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芳叛变,南郡易手,关羽从威震华夏的虎将变成了丧家之犬,成为身首异处的游魂,都在糜太守一念之间!仅仅是因为关羽的轻视?或是惧怕关羽的军法?我看都不全面。糜家是徐州的富豪,要想在乱世保有这份家业,没有一定的武装是不行的,财富和私人部队使糜家在徐州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区区陶使君的一句遗言,而没有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刘备不可能顺利地接管这块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而糜家帮了刘备一个大忙,使他一跃成为一方诸侯,而糜氏兄弟也成了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之一。如果说这只是双方的政治需要(当然也与刘备的魅力有关),那后来吕布强夺徐州,刘备又败于袁术,转战流离,饥困狼狈以至“大小相食”,又是糜家伸出了援手,不但大力接济刘备,还嫁妹益兵使之军势复振,这是怎样的云天高义!后来糜竺被曹操表为嬴郡太守,糜芳也被表为彭城相,可兄弟二人全都抛弃了官位跟随这个孤穷刘备流浪,这又是何等的忠诚!新野之败,二人同样矢志不渝!然而刘备得到荆州之后,糜家在集团的地位却每况愈下,关羽位至荡寇将军、因前汉寿亭侯领襄阳太守;张飞由中郎将一跃为征虏将军、新亭侯、宜都太守(后为南郡);诸葛亮、庞统成为军师中郎将,都是决策层的要员;荆州的士人也纷纷身登要职,此时的糜竺仅仅是一个左将军府从事中郎,关于糜芳我手头缺乏资料,估计他也好不了多少,而糜夫人更是尸骨已寒。等到刘取得西川,才给了糜竺一个安汉将军,让他位在诸葛亮之右,可谁都知道,他还不如董和一班降将有实权,糜芳虽得到南郡太守的位置,但比那个彭城相也没多少差别,这倒看出刘备对糜家还是信任的,不然这一州都会不会交给糜芳。问题是糜家已从亲信要员降为一般部属,再也不是集团的主要人物了。糟糕的是关羽又成了荆州的军政首长,两人位置的反差对他们的心理不可能不产生一点微妙的变化,而感受心理压迫的却只能是糜芳!关羽的性格又使这种感觉越发强烈!失意、郁闷足可以噬咬一个人的心,糜芳在南郡恐怕没有多少快乐吧。他们兄弟的联络中有没有流露出这些心声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一个对前途感到迷茫的人能把工作做好吗?当关羽“还当治之”的声音传回南郡,糜芳一定会想:在以前,他敢吗!他有这个权力吗!但今天,关羽不但敢,也有这个权力!(假节得杀犯军令之人)两人以前的关系史无明载,但在此时算是彻底完了。当东吴的军队兵临南郡城下,当劝降的使臣摆明进退的得失,糜芳心里一定是痛苦万分吧,多少次比眼前更危险、更艰难的时刻都挺过来了,可今天,他要决定投降了,遥望西川的兄长,他是否会涕泪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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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坛里对《演义》中的关羽有个“三斧半”的说法,这个“三斧半”可是声名赫赫,乃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的无上法宝!现在总算找着出处了,原来这法宝的创始人是关二爷啊。纯从武艺与技击而言,比武过招,胜负决于顷刻,呼吸之间,生死立判!高手相搏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务求克敌于瞬间,功夫好不等于格斗好。书上那些动辙几百合随便上千招的家伙,其实是瞎编的,地痞打架也比这个象样,但小说这么写就是好看,我们也只好这么侃。现实中动手过招,除非差距太大,否则些微的不适与疏忽都是致命的。《演义》中有臂伤未愈的关羽和徐晃大战八十合云云,若搁在真实环境里,我认为关羽在数招之间就该人头落地!当然天上也许会掉馅饼,徐晃也许想自杀或是故意喝麻了……以上这么说,其实就是说这比武其实就是“三斧半”的事,而且境界极高!能一击而杀强悍之敌者才是真高手。但小说评书里会“三斧半”的都是耍过这招就得玩完的,只能说他们没把关二爷的本事学到手。程咬金胡大海杀过几个罗成常遇春之流的人物没?没有,碰上这路人,“三斧半”一过就得逃命去也!关二爷则不然,“三斧半”杀了华雄斩了颜良、还仗马快劈了文丑,遇上黄忠,只是找不着缝下蛆,老一点后碰上庞德,他也是精神不减多少,这样的“三斧半”遍数三国能有几个?“三斧半”给了他秒杀同类的可能,别人呢,一点可能都没了,“三斧半”不灵,他也一样在超等高手的圈子里瞎晃。不管你水平多高,想交手一刀宰了他没戏,想堂皇正大面杀败他,一百合之内想都别想!而且谁胜谁败两说着。倒是他的对手面对他得多加着点小心,稍有不虞,准让老关那“三斧半”挂了你。“三斧半”其实并不可怕,稍加小心,不太差的都能躲过,连纪灵都干到三十合了呢。可怕的是老关眼太毒、心眼太黑,他要是提前研究你一下,还没交手,你半条腿就已踏进了鬼门关,此公能杀高手,功夫还在武功之外。而且老关很知道自己的深浅,纵横半生,不知会过多高手,从不知怕字怎么写,但他从不在吕布面前张扬,天下高手敢在吕布面前跳脚大骂只有张飞。《演义》武夫谁功夫最好?一般非吕布莫属,若说谁最可怕,那就是关老二了!文圣是孔老二,武圣理所当然就该是关老二,老二对老二,般配!唉,坛子有点冷,大家快点烧火啊!想不起来说什么,如我这般胡说也行,凑个热闹过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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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霞翻覆紫烟浮,万古玄机袖底收。槛外仙山拥玉宇,炉中真火卧青牛。松形朗朗拂丹气,鹤骨苍苍倚白头问取十洲三岛客大罗天上可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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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三千兜率天,云间把酒笑开颜;秦关梦里骑牛客,人世纷纷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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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坂一战,实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前几天坛子里为了关赵炒得火热,着实让俺过瘾。可不少人将历史、小说、评书乱谈在一起,不免有据也变了无据,论武也就没了多少说服力。窃以为论武要站定角度,历史、小说、评书各自面目才可以炒得地道些。论史,关羽赵云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一个跋扈元勋名动诸侯、一个守正循吏功在后主,缺乏可比性。论评书,赵云的武艺高下也不同,袁阔成嘴里赵云绝不在关张之下,可到了张国良那里,赵云就相对差多了,要论也要分分版本。个人以为,史书一看就是另一码事,跟武艺关系不大。评书里的东西听着爽,读着就远不如《演义》有滋味了,七进七出?明白的胡扯!只有《演义》才把那种紧张层层铺垫得到位,也把曹操大队人马的动作一步步交待出来,细细读去,实为惊心动魄。《演义》里对战斗的描写比评书更真实一些,虽也很夸张,但让人感觉很合理,所以武评多以此为据是有道理的。赵云开初与刘备杀散,手下还剩三四十骑,并非孤身。但是在“乱军”中,兵民错杂,很快就折光了,此后正面交锋的是碰上的几股不大的部队,主将被杀后逃散,根本没能组织进攻,更别说放箭了。这些文字表明了刘备所领军民被击溃,曹军前锋也因此建制混乱,不少将领心存争功之念,只顾各领所部搜杀刘备兼顾抢掠,恰好给了刘备等人兔脱的机会,否则肯定得一锅煮了!老牛以为,如没百姓的“阻击”,刘备一伙早就被全歼了。《演义》把这一战写得活灵活现,表面在写赵云乱军寻幼主,暗里却把曹军从初胜后前军的混乱到大队拥来逐步调整归建、整队而行写了出来,丝丝入扣一笔不乱,更把刘备脱身、赵云救主、张飞断桥等等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交待得清清楚楚。按《演义》统计如下:第一支千余军,淳于导被杀,余众没敢上来都跑了,救了本集团的高级领导靡竺,此战只杀一人,但后来乱军中杀开条路送甘夫人,杀人数不详。长坂坡一进一出。这里正是乱时,曹兵各队搜杀,初时还是各依部伍的。刘备所部四散,集团大佬都给捉了,兵民错杂,赵云一时难以措手,只好先护送甘、糜二人,顺便看看糜夫人与阿斗是否逃出。第二支部队只十几个,夏侯恩被杀,夺了青缸剑,这回只杀了一个,自己还有几个手下但再入重围找人一战就没了。曹军的搜杀队也开始乱了,但曹操身边人都出来了,说明大队即将重整,混乱也将结束,再找不到阿斗就悬了!同时送剑一口为虎添翼,让赵云后来突围更有说服力。第三战,一队部军,战将晏明被杀,步兵被杀散,救了阿斗。这里写到救糜夫人时,周围的搜杀已近高潮,刘备无踪也就意味着大家捞点是点,这时赵云这条“小鱼”也是大餐了!第四战,碰上张合,一因为阿斗二因为拿下张合耗力费时,赵云不敢恋战开始跑路。注意:大将张合出现是大部队从混战中开始整队集中的兆头,张合不追明写为战马出坑所惊,暗里也表明张合不肯穷追打乱部伍。赵云现在也彻底疯狂,都是为了阿斗。第五战,前后四将围攻,人数不明。这一战很有悬念,因为兵将看起来很有组织,曹操大队到了,这些兵一定是正在集结的前部,可见以前的大都是四出抢略的“游军”。这些人归建前碰上赵云人人争功,此时既难秒杀战将也没有可能杀散敌军了,赵云若无宝剑,只怕会消耗更多气力。前几战中曹兵主将被杀即散,不可能组织围攻放箭之类,张合又被战马出坑所惊,无意再赶,而这一战混杀也不便放箭,真是异数,此战没有明写杀将。这一战曹操看到了,他身边一定有整建制的弓箭手部队,此时他一声令下,赵云一定挂了,但如此猛将,老曹能不爱?注意:曹操也没下令众兵将齐上,大队军行,组织是不能乱的,乱了赵云跑得就更容易了。有了不射令,赵云也就成功地逃出了大队的危胁。第六战,杀钟家二将,写得更悬,因为赵云到此已累坏了,书里写到杀了五十四将啊。二进二出长坂坡完成。钟家二将是追杀,一人一骑不可能大队拥上,曹军已开始整军前行、按建制运动了。接下就是文聘再为前导,真正的大队拥来,此时赵云人困马乏,当阳桥也在眼前了。这一战是《演义》中赵云的成名战,惊心动魄啊!斩华雄写得是老关震憾武艺,刺颜良写老关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和智取强敌的巧妙,诛文丑写得是老关不可一世的雄威。而长坂坡的赵云只有艰苦和忧急,他秉持着一股忠勇刚烈的情怀而闻名敌军,赵云是豁出了性命的。长坂坡写得不仅仅是武艺,更写的是伟烈的英雄,也许赵云不可能秒杀华雄、也不可能巧刺颜良、更不可能速辗文丑,某某关战三英甚至想也别想,但血战长坂坡只有赵云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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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这个名字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超男”了,这很好,而且非常好!这说明了一点,我们这些被某些学术人物不屑一顾的俗人也是喜欢文化乃至喜欢学术的。易中天的讲座一开,大家这才发现:学术其实很好玩,而且也并不很复杂,更不很神秘,反正比搞“两弹一星”多少要简单些!长期以来,总有那么一些人,不过多看了几本旧书,便揣着半升陈芝麻烂谷子做莫测高深状,好象全世界就这几号明白人似的,更有甚者,还顶了个“学者”的头衔弄虚做假、招摇撞骗。可我们这些俗人不懂学术,搞不清那些七七八八的劳什子,一看见“学术”,便头痛不已,浑然不知东南西北了,哪能不被唬得七晕八愣?如今好了,易中天一开讲,大家突然发现,学术原来这么好玩,这么引人入胜,甚至有了某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好!很好!走到大街上买本《易中天品三国》总比买本用下半身写的畅销书要好得多,坐在电视机前看易中天们、看刘心武们海侃也总比看那些胡编乱导们精心打造的垃圾要好得多!可有人就是不高兴!原因很简单:那些原本只能在高级人物圈里流通的东西怎能让大众们知道?知道原也不可怕,怕只怕大众们万一对此有了兴趣,也钻进故纸堆玩玩,日子一久,这些“高级人物”还有个啥子混头儿?日后又拿啥在人堆里人五人六?那位说了,业余的怎么能搞过专业的?别忘了,易中天搞历史也是业余的,学术爱好者多些难道不好么?主要是现在业余的就玩得这么火,这还了得!学术的天下岂非要大乱?套用美国的规矩就是人家玩导弹别人却只配玩弓箭,这样才会“世界和平”!有些学者的确有些水平,但他们没有任何资格骂“易中天们”,同样的问题在他们笔下或嘴里冒出来让人索然无味,其中某些人的错误也一样足以贻笑方家与后世,那本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管锥篇》不也错讹百出吗?大学者不也一样犯错吗?那么易中天有些可以商榷的地方就不行吗?学术可以争鸣,也可以出错,我们可以指正嘛,今天实在解决不了的,我们可以留待后人嘛。根本问题其实不是“易中天们”的正确与错误,而是这小子出名了、得利了,让许多人眼睛红了!学者嘛,当然不会玩那“见者有份”的把戏,但那股愤愤不平的酸臭之气却着实受不了!正是“婶可忍叔不可忍”!不跳出来骂几句让大家看看到底谁是原汁原味的正宗老汤哪行!据说有位“头牌”就对刘心武很是光火。也是啊,这小子算老几,有啥资格玩《红楼》?别说他老人家,我这外行都不同意刘心武的观点,不过我觉得听听人家的一得之愚也没啥坏处。但刘心武玩了也罢了,竟然敢胡说八道,跟权威讲得大不一样!这还了得!结果是某老很生气,不过后果么……某老就不配给了。某老是被称为“大师”的,其实他根本不配!首先他的胸襟不配,其次他的学问也不配,大师应该对人类的思想有所启迪,对文化的发展有所推动,靠着别人写的一本书吃一辈子怎能配做“大师”?有趣的是,这位大师也是跨过行的,我就读过他写的一书书法理论书,老实说,除了考据尚可(我看引来的多),其他才气平平,文笔一般,好在有点观点,但也很有商榷之处,至于老先生的书法,在当代也算不上入流,这跟刘心武玩《红楼》实有“异曲而同调”,只是未闻哪位书法家跳出来骂他而已。如果说“易中天们”有些错讹误导了大众,那么那些“学者”就没误导过大众吗?他们的著述就从无错误吗?别说这些“虾兵蟹将”级的家伙,就是司马迁们也一样有过错误,学术本就是不断研究与不断修正的,任何人都有知道和拿来搞一搞的权利,谁搞得好谁就是专家!绝非哪个人或哪群人的专属品,而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我不懂学术,但我知道一点: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对科学与文化的追求超过其他就一定是件好事!“易中天们”或许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或许也只是为了名利奔忙,但他们与电视台的合作为今天的文化吹来了一阵清风,让千千万万的人对我们民族的文化有所了解、甚至大感兴趣,为文化的传承与振兴带来了些许希望,至少是做了一件功在一时的好事。“易中天们”得了些好处,那又怎样?利用传媒做了一些普及的工作而劳有所得有什么不好?我看还是让“易中天们”来得更多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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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所谓政权这个东西以来,总要闹出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来,所以就少不了要论功行赏,自然大家也就免不得评功摆好,甚至还要红了眼睛你争我夺。三分以来,差不多凡能露个脸的人物几乎都有机会立个功受个赏啥的,但这赏是否公平是否相当就见仁见智了。更早些时候,刘邦把萧和列为功臣第一,还发表了以“功人、功狗”为主题的重要讲话以后,就为以后的种种定下了调子。然而,后来的事情总有后来的因果,具体的事情还得具体分析。所谓功劳,是有很多讲头的,在前方浴血拼杀是功劳,在后方足食足兵更是功劳,还有的只须表个态也是功劳,甚至还得算大功劳。不同的时期,功劳的作用不同,不同的功劳,含金量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不同的人,一样的功劳得到的实惠却往往大相径庭。三国的混乱,让很多人都立了功,有的人功劳簿上还密密麻麻,但到底谁是三家的头号功臣就各看一眼了。按陈志的编排以我这双牛眼来看,三家的头号功臣是荀文若、诸葛亮和张昭大叔。先讲这个荀文若,每当重大关头几乎都靠他一言决策,失误极少。在曹家,他可说既是肱股又是谋主,此人不仅多谋善断,而且善于平衡各种复杂的关系,无论是朝庭中的离心力还曹营内的实权派,大多对他心怀敬意,在他的辅佐下,曹操那块风雨飘摇中的四战之地变成了一统的北方,从此虎视天下!谋谟之功辅翼之劳在整个三国时代无人可及。再讲就是诸葛亮了,虽然他顶了个“千古一相”的帽子,可较起真来,他还差着老大一截,不管怎么粉饰,他也比不上荀令君,他毕竟只是一州之相。但正是有了诸葛亮,刘备才有了立足之地并以此发展壮大,诸葛所建的是“大计”,在生死存亡之际,他出色的外交水平让刘备摆脱了窘境,特别是日后经营西川,诸葛亮更是展现了非凡的行政才干,至少在他主政的时代,这个撮尔小国常常是咄咄逼人。本来张昭是该排在诸葛亮前面的,但他除了初期的艰难,日后却没有多少建树,张昭的优势是他与同僚们所努力保住的这个集团远比蜀汉强大。如果没有张昭的努力,孙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他的作用不是周瑜能够替代的,张昭不仅文韬武略有可观之处,重要的是他在江东文武中的影响力,这也是后来他敢于顶撞孙权的资本,正是这种影响力使孙权度过了他最初的艰难时期,饮水思源,张昭的地位是无人可及的。除却这些艰难时世中崛起的“元辅”们,还有一些人功业彪炳。这些人或是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或是在扰攘之际开建伟绩。如魏之郭嘉、程昱、荀攸,蜀之庞统、法正,吴之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了关乎久远的重大作用,他们的成败直接关系着他们所属集团的兴盛与否,也正是他们的努力,他们所属的集团才能在乱世中成就了一番血腥的功业。在残汉扰攘之际,每个诸侯都是不甘人下的,他们能够起家的资本各有不同。袁绍以家世、刘表因职守、曹操仗宗族、孙策凭父旧、刘备靠挚友,但不管他们怎样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人”的支持,不管如何,人事根基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诸曹夏侯就不会有曹操,没有关张也就不会有刘备,没有吴景朱治,更不会有什么江东基业。人事基本对于军阀们而言,是他们的最根本的财富,有了这些人,只要运用得当,部队打散了可以重建,土地丢掉了可以再夺,总之,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心腹,也就是所谓的首事元功,并非所有原老都能身居高位,只有元老中的代言人才行。做为元老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树大根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有着众多的门下,而且大多掌握着不可小觑的资源。以关张为例,翻开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在诸葛亮的幕府中有不少关张的旧部,这也是诸葛亮得以顺利执掌军权的原因之一,关张就是蜀汉集团的根基人物,即使他们不在人世,他们的“余热”依然有着相当的声势,这也是刘禅两次迎娶张飞女儿的重要原因。同样,夏侯敦等人也是曹魏的根基,而盲夏侯本人更是其中的领袖。曹操得以起兵,正是倚靠着这些人实力,他们的存在就已是功莫大焉了。在孙吴,如果没有吴景、朱治在吴地的任职与支撑,孙策仅带着几个亡父旧将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朱治,他建进取大计在前,而后又拿到了吴郡都尉这一要职,江东基业实是肇基于此。这些人的封赏自然要非常之重,否则就是对自身历史的不尊重,也会给集团的稳定造成相当的破坏力,但一味尊崇也会日后造成很多麻烦,他们的潜势力太大,如何摆布绝对是个大学问。而对于二荀、程郭、诸葛、法正、张昭、周瑜、陆逊等人就多少好办一点了,这些人注定了要执掌军政大权,他们中实力有限的,只要把握住权力根本,对他们是可以放手使用的;而对其中宗族势力强大的就得时加警惕。除非张昭那样的特例,他们几乎都注定了要手握机衡。第三类大人物就是那些关健时刻起了大作用的,有的镇卫方面如钟繇,有的决机大获如吕蒙,还有的拥护号召如糜竺,更有甚者如臧霸表个态就足已身居高位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列次大员,主要还是在关键时刻起了影响深远的作用。关中如非钟繇抚循有法,争取了相当长的时间延缓叛乱,曹操北顾实有肘腋之患,青徐如果没有臧霸的态度,曹操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大战官渡,否则面对北方的压力,曹操败亡无地。如果不是糜竺,刘备怕是还在四处寻找靠山。如果没有吕蒙,孙权不但要继续在关羽的阴影下反侧难安,徐州旷野的反复争夺也足以耗尽他的血本。这类功臣都是在本集团的发展壮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虽然结局各有不同,但对他们是肯定不能亏待的。还有一种人就是看似无功而授重禄的,许靖、马超、韩嵩、蒯越之徒就是这类人。他们的封赏是一种政治态度,他们只要在特定的时期表现了合作的态度,本身就是大功一件。张绣、张鲁,日后孙皓、刘禅之降也是很大的功劳,他们顽抗至死比起俯首出降的政治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上述这些人不仅高官厚禄,有的还左右政局,甚至世代茅土,这些形形色色的大人物起家虽然各个不同,作用也都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难以替代的“关键性”,至于能力高下就难说的很了。而那些百战沙场的虎将、勤政爱民的牧守,虽也累功甚伟,但他们毕竟只是政权基石的枝叶,有的人如张辽即使立过较为关键的功劳,但他们本人一无相当的实力,二无立世的虚名,三无深厚的根基,四无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即使熬到高位,也很难获得象样的政治地位。他们只能一步步地往上熬,文人或能逐渐建立根基,武夫却很难,象丁奉这样的人实属罕见。大众熟知的子龙救主对阿斗而言是大恩,但在刘备眼里只看到了忠诚,当时对于这个求存的集团来说基本上无关痛痒,而且日后刘备又生了儿子。评功论赏这件事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我们仔细观察,其实又很公平,人的能力与作用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如果不设身处地地分析其中的内在因素是难以品出其中三昧的,当然,本文不过是个人的一得之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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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武艺,绝大多数男性都会眉飞色舞、争执不休,无他,天性耳。雄性荷尔蒙使男性对武力有某种天然的痴迷情结,因为争夺是所有男性最基本的属性之一,又有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比别人强呢?三国时代,中国大地上就不乏武林好手了,那时的“青州兵”就以强大的战斗力名震天下,直到千年以后,山东的“长枪手”依然是声威赫赫。到了明代,技击大盛,如武当名宿陈同门下的张松溪就曾有连败少林七十二高僧的传说。这一时代的文艺作品更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个人武艺的憬仰。《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正是其中的典范。《三国演义》对武艺的描写可谓集前代之大乘,就连毛润之先生这样的巨人也不自觉地参与了“武评”,那么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对此津津乐道甚至吵个鸡飞狗跳也就不足为奇了。武艺与武器是分不开的,《三国演义》中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武器就是关二爷那口青龙偃月大砍刀,据专家考证,那时还不存在这种先进武器,这种杀伤力极大的武器宋代才正式普及,其作用无非是对付厚厚的重甲,也只有那些膂力绝人的家伙才配使用,它实在太重了,除了身披重甲冲突敌阵以外,使用这种兵器防守而被杀的可能性相当惊人,所以这种兵器不是寻常士兵可以胜任的。一口偃月刀通常要在三米以上,即使是木杆,使用起来仍是吃力的很,何况是全钢的!到了明代,这类兵器长度已经短了不少,据说已缩到了一米八到两米四,而且由于它的笨重与火器的兴起,也已退出了制式兵器的行列,成为演武厅的摆设与表示“武艺超群”的象征。当然也有人在用这类大刀,传闻与袁崇焕磕磕碰碰的那个搭裆、蒙古族大将满桂用的就是这类大刀,好象是重达一百多斤!比起袁经略,满经略要幸运得多,他死在北京的城门外,九千人马独抗十万大军,满桂这口大刀不知砍掉了多少头颅……顺便说一句,有人以汉代的重量标准来解读青龙偃月刀是不合情理的,《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明朝人,这大刀的重量也是按明代标准来写的,罗灌水这么写只是为了照顾当时人的口味,并非为了考据,不然张角就不会成为“不第秀才”了。还有一种兵器就是戟,它造型很美,让人浮想连翩。戟曾是对付皮甲的利器,但它对技巧的要求相对复杂,随着战争的发展,它的杀伤力显有不足,特别是对付铁甲颇有难度,新型武器的研制很快就把它淘汰了。丈八长矛的产生几乎可以说是各类兵种的噩梦,特别是装备到骑兵部队,它长长的锋尖几乎足以穿透一切防护器具,然而它不够灵巧,二次打击能力大大受到限制,如果当年的张三爷仅挺着这么个长家伙走上了民兵的岗位,很可能三国的历史都得改写。所以这类兵器必须装备辅助器械,而且它对材料的消耗太大,批量生产压力不小,唯一的办法就是“缩水”,枪代替矛也就成了必然。枪的锋尖到了明清常常只有四两重,枪杆也短了一倍甚至两倍,七两的枪头已是相当不俗了,通常它的枪杆能达到三米以上。一杆好枪应该选用上好的黄杨木心做枪杆,它的硬度与韧性都很好,完全可以抵抗刀剑的砍斫,其耐用性比铁制枪杆还要好,铁制枪杆并不普及,一是材料问题,二是体力因素,明清时一般士兵的枪杆更糟,尤其清代,基本上都是白蜡杆。《三国演义》里写到许楮竟能折断马超的枪杆,马超的枪杆材料能差吗?他的膂力让人想起来都心惊肉跳。我国古代军队中使用最久的兵器可能就是短刀了,自从它取代了剑成为制式兵器以来,就成了一种必备的武器,它的灵活性与杀伤力远非剑可以相提并论。而剑在古代军队中的样式也与武侠片中大大不同,它更象一把双刃直刀,但剑没有弧度,频繁斩击的速度远不如刀。由于刀的实用性,所以不少曾经佩剑的上等人也把它作为随身伙伴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三国演义》中竟然没有一个一流好手专门使用这种兵器。武器的不同自然有不同的用途与用法,如果在真实情况下,赵云挺着枪去单骑突阵,存活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所以长枪加上青缸剑就相对合理多了。然而在布列行阵时,枪就可怕多了,一排长枪迎面而来,想想就腿软。枪是中华武术中最基本的器械,号为百兵之师,差不多练器械没有不先学枪的,枪练不好,别的你也别学了,什么青龙刀、方天戟之类,连碰也别碰。枪也是单挑的利器,它灵活而且也够长度,枪中还夹有棒法,相当霸道。枪的克星就是单刀,它劈斩速度快,招术灵活,一般来说,如果一枪不中,往往就会被单刀所乘,所以用长枪面对单刀最为凶险。大刀是突阵的利器,它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刀一出有我无敌凶险至极!什么枪啊戟的在它面前如果丧失先机妄图格架,只有死路一条!大刀是兵器中的敢死之士,但它太重了,单挑很不实用,一击不中结果往往是很糟糕的,要么一击中的,要么为人所乘。如果你听说哪个家伙能用全铁青龙偃月大刀与木杆花枪战上几十合,赶紧把他找来吧!这人一定是个武神!《三国演义》中就没写老关拿着沉重的青龙刀跟哪个枪手战平过,却让老关常常秒杀水平相近的上将,看来罗灌水这些段落写得很在行啊。戟这东西在三国很普遍,典韦在历史上就是用戟的高手,对于当时的护具来说,戟的作用很全面,它可以在两马交错中把敌手勾到马下,也可以一戟刺穿皮甲,戟是戈的进步,是战争发展的产物。但戟对技巧的要求是很高的,随着防护用具的发展,它的杀伤力受到限制,最终被淘汰成了仪仗用品,所谓“方天画戟”基本就是干这个用的。《三国演义》中的吕布用的就是“方天画戟”,看似杀伤力很牛,真用起来缚手缚脚,谁要是拿着这个东西上战场,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特别是武安国用的铁锤正是戟的克星,所以吕布作为《三国演义》第一高手是勿庸置疑的!把“方天画戟”用到这个份儿上,牛!真牛!比俺的青牛还牛!刘备用的是双剑,我曾写过用双剑的都是绝世高手,用双剑的难度之大犹在戟之上,但战场杀敌很不实用。我们的对手小日本就有个伟大的武术家——宫本武藏,此公就是双剑(刀)的好手,我怀疑他就是受了刘备的启发,因为刘备确实在中国武术史上有一席之地,而且是宗师级的!虽然有附会之嫌,但书上就是那么写的,好象叫“刘先主啥啥法”,记不清了,呵呵。战场上用双剑杀敌,乖乖!比吕布还牛啊!用双剑比用单剑,难度可不是一倍两倍!但刘大耳在小说中老被杀得望影而逃,我只好选他坐第二把交椅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拿着武侠片中的铁片剑上战场,一代宗师也照样得让新兵蛋子砍了,正所谓“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拿着中国近古制式的防身佩剑去面对单刀、铁棍、大刀、长枪之类,跟自杀没有多少区别,这种情况下获胜,你得比对手的武艺高上N倍,而且还要限定必须是单挑还不能穿甲。明代面对倭寇屡战屡败,器械是一大关键,真倭大多是武士,与日本普通士兵是两回事,日本武士一般都受过长期系统的训练,否则那倭刀是很难用的。倭刀之精良,武士刀法之超妙,寻常士兵哪是对手?但面对少林僧的粗制铁棍却毫无可比性,一交手往往刀折人仆。高手相对,武器的差别往往是致命的,但少林僧没有日本武士的战术素养,所以在弓箭的退袭中五百僧兵基本赔光,而戚继光组织了一群庄稼汉就把真假倭寇杀得人仰马翻,可见器械的克制极其重要,在沙场上,个人武艺还是要与战具相呼应的,我见过一篇网文,说到抗日战争时,中国土造的粗制大砍刀在长城外把鬼子砍得落花流水,五百大刀砍了一千二鬼子,自损四百八,杀伤比是一比二点五,最妙的是,大多数中国刀手只经过简单的训练,可见武器相克的妙用。该文还讲到:有的说这大刀就是大刀片,还有的说这刀类似朴刀。我八十年代曾看过一部记录片《奇功异彩》,其中有位九十四岁老翁单手舞动一口十九斤重、刀锋超过一米二整体几乎有一人长的“龙形刀”,武艺很是吓人!片中讲此老当年就曾凭这口刀在喜峰口砍过不少鬼子,但那刀制做考究,决非制式兵器,我想那一战的大刀是否都是按这样子赶制的?其实细看《三国演义》中的某些武艺描写是非常合理的,关二爷三两刀把文丑杀得扭头就跑是很正常的,文大将军的武艺并不低于关羽,奈何那大刀太重,飞舞太快,气势太猛,一个抗不住,只怕连人带枪很可能被砍成四段,不跑才是傻子!他可能想暂避其锐再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奈何老关马快……历史记载瞎猴冤与闻臭都是没于行阵,不是武艺不济,只能说明勇将一样会死得晕头晕脑,特别是史料中庞德亲斩郭援,很能说明乱军中是多么的危险,杀人与被杀都是稀里糊涂。其实说来,武艺高的即使在神完气足之时也完全有可能被庸手秒杀,高手之所以高,就是赢的几率高些。以击剑赛为例,一场下来,甲刺中乙要害数十剑,而乙仅得一剑,甲无疑高于乙,即使这一剑乙是先得手,大家仍会认为乙水平很差,但如果这是在战场上……甲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抢先手是必须的,特别是用大刀锤棍等重兵,先手极为重要,抢到先手与否往往就已决定了胜负。其实在技击中,无论“内家”、“外家”,核心都是要抢到先手,所谓高手其实就是能否抢先制敌!颜良在历史上当然不是被袭杀,这个所谓“骁将”竟是在重重行阵中被老关捎走了脑袋!但小说中写得很妙,恰恰说明先手是多么重要。而我认为这是老关带突击队冲锋而亲斩得手,打死我也难以相信他是匹马入阵,因为带队突击主帅已经太险了,曹仁张辽也没敢真这么硬干,只是蹂践行阵之后就撤了;此前只有楚霸王明写其单骑突斩敌将,但我还是将信将疑,怀疑司马是按传说所写并非实际。许楮战马超用的是刀,份量没说,但肯定比枪重,对体力的消耗自然要大,但刀的杀伤力有一定优势,非要害处中一枪还能活命甚至还能再战,如果被马战长刀砍正,无论砍到哪儿都是输定了!马超肯定要先避其锋芒。按常理讲,马超有可能被许楮一刀砍了,但老许如果连击数刀不中,剩下的就该是马超一枪挑了他!用枪的如果如果能躲过大刀高峰值那几下子,应该是占尽优势,但杀到那么久无非是为了看客写的。最终许楮露出败象,但危急时扭断枪杆,两人都没有拔短兵的机会,考虑到许以力胜,我认为再往下该败阵的是马超,因为许楮的劣势与马超的优势都在偶然间就消失了。而关黄、关庞之战,我不认为庞黄低于关羽,同样的器械,凶险是一样的,他们之间杀成平手,可以说水平都一样,就看谁运气好力气长了。值得一提的还有徐晃的大斧,这种武器很难用,比大刀还难,其杀伤力虽大,但杀伤面积却小得多,特别是长柄大斧,我实在搞不通老徐用它竟也能动辄几十合,说老实话,用这种长斧一下砍不着人除了等死没啥选择,徐晃用这种兵器竟能几十合几十合地大干,太可怕了,诚如是我一定投票选他与吕布并列第一!通过武器使用难度与表现棕合来看,我的《三国演义》武艺新排名是:吕布徐晃并列第一,刘备典韦双居第二,剩下的关张赵马颜文庞黄许一律第三!老牛小时候身体不好拉不动牛车,断断续续学了两三年花架子武术,一共学过三种拳法,样样都只学了个开头,器械摸过不少却一样也没真学过,只是听人瞎侃过,再加上自己瞎想瞎说而已,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可资佐证,今晚牛棚空调坏了,热得老牛睡了又起,所有窗子全部大开,N个蚊子围着我频繁求爱,无聊中乱敲一通,都说武评最抢眼,可俺的武评却总是上不了台面,在这里特别提出对煮酒正熟等武评大师们表示非常妒忌与无限愤恨!强烈要求他们多多出现以便被牛角顶个满身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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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这个词历来都是骂人的,至少大约是如此。然而我们一旦翻开煌煌史书,我们一定会惊叹:历史其实是杂种们创造的!君不见,盘古、女娲,哪个是人?至于三皇五帝的血统,又哪个不是乱七八糟的?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看看吧,大凡那些站在历史峰巅的帝王们,哪个不是神迹昭彰!就连佛陀与基督也要来凑这个热闹。史书总要把这些“伟人”们写做“杂种”的,如果没人写,他们中有些人也要把自己说成“杂种”。汉高祖明明有爹有娘,可那个号称治学严谨的司马迁偏偏要把他写成杂种,就是刘邦那个来历不明的后裔“阿斗”也不是正常妊娠的产物。当然,这类是史家的笔法,无非是要证明这些大人物的不凡,并向大家宣告:不是随便哪个阿猫阿狗揣着点本事就可以人五人六的,要想混到这个份儿上,你首先得是个“杂种”!所以基督也就说什么都不承认自己是木匠的骨血了。说得也是啊!大家都是爹娘给的一个鼻子两只眼,凭啥你就压俺一头?但如果这是个“杂种”就不同了,首先这“杂种”毕竟是希罕物,自然这“杂种”的许多习性就与人不同,很值得研究、学习乃至崇拜;其次,既然这“杂种”不是完全的人类,芸芸众生被它所指引、领导甚至奴役也就无所谓了,大家反正都一样被“杂种”管了,心理自然平衡了不少,某种程度上还有效地压抑了大多数人的野心,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同时,正所谓“高处不胜寒”,一个同样需要拉屎吃饭的家伙凌架于众生之上总是揣了满怀的兔子坐不安生啊!如果你告诉他说他本人或他的祖上是个多么的与众不同的“杂种”,他很快就会心安理得地享受一切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此坚信不移!而且这个进言的家伙多少也能捞到些好处。更有甚者,人家朱洪武明明承认是人,可还是有人要把他说成“杂种”,弄得皇帝老子也是百口莫辩,不得不自己立块碑来澄清血统。这也难怪,许许多多的大英雄都有这样的遭遇,更何况他朱和尚!说穿了,很多“杂种”是被别人诬陷成“杂种”的,因为大多数人是看见“杂种”才会心里踏实的,只有被“杂种”管着他才老老实实,久而久之,这世上便有了许多真正的“杂种”,而且绝对货真价实。唯一的麻烦是,历史永远不会他们写成“杂种”,但人们却永远会把他们当成杂种,因为他们是真真正正的“杂种”!说一千道一万,芸芸众生需要“杂种”,“杂种”也需要芸芸众生,“杂种”之与人类可能是互相需要与互相依存的,毕竟这些“杂种”要从人类中产生,而人类也需要这些“杂种”给大家做偶像。人其实是离不开偶像的,不管他是谁,来到这个世上都满怀恐惧与野心,“杂种”也一样,甚至“杂种”也需要前辈“杂种”来作为偶像的。不管是人还是“杂种”,面对莽莽红尘,都是衰弱胆怯的个体,所以必须制造出“杂种”来给自己壮胆打气,甚至有的干脆自己做了“杂种”。既然“杂种”是从人类中产生的,那么就有人一定想当“杂种”并且成功地当上,而且人们大多不管这些“杂种”们做过什么,只要他现在成了“杂种”,往往就一股脑地拉来顶礼膜拜。人这东西也怪,只要有点小成就或是小权力,没多久就会不自觉地成为“杂种”,就会有种凌驾于众人之上颐指气使的风标,于是乎,我们的身边就有了大大小小的“杂种”。为了当上“杂种”,无数人前仆后继,无数人头破血流,当不上“杂种”的自然低人一头、痛苦万分,当上了也是坐卧不宁,恐怕被人从“杂种”的队伍里给踢出来。即使嘴里把“杂种”骂得狗血喷头,可一转身就会拼命钻营不当上“杂种”誓不罢休。当上真正的“杂种”就会有许多常人享受不到的好处,房子、车子自然不在话下,钱财美色也不过是日常的点缀,最妙的就是可以坐在上面指手划脚、大放厥词,而底下那些家伙们不管多么难受也得俯首贴耳,谁不老实就把他整个死去活来,真真是怎样一个爽字了得!然而真“杂种”并不是人人可以当上的,当不上真的那就搞个仿生型的,只要你控制着一点资源,就有机会过过“杂种”的瘾。不管怎样,让我们好好努力,争取将来也做个“杂种”,或是请风水先生点块好穴让子孙后代做个“杂种”或者也过过“杂种”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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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时代,朱治这个人乍看起来不算什么,远不如程普、黄盖、甘宁等人显眼,但我要说句不中听的话,他们比起朱治的贡献差远了,可以说没有朱治就象没有张昭一样,江东集团就根本不能存在。朱治的本事很大吗?不是,是他在关键的时刻蹲在了关键的茅坑上。朱治起家很早,他是孙坚主要部下之一,与程普等不同,他的仕宦资历略高,还受过“上公”太傅马日碑的征辟,这一步就比程公高了一截,为他以后佐定江东立下了人事上的根基。也正是这次征辟,使他得到了一个对于江东集团至关重要的位置——吴郡都尉。当是时,袁术以吴景孙贲等任职江东,而效果并不理想,孙氏门弟尚不足以受江东大族接纳,日子并不好过,但朱治本就是江东人,这一任命可以使他有些周旋的余地。而朱治曾劝过孙策早自为计,他到任后很快就联合吴景迎接了刘繇,造成了两个“扬州”的局面,一是从政治上显示孙袁有别,二是制造袁术兵指江东的借口,三是为孙氏对江东的渗透积蓄力量。等到孙策东来,他一脚就把刘繇踢到了一边。其前后谋谟之功、戎马之劳罕有可比。江东初定,朱治就入主江东的心脏地区——吴郡,在当时这是必须的,而且非他不可。孙策死后,孙氏中的不宾之徒也是摄于朱治的力量与威望而终不敢造次。这一时期,朱治在核心圈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孙权统事,叛者迭起,张昭、周瑜都少不了将兵四出,而居中持重、保障基本的就是朱治。此后的朱治表面上似乎淡出了权力中心,他所得的更多的是礼遇,甚至连具体工作都不让他管了。然而朱治并没有闲着,他为孙吴建国的道路做了近乎决定性的工作。孙氏入主江东,受到了豪强的激烈抵抗,而夺地以来,豪强虽畏威却并不怀德,以后的工作还有着相当大的难度,孙策曾大行诛戮英豪,这也是不得不用的铁血手段,此后孙权虽然开始吸纳江东士人,仍是杀了名震天下的人物,可见江东的人心如何了。要想真正确立孙氏的统治,就必须与江东士人融为一体,就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拉拢、分化、融合、利用的手段。在这场决定孙氏未来的运动中,朱治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先锋人物。朱治本身就是江东人,而且受辟于上公,出身不象孙策那么让高门望族们瞧不起,同时他又是孙坚故将、孙权的“举主”,这个底子无论朝野都是很有份量的。朱治利用他的政治资源把江东士人纳入了孙氏的利益圈子,所用的办法不外征辟察举,常常一遣就是数以百计,这样一来,江东士人就成为其中的既得利益者,逐渐融入了孙吴政权。有的人运筹帏幄,有的人决机行阵,也有的人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但他巨大身影无处不在,深深地浸透于政权各个层面,其作用不仅重要并一样垂之久远,朱治大约就是这样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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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以来的官制比较混乱,究其根本,还是汉武重台阁为开端的,到了东汉,官号与职权往往是脱节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不少困难,特别是我这类的“票友”,往往被官衔搞晕,本文只是就我的理解胡诹几句。既然官大不一定有权,咱就不按官职高低,只按权力大小划分归类,这样看去不知清楚与否。中枢机构:一、“录、领、平、分平尚书事”,这个不是官衔也不能说是职权,说白点,就是负责人,类似领导小组甚么的,有点“临时”的意思。干这活的级别大小都有,高的在残汉有丞相,后汉初有太傅,多数是大将军与三公,还有的小一点也多是某号“大”将军,一般不会比卿低,最低的我见到的只有吴曾用了个“偏将军”。不管大小,这些人都是说话算的,而且他们都事无不统,总之,一切都要管。二、台阁:这个简单,就是尚书令、仆和五曹,后汉以来的尚书牛得很,都是中枢大佬,如果没有“录、领、平、分平尚书事”的大臣,尚书令仆就是实权宰相、有也副之,因为整个政权的运作都在尚书台,即便上边有“录、领、平、分平尚书事”的重臣,具体活也是他们干。三、幕府、相府:这个可不是说一般的大臣,指得是诸侯,他们的中枢就是他们的府里,控制天子的曹操还要弄几个心腹在朝里管台阁,但许多活还是靠府僚们干,所以他的东曹掾就是组织部长,而台阁与其说是向皇帝负责还不如说向他本人负责。权臣如诸葛亮等也走的这个路子,但性质却根本不同。其他诸侯就简单多了,长史、司马为首而已,称了帝或建了“国”才能跟上述一样,当然也有象许靖那样挂名的,但大多数首席幕僚就是首辅。四、公卿百官:如果没有兼管点要害部门,这些人一般就是坐那里当和尚撞钟白吃饭的,官大的有点发言权,近侍的有点好机会。这里边文武职都有,真正有实权的文不过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武也就是那些卫戍首长和禁军头目,再关键点也就是城门官符玺郎了。投降东吴的那个老潘很牛,太常卿竟然领重兵,而且还做陆逊的副手,吓得连宰相顾雍都怵的吕壹连面都不敢露,厉害!当然,门生故吏多的势大,隐然也能左右些事,但毕竟是养老的,说话声不那么大了,而且终是少数。军队系统:一、重号将军:自大将军以下重号将军不乏中枢要员,如此的实不该在列在这一圈里。这里有兵权的、当都督都是牛人,否则也只是吃白饭的。二、方面大将:雄镇一方、帐下有文有武,所谓开府建牙的。官号不重要,关键看你管多大地方。张辽也“前将军假节钺”能跟关羽比吗?连太守都没兼,只能算驻军的首长,如果地属一个“东中郎将持节都督”,按规距张辽也得受他节制,不怕官就怕管啊!这个东中郎将其实就是大军司令!方面与方面不同,司马懿被人从宰相班里踢出来当外镇怎么都比满伯宁派头大,关羽也当外镇,要是回朝奏事只怕比录尚书事的曹真还得牛气,自诸葛亮以下又有哪个敢分庭抗礼?同样是都督,周瑜、鲁肃、吕蒙的地位与影响力恰好是三个层次,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三、杂号将军:所谓列将、裨将都在这一圈里。这个复杂一点,如是已开国或手里握了汉帝的,杂号就是杂号,没得说,老老实实听哼!当然那些特殊的除外,万一这里有个入阁参政的,也算宰相之一啊。还有更特殊的,朱治的“安国”,靡竺的“安汉”,特别是张昭的“辅吴”,主子见了都得客气三分,有几个敢在他们面前装大啊!要是一般军阀,手下的杂号差别也很大,关羽做“荡寇”,黄、魏、赵云根本就不能比,周瑜不过偏将军,但他的实际地位……呵呵。地方政府:一、州级:残汉设州牧以后,就算有了省级政府,魏后来没了州牧,刺史就成了实际的地方首脑,很多都加了大官,比如臧霸就是镇东将军、使持节徐州刺史,硬是压张辽一头,所以把曹休派了去做征东,而且要加“大”,还假“黄钺”,不然还真压不住啊。当然这里也有将军号低的如“振威”之类,但权力基本是一样的。特别的就是司隶校尉,在朝里算文职监察系统,出来又叫“州将”。二、郡级:有将军号的太守或边将——使匈奴、护羌……其实差不多,没有将军号就单纯多了,但汉魏以来不多见。与州级一样,其将军号高下不一,实际上一样。京尹牛一些,级别较高能在朝里说上话。总体上汉魏的官制大约如此,别看那些三公九卿袍笏俨俨,许多人同眼下那些一个秘书一个司机的某某级大官一样,脑袋看着大,其实两手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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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颌之死张颌其人史书详备,这里自然勿庸赘言,我所关心的是他的死事。表面上看他是死于一个优秀军事家的不当指挥,而考其前后本末,我不禁怀疑:司马懿有那么糊涂吗?无论是张颌还是司马懿,他们都不胡涂。司马懿何如人也?文韬武略一时罕匹啊!此战之前他可谓出将入相,怎么看都是一个机谋深刻的人物,而他竟然犯了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派一支部队追击他不可能抓到的诸葛亮,而且这个对手的军队建制完整、组织有序……更糟糕的是:张颌死了!在整个西线,张是军阶仅次于司马懿的重要将领,而当时的张颌已是白首老将,司马懿也完全可以派去一个年富力强的人去执行这个任务,因为他有足够的人手,而他却派去了张颌。据说是张颌正统领着前军,但这并非合适的理由,自古老将出军,主帅轻易不会让他们亲蹈行阵,而是反复强调要他们呆在指挥位置上。特别是张颌这类威名赫赫的老将,级别很高声名很响,必在“保全”之列,这也是一个主帅所应该具备的仁德,至少也是一种态度。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倒不是老将真的能冲能杀,帅帐里要的是他们那些血与火拼出来经验,大营中要的是他们那些传奇般的威名。在西线的将帅中,张颌的资格最老,也备受年轻皇帝的信任,曾经连天子虎贲都临时派给了他,可见张颌是何等的分量!但主帅是司马懿。司马懿这时是大将军,而且有大都督的加号,上一年还假过“黄钺”,看去真是风光无限啊!但司马懿并不舒服。司马懿起家是在曹操的秘书处里工作,好象是曹操对他缺乏信任,但他却搭上了曹丕那条线,曹操一死,他一下就成了曹丕的长史,按当时汉魏禅受前夜的权力格局,他可以说已是事实上的宰相了!果然不出几年,他就正式手握机衡了,甚至还被比做“萧和”。可皇帝又换了!司马懿很快就被赶出了权力中心,形式是升官,老掉牙却挑不出差的好方法。司马懿这次挂帅从一开始就与张颌有分歧,虽然他官够大军权在手,但张颌似乎并不服气,司马懿当然没胆子把张颌怎么样,只能用印把子硬压。这一仗打得不好,主要将领意见分歧,让诸葛亮多少捞了些便宜,最惨重的损失就是折了张颌。两个人好象都有些意气用事,司马懿从一开始就是不听张颌的,很有点斗气的样子,可后来他的态度就颇堪玩味了……明明白白的危险啊!大凡当领导的,没有几个会喜欢资格老、名声大的副手或部下,不管如何都是碍手碍脚,如果再是个爱摆老资格的就更不耐烦了。如果这领导曾是办公厅说话算的,现在外放出来管一摊子,气儿本就不大顺,你这里唠唠叨叨岂非惹厌?张颌死了,马革裹尸,死得悲壮,也死得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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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乱的开始三国的鼎立,无非人与势的因因果果。三分肇始的苗头,一般都会归咎到桓灵以降的政治上来,而矛头也老是指向宦官们。但究其原因,这其实不过是相权君权相争而派生出的副产品。由于权力的演变纠纥,宦官们获得实惠也就理所当然了。然而就我看来,东汉的残破还是其政权自身的朽烂,这不仅责在皇帝与宦官,那些“清流”也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任何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形成对自身的破坏力,大汉帝国的内在问题才是摧毁这个时代的根本原因。社会利益的分配矛盾经过长期的累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燃起熊熊烈火。东汉政府一直头疼也一直没有解决的豪强兼并才是根本问题所在,政府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社会分配的长期不均衡与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而政权核心的权力之争也越来越复杂和残酷,寡头政治长期左右政坛,做为帝国的至尊也越来越遭受到权力之争所带来的羞辱与蔑视,中央政府的权威自然会受到不动声色的怀疑和瓦解。东汉末期的党争更是把国家推下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人们已经不再把决策的好坏做为评判的标准,而是把这些决策出自何人定为是否支持的准绳,意气之争代替了深刻的思考。整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或是目光短浅或是消极避世,几乎无人不把自己视为拯救世界的君子,然而他们除了攻击别人却拿不出任何力挽狂谰的办法来,此后这一现象又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断上演。做为社会的栋梁,现实上拥有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们从整体上已然丧失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愿望,他们的自身利益早已同腐朽的政治融为一体了。他们中许多人世代为官、相互婚姻、互相标榜,占据着社会各个方面的主要资源,他们一方面在名利场上喋血拼杀,另一方面决不肯牺牲自己分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的改良,他们只是高喊着华丽的口号原地踏步,冷漠地看着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塌,面对这些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更加疯狂地掠夺那些赤贫的百姓。而与此同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在悄悄变化,州郡兵的兴起所造成的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也为日后的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后这一问题也长期困扰着残汉以后的好几代政权。自前汉霍光柄政以来,汉代的政府职能就开始了深刻的变化,宰相被一再地削弱,军人登上了最高政治舞台。而有意思的是,本来为拱卫皇室而建立的这一权力格局却成了皇室的最大威胁之一。霍光的政治或许不坏,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实在太糟。东汉以来,自刘彻开始的台阁柄政在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但文人执政的好景不长,“大将军”很快又成为了权力的中心,更为令皇帝惊恐的是:“大将军”的决定甚至可以剥夺他们的生命!这种惊恐使处在皇帝身边的宦官们受到了无可比拟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大将军或偶而掌政的文人与宦官们的彼此杀戮也使皇帝得到一些危险的安全,但是皇帝的权力与威信却开始渐渐地崩溃直至荡然无存了。这种现象首先会造成各种政策的混乱与人心的动荡,党争便成了当时的一大风景。中国人有个习惯,大家往往为君子小人之争搞得头破血流,全然不顾其他,既使有益于国,但只要是小人们提出来的就要一反到底,反之也一样。事实上无论君子小人面对这个帝国的没落全都束手无策,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争权夺利,无论君子小人们都相信:只有把权力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然而一次又一次互相清洗并没有使国家恢复元气,所谓“政治一清”也不过是换上了几个毫无做为的空壳君子,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这行将逝去的帝国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也逐渐从心脏腐烂到每一寸肌肤。张角敏锐的政治嗅觉使他发现了这个好机会,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就把帝国的荣耀彻底地踩在脚下!虽然他最终失败了,但他给帝国的震撼却是前所未有的!就在他败亡之后不久,帝国就进入了军阀时代,而各地以他为旗帜发动的叛乱依旧猖獗难已。二、权威的倾覆张角是一个优秀的宣传鼓动家,他也有着非常出色的鼓动能力,但遗憾的是,他既没有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也没有多少军事头脑,他只是一个破坏者。张角没有给他的追随者们提出一条那怕具有一点现实的可操作性的政治纲领,这场残酷的流血运动仿怫只是为了混乱而混乱,他们甚至连想要什么都没有搞清楚。据说何进是一个屠夫出身、依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人物,但不管怎样,他一度把持了最核心的权力,他的身边也聚集了一大批精英人物,但他的见识注定会使他成为一个悲惨的过渡者。他对历史的作用就是加速了这个帝国的崩溃,甚至于连奉命率部进京的董卓都没能见上他一面。董卓是一个军人,他经历过战争的残酷,也更懂得他权力的基础所在,他对军队的控制很严格,同时也对包括皇帝在内的朝庭进行了改组和清洗,表面看来,他似乎已经控制了局势。但他的麻烦在于他是个“外来者”,一个从未进入过决策核心的人却突然间掌握了一切!这使那些曾经高踞朝堂的人们惊慌失措,进而怒气填膺!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更换了皇帝,问题的关键在于——董卓本来是没有资格得到这一切的。董卓的失败原因在于他的权力基础,他忽视了一些曾经给予他关键支持的人,他对某些社会精英人物的尊重使另一些人感到了冷落,董卓的麻烦是他一方面力图使朝政走上正轨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他却没有任何办法平衡这个矛盾,除了残暴,他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威信。王允一派本就是在韬光养晦、寻求战机,而吕布等人却已对董卓失去了耐性。在董卓的眼里吕布只是一条狗,似乎他可以随意打骂却不必担心失去他的忠诚,因为董卓一直认为:此前这位将军的所做所为早就被整个官场所不齿了,离开董卓他根本就混不下去!不管是否有无吕布,董卓的败亡都是必然的。首先,他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把持政权的人事基础。他在朝庭中没有奥援,没有任何人可以依托心腹,夺取权力可以依靠军队,但要使政权正常运作却万万不行,而且他的老部下里也没有任何在朝庭中有号召力的行政人才!他只能起用那些跟他隔肠隔肚的政治家。从一开始,董卓就已坐到了火药堆上。其次,董桌的权力基础是以旧部亲属为核心的军队,这些人的利益没有得到均衡的分配,特别是他们与政客们处在一种自然而微妙的对立境地。而且他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任何令人振奋的建树,董卓的败亡从他攫取最高权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董卓所面临的形势很复杂,他第一个错误就是更换皇帝,至少在时间上是不恰当的。人们一方面对皇帝失掉了大部分信心、另一方面却又在思想上难以挥去正统情结。在东方,军阀们一边宣称拥护皇室一边结成了反对他的同盟。虽然这个先天不足的同盟被瓦解了,但逃离洛阳的毕竟是董卓,而对首都的焚烧与劫掠更是糟糕到了极致。这一行动表明,他并没安定国家的信心与能力,他在政治上彻底输了,他被清除只是一个时间和机会的问题了。军阀们的混战虽然给了董卓喘息的机会,却也使他的内部矛盾很快浮出水面,最后以他及其家族的覆灭掀开了更加混乱的一页。三、军阀的乐园曾经几度转手的皇帝最终成为了曹操的战利品,这位残汉以来最优秀的政治家和将军也选择了迁都。与董卓不同,董卓原来的军队与地盘是从朝庭那里“赖”到手的,董卓除了拥兵自重并没有经营到任何的“合理性”。而曹操不但建立了“合情合理”的势力范围,而且他得到了许多精英人物的支持,在许昌他除了成功地拓展了领地以外,也已建立起了一整套相对高效的行政班底,这回轮到那些饱受耻辱与折磨的君臣们做“外来人”了。曹操跟本不需要那些当朝大佬们为他主持行政工作,这些人如想保住尊严和性命最好把嘴闭上。曹操得到皇帝的机会比董卓要好得多,如果说董卓手里的皇帝还多少有点影响力的话,那经过他与李郭二人反复侮辱的皇帝几乎丧失了最后的那一点尊严,曹操的出现在政治上比董卓拔高了整整一个档次。除了针对他的阴谋,曹操不需要任何清洗之类的运动,那些旧日高官们也不会象袁绍那样逃离,因为他们差不多已无处可去,逃了也不会再有袁绍那样的好机会了。曹操似乎更不必担心他所属的地区首长发动针对他专权的叛乱,在他得到皇帝以前,他已经基本肃清了那些不稳定的因素。虽然徐州问题日后因刘备而再次发生战争,但曹操早在以前的战争中就摧垮了徐州的独立基础,那里的绝大多数人早就厌倦了这种莫名其妙的血腥争夺,与其支持一个流窜三人组远不如向强者表达无奈的忠诚。刘备的行动更象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恶作剧,包括他本人在内他的组合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方向倒底在哪儿。当曹操最终解决了徐州问题之后,他与昔年好友的矛盾开始激化了。曹操在困难的时候甚至想过成为袁绍的助手,但现在他就要与这个超级强大的老友摊牌了。袁绍家族不仅拥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他本人还逐步占据了数个省份,他拥有大混乱以来最强大的军队和最广阔的领地,他的身边也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如此雄厚的资本使他傲视群雄,如果董卓依然存在,也一样会被他的光芒所震摄。袁曹之战是那个时代第一次至关重要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他们都在膨胀中碰撞在一起了。袁绍的问题是他放弃了拥有皇帝的好机会,等他从曹操那里收到寄给他的委任状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然而这一切并非不能补救,可他又错过了曹操忙于东线战事的时机。但他还是有机会的,一场指挥得当的战争甚至保持压力态势都会使曹操土崩瓦解,可是他已习惯于俯视他这个矮个子朋友了,他的决策一误再误,最终使他两个儿子的头颅被送到曹操的手里。曹操的胜利是典型的领袖意志的胜利,这种意志使他充分利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因素,北方在他的经营下开始走上了正轨。曹操一样也需要巩固他的权力,他并没有象董卓那样以更换皇帝来显示自己的威权,而是改革和加强了一整套强而有效的政府运作机制,他对政策弊端的洞察力远胜董卓,更何况他的智囊团非常优秀且相对团结。通过对官制的“反正”与补充,曹操成功地使他原有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与稳固,整个朝庭的行政运作都依靠他亲自指定的班底,他的亲信把持了所有的实权岗位。当曹操从北方的大小战争中回过头来,他的目光又跨过了长江,然而这回他遭到了惨败。当刘备从曹操指缝间溜走的那一刻起,历史就是另外一番结果了。四、分裂的力量就我个人看来,刘备这个人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投机分子和冒险家,他没有任何可资一搏的实力,但他却仅靠着两个出身下层的武夫就成为了一个各方都不敢小觑的人物,由此看来,这个自称出身高贵的手工业者的确有着非凡的素质。刘备之所以在战乱中屡屡奔波亡命,其根本原因就是他没有任何根基。他的早期只能在老同学的麾下摇旗呐喊,虽然声音小得可怜,但他毕竟从一个编织小贩融入了时代的洪流。这一时期的刘备没有任何方向,当他接到孔融的求援信时,那种久埋心底突然被点燃的野火开始熊熊燃烧。这个机会使他一跃成为一方之霸,虽然他的统治基础极其薄弱,但这毕竟使他成为一个“有名有姓”的军阀了。刘备在徐州的基础简直就是沙堆的城堡,而且这一地区的政治问题与地缘纠纷都极其复杂,豪门巨室的各自为政、周边势力的虎视耽耽、地缘政治的错综复杂,而刘备却偏偏是一个弱势的领导者,这一地区自此走向了一条更加混乱的不归路。无论是刘备还是吕布,他们对徐州的统治都不可能达到陶谦的水平。首先,他们没有国家的正式任命,其次他们也没有真正依靠实力征服这里,同时,他们占据这里的时候整个国家已是一盘散沙了。他们在这里只能是在各个势力中间左右平衡,他们在徐州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而江淮的袁术却如同一个持续发病的妄想狂,我个人感觉他更象一个政治行为艺术家,当他的实力越打越弱的时候,而野心却越来越大。袁术和袁绍都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中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有着旁人难以匹敌的政治资源,但是他们谁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所有,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阶层左右了他们的政治意志与人才政策,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傲慢也使他们瞧不起任何对手,由来已久的高高在上更使他们丧失了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和深远的思考能力。他们的败亡昭示着旧有的豪强秩序将面临着一场新的变革,旧有的门阀将必须容忍新兴的和原本低级的豪强们登上最高的政治舞台,他们甚至必须对此表示尊敬。曹操的权力基础是如此的扎实,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要打上一场统一战争,在赤壁,他被一个年轻儒雅的将军打得鼻青脸肿,这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战例拉开了三国鼎立的序幕。曹操在这场战争的失误其实方向性的问题,我曾读过一点马非百先生的《秦集史》,其中对秦穆公东向中原不成,利用晋楚之争转而避强击弱连破诸戎拓地千里的策略大加赞赏,认为秦能一统天下,此为肇基。曹操虽然殄灭了袁氏,但是他在关中的权力仍然缺乏稳定的根基,如果他暂时把南方放一放,从根本上解除西北的隐患,然后取东川震巴蜀,历史也许就是另外一种面貌了,当然,这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假设罢了。曹操一统北方之后,他成为实力最强的超级军阀,他不但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州郡,而且还把持了中央政府与皇帝本人,但他还没能使他的西陲真正稳固下来。韩、马后来的叛乱虽然没能起到多大的破坏作用,却凭添了不少麻烦。所幸韩、马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既低能且缺乏远见,他们的叛乱毫无明确的方向,更别提他们发动的时机是如何的糟糕了。在那个时代,许多象韩、马这一层次的军阀既无宏图更乏远略,他们守着自己的地盘意图观望,随着局势的日渐明朗,他们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相比之下,张绣、臧霸倒是更明智一些。五、南方的势力整个南方比起北方来要相对平静得多,但血腥的争夺一样存在。有趣的是:益州、荆州和江东都是“外来人”掌握着最高权力,这也说明了一点,南方名宗大族的势力相对较小,所以其战争规模似乎也就不那么显山露水了。刘表、刘焉这两个人都握有中央政府的正式委任状,他们凭籍自己的资历名望加上相当不俗的才干拉拢分化当地的名门大族,软硬兼施、成功地得到了这些领地,而孙氏却付出了相当惨烈的代价。从法理上讲,孙策是逆臣的部曲,他不仅被江东士族所蔑视,而且也对他的野心深怀戒惧,而孙策与他们发生激烈的碰撞也是在所难免的。但孙策是一位强有力的英雄,他天生的果敢勇毅与领袖气度使他在江东很快就占稳了脚跟,为以后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孙氏的艰难转战,也恰恰使这个集团的领袖意志比诸二刘要顽强得多。这一集团的向心力与战斗力也相对强大,更何况他们还有周瑜、张昭、鲁肃等等出类拔粹的人物。虽然曹操的到来曾一度使他们惊恐万状,但是孙权顶住了这些压力,做出完全正确的决定,这个年轻的军阀似乎注定了要在历史上留下他的骄傲。孙权面对重大的历史关头几乎从没有犯过错误,他的坚忍与耐性使他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孙策留下的领地在他手中整整扩大了一倍以上!孙权的优点是在正确的决策上从不错误的用人,从破曹操、诛关羽到驱刘备,他无论是决策还是用人都显示出了他高超的政治素质,这样一个人如果不成功一定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造成南方与北方分庭抗礼的诸多因素里,刘备集团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相当长的时间里,刘备除了越混越响的名声,他什么都没有得到,唯一值得告慰的是他与关张的铁三角关系经受住了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他们所缺乏的是明确的方向。长期的苦战与流窜使刘备痛感谋谟人才的重要,在新野,他找到了年轻的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就此出炉。也正是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在满城风雨之际与鲁肃一拍即合,为今后的鼎立吹响了号角。一场赤壁大战使曹操遭到了重创,但他也并非一无所得,他的军旗总算在襄阳的城头迎风招展。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两个难缠的对手把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彻底地埋葬了。六、同盟的裂痕大战以后,荆州与江东这一对原本的宿敌坐到了同一条船上,所不同的是此刘已非彼刘。面对利益分配,刘备显然比孙权老奸巨滑得多,他利用刘琦这面大旗堂皇地将荆州地区最高首长的官衔收入囊中,留下的荆州士人降曹未成、投孙不欲,这种两难心理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加入了刘备集团。没有荆州士人的支持,孙权在荆州是难以立足的,当威名赫赫周瑜病逝以后,孙权不得不退出了荆州,“借荆州”这一公案就此成为日后孙刘相残的导火索。无论是刘备还是孙权,他们都对西方富庶的邻居垂涎三尺,同时他们也都意识到懦弱的刘璋如果被曹操吞掉,那么他们也会很快成为死仇大敌的俘虏。有条件获得西川的只能是刘备,他的羽翼日渐丰满,他不但有庞统这样优秀的参谋长,还有西川内部目光犀利的叛徒,他没有花费太大的代价就夺取这块富饶的领土,不但如此,他还重用了他有史以来所遇到的最聪明的谋士法正,正是这个人的谋划,刘备也有史以来第一次亲手从曹操那里夺取了一块至关重要的领土。然而他的成功引起了盟友的高度警惕,孙权先是夺取了荆州东南的三个大郡,又很快撕毁了最新的合同,一举将刘备在荆州的势力清理得干干净净,并且在荆州的西大门把他年长的妹夫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孙权不能容忍昔日的盟友与他不相上下甚至比他还要强大,在同盟中被矮化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想成为曹刘争雄的陪衬与附庸,他如果想获得更大主动性与生存空间,就必须夺取荆州!北方的英雄虽然老了,但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和曹操硬碰没有任何可能的希望。孙权所能做的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也非常清楚刘备与他是多么的互相需要,他也更清楚一点——即使他割走刘备一大块肉刘备最终还得需要他,甚至比以往更需要!处在曹刘两家之间,他手中的牌会更多一些。不管怎样,处在两强之间的痛苦都远比他这么做要大得多。也正是由于关羽的覆败,鼎立的局面才真正稳定下来,这一结果对刘备集团的打击最大,虽然日后执政的诸葛亮屡次以军事手段意图证明些什么,但事实上这个集团从此以后不过是大象与水牛面前的猴子,叫得很凶却改变不了它相对无足轻重的现实。(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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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禁其人,资料比那个羞辱他的关羽详细得多,虽然在当时,关的名气非常之大,但没有留下多少可以佐证的信息,而于禁则不然,他主要的军事生涯基本上都记载。从附从鲍氏,到都伯、军司马、陷陈都尉、平虏校尉、裨将军、偏将军、虎威将军、左将军假节钺,其间有清晰的记载,于禁起家行伍屡立功勋,做为军人无疑是优秀的,他有幸投在了曹操的麾下,如果跟了刘备,还不知多少苦头要吃。虽然他最后晚节不保,但这无损他在历史上的价值,他也时那个时代的开创者之一。在这里我不想讨论他的军事才能,我所要关注的是他的政治水平。在我看来,“五子”之中最具谋略的是张合,而政治眼光最为犀利的就是于禁。于禁虽然一生都是纯粹的军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发挥独特的作用。据说在曹操征张绣的时候,大军败绩,自成体系的青州兵沿途劫略,于禁于路剿杀,最后闹到了曹操那里,曹操给了他极高的评价,无论曹操当时的语言还是后世的评论,多是从军事上着眼的,而其实,真正使曹操高兴的绝不仅仅是这些。众所周知,青州兵将只服从曹操,他们为曹操东挡西杀,却仍然没有真正融入曹操集团,一直保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们只要肯为曹操卖命,曹操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去纠察他们的过错,作为领袖,曹操有苦难言。而种种迹象表明,青州兵多少有点跋扈,但曹操不能管,等闲人又不敢管,这时候于禁挺身而出,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曹操大喜之余,却不能从这个角度予以褒奖,只能从军事水平上说话,君不见,青州兵并没受到责罚,而且从军功来讲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足以封侯相待啊!于禁的行为正是曹操所想做而不能做的,曹操斯时赏功掩过,实为不得已耳。如果说这只是于禁的歪打正着,那擅杀昌豨就不是这句话所能解释的了。昌豨屡起叛乱、震荡青徐,虽然臧霸受操之号令为青徐连帅,但他一无真正的头衔,二没绝对的权力,青徐群豪互相依存,平时各自为政,有事则进退同盟,一旦有变更会发生混乱,曹操对他们只能安抚羁糜,即使屡降屡叛,他也不敢真行杀伐,那样就会引发整个东部的叛乱,曹操在这一地区的权威很大程度是靠他能给这些多少好处来维系的。昌豨大概正是看破了这一点,才以叛谋利的,长此以往不但是恶性循环,还会给其他豪霸树立一个危险的榜样,也对曹操的权威造成极大的破坏!但曹操毫无办法,因为北方未宁,杀昌豨的命令他是绝不敢也不能下的。于禁杀掉昌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那时位不过偏将,无论如何也没有杀伐决断之权的,他所依仗的就是那个“降而复叛者杀”的条例。但执行这个条例并不在手里,他打的是个擦边球。杀掉昌豨就是要给青徐乃至所有的地方豪强看看,不要以为手里有点实力就敢轻举妄动!于禁可以这么做,但曹操却不行,虽然有“降而复叛者杀”的条例,但曹操却不能认真执行,如果明令出于操,那就会使豪强们人人自危,甚至酿成祸端。但如果行之于禁,只能说明这属于局部乃至个人的行为,并非曹操的本意,曹操完全可以向豪强们继续扮演慈祥长者的角色。而一方面豪强既没有足够的借口和相当的决心搞什么动作,另一方面也要为昌豨的结局心怀凛凛。于禁的这些表现证明他有相当不俗的政治水平,他对朋友昌豨的凶残使他获得了响亮的名声,其他人在战场上虽然名声赫赫,在集团内部却不见得受人待见,以张辽为例,连他的护军都胆敢跟他闹别扭,更何况那些地位大体相当、实力相差不远的将领了。所以,曹操派去夺朱灵兵的人物就只能是于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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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想要胡说八道的不是官制,而是官制本身的一个侧面问题。绝大多数时候,官这东西其实是实权人物手中的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大大小小的官员总是围绕着权力的中心而运转的,当皇帝是权力中心的时候,他信任谁谁就有权。东吴就曾有过以偏将军入尚书台为辅相的例子,所以说,官大爵高不见得能在权力格局中排上号。三国之始肇自董卓,此后军阀混战天下汹汹,一切都乱了套。每个集团中都搀合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即有残汉官员也有当时名士,又有阻兵豪强还有平民人杰,这些人都在各自的集团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不同程度地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但是由于各自集团的发展轨迹不同,他们的声音也大小有别,权力往往与他们的职务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张辽,功大官高,声威赫赫,曹丕对他是何等尊崇?但他根本就进不了权力核心,在那里却连放屁的权力都没有。他只是一个“外将”。而夏侯诸曹即使做了外将,影响却大大不同了,即使他们不豫大政,但那种“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的架势可不是别人比得了的。同样是大督,吕蒙在权力格局中无论如何也起不了陆逊那样的作用。所以他第一次向孙权举陆逊代己的时候,孙权遂以逊为偏将军右部督领宜都。却又在吕蒙病故前再问谁合适,吕蒙此时总算明白了,他提出了朱然这个人,于是朱然便假节镇了武昌,若不是刘备东征,陆逊还得熬一熬。主要原因还是姓朱的更让人“放心”。与吕蒙不同,陆逊一任大督建功,就可以籍功“入相”了,因为他毕竟是有政治影响的大族子弟,虽然是支属。所以是否用陆逊孙权得好好琢磨一下。黄忠受任金紫何等风光?但他再乘以十也不敌关、张任何一位有发言权,除了制服,他的实际地位与赵云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比不上赵云实惠。曹营五子百战功高,但他们的权力范围就在军营里。而那些相府的“掾”啊、“属”往往一掉脸就是手握机衡的重臣。当官如果没有诸曹夏侯或关张的资本,最好别轻易做外官外将。有本事还是一起家就做那些“僚”。马谡位不过参军,人家一出来带兵就抢尽风头,同是镇将,赵云那镇东就根本比不上魏延那镇北。抛开身份特殊性看一个人的职务是否有权力,就看你离权力核心有多远。司马仲达做尚书仆射的时候远比他做骠骑将军时牛多了。三分初期的权力格局基本上是以僚为核心的,荀文若做了曹操的司马,那他就是曹营掌盘的大人物!有权对一切发表意见甚至是指示。此后的荀攸等人无不出身下僚而很快进入重臣的行列。由此可以看出,幕僚正时储备要员的重要机构,也是通往权力之路重要途径。遍览三国的实权人物,绝大多数都有幕僚的经历,当我们看到史书中某人只是从事啊、别驾啊、掾啊属的,千万不要就比那些声威遐迩的将军抵,他们往往是口含天宪说话算数的。所以我们在解读一个人物的职务与权力时要仔细掂量,万不可以官位高低论他的权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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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霸其人,坛中关注的不多,然而在历史上,他在曹操集团的实际影响却比名声赫赫的“五子”还要大,他在这个集团的重要性更是张辽之辈难以企及的。臧霸列位功臣,靠的不是战功,而是他的实力与态度,四方扰攘之时,他的行动曾是曹操争衡天下的决定要素之一。然而随着三分定鼎,臧霸的境遇就每况愈下直至从军届逐步淡出了。臧家在青、徐潜势颇大,从其少年时竟敢竟能率众要夺其父、公然抗法来看,其家族在青州一带有着不可小视的力量。残汉豪霸之强,大者跨州连郡,小者阻保岩穴,朝庭诸侯莫能卒制,所以他们能纵横捭阖于各种势力之间为自己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其间消长无非是选择支持哪一方力量,乃至一个表态就足以丧邦兴邦。臧霸就是仗着家族部曲得以在这场大混乱中生存下来的,他本是青州豪强,却在阴差阳错中把势力扩张到了徐州,他虽然亡命东海,但他在青州的势力损失并不大,没有证据表明那个大怒的太守胆敢彻底拔除臧家的根基,而一场黄巾之乱,臧霸又堂而皇之的成了陶谦的部将,这一身分为他将势力跨州连郡给予了极大的方便,以至每一个入主青徐的势力都不得不跟他进行利益分割的谈判。臧霸不失时机地组织起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且联盟群豪,组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豪霸集团,这一力量从此长期盘踞青徐,直至多年以后才在曹丕的努力下真正归于魏国的掌控之中。我所能见的资料匮乏,读书又粗糙,难以得出准确的推论,但就其大势而言,刘备入徐州,当地豪霸支持的不多,所以一旦有变,刘备就成了丧家之犬。臧刘的关系《三国志》二人本传内无载,但从臧霸对吕布的态度看来就可想而知了。作为大族豪霸一般是看不起门阀较低的人物的,这也曹操兖州之乱的背后原因,以曹家的宗族力量尚且如此,更何况刘备这样孤魂野鬼!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得到政府正式颁发的皇族证明,而且他名望根基还远有不足,他所依仗的不过是两个出身寒微的武夫和一个才短钱多的豪强。就事论势,刘备在这块四战之地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然而臧霸对吕布的支持使他走上了曹操对抗的道路,随着吕的败亡他也被打得七零八落,最后被扭送到了曹操的面前,但曹操却不能杀他,因为他的部曲仍散布青徐,无数双疑虑重重的眼睛也在盯着曹操,一旦臧霸授首,整个青徐势必战火燎原!要想彻底消灭这些势力,对于尚不足称强大的曹操而言,还不知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与多少时间,对当时的曹操来讲,他还玩不起。曹操的“见而悦之”无非是个态度,他悦的是臧霸的可观的势力与影响,他所要做的就是要深结其心使之成为他争霸的一大臂助,在我看来,主从双方得以融洽的原因很大程度是豪强的野心有限。当是时,曹操真正可控的地盘不过是并不稳定的兖州和乱糟糟的豫州,而司隶所部的关中部分也不过是名为疆臣实属割据的韩马诸部,且曹操外有强邻内有贼患,南有刘孙,北有强袁,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时候怎么对待臧霸与臧霸的态度决定着曹操的将来。臧霸没有辜负曹操,也许是曹的风范气度使他成了曹操坚定的追随者,而曹操更是慷慨,割青徐以偿之,肯定了他近乎半独立的特殊地位,甚至兖州叛将相投,臧霸抗命不杀,曹操反而命为郡守以慰臧霸之心。有意思的是,刘备在徐州不自量力地搞了一个小插曲,只是这一次他失败得更快而已。由于臧霸为曹操稳定了东方半壁,曹操才得以全力北上以图袁绍,曹操称其“功莫大焉”,但臧霸深知权变之道,主动要求遣子入侍,受到了曹操的高度赞扬。在这一时期,臧霸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根本就不是张辽徐晃之徒可以相提并论的,而从其所掌来看,诸曹夏侯也颇有不及。然而随着北方的平定,臧霸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他的半独立性质依然存在,但是他的地位渐渐与张辽等人接近甚至等同了。此后他参加了不少战斗,也积累了不少功勋,但由于三分已显,他的地盘已为东南冲要,屡有曹氏宗支节镇方面而为其帅,臧霸尽心臣节从无不逊之事,他的这个态度使得曹魏只能“羁糜”相待,特别是曹操在世之时,曹魏始终没有把解决臧霸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臧霸多年盘踞青徐,赫赫有名的“青州兵”在曹魏地位很是特殊,他们对臧霸的忠诚犹在曹魏之上,这样一支重要力量不能为魏之腹心,对于曹家无疑是难以安枕的。随着洛阳那场令魏国上下胆战心惊的“鼓噪”,臧霸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作为久掌重权的大将兼豪强,臧霸对曹魏曾是可以信赖的东方干城,同时也是一个易世难制的心腹大患。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曹丕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技巧。在东南,曹魏曾以夏侯敦为帅,但此时,整个东南无论权力实力最大的都是臧霸,如果调张辽主东南之事,其虽负勇名,但实力影响都极为有限,跃马行阵有余专威疆域则不足,而且张辽的身分也难以使臧霸和青州兵把他当回事,所以曹休由中领军到征东大将军不过转眼间事也就顺理成章了。曹丕即位两征孙权,多有史家讥其不晓兵机,而田余庆却指出这与其说是征孙权还不如说是冲着臧霸来的,其中本末田氏所论甚详,这里就不在抄录了。总之,臧霸最后兵柄尽失,在曹丕的眼皮底下做了个地位隆宠的“重臣”残汉豪强之患,对整个三国乃至西晋的政治军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李典领兵还不过是个毛孩子,他的部曲仅在老巢竟有三千多家!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而那些一刀一枪从尸堆中站起来人们往往穷一生之力也难以达到这样的地位。三分以来的政界军界,真正起家于普通平民百姓的人廖廖无几,无论最终的结局如何,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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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后人的敬仰也好,诸葛的精忠也罢,这篇《出师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奏议与经典文章的范筹,它虽然没能改变历史,但却无时不刻地影响着以后的历史,这种影响并没有表面的作用,而是深深嵌入了中国历代文人政治的灵魂深处,对于深谙权术的政治家而言,它可以是很好的武器,而对于碌碌腐儒而言,它又是慷慨的号角。但任何一件事物都是难以适应所有人口味的,从《出师表》这颗著名鸡蛋里挑出几根骨头来也并非难事,那些让失意文人们热血沸腾、神魂颠倒的文字里竟然被读出了权奸本色,那些拳拳之心竟然被分析成了耐人寻味的阴险,其中倒底隐藏了什么呢?周公王莽之事,史不绝书,即使霍光之忠,仍不免于宗族倾覆,而诸葛权凌主上,难道他就不惧身后之惨?难道他已经准备效仿敌国禅受以全先主遗命?然而,我们所看到的诸葛亮从没有大肆诛除异己的举动,也从没有把他的戚畹遍布津要,更没有为自己的家族聚敛资财蓄结死士,而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继之以死,更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那个曾被他训如儿辈但已经把权力握在手中的皇帝竟然启用了他的儿子成为辅相,要知道,这个皇帝曾经反对过对诸葛亮的立祠活动!有句老话“聪明不过天子”,这不是皇帝有多高的执政水平,而是身在旋涡的中心,对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与需索有着切骨的感受,想想霍光与张居正,我们就不难体会出屈辱的皇帝会进行怎样的报复!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这在蒋费时代尚可理解,但在陈黄用事之时就大大不同了。窃以为,对于诸葛亮,朝野敌国舆论甚多,刘禅年齿日增阅历渐富,对他那个相父的认识愈加深刻,这一切都促使了年资尚浅的诸葛瞻的迅速攀升,其中重要的缓冲期应该在蒋费时代。回头再说《出师表》,此时的诸葛亮意气风发,这个早熟的政治家“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诚可谓不可一世之时。此前诸葛亮第一次亲自指挥的针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大获全胜,虽然对手跟他的军事力量毫无可比性,但这毕竟使相府的威望大增,使他进一步巩固了在朝庭的地位,并且将蜀中的主力部队操于掌股,而且随着北上计划的制订,汉中的精锐之师也将名正言顺地落入他的手中,时至今日,他的实际权势即将涵盖于整个蜀汉了。但是他一旦身赴前线,成都就会出现权力真空,稍有不慎,诸葛亮就得进退失据,不做黄权就得打起清君侧的旗号骑上虎背了。因为同为顾命大臣的李正方已入江州,“知”其后事,李严的驻地靠近成都对诸葛亮的后背威胁最大,而这一安排实属不得已。首辅将兵而出,总理一切事务必须是次辅,诸葛亮要想把李严挡在成都以外,必须把这里的权力从新分配,同时也要堵上李严的嘴,所以,宫中府中就有极大的必要“俱为一体”了。从职务而言,首辅的出征使得李严有足够的权力和理由入主尚书台,即使他单骑而来,以他的政治能量足可以迅速摆平朝中的一切,要知道反对诸葛亮甚至反对过刘备的还大有人在。那样他就可以皇帝的名义给诸葛亮发出一道道指令,那时的诸葛亮就会连成都的大门都不敢进了,当后主亲政,姜维犹不敢立朝,更何况主弱臣强?即使李严被强行阻止入朝,可诸葛亮一旦离开,李严就很可能挥兵西来入主成都,连结来敏等人封锁宫门内外交攻,如此一来,阿斗就会成为第二个汉献帝!即使孔明夺回皇帝,那皇室的尊严就会荡然无存,这个外来的小朝庭的政治根基就会迅速瓦解,诸葛亮必须消灭一切这种可能的因素。《出师表》中进乎严厉的语言说明了蜀中的政治力量还没有完成整合,新旧矛盾还很突出,此前廖立不服李严指桑骂槐为诸葛亮所惩处即为表徵。从武帝掌权以来的实际行政序列讲,尚书台向皇帝负责,尚书台官员是决策者,而相府只是执行者,录尚书事的大臣一旦外出,尚书台的其他领衔人就有权对一切事务发号施令,诸葛亮要想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必须把他办公室的权力扩大到涵盖政权的整个领域。但这还远远不够,他的亲信虽然拿到了尚书台的权力,但做为宫庭宿卫的近侍官员仍可以轻易地改变这一切。所以,皇帝的师傅虎贲中郎将来敏就有必要“升”为将军,而为诸葛所信任的董允接过了他的印绶,那个被称为“能”的向宠则很快把整个京畿的防务置于他的直接指挥之下。同时,当时资格最老的将军赵云也被解除了中护军的职务,其权力移交给了邓芝,而且也没敢让后者留在成都,这样一来,军官的任免迁调就等于转到了前线。否则,江州一纸公文,要求升迁几个将军,作为顾命大臣的要求,而录尚书事的宰相不在,中护军是不好违抗的,因为这不是大事,但却可以使江州不动声色地扩大自己的实力。赵云的“升迁”我怀疑是他曾以公正的角度秉承李严的指令提拔过一些下级军官,虽无损大局却使丞相不太放心了。不然何以不让他继续兼领着这个职务呢?诸葛李严的矛盾是蜀中政治力量整合过程中必然的产物,即使董和尚在而非李严受顾命,这一矛盾仍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其表现形式与结果可能会更缓合一些。李严身在江州而统辖东部,实与诸葛亮分陕而治,但他绝不可能满足于藩屏大镇的地位,所以早在雍闿倡乱之时,他就曾派员以“都护”的名义进行“晓喻”,其无所不统的架势表露无遗。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政治信号,李严向蜀中上下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他有足够的信心与能力行使“顾命大臣”的权力,并且不必看谁的眼色行事。对这一行为诸葛亮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但不可能无所警惕,因为这个几年前还被自己呼来喝去的郡守已经开始试探自己了。《出师表》中的那些“过分”的措辞与其是针对后主的还不如说是针对李严的,事实上李严对权力的要求是正当的,诸葛李严受命之初,李严对相权的运作远不如诸葛熟练,以至一招棋错、满盘皆输。还有人抓住李严劝诸葛称王而答以“十命可受”的言辞来指斥诸葛早怀奸谋,甚至联想到《出师表》也是这奸谋的铺垫,以我看来,这些都是对诸葛的歪曲,甚至是高估了他的魄力。这些有“僭越”之嫌的话其实是诸葛李严之间的交锋,双方的信件中都带有浓浓的讥讽,从这些语言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缓合的余地了。《出师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文献,诸葛亮在这里表达出了他个人的政治抱负,而且明确指出了当他出征后可能发生的权力纠纷,并且以这篇文章向整个权力结构发出了强大的声音,向权力系统中所有宣告了诸葛亮的权威,并且为从今而后的整个施政方针与决策重点奠定了基石。《出师表》也毫不掩饰地表现了诸葛亮的权欲,正是基于这些才引发了一些人对他的疑虑,这种怀疑跨越时空直至今日。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诸葛亮并没有留下一个令后主难以“消化”的政治格局,而是留下了一个较为平稳的过渡班底,从现实角度看,这无论对诸葛本人还是后主都是大有好处的。做为政治强人,诸葛亮并没有以汉魏以来惯常的铁血手段消灭他的对手,而是将解决矛盾的烈度降至最低,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了对他身后的政权基石的危害。在三国,蜀汉是唯一没有发生血腥清洗的朝庭,皇帝的尊严从没有遭到破坏,诸葛亮利用他的权力在有生之年将这个近乎偷来的偏安小国进行了有效的整合,确保荆州系统在朝庭上的绝对权势,对于后主而言可称是其功至伟。先主窃蜀而居,不宾者大有人在,所以一旦崩殂,叛乱迭起,当是时,诸葛李严联手的格局是有利于政权稳定的。但是,假如诸葛身后,旧人把持了津要,他们盘根错结占尽地利,对于后主而言是极其危险的,他们踢开后主并非难事;而荆人掌大政则有所不同,他们外来无依,只有保证皇室的权威才能生存下去,对于开疆拓土,或许乏才,但是保皇室安一隅以待华夏时清归于一统却是绰绰有余的。作为政治家,特别是手握重权的政治家,他们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矛盾乃至斗争,而且从来没有那个决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他们必须选择,选择他们认为利大于害的决策,在无止无休的权力纠纷中,他们也必须保护乃至扩大自己的权力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许他们会被权力所异化,但三国的历史上还是有荀文若、诸葛亮这样的特殊人物,千年以降,他们所留下的政治理念或许已是陈腐之物,但他们的政治道德还是光耀于后世的,抚今追昔,岂能无思!近来,一些声音渐将诸葛亮描画得面目不清,眼看就要成了梁冀一类,不免一吐骨鲠而已。声明:自本篇以后,转载老牛的文字敬请附上“转载(ZT)自新浪三国”,望勿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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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有了点时间,迫不及待地拜读坛中的法帖,看至《孔明与李严两人关系详析──兼论刘备托孤用人安排》一文,心中略有存疑,故不揣愚陋商榷一二。文中多次引用汉制来说明李严任职是诸葛亮的部属,若纯按前汉官制看似为妥,而较其实际却颇有出入。两汉官制,由秦入汉为一变,汉武重台阁又一变,霍光录尚书事则再一变。光武中兴,三公论道,掌台阁重臣与大将专权更是一变。而残汉三国,官制凌乱,位高不等于有权,权重却不一定爵显,所以仅凭禄秩看待一个人的政治地位与权柄是偏颇的。先不说李严初登辅位还没有寄衔光禄,且说该文言之凿凿地指出尚书令是何等的卑官,并引用汉制加以论证,颇见功底。然而自汉武重台阁,尚书令就逐渐摆脱了少府的领导而直接向皇帝负责了,东汉以来,尚书令及所属更是完全摆脱了少府而成为政府的实际运作机构,朝庭重臣如无“录、领、平尚书事”的名义就等同于摆设,专为“论道”备员而已。此时的尚书机构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绝非哪个大臣的下属机构,如果哪个大臣“录”了尚书事,也只是某衔来做为这一机构的实际负责人而已。但即使如此,如果该大员还没能真正凌驾皇权时,尚书令也不会沦为他的附庸,而是与其共同执掌、地位略逊而已,也就是说这是首辅与次辅的关系,尚书令仍然有着相当大的权力,而且在运用时首辅也是难以掣肘的。举例来讲,这就略似明清的殿阁与军机处,凡入值“预机务”的大臣都被目为宰相,但是领衔的首辅与其他次辅往往差着好几个级别,明清宰辅衔不过侍郎的很多,特别是明代,岳正竟以六品翰林入为辅臣更是殊典。低级别的辅臣如果不坏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官衔会不断地攀升,很多人升到一定地步还会坚辞极品,因为他所掌管还是那些事,差不多就行了,这叫留有余地。回头再说三国,鼎立以来,蜀行汉制,但其中沿革相异还是有的。就拿尚书令来说,诸葛亮初以丞相录尚书事的时候,刘巴还当着尚书令,他毫不客气把孔明赏识的杨仪赶出了尚书机构,诸葛亮屁也没放一个,更有甚者,刘巴将刘备与孔明都讨厌的来敏任为太子的傅官,连刘备没好说什么,孔明更是没吭声。这说明蜀汉的尚书令有着很大权力,当皇帝属于强势的时候,尚书令的职权与录尚书事的大臣并不互相统属,而是共同向皇帝负责的。该文还将荀文若与曹操搬出来论证纯属偷换概念,曹操即汉、汉即曹操是不争的事实,整个地盘都是曹操打下来的,所有臣工都是曹操任命的,最多是走个朝命的形式罢了!诸葛亮岂能与此相提并论?无论李严刘巴都是刘备任命的,他们无须向诸葛负责!在朝庭上他们级别不同,在工作上以诸葛丞相为首以李令刘令为辅而已。按这个架构,诸葛亮是政府的牵头人,刘巴、李严都是副手,权力小一点,他们都向皇帝汇报工作,这叫制衡。但是一旦某人耍手腕夺得全权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梁冀、早期的曹爽、诸葛恪等等。如按该文所论,魏之中前期太傅群臣之首,那为何司马从太尉迁此反到形同虚设了?魏文帝临终以曹真、陈群、司马辅政,三人当时都是军职,也未闻受制于哪个“公”。如按该文所讲,何以后来的诸葛瞻以卫将军去领导廖化这样的车骑?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谁得到了皇帝的授权谁就能去总司百僚,西汉的时候,大将军霍光把丞相放在眼里了吗?因为他有顾命!甚至那个同受顾命的左将军也是真宰相!这就要讨论一下顾命的问题了,皇帝或诸侯的顾命很少交给一个人,为什么?怕专权!既然怕专权,两个或几个顾命之臣又怎会互相统属?顾命只是分个主次,便于决事,而遇事就一言堂无论如何都是对先帝遗命的不敬,这么做的权臣鲜有不在生前身后出大事的,大概只有诸葛亮是个特例。该文将官制看得很死,全然不顾当时的政治现实,是典型的教条。以吴为例,孙策死时不过杂号将军,竟然以周瑜做中护军同张昭受遗命,且不说这“中护军”授得全无体统,单说张昭如何就能排到周瑜之前,张昭统事位不过杂号将军长史,衔不过郎将,怎就能够排到尽护诸将的中护军前面去?再有,按李严那“尚书令”只一千石,比诸原任的两千石岂不亏大了?他岂不悲愤难名?更怪的是,既然刘备的顾命大臣是这么个芝麻官,那些公卿大员们岂不人人都可以把李严叫来臭训一番?刘备遗命是明明白白地写在《传》中:“先主病笃,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李严本传更是明确:“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四年,转为前将军……八年,迁骠骑将军。”这些记录表明了李严的权力本末,又何以说李严的都护是边将?拿着西汉故制套三国岂不是明明白白的乱套?那么拿霍光事套来,诸葛亮不是武职岂不就得受李严管辖了?关于司隶校尉一节,该文所论更是笑话,竟把监察百官与生杀予夺混为一谭,司隶监察可也,处置决于廷尉,所谓曹操司隶之事,缘起非常,不足为常法,那时他身为外将,以武力初掌朝政,难以骤加大位的临时措置,而且本传未见,“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夏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为大将军,封武平侯……于是以袁绍为太尉……以大将军让绍。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曹操这个司隶校尉载于《后汉书》中,而且也很快就变成了锺繇。李严的“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是实实在在的最高军事首长,他曾以这个名义在驻地下令派朝中官员晓喻南部的叛军,可见其职任的寄重。之所以不任他为什么大将军,就是为怕他膨胀太快难以制衡,他是蜀中旧人,此时川中旧人多新人少,李严级别低些,就可以让他的人“到位”晚些,有利于荆州来的刘氏政权稳定,刘备对诸葛亮说的“自取”云云也有给李严话听的意思。如果张飞还活着,这些话就不必说了,但二号还得是李严,如果董和还在就是董和了,这是对川中旧人的抚徇。该文所论州牧与刺史不等级别没错,但却犯了一个常识的笑话,说益州与巴州的州牧可分大小,这可能是笔误,巴州一旦设置,就与他州分庭抗礼,州牧何来大小之别?原文大概是想说州牧比刺史大,但愿如此吧。该文论述了满纸官职,无非是想证明李严比孔明官小,这一点没错,但若说李严是诸葛的部属就大错特错了!这两个人的关系是正副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正副与部属是两回事。比如某衙一正一副,这两人如果意见分岐,只能由上级来判断事非,正职无权直接免了副职再向上报告,而部属则不然,先免了再上报就可以了。所以诸葛李严还属于同僚的正副关系而非上下级。该文一再强调李严无这权无那权,还要“举证”云云,纯属常识错误,顾命大臣是有权于一切军政事务的,这一点无论李严还是诸葛都是一样的,不然何必“顾命”,各依职守不就行了。该文还说李严之所以先留在永安是失职,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李严初为当轴人物,根本未立,是诸葛亮耍了手腕利用这点把他边缘化了,这才是真失职吧!但是从政治斗争来讲这也无可厚非。试想,孔明为首辅,向李严提出先皇初丧,四境不安,烦令君主东、亮主西云云,李严是拿不出理由拒绝的。如果李严再阴险点,当时就提出分割五郡便于事权统一,诸葛亮也是没法拒绝的。当时东方的和约尚不稳定,南方叛乱时起,诸葛亮也不敢拒绝,但等到吴蜀关系真正转暖、南方平定,诸葛亮自然就变了脸。该文说来说去,还是没能证明出什么来,诸葛李严翻脸是蜀史一大公案,牵涉各方利益极广,该文仅在官制上大绕圈子,最后还是没能否定掉李严受顾命的事实和其权位副诸葛而凌驾诸臣的特殊身分,只是想方设法地将李严说成诸葛的部属,究其实际,还是忽视了当时的政治现实与官制由两汉到三国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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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一策,天下三分!千载以来,诸葛公之大名遂为人臣之极,然而考其军事生涯,我们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他与其老东主刘备一样,也是“多败少成”。    很多人引用毛润之对“隆中对”的评价来贬低诸葛亮,但我们忽略了一些现实的问题。且不说毛的军事才能不是诸葛可以望其相背的,即使是曹操,诸葛亮也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的军事才具比诸这些人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做为政治家与战略家,诸葛亮为刘备画策之时,刘的底牌实在可怜的很,他必须站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战略的可行性,就其先据荆襄渐规巴蜀之议来看,实为唯一的图存之策。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他比同代的策士们高出一筹,周瑜、鲁肃均与之不谋而合,甚至那个锦帆贼也是一语中的!可知这也并不是什么神乎其一人的东西。    “隆中对”并没有实现,众论纷纷,或论刘或论关或直斥诸葛无能,而当时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与各方力量的消长变化,才是“隆中对”半途而废的真正原因。    早在“隆中对”出现之前,刘表就把州治从江陵迁到了同属南郡的襄阳,其目的也与孔明不谋而合,只是刘表其人谋而无决罢了,加之东面尚有宿敌终难成事。但刘表北窥中原西图益州的野心却是昭然若揭的,我个人猜测:这一谋划很可能出自蒯越、蔡瑁等人。    不管怎样,年纪轻轻的诸葛亮的目光还是可称犀利的。这一策划有三大关键:一是全据荆益,二是东和孙权,三是天下有变。然而这毕竟只是理想中的方案,能否真正实现它还要经过现实的检验。    首先说全据荆益,赤壁战后,从荆州的襄阳到江夏一带的实际情况看来,曹操也并非一无所得。而其他部分孙刘皆有所取,特别是重镇南郡为孙权所据,“隆中对”一起步就走了样,虽然史书语焉不详,但后来刘备“借”到了南郡却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地四战势不可久,如果不是刘璋糊涂,刘备诸葛之徒仍是一筹莫展。    比及刘备入川,在法正的辅翼之下夺取汉中,终于第一次亲自战胜了曹操,使自己总算有了足以安枕的地方,这时他的目光又投向了上庸。    汉制,上庸诸县本属汉中郡(后来设郡本末,这里不再赘述),但残汉以来,大姓盘踞籍险自保,朝庭州郡皆不可制。虽然刘备遣将派兵,还是没能真正控制这里,申氏兄弟虽然竖了白旗,但其岩阻犹保、部曲仍在,反而是刘备丧失了动武的借口,只好吞下这颗“生果”。    孟达入上庸以督三郡并不是简单的派遣,孟达在蜀中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无论文武两途,他的影响皆不可小视,把他派出去,一是把他从政治中心边缘化,再就是借助其名望和部曲钳制申氏,这对孟达而言未始不是好事,因为他的手中从此有了一张好牌。    刘备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又派去了刘封,最终关羽之败使这一微妙的局面暴发了一场动荡,究其原因,就是孟达根本不想看到关的成功,这么一来,他手中的牌就大大失色了,同时作为拥有决策权的刘封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决不敢坐视,这已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上庸三郡入魏,对魏而言也是一枚“生果”,除了政治上有文章可作以外,基本上一无所获,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是后来的司马懿抓住机会来了个一劳永逸。    上庸的丢失使荆益的通道就只剩下了三峡。而此前,刘备两次调兵使关羽只能收缩兵力,致使孙吴割走半壁,关羽的生存实已进退维谷,所以他极其渴望打通与上庸的通道,但由于襄阳特殊的战略地位,终至引发了吴魏两大集团并力谋羽的局面。到此,所谓“隆中对”早已是没有丝毫可能了。    其次,“隆中对”的又一关键“东和孙权”才是“隆中对”真正的软肋!以仲谋之雄又怎会去做曹刘争雄天下的附庸?周瑜、鲁肃、甘宁之辈早就盯着荆州,而且他们的胃口比诸葛亮还大,他们是要“竟长江所极”以窥天下!就当时天下以极孙权的本钱而言,他们的战略是根本上要先南后北的!这一战略的可行性犹在“隆中对”之上。    孙刘之盟势所必然,日后相相互砍杀还是势所必然,无论是指责孔明、刘备,还是痛骂关羽都是书生腐儒之见。前有刘备入川孙权乘虚夺地,后也就必然有图谋关羽的动作,孙权无论如何都不会容忍卧榻之旁蹲着一头猛虎的,在他的眼里,三郡的关羽比诸全盛的刘表还要可怕,更何况此人的军队正在日渐强大。   “隆中对”在此处的失策就是没能认真地考虑拿什么去东和孙权,在曹操大兵压境之时,免不得信誓旦旦,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必然会在利益分配上发生矛盾,这就看谁能抓住机会了。    从关羽的角度讲,局促南郡诸地,不图振作,两面受压,败也必然,但是他的力量增长越快,孙权就越不能容忍,关羽的错不是怎样对待孙权的求婚,而是对通盘战略的考虑显有不足。    第三,“隆中对”的重要条件在上述两条实现之后是“天下有变”,由于上述两条的流产,即使是“天下有变”,这“隆中对”也早成了空文。    诸葛亮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对刘备东征所持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此时蜀汉需要的是战略调整,刘备应当及时地逐步修复与孙权的关系,只可惜刘备的赌徒心态与关羽那巨大阴影使这些统统都成了泡沫,而诸葛亮在决策圈的影响力尚不及当初的庞统、法正,所以在此处不应对他太过苛求。    有人说诸葛用兵不及刘备,这一点我实不敢苟同,刘备徒拥猛将而不能立足实非良帅,而庞统法正参幕则西川汉中则尽入掌股。而诸葛连年动众威凌上国,又岂是刘备可以并论!    诸葛此后的数出汉中,实为不得已而为之,蜀之僻,不自振作实难自存,其治军之能一时无两也是生前身后为众所称道的。    但就此将诸葛亮过于夸大也是盲目的,这无非是久有的偏刘心理在作怪!特别是史上一些书生以诸葛连年耀武而司马不交一兵引为葛强马弱佐证更是偏颇,兵者诡道,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才是用兵之道,司马以魏之国力在西部用兵尚守,不仅敛锋疲敌,同时东南未靖蜀无乱政,战机未显,而蜀军远来利在速战,避其锐而堕其军使其空耗国力,明明是上策,却被无知鼠辈说成怯战,诚属可笑。观司马征辽东破上庸,何曾怯战?对手不同方法各异而已。特别是破孟达一战,司马借机削剥申氏使魏之政令从此宣于汉中之东,可说是功在曹氏。而反观诸葛只为恶达之为人兼惧其在蜀中的潜在影响,故露军机诚属不智。即使孟达首鼠两端,但此三郡蜀魏之缓冲,归则为藩篱否则为唇齿,无论如何都是蜀无损而魏有不安,这一回合,诸葛则纯属失计。    至于数出祁山,其实首次是最好的时机,魏延建白虽说太险,但成功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以蜀之力,想要切割曹魏非用奇不可,但诸葛鞠躬尽瘁之人断不敢用此。有趣的是他第二次举兵却想到了直下关中,看来魏延的观点在他心里不无影响,但曹真早已将关中的防务重新部署,对诸葛的行动更是料其机先。所以说陈寿的评价还是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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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好东西,好到下圣人一等!魏之徐邈以“中圣人”论之,真是搔到了痒处。金庸曾在小说里把酒水酒具说了个够,却没谈及喝酒的妙处,方诸徐公还是皮相之论。酒是要喝的,只有喝到肚子才会明白其中的妙处。而且饮酒要从动其兴、观其色、察其质、闻其香到品其味、润其喉、暖其腹、慰其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微妙的物理过程。人又偏偏是一件有物理性能的化学制品,新陈代谢这种事本来跟酒是没关系的,可不知是哪位圣贤(有人说是杜康)发明了这玩意儿,人这个东西才真正有了灵性、有了思想,乃至有了今天的一切!我坚信这一点。是酒激发了七情六欲,让我们从忙于繁殖的动物逐步成为追求创造的人类。是酒挥洒着人的才华、鼓舞着人的精神,我们今天的精神财富都是酒的精魂!有人说:酒喝多了一可乱性二可误事。那能怪酒吗?“酒不醉人人自醉”而已,而已而已。喝酒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文明,当然也是一门学问。酒之质、色、香、器固为重要,但喝酒时的心态、喝酒时的物质与人文环境也得好好讲究一番。一者,当新春之际,瑞雪新铺、梅花满院,聚三五佳客临轩把盏。应时肴馔择其上品、饮食之器务求精雅,酒要选醇而不烈、浓而不劲者。而且要窗明几净,陈设有致。这个时候诗自然不可少,还要有一绝色佳人即席而歌,一貌古之老者或琴或萧,三两妙龄慧黠诗婢穿梭把盏,酒至微熏可也,人生之乐何如哉?座客建议:周瑜、曹丕。二者,春风醉软,满目飞红,驾鹿车、挟名妓作东山之游。从者蔼然老仆收拾酒食,器皿求其质地古雅而绝其繁琐之饰,十岁琴童抱囊而立,婢仆数人列于其后,诸友纷纷皆如此类。所饮之酒不拘一品,但须极品佳酿可也,所食皆平常各自之爱。席间丝竹歌管、吟啸流觞,薄醉而归,自然一时之韵事。座客建议:曹植、陈琳。三者,浓荫蔽天,蝉声响躁,茅轩瓦舍之旁、豆棚瓜架之下,老友相对,闲话平生。酒为村酿,菜出家园,山妻手烹,稚子端盘。黄犬吠于柴门,鸡声鸣于墙外。半醉之时,推杯而起,清风习习中踏月而归,别是一番滋味。座客建议:司马徽、管辂。四者,茫茫烟水,云天寥阔,一苇飘摇,或与餐霞鸥鹭,或同戏月豚鱼。浊酒一坛、鱼鲜数味,抱膝好友一二。笠翁煮酒于船尾,琶女运指于仓前。既可以效乐天于浔阳,亦足能仿东坡于钟山,明月中天,梦入黄粱。间或自驾扁舟,临汤汤万顷,且酒且钓,也堪称乐事。座客建议:嵇康、阮籍。五者,风雨如磐,寒斋独坐,四壁萧然,胸中郁郁。劣酒一壶,花生几粒,或俯仰歌哭,或起坐绕走,终至颓然倒地,狼籍满室,愁之为愁,岂酒能浇!座客建议:李严、廖立。六者,巍巍庙堂,文武列座,一樽之间,言辞守正,一箸之际,举动合仪,雅乐明堂,持心忠烈,食不必奢,酒无须醉,但求忠言侃侃,布义天下,酒之盛德,无以复加焉!座客建议:荀文若、诸葛亮。七者,罡风烈烈,大雪弓刀,将十万众夜屯塞上,千军茄鼓,万帐风灯。中军帐外,焰火烛天,三五百将校呼卢割炙,一二千健勇相仆飞拳,酒须新烧烈火,肉须千百牛羊。径尺之碗,一饮必空,整肩之肉,刀犹带血。舞则长枪大戟,醉则雷震酣然!座客建议:张飞、典韦。八者,或宴乐公府,或酬酢深园,侍臣屏息于丈外,甲士柱戟于廊边,席列八珍,酒供清冽,指点江山,睥睨千古,一言关天下之机,片语明四海之势,惺惺心照,席终半酣。座客建议:曹操、刘备。九者,诸部拱列,众将环拥,高踞上位,饮啖自如,一顾之间,众皆朗朗颂德,一盼之际,人皆懔懔惊心。长笑掀髯,话生平之快意,举杯游目,观满座之欢颜。英雄爱酒诚当如是!座客建议:关羽、魏延。十者,金阶玉壁,酒池肉林,八佾之舞,九鼎之食。拥众美,列群姬,乐不分雅郑,色不辨朱紫,兴之所至,无所不为。人生能得如此之乐,虽一日何妨!座客建议:刘禅、孙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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