拔。而这一切,潘金莲事先是不知晓的。潘金莲同意为王婆缝衣,起初她是考虑了武松临行前的叮嘱的,故此她提出“将过来做不得”,待王婆按计行事,找出借口后,逼使她背违武松叮嘱,乐于到王婆家缝衣,不是为了去偷汉子,而是心地善良,替人着想,处理好邻里关系。这点武大也是赞同的。吃酒时,王婆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一唱一和,挑逗引诱,潘金莲并未搭腔,还是处于被动状态。当然潘金莲必竟“爱偷汉子”,面对西门庆这样的人,她不动心,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里有主次之分,主动被动之别,王婆西门庆是有意害人者,潘金莲是受害者。与西门庆勾搭上后,天天与西门庆厮混,乃王婆所逼。王婆现场“捉奸”后,她就是以“你从今日为始,瞒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约负了大官人,我便罢休;若是一日不来,我便对你武大说”要挟潘金莲的,当然,这里也有她甘心情愿的一面。因为西门庆此时对潘金莲还不错,潘金莲也认为西门庆中意。以后如何打算,鬼迷心窍,此时此刻不会过多考虑,潘金莲也不可能考虑,但此时潘金莲对武大并未生异心,更没有厌弃﹑陷害之意。虽说天天约会,一还是瞒着武大偷偷干的,二是放帘,闭门等规矩,她还是恪守。武大捉奸,她也慌做一团,至于唆使西门庆踢伤武大郎,的确是她狠毒之处。最后药杀武大郎,计乃王婆所出,药乃西门庆所供,如何鸩杀?方法乃王婆所教,下毒前后,她多次表示自己手软,狠中还有片刻犹豫。她一步步走向犯罪完完全全是王婆﹑西门庆所逼致。如果没有西门庆无耻的勾引,没有王婆做就圈套,她是决不会同谋杀人,也决不可能造成最后被杀的悲剧结局。再说潘金莲必竟是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弱女子,虽说她具有反抗精神,但在王婆﹑西门庆这样的邪恶势力面前,她是软弱无力的。西门庆为非作歹,独霸一方,连老于世故的团头何九叔都害怕,认为“惹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剔蝎”,所以在处理武大遗体问题上,处处提防他一手。而奸猾刁钻的王婆呢,更是手段毒辣,她善与察言观色,善于推测人们的心理,为了追求小利,不惜害人害已,连西门庆都被她算究,潘金莲就更不是她的对手了。他们正是利用潘金莲利于诱惑的弱点,使之成为罪人。从根本上来讲,武大之死,并不是死于潘金莲之手,而是死于西门庆﹑王婆这班邪恶势力的迫害,真正的害人者﹑杀人者是他们,而不是潘金莲。潘金莲的性命也是被他们断送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潘金莲的坠落﹑杀人﹑被杀,既应受鞭挞,又值得同情;既是罪人,又是可怜的人。《水浒》的作者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出身下层的潘金莲写得一步步往死路上走呢?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情节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武松杀嫂犯罪上梁山作准备;二是作者腐朽的封建观念在作怪。《水浒》作者们对妇女是轻视的,他们把妇女当作“祸害水”,不少英雄犯罪都因妇女而起。“不近女色”被当作是梁山好汉的美德。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有几个有老婆,大多是单身一人。宋江虽说讨了阎婆惜为“外宅”,但“只爱学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在清风山听说矮脚虎王英抢了一个妇女到山后房里,便对燕顺等说:“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公开借宋江之口宣传“禁欲主义”。在作者的笔下,妇女都是有毛病的:梁山上的三女将,不是温顺过头,就是丑化过分,不是外貌丑陋,就是性格凶残,其他妇女,如林冲娘子张氏,作者虽热情赞颂,又“节女贞妇”味重。潘金莲﹑潘巧云等等弱女子,试想冲破封建礼教的弥天罗网,向往美满幸福的爱情,作者又把她们写成“淫妇”而后至于死地,不得好终。特别是潘巧云只因得罪了石秀,最后硬是被石秀怂恿杨雄割腹碎尸,残忍以极。潘金莲最后也是被割胸断头而惨死。这一切说明:《水浒》作者的世界观,表现在妇女问题上是落后的封建的,是根据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来处理的。潘金莲为人所否定,也正是《水浒》作者定下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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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试论《水浒》的隐退思想                           灿烂海滩《水浒》是一部思想内容异常丰富复杂的古典长篇小说,它一方面深刻地暴露了宋代社会腐败黑暗现实,揭示产生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歌颂了农民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另一方面,却又把这种反抗和斗争局限在不推翻赵宋封建王朝的框子之内,而对敢于造反,企图改年建号的其他农民起义军深恶痛绝。它一面以赞美的调子描写了梁山义军的招安;另一方面,对接受招安的后果写得十分悲惨,客观上形成了对招安的一种批判。正因为如此,作品本身存在着复杂纷纭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所以后世研究者对很多问题看法不一,争论不休。例如对其主题思想的看法就有多种分歧意见:文革前,普遍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是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四人帮”横行时,却又恰恰相反,斥责它是一部“歌颂投降主义路线、瓦解农民起义的小说”。近几年来,后一种观点的论者虽不多,但依然存在。此外,有人认为忠奸斗争是《水浒》的主题,有人认为《水浒》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也有人认为《水浒》的思想是“官逼民反”等等。这些看法都各有自己的充分根据,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他们都忽视了《水浒》的另一重要思想一一隐退思想。《水浒》里的隐退思想是贯穿作品始终的,在后半部尤为突出、明显。特别是结尾,作品的隐退思想更是达到了高潮,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泾渭分明。“结尾一一是问题中最难的一个”﹙阿•托尔斯泰语﹚。这“最难”就难在,不但要收束好作品中所展开的矛盾,使作品结构完整、统一,更重要的是要表明作者的态度,深刻地显示作品的思想意义,激发读者深思。《水浒》的结尾完成了这个“最难”的问题。作者不迎合国人所喜欢的富贵荣华、光宗耀祖的大团圆结局的习惯,而是呕心沥血,精心设计,另辟蹊径,制造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让人深思。这个悲剧的结局,不只表面在英雄们死的死了上,而且表现在走的走了上。这一死一走,告诉了人们:“招安”并不能使“招安”者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只能是被杀的悲剧结局;而隐退者,轻视功名富贵,退居山野,却自由自在,善终天年,作者的态度,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不是明显不过了吗。《水浒》中的隐退思想,作者又是怎样精心安排的呢? 首先是残酷现实的逼使。水浒英雄们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两败童贯、三败高俅,大有席卷天下之势,如果按照李逵的奋斗目标,“打倒东京,夺了鸟位”,这在当时,真不失为良机,但是,以宋江为首的一大帮义军将领不去考虑如何领导起义军进一步推翻赵宋王朝,却加紧准备接受招安的活动,结果使得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夭折。接受朝廷招安,本是梁山义军大多数头领盼望已久的、能“去边上一刀一枪”、“保国安民”、“封妻荫子”的愿望,但招安后的残酷现实表明,他们这些美好的愿望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招安后,义军头领们一腔报国的热血,既不被统治者理解,加上奸佞的谗言,反倍受怀疑、仇视和排挤。招安伊始,梁山的宿敌童贯就启奏皇上“这厮们虽降,其心不改,终贻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传旨,赚入京城,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然后分散他的军马,以绝国家之患”,企图将这支军队消灭干净。征辽战斗打响后,梁山义军的确在“边上一刀一枪”“保国安民”,眼看辽邦将要倾覆,蔡、童、高、杨四大奸贼因接受了辽邦重金贿赂,战争很快停止而议和,梁山义军获得的功劳化为乌有。在平定田虎、王庆之后,背信弃义的统治者,不但一再违背“早奏凯歌”“必将重用”的诺言,反而纷纷具本上奏“新降之人”,“不可辄便加爵”,给义军“顺天”“护国”当头一棒。非但如此,还对义军行动处处禁约:“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如违,定依军令拟罪施行”。可见,招安后的义军,不管你如何忠心耿耿,在统治者眼里,仍不过是投降了的“反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就是梁山义军,以死伤病残“十损其八”的惨重代价,为统治者立下奇功大勋之时,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残害义军:阮小七因围剿方腊时,在邦源洞穿过方腊的“衮龙袍”戏耍,朝廷大将王禀、赵潭“怀狭邦源洞辱骂旧恨”,妄奏阮小七“必致造反”,于是昏君竟下旨“追夺阮小七的官诰,变为庶民”,卢俊义被骗至京师,天子当面将放有水银的“御膳”赐与他致死,宋江则被天子所谓安抚赏赐的“御酒”所毒死。这残酷的现实,血的教训,使梁山众兄弟看清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认识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只能是一中幻想。明智之士急流勇退,纷纷主动纳还官诰,以免“受玩辱”,求闲去了。其次是借用历史的教训。其实,这样一个“熬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的结局并不是偶然的。在我国历史上,历代都有排挤残杀功臣良将的事发生。封建统治阶级在争夺政权时,他们需要忠臣良将为之卖命;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又必然以种种借口残杀功臣。早在春秋战国时,吴国的范蠡就以“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论断,对功臣在成功之后,遭受残害的必然性作了概括,深刻到指出,功臣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的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的关系,并向文种提出功成隐退的忠告。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千方百计残杀功臣,这是统治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水浒》作者深知这一点。故在作品中,作者多次借用历史的教训来宣传他这隐退思想。如《水浒》第九十回“双林镇燕青遇故”中,当燕青劝许贯忠到京师讨个出生时,作者借许贯忠之口说出“今奸邪当道, 贤嫉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带;忠直良正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宜寻个退步。自古道:‘雕鸟尽,良弓藏’”的话来,使燕青心领神会,铭记在心。所以,征讨方腊成功之后,燕青拒绝还朝受封,还对卢俊义讲出“韩信立下十大功劳,只落得未央宫里斩首;彭越醢为肉酱;英布弓弦药酒”三个历史故事,劝告卢俊义功成身退,不然“祸到临头难走”。燕青的转变是有典型性的。燕青在争取“招安”的活动中是立过汗马功劳的,是他去李师师处打通关节,向天子面述梁山好汉盼望招安之心思,得到圣上“恩准”的;招安后,他也积极效命于赵宋王朝,又恰恰是他,在成功之后,不愿还朝受封,并借古喻今劝告卢俊义,燕青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说明他已清醒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又如《水浒》第一百十四回混江龙李俊太湖小结义后,李俊曾劝费保得到朝廷做官,费保回复李俊的一席话也是如此,费保说:“小弟虽是个愚鲁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到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大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弟兄。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既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以终天年……”。李俊听罢,先是感谢“重蒙教导,指引愚迷”,次是肯定费保一席话是“十分全美”,最后表示收伏方腊之后,一定偕童威童猛来相投,“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李俊的思想能与费保的忠告一拍即合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作者认为:隐退是梁山好汉唯一的、最好的出路。再次是局外人的暗示。《水浒》作者还安排了不少局外人,精到地对义军前途的凶险作了暗示,使梁山义军不少头领“点头玩味”,为功成后的隐退埋下伏笔。早在《水浒》开篇不久,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智真长老在鲁智深临别之际,就赠给他“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上”四句偈言,供他终身享用,为鲁智深安排了一个功成身退的完满结局。第五十四回戴宗奉令去二仙山请公孙胜出山归营前,罗真人也送给公孙胜“逢幽而上,遇汴而还”八个字,要他“记取,休得临期有误”。与其说这是提醒鲁智深、公孙胜等不要迷恋功名,功成名退,不如说是作者早早就在作品中为其宣扬隐退思想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第八十五回宋江等拜见罗真人时,罗真人也送给了宋江八句法语“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始逢东墓,鸿雁分飞。吴头赵尾,官禄同归”。虽说是天机不可泄漏,无非是借神仙之口,暗示义军前途凶多吉少,鼓吹隐退。还有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时,也有三五千人辞去不愿为朝廷效力。这是这个“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交情浑似股 ,义气真同骨肉”的第一次分裂,这辞去的三五千人,就是清醒的功成名退者。如果说二位活神仙及辞去的三五千梁山兄弟的言行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征辽时,辽国使臣欧阳侍郎的一席话:“……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沉埋,不得升赏。……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授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将军纵使赤心报国,建立功勋,回到朝廷,反坐罪犯”。打王庆荆南城时,城中高士肖嘉穗的话:“方今谗人高张,贤士无名,虽材隋怀,行若由夷也,终不能达九重。肖某见若干有抱负的英雄,不计生死,越公家之难者,倘举事一有不当,那些全躯保妻子的,随而某孽其短,身家性命,都在权奸掌握之中。象肖某今日,无官守之责,却似闲云野鹤,何天之不可飞耶!”这些忠言暗示,分析得再明显、透彻不过,故宋江以下“无不磋叹”,静思默想,为前途懊丧,为命运担忧。再次是宋江悲剧的陪衬。在《水浒》里,宋江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丰富的艺术形象。他的一生是由不愿意革命到走向革命以至背叛革命的三部曲组成。他既有起义领袖的英雄气概,组织指挥才能,又有农民阶级的弱点和动摇性;既有对朝廷(皇帝)的“忠”,又有叛逆的“义”。其性格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忠”和“义”的矛盾,但最后又统一于“忠:的前提下。他力排众议,执意招安并获得成功,对朝廷一片忠心;在征辽过程中,他明知辽使欧阳侍郎言之有理,也“忠心不负宋朝”;南征北战,功劳卓著,朝廷不但不加封进爵,反而“禁约”重重,弟兄们都有反意,而他却“垂泪设誓”,使众弟兄与之同心报国,最后被朝廷“御酒”毒死,死前还喊出“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就是这样一个不存半点异心,忠心耿耿的忠臣,封建统治者也不放过,这不分明用宋江被害惨死的教训来陪衬作者所要宣扬的隐退思想吗?最后,作者在《水浒》中多次运用诗句,表达自己功成身退的明确主张。如一百十九回宋江衣锦还乡后写到“衣锦还乡实可夸,承恩又复入京华。戴宗指点迷途破,身退名全遍海涯”;燕青劝卢俊义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后,诗曰“时人若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全书结束诗中写道“熬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 夷泛钩船”等等。即流露出功成身退的赞扬,又对迷恋功名者于怜惜、哀痛之中包含着针 之意。历史的教训使得英雄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再加上一些局外人的暗示,更重要的是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义军将领。所以当宋江招安后,眼见得步步走向“成功”,众多兄弟却在天天走向隐退。早在处决王庆时,公孙胜就辞别宋江,归于山林。在擒住方腊后,鲁智深也对宋江说:“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随后在六和寺“圆寂”了。武松是“不愿赴京朝觐”,要作“清闲道人”。燕青更“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不但自己“隐迹埋名,寻个僻净去处”,而且还告诫卢俊义,“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宋江军至苏州城外,只见混江龙李俊诈中风疾,倒在床上,“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这三人后来都作了化外之人。当义军太平回朝时,“东京百姓看了,只剩得这几个回来,众皆嗟叹不已。”那不愿为官的已退隐山林了,就是那跟着宋江朝觐,封官授职了的心领,虽然他们暂得“光宗耀祖”,但是,残酷的现实仍然让他们步隐退者的后尘,纷纷纳还了官诰。在统治阶层的暗夜中,闪耀出第一道清冷光辉的是戴宗,官场的实践教育了他,他终于“陪堂术闲”而去。接着,柴进在朝廷杀了阮小七官诰后,亦“求闲为农”。柴进的隐退,刮起了一阵隐退的小旋风,李应、宋清、杜兴、邹润、裴宣、杨林、蒋敬、朱武、樊瑞、穆春等都随风隐退了。作者所热情歌颂的这众多隐退的兄弟中,有自幼受苦,命运多艰的,也有生长在富贵之家的;有的一向学得百伶百俐,也有的是粗鲁汉子。虽禀性各异,却殊途同归。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们都有这样的认识:“今奸邪当道”,功成身退是明智的做法,功成不退,祸到临头就难走了。所以在平方腊后,活着的三十九位头领中,就有二十一人先后隐身了。由于《水浒》作者独具匠心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出,《水浒》中英雄人物的隐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既然《水浒》中英雄人物的隐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那么,《水浒》的隐退思想又有何进步意义呢?首先,《水浒》中的隐退是义军唯一较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段科学的分析,他认为:“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和革命后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水浒》的现实主义描写,是不自觉地反映了这种历史的客观规律的。梁山的英雄事业虽说有两败童贯、三败高俅、杀的赵宋王朝官兵“梦里也怕”的鼎盛时期,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推翻赵宋王朝的打算,他们所盼望的是“替天行道”,说具体点就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地“保国保民”,最后达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目的。为达到目的,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朝廷不要把他们当作“强盗”看,能够“招安”,而统治者武装又镇压无方,不管吧,又怕后患无穷,便使出了他们安抚、招安的一手。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很快被朝廷利用去征辽、平“寇”,利用去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结果招安也不是义军的真正归宿,许多英雄不是为统治者战死沙场,就是死于统治者的阴谋之中,最后“陷于失败”,只有功成身退者,才保身善终。其次,《水浒》中的隐退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反抗。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反抗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是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条件下的唯一能做到的一种理智的反抗。他与那种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的隐退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笼统视为消极遁世,逃避现实。招安后,权奸对义军的诽谤、陷害,使英雄们每每再萌异心,也在所不辞,招安后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使他们的头脑越来越清醒,许多头领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残酷的现实,李逵多次喊要造反;平王庆后,李俊、张顺兄弟及阮家三昆仲也要反,无用等人也“都有怨心”;平方腊后,情同手足的兄弟,伤的伤,亡的亡,许多兄弟再也不顾与宋江的情义有多么深厚,宋江的“忠义”说教也不能再约束他们的反抗思想了。他们不愿做奴才,不能任封建统治者宰割,更重要的是在这奸邪当道的社会,他们怎能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呢?他们藐视功名富贵,他们退还朝廷的官诰,一个个离别自己所敬爱的宋大哥而去,因此,说《水浒》中的隐退是“小丈夫自完之计”(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是很片面的。这不与统治者为伍,这藐视功名利禄,不受封诰,或退还官诰的行为,在封建社会不能不说是种理智的反抗。试想,义军所有的头领如果都执迷不悟,功成不退,那不被统治者残杀殆尽吗?卢俊义原先曾认为:“我闻韩信三齐擅自称王,教陈豨造反;彭越杀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谋汉帝江山。以此汉高帝诈游云梦,令吕后斩之。我虽不曾受这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过。”可是结果怎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凡作者安排的有善终的水浒英雄,其善终都是隐退的结果。再次,《水浒》中的隐退,也是对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揭露和控诉。招安后的水浒英雄,他们抗辽国、征田虎、擒方腊,出生入死,为统治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样“不计生死,赴公家之难”的英雄为什么就“不能达九重”,而不得不隐退呢?为什么“全躯保妻子的”尽可残害忠良而逍遥法外呢?招安前,统治阶级对义军残酷镇压,当然表现了统治者的残暴。招安后,统治者采用了更为阴险毒辣的手段来残杀义军。他们或是怀私狠,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剥夺官诰,或者下水银、慢药等毒药来残杀义军头领,很明显,作者这样处理,是对至高无上的封建朝廷的深刻揭露和鞭挞,是对统治阶级暴行的有力控诉。最后,《水浒》中的隐退,还寄托了作者对义军东山再起的愿望。早在太湖榆柳庄上结义时,费保就寻思,今后与李俊一起到江海内“聚集几多水手”,干一番事业。李俊在费保的劝说下,也决定“别立化外之基”。这就是显示出义军东山再起的端倪。这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陈忱在《水浒后传》中,将隐退的英雄又组织起来,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们的又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然,在今天看来,在这些隐退了的英雄身上,进取与退却,聪明与糊涂等性质相反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造成了《水浒》中隐退思想一定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缺陷不能抹杀《水浒》隐退思想的积极意义。《水浒》的隐退思想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才能做出科学的评价。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评价历史活动家是这样,评论古代作家、作品当然也不能例外。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水浒》作者对隐退的描写是《水浒》中的又一民主精华。是《水浒》的又一重大思想内容,他告诉我们:残酷的现实教育了英雄们,对统治者暴行的强烈愤懑和对宋江的招安极为不满,促使他们断然走向隐退的道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正是作者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高明之处,说明作者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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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                      ----评郑公盾先生对金圣叹的评价                          灿烂海滩郑振铎先生曾经说过:三百年来“《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了一个名词。”因此,谈《水浒》,总离不开金圣叹,而对金圣叹的评价,也就成了评价《水浒》的关键。近几年来,对金圣叹的研究和评价虽说有很大进展,但分歧依然存在。分歧集中在对金圣叹思想的评价,对金评价《水浒》的立场﹑动机﹑目的的分析,金批改《水浒》的功过,对宋江形象的改造等等问题上。论者见仁见智,一分为二,中肯公允。最近,拜读了郑公盾先生上下两部头的《水浒传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颇感愕然。郑先生在卷七“有关《水浒》的评价和争论中”,用了二百余页,写下了《不要美化金圣叹》﹑《不应该赞扬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关于金圣叹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及《金圣叹对“水浒传”有贡献吗?》等一系列文章,阐述了自己全盘否定金圣叹的观点。《水浒传论文集》是郑先生旧作结集出版,虽然“后记”中作者说:“对金圣叹全盘否定或一笔抹煞,认为他的一生及其著作都无可取之处,当然也不对。他对《水浒传》的评点文字,按他的艺术观点,从整体来说,是不值得过分颂扬的,但在个别地方则仍有可取的独到之处。同时金圣叹对《水浒传》的传播,也有他的功绩,是不能一笔抹煞的”之类的话,但纵观全书洋洋五十万言,对金圣叹全盘否定的基本观点,郑先生丝毫没变,这就不能使笔者要与之商榷。郑先生在《水浒传论文集》中对金圣叹评述的面较广,而《不要美化金圣叹》一文是群文之首,是郑先生全盘否定金圣叹的力作。本文就《不要美化金圣叹》一文中的基本观点,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郑先生及读者赐教。              一﹑封建社会的进步文人郑先生在《不要美化金圣叹》中给金圣叹所作的结论是:封建反动文人。其论据之一是,《春感八首》“深刻和淋漓尽致的暴露了金圣叹对清廷统治者卑躬屈膝的思想感情”。《春感八首》是金圣叹年过半百,科场失意后,得知清顺治皇帝很赏识他批的“才子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他因此“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千里归来尘未洗,一天欢喜泪无端”,“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岁晚鬓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这些诗句里有他感激明主知遇之恩的感情,反映出他对清朝统治者有过幻想,但更多的是他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之情。如果仅因这几首诗,就说他“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同清朝统治者有亲密无间的思想感情”,未免言过之。《春感八首》仅是金圣叹留下三百八十四首诗中的极少部分,就是这些诗,也还保持了一定的身份,依然狂傲如故,牢骚满腹,毫无“一副标准奴才文人的嘴脸”。仅凭这八首诗就全盘否定金圣叹,实在没什么坚实的证据。翻开历代封建文人的作品,那一个没有几句歌功颂德之作;岳飞还镇压过农民起义,刘鹗在他的名著《老残游记》中骂过义和团是“疫鼠”“害马”,骂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制犬”“毒龙”等等,但是,我们从不据此来否定他们的作品,更不否定其人。自然也不能因《春感八首》说过一些感恩之类的话,就说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何况在金圣叹留下的诗作中,还有像《甲申秋兴》﹑《塞北今朝》之类愤懑之词﹑亡国之痛的作品,有《外甥七日﹑《兵战》之类控诉清兵屠杀无辜百姓的作品,有表示对投降仕清者的鄙视的《湘夫人》,有对清朝统治者猛烈抨击的《临刑诗》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说金圣叹是民族志士﹑反清英雄,但至少是可以称其为封建社会的进步文人。郑先生说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的第二条证据是关于“哭庙案”。郑先生在评论这个问题时,所用的最有力论据是鲁迅先生的一段话:“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升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谈金圣叹》﹚。对于鲁迅先生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谈金圣叹》是篇杂文,杂文所及,意在现实,是拿金圣叹作话题,借故喻今,冷嘲热讽三十年代那些置国难不顾﹑而积极配合其主子对国统区进步文艺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反动御用文人的;并不是一篇评价金圣叹的科学论文。杂文与一般科学论文是有不可忽视的区别的;拿杂文中的话当作论文的论据,进而征用,引以为据,偏见也是难以避免的。“哭庙案”是怎么回事呢?辛丑年﹙1661年﹚二月,金圣叹等人借哀悼顺治皇帝为名组织苏州生员去哭临场所控告吴县知县任维初搜刮民财,贪赃枉法的罪行,并揭露使指县官贪污的巡抚朱国治,朱国治恼羞成怒,逮捕了请愿的秀才五人。金圣叹等人遂于次日组织者之一,又是哭庙文的起草者。事前由参与策划,当场有他鸣钟击鼓,鼓动群众,最后,朝庭以“聚众倡乱”为由,将金圣叹等八人刑斩,家产籍没,妻子充军,其余十人也处斩刑,平息了这场震惊全国的“哭庙案”。“哭庙案”的性质,我同意郭松义的说法:“它表面上还是为了揭发县令任维初的贪赃行为,但实质上,斗争的锋芒是针对清统治者,是对于清朝政府严行摧征粮的一种反抗”﹙《江南地主阶级与清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哭庙案”发生于清顺治十八年,那是清人入主中原掌握统治的初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拥有强大力量的南明王朝的遗民在作最后的反抗。顺治十六年发生了响应郑成功进军南京的“通海案”,顺治十八年又发生了“哭庙案”,这都是南明王朝遗民的义举,说明清廷的统治并不稳定。为了巩固其统治,清廷常以血腥镇压为手段。在这种形势下,金圣叹还敢于带头聚众抗暴,怎么能说他是“反动文人”呢?“作为文人的金圣叹等,他们参与了人民的反清斗争,遭到了清政府残酷镇压,正是同情人民的最高表现,正是值得肯定的正义行为“﹙易名《从“哭庙案”看金圣叹》﹚。  二﹑批改《水浒》功大于过“完完全全是站在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立场观点来批改《水浒》的”,是郑先生给金圣叹结论为“封建反动文人”的论据之三。关于这个论据郑先生是从“金圣叹严重歪曲了《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硬把这部以鲜明立场观点来歌颂我国封建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丑化梁山泊首领宋江”,“大力宣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道德观念,散布了封建没落阶级的虚无思想”和“金圣叹生活在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震撼明朝江山的时代,他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反动用意”等四个方面来说明。除第三点外,我对其他的三点都有不同的看法。关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的主题思想,鲁迅先生说的很清楚:“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同志对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也作了精辟的论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0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鲁迅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都揭示了百二十回本《水浒》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封建时代金圣叹也看清了这一点,他恰恰删去了“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之类的后五十回内容,使作品的反抗性﹑斗争性和官逼民反的主题更加突出﹑鲜明,成为了一部纯粹反抗封建统治,歌颂农民起义的作品,应该说不是歪曲,而是加强了《水浒》的主题思想。而郑先生却正恰恰相反,把鲁迅﹑毛泽东等否认的百二十回本《水浒》说成是“歌颂我国封建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把金圣叹砍去投降内容的七十回本硬说成是“反对农民起义的作品”,这就是非不分﹑大错特错了。郑先生说金圣叹丑化梁山泊首领宋江,是因“他﹙指金圣叹﹚把许多骂人的字眼,都安在宋江头上。”金圣叹之所以这样做,正如张国光先生所言:“金圣叹正是为了避免朱明特务专制王朝及多如过江之鲫的封建卫道文人是很容易发现他歌颂斗争,向往农民起义的真实意图,而不得不煞费苦心地为七十回本《水浒》涂上﹑‘保护色’的”﹙《张国光先生《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一一关于金圣叹批改《水浒》不得已而用“保护色”的问题》。作者是小骂大帮忙,不是丑化,而是净化﹑突出了宋江形象。金圣叹在《水浒》第三十五回总评中说:“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这段话不仅是提醒读者要注意宋江这个人物,同时还要注意评述。《水浒》里的宋江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既仗义﹑扶危,有善用权术﹑奸诈;既对封建制度不满,又忠君孝亲,这些毛病当然引起读者的不满。对这些,金圣叹是在真骂。但是对宋江造反﹑反抗朝廷,金圣叹没骂。宋江谈忠说义,排斥晁盖,常怀野心,但表面上,又处处装着不介意,对这些金圣叹骂得及时,骂的狠,毫不放过。这种骂不是丑化,正是对起义领袖的爱护。另外在金圣叹的批语中,也有不少赞扬宋江处:如称宋江是“人中俊杰”﹙十七回﹚,甚至把宋江抬到侯王之列,“一百八人中,独于宋江用此大书者,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在茶馆与何涛交谈时,宋江是“肚里寻思”如何就晁盖,口里却大骂晁盖,金圣叹却多次赞道:“宋江权术可爱”!第四十回在黄门山对欧鹏一席话后,金圣叹批道:“不刚不柔,又悲又响,辞令至此无人不哭!”这正是对宋江以牺牲自我﹑保护他人的崇高品质的赞赏,第三十八回赞宋江是“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等等,正是这些批语,使我们认识了宋江的好处。而这些赞语,郑先生只字未提,却抓住“骂”字大做文章,是否有点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了?至于说“金圣叹生活在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震撼明朝江山的时代,他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的反动用意的”,更是不能自圆其说。郑先生在写上这个看法后,接着写道:“金圣叹之所以重视水浒传这部 官野史,这是因为金圣叹一方面看得清楚,《水浒传》这部小说歌颂的是‘造反’了的‘强盗’,‘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这部小说在民间已广泛流传,甚至‘贩夫皂 都看’,而且《水浒传》所宣传的农民起义斗争的方式,在明末各地掀起的农民起义中已发生了较为广泛深远的影响”,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的反动用意的”呢?郑先生最后总结道:“由此可见,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基本上是适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口味’的,说它是适于﹙一般﹚读者口味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结论不符合事实。也不知道郑先生没看过史料,还是看过了史料故意不谈。事实上,自《水浒传》问世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视之为禁书:明崇祯十五年六月圣旨严禁《水浒传》,命令各地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 ;清人入关后,从顺治九年起,以后几乎年年禁《水浒传》﹙历史质料详见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一书﹚。怎能说反“适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口味”呢?更何况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一出,风靡一世,一向刊行的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便销声 迹,几乎全部退出市场。七十回本《水浒传》风行三百余年,成为流传最广,妇孺皆知的“定本”,又怎能说“适于﹙一般﹚读者口味的看法是错误的”呢?金圣叹,这样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下层的穷儒,敢于带头抗暴,以至被杀;敢于批注评点为士大夫文人不屑的通俗小说,以至被列为禁书,难道他会是“封建反动文人”么?否也!金圣叹生活在封建社会,在他身上也必然打着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烙印,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在评点《水浒》中,也难免存在着消极落后的东西。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文人都免不了带着他那个时代的局限,任何时代同情革命的作家,也只能进步到他那个时代允许的高度。对金圣叹也只能如此。就他一生遭遇及批改的功过看,应该说金圣叹在封建时代还是一位难得的进步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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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酒侃三国》之:话说青龙偃月刀  灿烂海滩  这是一个古老的题目了,已经谈了几百年,因此,本文谈不上是考证,只是随意侃侃,以博一笑。  一.关羽是不是用刀  这是几百年来谈的最多的。估计很多人多能背出来:历史上的关羽使用的兵器不是刀,自然也就更不会是所谓青龙偃月刀了。陈寿《三国志》中没有提到关羽用什么兵器。《三国志•关羽传》中仅有这样一段记载:“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於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通过这个“刺”字,很多人都认为关羽用的兵器属于矛、戟之类的直刺兵器。有专家考证出汉代“戟制最盛,矛次之”,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出现象青龙偃月刀一样的长柄大刀。这种偃月刀出现在唐、宋时期,主要是用来操练,以示威武雄壮,并非实战使用。通过专家的释疑,终于可以将关刀杜撰说确定下来了。不但如此,综合专家对各个时期兵器起源和各个时期发展使用的考证,小说中黄忠和魏延的大刀、徐晃的大斧、黄盖的铁鞭、武安国的铁锤、吕布的方天画戟也全都是虚构出来的。如此考证,对于还历史本原是有好处的,也可以让爱好者了解更多的古兵器知识。可偏偏近来有些作者标新立异,又试图在小说中描述的青龙偃月刀的八十二斤的重量上下功夫,居然在考证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在马上耍起来需要多大的力气,想以此来证明青龙偃月刀的杜撰说,结果闹出了一个大笑话。有些作者根本就没有弄明白东汉的重量衡与现代是不同的。当时的一斤只相当于今天的222.72克,以此推算,青龙偃月刀也合和现在的36斤。这些人的方向是好的,但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自身的知识不够,胡乱猜测;二是就算有了一个结果,无论是对于三国史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小说艺术研究、小说人物形象研究、作者研究,都没什么作用,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既费时而又无功,不如不做。但这种错误还不仅仅发生在一般人身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家父参加一次古典文学会议后,带回来一个真实的笑话:在会议上有专家拿出了自己的论文,主要内容居然是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个胖子!二十几年过去了,但至今笔者还记得家父说出这件事情时的表情。个中含义,不妨请观本文者思量思量。  二.青龙偃月刀是如何演变来的  既然上面已经提到关刀是虚构出来的,那它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出现在小说之中的呢?笔者查了查相关资料,但又不是很全。从《三国志•关羽传》看,关羽用的是矛或者戟。在唐、宋时代,这关刀则好象是一把剑(这方面笔者资料较少,恐有遗漏,如哪位网友有详细资料,请赐教,不胜感谢!)。唐人郎君胄《壮缪侯庙别友人》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宋人黄茂才《武安王赞》曰:“气盖世,勇而强。万众中,刺颜良。”宋无名氏《武成王庙从祀赞》曰:“剑气凌云,实曰虎臣。勇加一国,敌号万人。”到了元代,关羽用刀的说法开始在不同的作品中出现。元人郝经《重建庙记》曰:“跃马斩将万众中,侯印赐金还自封。横刀拜书去曹公,千古凛凛国士风。”之后在元杂剧中,关羽也是用刀。在公认的《三国演义》成书最重要的参考著作—《三国志平话》中,关羽也是用刀参加“三英战吕布”的:“第三日,吕布又搦战,众诸侯出寨,与品布对阵。张飞出马持枪。张飞与吕布交战二十合,不分胜败。关公忿怒,纵马轮刀,二将战吕布。先主不忍,使双股剑,三骑战吕布,大败走,西北上虎牢关。”从这些资料分析,关羽使用的兵器从矛(戟)至剑,最后在刀上正式定型了。目前还不清楚青龙偃月刀之说是不是《三国演义》首创,但通过《三国演义》,青龙偃月刀和关羽已经是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了。  这个推算有什么作用呢?大家都知道在《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上曾有过不少的争论,有过四种观点:宋代乃至之前说;元代中期说;明初说;明代中叶说。如果以上关于关刀的推算是正确的话,对于协助解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争论也许有一定的帮助。为什么?请看下一节。  三.关庙里的青龙偃月刀怎么来的  前面说到,从现有的资料看,青龙偃月刀之说的出现与最后的定型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产生另外的一个猜想:如果青龙偃月刀之说没有定型,遭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三国演义》?不是,是关帝庙。众所周知,关羽死后的几千年里,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关羽这个“千秋忠义”人物的怀念及历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为关羽立庙成为一种风气,关帝庙基本上遍布全国。试想:如果青龙偃月刀之说没有定型,那关帝庙里的关羽塑像旁边就不可能出现青龙偃月刀。修建关帝庙的工匠们不太可能因为自己的突发奇想而自作主张为关圣人平白无故加上一把刀,而且还要能得到所有关帝庙的响应,让其遍布全国,成为关羽的专用品。而要想能得到所有关帝庙的响应,我们不妨三种假设:一是统治者指定,二是民间传说,三是文学作品。第一种可能性不存在;第二种可能性很小,中国的民间传说诸多而凌乱,流传面不是很广,又缺乏统一性,不太可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力。第三种文学作品的可能性最大。从以上的分析看,诗词、散曲的和元杂剧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而且在这些作品中对于关羽使用的兵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描述,那么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只可能是《三国演义》,也只有《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才能做到这一点。随着《三国演义》的深入人心,青龙偃月刀才得以定型并为人们所接受,关帝庙里才会出现青龙偃月刀。这样一来就比较好办了。可以对全国的关帝庙进行一次普查,并通过地方志及相关的诗文、祭文、祀记来看看那里的青龙偃月刀大概出现在什么时间,再根据《三国演义》成名的时间往回倒推做出一个大概的判断,也许就能得出《三国演义》成书的大概时间了。同时通过对《三国演义》成书时间的确定,其作者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当然,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费事费力的事情。首先确定《三国演义》的成名时间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倒推有很多不准确的因素,但最少在关刀出来以后才有的小说的可能性肯定是不成立的,这样一来可以减少一些争论。)  四.为什么是刀而不是别的兵器  青龙偃月刀既然是虚构的,还会带来另外的一个联想:为什么是青龙偃月刀而不是别的兵器呢?从《三国演义》中可以做出一个大概分析:首先,围绕这把青龙偃月刀,作者设计了很多精彩情节:刀挑锦袍、单刀赴会、失刀夺刀,这把青龙偃月刀在小说中出现的时间比关羽还要长;第二就象丘振声先生所言:“在中国古典文艺里极讲究人物手里的玩意儿。别看是一刀一枪,它们往往成为人物性格的鲜明标志••••••这种人和物的和谐统一的传统手法,是我国古代优秀作家的艺人们在长期艺术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之所以要侃到这个小话题,是怕有一天又有人写出一篇“关羽为何不用狼牙棒”之类的奇文来,那比论证曹雪芹是胖子还要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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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漫话关公战长沙                 灿烂海滩每当及所属徜徉长沙市及所属县区,您都能看到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遗址,听到很多相关的三国故事。这时候大家都会想起那个著名的“关公战长沙”。这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几百年,在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及诸如《善化县志》之类地方志中都有介绍,想必长沙人更是耳熟能详了。围绕着“关公战长沙”这个故事和相关的名胜遗址,我们不妨沿着时光的隧道回到过去,来探索、搜寻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点点滴滴。一.        历史真相的回顾翻开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和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其它一些相关历史典籍,再来看看“关公战长沙”这个故事,一定会大吃一惊,没准还会惊呼一声:历史上怎么没有呀?我们又上当了!是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关公战长沙”这一出。而且历史上的刘备取四郡也没有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写的那么复杂。现在让我们根据这些历史典籍的记载对这个所谓的“关公战长沙”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吧。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被打败。刘备、孙权的势力都积极向荆州地区扩张。在这场较量中,刘备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他首先推举已故荆州牧刘表的儿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利用刘家在荆州的影响力取得荆州大部分地区官吏、豪强地主、百姓的支持;同时,刘备亲自率军南征武陵、桂阳、零陵和长沙四郡,配合武力威胁。在刘备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面前,以上四郡先后投降。为团结这些刘家旧部,除桂阳太守换成了赵云以外,包括长沙太守韩玄在内的三郡太守均是官居原职(也就是说,韩玄并未被杀,他活的好好的),并未做出什么调整。此时的黄忠,尽管身处长沙郡,但并未和韩玄在一起,而是同刘表的另外一个儿子刘磐镇守攸县(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攸县)。听到太守韩玄投降的消息,也随之归顺(即史书上说的“委质”)刘备,是属于主动投降的,期间找不到“战长沙”的蛛丝马迹,多半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事;而关羽的行踪,史书中没有交代,有没有来过长沙尚未可知,看来这个“关公战长沙”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子虚乌有的。而且,如果关羽和黄忠果真在长沙大战过一番,而且是惺惺相惜的话,那后来关羽就不会因为不愿和黄忠同列而称他为“老兵”了。倒是另外一个名人---诸葛亮肯定来过。刘备在平定四郡后,任命诸葛亮担任为军事中郎将,他督桂阳、零陵和长沙三郡,征收赋税,供军政费用。通过以上历史事件的解读,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刘备(或许这里也有诸葛亮的一份功劳)的审时度势和雄才大略。至于黄忠,在这里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小配角,而关羽有没有到过长沙还是个未知数呢。由此观之,那些后来的名胜遗址着实有点莫名其妙了。二.        早期创造的痕迹“关公战长沙”的这个故事上面已经证明是虚构的。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出现的呢?故事的雏形大概历史也比较久远了。元杂剧《走凤雏庞掠四郡》和讲史话本《三国志评话》中已经有了“关公战黄忠”的内容。这里选取《三国志评话》来做一个介绍:太守金族引军出马,与孔明对阵。金族使一将出马。军师大惊。统曰:“此鄂郡人也,姓黄名忠,字汉升。”军师使魏延相杀。二日不分胜败。使张飞对阵,与黄忠斗到十合,又不分胜败。黄忠言曰:“吾只识云长,岂识张飞!”魏延前后十日不能收金陵郡。军师言曰:“黄忠乃将材也。皇叔不能降这汉?”使一人入荆州,令关将引五千军从荆州来。众官接入寨。无三日,关将与黄忠斗中,不见输赢。军师问庞统,言曰:“前者说四郡时,庞统言曰,曾与黄忠道话。黄忠言:‘吾乃江南一贼,金族与我恩厚。若金族在,当杀身而报;倘若金族死,然后择其主而佐。’”诸葛言:“得黄忠也。”无三日,武侯与黄忠对阵。武侯诈败。金族赶落阵,行数里,复把金族拦住。武侯四马车,车内坐军师,倒身,弩箭皆出,射杀金族。军师班军入寨。无三日,黄忠来报仇。庞统说黄忠,不肯纳降。黄忠言曰:“我有一病,您误然杀我主公,我须报仇,岂有纳降者!”与张飞交马,斗到百合,不分胜败。又使魏延出马,二将合并黄忠。忠威武转加。军师言曰:“老贼忒逞不睹事,当斩黄忠!”四骑马交战,见一道血起,一将落马。却说黄忠马失,轮刀步战三将。关公言曰:“此乃大丈夫也,世上皆无!”军师高叫:“三将停马!”武侯美言说黄忠,降了汉。黄忠把金族埋殡了毕。军师班军入荆州见皇叔。皇叔看三将:为首者是庞统,皇叔言:“贤人也。”又看魏延,“贤德也。”言:“不若吾弟关公。”又看第三将是黄忠老将。应该说这个故事还是比较有创意的。原因何在呢?无论是诸葛亮、庞统,还是关羽、张飞、黄忠、魏延,虽然在其它时期发挥的作用显著,但在历史上刘备南征四郡的过程中却是毫无闪光可言,这引起了后世艺人和剧作家们的不满和关注。他们认为这对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留下了太多的空白,所以就利用这些空白之处进行创造,从而形成了《走凤雏庞掠四郡》和《三国志评话》中的“关公战长沙”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但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为之后的《三国演义》的创造提供了一种思路。这些艺人和剧作家对于《三国演义》这部伟大文学作品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莫。不过,这些创造还是相当的粗糙的,其中有一些明显的漏洞和缺陷。首先是把黄忠的上司搞错了,原本是韩玄,这里却变成了金族;其次,地点也错误的成了金陵而非长沙;为了突出黄忠,不惜让关羽、张飞、魏延都做了陪衬,这也是有问题的。虽说“红花还要绿叶扶”,但是把关羽、张飞、魏延这些名声显赫的“大红花”都变成了“绿叶”,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因此,这种的早期创造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三.        罗贯中的成就和失误要不怎么说罗贯中是一代文学巨匠呢。这一段粗糙的早期创造故事到了他的手上,马上就变了一副模样。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是皆大欢喜:黄忠回到了他应该回到的地方---长沙,关羽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义释黄忠。英雄相见,惺惺相惜,旗鼓相当。一个不斩,一个不射,实在令人羡慕;既突出了关羽,又照顾了黄忠,实在是相得益彰,两全其美。不过,罗贯中还是犯了两个小错误,让后世的读者和评论家们诟病不已。一是关羽和黄忠的关系。既然在“关公战长沙”中两人如此的惜英雄重英雄,后来的关羽又怎么可能骂黄忠是“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呢?其二就是魏延的反骨了。虽然说这是罗贯中有意而为,但是实在有点荒诞。看看,文学巨匠也会出错,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一点毛病。不过这也难怪。人无完人嘛!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读者、评论家说长道短、著书立说来进行批评呢?这也算是罗贯中给后人的一点“贡献”吧!四.        浪漫而实用的再创作如果说历史学家们、评论家们要做的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分析,那么民间艺人们则是根据文学作品中的盲点进行再加工和再创作。《三国演义》成书之后,民间艺人们觉得还是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的要求,于是衍生出一种完全按照自己意愿的再创作的思路,因此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关于“关公战长沙”的故事。他们不会去理会那些条条框框,怎么讲能够吸引听众那就怎么创作吧!所以到后来的“关公战长沙”的故事越来越浪漫,越来越动听,并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一些相关的名胜遗迹也逐渐出现,这也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对心目中的英雄的一种怀念和热爱;当地的官吏和士绅也非常乐意出现这样的传说和遗迹,这毕竟对提高长沙的知名度、拓展旅游市场有好处嘛!于是在《善化县志》及一些地方志中便有意把这些民间传说加以吸收,变成了一种官方记载,于是乎长沙及其所属县区也就出现了那么多的关于“关公战长沙”的浪漫民间传说,为后世广为流传;那些相关的名胜遗迹也变的引人注目,成为人们凭吊关羽、黄忠这些三国英雄们的驻足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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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酒侃三国》之:名士田畴  灿烂海滩  后汉末年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名士,随着时局的变化,这批名士们也开始逐渐的分化。有的积极参与到群雄逐鹿之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并成为后汉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纵横家,这其中以诸葛亮最为突出;有的则是抱啸山林、不问世事、潜心治学,彻底成为山野之士,这其中又以大名鼎鼎的庞德公为首;还有一种,虽然无心政治,但却时刻关注时局的发展,并偶露峥嵘,虽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了重重的一笔。燕赵名士田畴就是这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田畴的一生,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思索。  (一)  田畴(169年---214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今天津蓟县)人。自幼好读书击剑,在当地的名声很大。《三国志•田畴传》中说“田畴虽年少,多称其奇。”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幽州牧刘虞打算派遣使者到长安晋见汉献帝,以表达自己对东汉朝廷的忠诚,但由于当时路途遥远、盗匪横行,需要一位有胆有识而且又能随机应变的壮士来完成使命。刘虞的部下推荐了当时年仅二十二岁的田畴。刘虞便亲自向田畴发出了邀请。见面交谈之后刘虞对田畴非常赞赏,并任命田畴为从事,为他准备好车马。等到出使前,田畴对刘虞说:“目前道路阻隔,盗匪横行,若是公开打着官差的名义出使,反而会碍事。因此我想便装出发,抵达长安可能更容易些。得到刘虞的同意以后,田畴回到乡里,挑选门客等共二十多人共同赶赴长安。不过就连田畴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来一去竟然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田畴出发以后,历尽艰险,《三国志•田畴传》中说“畴乃更上西关,出塞,傍北方,直趣朔方,循间径去,遂至长安致命。”可见一路的艰辛。到达长安以后,献帝非常欣赏田畴的仁义,诏拜骑都尉,三公官府也是同时召用田畴。但是田畴都是坚决辞让,不肯接受。在得到朝廷回复刘虞的诏书后,田畴立即赶回幽州复命。但还没到达幽州,刘虞已经在同公孙瓒的冲突中被杀害。田畴悲愤之下,回到幽州后立刻去拜谒刘虞之墓,在墓前宣读朝廷回给刘虞的诏书,然后哭泣而去。公孙瓒得知消息后大怒,立即派人重金悬赏并抓住田畴,责问田畴为什么不把朝廷的诏书交给自己而是拿到了刘虞的墓前宣读。田畴说:  “汉室衰落,人怀异心,只有州牧刘公不失忠臣气节。朝廷诏书上对将军没有什么好话,这恐怕是你不愿意听到的,所以也就不交给你。何况将军你现在的行为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既杀害了无罪的君子,又敌视忠义的臣子,这样的行为,必将让燕赵有识之士皆投东海而死,谁还会愿意跟随将军!”  田畴的义正词严,终于让一向以残暴著称的公孙瓒哑口无言,最后只能将田畴释放。公孙瓒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田畴义士,君弗能礼,而又囚之,恐失众心。”由此也可以看出年轻的田畴在幽州的威望。  如何看待这个时期的田畴呢?年轻有为,血气方刚,不畏强权,不怕死亡。书生意气跃然纸上!这时候的田畴大概和所有的青年学子一样满怀报国之志,故而有三年坎坷为一诺的壮举。刘虞治幽,政绩卓著(见拙作“《煮酒侃三国》之刘虞—三国前期杰出的政治家”),深受幽州士民爱戴,在田畴的心目中,刘虞是正义的象征,因此他对公孙瓒的暴行义愤填膺,冒险在其墓前哭泣,并在公孙瓒面前指责其劣行,体现出的是一种鲜明的书生正气。不过,从刘虞之死中,田畴已经对东汉末年混乱的形势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时候的他有点心灰意冷,对政治失去了信心。不过,田畴仍然有着自己的理想,接下来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二)  田畴在公孙瓒手中侥幸逃过一死后,回到了家乡---无终。他没有消极避世,而是创造出了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国度,并且获得了初步成功。  田畴先是招集宗族“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田畴又通过选举的方式成为领袖。然后按照自己的理想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  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袁绍数遣使招命,又即授将军印,因安辑所统,畴皆拒不当。绍死,其子尚又辟焉,畴终不行。  按照现在的说法,田畴制订了明确的刑法、婚姻法、教育法条例。从田畴开始招集说的“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於世!”,说明田畴事先就已经提出了一个政纲:为刘虞报仇。作为团结部属的口号。另外,从“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来分析,很可能田畴还成立了自己的军队。  如何理解田畴的这番举动呢?笔者认为:这是田畴为实现自己理想的一次实践。古今读书人都对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有个美好的憧憬,大都仅仅止步于空谈之中,而象田畴这样付诸于行动者寥寥无几。从“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的效果来看,虽然史料中没有具体的描述,看不出田畴是否有一整套完整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体系,但很明显,田畴的尝试是成功的。在当时政局混乱的局面下,田畴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一个“世外桃源”,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这种作为不能认为是一种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追求,它比庞德公之类的名士终日抱啸田间、不问世事最后老死山林更加令后世思索和仿效。  这也给后世的读书人一个启示:如何在理想不能实现的政局下去探索和实现自己的理想。著书立说固然可取,但是勇于实践进行探索则更加令人钦佩。如果仅仅止步于空谈之中,终将一事无成。  (三)  田畴的理想社会大概维持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为了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北征乌桓。由于田畴声名远播又熟悉当地情况,曹操事先便派人征召田畴。田畴立刻收拾行装赶赴曹营,并被曹操任命他为司空户曹掾。但是经过一番交谈之后,曹操对田畴亦是赞赏有加,“即举茂才,拜为蓨令”。但是田畴推辞不就,跟随军队驻扎在无终。  当曹军因气候及道路的影响,行军困难时,田畴向曹操提出:“沿海的这条道路在夏秋时节经常涨水,不利于行军。过去从卢龙口到达柳城有过一条路,虽然已经毁坏了有二百年,但是还是有小路可行。从卢龙越过白檀,出其不意,可以一举消灭蹋顿。”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了曹操的采纳并立刻实施。也就是因为田畴的这个正确的意见,曹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北征乌桓的胜利,完成了同意中国北方的事业,从而结束了中原地区长期混战的局面。田畴在这场战争中立下了大功,所以后来曹操论功行赏,决定封田畴为亭侯,邑五百户。但是田畴还是固让不受。曹操也只能作罢。  如何理解这个时期田畴的心态呢?我们可以从两段史料进行分析。首先是在《三国志•邢颙传》中记载了一段对话:  颙谓畴曰:“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今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田畴曰:“邢颙,民之先觉也。”  由此不难发现:当年还在尝试自己理想的时候,田畴就已经对曹操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评价很高。这也是后来田畴帮助曹操的原因之一。  二是《三国志•田畴传》中的记载。当得到曹操的邀请时,田畴显得毫不犹豫这种现象来进行初步的分析。当时有其门客问他:“昔袁公慕君,礼命五至,君义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袁绍请了你五次,你都不去,怎么曹操的使者一来,你就迫不及待要走呢?田畴的回答很简单:“此非君所识也。”笔者认为:这是田畴内心思想的一次转变。乌桓入侵已有百年,这种矛盾使得田畴暂时放弃了自己继续完成实现理想社会的探索,加入到民族战争的行列之中。曹操北征乌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灭袁氏的残余势力,而田畴的加入,则完全是为了民族大义。(《三国志•田畴传》中说:“畴常忿乌丸昔多贼杀其郡冠盖,有欲讨之意而力未能。”就充分证明这一点。)。在民族大义面前,田畴显示出一个读书人的民族气节。  田畴此时的思想似乎也发生了转变。或许这个时期的田畴对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建立一个“世外桃源”,仅仅能保全自己宗族和幽州部分百姓的安全,但是根本不能改变后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局面。所以,田畴不但加入了曹操的阵营,还把自己的家属和同族三百余人全部迁居到鄴城。看来是把希望寄托到曹操的身上了。  (四)  田畴加入曹操阵营后,跟随曹操参加了南征刘表的荆州之战和赤壁之战。战后曹操回忆起当年田畴在自己北征乌桓之战中的功勋,后悔当初答应了田畴的固让不受,所以又再次将以前赐封给田畴的爵位授予田畴。田畴依然是“上疏陈诚,以死自誓”,坚决不受,以至于曹操“欲引拜之,至于数四,终不受”。后来曹操很不高兴,派亲信夏侯惇前往劝说。田畴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我田畴只是一个负义逃窜之人,承蒙曹公的恩典得以安全地活到今天,已经是够幸运了。难道还要拿进军卢龙作为资本,来换取封赏和俸禄吗?纵使国家庇护我,我田畴还是感到非常惭愧。将军你是了解我的苦心的。如果你回去无法交代,那么我也就只有自刎在你的面前,以死明志了。  夏侯惇后来把田畴的话转给了曹操,曹操长叹一声,知道无法强求田畴,最后给了田畴一个议郎的虚衔。田畴终于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一直生活到四十六岁病故。  如何看待田畴不愿为官呢?这个疑问在当时就引起了一番争论。有官员针对此事弹劾田畴,说田畴是想成全自己的小节而违背国家赏罚的标准。对此曹操也犹豫了很久,让太子曹丕和大臣们进行讨论。曹丕认为田畴此举与子文辞禄,申胥逃赏一样,都不应该强夺本人的志愿而要宽容其节义;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锺繇都非常赞同曹丕的看法。其实田畴不愿为官的理由很简单:田畴认为自己没有能够亲手为故主刘虞报仇,违背节义之气,属于“志义不立、负义逃窜”之士,不应该得到朝廷的封赏。(和田畴有同样遭遇的还有邢颙。邢颙也是因为老上级去世辞官而遭到弹劾。当时曹操的态度是:“颙笃於旧君,有一致之节”,最后并没有追究)。这里我们不去深究田畴不愿为官的具体原因,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田畴没有利用自己的功劳替自己捞好处,言行一致;也不会利用自己的节气换取政治资本,表里如一。这比起同样是名士的许攸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五)  对于田畴一生,陶渊明在自己的《拟古九首》诗之二中做了一个准确的评价:“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陶渊明对田畴这样的高尚节义之士深表敬仰,对世间不顾节义而趋炎附势、争名逐利之人表示了自己的厌恶。陈寿在《三国志•田畴传》中对田畴的评价是:“田畴抗节,王脩忠贞,足以矫俗”,对田畴持守大节也是非常的赞赏。在笔者看来,田畴避世不消极,为人不虚伪,处世求心安,不愧为一代名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勇于尝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为抵御外族的入侵,放弃“世外桃源”,投入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之中并取得胜利;重诺言三年坎坷;守节气不趋炎附势;立大功不求高官厚禄。如此风范世间几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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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小人物”张扬                    灿烂海滩    后汉末年群雄逐鹿,形势非常混乱。这其中既出现了曹操、刘备、孙氏兄弟等天下豪杰,又有董卓、袁术这样的乱臣贼子,同时还有一些为人忽略和遗忘的“小人物”。本文所介绍的张杨就是其中之一。陈寿在《三国志•张杨传》中有了几百字来记述这位“小人物”的一生,最后给他的评语是:“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显然对张杨不屑一顾。但是通过对张杨一生的了解,却不但可以了解这个“小人物”的心态,更可以从他的身上也可以折射出东汉末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诸如张杨之类地方实力派们的处境。                               (一)    张杨(?---198年),字稚叔,云中(今山西省原平西南)人。早年因为骁勇闻名并州,成为当时并州刺史丁原的部下,任职从事一职。(《三国志•张杨传》中说是武猛从事,据卢弼《三国志集解》中考证:这个职务就向《三国志•张燕传》中的将兵从事一样属于汉末的临时所置)。虽然史料中没有关于张杨在并州期间的表现的记载,不过可以从吕布、张辽这时期的职务看出张杨的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张辽的职务和张杨一样同是从事,勇冠三军的吕布比他们还要低一级,仅仅是个主薄。估计张杨在军事方面还是一点水平的,属于并州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灵帝为了加强京城洛阳的军事力量,应付日益混乱的局势,组建了一支以宦官蹇硕为首的西园军,当时的袁绍和曹操分别在军中担任中军校尉和典军校尉。丁原派张杨带兵在西园军中担任代理司马,其目的大概有两个:一是显示对朝廷的忠诚,充实军队的力量;二来利用张杨了解朝廷的动向,加强自己和朝中各大势力的联系。从这一点来看,张杨在丁原的心目中的地位应该不低。    蹇硕被杀后,大将军何进取得了对西园军的控制权。为进一步补充力量,何进派张杨回并州招兵。张杨招募了一千多人后,就奉命驻守上党,协助当地的官兵进攻在此活动的“白波军”。也正因为如此,张杨错过了后来在洛阳发生的何进遇刺、袁绍诛宦、董卓乱政等一系列汉末重大政治事件。也许就是这个阴差阳错,为张杨的悲剧埋下了一个伏笔:老首长丁原被杀了,好朋友吕布投靠董卓了。自己该何去何从呢?这时候的张杨成为了一个“政治孤儿”。这时候的他在干些什么呢?陈寿的交代也是含含糊糊的。《三国志•张杨传》中的记载是:“进败,董卓作乱。杨遂以所将攻上党太守于壶关,不下,略诸县,众至数千人。”究竟是张杨沦为盗匪去进攻官军还是政见不合而去平叛?从《三国志•张杨传》中难以分辨。以当初张杨是奉命在上党剿匪的记载分析,估计沦为盗匪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和上党太守政见不合。不过,从张杨“略诸县”的行经的看出:张杨其实也干上了偷鸡摸狗的勾当,和做土匪也没有什么分别了。而且张杨还不仅仅是在上党做了一回土匪,在河内也是如此。《三国志•常林传》中记载过“张杨利其妇女,贪其资货。林率其宗族,为之策谋。见围六十余日,卒全堡壁。” 张杨的并州同乡吕布后来也是“将士钞掠”(见《三国志•吕布传》),说明并州部队的纪律是很差的。虽然不能因此断定张杨变成了“贼”,但是也证明张杨这时候的日子过的的确不怎么样,已经是在到处流窜了。    张杨在与上党太守的交战中没有讨得什么便宜,于是张杨又到河内投靠了袁绍,加入了关东联军,总算是名正言顺地归队了。官兵---土匪---官兵,张杨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完成了自身角色的三次转变。     不过张杨归队后的日子没有好过对久。袁绍分配给他的任务实在是不怎么样。没过多久,张杨又由一名官兵变成了人质,而且是匈奴的人质。    袁绍讨董之时,除了联合各大割据势力以外,还借用了匈奴的力量。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初,于扶罗和张杨一起投靠了袁绍,屯兵漳水。后来,于扶罗又叛离袁绍,劫持张杨出走,在邺城南被袁绍部将麴义击败,于扶罗打败黎阳的度辽将军耿祉。从时间上计算,张杨沦为人质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这段经历对张杨来说也未必是件坏事。理由如下:    第一,于扶罗并没有加害于他,说明他与于扶罗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也说明他对匈奴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第二,沦为人质而不投降,无形之中也成为一个英雄,对提升个人形象有好处。    张杨的这一段经历似乎给他又带来了一个变化:当他回归后,接受了董卓的委任,当上了建义将军、河内太守。从河内的地理位置判断,张杨也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加上原并州集团的大部分人员都随吕布投靠了董卓,此时董卓提拔张杨,虽有些拉拢的意思,但是估计和张杨的旧交们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二)    张杨接受董卓的委任担任河内太守,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立场有了一个微妙的转变。同时他的转变也随着时局的变幻而不断变化。这种政治立场的不断改变而伴随了张杨的一生。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自领兖州牧后,为表示自己对朝廷的效忠,派遣使者到长安上书。据《三国志•钟繇传》记载:“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领兗州牧,始遣使上书。”但是当曹操的使者王必途经河内时却被张杨扣留。最终王必能够得以平安过境,全赖张杨的手下董昭的斡旋。董昭对张杨说:“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见《三国志•董昭传》,下同)    张杨的举动实在有些令人费解。不过最终张杨还是接受了董昭的建议,不但给王必放行,还上表推荐曹操。同时,“杨亦遣使诣太祖。太祖遗杨犬马金帛,遂与西方往来。”这可以看出张杨对于时局的看法似乎又有了一些变化,这回,张杨又出人意料的和曹操拉上了关系。       献帝在河东之时,张杨在安邑护驾有功,拜安国将军,封晋阳侯。这时候的张杨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迎取献帝返回故都洛阳。不过这个设想在部下的阻挠下最终未能实现。这回张杨又成为后汉王朝的忠臣孝子了。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被杨奉、董承、韩暹劫持返回故都洛阳。途中出现粮食供应不济的情况,张杨主动带着粮食在路上迎接,并和献帝一起来到洛阳,而且还派人重新修缮了部分残败不堪的洛阳宫殿。正当人们以为张杨就此可以在朝中担任要职的时候,张杨却表示:“天子当与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杨当捍外难,何事京都?”(见《三国志•张杨传》)。    张杨放弃在朝中为官的机会,要回去继续去做自己的太守,朝廷无奈之下,也只好由的张杨了,授予了他一个大司马的虚职,算是对张杨的一种奖励。    张杨为什么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呢?显然张杨的举动有自己的打算。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认为:“张杨与王邑这两位深明大义,具有实力的太守,却又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均回了他们职责所在的郡(河内郡与河东郡)。”笔者认为不尽然。其证据有二:《三国志•董昭传》中记载:“建安元年,太祖定黄巾于许,遣使诣河东。会天子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杨各违戾不和。”《资治通鉴》第六十二卷亦云:“(曹操)既至,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帝以暹、杨有翼车驾之功,诏一切勿问。”    从第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张杨同其他三人之间有矛盾,并且很可能发生过直接的冲突;从第二条资料中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出在到达洛阳以后,张杨和其他三人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曹操率部进京的一个借口,足见张杨的离去的原因和他自己所说的不太一样。因此黎东方先生所说的“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未必站的住脚。笔者认为:或许避乱自保的成分更多一些。                                 (三)    张杨对待吕布,的确很够朋友。吕布先后投靠张杨两次,张杨都是没有二话。这里两种不同的记载:《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杨及部曲诸将,皆受傕、汜购募,共图布。布闻之,谓杨曰:“布,卿州里也。卿杀布,于卿弱。不如卖布,可极得汜、傕爵宠。”杨于是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颍川太守。《后汉书•吕布传》: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杀卓,有德袁氏,遂恣兵抄掠。术患之。布不安,复去从张杨于河内。时李傕等购募求布急,杨下诸将皆欲图之。布惧,谓杨曰:“与卿州里,今见杀,其功未必多。不如生卖布,可大得傕等爵宠。”杨以为然。有顷,布得走投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资治通鉴》:初平三年(壬申,公元一九二年)吕布自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于袁氏,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自安,去从张杨于河内。李傕等购求布急,布又逃归袁绍。    哪一种更象张杨呢?这里笔者采信《英雄记》的说法。张杨和吕布原本就是旧交,张杨能够当上河内太守和吕布似乎有点关系。加上吕布说的话也有些道理,张杨应该会采纳。而且从后来吕布危难之时,张杨明知不敌曹操还要派兵策应吕布,都证明二人的交情的确不浅。吕布最终选择了离开张杨投奔袁绍,估计与“李傕等购募求布急,杨下诸将皆欲图之”有点关系。吕布似乎是主动离开的。    吕布在袁绍处遭遇危险再次投靠张杨时,张杨又一次收留了吕布。这回张杨可真的成了一个扶危救难的朋友了。不过这一次的时间也不长,很快吕布接受了张邈和陈宫的邀请去兖州做上了州牧。最后吕布在徐州被曹操消灭。而张杨则是在吕布危难的时候,“杨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遥为之势。”也算是尽了做朋友的一份义务。不过张杨很快又被打算投靠曹操的部下杨丑杀死。而杨丑也没有落的什么好下场,“杨将眭固杀丑,将其众,欲北合袁绍。太祖遣史涣邀击,破之于犬城,斩固,尽收其众也”。张杨和他的河内地方势力从此从后汉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四)    如何看待象张杨这样的小人物呢?笔者认为:象张杨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本身并不具备争夺天下的雄心和实力,在后汉末年纷乱的政治格局下,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何去何从难以定夺,成为纷乱格局下的政治迷途者,所以其政治立场也随着时局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从一开始的官兵---土匪---官兵,到后来一会儿成为董卓的帮凶,一会儿又变成了朝廷的忠实子民,就说明张杨在乱世之中的应变能力和政治眼光比较差。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张杨显得力不从心,四处化缘投机。对待正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的曹操,张杨缺乏足够的分析判断能力,虽然在之前有过和曹操通好的经历,但是后来又因为自己的政治判断出现问题而与之为敌,招致杀身之祸;对待吕布,张杨虽然很够义气,但是却没有站在一个战略的角度加以分析,之前张杨的收留多少还显得有点眼光,但之后的策应实在是非常不理智:此时的吕布势力已经是奄奄一息、苟延残喘,而曹操却是如东升之日,迅速崛起,这也反衬出张杨拙劣的政治眼光,缺乏一个政治人物应有的敏锐。加上张杨性格上的懦弱(《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曰:“杨性仁和,无威刑。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对部下的管束水平低劣,部下对其多有不服,最终难逃“授首于臣下”的下场。象张杨这样的例子,在乱世之中显得比较多见,这种小人物的下场通常也和张杨一样不得善终。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在笔者看来,英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却是象张杨这样的乱世迷途者,也许就是这些小人物们的迷茫和不知所措才成就了英雄们的辉煌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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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细说陈登                   灿烂海滩陈登,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出场的机会很少,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在史书《三国志》中虽然对他有所介绍,但是寥寥百余字,语焉不详。不过陈登却是最让刘备难以忘怀的人之一。后来在一次与刘表、许汜一起谈到陈登的时候,刘备毫不掩饰的称赞陈登: “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对于陈登,一代奸雄曹操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曹操是“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陈寿在《三国志•吕布臧洪传》中对陈登的评价是:“陈登、臧洪并有雄气壮节,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洪以兵弱敌强,烈志不立,惜哉!”显然对陈登也是充满了惋惜之情。由以上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陈登此人的确有点不简单。一.        传奇的陈登陈登(公元163年-201年),字元龙,东汉下邳淮浦(今江苏省涟水县)人。《三国志•吕布臧洪传》注引《先贤行状》中说陈登“忠亮高爽,沉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陈登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沛相陈珪之子,陈珪叔父是后汉名臣陈球。陈球曾经做过司空、光禄大夫、太常、太尉等要职。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陈球联络朝中部分大臣诛杀宦官不成,最后被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陈球等人的行为倍受推崇,属于清流名士之列,在这种家庭出身的陈登自然自幼深受熏陶,对当时的纷乱局势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这对陈登后来的人生之路似乎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说起陈登为官后的政绩和名望,无论是正史、野史都是众口一词,非常赞赏。陈登二十五岁“举孝廉,除东阳长,养耆育孤,视民如伤。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繥稻丰积。奉使到许,太祖以登为广陵太守,令阴合众以图吕布。登在广陵,明审赏罚,威信宣布。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束手归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爱之。”(见《先贤行状》,下文未注明出处皆同),在担任广陵太守期间政绩斐然、名望极高,后来曹操提拔他当东城太守时,广陵吏民还出现了一场“共拔郡随登,老弱襁负而追之”的感人场面。陈寿在《三国志•吕布臧洪传》中也评价陈登“在广陵有威名”。由以上几个事例可以看出:陈登在内政方面的确是个高手,足以称之为一代良吏。陈登不但在内政方面卓有成就,在军事上也是一把好手,属于文武兼备的人才。曹操兵围下邳、袭击吕布之时,陈登担任曹军的先锋,立有战功;就任广陵太守期间更是和江东战神孙策展开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孙策遣军攻登于匡琦城。贼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以今贼众十倍于郡兵,恐不能抗,可引军避之,与其空城。水人居陆,不能久处,必寻引去。登厉声曰:“吾受国命,来镇此土。昔马文渊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灭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为邪!吾其出命以报国,仗义以整乱,天道与顺,克之必矣。”乃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登乘城望形势,知其可击。乃申令将士,宿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诣贼营,步骑钞其后。贼周章,方结陈,不得还船。登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迸走。登乘胜追奔,斩虏以万数。贼忿丧军,寻复大兴兵向登。登以兵不敌,使功曹陈矫求救于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军营处所,令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称庆,若大军到。贼望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面对十倍于己的虎狼之师,陈登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并且在曹操援军赶来之前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再看看陈登的纵横之术。从史料分析,陈登在这方面也堪称一流。陶谦死后,陈登亲自说服刘备担任徐州牧:““今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当时的刘备表面上还显得比较犹豫。陈登曰:“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见《三国志•先主传》);不仅如此,陈登还致信袁绍,以求得到支持,陈登向袁绍表示:“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这一切都让刘备对陈登心存感激之情,所以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刘备对陈登的怀念。吕布占据徐州时,陈登奉命晋见曹操,他向曹操陈述了自己对吕布的不屑:勇而无计,轻于去就,宜早图之(见《三国志•吕布传》。这个评价得到了曹操的高度赞赏(后来陈寿的观点也基本上和陈登相同,成为后世对吕布的定棺之评价)。其结果是“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太祖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父子二人名利双收。而原本想利用陈登出使谋求徐州牧一职的吕布一无所获,等于是放了一个奸细在自己的身边。接下来再看看陈登的另外一项长处:人物品藻。后汉时期,人物品藻的风气非常盛行。而陈登也是个中好手。《三国志•陈矫传》中记录了陈登对人物品藻的一段话:  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矫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絜,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脩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矫。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陈登不仅有自知之明,亦有鉴人之能,他的品藻亦是非常了得。从以上政绩名望、军功、纵横之术、人物品藻等四个方面都能够看出:陈登的一生很有特色,真的是充满了传奇色彩。除了《三国志•陈矫传》中说他“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这一个小小的弱点之外,陈登都算得上一位“完人”了,难怪陈寿会说他“有雄气壮节,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惜哉!”了。                二.阴险的陈登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陈登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但这只能证明作为个体的陈登能力很强,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陈登,在政治立场上的表现究竟如何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可以通过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和陈登及所代表的徐州世族和豪强地主势力的一举一动来进行分析,以便更加清楚的了解陈登。汉末的时局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徐州的豪强地主和世族势力(以下简称徐州势力)也和其他地区一样,初期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要极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希望在本地区发生动荡和混乱而对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害;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太情愿接受外来势力的介入,而成为诸侯混战的战场;第三,他们对外人的管理又都心存疑虑,所以,朝廷委派的扬州人陶谦进入徐州这时候,徐州势力采用的一种表面支持、实则静观其行的做法。因此,才会出现诸如很多名士并不买帐的情况。但随着陶谦在徐州的卓有成效的管制,徐州势力的自身利益基本上得到了保证。因此,陶歉也逐渐成为徐州势力的政治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陶谦才得以顺利的顺利的在徐州开始了数年的统治。也正因为如此,当陶谦杀死曹操父亲一家引起曹操血腥屠城之时,徐州势力团结一心,抵抗曹操的疯狂进攻。从这个角度分析,徐州势力自身还没有出现一个公认的本土政治领袖,所以不得不依靠“外人“陶谦了。这种情况在徐州维持了教长的一段时间,直到陶谦去世。此时的陈登虽然已经在徐州崭露头角,但毕竟还很年轻,不足以成为徐州势力的领头人,但是,由于陈登是在陶谦的提拔下迈入政坛,很可能和陶谦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工作、私人关系,加上陈登家族在徐州的巨大影响力,陶谦和徐州势力都把陈登看着是双方进行沟通、协调的中间人。这时候的陈登也逐渐成为一个发言人的角色。陈登的这个发言人的作用在陶谦死后得到了充分发挥。刘备之所以能够当上徐州牧,未必是陈登对刘备有多欣赏,而是因为严峻的现实让徐州势力的选择实在是太少了,在徐州面临曹操疯狂进攻的形势下,这也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刘备就问过陈登为什么不选择近在咫尺的“四世三公”之后---袁术,陈登一语道破了袁术“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曹操的两次进攻让徐州势力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自身又没有公认的政治领袖,所以只好采用一个老办法:借力用力,继续用“外人“刘备来协助安定徐州的局势。这种选择可谓用心良苦。徐州势力是怎么表现出这种想法呢?就是陈登写给袁绍的信。按照常理,州郡推举长官,应该是向朝廷上表,可徐州势力的做法却是告之袁绍,这个做法令人感到很蹊跷。为什么呢?因为袁绍是曹操的盟友,而刘备与袁绍的关系也比较特别。虽然不见记载,但是从袁绍的回信中“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的口气中可以得知:袁绍对刘备的评价如此之高,极有可能二人原本就是旧交,关系密切,而且双方的关系已经是广为人知。徐州势力就是利用了这种关系,借推刘备为徐州牧而希望利用袁绍来劝阻曹操,换取徐州的和平。(这里附带说一句:既然徐州势力如此的看中袁绍,那为什么不干脆请袁绍来管制徐州呢?笔者认为: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袁绍的势力当时很强大,徐州势力是怕到时候真的成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了)而徐州势力自己对刘备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陈群就曾经当着刘备的面说过:徐州迎备,备欲往,群说备曰:“袁术尚强,今东,必与之争。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见《三国志•陈群传》)。    这种疑虑,估计徐州势力一早就想到了。他们对刘备的利用只是暂时的,对其军事指挥、地方管制的能力非常的怀疑。所以,当天下第一的武将吕布出现在徐州时,徐州势力立刻产生了另外一种选择:是让以“宽毅仁厚”的刘备继续统治徐州,还是让武力天下第一的吕布来抵御外敌呢?显然徐州势力选择了后者。《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布水陆东下,军到下邳西四十里。备中郎将丹杨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杨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杨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杨兵悉开门内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从这一段史料分析:吕布夺取徐州是得到了徐州势力的支持的。想吕布被曹操在兖州打的丢盔卸甲、落荒逃至徐州的,兵力有限;刘备对他又是“外然之而内不说”,有所防备。如果没有徐州势力做内应,吕布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取徐州而又使刘备后来毫无反扑的机会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吕布把刘备逼成“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见《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这副惨样,估计和徐州势力的立场有关---支持吕布、反对刘备。而此时的陈登从史料上看,也并没有对被自己评价为“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的玄德进行任何的支持和帮助,而是跟随父亲陈珪一起在吕布手下又当上官了,足见当时陈登当初推荐刘备之言的言不由衷,实乃形势所逼。吕布占据徐州之后,曹操因为忙于迎接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时又要对付袁术,一时无暇东顾,徐州得以出现短暂的和平景象。此时的徐州势力又开始为自己的利益打起了小算盘。吕布为人反复无常、有勇无谋,迟早会被曹操消灭。这一点陈登和徐州势力看的都很清楚,为了避免再次成为炮灰,以陈登的父亲陈珪为代表的徐州势力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他们把目光集中到了当时刚刚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身上。虽然当年徐州势力和曹操有着血海深仇,但毕竟自身的利益大于一切。所以当吕布准备和袁术通过联姻结盟时,陈登的父亲陈珪出面进行劝阻,为曹操解决了一直担心的问题。这一点在《三国志•吕布传》中介绍的很明确:沛相陈珪恐术、布成婚,则徐、扬合从,将为国难,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太山之安。今与术结婚,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显然徐州势力是早有预谋投靠曹操,所谓的“将为国难”理解为“将为州难”更为准确。此时的袁术已经是江河日下,蹦达不了几天了,而此时的曹操的势力却是蒸蒸日上,这一点徐州势力看的非常清楚。接下来陈登又利用晋见曹操的机会,向曹操示好,又同吕布站到了对立面。因此也就出现了后来徐州势力作为内应、甘为先锋攻打吕布的事件了。这时候的陈登因为反复有功,才被曹操任命为广陵太守,逐渐成为徐州势力的代表人物。基于同样的考虑,后来刘备重回徐州、与曹操为敌之时,徐州势力明显的倒向曹操一边。刘备与曹操一役,一败涂地,《三国志•先主传》注引《魏书》记载:是时,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诸将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备。备初谓公与大敌连,不得东,而候骑卒至,言曹公自来。备大惊,然犹未信。自将数十骑出望公军,见麾旌,便弃众而走。此次徐州之战,刘备不但是望风而逃,还把自己的妻儿老小、爱将关羽都丢了。原因何在呢?当年首次徐州之战的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气势何在?其实理由很简单:徐州势力眼见曹操的势力明显高于刘备,所以干脆也就袖手旁观,甚至暗中协助曹操,刘备自然也只有仓皇逃串了。此时的陈登在做什么?在做曹操任命的广陵太守。凭陈登的威望和其家族在徐州的影响力,如果有心帮助刘备,那刘备绝对不至于败的那么快、输的那么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登及徐州势力的想法和做法。可怜刘备一直就没有弄清楚当初陈登及所代表的徐州势力为什么推举自己当上了徐州牧,如果他要是知道陈登的真实用心,不知道还会不会对陈登倍加赞赏了。说到曹操对于陈登和徐州势力的看法比刘备来得清醒的多。曹操是如何对待陈登和徐州势力的呢?一般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曹操对陈登没有重用上,其实这只是曹操处理问题的方法之一。在《三国志•陈矫传》中的一段对话才是最能说明曹操和陈登及徐州势力的相互关系的。郡为孙权所围於匡奇,登令矫求救於太祖。矫说太祖曰:“鄙郡虽小,形便之国也,若蒙救援,使为外籓,则吴人剉谋,徐方永安,武声远震,仁爱滂流,未从之国,望风景附,崇德养威,此王业也。”太祖奇矫,欲留之。矫辞曰:“本国倒县,本奔走告急,纵无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义乎?”㈠太祖乃遣赴救。吴军既退,登多设间伏,勒兵追奔,大破之。    这个“使为外籓”很能说明问题:曹操十分清楚陈登及徐州势力的真实意图:害怕外人的管制影响自身的利益。所以曹操采用了一种类似于联邦的方式对徐州进行管辖,也不派重兵在前线进行部署,就让陈登及徐州势力在与孙策的对抗中相互消耗,进一步削弱徐州势力的实力,就等着徐州势力消耗的差不多了来求自己的时候,自己也就名正言顺的加强对徐州的控制。在对徐州势力的利用和控制上,奸雄明显高出枭雄一筹。这也反映出作为徐州势力代表的陈登不被曹操重用的真正原因:地方意识太强烈,为了维护徐州势力自身利益,所作所为实在非常阴险毒辣,幸亏曹操没有被陈登所表现出来的假象所迷惑,自己事业的发展又是属于上升期,对徐州势力采用了正确的方式进行管理,要不然的话,一旦自己的势力遭受沉重打击,没准曹操也会成为恐怕会成为下一个刘备或者吕布。三.        对陈登的评价通过以上的两种分析,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评价:作为个体的陈登的确是一位奇才、一代良吏,作为一个有着“扶世济民之志“的青年才俊,陈登一方面有着功成名就的个人追求,另一方面也有着造福于一方百姓的政治愿望。他所做的一切基本的诉求是为要维护徐州势力的自身利益,维护一方的安定,这也正是陈登政治立场看上去似乎并不稳定的原因所在。而这个政治立场的不稳定,折射出陈登及徐州势力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对外来势力的一种本能的抵触。作为徐州势力代表的陈登自然也就不会全心全意的为包括曹操在内的任何外来政治势力合作,所以也就注定了陈登本人不会有太大的发展。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陈登及徐州势力会选择在最有利的时候和任何外来势力决裂。因此,如果不是因为陈登离奇死亡,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也会为了徐州势力的自身利益或者是诸侯力量强弱的改变而同曹操反目为仇。从这个角度来看,陈登死的还真是时候。要不然,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陈登的真面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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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罗贯中的败笔                灿烂海滩诸葛瞻是诸葛亮的长子,幼年非常聪慧,深得其父喜爱。凭借诸葛亮生前的威望,诸葛瞻十七岁就任骑都尉,先后担任过羽林中郎将,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等要职。在蜀汉后期日见衰落的环境下,诸葛瞻宛如又一个诸葛武侯出现在蜀汉的政治舞台上。这倒不是因为诸葛瞻自身有多大的能力,基本上还是靠诸葛亮的威望。蜀人非常怀念诸葛亮,逐渐变成了爱屋及乌,所以每当蜀汉朝廷出现了一个善政佳事,人们都会认为是诸葛瞻的功劳,那怕这和诸葛瞻根本没什么关系也一向如此。景耀四年(公元263年)诸葛瞻被委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魏征西将军邓艾征讨蜀汉之时,诸葛瞻和儿子诸葛尚一起上阵御敌。期间邓艾曾经派人对诸葛瞻进行劝降,诸葛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陈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以上记载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在此陈寿虽然认为诸葛瞻“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但是对其在战场上表现和最后壮烈殉国的情形还是做了基本的表述。对于这个历史瞬间,裴松后来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注中也引用了两个资料:干宝曰:“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晋泰始起居注载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从以上的几个历史记载来看,虽然诸葛瞻能力不济,但是其忠贞不二、壮烈殉国的行为,却是值得后人赞颂的。诸葛亮祖孙三代虽然未能帮助刘备、刘禅父子完成复兴汉室的宏愿,但为了蜀汉的江山前赴后继,驰骋疆场,最后都是死在沙场之上,可说是满门忠烈了。原本这是个忠义两全的历史佳话,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应当加以重墨渲染的故事,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却发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转变:诸葛瞻差点成了个叛徒!在罗贯中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十四“诸葛瞻大战邓艾”中,是这样描述的:艾从其言,遂作书一封,谴使送入蜀寨。守将引至帐下,呈上其书。瞻拆封视之。。。。。。诸葛瞻看毕,疑之未决。其子诸葛尚在侧,问曰:“父亲有意降魏乎“瞻叱之曰:“吾为何而降耶?”尚曰:“儿见父亲有三顾之意,容魏使入寨,与之相见,一也;得其书而审其来意,二也;见封琅琊王而不怒,三也。”诸葛瞻扯碎其书,曰:“吾不及吾子也!” 叱武士立斩其使,令从者持收回营,见了邓艾。经罗贯中这么一写,好象诸葛瞻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是好,要不是因为儿子诸葛尚的义正词严才幡然悔悟的话,没准诸葛瞻就要当叛徒了!这段描述,无论是罗贯中出于哪个目的、任何角度,都是一个明显的败笔:既篡改了历史上诸葛瞻父子毫不犹豫、以身殉国的史实,又破坏了人物塑造的完整性,对自己精心塑造的完人---诸葛亮的伟大形象也是一个间接而严重的伤害。这个情节的构思,不能不说是罗贯中这位文学巨匠的一个严重的失误。(罗贯中肯定是看过《三国志》的,这个情节的编排应该也是有意的,不过究竟是什么用意笔者无法猜测,还是留给专家们去研究吧)清代毛宗岗父子在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评改的时候,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对这个不合理的情节进行了重大改动。毛本《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七回“邓士载偷渡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中是这样描述的:艾从其言,遂作书一封,遣使送人蜀寨。守门将引至帐下,呈上其书。瞻拆封视之。。。。。。 瞻看毕,勃然大怒,扯碎其书,叱武士立斩来使,令从者持首级回魏营见邓艾。这样一改,马上又回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改动对于毛宗岗来说,是一个得意之举。怪不得毛宗岗在本回的点评中写到:诸葛瞻父子受命于大事既去之后,而能以一死报社稷。君子曰:武侯于是乎不死。盖战死绵竹之心,亦秋风五丈原之心也。使当日甘心降魏以图苟全,则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家训,不其有愧乎?故瞻、尚亡则武侯存。这段评价在笔者看来,不但是毛宗岗对自己的改动所做的一个回顾,也算得上是对罗贯中的一个婉转的批评。对后世者来说,毛宗岗的成功改动也非常值得称赞。如何完整的体现人物形象,不但是一般作者面对的课题,对于文学巨匠来说,这一点也是必需认真对待、绝不能马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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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吕布杀丁原的另外两个可能灿烂海滩吕布杀害丁原投靠董卓,是一件臭名卓著的历史事件,不但是史料记载中吕布“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见陈寿《三国志·吕布传》)的开始,而且也成为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吕布“三姓家奴”恶名的起因。本文无意为吕布翻案。只是想通过一些历史记载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之后看看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另外一些可能性。吕布(?---公元198年),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人,早年就因为骁勇在并州当差。并州刺史丁原担任骑都尉后,任命吕布为主簿。这是史料记载中吕布所担任的第一个较为高级的职位。这个职务对吕布来说显得比较有趣。主簿是东汉三国时期中央和州郡长官所属属官,其职为主管文书,协助处理事务。很明显这是个文职。而我们从吕布一生骁勇善战、缺乏政治头脑的表现来看,这个职务似乎有点专业不对口,在这个岗位上吕布能发挥多大的能力尚属疑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是这样介绍丁原的:“原字建阳。本出自寒家,为人粗略,有武勇,善骑射。为南县吏,受使不辞难,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其前。裁知书,少有吏用。”从这段记载看,丁原基本上属于一介武夫,能否做到知人善任也是一个疑问。虽然《三国志·吕布传》说丁原对吕布“大见亲侍”(《后汉书·吕布传》中亦云“甚见亲侍”),但吕布的态度如何这也是值得怀疑的。而此时张辽担任的职务已经是从事,比吕布的职位要高一级。但不管怎么说,吕布迈入仕途不久,就算对丁原有点什么不满,也不会过早的表露出来,因此,笔者提出一个疑问:丁原对吕布真的就是“大见亲侍”吗?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丁原没有重用吕布而导致吕布的不满,最终在董卓的利诱之下杀害丁原呢?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乱政。为消灭异己,董卓指使吕布把时任执金吾的丁原杀死,开始控制朝政,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董卓用了什么手段离间了原本关系亲密的丁原、吕布呢?陈寿的解释非常的含糊。《三国志·董卓传》中说:“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在《三国志·吕布传》中也只是说:“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到后来南北朝范晔大概也没有相关资料作为佐证,因此在《后汉书·吕布传》也只能跟随陈寿的说法,写上了“董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只能是说:“卓又阴使丁原部曲司马五原吕布杀原而并其众,卓兵于是大盛”既然在正史中没有直接说明吕布诛杀丁原的直接原因。我们不妨通过这些正史和野史的记载中了解一下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以求寻找出一个大致的答案。董卓接到大将军何进的命令赶至途中之时,洛阳的形势已经是非常的混乱:何进遇刺、宦官被杀、少帝及陈留王刘协仓皇出逃。董卓是第一个找到少帝及陈留王刘协并把他们带回洛阳的。此时的董卓身兼前将军、斄乡侯、并州牧等职务,是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此次又勤王有功,自然倍受关注和推崇。面对洛阳的混乱局面(当时进京的部队共有八支之多),董卓展示了自己非凡的应变能力。《九州春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董卓的这个举动非常的高明,虽然他暗藏祸心,但对于稳定洛阳的局势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结果如何呢?何进、何苗的部下纷纷投靠董卓,丁原所率领的并州军队也随着吕布一起站到了董卓的阵营。此时的董卓从表面上看,有功于社稷,并且得到了部分朝廷官员的拥护。此时的丁原被杀,固然有当时复杂背景的因素,同时也有丁原自己在这场混乱中的态度有关。于涛在《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一书中提到: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则秘密后来由公孙瓒揭示出来。那是在公孙瓒与袁绍交恶的时候,公孙瓒向天下公布了十宗罪。。。。。。袁绍犯下的第一宗罪就是:“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由此可见。”由此可见,丁原、董卓的行动事实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于涛最后的关于“丁原、董卓的行动事实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的观点笔者认为有点勉强,但是说“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袁绍对董卓入京是什么态度呢?《三国志·袁绍传》中说招董卓进京原本就是袁绍的主意。而当时的很多朝廷重臣对招一向名声不佳的董卓入京是持反对态度的。只是到了后来袁绍察觉了董卓的政治野心,与董卓分道扬镳。从最后被杀的结果分析,丁原和袁绍应该处于同一阵线,自然也会站到董卓的对立面。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最后丁原被杀也是意料中事。在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让吕布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真是难为了这个以武力见长而头脑拙劣的吕布,他的想法未必有袁绍、曹操等人那么清晰。更何况连大将军何进的部下都投靠了董卓,部分公卿也支持董卓。以笔者之臆想:在吕布的心中,董卓很可能成为正义的代表,而丁原这个上司也就成为了叛逆,被董卓唆使去杀害丁原,自然变成了义举,属于弃暗投明。而从吕布杀丁原投董卓之后丁原旧将的反应看,对吕布的举动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反抗,究其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和吕布一样认为董卓属于正义的代表,吕布杀丁原是义举;二是丁原这个旧主的管理水平太差,不能得到大多数部下的拥护和支持。三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这三个理由估计连吕布心里都有,而吕布在这次行动中能成为受益者,估计还与他在军中的威望有关(后来不管吕布怎么折腾,这帮人都是一直跟随他,称的上忠心耿耿了)。总之,不管出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理由,吕布的行为都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虽然吕布把丁原杀了,不过笔者还是有一个疑问:既然就算吕布不杀丁原,丁原也未必就能善终,那么,吕布的行动是不是间接的保护了其他众多的并州将领和士兵免受杀戮呢?他的行为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这是为顺应当时复杂局面而采取的正确选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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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谈谈“降汉不降曹”                         灿烂海滩关羽降曹的故事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这一点在史料上有三个记载可以为证。《三国志•武帝纪》中提到:“郭嘉亦劝公,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 《三国志•先主传》中亦说:“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 《三国志•关羽传》中也明确提到:“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    至于关羽投降的原因,史料上都没有说明,估计不外乎两个理由: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投降;二是“弃暗投明”,主动投降。这里我们虽然不讨论投降的具体原因,但从三国早期的情况看,无论是哪种方式投降,都十分正常。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三国时期类似的情况很多,也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加上后来关羽又返回了刘备的阵营,成为一段历史佳话,关羽降曹这段历史事件虽然有点不光彩,但是逐渐被人所遗忘,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对此说长道短。      不过,随着后来广大人民群众对关羽的热爱和崇拜,关羽逐渐被神化。为了让关羽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符合传统的“高、大、全”的英雄面貌,有关关羽的史实也开始被民间艺人和作家们进行了重新的加工。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两个千里走单骑 两种结局”一文中曾经提到:历史上的关羽弃曹归刘原本是由于曹操的大度,关羽才能安全地回到刘备的身边,民间艺人和作家们觉得这对刻划关羽的光辉形象还不够深刻,于是杜撰出了“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而在对关羽投降曹操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上,民间艺人和作家们都觉得这是对关羽形象的一种侮辱:千秋忠义的关羽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理由应该是相当充分的。基于对关羽的崇拜,民间艺人和作家们开始对关羽降曹进行了各种的开脱和解释。    早在宋、元时期,民间艺人们就已经通过说书等形式对关羽降曹进行了一系列的润色和改造,到元代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三国志平话》中,这个历史故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场景:张辽在于厅下,美髯公问曰:“徐州是失?皇叔、张飞不知存亡?”张辽曰:“乱军所杀也。”美髯公哭曰:“吾死不惧。尔来莫非说我乎?”辽曰:“不然。虽皇叔、张飞为乱军所杀,公将家属不知何处,倘若曹兵至城下,岂不事有两难?关公自小读书,看‘春秋左氏传’,曾应贤良举,岂不解其意?曹操深爱。”关公曰:“我若投曹如何?”辽曰:“便加将军重职,每月四百贯、四百石。”关公曰:“若依我三件便降。”张辽曰:“将军言。”“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如知皇叔信,便往相访。降汉不降曹。后与丞相建立大功。此三件事依,即纳降;若不依,能死战。”张辽笑曰:“此事小可。”张辽回见曹公,具说此事。   这个处理可以说集几百年民间智慧之大全,关羽投降有了三个条件,而“降汉不降曹”的说法也第一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不过这个构思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漏洞。所谓“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的提法,显得太琐碎,立意太低,写的也太露骨了。容易让人感觉另有所指,似乎有意在为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关羽同曹操争抢秦宜禄夫人这一风流事进行掩饰,有点欲盖彌张的味道。所以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这个情节又有了一番改造:公曰:“一者,吾与刘皇叔同设誓时,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厢曹公,凡有杀戮,不禀丞相。二者,二嫂嫂处,请给荒疏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然不肯降,望文远贤弟急急回报。”     从文字技巧上看,罗贯中的手笔明显比民间艺人们高出了很多。不过,清代的毛宗岗父子觉得这个说辞还是有问题。因此在毛本《三国演义》中又做了一次改动,我们先来看看毛宗岗父子的写法:公曰:“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急急回报。”经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毛宗岗父子改动的核心内容其实就一个地方:把罗本中的“曹公”改成了“曹操”。很明显毛宗岗父子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羽对曹操“曹公”的尊称感到非常不满,特意而为。经过这三次的加工和改造,关羽降曹的故事终于定型,也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开脱理由。以上这三种改法究竟好不好呢?问题的焦点集中在“降汉不降曹”上。显然毛宗岗父子认为是很不错的:“云长本来事汉,何云“降汉”?“降汉”云者,特为“不降曹”三字下一脚注耳。曹操借一“汉”字笼络天下,云长即提一“汉”字压倒曹操。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名为降汉,而实则降曹者也。吕布、袁术等辈,不降曹而亦不降汉者也。华歆、王朗、郭嘉、程昱、张辽、许褚等辈,不知有汉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误以为汉即是曹、曹即是汉,而不知汉必非曹、曹必非汉者也。汉是汉,曹是曹,将两下划然分开,较然明白,是云长十分学问,十分见识。非熟读<春秋>,不能到此。这一段宏论似乎有一些道理。不过笔者倒是有一个疑问:且不说“汉是汉,曹是曹”,就这个“降汉”也是有相当大的问题的。试想:刘备一直打着兴汉的旗帜与曹操争雄,经关羽这么一说,原本的“正义之师”岂不是变成了“反贼”?关羽倒是解脱了,那刘备及其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不就变味了吗?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关羽是大义凛然,实际上却还是露出了马脚。看来经过几百年的加工改造,民间艺人和作家们似乎还是没有为关羽降曹这段历史事件寻找出一个另人信服的开脱理由,所谓的“降汉不降曹”实在有点画蛇添足之嫌。以笔者浅见:还不如干脆就写曹操爱惜人才,以刘备的两个夫人来要挟关羽。关羽事出无奈,只得举手投降,同时向曹操提出了“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笔者认为:两个条件就足够了。就算这样写法,会对关羽的英雄形象产生什么伤害呢?我看还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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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之:刘备之功挂在诸葛帐上                    灿烂海滩《三国演义》中“火烧博望坡”是诸葛亮初出茅庐为刘备所出第一计,它既挫败了曹操欲消灭新野刘备的企图,又树立和巩固了诸葛亮在刘备营中的地位,表现出卧龙先生那种机智过人、临危不惧的思想性格,是《三国演义》中的精彩篇章之一。作者在此还专门用了一首后人诗来称赞诸葛亮:“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谈笑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这也可见这一仗对诸葛亮的重要性。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根本就不曾火烧博望坡。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载:火烧博望坡一事发生在汉献帝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而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之时,却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火烧博望坡之时,孔明尚在隆中高卧,岂能去新野指挥军队火烧博望坡呢?那么,真正火烧博望坡的指挥官是谁呢?是刘备。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李典传》中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综合史料的情况分析:刘备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投奔刘表之后,刘表对刘备虽然不加重用,但也算是厚待,给了他一些军队,让刘备驻扎在新野,看守荆州的北大门。曹操闻讯后,立即派大将李典和夏侯惇在博望与刘备对垒,后来,刘备设下伏兵,先自烧博望,佯装被战败逃,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对缓解荆州的紧张局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之后曹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荆州的刘表、刘备也得到了六年的喘息机会。这也是刘备为数不多的打败曹操的战例之一。这个历史故事后来的移植,不完全怪罗贯中,这又是民间艺人们的杰作。估计在元代之前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已经变成了诸葛亮。元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就是在之前民间艺人改编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只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这个故事写的更加精彩。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提到:关羽、张飞对刘备屈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颇有微词,“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加上历史上的诸葛亮在加入刘备阵营后,除了联吴抗曹做了一回说客之外,基本上在荆州数年时间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很难满足民间艺人赞颂诸葛亮的愿望。所以也就顾不得历史上原本火烧博望的功劳是刘备而非诸葛亮了。    要说罗贯中在处理火烧博望这个情节时还是有一番考虑的,并不是为了烘托诸葛亮而完全不顾刘备。历史上的刘备创业初期历经坎坷,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见《三国志•先主传》)著称,但军事指挥则是水平低劣。《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傅子》中丞相掾赵戬说刘备“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三国志•陆逊传》中陆逊也评价刘备:“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都能说明刘备军事才能的在当时已是为人所共知,就这么一次火烧博望的胜利还被移植到了诸葛亮的身上,罗贯中可能有点于心不忍,所以在《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出现了一个刘备建议的“围师必阙”情节。这个情节在历史上也是不曾出现的。《资治通鉴》载:贼帅韩忠复据宛拒俊,俊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儶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诸将皆欲听之,儶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儶登土山望之,顾谓司马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自出则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儶因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很明显,“围师必阙”计出朱儶。而此时的刘备只是征讨黄巾队伍中的无名小卒,身份低微,《三国志•先主传》中说:“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有没有和朱儶一起并肩作战还尚未可知,想凑到右中郎将朱儶这样的统帅身边说长到短,恐怕连门儿都没有。很明显,罗贯中的这次移植也是有意而为的,也可以理解为算是对刘备的一个补偿吧。“围师必阙”本身就反映出一种传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素养,移植到刘备身上也是比较合适的。要不然到后来第八十三回刘备说:“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这句话所对应的例子就实在是少的可怜,成吹牛了。作者的细致在这两个情节中得到了一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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